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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圣雷莫

  1. “诺贝尔别墅”

  1891年。

  诺贝尔带着所有未被查收的实验仪器,一些他私人的财物,还有那幅一直伴随着他的由著名画家佐恩所作的他母亲的树胶水彩画肖像,毅然离开了他生活了18年的巴黎。

  当时,有人劝他回到瑞典。

  在经过认真考虑后,诺贝尔最终选择了意大利。

  意大利西部海岸,圣雷莫。

  这里阳光明媚,空气清新,环境幽雅。新装修的别墅,隐藏在桔林丛中。别墅前面,一个很大的花园,棕榈树和美丽的花坛交相辉映。

  他希望这里宜人的气候有助于他的过敏性气管炎的康复,并且有助于治愈他的慢性感冒和“硝化甘油头痛症”,还有讨厌的坏血病。

  1878年,他在一封信中说他患了坏血病,医生处方的药,“辣根和葡萄汁”,对他的病情毫无作用。后来,他请了一位法国医生,给他下的诊断是晚期坏血病。

  从别墅朝南的房间,可极目远望碧蓝的地中海,从朝北的房间,又可眺望连绵起伏的群山。

  诺贝尔把这座美丽的别墅亲切地称作“我的窝”。

  有一次,他的朋友、汉堡公司总经理奥夫施拉格开玩笑地对他说:

  “一个窝里应该有两只鸟生活才对,而不能只有一只鸟呀!”

  于是,诺贝尔把这座别墅改为“诺贝尔别墅”。这个名称便一直流传至今了。

  此时,58岁的诺贝尔,金钱和名誉都有了,按理应该坐享清福了。

  可是,他并没有停止不前。

  不久,他在别墅的大花园中建了一座实验室。里面的装备,全都是德国最新的仪器。

  实验室共有三间房屋。

  一间大的是机器房,内有一台燃气发动机,数台发电机,可供照明和各种电化实验的用电。

  中间的一间,差不多大,用于化学实验和进行其他实验。

  最小的一间,用来藏书,放置衡器和各种仪器,实弹射击用的枪支也存放在这间屋子里。

  此外,还修筑了一座伸向海里的小型码头。它主要用来进行炸药和火器实验。

  诺贝尔辞去了他在所有达那炸药公司董事会的职务,以便在他有生之年,集中全部的时间和精力,继续进行他的发明研究。

  他虽然辞去了各种职务,但是直到他去世的时候,他都始终对这些企业保持了支配作用。

  这不仅是由于他实际上处于大股东的地位,而且是由于他作为一个发明家,人们对他孜孜不倦的工作充满着信任,以及他坚毅和廉洁的人格受到各方面人士的完全尊重。

  诺贝尔在巴黎塞夫朗-利夫里实验室的助手,一位精通理论的化学家费伦巴赫,由于不愿意离开法国而同诺贝尔分手了。

  这使诺贝尔感到非常遗憾。诺贝尔让他领取了退休金,随后诺贝尔聘请了英国人乔治·贝克特担任他的新实验室的首席化学师。

  贝克特曾在德国一所大学攻读化学,毕业后曾受雇于英国一家大型化工企业。

  新实验室的另一名助手是法国人阿尔方斯·图尔诺德。由于费伦巴赫不愿意到圣雷莫,图尔诺德便取代了他的位置,担任新实验室的助手,并且兼任技术性工作。

  诺贝尔由此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

  2. 351项专利发明

  诺贝尔于1891年正式定居圣雷莫。

  他没有安于已得的名誉,或者只是在阳光明媚的地中海游憩胜地休养,消磨时光。

  这位年近花甲的老人,虽然被他生活中的种种遭遇弄得疲惫不堪,然而,他却依然认为还有许多事情有待他去完成。

  正是那些迫切等待着需要解决的有趣问题,给了他继续工作的力量。

  正如他自己在这一时期所说的:

  “我断断续续地工作着。有时我会把某个问题放下不管,过一段时间后再来着手处理。我经常就是这样工作的,但是对于那些我觉得最终能够成功的事情,我会始终抓住不放。”

