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潘季驯评传 > 第三章治河背景 一、黄、淮、运河合流的自然历史和明代治河政策的嬗变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①"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②这个基本观点同样适用于我们对潘季驯事迹的评价。
自从金朝章宗明昌五年（1194 年）黄河在河南阳武大决开始南流夺淮，①到清朝咸丰五年（公元1855 年）河南铜瓦厢决口为止，前后共计有600 余年。从地理学的角度来看，黄河南流，破坏了淮河流域地区内稳定的自然水系，迫使山东的位、泗诸水系和安徽、江苏的颖、涡、睢、淮诸水系都成为它的支流。
自从金、元到明朝嘉靖时期的300 多年间，黄河的主流是极不稳定的，它在以郑州附近为顶点，北至山东东平州，南到安徽颖州的扇面形广大地域里，或决或塞，南北游荡，变居不定，给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参见图示3-1）。②明初，太祖朱元璋建都南京。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决定把国都迁往北京。为了调运江南粮食供给京师和北部边防驻军，明永乐九年（公元1411 年）命工部尚书宋礼等重修会通河，沟通了从江南到北京的水上交通线。从此，南北大运河就成为明清两代封建王朝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命脉，维持大运河的漕运也就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社会政治问题。
由于黄河基本上是西东方向行流，而大运河则是南北方向通运，黄、运交叉成为无法避免的格局，因此黄河就与大运河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明代永乐朝以后的200 多年间，封建政府的治河均是以保漕为出发点的。这是明代治河不同于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一大特点。
明代黄河绝大部分时间是夺淮入海。黄河在上游河南、山东、安徽境内多支分流以后，在江苏淮阴附近的清口与淮水同汇为一河，经云梯关奔流入海。清口原是泗水注淮的水口。此时变成黄淮交汇之口，亦即洪泽湖的出口。
洪泽湖承迎淮河的来水，既要接济运河用水，又要拦蓄到相当高程，以抵御黄河泥水倒灌，并用洪泽湖的清水冲刷黄河泥沙。所以在明代中叶，清口地区的治理，便成为解决黄、淮、运三河关系的关键一环。
对于黄、淮、运三河的关系，清代水利家郭起元有一段比较概括的描述："洪泽湖，汉为富陵，隋为洪泽渠，宋为陈公塘。自元以来，淮流胥汇于是，并阜陵、泥墩、万家诸湖而成为一，统明洪泽湖。盖当黄、运之冲，而承全淮之委者也。淮合诸水汇储于湖，出清口以会黄。清口迤上为运，湖又分流入运河以通漕。（淮）向东三分济运，七分御黄，而黄挟万里奔腾之势，其力是遏淮，淮水少弱，浊流即内灌入运，必淮常储其有余而后畅出清口，御黄有力，斯无倒灌之虞。故病淮并以病运者莫如黄，而御黄即以利运者莫如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512 页。
② 《列宁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第150 页。
① 关于黄河南流夺淮的准确年代，学术界有不同看法。明人潘季驯认为是宋神宗十年（公元1077 年）；黄河水利委员会的《黄河水利史述要》中认为是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 年）；这里采用大多数人所认可的主明昌五年（公元1194 年）的说法。
② 黄河流路图引自黄河水利委员会主编的《黄河水利史述要》，水利电力出版社出版，第242 页。
