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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9·11
当然得换个工作，可怎么换？在欧洲找一个计算机维护的职位，必须得有比我现在高的文凭。我没解释自己有十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实际”操作能力，白费口舌。何况大多数面试都是由那些对技术一窍不通的家伙来操持。他们看重的，是面试印象。可在外表上，我没什么特别之处。
看看自己还能干什么吧。要不就去保安公司。第一次面试即告失败。还是老问题，我没办法证明自己的工作经历。结果在预料之中。
我苦思冥想。除了计算机，我还懂阿拉伯语，会使刀弄枪，有本事潜入任何一个从未去过的地方，还能穿沙漠，开飞车，杀人手起刀落。想来想去，我还是干雇佣军比较合适。可如果为了这些乌七八糟的原因重操旧业，我又何苦离开“这一行”呢？
接下来是遍寻报纸招聘广告的一段日子。在不放过任何一个应召机会的努力之下，我终于找到一份灯具店收银员的活儿。干什么不都是谋生嘛。何况，在一大堆漂亮饰品中间干活还是令人愉快的。两个月里，我除了收钱，就是包装灯泡。
就是在这样的地方，过去的事也能跳出来跟我捣乱。有天上午，一个老太太——BCBG慈爱老祖母那种类型的——走进商店，说有话要单独跟我说。我向来不喜欢帮人传话的人，所以起了疑心。她说的话吓我一跳：“朋友要我告诉你：”灯具店里有一些鱼，你很清楚。其中有一条跑出来了，没再回容器里面。没回去，也回不去了。是一条蓝颜色的鱼。里面还有其他鱼，橙色的，绿色的，都游来游去，都在容器里。可那条蓝色的跑出来了。‘他说你知道是什么意思。“
还能怎么想？我难以置信，我担心是自己的想像力曲解了她话里的意思。我请她重复一遍。
“能再说一遍吗？就是那个人要你告诉我的那些话？”
老太太回答：“会有一位先生亲自来找你，他会把鱼带过来。”
她不再多说，走了。我闷闷地熬过了一个上午。快到中午时分，一个男人找我来了。在他和我说话的时候，我暗自握起一直收在口袋里的匕首，准备随时出击。
“上周我买了一个灯。灯管是透明的，柱子里面装了蒸馏水，有很多彩色的气泡，每个气泡里都有一条小鱼。现在有一条漏出来了，再也装不进去。”
他把一条五公分长的蓝色塑料鱼放到柜台上。
“就这条。能给我换一下吗？”
我给他换了一条蓝色的小鱼。
个子高高的，单薄，瘦长，棕色皮肤，面部线条柔和高贵，艾尔兹看起来就像是另外一个年代的人，那种苏打水啊快餐啊都还不存在的年代。他显得很健康，也自私。我喜欢有点自私的男人，因为他们懂得照顾自己。我也很想成为这种人。迷人之处还有他长长的手指，低沉的嗓音，变幻着绿色，灰色，金色和栗色光亮的眼睛，每变一种颜色，中间转瞬即逝的一闪都近乎半透明，而且左眼比右眼的颜色淡一点。就这么一双眼睛，看上几个小时也看不透。我们经常合作，彼此欣赏。在被那些苛刻的工作报告所折磨的那段时间，我们俩好上了。
在我，从离队那天起，就没有什么能够妨碍我享受这段感情。
至于他，处境有点不妙。他的上司疑心重，尤其怕他受我的传染，所以最终把他派往世界的另一端执行“长期任务”，至少三年。
也就是派到伊朗去。我向他传授自己的经验，并建议他去学学Krav Maga.艾尔兹不听。他不愿意仿效我。他更愿意和“官方”保持一致，好好工作，得到晋升。我还是坚持，通过一个朋友来和他交换意见——朋友往返于我们之间。带封信过去得要三天，朋友不厌其烦，因为他觉得事情重大。他知道，在那种地方，每做一个决定就是生和死的差别。
我们最后一回沟通，是以信的方式，双方都固执己见。十几天后，艾尔兹被一辆横在路中的汽车给绑架了，就像我两年前曾经历过的一样。他看过我写的报告，我们也就此聊过很长时间。他没有按我说的去做，而是听从了亲爱的上司的意见，息事宁人，采取“被动态度”。
“我的”一个乞丐找到了他，躺在城外一个垃圾堆里，昏迷不醒。他把他送到医院，然后给我报信。他不知道我已经不在其位了。医生说艾尔兹多处骨折，内脏出血，大出血。搞不到药品，医生给他打一针吗啡了事。
