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变色龙西纳特拉
在尼克松总统任命沃尔特·安南伯格为驻英国大使后不久，南希等人便开始学习宫廷礼节。“姑娘们”（南希对自己小圈子的称呼）希望能到伦敦拜见女王，因为她们的好友安南伯格夫妇占据着有利位置。但是，由于从未见过王室成员，“姑娘们”在哈里特·多伊奇家吃午饭时为礼仪问题而烦恼。
“这些女人对穿什么、说什么以及是否应向伊丽莎白女王行屈膝礼而犹豫不决。”KNBC电视台记者琳达·道格拉斯当时嫁给了哈里特和阿曼德的儿子斯蒂夫·多伊奇。她回忆说：“她们都是富人，穿得起加拉诺斯做的价值1000美元的服装，但是她们不懂起码的宫廷礼仪。于是她们用了三个小时来练习屈膝礼。那场面滑稽极了。在第一个小时里，她们练习鞠躬。第二个小时里，她们练习她们称之为“杰基·肯尼迪致敬礼”的点头扎，这是在肯尼迪总统被暗杀后菲利普亲王到白宫向杰奎琳·肯尼迪表示哀悼时杰奎琳行的礼。第三个小时中，她们练习屈膝礼，然后决定应该行这种礼。她们并不知道，美国人是不应对外国高级人物鞠躬的。”结果，她们白烦恼了一场。她们根本没见到女王。
“姑娘们”，即这些白手起家的效忠于罗纳德·里根的工商界巨头的夫人们，都没有天生的高贵气质。她们都没有受过旧式家庭优雅礼节的熏陶。她们原本大多是演员和离过婚的模特儿，她们的情趣来自她们雇用的室内装饰师，后者热心地用上等家具、美味佳肴这些表面高雅标记来教化她们，她们的服装出自那些惯于模仿高雅时装的设计师之手。
“她有一座大府邸，”这便是对那些以豪华住所为生活理想的女人们的最大恭维。她们以谁家的仆人能干为评判标准。但是，她们金光四门的大门后面暗藏着一种俗气，阻碍她们进入更好的社交圈子。
“那些出身寒微而进入较高社会环境的人有时会不知所措，”贝弗利山古奇公司女推销员埃伦·波朗说：“她们索性什么也不做，这样她们就不会犯错误。这就是南希如此刻板的原因。她实际上很不老练。每当置身于欧洲人之中，她总是不知所措。哈里特·多伊奇也是如此，她过去是个女推销员。可怜的贝特西·布卢明代尔在出席1981年英国皇室婚礼时竟然载着冕状头饰。众所周知，在皇族面前是不能戴冕状头饰或花冠的。”
“姑娘们”嫁的男人大多是白手起家的、暴发的、傲慢无礼的百万富翁。他们是在来钱快的领域里发的财，如开办小型疗养所、经营旧汽车、汽油和石油等，而不是从事法律、医学和银行业等。这种富翁很难受到波士顿的卡伯特家族的接待，但在贝弗利山社交圈子中则被一视同仁。
有些男人，如艾尔弗雷德·布卢明代尔和里斯·米尔纳，还另外养着情妇。这种秘密关系往往会成为社会丑闻。布卢明代尔于1982年死于肺癌。他的死使他的肮脏私生活曝了光。当他的妻子贝特西停止了艾尔弗雷德每月付给情妇维基·摩根1.8万美元的生活费时，维基·摩根公布了他反常的性行为，并对贝特西提出起诉。几个月后，维基被与她同住的一个同性恋者用棒球棒打死，布卢明代尔的名声再次受到玷污。
几年之前，里斯·米尔纳被控雇用了两名刑满释放犯拷打、抢劫和谋杀他的情妇。他指使这两名暴徒用一把螺栓刀切掉她的一根手指，因为她曾咬断他的一根手指。米尔纳因犯下人身攻击罪，包括抢劫和残害人身罪，被判处一年至五年的监禁。
沃尔特·安南伯格被选任驻英国大使，从而脐身于那些享有社会声誉的前任大使约翰·亚当斯、温思罗普·奥尔德里奇和戴维·布鲁斯的行列。这个犹太高出版商因占据了这一具有国际威望的位置而得以最终进入上流社会，摆脱了其父的下层社会名声。其父摩西经营一个预付赛马赌注电话专线而每年牟利600万美元。这位老安南伯格因偷漏所得税被判三年监禁，仅服刑一年便死于脑瘤。其子一直努力提高家族的社会地位，对慈善事业大量捐款。
安南伯格夫妇花费了100多万美元来整修美国驻英大使府邸——十分体面的温菲尔德宫。这使“姑娘们”大开眼界。当利奥诺·安南伯格回到洛杉矶后，这些物欲极强的女人聚精会神地听她详细描述如何布置新的镀金墙纸、路易十五时代的枝形吊灯、进口的葡萄牙绣花地毯、莲花形的洛斯托夫特磁器和明代木箱。从都柏林三一①学院的一座大厅拿来的中国18世纪的墙纸，被送到纽约镀金和清洗，送到香港修补，再送回纽约恢复成古色古香并熨平，最后才将这些珍贵的纸幅贴在客厅墙上。“姑娘们”听后迫不及待地想看成品。
①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译者
1969年11月，里根夫妇前往伦敦。里根州长将在皇家艾伯特大厅向行政长官研讨会发表演讲。他们成为安南伯格夫妇的第一对留宿客人。布卢明代尔夫妇也陪同来到伦敦，但他们在克拉里奇那里留宿。