  诺贝尔从事的研究工作,不仅仅是炸药。

  像他的父亲爱默纽尔一样,诺贝尔丰富的想象力,有时竟然达到异想天开的境地。他的研究工作,除了炸药以外,还涉及到了电化学、光学、机械学、生物学、生理学和医学等各种自然科学领域,范围极其广泛。

  在诺贝尔去世后,清算他的遗产时,发现他在各国取得的专利发明,就不少于351项。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数字。

  诺贝尔对早年从他父亲那里所继承的一种想法,即利用制造炸药的原料来制造皮革的代用品,一直难以忘怀。经过多次试验,他取得了一项这方面的临时发明专利。

  后来,诺贝尔打算在瑞典西部的古尔斯蓬建造一座人造革产品的工厂。这一计划因故没有实现,但是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的皮革和漆布代用品,不同程度上就利用了圣雷莫实验室的最初发明。

  诺贝尔对硝化纤维素的另一个用途,即用来制造人造丝的用途,很有兴趣。1893年至1894年间,他曾经同瑞典工程师斯特雷勒纳特一起,在圣雷莫实验室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

  诺贝尔本人发明的一种喷嘴,在1896年也取得了专利。

  这种具有极微细孔眼的玻璃压力喷嘴,是将硝化纤维素或赛璐珞溶液挤压出来,然后硬化成丝状纤维所必需的工具。

  其制作方法是,采用很细的白金丝,穿进熔化的玻璃内,冷却之后,再用“王水”将白金丝溶解。

  这种方法后来被许多继承者所发展,由此生产出来的人造丝,现在已经拥有数不清的品种和不断涌现的新名称,成为畅销世界的产品。

  诺贝尔还对唱片、电话、电池、电灯附件作过改进实验。

  他甚至将粘土置于铂金管内,利用炸药产生的高温,使之熔化,试图制作人造宝石。

  他的这些探索性的实验工作,对后来拥有更好设备的发明家,都具有极大的启发作用。

  1890年,诺贝尔宣布,他希望同瑞典生理学家,就该领域内的一些研究课题保持联系。他还将他母亲的遗产,捐赠给卡罗林医学院,创设了“卡罗林·安德里特·诺贝尔基金”,以便促进医学科学实验研究。

  当时,卡罗林医学院一位年轻的生理学家约翰森,得知诺贝尔的这一愿望后,很快就同诺贝尔取得了联系。

  诺贝尔在给约翰森的信中解释说,他打算创办一所他自己的医学研究所,以便研究他极其关注的输血课题。

  诺贝尔接着写道:

  “如果此事可行,其结果是难以想像的。”

  尽管这一尝试嗣后并没有取得成功,但是在1900年,奥地利科学家兰德斯坦纳发现了人类血型后,才使得输血成为可能。兰德斯坦纳因此而在1930年荣获了诺贝尔医学奖。

  瑞典探险者安德烈曾经驾驶气球考察北极。他在1896年的首次尝试失败后,向诺贝尔请求资助。

  诺贝尔对安德烈的探险计划表示了热情的祝贺,并答应为他下一次飞行提供援助。

  接着,诺贝尔对在场的人说道:

  “无论安德烈是否能够飞达目的地,还是只飞到半路,这项特别的功绩本身就是一件创造性的工作,它将产生新的思想和新的变革。在这方面,我也要为和平思想尽力,因为每一种新的发现都会在人类脑海中留下痕迹,而且世代相传,终将唤起新的文化思潮。”

  诺贝尔的特点是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

  从诺贝尔在19世纪90年代初期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他十分关注,借助空中撮影的方法来进行勘测和绘制地图。

  由于当时还没有出现在飞机上用照相机进行拍摄的方法,因此,诺贝尔建议,采用气球或飞弹来实现这一目的。

  他在逝世前四个月,写给他的助手的一封信中说道:

  “我打算发射一只小型气球,让它携带降落伞、照相机、计时装置或定时熔丝。当这只气球上升到适当的高度时,它出现自动放气,或者同降落伞分离。接着,气球在下降过程中,照相机就拍下照片来。”