就这个时候，在几千公里之外，一个女婴，像世界上所有六个月大的孩子一样，刚刚能够站起来。大大的眼睛。我盯着她的眼睛看，没有够的时候。她也看我，有一点调皮。它们是绿色，灰色，金色还是棕色？……那么多的光芒在跳跃，那么多的色彩，变幻莫定。真有意思，左眼比右眼浅那么一点。她在对我笑。她不知道，她的爸爸刚刚死去。
2001年9月11日：针对美国的自杀式攻击。
2001年8月中旬，我在Hotline公司找到一份“糊口”的工作。这是巴黎一家网络运营商，我做接电话的技术支持。9月11日那天，我一直在电脑前工作，顾客电话不断。下午过了一半的时候，收到管理部门发来的邮件：看新闻。我没理会。工作的时候我不喜欢被打搅，也不喜欢看新闻。我这个办公室里挤了四十好几个人。有一台电脑前人头攒动。我和自己的好奇心较了半天劲，然后，和其他坐不住了的人一样，决定过去看看。屏幕上是一幢楼在倒塌的画面。议论纷纷。有人提到恐怖袭击。另一些人否定了，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是巴勒斯坦人干的。我对此没什么兴趣。总的说来，我对互联网上的图像资料都持不信任态度，职业病。我转身回去干活。一个同事叫住我，异常激动：“看见了吗？飞机穿过了塔楼。”
我没好气地反问他，一大串问题：“哪里？什么时候？什么飞机？什么人控制的？”
“不知道。”同事回答，看起来对这类细节并不关心。
“既然没有答案，我对这种事情就没什么兴趣。又是假新闻。”
“当然不是，”他反驳我，“看看这网站，是CNN的现场直播！”
“他们的网站可能被黑掉了。电视里肯定会播这条消息。”我打断了谈话。
我回去工作。办公室里一片惊恐。都在讨论。这正是我所害怕的：过于感性，丧失理性。我抱怨了几句，尽量让自己置身于这股情绪之外。信箱里的邮件源源不断。容量不够了，我准备简单回几封，这时我发现服务器没反应。
“怎么回事？邮件发不出去！”
一个同事告诉我：“互联网爆了。”
“够聪明的你！总不会是这种低级闹剧让我们的服务器爆了吧？”
“什么闹剧？关我们服务器什么事？这是全地球的事。至于电话，别提了，纽约根本接不通！”
“纽约？”
“双塔啊！你没看见吗？一遍遍放呢！没看我的邮件？”
“不是假新闻？”
“很遗憾，不是假新闻。”他叹口气，“你来看。”
我不情愿地跟过去。他把新闻图像调出来给我看，为了不至于因为网络问题而错过细节，他已经保存在电脑里了。
“看到了吗？这是那个坍塌的大楼。”他评论道。
当然看到了，但是我还是难以相信。在我看来，这仍然是网络图像而已，不足为凭。回到座位，我想和几个主要服务商取得联系，它们大量转发来自世界各地的邮件，总是忙得不可开交。没有任何回应，他们的网站也爆了。顾客开始电话投诉。这从侧面说服了我。
我十点多离开公司。路上，地铁里，都没人了。这种空寂叫人深受震动。家家户户都开着电视。我和他们一样，一回到家，就一屁股坐在了电视机前。
对攻击的画面我还是持怀疑态度。这样的冷静，这样的清醒，这样沉得住气……都是职业打下的烙印。我太了解那些伊斯兰分子了，他们的方式是零打碎敲，没有能力策划这么长远的行动计划。
最终，好奇心战胜了理智：我决定和老同事多龙联系一下。他邀请我周末去伦敦。在他家，我碰到了其他两个同事，扎克和阿莫斯。气氛很紧张，我试着打开话题。
“Al－Qaida是什么来历？”
“你说‘基地’ ？不清楚！”多龙回答我，“美国人发明了这么个曲里拐弯的叫法，已经把它当成了这类组织的统称。你知道，他们说出这样一个名字是为了安定人心。这是他们的策略。你还记得吗，在我们那里‘实习’的时候，那些美国人就费了不少时间来给路人取名字，‘鲍比’什么的 ？”
“不会是阿拉伯人干的。”我肯定地说，“我了解这个领域，他们中没有任何人能将经验、严密、头脑和技能集于一身，来完成这次攻击。何况，还得好几个具备这样素质的人。”
“可美国人愿意这么认为。”阿莫斯反驳我。