“南希·雷诺兹和我也加入这次旅行，”乔迪·雅各布斯说，“在飞机上，我们一直在谈到使馆后我如何为《妇女服装日报》采访南希·里根。但是，利·安南伯格得知后，把我拉到一边说，她花了好多时间和力气来布置这所房子是为了使她自己成为使馆中第一个被采访者。当南希·雷诺兹和我把这个情况告诉南希·里根后，她只是耸耸肩说：‘想出风头。’”
这一次是南希·里根自12岁以来第一次到欧洲。当年，她曾被父母带着到巴黎看约瑟芬·贝克的表演。贝克女士赤着脚、裸着上身跳舞，使洛耶·戴维斯大惊失色，幕间休息时，他就带着妻子和女儿离开了剧场。里根惟一一次出国是在1948年，当时华纳电影公司送他到伦敦拍摄《草率的心》。
这一次，58岁的州长和48岁的夫人是持着外交护照、带着美国总统的祝愿来出访的。一个月前，他们曾带着帕蒂和罗恩乘坐总统专机去菲律宾，代表理查德·尼克松出席马尼拉湾的文化中心的开幕式。从此他们与费尔南德和伊梅尔达·马科斯夫妇建立了亲密的关系。马科斯夫妇在以后的年月里送给南希价值数千美元的衣服和首饰。一个朋友说：“这并没有使南希不再拿伊梅尔达当笑料。她告诉我们，她所见到的广告牌上都写着：‘由于第一夫人的慷慨，这条新路通到了你家。’”南希还抱怨在他们下榻的马六甲宫的卧室里有蟑螂。“里根夫妇叫来了马科斯夫妇的一个仆人。他拿着一个很大的喷雾器跑进来，杀死了蟑螂，”州长的助手迈克·迪弗说，“那个仆人说：‘别担心，它们是刚从厨房里跑出来的。’这样说并不能使里根夫妇感到宽心。”
1969年的冬天，像他们这样的贵客能在伦敦和巴黎逗留九天是绝无仅有的。南希后来提到，有一扇窗户僻啪作响，使她彻夜不眠。里根州长也抱怨使馆的服务员太勤快，不容他自己动手洗内衣，就抢先洗了。
对于南希来说，这次出访的高潮是里根夫妇与布卢明代尔夫妇在巴黎度过的时光。布卢明代尔夫妇安排了参观凡尔赛。馆长杰拉尔德·范·德·肯普派出了特别向导埃利奇女士陪同。（“当她描述玛丽·安托万内特和路易十六走出各自的房间举行婚礼时，那情景仿佛就在眼前，”南希说。）贝特西·布卢明代尔带她到迪奥尔服装店，（“他们把我的身材记入档案，这样我就能邮购服装，”南希说。）并且安排了巴黎美发师亚历山大给她做头发。亚历山大团给温莎公爵夫人做头发而远近闻名。（“你会相信吗？实际上我回到旅馆后还得自己重新梳理一番。此外，这里到处都有狗，每个人都在大声喊叫。在这种环境中我不可能很自在。”）在范·德·肯普家晚宴上的高潮是会见公爵夫人。其意义不仅在于有可能见到英国女王，因为对于南希来说，这位百无聊赖的沃利斯。沃菲尔德·辛普森夫人（即温莎公爵夫人）象征着等级的最高层。
南希和贝特西用了几个小时来议论公爵和公爵夫人那种小圈子的生活，他们每天晚上参加晚宴时穿戴什么，他们的仆人如何将卫生纸裁成方形供他们使用，他们的厨房伙计如何给他们把生菜按菜叶大小来配菜，以及身着兰色海军服的男仆如何用银碗来给他们的哈巴狗喂食。
“公爵夫人是那天晚上的明星，”南希对《妇女服装日报》说，“是绝对的明星……她穿的那件黄色的过膝的日旺希①礼服漂亮极了，罗尼都注意到了……她不仅仅是容貌美丽。她有一种魅力，她在和你谈话时能使你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物……至于温莎公爵……噢，他是令人惊叹的人……他对罗尼说；‘我完全支持你的立场。’公爵既然支持罗尼，你认为他会到美国来帮助他竞选吗？”
①休伯特·日旺希，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译者
多数政界夫人都不会希望得到一个曾经与希特勒有过交往，后来承认自已被这位纳粹领袖欺骗的人的公开支持。但是南希却被温莎公爵夫妇迷住了。
在里根宣布自己争取蝉联州长的意图之前，夫妇俩早已下了决心。他们不喜欢整个一周都呆在萨克拉门托南希说：“这是个民主党的城市。”但是他们喜欢现有的掌权地位。他们承认，如果没有这个职位，他们的生活就会黯然失色。
对于里根来说，争取连任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事。他的对手是州议会的议长，民主党的杰西·昂鲁。此人大腹便便，嘴里总是叼着一根雪茄。他被说成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州议员，他因说过“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而名扬四海。这位议员是一个粗俗的、搞幕后交易的政客，很难与衣冠楚楚、皮肤晒得黝黑的电影明星州长匹敌。后者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年轻10岁。昂鲁与坦内西·威廉斯的《热铁皮屋顶上的猫》①中那个肥胖的族长有着惊人的相似。即便经过节食减轻了90磅体重，他仍不能摆脱与那位“老爹”相似的形象。
