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好莱坞邂逅里根
芝加哥市长爱德华·凯利，像教父把不义之财施舍给党徒一样，把4万件公职肥缺分配得一干二净。洛耶·戴维斯夫人是首受其益者之一。由于她丈夫在国外医疗单位工作，她力求维持上等社会的水平。广播连续剧因缺少赞助而一蹶不振，伊迪丝无力支付她在东湖滨大道公寓的昂贵房租，便把公寓转租出去，和她女儿一起搬到不甚昂贵的德雷克饭店。通过她和市长的友谊，她得到了周薪75美元的格兰特公园夏季音乐会评论员的工作。她还弄到了一个由市政府支付年薪2141美元的名义上是秘密女警察的美差。但她并不需要汇报工作。这是一个不用露面的差事，是对她1943年在爱德华·凯利市长的公民委员会妇女部担任指导工作的回报。几年以后，当她在亚利桑那的斯科茨代尔创建一个退休所需要25000美元时，她不去银行贷款，而是直接去找“大爱德”。“市长照顾伊迪丝，”莱斯·温罗特说，“伊迪丝也照顾市长。这是无可怀疑的。”
战时，伊迪丝和她最要好的朋友，市长夫人玛格丽特·凯利·密切合作。她们一起把芝加哥军人中心建成美国最好的食堂之一。他们招募了数百名漂亮的女服务员，给休假的或等待出发的士兵分发免费糕点、热狗和电影票。伊迪丝固定地在中心志愿服务，和很多年轻人成了好朋友。
1943年5月8日，在搬到德雷克饭店前，她邀请了6个水兵到她家去会6个衣着时髦的姑娘，到场的还有芝加哥警察局上尉迈克尔·诺顿和负责第九海区岸上巡逻的海军少校卡尔·斯托克霍姆。这几个应召而去的士兵都是末成年人。少校给他们每人3美元零用钱，叫他们带这些姑娘去路普区的某些酒吧间。他们虽然尚未成年，但都被指点着如何为自己和女伴们要酒。酒上来以后，诺顿上尉和他的部下突然冲了进来，搜查了酒吧间，把招待员和店主抓了起来。这几个店主自然就丢掉了他们经营酒业的执照。
两周后，嫌疑犯们出现在市法院，并且为被诱陷而辩护，说他们是被蓄意陷害的。当其中一个水兵证明这次袭击确实是在北湖滨一位戴维斯夫人公寓里策划的以后，指控就被束之高阁了。
好奇的记者们调查了上述的戴维斯夫人，发现她以东湖滨大道199号伊迪丝·戴维斯之名列在警察局支付工资的名单上。他们怀疑这个秘密女警察与社会上知名的医生妻子是否为同一个人，于是给伊迪丝打了电话。
“我无可奉告，”她说，“他们叫我别说话。”
“你说的‘他们’是指谁？”
“对不起，我不能说。我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她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另一个记者按了她的门铃，伊迪丝带着满头卷发夹来开门。她否认知道任何事情。“一定弄错了。”她说，随即把门关上了。
记者又打来了电话，南希接的，说她母亲“正忙着”呢。她不喜欢这种记者，他们和报纸社会版上那些有教养的女士们迥然不同。
“关于你母亲的警察活动你知道些什么？”
“我肯定我母亲从没干过那类工作，”南希说，“一定是搞错了。”
“你母亲是否对社会服务工作例如禁止卖酒给未成年人感兴趣？”
“据我所知，不是，”南希说。
“你的母亲一般来说是否反对喝酒？”
“据我所知，不是，”南希说。
“那么，你如何解释住在湖滨大道199号的叫做伊迪丝·戴维斯的女警察和住在同一地址的你的母亲这一神秘的巧合呢？”
“这一定不是真的，”南希说。
这一事件在芝加哥成了一件小小的丑闻，各报连续几天都在头版醒目地位登载了这条新闻。《戴维斯夫人是禁酒警察吗？她不会说的》，这一大字标题引人注目地刊登着《社会名流戴维斯夫人是女警察》，另一标题大肆宣扬着。