  他还清楚地预见到,未来的空中交通将不是通过气球或飞艇发展起来的,而是通过借助快速推进器推进的飞机。

  1892年,诺贝尔写道:

  “飞行真使我感到兴奋,但是我们一定不要以为,靠气球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鸟儿一旦高速飞行,它只需轻轻摇动双翼,就能够克服重力。这不是使用魔术能办到的。鸟儿能做到的事,人类当然也能。一只红雀3小时便能从巴黎飞到圣雷莫。我们必须拥有高速推进的浮筏。”

  他的预言在十年后为莱特兄弟实现。

  1903年,美国飞机发明家莱特兄弟,设计了有史以来人类第一架有人驾驶飞机。同年12月17日,在基蒂霍克试飞成功。虽然这次试飞的飞行时间仅59秒,飞行距离也只有852英尺,却首次使人类的飞行梦想变成了现实。

  1891年,诺贝尔同瑞典军事部门的一位发明家昂格上尉进行合作,结果研制了一种军用发射火箭。

  翌年7月,诺贝尔在英国取得了该项发明的临时专利。9月,昂格上尉来到圣雷莫访问,两人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内容除了此项发明以外,还涉及其他许多发明项目。

  昂格上尉负责产品制造,诺贝尔负责产品开发、实验工作,以及申请专利的事宜。最后利润分成,诺贝尔为三分之二,昂格为三分之一。

  按照这份协议,这些发明一直继续到诺贝尔逝世都未能全部完成。

  后来,有关导弹制造的设计全部被人买走,并且在德国作了进一步修改。

  有人推测,诺贝尔-昂格火箭,之所以对诺贝尔有如此重要的吸引力,正如人们所熟悉的空中鱼雷一样,不仅具有军事意义,而且能作为船舰的安全装备,它还是两次世界大战中令人畏惧的V1和V2武器的前身。

  当诺贝尔的助手拉格纳·索尔曼仔细阅读着他的专利发明目录时,不禁感慨万端,如此之多的发明,竟然都是出自一个人的头脑。

  拉格纳·索尔曼写道:

  “在那些严肃的技术专家和企业家看来,诺贝尔的很多想法,只不过是心血来潮、异想天开而已。但是不要忘记,被现代技术专家这样认为的很多想法,却被诺贝尔在实际上加以实现,并且成了最重要的东西。

  还应当记住的是,他的另一些设想,最终可以完全适用于各个领域。

  “在他的创造性活动中,他真正的才华是,如同多产的大自然那样丰富的思想。

  “一般说来,只有少数种子能够找到适合生长的土壤,从而发芽成长。相当一部分种子是不能结出果实的。另外一些种子,由于落在多石的地面上,根本就不能成活。

  “然而,思想的种子就不同,虽然有时被埋葬,却能历经数十年,甚至几个世纪,仍然具有生命力。

  “一旦条件发生改变,它们就会像被风刮到沃土上的种子那样,开始发芽,茁壮成长。

  “此外,从历史上看,技术的进步完全取决于种种努力、各方面的发明家在解决问题时所付出的所有思维活动,不论这种工作在各种特殊情况下能否产生直接的成果。正因为如此,人们目前对技术发明史越来越感兴趣了。如同其他任何一门历史,技术发明史也可以使人们广泛洞察发展的进程,并且为现在和将来提供如此宝贵的指示。”

  诺贝尔本人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

  “假如我一年之内有一千个主意,哪怕有用的主意只有一个,我也心满意足了。”

  3. 拉格纳·索尔曼

  诺贝尔以圣雷莫为大本营,经常出访欧洲各国,去完成他认为急需解决、而又有趣的各种问题。

  巴黎占去了他出访次数的一半,并且他在那里逗留的时间最长。虽然法国政府和新闻界曾经迫害过他,然而他同这座城市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处处小心翼翼,尽量避免卷入政治和商业纠纷之中。