①《热铁皮屋顶上的猫》是好莱坞1958年拍摄的影片，描述消除南方一族长统治家族的故事。——译者
昂鲁在高税收、高福利开支、犯罪增长、校园的暴力骚乱等问题上攻击里根，说在里根任州长四年间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了。但是，昂鲁没钱支付报纸广告、招贴画、电视和电台宣传费用，因此不能扩散其主张。而里根的私人顾问团为他募集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他凭着180万美元的巨额资金步步走向胜利。
玛丽·波格多诺维奇·德克斯特是斯塔基斯特食品大王的女继承人。她回忆说：“当时格雷丝·萨瓦托里拉我为里根1970年再次竞选捐款。我曾在1968年因格雷丝的关系而为尼克松的竞选总统活动捐款2．5万美元。因此，她请我到世纪广场旅馆，见见里根夫妇。她带我来到他们的套房，在外间排队等候逐个接见。那种情况就像是去向神父忏悔。华纳电影公司的杰克·华纳排在我们前面。他出来后我们进去。格雷丝走在我前面。她对南希说，我是里根夫妇需要认识的一个重要人物。她的话没说完，就被南希打断，南希问：‘嗯，那么她有多富？’”
“格雷丝因我听到这句话而十分为难，嘟嘟囔囔地讲我父亲是斯塔基斯特的创始人。我走过去，伸出手，做了自我介绍。我对里根夫人戴的波斯绿松石和金钢石耳饰恭维了一番——其实，我家里也有一副类似的耳环，并配有项链、手镯和胸针。然后我就离开了。因为里根有这样一个没有教养的妻子，因为她对人如此粗野无礼，所以我从未捐给罗纳德·里根一分钱。今后我也绝不会捐一分钱给他。”
但是，数以千计的美元仍滚滚而来，用以支持里根的再次竞选。洛耶·戴维斯带头捐了1000美元。随后，汽车轮胎公司总经理论纳德·费尔斯通、亨利·萨瓦托里、霍姆斯·塔特尔、里根的原美国音乐公司的代理人塔夫脱·施里伯、阿尔特·林克莱特和罗伊·迪斯尼各捐了2500美元。
最大的捐款者竟然是思想自由的民主党人弗兰克·西纳特拉。他原来很憎恶里根夫妇，不论在哪里，只要他们到场，他就离开。但是由于另一个惟一的候选人杰西·昂鲁是肯尼迪的拥护者，在1968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上柜不支持西纳特拉的好友休伯特·汉弗莱竞选总统，因此西纳特拉马上改变了自己的敌视对象。“昂鲁在芝加哥严重地伤害了我的朋友”，西纳特拉说，“他实际上伤害了整个民主党。汉弗莱并没有失败。失败的是支持他的人。”
里根突然不再攻击“讨厌和愚蠢”的西纳特拉。西纳特拉认定古老的格言“报复是一道最好等凉了再吃的菜”，决定宣布支持这位保守的共和党人。此外，他还将出任支持里根的民主党团体的副主席，在全加州举办义演，为竞选筹集50万美元以上的资金。
安南伯格夫妇和多伊奇夫妇为西纳特拉的诚意做了担保。于是，里根请西纳特拉为自己的再度竞选而活动。这位歌手答应后，里根和南希都非常高兴。里根的竞选班子起草了一份公开声明，于1970年7月9日发表，成为一条轰动的新闻。《洛杉矶时报》使用的标题是“西纳特拉爆炸了一颗政治炸弹”。
西纳特拉的声明说：“我原来是、今后仍是一名登记的民主党人，（但是）当我认定另一个党的候选人显然是这一职位的杰出候选人时，我的公民职责使我抛弃了党派考虑。那些不了解里根州长和我的人会对这个声明感到惊讶。我们俩彼此认识巳有20多年……我们都怀有同样的愿望，想为加州人民和全国人民谋求幸福。”
西纳特拉的背叛立即引起反响。
杰西·昂鲁感到震惊，说：“你这肯定是开玩笑。”
“令人难以置信，”前州长埃德蒙·“帕特”·布朗说，“弗兰克始终是一名好民主党人，是我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他了解里根掌权造成的灾难。也许我们还能使他回心转意。”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喜剧演员乔艾·毕晓普说。他曾经是西纳特拉的“老鼠园”乐队的成员。
“这是出风头”，一位肯尼迪的姻亲彼得·劳福德说。