那时，警察局仅有的妇女是拘留所的女看守，而她们都不是来自芝加哥的黄金海岸，也没有初次参加社会活动的女儿。住在湖滨大道的伊迪丝的邻居们都十分吃惊。像她这样社会地位的人居然会如此惟利是图，拿纳税人的钱去制造未成年人的违法行为，给招待员和酒店老板们设陷阱。
“（戴维斯家人）都是很有政治头脑的，”家住在市政厅对面的贝蒂·沙尔伯格·奎利说，“她的工作是跟踪妓女什么的……真是非常令人吃惊。我仍不能相信她为了钱能干这种事。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她会做这类事。不管怎么说，她的丈夫是个医生。”
记者不断纠缠凯利市长，打听这位神秘的女警察的身份，但是他置之不理，说他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他说：“去问警察长官吧！”长官告诉记者们，他不能都记住他部下的名字。
“那么我又怎么可能知道呢？”市长说，“再说，这又有什么？难道警察局的所有事。唐都要公布于众吗？”
领导罪行防范局的警官承认，他名单上有一个在芝加哥军人中心工作的名叫伊迪丝·戴维斯的女警察。她的职责有：不让孩子们离开大门，不让无人陪伴的或未成年的姑娘们入内（和）禁止在军人中心拥抱、接吻。
几天以后在法院审讯时，这些水兵们再也没能出场回答讯问。据一个海军军士说，他们被调到“不明的部队”去了。法官裁定拘捕是由于诱陷，于是撤消了指控。所以，酒业营业执照也发还了。
市里没有上诉，伊迪丝继续保持着她被恩赐的工作达四年之久。她于1946年5月24日辞职，承认了她的秘密身份，但是回避说出实情。
“我想，我被列在警察局工资名单上，是因为我为凯利市长工作过，”她说，“要知道，我帮助过他的广播节目。我帮着写作、指导和制作这些节目。”
“你是否做过真正的警察工作？”一个记者问道。
“上帝啊，没有。我不是这种人。”
“那么，对卖烈酒给未成年人的酒吧的那次袭击是怎么回事呢？”
“你们该问在那儿的人，”伊迪丝说，“我没在那儿。我从来没去过西边的那些酒吧。”
南希从围绕她母亲的公开丑闻中吸取了沉痛的教训，因此她回避一切专门报道社会新闻的记者。她也力图永不把自己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虽然一生中她也和有钱有势的保护者们结识，但是她总要确保有个隔离层使自己免遭暴露。她这种本事锤炼得如此之好，以至1969年当她求助于一位黑手党律师时，这件事没有见报，而且除了她信得过的和对之感激不忘的中间人外，无人知道她的这一行动。
伊迪丝的丑闻风行于报纸前不久，南希应邀参加了芝加哥的青年协会。对一个初登社交界的少女来说，这是通往美满婚姻和优裕生活道路的天然进身阶。南希似乎正为此二者做准备，尤其是当她和1942年在阿默斯特毕业的小詹姆斯·普拉特·怀特订了婚以后。
“詹·普”是航空母舰上的弹射器军官，当母舰在家乡芝加哥停泊时，他给南希·戴维斯打电话约会，于是两个人开始经常会面。她发现这个男子和她在心理上很相似。他的同学形容他同她的同学形容她一样，都是“无瑕疵地整洁”，“漂亮地修饰”，“过分地喜欢穿着”和“对体育运动不十分感兴趣”。怀特的几个芝加哥大学生联谊会的哥儿们，对他的印象是：呆滞乏味，有着粉红脸蛋儿，女里女气。“完全不像一个男子汉，不知你是否理解我的意思，”莫顿·史密斯一彼得森医生说，“当然不是联谊会的男子汉。”然而，南希却觉得詹·普·怀特很称心。两个人的头发都是浅黑色，两个人都对戏剧感兴趣，都是意志坚强的母亲的独生子女，他们似乎有许多共同之处。
