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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季驯评传》序

  伟大的黄河,像一条狂放不羁的巨龙,千百年来横卧在祖国中部辽阔的大地上。它出昆仑,绕积石,穿峡谷,跃龙门,跨平原,滚滚东流,一泻万里,塑造了祖国壮丽的山川,抚育了中华民族的成长,成为中华文明形成的摇篮。

  黄河是我国的第二条大河。虽然它不是我国最长的河流,也不是径流量最大的河流,但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评价,它在我国河流中却具有首要的地位。

  它一方面是我们民族文化的摇篮,而另一方面,黄河又以善淤、善决、善徙闻名。黄河的巨大含沙量在世界上无出其右,它无疑也是全世界变迁最大的河流。据文献资料记载,在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约3000 年间,黄河下游决口泛滥约有1500 余次,较大的改道有二三十次,其中有6 次重大的改道,其洪水遍及范围,北到海河,南达淮河,有时还越淮而南,波及苏北地区,纵横25 万平方公里。因此,黄河又是一条举世闻名的害河。

  为了驯服黄河,造福于人民,早在4000 多年前的原始社会末期,我们的祖先就开始了与黄河水旱灾害的斗争,并在防洪,灌溉,航运等方面都获得了重要的成就。与此相适应,古往今来,各方面的仁人志士,从不同角度提出过许多著名的治河方略和主张,涌现出一大批知名的科学家和著名治河人物。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我们的前人并未能扭转黄河危害的历史,但他们所提出的治河思想和在治河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光辉业绩,却是永远不能磨灭的。本书所介绍的潘季驯,就是他们当中的一个杰出代表。

  潘季驯(1521-1595 年),字时良,号印川,浙江省湖州府乌程县人(今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县),明朝嘉靖二十九年进士,曾历任江西、广东等地官职。从嘉靖四十四年冬(1565 年)开始,经隆庆到万历(1592 年)止,他奉三朝简命,先后四次出任总理河道都御史,为我国古代的治河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治河实践中,潘季驯辩证地处理了黄、淮、运河三者的关系,优先对黄河采取了坚筑堤防、稳定河床的治理措施,不仅保证了南北大运河的畅通,而且使北宋以来黄河多支分流、不停游荡的局面基本上得到控制,近200 年没有发生改道。在治河理论上,他全面总结了历史上的治水经验,系统地提出了以"筑堤束水、借水攻沙"为核心内容的治河思想,把治理多泥沙河流的措施由单纯治水转移到水流、泥沙二者并治的轨道上,对300 多年来治理黄河的活动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于这样一位对中国古代治河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水利专家,理应予以历史的肯定。

  自潘季驯去世400 年来,人们对他的评价之词纷纷扬扬,不计其数,总的趋势是充分肯定他在治河史上的贡献,承认他是一位杰出的水利专家。但是说他是一位"思想家",并且要从思想史的角度给他写评传,可能就要引起人们的一些非认。因为"思想家"通常是指在社会发展的某一历史时代对创建思想体系、揭示认识和思维发展规律作出过突出贡献的专家或学者。潘季驯属于这样的人物吗?笔者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我们所讲的思想体系和认识规律并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体系,它实际上总要来源于某个具体的生活实践领域,表达人们对于该领域内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掌握的程度。而且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因此笔者十分赞同著名理论家匡亚明教授的观点:"纵观历史,凡在文、史、哲、经、教、兵、农、工、医等各学科领域中有突出成就的代表人物,无不是在该领域中能掌握其特有发展规律的思想家。"这其中当然也应当包括水利事业方面的专家。正是基于这个理由,水利专家潘季驯被荣幸地纳入了《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传主行列。

  笔者认为,匡亚明教授对于中国文化史上"思想家"含义的界定,不仅扭转了长期以来人们的狭隘理解,而且极大地开拓了思想史研究的新领域,极大地丰富了中国思想文化历史研究的内容。仅以中国水利思想史的研究为例,纵观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人类防洪、台河、灌溉、航运,从事水利活动的思想和实践,就在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发展的历史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早在远古时期,我们中华民族由野蛮时代进入到文明社会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大禹治水"。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几千年漫长历史中,伴随着人类的农耕生产、围土定居、划土封疆,人们每时每刻都在同制约着自己生存的水资源环境进行着顽强的斗争。这样,天长日久,就从中涌现出无数个可歌可泣的治水人物,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治水思想和水利文化。因此我们看到,在记录封建社会漫长历史的官编史籍《二十五史》中,每一部正史都记载了大量的治水活动、治水思想和治水人物,其中《史记》中有专门的《河渠书》,《汉书》中有专志《沟洫志》,宋、金、元、明、清等正史中也都有《河渠志》,再加上有关的水利专著如河道史、地区水利史、渠塘史,闸坝史,水利总集如《行水金鉴》、《续行水金鉴》、《再续行水金鉴》等,还有其它方面的大量治河专著、水利图说等。据有关专家统计,这方面与水利活动直接相关的水利典籍,总字数可达一亿字以上,所以说这里也是一座巨大的科学文化宝库。可惜的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于这座巨大文化宝库的挖掘和研究甚少,思想界、文化界对于这个领域的注意也不够,以至于谈起中国古代科学史上的成就和人物、人们很少会想得起水利活动方面的成就和代表人物,更毋论他们在思想上的贡献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严重的缺憾。

  正是基于这种情况,笔者近些年来着重进行了中国水利思想史方面的研究,并以明代潘季驯的治河思想为突破口,探讨中国水利史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关系。把潘季驯所代表的治河理论看作中华民族理论思维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逻辑环节,从中抽象出他们立足于具体治河理论基础之上的一般思维模式,以试图揭示中国传统科学思维方法所独具的特色,为今天的水利事业和思想文化事业服务。《潘季驯评传》就是这项研究的一个成果。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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