《好莱坞公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虽然弗兰克·西纳特拉是一个伟大的表演家，他的政治立场是他个人私事，但是“我们仍不免为之悲哀，因为他决定支持的那个人担任州长期间的所作所为只是为了再次当选。”
《洛杉矶时报》持不同看法。尽管它表示“我们承认与州长有种种分歧”，但仍支持里根再度当选。
“我并不完全赞同里根所做的事情。我也是这样对他说的，”西纳特拉说，“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这总比不投票强。我对里根讲了这一点。我认为我们有选择的权利。我选择了里根。出于同样的理由，如果里根同汉弗莱竞选总统，我会站出来支持汉弗莱。我要说一件事，即里根表里如一。他是一个十分诚实的人。现在，尼克松的所做所为使我很担心。他正在把国家弄得一团糟。如果人们在1972年抛弃他，我一点也不惊讶。”
但是，有一名记者问西纳特拉：“你怎么会支持一个把用于加州老人、盲人和残疾人的福利津贴削减了1000万美元的人呢？”
“里根这样做了吗？他真的这么做了吗？”西纳特拉反问。”
“他的确这样做了。”
“嗯，我认为人们不会因为一件事而撤销对一个候选人的支持，但是我会去了解这件事。你放心，我要对他谈这件事。”
此时，国内税收局正在拉斯韦加斯的凯撒宫调查娱乐业同黑手党的关系。弗兰克·西纳特拉也是国内税收局监视的一个对象。1970年9月6日，一名正在出纳台工作的暗探看到西纳特拉的一名随从拿着一叠黑色筹码来到柜台窗口，换成7500美元现金后离开。这名暗探已经密切注视西纳特拉几个星期了，因为这位歌手的筹码既不是作为薪金的一部分得到的，也不是在赌场中赢来的。他自己把事情搞得更糟糕。他自我炫耀说，他在凯撒宫演出后就坐下来赌钱，他招来了大笔财源，使赌场获得了足够的利润，因此他拿的筹码是无偿的。
整个晚上西纳特拉都在不断地用筹码换钱。最后那位国内税收局暗探叫来了经理桑福德·沃特曼。沃特曼查问西纳特拉，要他交出1万美元现金。
“麻烦开始了。弗兰克称沃特曼是一个犹太人，而桑迪（即沃特曼）则称他是狗娘养的，”国内税收局暗探说，“他们在一大群人前走来走去，人群中有三名警卫。最后桑迪抽出手枪，顶在西纳特拉眉间……西纳特拉大笑，称他是发疯的犹太佬。他说他绝不在凯撒宫干了。说完就走了。”
第二天，地方检察官说，他要叫弗兰克来谈一次话，谈谈他与黑手党关系的问题。“他走出大门时，好像对沃特曼说了这么一句：‘那伙人会照顾你的。’”地方检察官说，“我想问他，他早年唱歌的夜总会是属于谁的，是谁使他走上这条路的，以及他与黑社会的交情。”
拉斯韦加斯的警长也义愤填膺。“我很讨厌他，因为他恐吓男女招待员，闹事，扔馅讲，”他说，“他干的坏事太多了。他总是捉弄这个城市中的普通人。我准备搞清楚为什么旅馆的老板们容忍这一切。”
这些反面舆论似乎对罗纳德·里根毫无影响。当记者们问他关于凯撒宫发生的事情时，他坚决为自己的这位新朋友辩护。他说：“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不问我他做过的好事，譬如在印第安纳州的里土满做的好事？”他是指前警察局长丹·米特里奥昂在乌拉圭被围帕马罗斯左翼游击队绑架和杀害后，西纳特拉和杰里·刘易斯为其9个孩子的教育费用进行募捐的活动。
西纳特拉尽心竭力地为州长竞选，在全州各地给募捐者演出，义演门票每张125美元，一晚上就筹集9万美元。在旧金山希尔顿饭店的舞厅中，他使2500名里根的支持者如醉如痴，在演出结束时，州长跳上舞台，向他表示感谢。
“多数人以为政治是一种交易，”里根说，“但是，我想向你们保证，在弗兰克支持我以后，如果说有一条穿越凯撒宫大厅的快车道的话，那绝对是天公作美。”
南希就像一个天真的姑娘那样欣喜地鼓掌。她明显地迷恋上了西纳特拉。甚至州长的工作人员都注意到，凡是他露面时，她都千方百计要到场，只要他一走进房间，她就兴奋地涨红了脸。《萨克拉门托蜜蜂报》在提到她的这种迷恋时写道：“这位歌手是里根夫人很长一段时间里所宠爱的人。”这种调情持续了几个月，直到西纳特拉飞到芝加哥，南希也在几天后去追踪他时，才引起人们的重视。她的高级助手后来承认曾私下为她做了安排，表面上她是去探望父母，实际上却是在“东方大使”旅馆西纳特拉的套房中与他在一起。
这一风流韵事持续了多年。这种事对于当时尚未婚娶的西纳特拉毫不足奇。他习惯于以夺取朋友的妻子为乐事。南希·里根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这种意义上，弗兰克·西纳特拉就像一条处处标明自己活动领域的狗。