洛耶·戴维斯医生在部队里任欧洲战区神经外科总顾问。在完成任务回家后两个月，于1944年6月24日，他和夫人在寓所的宴会上宣布南希和詹姆斯订婚。小伙子的父母从马萨诸塞州的温切斯特赶来，带来了一个大的蒂法尼钻石戒指，代表他们在太平洋航空母舰上的儿子送给南希。芝加哥和波士顿报纸的社会版报道他们准备在战争结束时完婚。但是只过了几个月南希就毁了婚约，退回了戒指。南希对在马歇尔·菲尔德的百货公司卖衣服感到厌倦，便和她父母在加利福尼亚呆了一些日子，不时拜访沃尔特·休斯顿一家。她回来时决定离开芝加哥去追求舞台事业。
“那时订婚好像是一件有魅力的、非常浪漫的事，”史密斯学院的同学哈莱因·沃尔德·赫斯特说，“他们是好朋友，按常情他们怎么也不会联姻或订婚，除非……唉，南希本来就是那种随风倒的人。”
“当她取消婚约时，吉姆简直就垮了，”他的阿默斯特的同屋比尔·沃夫说，“我想他的母亲可能在其中起了些什么作用，但我没有把握……不论怎样，他一直也没结婚。”
“不是，不是他母亲把事情弄坏的，”另一个阿默斯特的同学沃德·佩顿第三说，“我认为南希希望以后情况更好……她愿意当一个明星去演电影……吉姆确实一直没结婚，可是有的男人就不是那种要结婚的人。”
她的那个娃娃脸的未婚夫从不谈论这个关系，因为他和南希有约在失，不谈论此事。他说：“我所能说的只是，她是一个很可爱的姑娘。这只不过是一件战时发生的事情。”南希只承认自己犯了个错误。她说：“我们并未打算结婚。”
毁弃婚约标志着南希开始了对性的尝试。
“她确实在全镇上下出了名，成了那种‘易接近’的人物。”莱斯·温罗特说。“她正是当时的男人们认为‘能到手的女人’，听起来这比荡妇要好，但实际上是一样。”
丹尼尔·鲁奇医生曾经常与南希约会。他在帕萨万特医院担任她父亲的高级助手，也就是后来成为罗纳德·里根的白宫医生那一位。“他常常打电话来要我为他作掩护，”当时在帕萨万特的一个居民曾说，“丹总是说：‘我要带南希上埃斯奎尔剧院去。’然后，他就溜出去好几个小时，而我则在他的房里作掩护。我不知道他在剧院里对她有什么举动。他太绅士气，从不向我谈起这种事。但是，就我所知，在1945年，这段情至少持续了三个月。”
数年后，鲁奇医生矢口否认他同南希·戴维斯有任何感情纠葛，声称：“我认为有人把我同克拉克·盖博混淆了。”
在南希出发到纽约去的前几天，她碰上了父母的两位男性朋友，她向他们告别的方式使这两个已婚男人大为惊讶。
“本和我正沿着德雷克旅馆边的东湖滨大道走，”其中一人说，“见到南希时我们刚吃过午饭。她向我们跑来，说她要离开这个镇了，只想同我们告个别。她先一把抓住我，使劲吻我的嘴唇，还把舌头一直伸到我的喉咙里。接着她又扑向本，同样亲热一番。然后说一声‘拜拜’，便匆匆而去。我们俩都惊呆了，这件事弄得我们完全手足无措。震惊之下，我们俩又返回旅馆，要了两杯酒，捉摸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看看我们俩，都是已婚的男人，又是南希父母的亲密朋友。我们不是那种对朋友的子女动手动脚的人，也绝不希望他们对我们动手动脚。就南希来说，那样同我们接吻不卫生、不健康，是一种病的症状。也许，这只是她对已破裂的同那个女性化男人的婚约所表现出的一种反抗。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感到震惊。