  一旦陷入这些纠纷,他也无所畏惧。他会用嘴和笔进行斗争。如果影响到他的研究工作,他还留有一手消遁的诀窍。

  伴随他旅行的日常用品,有他自己设计的自来水笔,这在当时可是独一无二的新鲜玩艺。还有一只特别的手提箱。这些物品表明,诺贝尔不管是在乘坐火车、轮船的途中,还是在旅馆的房间里,他都要埋头工作,从不浪费时间。

  1893年,诺贝尔聘请了一位年仅23岁的瑞典化学工程师,拉格纳·索尔曼,担任他的私人助手。

  索尔曼出身低微,朴实无华,温良谦让,很快就赢得了诺贝尔的高度信任。

  索尔曼从斯德哥尔摩理工学院毕业后,曾在1890年至1893年间,在美国一家公司下属的达那炸药工厂担任化学工程师。

  1893年夏。索尔曼应邀为芝加哥国际博览会举办瑞典展览馆。9月份,他收到一份直接从斯德哥尔摩拍来的电报,让他去担任诺贝尔的私人助手。

  原来这是他的一位亲戚斯密特,还有他的中学同学、好友卢德维希·诺贝尔,也就是诺贝尔的侄子,这两个人在诺贝尔面前,极力举荐的结果。

  一两周后,索尔曼来到巴黎马拉科夫大街的诺贝尔公馆。诺贝尔极其友好地接待了索尔曼。

  此时的诺贝尔,留给索尔曼的印象是这样的:

  大约60岁,中等个子,不够结实,面容刚毅,额头很高,浓眉,目光深邃。

  索尔曼接受的第一个任务,是整理诺贝尔的藏书。主要是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著作,以及法国、德国、瑞典和俄罗斯的文学作品。

  索尔曼整理完藏书,接着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清理了大量的诺贝尔私人案卷和技术档案,并且为这些材料编了目录。

  然后,索尔曼转到了圣雷莫实验室,去做化学师的工作。

  此后不久,诺贝尔还雇用了一名女秘书。这位小姐名叫索菲·阿尔斯特伦。

  诺贝尔在向这位女秘书解释他的要求时,说道:

  “就我而言,除了瑞典文以外,恐怕最重要的就是英文,这也是秘书工作的难点。因此,我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作为头等的英文、法文、德文和瑞典文,都要求速记;还得会使用雷明顿打字机;以及其他许多事情,等等。

  “但是,我也并非难以应付的。如果我们相处融洽,我会让我的许多要求,像纸牌搭成的房子那样,一触即坍。

  “前些时候,我雇用了一位名叫索尔曼的先生。一周后,我发现他显然很适合做化学方面的工作。他目前正在我的实验室里工作。他是我真正喜欢的少数几个人之一。”

  可是,索菲·阿尔斯特伦小姐,没有达到诺贝尔所要求的标准,仅仅同诺贝尔在一起工作过一段很短的时间,便离去了。

  诺贝尔一生忙于研究和发明工作,他和娱乐活动几乎无缘。

  但是他很喜欢驾驭马车,并把它作为一项休闲活动。

  诺贝尔拥有堂皇的四轮马车,他还在巴黎和圣雷莫备有马厩。他一边驱车穿过森林,驶过公园,一边听着清脆的马蹄声。有时,他和索尔曼驾车外出,经常用瑞典语谈话,目的是用他的母语,松弛一下他那过于紧张的大脑。

  根据索尔曼的回忆,诺贝尔对待年轻的下属,是十分慷慨、宽容的。

  1893年12月初,索尔曼来到圣雷莫实验室后不久,诺贝尔顺便提到了他从美国回到瑞典的旅费。

  索尔曼告诉他说:

  “我在芝加哥博览会期间,曾经替瑞典一家晚报做过报道工作。于是,我作为一名记者,免费飞回了欧洲。因此,不需要任何补偿。”

  诺贝尔显得很惊奇的样子。

  过了一两天后,诺贝尔给了索尔曼一张300英镑的支票,并且说:

  “贝克特从英国迁到圣雷莫,我也给了他一张这样的支票。同样,你也必须收下它。”