我知道他没把话说透。以我现在这种“不可接触”的身份，我从心底里认为这很正常。他没再说，我继续我的推测：“他们懂什么？不管怎么样，他们至少从来没有亲眼见过阿拉伯人是怎么‘工作’的。美国人可以说说训练营，但他们从未置身其中过，而我，我有。那里面所有的训练都不可能打造出这样高水平的行动。那些躲在阿富汗山洞里的人……绝不可能，反正我不相信。至于那些众所周知的”后台“国家，很久以来就被全世界盯得死死的。没错，我们是常常无力挡住那些疯子在商业中心搞爆炸，但不也有上百次让他们没能得逞吗！”
我用目光征求他们的意见。都不吱声。我又问：“为什么选中双塔呢？这既不是文化象征，也不是战略要地。”
阿莫斯目视前方。扎克使劲挠头。多龙拿把小勺在没放糖的咖啡里面搅来搅去。
“我没有答案，只有问题。问题太多叫人睡不安稳。”
身为东道主，多龙决定尽量帮我解答一下。
“你已经注意到了这次攻击在技术上的完美。筹划周密，过程流畅，无懈可击。会是恐怖分子的杰作吗？你想想，把藏在各处的人集中起来，这么多年里却没有露出一点痕迹：要避开各国情报部门的追踪和监视，要挑选人员，做心理培训，伪造身份……这仅仅是资金的问题吗？当然不是。而且你也说了，如此有条不紊的行事方式不是阿拉伯人所能具备的心态。”
我点头，补充说：“这么有规模的行动不可能不被人发现。”
“他们把扎克召回去了。”阿莫斯在老朋友的肩膀上拍了一下，冷不丁跟我说了这么一句。
“他的偏执症好了？”我开了句玩笑。
阿莫斯郁闷地看我一眼。我因为摸不着头脑而有点难堪，也为自己那个敏感的玩笑有点不好意思。对扎克来说，这次被召回是他的胜利。以他一贯的激情风格，扎克慷慨激昂地开始发表意见，说他在心里憋了很久的看法。坚冰打破，讨论渐入佳境。以多年的丰富经验，我们天马行空地揣测着事件背后的真相。
“最要紧的，是不要再把那些聪明人看成蠢蛋，也不要把那些蠢蛋看成聪明人。”扎克声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看清事实。”
“我们来分析一下技术上的可行性。”多龙打断扎克，他是这方面的专家。“这是职业选手才能干出来的活儿，有这种本事的人不超过三十六个。真是胡说，会是这些阿拉伯人，只受过几天训的糟糕飞行员！说到驾驶技术，你真以为有人会握着操纵杆来开波音吗？”
“飞机的飞行轨迹既没有显示出任何犹疑，也没有任何细微的校正。从回飞那一刻起便无懈可击，可这时候双塔根本还不在视线范围之内，”阿莫斯摇着头，补充道：“这证明，机上的自动飞行控制系统是启动了的。在这种情况下，只需要有人把准确的坐标输入就可以完成飞行，而为了不被截获和不让人获悉具体攻击目标，他们可能倒换了频率。如果是这样，那就对了，有可行性。”
多龙继续他的技术分析：“从我们知道的情况来看，劫机者一控制飞机就装上了编码调制系统HS.也就是说，和美国的导航装置相比，飞机的定位功能增强了。通过数据转换，飞机不再走原定航道。不过，飞机是依靠卫星数据和配套的惯性制导系统来定位。开着这么一个东西近在咫尺地飞，却既没有指向、方位、高度，也没有航道和气压校正之类，这根本不可能！会是如此高手吗，这些飞行员？”
我明白他所说的。如果联系被切断，机上的大部分仪器都会失灵。
扎克用他低沉的嗓音一字一顿地宣布：“如果没人证实上面换成了Glonass，我就不会罢休。”
“你说俄罗斯定位系统？你疯了吗？”
我忍住没说话。我这才明白过来，阿莫斯告诉我扎克归队是什么意思。他是对俄国背景资料最有研究的人。
“对于这样了不起的大动作，单单一个惯性系统是不够的，”多龙接过话头，“他们绝对使用了卫星定位装置。覆盖面足够大的卫星网络有两个。美式GPS和俄式Glonass.美国人告诉我们，恐怖分子切断了和GPS的联接，那么他们靠什么来指引？如果查询一下卫星，是可以找到答案的，可这些资料显然没有被公布。再则，你我都知道存在着两个体系，一是民用卫星，另外就是军事卫星。像他们这样近距离地攻击双塔，使用的应该是军事频率。”
“可这样的话，需要掌握密码……”
“说的很对，”阿莫斯表示赞同，“一定是有人提供。不可能像废墟里那个完好无损的护照一样，是偶然得到的。”
“以这样的行动方案，一个受过普通训练的新手就有能力在飞机电脑里输入路线，这回我们达成共识了，”多龙也同意这种解释。“而且，用这种方式能够保证行动的隐秘性：直到最后一刻，目标数据才用倒换频率的形式提供给劫机人，这些家伙恐怕连自己也不知道攻击的是什么。”