但是，与西纳特拉的这种关系对于罗纳德·里根来说是很有价值的，因为这位歌手为他的再次竞选筹集了大量资金，而且西纳特拉随时都能为州长亲自举办慈善活动。“我们把各种要钱的信寄给西纳特拉，”南希·雷诺兹说，“而他是有求必应的。有一位靠救济生活的残疾妇女，住在‘棕榈沙漠’。她来信说，她希望能得到一些钱，使她儿子过一个美好的圣诞节。州长把这封信送给西纳特拉。他收信后出门买了各种东西，包括一辆红色自行车，然后亲自送到这位妇女家中。他敲开门说，里根州长对他讲了她的境况。他送给她各种玩具和食品，祝她圣诞快乐，然后就离开了。他对我们说，他最高兴的是这位妇人居然没有认出他来。”
西纳特拉还为里根夫妇打开了他们可能永远进不去的社会圈子的大门。1970年，他说动好莱坞的贵妇人、米高梅电影公司路易斯·迈耶的女儿伊迪丝·迈耶·戈茨举办晚宴招待里根夫妇。伊迪丝是一位忠实的民主党人，很不情愿这样做，但是看在西纳特拉的面子上同意了。她邀请里根夫妇和他们的朋友到位于霍姆拜山的家中。她得知州长喜欢吃鱼，就让厨师准备了一种特殊的蝶鱼奶油冻。但是那天晚上，当男侍把这盘菜送到里根面前时，里根只吃了一点奶油冻，而不吃鱼。这使她很不快。
“罗尼，我以为你爱吃鱼。”她说。
“噢，是的，我很爱吃鱼。”
“那么，”她指着盘子说，“你怎么不尝一点呢？”
里根发现自己失礼了，就吃了点。几年后，南希·里根在白宫举办的第一次私人晚宴就是仿照埃迪·戈茨的菜谱做的。
西纳特拉也和里根一样，从他们的新关系中获益匪浅，因为他再一次进入到政治权力的圈子里了。“弗兰克的一个主要特点是他喜欢权力。他对权力的迷恋超过了我能想到的任何一位社会名人，”作家汤米·汤普森说，“或许他此时的思路是，因为他在娱乐业占据了如此长时间的顶峰位置，所以他就有资格与其他行业——工业、医学界、政界、政府——的首领们平起平坐。他从一个激烈的自由派转变成一个吹毛求疵的保守派，这是不难解释的。”
然而，好莱坞自由派人士对西纳特拉在政治上朝三暮四的义愤有增无已。因此他不断向人们表白他的政治身份。他说：“我自始至终是一个意大利商的民主党人。在这一点上，我绝不会改变。”为了证明这一点，他宣布支持埃德蒙·“杰里”·布朗竞选加州秘书长，支持加州另一名民主党人约翰·膝尼同里根的好友乔治·默菲竞争美国参议员职位。但是，随后他又支持共和党人约翰·林赛出任纽约市长，并为纽约共和党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的再次竞选活动捐款1万美元。
那些没有完全被西纳特拉的政治效忠表白所迷惑的人认为，他之所以支持他原来鄙视的罗纳德·里根，仅仅是因为他遭到肯尼迪家族的排斥和昂鲁是忠于肯尼迪的人。众所周知，1960年他花了许多钱整修他的位于棕榈泉的院子，因为他相信，他的位于奇妙棕榈路的家会成为约翰·肯尼迪的西部白宫，会成为这位总统到棕榈泉时的休假地。他修建了一个直升机场，一个又大又新的迎宾楼，里面的餐厅可以容纳40人。他还立起一根挂总统旗的旗杆，装配了一套供白宫电话员用的通讯系统。
然而，当肯尼迪总统来到此地时，他忽视了这个曾为他举办就职庆祝大会的人，这个曾为他竞选募集了大量资金的人。当时，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正在与有组织的犯罪活动进行不妥协的斗争。为了不玷污总统的名声，他不让他的哥哥住在西纳特拉的家里，因为西纳特拉也热情招待过黑手党的首领，如萨姆·贾恩卡纳、约翰尼·罗塞里、米基·科恩、约翰尼·福摩萨和乔·菲谢蒂。因此，肯尼迪到了当时另一个名歌手宾·克罗斯比家，后者是一名共和党人。对于西纳特拉来说，这种公开的羞辱是无法忍受的。
“当时提出的借口是安全考虑，说特工处认为克罗斯比那里的安全措施更好些，但是，弗兰克从一开始就不买这个帐、”许多年后彼得·劳福德说，“他气得脸发青，大骂博比，然后给我打电话，骂了我一顿。他完全丧失了理智。后来他的贴身男仆告诉我，他放下电话后，拿着一把大锤走出房间，开始猛砸直升机场的水泥起落台。他当时处于疯狂状态。”
1970年9月7日，斯蒂夫·艾伦发表了一封致西纳特拉的公开信，问道：一个矢志不渝的自由主义者怎么能突然支持一个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言人？一个像弗兰克·西纳特拉这样为公民权利而斗争的人，怎么能支持像罗纳德·里根这样的人呢？里根1962年谈到美国黑人时说“他们彼此相啖。”艾伦列举了州长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反动立场：监狱改革、老年人医疗、农业劳工、饥饿、代沟、税收、校园骚乱、反战示威、教育、消费者利益、死刑和心理健康等。然后，他请求西纳特拉放弃“西西里式的复仇”，回到民主党人的行列中。