  一天,当人造革试验初露端倪时,诺贝尔来到实验室,为酬劳人们的工作,他从诺贝尔达那炸药信托基金中,给了索尔曼和贝克特每人各25股,相当于10英镑。

  一次,诺贝尔为了急于取得实验结果,亲自来到实验室等待。由于索尔曼在组装设备时的粗心,致使沸腾的苛性碱溶液飞溅到了站在一旁的诺贝尔身上。

  这一突发事件,显然使诺贝尔大为不快,不久他便离开了实验室。

  惊恐万分的索尔曼,一直站在那里不知所措,一心想着等待解雇。

  他一连等了好几天,都不见有动静。后来,诺贝尔别墅的佣人告诉他,诺贝尔带了一只小提箱,去蒙特卡洛和尼斯旅行,已经一个星期了。

  等到诺贝尔返回时,这件事早已烟消云散了。

  诺贝尔逝世后,索尔曼成为诺贝尔遗嘱的主要执行人。他不仅富于斗争精神,而且战胜了种种使诺贝尔的遗愿遭到破灭的巨大困难。

  终于在1900年创建了诺贝尔基金会。1936年至1946年,索尔曼当选为诺贝尔基金会的常务董事。1948年溘然去世,享年78岁。

  4. 思 乡

  诺贝尔虽然长期离开自己的祖国,他却始终认为自己是一名瑞典公民。

  19世纪90年代初期,进入晚年的诺贝尔,更是思乡心切。他开始同瑞典和瑞典人士建立密切联系,打算回到祖国,继续他的研究工作。

  自从1842年,他9岁那年,跟随父母移居国外,除了1863年至1864年在海伦涅堡进行实验工作这段时间以外,他在国内已经没有固定的住所了。

  圣雷莫的诺贝尔别墅,一方面由于那里的新环境,对他的健康有益,另一方面也存在许多不利之处。所有的仪器和化学品,甚至微不足道的小件用品,都得从德国订货。而且,当地的工人也很难雇得到。附近别墅的主人还经常抱怨诺贝尔,说他的实验室会危及左邻右舍的安全。

  1894年,诺贝尔回到瑞典,在距离斯德哥尔摩大约200公里处的波福什,购买了“波福什-古尔公司”及其下属的钢铁厂。

  他打算在这里建造一座工厂,生产加农炮和其他军需品,用来加强瑞典的国防工业。

  他曾经对人说过:

  “假如有哪一个工业部门不应该依赖外国的话,那可能就是国防工业。在瑞典,有许多弹药工厂,如果不使它们保持发展,那将是既可惜又荒唐的……我们为了生活而接受定货单,但是我们的目的是去创造,而不是沿着祖先的脚印走。”

  在波福什的附近,还有一个叫比约克博恩的地方。诺贝尔的私人住宅,就安置在这里的一幢旧庄园主住宅内。

  紧靠诺贝尔住宅的是,新建成的实验室。新实验室虽小,却拥有当时最先进的设备。

  诺贝尔雇用了许多瑞典人,担任实验室的工程师和助手,随后又指派了索尔曼来这里,担当领导管理工作。

  在以后的岁月里,根据诺贝尔的设想,在波福什和比约克博恩进行了大量的实验研究工作。

  这些实验涉及许多领域。

  其中主要有:

  各种新型火药,射弹导火索,射弹密封带,枪支、盔甲的电镀,轻金属合金,人造丝,合成橡胶,合成宝石,空中地图摄影,钾和钠的电解产品,等等。

  波福什工厂的许多车间都得到了扩建。而且在建造设备和生产机器方面,也都实现了现代化。

  由于诺贝尔不断增加投资,重加农炮、无烟火药和其他化工产品的生产能力得到了加强。

  诺贝尔为波福什的迅速发展创造了重要条件,从而使它成为瑞典军事工业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今天,波福什工厂已经发展成为瑞典最大的军工厂,拥有一万五千多员工。同时充分利用它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不断扩大民用产品的生产,逐步形成了一个大型现代化的联合企业。

