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 星期六凌晨。
寒夜。上海的隆冬。
窗外，凄清的月色，亮在寂寞的夜空中。
窗内，无眠的我，孤独在守岁的枯坐里。
没有任何的陪伴，只有我一个人，独自送走旧年，迎来新年。在这安静的没有一丝生气的黑夜里，我想守住的仅仅是从我们身畔悄然流逝的岁月。
零点。一个最特殊的时刻。它既属于前一夜，又属于后一夜。它既不属于前一夜，又不属于后一夜。
尴尬如我。
阳光下的我，是别人眼中灿烂的辉煌。一个23岁就出名，27岁得全国大奖，29岁得国际大奖，32岁获“世界十大影星”称号的命运的宠儿。
月色中的我，是自己心里空洞的失落。一个从小遭人白眼的右派的女儿，一个10岁父亲就自杀的小姑娘，一个24岁结婚、32岁离婚的独身女子。
这样的命运，这样的生活。
所有的人都以为，我两的手里，握着无限的幸福。只有我知道，那里面一无所有，连最起码该拥有的也没有。还有什么样的误会比这样的错觉更叫人黯然神伤？
我不能解释，我无从开口。没有一个人愿意倾听，没有一个人愿意相信。我只好转开头，把我的倾诉藏在我悲伤的微笑后。
我这个活在银幕上的女人，已经在角色里经历了太多的人生。在我为我能比别人多活几十倍而感到庆幸感到满足时，我也为我比别人多几十倍地触摸着人生的无奈和伤痛而倍感凄凉。
因为，总是在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的眼泪，所以在自己的故事里就只好三缄其口，欲说还休。
因为我已一无所有，所以我只好说我一无所求。
我不是坚强，我只是努力使自己顽强。
从十岁起，我就知道，我的顽强是我唯一的依靠。当我追着那个骂我是反动右派的小崽子，吐我满脸唾沫的男孩，拽着他的胳膊，用他的袖管擦干净我的脸时，我不是勇敢。我只是明白，一个没有父亲的女孩，没有资格哭泣。因为再也没有一个胸怀可以为我挡风遮雨，再也没有一双大手可以为我擦干泪滴。我只有自己打点自己。
曾经渴望能有一个男人的肩膀，让我靠着憩息。我得到过。
曾经期盼能有一方自己的屋顶，让我避过风雨。我拥有过。
可是，这世间总有那么多的不被预料的安排，还有那么多的琐碎的错误，命运，终于又将我们隔开。
太多的事情已经发生，走过的路都已不能再更改。这样的缘起缘灭呵，踏尽夕阳荒草，我依旧只能在这世间独自往来。
这个世界是属于男人的。
只是作为女人的我，在这个男人的社会里，无法忍受丧失独立的依附，也无意丢失属于女人的本质。无论是那样一种张牙舞爪的失去，还是这样一种软弱卑怯的失去。
我从没有想过，要超出一个女人的范围去和天下的男人一争高低。
做一个女强人，不是我的梦想。从来不是。我只是非常由衷地想做男人后面的那一个女人，而不是男人前面的那一个女人。
可生活由不得我们。
当命运一再地把我们单独推到了社会的前沿，为了站稳，为了能纯粹女人样地生存，我们只有顽强。三毛说，如果能让她再选择一次人生，她想去做一个平常的女子，生一大堆的孩子，并和他们做朋友。
我的要求比她更微小。我本来就是一个平常的女子，我只想做一次母亲，只要有一个自己的孩子。
这样，至少我不会再在夜半时分，为逃避无边的孤寂，而打开一扇窗，倾听一次陌生人热热闹闹的争执。
梦太深，夜太长，太过寂寞的人生呵，我只想要一个可以边走边谈的人。
夜，一点一点过去了。窗外曙色渐明，东方欲晓。
没有一分岁月是可以被守住的，一如我们身后所有走过的道路，没有哪一条允许我们重新回头。
那一份错失的忧伤，只能沉淀在我们的心里，越积越浓，越积越惆怅。
所有的故事都有一个开始，所有的故事也总有一个结束。我所能的，只是在每一个故事的尽头，一次又一次地用孤独将自己锁住。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1月2日 星期日
昨天是元旦。1994年。
又是新的一年开始了。辞旧迎新的日子里，希望的无非是过去的日子没有什么缺憾，将来的日子充满希望。
新的一年，总该有一些新的开端。
今年的开端不能说不好。
元旦，《股疯》一片在上海的大光明、曹杨、天山、永安和国泰五家电影院同时首映。可以说是场面热烈，盛况空前。在大光明做首映式的时候，听说外面黑市的票价居然卖到50元一张，真不可想象。这是不是预示着《股疯》能在今年电影市场上走运呢？但愿吧。从1992年到1994年，一部《股疯》耗时近两年。应该说我对这部片子是倾注了相当大的心血的。从最初的酝酿、到我自己写故事大纲、找编剧、报批、直至开机拍摄，我几乎介入了它走过的每一步，同悲同喜同忧。现在，它终于公映了。我此刻的心情，不仅仅是激动，真的相当复杂。
饰演范莉对我来说不单是又一个人物的挑战，也是我演艺事业上的一次转折。这倒不是什么单纯的由演悲剧人物到演喜剧人物的戏路改变的问题，我一直以为范莉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喜剧人物，《股疯》也不是一部纯粹搞笑的喜剧片，倒有点像卓别林的那些喜剧。剥开它的喜剧外表，里面全是辛酸，全是眼泪。