他的信以如下的话结尾：“弗兰克，也许只有数千人能读到这封信。因此我请你光临我的电视节目，面对几百万人解释你的立场。”
西纳特拉对此不置一词，而州长夫人却做出了反应。她找来记者，驳斥斯蒂夫·艾伦的批评。“噢，上帝，我非常激动，尤其是在竞选运动的这一时刻。”她说，“我原来以为我能过关，不会这样激动不安。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次竞选是很肮脏的……它的起点很低……而现在则发展到我所深恶痛绝的地步，竟然对我丈夫的人品提出怀疑。”
她气愤的是，昂鲁攻击里根是富人的州长、“半遮半露的百万富翁”的工具，他们资助他竞选，为他购置在萨克拉门托的住宅。尤其使她火冒三丈的是，昂鲁重提她丈夫手下的同性恋丑闻。昂鲁与两个年轻妇女合影并宣称：“我们那时曾听到萨克拉门托有种说法。带个姑娘来吃午餐，以证明你的清白。”
通常她在公开场合都抑制住自己的愤怒，但是这次却溢于言表。她攻击杰西·昂鲁说：“你们知道吗？州议会讨论预算时，他在欧洲度了六个星期的假。而罗尼这个夏天只休息了七天。这看来不大公平。”
然后，她以非凡的精力开始在全州各地举办共和党妇女俱乐部的午餐会，宣讲她个人的、“当然也是罗尼的”政治哲学。
她尽量避免官样讲演，而采取严肃的问答会方式。她向听众发表了她对下流电影、妇女解放运动以及短裤流行的否定意见。她对色情作品异常恼怒，不愿谈及这个问题。
“色情作品就是色情作品。那有什么可看的？”她会很激动地问。她接着说，“你们为什么会那么感兴趣？当然，除非你想成为一个有观淫癖的人。但是我不想。我对今天电影业的。情况感到震惊和羞愧。现在电影正通过把一个人所能拥有的最美好的事物变得廉价和庸俗而摧毁它。美好动人的一面你们看不到，而他们所展示的是兽性。”
有一次，在她做了类似训斥之后，米尔斯学院的学生会主席站起来反驳。她说，她认为让年轻人在电影中看到性，读到明确讲述性的书籍，总比钻到牲口棚中学习生活要好。里根夫人冷冷一笑，说：“我不能赞同你。”她没有提高声音，但表达了她的愤慨。这个题目很快就结束了。
在公开场合，南希设法使自己不动肝火。“使我保持冷静会对罗尼有很大帮助，不是吗？”她问道。她接着说，“我想做的最主要的事是帮助我丈夫。”
她驳斥要求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者，说她们是不知天高地厚的“愚蠢的妇女解放宣传者”。“她们是很可笑的，”她说，“我确实认为，一个妇女的真正幸福是在家里和丈夫、孩子在一起。这并不是说，她们不应有自己的利益，但是她们应在婚姻生活的框架中，而不是在与婚姻生活相悖的过程中寻找自己的幸福。而妇女解放宣传者们正是在这方面制造麻烦。上帝使男女有别，所以各有不同的需求……我认为，一个妇女越像个女人，得到的就会越多。”
《神秘的女性》的作者贝蒂·弗里丹听后不以为然。她说：“南希就像蒋介石的夫人，按照传统方式通过男人找幸福。当年，我和南希在史密斯学院是同学。我记得她当时是学院中仅有的几个看重事业的女学生之一。但是，当她结婚后，她就决心通过她丈夫来谋求权力。她背叛自己性别的方式是很可耻的。”
几年后，南希·里根拒不支持男女平权修正案。对此，贝蒂·福特说：“我想，南希遇见里根后，就其个人生活而言，一切都到头了。就在此刻她自己也就不存在了。”稍后，这位前第一夫人解释说：“我的意思是，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像南希这样的）曾经有过职业的妇女会对劳动妇女如此冷漠。我不能理解她怎么会反对这项法案。”
作为一个热恋的妻子和一个同心同德的伴侣，南希对男人，尤其对她丈夫及其周围的男人，似乎并不构成什么威胁。他们大多从未完全把她放在眼里。她身材娇小，显得弱不禁风，因此能得到男人们的保护。她则借助这种保护更有效地实现自己的目的。她甚至不时地打情骂俏，并且说，她不能理解像格洛里亚·斯坦南姆这样漂亮的女权主义者为什么非得采取对抗态度不可。