  诺贝尔接着在波福什过了两个夏天。

  1894年至1896年间,诺贝尔既是波福什的主人,也是这里的商会主席。

  他的侄子雅尔马·诺贝尔,替他重新装修了这幢二层楼的住宅。乳白色的楼房,坐落在四周长满白桦树的白桦山庄,格外引人注目。

  他还在比约克博恩的这幢住宅旁边备有一个马厩。有时,他会乘坐轻巧的小马车在乡村旅行,放松一下紧张的情绪。

  在诺贝尔去世后的第二年,当地的报纸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谈到这位发明家在乡村旅行的有趣传闻:

  “他坐在密闭的马车里,以极快的速度,雄赳赳地经过那里。人们只能听到轻快的马蹄声,而听不到马车发出的响声,因为车轮周围箍上了他发明的橡胶。

  “他同车夫之间有电话联系。马车里外的灯光,是靠蓄电瓶来供电的。就这样,这位炸药大王疾驶而过。

  “50年前,如果有人看到这样一辆马车,在黑夜里点着灯火,静悄悄地飞驰着,他很自然会联想到,这是魔鬼出来游荡了。”

  他开始诉说自己患有周期性偏头痛,只要一坐下来写东西,就要用湿毛巾把头裹住。

  每当他的头痛病和抑郁症加剧时,他就把那些待解决的疑难工作停下来,改变一下工作方式,继续写他自己的文学作品。其中有喜剧作品《专利杆菌》,和悲剧作品《复仇女神》。

  《复仇女神》1895年完稿后,于1896年在巴黎印刷。正待出版发行之际,诺贝尔就去世了。

  诺贝尔的亲属认为:

  “这么一部可怜的剧作,不可能给一个伟人带来纪念性的荣誉。”

  于是,《复仇女神》仅留下三本保存,其余的全部被销毁了。

  由于诺贝尔当年在斯德哥尔摩出生时的旧居早已被拆除,如今已被高耸的大厦所取代,因此,坐落在比约克博恩的这幢诺贝尔住宅,就成了今天惟一保存完整的瑞典诺贝尔故居。

  自从1975年建立诺贝尔纪念馆以来,这里便成为一个游览胜地和诺贝尔学术活动的中心。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科学家,都在这里举行学术研讨会,共同探讨科学领域新课题,和诺贝尔“造福全人类”的学术思想。

  5. 里尔雅克斯特

  1895年春,诺贝尔认识了一位瑞典工程师鲁道夫·里尔雅克斯特,后来成了诺贝尔的遗嘱执行人之一。

  里尔雅克斯特的经历,同诺贝尔颇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是移居国外的著名的瑞典人。

  里尔雅克斯特看上去像是一个上等的英国人,而不像普通的瑞典人。

  他曾经写信给诺贝尔,打算在瑞典建公司,想求得诺贝尔的支持。

  他在信中写道:

  “在法国和英国呆了许多年后,我决定40岁时回瑞典,以期获得比我在国外所希望的更稳定的立足点。

  “我在一本《工程学》杂志上,发现了一个新的研究方法:使用水银作为电解阴极,来分解普通盐类。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课题。……最主要的困难是,如何筹到开办企业的必需资金。”

  1895年5月。

  诺贝尔在斯德哥尔摩会见了里尔雅克斯特。

  里尔雅克斯特告诉诺贝尔说,他已经在斯德哥尔摩理工学院,重复了这项实验,并且发现这一方法似乎极有前途。他计划在瑞典西北部的本茨福什选择安装地点。

  就在他们这次会谈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小插曲。

  当时,他们正在讨论电解问题,兴味正浓。著名的银行家沃伦伯格,也是诺贝尔最好的朋友之一,专程前来同诺贝尔商谈重要的投资事宜,他在候客室等待了很久,却未能见到诺贝尔。