淮。淮、黄、运尤以治淮为先也。"①由于黄、淮、运合流所呈现的十分复杂关系，治河保运又必须同时考虑导淮的因素，这是明代后期治河的又一大特点。
黄河南流以后的多支分流局面，除了其固有的自然地理原因和多沙易决特性外，明代中叶以前治河政策的偏向也是促成黄河游荡的重要因素。就明代而言，从明初起，到嘉靖年间，治河者多采用北岸筑堤、南岸分流，以保证漕运畅通为主的政策。明代最早主张分流的人是宋濂，他在《治河议》中指出，在黄河激流怒涛的情况下，治黄的关键问题在于"分其流"，流分则"势自平"，流不分则"其势益横"。但宋濂写《治河议》时，大运河还未修复，漕运还未成为重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故他主张将黄河水"南北分流"，多支泄洪。他说："以数千里湍悍难制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势，万万无此理也。??其若浚入旧淮河，使其水南流复于故道，然后导入新济河，分其半水，使之北流似杀其力，则河之患可平矣。"②但明永乐九年以后会通河开浚，漕运问题日益重要，再分河北流，常常会冲毁运道，阻断漕运，因此北岸筑堤、南岸分流就成为主要的分流政策了。
如弘治年间（1493 年）巡按河南御史涂升说："今京师专籍会通河漕岁粟数百万石，河决而北，则大为漕忧。"因此他提议"杀水势于东南，必须筑堤于西北，??排障百川悉归东南，由淮入海，则张秋无患，而漕河可保矣。"①嘉靖年间担任总理河道都察院御史的刘天和在向朝廷献策时也说："臣等以为，黄河之当防者，惟以北岸为重。"他因此十分赞赏睢人蔡石冈的这么一段话："黄河南纵，国家之福，运道之利也。当冲郡邑，作堤障之，不坏城郭已矣；被灾军民，免其租役，不致流徙已矣。"②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明代嘉靖以前的几次治河活动都把"分疏之法"作为决策的主要内容。
如明代景泰年间的徐有贞治沙湾决河，就是如此。明景泰三年（1452年），黄河冲决沙湾运道北岸："掣运河水入盐河，漕舟尽阻。"上派徐有贞主持治理。徐有贞经过勘查后，提出了治理沙湾决河的三策：第一，仿照汉代王景之法，设水门以调节运河水量。他说："世之言治水者虽多，然于沙湾，独乐浪王景所述之水门之法可取。"实际上是一种分疏减水的措施。
第二，开分水河以分杀黄河水势。他认为："凡水势大者宜分，小者宜合。
分以去其害，台以取其利。今黄河之势大，故恒冲决；运河之势下，故恒淤浅，必分黄河水合运河，则可去其害而取其利。"第三，就是深挑运河。徐有贞最后在总结他的基本治河思想时说："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有所节，且有所宜，用平水道。由是水害以除，水利以兴。"①明代弘治年间的白昂治河也是一样。明弘治二年（1489 年）黄河在开封附近决口，向北冲入张秋运河。朝廷派白昂治之。白昂在分析了"河流南北① ［清］郭起元：《介石堂水鉴》卷二，洪泽湖。
② ［明］宋濂：《宋学士文集》卷二，参见《明经世文编》卷二。
① 《明史·河渠一》。
② [明］刘天和：《问水集》卷二。
① [明]徐有贞：《敕修河道工完之碑》，徐有贞的治河三策另见《言沙湾治河三策疏》。这两篇文章均载《明经世文编》卷三七。
分行大势"以后，提出了他的治理方针，就是在南岸"合颖、涡二水入淮者，各有滩碛，水脉颇微，宜疏浚以杀河势。"而于北流，则"筑堤为岸，以卫张秋。"这就是著名的"北堵南分"方略，即"南北分治，而东南则以疏为主。"②但是白昂按此方略治河后不到二年，黄河又决开封金龙口，再次分数道犯张秋运河。于是弘治六年（1493 年）上再派刘大夏治之。刘大夏上任后，完全继承了白昂的思想，"修整前项堤防，筑塞东北注河口，尽将河流疏导南去，使下徐、邳，由淮入海。"为此，他在组织人力堵塞张秋运河决口、整治河道的同时，在黄河北岸筑大行大堤500 余里，在黄河南岸疏浚四条支河，分道入淮。③到了嘉靖十三年（1544 年）刘天和奉命治河，仍然坚持的是白昂、刘大夏等人的"北堵南分"方略。刘天和认为："黄河之当防者惟北岸为重。当择其去河远者，大堤、中堤各一道，修补完筑，使北岸七八百里间联属高厚。"④目的当然是为了保护运河不被冲毁。而对于黄河南岸，则仍然采取分疏之法，使河水分支入淮。