“我偶尔听到格洛里亚在萨克拉门托的电视采访中的谈话。电视台的人介绍她时说，她很有吸引力。事实上也是这样的。”南希说，“但是格洛里亚不喜欢这种介绍。那样介绍有什么不对？难道要搞得像这些女人一样恨男人怎么的……我搞不明白。我喜欢同作为一个女人有关的一切事情。我喜欢受到照顾。我喜欢强有力的男人。我希望有人给我带路。我喜欢那种受到保护的感觉。”
虽然她有女性的面纱，但是她并不隐瞒她对眼前问题的坚定观点。她像丈夫一样投身政治，不停地说着官场行话。譬如她斥责尼克松政府在“F．A．P”计划上的立场。所谓F．A．P即倒霉的联邦“家庭资助计划”。“总统最后不再试着采用我丈夫提出的福利改革方案，”她说着便开始指责领福利金的人们，“总得有人来解决一下福利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正在毁掉我们。这种制度已经陷入泥潭，因为它机构臃肿，人浮于事。”
她是在一次去纽约的旅程中说上述这番话的。在纽约时，她和州长住在沃尔多夫大厦的一个套房里。她在报上看到有一个靠福利救济生活的家庭就住在同一个旅馆里。“我大吃一惊，我想纽约人也会大吃一惊。应该把这些人安置在另外的什么地方。”
这位第一夫人如此傲慢，因此成为嘲笑的对象。一位喜剧演员有一句总能引得哄堂大笑的台词：“有人问南希·里根是否懂得穷人。她回答说：‘只要他们说话慢吞吞。’”
加州有一个在弗雷斯诺县福利处工作的爱开玩笑的人给州长夫人寄去一封信，通知她，因她不够领取公共救济的资格，因此她的名字被从该县食物券计划中勾销。南希与她丈夫不同，她从未养成幽默感，不能对这种事情一笑了之。
她坚决相信死刑的作用。她自称1972年美国最高法院关于废除死刑的决定使她“义愤填膺”。“我现在觉得很不安全，”当加州扶轮社在洛迪举行妇女节午餐会时，她说，“死刑是对犯罪的一种威慑。我相信，加州的大多数人都和我们一样感到不安。我不认为，他们（法官们）在法律上有权这样做。他们改变了宪法。但是，除了议会和人民外，谁也无权这样做。”
南希在几个星期中都在打电话聚集支持者，征集签名，并散发请愿书，要求把死刑作为下一次大选的表决内容。1976年，最高法院宣布维持死刑的合法性。在此之前，南希和她丈夫一样，一直公开支持保留死刑。
她还同司法部长伊维尔·杨格一道，发起要求对犯了某些罪行的犯人判处监禁的运动。“今天每一个人，尤其是妇女，都很关心犯罪和暴力问题，”她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我们都需要保护，以使我们兔受危险的罪犯的侵害。而这项倡议就提出了保护措施。”
当时，里根夫妇支持美国卷入越南战争，他们代表的是一个保守的少数派。他们曾在洛杉矶的贝弗利·威尔希尔饭店为南越总统阮文绍夫妇举行私人晚宴和招待会。为此，里根夫妇受到大批反战的留着长发的示威者的谴责。示威者中有简·方达和她丈夫汤姆·海登。他们站在饭店外面抗议这次晚宴。最先抵达的客人之一恰·恰·加博尔对记者说：“告诉简·方达，她是个傻瓜。”里根夫人以微笑表示赞同。
里根当过陆军上尉的军事经历没有超出好莱坞的边界——他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好莱坞拍过纪录片。这位好战的州长鼓吹对北越实行全面轰炸。他不止一次地说：“我们能炸平这整个国家，在上面划出停车道，然后在圣诞节前回家。”因此，不论他走到哪里，尤其是到大学校园，总有反战的示威者缠着他。他要求用纪律来约束参加示威的学生和教师。他反击举着“要谈情说爱，不要打仗”的标语牌的嬉皮士，说：“问题在于，他们看上去是哪样都做不成的。”在克莱尔门特学院，有一位留长发的学生举手要求提问。里根指着他说：“请这位年轻女士提吧。”当时在座的1800名学生惊呆了。当里根表示抱歉，说灯光太暗了，因此没看出提问者是个男性时，全场哄堂大笑。他后来讲：“这个家伙头发剪得像人猿泰山，走路像简·方达，发出的气味像猎豹。”由于被抗议者所纠缠，有时他也失去幽默感。当他离开伯克利大学的校董会会议时，他对好斗的学生伸出中指表示愤怒。他伸指头的照片被刊登在加州纽霍尔的报纸《信号》第一版上。
里根很欣赏自己与学生的对抗。在他竞选总统时，他曾对一名特工人员回忆他对付抗议者的技巧。
“他和我常常在加州他的住所收集木柴。干活时，他常给我讲他当州长时显示男子气概的故事，”前特工人员马蒂·维克尔说，“他讲当那些嬉皮士在学校大楼里闹翻天时，他是如何对付那些臭东西的。”
“在越战期间，当我听到父母说‘就是去轰炸那个国家’时，我真的开始不安了，”许多年后帕蒂·戴维斯说，“我当时正上中学，但是我知道人们在为甚至全国多数人都没有信心的事情而付出生命。这种情况确实使我很惊讶。”