  事后,诺贝尔给他发了一封电报,说明了原由。沃伦伯格对诺贝尔的个性非常清楚,他并没有因此生气。诺贝尔最讨厌别人打扰他感兴趣的谈话。

  会谈的结果,诺贝尔同意对新公司投资10万瑞典克朗。

  后来,里尔雅克斯特继续同诺贝尔保持联系,直至诺贝尔深信在瑞典能够开创电化学工业。最终,诺贝尔还打算在波福什建一个他自己的电化学实验室。

  诺贝尔非常信任里尔雅克斯特。

  他们在许多问题上很合拍,尤其是对待外国人在瑞典一些公司中,所持有的股权和担任公司董事这些问题上,他们同瑞典其他一些人的看法就不一样。

  诺贝尔经常夸奖他的语言才能,说他不仅能够用英语对话,而且英文写作也十分流利。

  他们都对律师抱有不信任的态度,正如诺贝尔所说的:

  “律师只懂得谋生,只会诱使人们去相信直线是弯曲的这类话题。

  他们的嗜好是算政治账。在这一方面,他们往往能够找到歪曲得足以令他们极度兴奋的每一件事。”

  诺贝尔曾经为里尔雅克斯特提供了极其理想的职位,但是里尔雅克斯特并没有听从诺贝尔的安排,因为他的兴趣在于自己在本茨福什的事业。

  后来,诺贝尔在遗嘱中指定里尔雅克斯特为他的遗嘱执行人之一。

  6. 12月10日

  每当诺贝尔离开波福什和比约克博恩时,他就通过电报和通信,同他的亲密助手拉格纳·索尔曼取得联系,及时了解实验进度,同时给予指导性的回复。

  1896年4月6日,诺贝尔在寄给索尔曼的信中写道:

  “今年我的健康状况,相当不幸地给我增添了不少麻烦,因此很多应做的事情都被耽搁了。如能脱身,请来圣雷莫,比方说两个星期,来前请拍电报给我。你妻子的车费理应受到照顾。”

  4月底,索尔曼和他的妻子一起到了圣雷莫,受到诺贝尔的盛情款待。

  在圣雷莫住了四个星期后,由于波福什的实验不能长久无人管理,索尔曼要求回到波福什去。

  诺贝尔依依不舍,希望他们能够再住一段时间。他对索尔曼说:

  “拉格纳,你是知道的,我几乎是把你当作年轻的亲属看待的。”

  诺贝尔显然感到,在他的身边缺少真正爱戴他,并且能够获得他信赖的人。

  一年前,诺贝尔在1895年2月的一封信中写道:

  “有两样东西我从未借用过,那就是金钱和方案。但是,如果有人乐意赠送我,像索尔曼先生那样健全的友谊,无论是谁,我将会十分感激地接受这种友谊。”

  毫无疑问,金钱和方案这两样东西,对诺贝尔来说都是绰绰有余的。

  他最感到缺少的正是人世间的那种真诚相待的友谊。

  1896年,诺贝尔在比约克博恩同索尔曼一起度过夏天后,去了巴黎。

  他在10月25日写了一封信给索尔曼,信中说:

  “心脏病令我在巴黎至少还要呆上好些日子,直到我的医生完全同意对我立即治疗为止。医生处方硝化甘油让我服用,这岂非是命运的嘲弄,他们将它称为三硝酸甘油酯,为的是不使化学工作者和民众感到惊恐。”

  他最后的一封信,是于1896年12月7日在圣雷莫写给索尔曼的。

  他在写这封信的两个星期前,就已经从巴黎到达圣雷莫。

  这封信好像他健康时写的那样,谈的是一种新型硝化甘油炸药,末尾的几句话是:

  “不幸的是,我的健康状况再次恶化,连写这几行字都有困难。但是,一旦康复,我会尽快地回到我们俩都感兴趣的课题上。

  您忠实的朋友 阿尔弗莱德·诺贝尔”

  他的笔迹像往常一样,清晰易认,看不出他当时正处于崩溃的时刻。

  这封未寄出的信,直到索尔曼在他去世后到达圣雷莫时,仍旧放在他的写字台上。

  诺贝尔写完这封信后的几小时,便出现了脑溢血的先兆。

  在圣雷莫的一些同事,都成了他的仆人。这些仆人将他从书房抬到别墅三楼的卧室里,并请来了他的意大利医生。医生立即命令他卧床休息,可是很难做到,此时病人往往极度不安,只有强行让他卧床。

