首页 > 传记文学 > 潘季驯评传 > 二、大运河在明代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为什么明代治河一定要和保漕活动纠缠在一起？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对这个问题的了解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明代治河事业和潘季驯有关思想的评价。
在中国古代社会，兴办大规模的水利工程从来是封建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能。因此水利专家所获得的每一项成就，都与社会的基本经济生活和封建国家的基本利益密切相关。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制约着他们的一定环境中，是在既有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的，在这些现实关系中，尽管其它的条件--政治的和思想的--对经济条件有很大的影响，但经济条件归根到底还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②
（一）大运河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重心与政治中心分离的必然产物
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中国古代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一个时间和空间过程的考察，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古代经济区域的重心地带，是随着历史时代的变迁，有规律地从西向东，再由北到南迁移的。古代经济区域（农业生产区）具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它有比较发达的农业及其水利构成的物质基础，足以支撑这个封闭的地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甚至还有余力支援其他地区；第二，自然环境的优劣对经济区域的形成影响很大，但利用和开发这个自然环境及其程度，却取决于人。因此，一定人口的比重和构成，是形成古代封建社会基本经济区域的另一项重要的因素。如果以封建王朝稳态的大一统时期作为确定古代经济区形成的历史背景，我们就会看到，在中国封建社会初期的秦汉时代，以黄河中游的泾水、渭水、汾水流域和黄河下游地区为其基本经济区域。而到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兴的隋唐时期，则经济区域的重心地带开始南移；到了两宋时期，以大湖为中心的长江下游地区开始取得基本经济区的地位。进入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时代，除了大湖地区之外，长江中游的"两湖一原"地区（江西的鄱阳湖地区、湖南的洞庭湖地区和湖北的江汉平原地区）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稳定的基本经济区域也开始成熟，并且在空间上继续向南方的沿海地区不断延伸扩展。
与此同时，封建社会的政治统治中心却表现出由西向东，再向北方迁移的发展过程。例如，从秦统一全国到西汉，是以陕西关中的长安地区为封建王朝的政治中心。东汉开始，政治中心迁移到洛阳地区。隋唐时代，其政治中心仍在长安及洛阳之间。北宋建都，是在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元、明、清三代以后，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中心便稳定而持久地停留在举世闻名的北京了。
人们把这一奇特的社会历史现象称之为中国封建社会政治中心和经济重心的"南北分离"。造成这一分离和推移现象的历史因素十分复杂，这里不可能专门去分析它。但是十分明显，正是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中这种政治统治中心与经济区域重心的分离，使得开辟运河交通线具有了生命攸关的意义。特别是元代以后，历代的国都均建在华北大平原顶端的北京，而"漕粮"供应又主要取之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相距数千里的南方与北方之间又没有南北向的自然水道，只有东西向的几条大河横贯中原，并流入海。这样，在路运和海运都不发达的情况下，要加强北方和南方的联系，只有依靠开凿南北大运河以沟通江、淮、河、济四条大河的途径来解决。
（二）运河交通是封建社会特定生产力水平的必然产物
封建社会经济重心和政治中心的分离趋势，要求交通运输线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封建社会生产力的特定水平又严格规定了这个时代的交通运输只能以水路交通为主。我们仅以处在封建社会晚期的明代交通为例。明代的交通运输，主要分陆路、河运和海运三种。对于陆上运输的效率，明代学者为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记录。如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一书中就对"车"的运载量作了详细说明：造车：凡骡车之制，有四轮者，有双轮者，??凡四**车，量可载五十石。??凡大车行程，遇河而止，遇山亦止，遇曲径小道亦止。??又北方独辕车，人推其后，驴曳其前，??此车北上长安、济宁，径达帝京。不载人者，载货约四五石而止。??其南方独轮推车，则一人之力是视，容载二石，遇坎而止，最远者达四百里而已。
与陆上交通工具的效率相对比，我们再看看水上交通运输工具的效率："漕舫：凡京师，为军民集区，万国水运以供储，漕舫所由兴也。??粮舡初制，底长五丈二尺，其板厚二寸，两厢共阔七尺六寸，??载米可近二千石。