“我们发誓谁也绝不再提起此事，但是，从此以后要保证谁也不要同南希单独在一起……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仍然惊魂不定。”
在以后的几年中同南希保持紧密关系的人，无论是朋友还是情人，绝大多数都是同性恋男人。她的世界似乎完全包围在同性恋之中，而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她在艺术界工作的原因。她在后来的生活中，又同许多衣冠楚楚的轻浮男人有过纯精神上的友情，这些人多是她在艺术、时装、烹饪和室内设计等方面的导师。他们培养了她的鉴赏能力，把她引入了世故和老练的时期。她对这种关系所具有的温情性质津津乐道，也正是这些人中的一些人使她情窦初开。1946年，她得到了《琵琶之歌》中的一个小角色，并同该剧组的一个轻浮的男舞蹈演员发生了恋情。许多年之后，他承认自己是个同性恋者，一生中只同三个女人睡过觉，南希便是其中之一。
多利·哈斯后来接替了玛丽·马丁扮演〈琵琶之歌〉的主角，她仍然记得南希和她的同性恋情人到她化妆室里去的情景。“她是个迷人的漂亮姑娘。那天她同那个年轻人来找我，”多利回忆说，她嫁给了漫画家艾尔·赫希菲尔德。“他很想娶她，他们来征求我对婚姻的看法。我给他们大大鼓吹了一番。”
南希的母亲同扎苏·皮茨颇有交情，后者几个月前雇用南希扮演了《破烂的旅店。一剧中的艾丽斯。这是一个小角色，但却是她作为演员得到的第一份工作。当时该剧组正在巡回演出，准备前往百老汇。南希在剧中只有三句对话。“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在底特律加入了剧团。原来扮演这个角色的姑娘正准备离开。”南希说，“这个角色微不足道，但却是一个开端。”该剧的首场和末场演出都在纽约。
然而，没有几个月，南希又利用父母的关系回到了百老汇。这一次她扮演的是《琵琶之歌》中的那个没有台词的角色思春，该剧由尤尔·布林纳和玛丽·马丁担任主演，玛丽执意要把她的宫廷大侍这个角色交给南希。
“她是在我来当导演前受雇的，”约翰·豪斯曼回忆说，“到排练的第二或第三个星期，我对制片人建议说，南希的体态不适合扮演一个矮小的中国侍女。他回答说：‘找玛丽（马丁）说去。’我去了。玛丽说：‘约翰，我没有后台靠山，而南希的父亲洛耶·戴维斯却是美国最有名气的（神经外科医生）。我们可不打算放南希走！’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
《琵琶之歌》在百老汇上演了5个月，评论家们对华丽的布景和服装啧啧称奇，而对这个剧本身却不置可否。南希的表演未能获得好评。演出刚一结束，扎苏·皮茨就打来电话，邀请她扮演《科迪莉亚》一剧中的小角色——米利森特。这个剧是乔治·巴特森的作品，是为了表现女主角的喜剧才能而创作的。但是，这个剧演到纽黑文便终止了。
南希回到纽约继续上她的戏剧课，仍旧住在第51街上的比克曼普莱斯公寓里。她的朋友罗伯特·弗赖尔记得她的房间“收拾得无可挑剔”。
南希在经济上有家庭的支持，喜欢独自一人住在曼哈顿。她几乎不同那里的女人交朋友，只有她父母的一些年长的女性朋友除外。这些人实际上充当了她的代理母亲的角色。至于她结交的同龄女友，也多是同她家庭来往密切的戏剧界的朋友。“休斯顿夫妇（沃尔特和南）的公寓就在不远的拐角处，”她说，“我们家的另一位朋友莉莲·吉什也住在附近。他们常常带我出去吃饭或看戏，或邀请我参加一些小型晚会。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去看斯彭斯（斯潘塞·特雷西）排练一个叫《崎岖之路。的新剧目。”