阿莫斯嘀咕说：“如果是这样的话，美国也永远不会承认。说破真相很有可能导致世界大战。这可不是目的所在。”
“当然不是目的，”扎克附和道：“目的是要制造一个‘珍珠港效应’：促使美国参与反恐战争，向那些在阿富汗建立基地、为车臣武装提供援助的恐怖分子宣战。乌兹别克坦的伊斯兰运动，其基地也设在阿富汗。俄国人在那块地方已经插不上手，但美国人能。俄国人可以置身事外，只要把攻击说成是那些伊斯兰极端分子干的就行了，这也是局部真实。除了一件事，即他们没有能力独自干，但这属于细枝末节了。是本·拉登。很好，干掉他好了，这是最简单有效的解决办法。证据？依葫芦画瓢，美国人这种事做得多了，早让他们的公民习以为常，反正都是良民。我可以向你打赌，他们永远找不到本·拉登。”
“好了，扎克，别说了。”阿莫斯打断他，“平静点。”
我有点被他这番话说动了：“这种假设有些脉络，你最好能先核实两三件事。”
10月5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一架从特拉维夫飞往新西伯利亚的俄罗斯西伯利亚航空公司图－154机在空中爆炸，坠入俄边境的黑海，机上有70多名以色列乘客——一些来自新俄西伯利亚的移民，准备回去探望家人的；一个犹太通讯社的老总；还有我们的同事，恰恰就是前去“核实两三件事情”的几个人。扎克也在其中。
俄罗斯总统普京立即通过电话，向沙龙表示了他对空难的重视。他允诺将全力以赴调查事件真相。根据他的意见，调查应该从车臣伊斯兰极端分子这条线索着手。他向几个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欧洲司法部长宣布：“一架民航飞机今天在空中爆炸，可能是恐怖袭击所致。”
第一个提到导弹攻击的人，是在现场的一个亚美尼亚飞行员。没有人出来辟谣，也没有针锋相对的驳斥，反而是美国人也证实，飞机是被一枚乌克兰导弹击中。他们的卫星测到了发射时的热能。美国的卫星监视器遍布全球，其任务就是刺探军事演习情报，以便随时了解对手的技术发展。所以，是导弹攻击已经确切无疑。开始人们谈论的还只是“小型演习导弹”。然后具体到了“苏式SA－5”，这是他们武器里最令人生畏的一种地对空导弹。乌克兰方面马上出来辟谣。其国防部长解释说，演习使用的导弹都装备了自爆装置，会在偏离预定轨道的情况下启动。说得没错。虽然这枚导弹碰巧没有自己引爆。
以色列的救援和调查队伍到达现场，受到俄方人员的限制、干涉和“帮助”。两天后，不再有报纸谈论这一“空难”。对于西方媒体来说，事情已经了结。以色列媒体也基本同步。可对于我们，这难以接受。
阿莫斯向我通报了这些消息，怒气难平：“谁会来关心呢？一架俄罗斯飞机掉到乌克兰境内，机上坐的是以色列俄国移民，西伯利亚的被放逐者，我们甚至不能肯定他们是犹太人……谁来出头？当然不是我们，因为飞机是俄罗斯航空的。普京急于和沙龙通话，沙龙也很清楚个中缘由。”
普京对调查给予了支持。非常支持。有点过于支持了。有了那个多嘴的亚美尼亚飞行员的话，恐怖袭击这个版本是说不通了。不过，还可以做如下解释：导弹是从两百公里以外发射的——这样一来，美国卫星在确定两百公里之外的导弹轨迹是存在误差的——，一枚演习导弹——当然，这就跟空弹一样，很容易和真的子弹混淆——，所以显然是一起事故：导航系统出了偏差，自爆装置失效……无疑是锈坏了。不不，还有更好的说法：电子故障。由于装备陈旧，在乌克兰总会有些碰巧出现的故障。如果你从这个国家的上空飞过，一定要留个心眼，司空见惯的故障会让那些事故导弹射过来的。
我回头去找多龙，打听事情的进展：“怎么样？有什么结果？”
他回答我：“没人表示异议。传递过来的信息很清楚了，还能怎么样？要么我们像其他人一样，装傻，要么……又能怎么办？我们总不能向一块仪盘表宣战吧。总之，现在不是时候，”他又愤怒地补了一句，“我们唯一能指望的，是能从反恐行动里有所受益。努力维持平衡假象，赢得时间。这是唯一的出路。”
“只能如此？”
“只能如此。”他重复道，面色严峻。