南希不能容忍与她不同的见解，尤其是在自己家里，因此帕蒂从未积极地抗议越南战争，而且学会了不去表达自己的疑问。她说：“当我提出疑问时，我总会倒霉。因此我决心保持沉默。”几年后，在她的偶像简·方达的影响下，她知道应该大胆地说话了。这激怒了她的母亲，因为她讨厌简·方达所代表的一切。南希把美国的和平运动视为第五纵队，认为反战示威者是破坏分子。她说：“他们在帮助敌人，而不是帮助我们。”
1970年10月15日暂停正常活动日，这一天在首都华盛顿举行了声势最浩大的反战示威。州长夫人到旧金山莱特曼陆军医院探望在越南负伤的士兵。她通知电视记者陪她前往。
“这是一次有象征意义的探视，”她说，“我想让这里的孩子们知道加州有许多人感谢他们。”
三年后，里根夫妇邀请回国的战俘出席为他们举办的全美炸鸡和苹果饼自助宴会。“加州的战俘比其他州都多。因此我丈夫和我决定在萨克拉门托为加州北部的战俘举办两次晚宴，在我们位于洛杉矶的家为加州南部的战俘再举办两次晚宴。”她说，“这是极其激动人心的经历。仅仅是站在他们之中，你就会为作为一个美国人而自豪。他们讲述了他们被监禁的经历，十分感人。”
在1970年的再次竞选活动中，南希大讲堕胎问题，解释她丈夫1967年签署的有关法律的宗旨。她说，根据加州这项法律，只有当生孩子对母亲的身心健康有严重损害的这种担心“既真实又合法”时，才允许实行堕胎。她谴责有些医生以精神健康为借口，给任何提出要求的人做人工流产。
“我认为这是（对这项法律的）滥用……这不是我丈夫的本意，”她说，“我认为不能任意堕胎。我认为，不能因一个妇女提出要求就给她堕胎……我认为，如果你堕了一次胎，你就是进行了一次谋杀。”
虽然南希在其丈夫的整个政治生涯中始终公开坚持这种立场，以避免与支持丈夫的坚持生存权的保守选民相抵触，但是当她自己的女儿需要堕胎时，她私下里财另行一套了。帕蒂固与南希根本不喜欢的一个男人未婚而先孕，使南希心烦意乱，她跑到朋友们那里去寻求安慰，并向她的高级助手们倾诉烦恼。“据说帕蒂巳堕过几次胎了，”里根夫人的一个秘书说，“这是海伦·冯达姆和迈克·迪弗告诉我的，他们知道这几次的情况。”
“我母亲对我讲了帕蒂几次堕胎的事，”一个南希的密友的女儿说，“有一次南希不得不急忙把她送到利昂·‘雷德’·克罗恩医生那里做了拙劣的手术。南希后来说，她以为由于这次手术，她的女儿可能永远不能再生育了。”
帕蒂从未公开承认她母亲对别人讲的那几次堕胎，但是她赞成妇女有堕胎的权利。她在自传体小说《家庭战线》中，用了五页篇幅生动地描述了一次非法堕胎。小说中的堕胎发生在1968年，而这一年帕蒂16岁。她对《女士》杂志说：“我认识两个堕过胎的姑娘。有一个穿越边境，到墨西哥一个位于旷野的古怪诊所。她怕得要死。手术做得很糟糕，后来她不得不让人摘除了卵巢。另一个姑娘在做了手术后，留下很大的疤痕，从此不能再生育了。人们应该记住非法堕胎的悲惨情况。”
由于州长及其夫人大谈他们所关心的社会问题——性、毒品、堕胎和越南战争，民意测验显示里根正在失去大幅度领先的势头。到1970年10月中旬，由于越来越多的蓝领民主党人开始归队，杰西·昂鲁几乎要追上来了。在选举那天，南希急得神不守舍。
她非常迷信，因此她坚持要她丈夫像1966年第一次当选州长那样在这一天与霍姆斯·塔特尔打高尔夫球。她按照1966年的做法来安排一切：与厄尔和马里恩·乔根森夫妇共进晚餐，请乔根森夫人邀请同一批客人、雇用同一个帮手，奉上同样的食物——咖喱鸡。南希需要让她的一切“吉兆”都恰到好处，此外还需要占星术士们的一再担保。但是，她仍然焦虑不安地等待选举结果。
在上甜食时，她得到丈夫获胜的消息。里根以3439664票再次当选州长。他的选票为总票数的52．9％。杰西·昂鲁获2933607票。民主党花费了120．7万美元，平均每张选票为42美分。州长花了355万美元，平均每张选票为98美分，比民主党的选票贵一倍。
里根找来给他募集资金最多的西纳特拉，请他负责自己的就职庆祝活动。西纳特拉曾经于1962年为帕特·布朗州长操办过此事。那年，西纳特拉和他的“老鼠园”乐队在萨克拉门托的舞台上跺脚跳舞，让欣喜若狂的民主党人知道他们是多么幸运。他当时说：“想一想吧，如果迪克·尼克松赢了，你们就得坐在这儿听罗伊·罗杰斯和罗纳德·里根讲话了。”
西纳特拉现在称呼里根为“我的州长”。这条政治变色龙又要为这一个州长唱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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