扎苏又一次突然降临，向她提供了另一个巡回演出中的角色，这次是扮演《已故的克里斯托弗·比恩》中的苏珊·哈格特。《芝加哥先驱美国人》报给她表演的评价是：“天然无雕饰的甜蜜”。
马里兰州的奥尔尼是巡回演出中的一站，南希在奥尔尼剧场与公司当地演员詹姆斯·卡伦分别扮演女主角和男主角。
“我想我在台下对她说的话还不到10个字，而她对我说得更少。”他说道，“实际上南希相当拘谨，总是一本正经的模样——不太可能同我们这些混杂的吉卜赛人交往。现在多年已经过去，回头想想，这可能同她当时的尴尬处境有关——一个年轻姑娘同扎苏·皮茨和佐莉亚·塔尔马两个老妇人结伴而行，不能同当地公司的年轻人交往。
“观众中有许多成年人，他们对鲁思·查特顿、利特赖斯·乔伊、约翰·卡拉代恩、勒诺·乌尔里克和扎苏等来访的明星印象很深。所以，当他们来到镇上演出一周时，人们为他们付了100美元。一周后，明星们又出发前往其他城镇。人们看到这些在二三十年代就已闻名遐迩的演员都已经渐渐衰老，感到十分好奇。在他们之中，有些人仍然幸福、漂亮、生活富裕，而另一些人却在艰辛的职业重负下变得衰老、丑陋、沮丧，早已一蹶不振。我一直不明白扎苏的生活状况，因为她当众总要喋喋不休地抱怨罗斯福的‘新政’剥夺了她的一切，但是她看上去还是那么富有。南希几乎完全受扎苏支配。她们一起吃、一起住、一起梳妆打扮，从不同我们和当地人来往。她们来到剧院，工作一完就回到华盛顿的旅馆里。”
1947年底，南希在巡回演出将近尾声时回到了纽约，并同艾尔弗雷德·德雷克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艾尔弗雷德是40年代百老汇的音乐喜剧王子，主演过《命运》、《吻我吧，凯特》和《俄克拉何马！》等剧。虽说好景不长，但是南希仍然为能同他交往而神魂颠倒。后来她遇到了克米特·布卢姆加登公司的总经理、曼哈顿首屈一指的制片人马克斯·艾伦塔克，便穷追不舍，尽管有人认为她的野心胜于爱情。有人曾说：“与其说这是个人感情，不如说是职业需要。马克斯可以给她提供角色。另外，对她来说他是一个禁果。她怎么可能嫁给一个犹太人呢？因为她非常敬佩她的继父，而他是一个强硬的反犹太主义者。”以后在好莱坞，这个问题又再次被提出来。
“我们这么说吧：她喜欢马克斯胜过马克斯喜欢她，”艾伦塔克的秘书说。在她的记忆中，南希·戴维斯是一个“脸蛋迷人、身穿华丽裘皮大衣的女人。看上去她不像一个奋力抗争的女演员，而更像一个社会女郎。
“有时，当她来约马克斯吃午饭时，马克斯就从后门溜之大吉，她就没完没了地缠着我。于是，我们就出去吃点东西，我劝她忘掉这个瘦骨嶙峋的高个儿犹太人，到好莱坞去，见识一下像克拉克，盖博那样的真正男人。我知道斯潘塞·特雷西曾经几次安排她结识盖博。真的，我对此印象极深。我也知道她母亲是斯潘塞·特雷西的好朋友——公司上上下下对此都印象深刻——所以，我劝她利用所有这些关系，走出纽约，到西海岸去。我一直认为她在纽约当戏剧演员是不会有出息的。当然，她本人倒是雄心勃勃，但是一直没有多大发展，虽然她人很好。她缺乏幽默感，但是心地相当善良。”
她同克拉克·盖博在纽约有过三次约会，这使许多来到纽约的男人都要给她打来电话。这些人中间就有本杰明·索，他是洛氏公司的副总裁和米高梅电影公司负责演员角色分配的头儿。作家安妮·爱德华兹认为：“南希是那种人们争抄她电话号码的姑娘。”