他起身要走，我跟在后面，心情灰败。见我情绪低落，他手都抓在门把手上了，又停下脚步，看着我，想说句安慰的话。他笑着做了个怪脸，缓缓地说：“我们总有一天会开口的，开口说出真相……不管怎样，对于我们这些人，这些历史的‘黑羊’，这是古已有之的角色分配。”他瞥一眼我的反应，走了。
尽管以色列已经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真主党在以色列北部地区的攻击仍然持续不断。
2001年10月4日：一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伪装成以色列伞兵，在阿富拉一长途车站向人群开枪。三人身亡，十三人受伤。法塔赫声称对攻击行动负责。
2001年10月17日：以色列旅游部长雷哈瓦姆·泽维在耶路撒冷一家宾馆遇刺，被两颗子弹射中头部。“人阵”声称对暗杀负责。
2001年10月28日：两名巴勒斯坦警察从自己的车里，向哈德拉市一公共汽车站附近的人群开枪。七人身亡，三十多人受伤。伊斯兰圣战组织声称对此负责。
2001年11月27日：在阿富拉一长途车站，两名来自杰宁的巴勒斯坦恐怖分子用冲锋枪向人群扫射。两人身亡，五十多人受伤。法塔赫和伊斯兰圣战组织都声称对此负责。
2001年11月29日：Egged公司的823路公共汽车在从纳扎雷特开往特拉维夫途中，遭到自杀式炸弹袭击，三死，九伤。法塔赫和伊斯兰圣战组织都声称对此负责。
2001年12月2日：海法市，中午时分，Egged公司一辆16路公共汽车上发生自杀式爆炸事件。十五人死，四十多人受伤。哈马斯声称对此负责。
2001年12月：沙龙拒绝和阿拉法特谈判。
国际组织对此大加批评，呼吁对以色列进行制裁。
一点阴森森的光，从这个奇怪的不眠之夜里浮现出来。我知道，这微弱的昏暗的难以辨别的，冰冷到连我的两眼都不愿迎着它看着它的光亮，能够把我带回生的世界。
在这片凝固的漫无边际之中，已经过了多久？不知道。在有形的空间之外，时间是不存在的。一点一点，光亮变得强烈了，浓雾消散了，有影子浮了出来。它回来了，这个一度不见了的世界。它是善，还是恶？好像还是这么遥远，这么没有生气，这么冰冷。可是，不管怎样，能重新找回这些熟悉的影像我还是很高兴，就像回家了。
慢慢地，有了模糊的视觉。光亮变得清晰起来。周围的东西重新有了生气和温度。现在，我基本上能看清它们了。只是身子依然迟钝和沉重。我向脑子发出一个个指令，想动动手指，手，还有眼睛。看来是做不到。
突然，心脏跳动了，血液猛地涌向麻痹的四肢。我感觉到一股热气漫过，就像是汹涌的急流。
我隐隐听到低低的声音，虽然不连贯但是很真切。我还没有清醒到能够去捕捉它。
一步一步，我终于重新控制了自己的身体，它听从了，在痛苦之中表现出惊人的力量。重回这个世界等于重新感知痛苦。心脏的刺痛，头部的剧痛，双肺透不过仿佛炸裂开来，血液能够流动了却灼烧着一路经过的每一块肌肉。现在，那光刺痛着我的眼，我觉得不能再盯着它看。只是转动了一下眼睛，或者微微侧了一下脸……眼前已经是另一幅景象。我的头脑成功发出了指令。怎么做到的？我不清楚，感觉就像是有人好心帮了我一把，像是神赐的奇迹。持续不断的痛弱下去，心跳开始变得有规律。可怕的麻木感慢慢褪去，我回复了意识。一堆感觉迟钝痛苦难当的东西，总算重新变成了“我的”身体。
我感觉得有人在旁边。没错，我记得这变调的低低的声响：是人的声音。不敢肯定，也没有力气怀疑。不管是帮助还是危险，我都不想去知道。但生的愿望做主了，它提醒我求生的本能。一定要弄清这个影子是谁，一定要在需要的时候自卫，抵抗。永不认输。
身体和精神的双倍勇气，令我努力去看清楚。恐惧重又浮出来，心跳加剧了。慢慢地，逐步逐步地，那个影子越来越清楚，最后变得非常清晰。当我看出来那只是一张友善的面孔时，我是多么宽慰啊！这个人的目光和声音里，有一点伤感，有一点紧张，更多的是放松，这给我带来了彻底苏醒所需要的最后那点暖意。
他看看表，神情轻松了，宣布：“三十四分钟，中度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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