像范莉这样一个普通的女人，十几年如一日的平凡勤俭地生活着，对生活的要求那么低、那么简单，就盼望着能从石库门的阁楼搬进新公房，能用上煤气和抽水马桶。她去炒股，目的也很单纯，无非是想发点财，活得过瘾一点。可最后呢？大起大落的快感有了，往日的宁静没有了，性格又发生了一系列裂变，还是觉得自己活得很累很累。这不是悲剧是什么。小人物在社会大潮面前的无可奈何，对自己命运的无从把握，是最真实最普遍的悲剧。
要说转折，不再那么铺张地从影片一开始就用全副身心去营造忧郁，去表现悲剧，去打动观众；而是以外在的轻松去表达内在的沉重，去演绎笑声后面的泪水，这里面渗透了三十多年来我对生活的体会，这才是真正的转折。
如果说当年我演《人到中年》、《井》这些片子时，我是以我本身的忧郁气质去贴近陆文婷、徐丽莎的话，那么今天我演《股疯》，是一步一步走进范莉的心灵的。而且，越是向她靠拢，就越是觉得她悲剧的深刻。
不错，陆文婷、徐丽莎的生活是个悲剧，她们的悲剧被观众认可，而且所有的人都认为她们是好女人，就特别同情她们。而范莉，虽然不至于人人都认为她是个坏女人，但肯定不会人人都认为她是个好女人。她是个小女人。她的悲剧不是人人都认可的，也不是人人都同情的。相反倒可能有很多人认为她是自作自受，活该。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里，人们不把这样一种生活看成悲剧，认为它理该如此；而生活在这样的悲剧中的人也浑然不觉，毫无异议。这其实才是一出最大的悲剧呵。
不过《股疯》在形式上毕竟是一部轻喜剧，我也毕竟是第一次以这样一种形象出现。从影片开拍起，外界就一直议论纷纷。不少朋友听说后都为我捏了把汗，担心我演不好反而砸牌子。用他们的话来说：潘虹平时就有点云里雾里、神神秘秘的，总给人一种距离感。以这种好像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演一个成天和柴米油盐打交道的庸俗女人，悬。
朋友们是很爱护我的。尤其在《独身女人》和《女人·TAXI·女人》这两部片子反响不佳，受到比较多的批评之后，他们不希望看到我再栽了。在世界影坛上因改变戏路不当，演员从此一蹶不振的事例也是比比皆是。
可我更相信“不破不立”这个朴素的道理。必须破掉一些东西，特别是扔掉一些已被认可已被框定的东西，才能立起新的，才可能出现一些更好的东西。而且还不能小破小立，一定要大破大立。
小打小闹是成不了气候的。《独身女人》和《女人·TAXI·女人》就是两个最现成的例子。我想改变一点，融进一点我自己的东西，可是没有成功。原因当然很多，但和原来的表演距离拉开得不大，也是问题。
这次范莉的形象和以往的形象是个高反差了，能不能成，能不能被圈内人和大众都接受，我也不敢断言。一切都要在今年见分晓。
还有和寇世勋、张国柱、金士杰等一起演的《地久天长》，已定于1月3日在台湾上映。这部长达三十集的电视连续剧，是我第一次演电视剧，又是第一次直接和台湾影视圈合作，首先在台湾上映，能不能得到海峡那边的观众的认可，我没有完全的把握，也需要等待时间的检验。
只是，不管一切如何，我都会保护心态的平稳。
夜，又深了。窗外的世界一片静谧。每到这样的时刻，我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起1989年的那个新年，纽约的新年。
在这之前，纽约在我的心里一直是一个非常疯狂的城市。可在这一天，它却让我看到了它疯狂的背面，它的冷静，它的寂寞。
1989年，我们在美国拍《最后的贵族》。新年来临的那一夜，我们在时代广场和纽约市民们一起守岁。
当新年的钟声敲响，硕大的金苹果从天而降，广场上一片欢腾。所有的人都在亲吻，所有的人都在拥抱，所有的人都在相互祝福，都在尽情地享受狂欢。他们是那样地投入，那样地忘我，每一个在场的人都会被感染。仿佛感到世界上所有的欢乐都集中在这里了，这里就是世界的中心，就是天堂。沸腾，并且激动人心。
可是，仅仅二三个小时后，当我们休息了一下，起来化妆，准备拍摄时，却陡地发现城市是死一般地寂静。
人都在沉睡，大楼都在沉睡，街道都在沉睡。那种天堂的感觉没有了，世界中心的感觉没有了。有的只是和中国那些偏僻的农村荒天野地里没有什么两样的荒凉与寂静。而且城市的荒凉更让人受不了。野地里的荒凉是有生命的，至少还有小草还有树木；而城市的荒凉是没有生命的，是一种真正的死寂。
从狂欢到死寂，这种反差太强烈了。我被震撼了。我突然领悟到，万事都有起有落，而人一定要经得起这种起落。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要经得住。两者都是生命的一种给予，都应该坦然接受。关键在经历的同时要有所得到，有所想、有所思、有所悟，这就是收获。
这种感受后来帮助我度过了很多困难的时刻，使我面对挫折时，能够从容平静。所以无论这次《股疯》会得到怎样的评价，我都会坦然接受的。重要的是我努力过了。
新的一年，愿世界每一天都是新的，我每一天都是新的。因为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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