索当时已年满51岁，尚未成婚。他带着这个28岁的女演员去观看斯潘塞·特雷西演出的《崎岖之路》，然后又同她去共进晚餐。几年之后他回想起来了，他曾在餐桌上随口对她说，他有可能让她到好莱坞试试镜头。
后来，当米高梅公司的雄狮真的向南希发出吼叫时，她欣喜若狂，立即给母亲打去了电话。她母亲立刻行动起来，打电话叮嘱斯潘塞·特雷西一定要确保南希通过试镜。当时，特雷西为报答戴维斯夫妇经常不断地给予他的帮助，非常乐意通过帮助他们的女儿作为报答，他以令人难以置信的神速办妥了此事。
“斯潘塞对洛耶·戴维斯非常感激，因为特雷西夫人曾带着他们双耳失聪的儿子向洛耶求助。他告诉她神经性耳聋是不治之症。”乔治·丘克的遗嘱执行人查尔斯·威廉森介绍说，“他对她说：‘你要么为自己开创一个新的生活，要么因此而毁了自己。’从那以后，特雷西夫人把儿子的耳聋症变成了一项事业，创办了约翰·特雷西诊所，把一生都奉献给了耳聋患者。斯潘塞·特雷西不遗余力地为南希争取到米高梅电影公司试镜头的机会，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在1949年，特雷西是米高梅电影公司最走红的明星之一。他给负责制片的副总裁多尔·沙里打电话说，他的有些影片让南希来演最合适不过了。他说：“这个姑娘一到台上，就知道怎样去表现自己的真实情感。”沙里从1938年，也就是从他创作《少年城》那个时候起就成了特雷西的亲密朋友，该剧本不仅使他获得了学院奖，还使他赢得了奥斯卡奖。沙里很快就答应让南希在他的新片《东边，西边》的一幕中同霍华德·基尔一起试试镜头。然后，特雷西又给米高梅公司最权威的导演和以善于同女人工作而闻名的乔治·丘克打电话，要他出马导演这一幕。同时，他还安排了最优秀而又擅长拍摄妇女的电影摄影师乔治·福尔赛负责拍摄工作。
“有如此强大的后盾支持，她的一切自然安排得万无一失，原米高梅电影公司的制片人戈特弗里德·莱因哈特说，“南希要做的只是出现在试镜现场，只要在摄影机前不被吓得呕吐就行了。至于合同，事先就已决定了。无论怎么说，乔治·丘克是制片厂最高级的导演，一个极具影响力的人物，他亲自导演试镜头，这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尤其又是为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影星。他这样做只是为了给斯潘塞·特雷西面子，是出于亲爱的朋友之情。特雷西当时正同凯瑟琳·赫本打得火热，两人就住在乔治·丘克家的客房里。他俩创作的最优秀的影片都是由乔治导演的。他对斯潘塞从来不说一个不字，再说还有南希同本尼·索的恋情这个因素，她要得到米高梅电影公司的合同，可谓胜券在握。”
尽管如此，在南希签署合同前，别人还为她做了大量工作。“我帮助她做试镜前的准备，”莉莲·伯恩斯·西德尼说。她是南希在戏剧、嗓音、姿势、举止、服装和化妆等方面的指导老师。“我讨厌戏剧指导这个头衔，但是我在米高梅电影公司专门负责有才华的年轻演员，我训练他们……我不得不同南希在一起待了几个星期。”
“我告诉过莉莲，对这个人要给予特别关心，因为本尼要我尽全力帮助她。”原米高梅电影公司人才部部长露西尔·赖曼·卡罗尔回忆说，“我承认，本尼·索把南希·戴维斯这样的人拉进公司是异乎寻常的事情，因为他、我以及所有人都很清楚，她是绝不会成为明星的。”