后运军造者，私增身长二丈，首尾阔二尺余，其量可受三千石。"②其它类型漕船的运载量也大都在500 石以上。至于海上交通运输，虽然明代造船技术已相当发达，也不乏海上航行的经验，但由于海上漕运损失率极高，"岁溺不止10 万，"③再加上明代中叶以后倭寇在沿海地区的长期骚扰，迫使明代历届政府均实行"禁海"政策，故虽然历年均有人倡导并试行之，但均未形成明代交通运输的主流。
因此，在排除了海上交通运输停滞的不正常因素后，我们只要对陆上运输工具的效率与运河水上交通运输工具的效率稍加对比，就会明白，在具备了天然或人工水道的地区，无论从运输工具的种类、运量、效率方面来讲，水上运输都比陆上运输优越得多。显然，这是决定明代封建社会沟通南北的主要交通线必须依靠大运河的重要客观依据。
（三）大运河是明代封建王朝赖以维持的生命线
在自给自足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劳动产品主要用于生产者自己消费。全国性的主要商品市场尚未形成。因此封建王朝的消费就不可能从商品市场上通过交换关系获得满足。它通常是通过强制征收封建地租--赋税的形式，利用残酷剥削农民的办法，来为自己提供剩余产品。封建王朝为了维持它的各级官吏机构和庞大的常备军队，并满足皇帝和宫廷靡费的需要，就必须把它在全国范围内所征收的赋税加以转输，运到作为政治统治中心的京师。而漕运实际上就是赋税的一种主要转输方式。由于明代基本经济区域与封建王朝统治中心南北分离的状况，依靠大运河的漕运就具有了头等重要的意义。
第一，是漕粮。粮食为河运物资之大项，历史上人们称运河为"漕河"，称运船为"漕船"，称运河运输为"漕运"，提起大运河对封建王朝的重要①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中，车：舟。
②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卷中，车：舟。
③ 见《明史·河渠四》。其实，运河漕粮的损失率要比海上漕运的损失率高得多。但是海上漕运造成的船只和人员损失却比内河漕运严重得多。这也许是许多人反对海运的一个重要原因。
性，必讲"岁运漕粮四百万石。"可见在封建时代粮食运输的重要性是不可动摇的。《续文献通考》中指出："（明）宪宗成化七年八月，定运粮京师额四百万石，自后以为常。"其中，"定北粮七十五万五千六百石，南粮三百二十四万四千四百石。"①以上是漕运正粮，实际上所运漕额远远大于正粮数。按明制：漕粮兑运有耗米，每石正粮随船给运耗米四斗，②则400 万石漕粮的耗米就是130 万石，几乎等于正额漕粮的1/3。所以"除例折外，每年实通正耗粮518.97 万石。"③由于江南各省，特别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在整个封建国家的漕粮中所占比例举足轻重，因此保证江南漕粮的安全北运，就成为明代历届政府关心的头等大事。
第二，是漕银。漕银的主要部分是金花银。明初只征漕粮本色，至英宗正统元年始折征金花银，以后"岁以百万为额，尽解内承运库，不复送南京。"④漕银中的另一大项是盐课银。盐课也是封建王朝的主要经济来源。盐政之好坏，上关国库收入，边储虚赢，下关民生相食，与社会动乱紧密相关。明代盐法是官府专卖，行"开中法"，即令商人输粮于"九边"，给以盐引，赴场支盐，许其贩运，谓之开中。据《明实录》载：嘉靖三十一年，盐课盐为167 万余引（每引2oo 斤），盐课银110.3 万余两；嘉靖四十一年，盐课盐202.2 万余引，盐课银132.3 万余两。其它漕银项目不计其数。⑤以上诸项，均入京师太仓，"太仓银库者，受天下麦米诸折色与盐饷诸银之所委输，以备内供，以给官府，以馈边饷，又以充百用者也。"①第三，运河交通本身也给明王朝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因为运河交通的发展不仅满足了封建统治者的需要，而且也为民间日益繁荣的商品贸易的发展提供了方便的通道。特别是明代嘉靖以后，随着社会分工的逐步扩大和城市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各地有大量的商品需要运销全国各地，而大运河的畅通就为促进南北交通，活跃商品经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联络通道作用。因此，"南北商贾争赴。"面对这种"东南西北之人贸易辐辏"的繁荣运输局面，明朝封建政府岂能坐视，他们在运河沿岸广设钞关，征收商税，聚敛了不小的一笔财富。如据《江南通志》中记载：嘉靖"四十五年，题准税淮安府过坝米、麦、杂粮，每石征银一厘。"②又据万历三十年户部赵世卿称："臣莅事以来，备查崇文门、河西务、临清、九江、浒墅、扬州、北新、淮安等钞关会计录载原额，每年本折约共该银三十三万五千五百余两。又于万历二十五年摊增银八万二千两，此定例也。"③第四，供皇家内府专用的奢侈品也大多须由江南运来。终有明一代，京师的营造、织造年年不绝，采木、陶瓷、工匠造作以万万计，贡品更是越贡越多。毫无疑问，这些贡品都必须通过南北大运河的交通运输才能到达京师。
如嘉靖二十六年，上遣工部侍郎刘伯跃"采（木）于川、湖、贵州，湖广一① 《续文献通考》卷三一，国用二。
② 《续文献通考》卷三一，国用二。
③ 《行水金鉴》卷二七五。
④ 《明史·食货三》。
⑤ [明]张萱：《西园见闻录》卷三四，转引自《明史考证》第二册，第661 页。
① 《明神宗实录》卷三三四，中华书局影印本。
② 《江南通志》卷七九，关税。
③ [明]赵世卿：《关税亏减疏》，见《明经世文编》卷四一一。
省费至三百三十九万余两。??滨河州县尤苦之。万历中，三殿工兴，采楠杉诸木于湖广、四川、贵州.费银九百三十余万两。"①这些建造宫殿用的大木，除顺长江而下，经瓜（洲）仪（征）入口大运河外，别无通途以达京师。
以上材料充分说明，京杭大运河对于明代的封建统治者来讲，确实是一条性命攸关的生命线。只有确保了这条生命线的畅通，明代的统治者才能牢牢控制江南的基本经济区域，使大一统的封建王朝保持稳固的经济基础。可以说大运河与封建经济生活的这种密切关系，是导致明代治河事业与保漕活动长期纠葛、不能分治的基本经济因素。
① 《明史·食货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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