明代中叶以前北堵南流、分疏治河思想的形成，除了封建王朝的保漕需要之外，治河者对于黄河河性，特别是对多泥沙特性缺乏清醒的认识，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主观原因。如前面所介绍的几位著名治河者，他们几乎都是江南人氏，从事治河活动的时间又都比较短，因此很难一下子抓住黄河的"河性"。他们往往都是根据对南方河流特性的片面认识来指导治河的，这样就难免要选择分疏河流的办法了。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徐有贞用"一孔壶"与"五孔壶"同时泄水的示范。徐有贞主张开分水河，有人表示反对，廷臣议而不决，于是派人去徐有贞家当面询问主张治水的根据。"使者至，徐出示二壶，一窍、五窍者各一。注而泻之，则五窍者先涸。使归而议决。"①徐有贞的这个简单试验代表了当时主张"分流"的人的基本思想。据说白昂亲耳听见此事，所以也下决心采取了多支分流的办法。紧接着刘大夏也采纳了这个办法。但是显而易见，徐有贞的试验和分流者的观点都仅仅是对治水而言，却完全忽视了黄河多泥沙的特性。所以概括而言，分流论者只顾黄河北岸运河安全，不管黄河南岸人民危殆；只知"分则事小，合则事大"，却忽视了黄河多沙的特点。由于黄河多沙，水分则势弱，必然导致泥沙沉积，促使河道淤塞。因此明代前期200 年间向南分流的结果，不但没有平息河患，反而造成此冲彼淤，更加剧了黄河的迁徙游荡。
而且向黄河南岸大量分流的结果，不但使淮河中游地区的广大人民蒙受其难，它也直接威胁到朱明王朝的寿春王陵和泗州祖陵的安全。同时向南岸的过度分流，也使山东会通河出口处至清口的五百里河道水源大大减少，同样不利于大运河的运输。如嘉靖元年章拯言："荥泽北孙家渡，兰阳北赵皮寨，皆可引水南流。但二河通涡，东入淮，又东至凤阳长淮卫，经寿春玉诸园寝，为患叵测。"①嘉靖四十四年朱衡言："河出境山以北（在徐州以北40 余里处），则闸河淤；出徐州以南，则二洪涸；惟出境山至小浮桥40 余② 见《明吏·河渠一》。
③ 见[明]刘大夏：《议疏黄河筑决口状》，事迹见《明史·河渠一》。
④ [明]刘键：《黄陵岗塞河工完之碑》，见《明经世文编》卷五三。
① [明]李东阳：《宿州符离桥月河记》，见《明经世文编》卷五四。
① 见《明史·河渠一》。
里间，乃两利而无害。"②于是，在坚持分流政策的前提下，治河者们又开始在黄河南岸的部分地段也筑起了堤防。
这样，黄河多沙易决的自然特性，再加上人为因素的参与，就造成了河流运动的如下变化趋向：由于河南境内的北岸堤防已经大致形成，随后南岸也逐步筑起了堤防，再加上分流黄河的淮系部分水道多被泥沙淤塞，就使明代中叶的河患由河南境内逐步推移至山东和南直隶（今安徽和江苏）境内。
到正德、嘉靖年间，黄河在归德以下，徐州以上的范围内，仍然此冲彼淤，呈多道分流入运之势。这种黄水弥漫的混乱局面在嘉靖后期达到了顶峰。嘉靖三十七年（1558 年），黄河在山东曹县新集决口，分流达11 支之多，使曹县新集至徐州小浮桥故道250 余里全部淤塞。此后，"河忽东忽西，蘼有定向。"③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黄河决沛县，"上下200 余里俱淤，全河逆流，自沙河至徐州以北，至曹县棠林集以下，北分两支：南流者绕沛县戚山杨家集，入秦沟至徐；北流者绕丰县华山东北由三教堂出飞云桥。又分而为13 支，或横绝，或逆流入漕河，至湖陵城口，散漫湖坡，达于徐州，浩渺无际，而河变极矣。"①可见，明代前期的分流政策不仅没有带来黄河的安定，反而使黄河的灾害更加严重，游荡更加频繁。正是由于分流无效，河患愈烈，才迫使人们重新认识黄河的河性，去探索新的治河方略。也正是在这种自然历史背景下，治河家潘季驯提出了他的"筑堤束水、借水攻沙"的合流观点。
② 见《明史·河渠一》。
③ 见《明史·河渠一》。
① 见《明史·河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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