  他身边的老仆奥古斯特后来对索尔曼说,诺贝尔当时已不会说话,只能用他的母语含糊其词地说一些没有人能够明白的话。他们似乎只听懂了“电报”这个词,于是给诺贝尔的两个侄子伊曼纽尔和雅尔马,以及索尔曼拍了电报。

  经过奋力抢救,终于无效。诺贝尔离去了,永远离去了。

  时为1896年12月10日,凌晨2时。

  他的周围只有雇用的仆人,身旁却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亲人为他轻轻地闭上眼睛,在他耳边说上一句温柔真诚的安慰话。

  12月11日。

  伊曼纽尔,雅尔马,索尔曼,赶达圣雷莫。

  12月17日。

  瑞典牧师内森·索德布罗姆,曾经是诺贝尔的生前好友,后来做了瑞典的大主教。他在诺贝尔别墅主持了葬礼仪式。

  在诺贝尔的灵柩旁边,索德布罗姆牧师发表了演说。节录如下:

  “诺贝尔有着永不满足的精神,为此,他牺牲了许多世人所追求的安逸。这里,是他尘世生活的灵光突然熄灭的地方,也是今天为他举哀的场所。

  “大量赞美之词,很快穿过诺贝尔的灵柩。人们回忆他非凡的智慧,卓越的成就,帮助人类征服自然的神奇才能。他为远方的祖国赢得了荣誉,名扬四海。他为促进文化,解除贫困,贡献了大量来之不易的钱财。

  他热爱研究的敏锐才干,始终以探索人类力所能及的最大范围为目的。

  “由于偶然的机会,我在他去世前,读过他的一些诗稿。其中几句用在他身上,竟是如此适当。

  “这几句诗的内容是:‘在寂静中,我站在死神的祭坛前。人世间的生活和阴府的生活,永远都是神秘的。当我们的生命之火行将熄灭时,我们必然感到犹豫。但是,除了信仰以外,一切都已不存在,这是永恒之说。’”

  “于是,在这个灵柩的旁边,名誉和喧嚷的颂扬,平静下来了。死亡,对于百万富翁和身无分文者,对于天才和愚笨,一视同仁。当末日来临之时,我们全都是平等的。

  “我们既不能携带我们的财产,也不能拿着我们的成就到阴府去生活。我们所要做的是,给后人留下幸福。

  “他的选择,或者说他的命运,决定了他孤独地生活着,孤独地逝去。他没有美满的家庭,没有子女的帮助,也没有温柔体贴的妻子。

  “然而,他并没有因为金钱而变得麻木,因为孤独而改变了性格。

  直到他的生命结束之时,处世待人,依然热情和蔼。

  “现在,诺贝尔走完了他通向死阴幽谷的最后旅程。

  “正如他自己曾经说过的,除了信仰以外,各种愿望在死神祭坛前都已湮灭。真正的信仰,最终还是他所说的,‘我即教义,上帝和灵魂’。

  “诺贝尔听见了他周围世界的骚动。他恭敬地倾听着。”

  在诺贝尔别墅,举行了短暂的告别仪式之后,铺盖着鲜花的灵柩被运送回国。

  12月29日,下午,斯德哥尔摩。

  市内主要街道,全都变成了常春藤和棕榈树相互缠绕下的小径。

  奇花异木,使这座城市13世纪的建筑物增添了光彩。

  万人空巷。

  瑞典知名人士,诺贝尔国外企业的经理,全都出席了隆重、肃穆的葬礼仪式。

  灵柩周围,摆满了各界人士敬送的花圈。

  葬礼结束后,灵车在高擎火炬的骑手引导下,缓缓驶向斯德哥尔摩市北面的火葬场。

  斯德哥尔摩北方公墓。

  诺贝尔同他的先前已经入葬的父母和弟弟埃米尔,合葬在一个墓室里。

  后来,诺贝尔基金会将诺贝尔的逝世纪念日——12月10日,定为每年在斯德哥尔摩和奥斯陆同时举行诺贝尔奖授奖仪式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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