“制片厂只关心有发展前途的明星。”卡罗尔夫人接着道，“我们对培养优秀表演家不感兴趣。一个优秀表演家并不能扩大票房收入。阿瑟·希尔就是一个优秀的表演家，但是他并不能撩动女性的心。安吉拉·兰斯伯里是一个杰出的女演员，但她同样没有使男人着迷的魅力。不过，我们仍同安吉拉签了合同，那是因为她无时无刻不在努力工作。如果有人肯干又能挣钱，我们会同她续签合同。但是，我们努力寻找的并不是她这种人。我们需要像阿瓦、莉兹和拉纳那样能提高我们的票房收入和股票价值的真正明星，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
“南希的素质只适合在我们当时所拍的乙级影片中扮演诸如‘邻居姑娘’一类的角色，即完全无足轻重的角色。多尔·沙里拍了不少这类影片，而且他喜欢她，但是他不该成为她的后台。他是个相当因循守旧的家伙，根本不懂得什么叫性感。正是因为他的缘故，米高梅电影公司从未同玛丽莲·梦露签过一份合同。多尔无法看出她在银幕上的性感魅力，此外，他还认为性感在银幕上并不重要，而路易斯·迈耶却认为这是惟一重要的因素。迈耶曾说，如果你在银幕上既有性感的诱惑力又能得到合适的角色，你就能成为明星。南希进入制片厂时，”正是本尼·索让多尔·沙里主事的时期，所以他认为我们尽可以同她签合同。”
在米高梅电影公司成立50周年的那一年，南希成了这个全世界最大而又资金最雄厚的电影制片机器上的一部分，那也正是公司大肆吹嘘其“明星之多胜过空中繁星”的时期。它可以骄傲地列举出克拉克·盖博、斯潘塞·特雷西、凯瑟琳·赫本、米基·鲁尼、弗雷德·阿斯泰尔、金格尔·罗杰斯、吉恩·凯利、埃丝特·威廉斯、朱迪·加兰、玛格丽特·奥布赖恩、吉米·斯图尔特、范·约翰逊、埃塞尔·巴里莫尔、拉纳·特纳、阿瓦·加德纳、琼·阿利森、彼得·劳福德、伊丽莎白·泰勒、加里·库珀、埃罗尔·弗林、弗兰克·西纳特拉和拉西等一大串明星。牛仔片和喜剧片是那个时代的摇钱树。1949年最著名的明星有宾·克罗斯比、鲍勃·霍普、艾博特和科斯特洛、约翰·韦恩以及加里·库珀。
“我们以‘五光十色的电影制片厂’而著称，”露西尔·赖曼·卡罗尔说，“米高海电影公司是规模最大而又最杰出的制片厂。”在好莱坞的所有制片厂中，米高梅支付的片酬最高，拍摄出的影片最轰动，获得的学院奖最多，创下的收益也最丰厚。虽然在那以后的五年中，万能的米高梅电影公司将要衰落、其明星大军将要崩溃，但是在1949年，公司在卡尔弗城的178英亩土地上还拥有5000名雇员和31个音响棚，一个私人动物园和一所童星学校。
1949年3月2日，南希·戴维斯同米高海电影公司签订了合同，合同期为6个月，周薪300美元，其间20个星期是有保证的。她当时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合同期6个月，周薪300美元，另一种是合同期6年，工资逐年增加，如果制片厂同她续签合同，那么，到1956年她的周薪将涨到1250美元。同样是一纸合同，拉西的周薪为1000美元，相比之下，她的工资真是少得可怜，但是，光彩照人的拉西是当时制片厂里最为耀眼的明星，以“身着装皮大衣的格里尔’加森”而闻名。而南希·戴维斯却被挪揄为“本尼的小丫头门徒”。
南希在签署合同一个星期以后，填写了一份制片厂发给她的自传表，在年龄一栏里她填的是26岁而不是28岁。“我们很少雇用年龄在25岁以上的人，所以我认为是本尼让她稍作改动的。”露西尔·赖曼·卡罗尔说。南希的身高为5英尺4英寸，体重117磅，她声称她儿时的梦想就是“当一名演员”。她所崇拜的演员有：斯潘塞·特雷西、沃尔特·休斯顿、劳里特·泰勒和她的教母阿拉·纳齐莫娃。她还说她喜欢穿着“考究的睡袍在敞开窗户”的房间里睡觉。她在生活准则一栏中写道：“以人待我之道待人——笃信知恩报德——有付出必有回报。”除目前所从事的事业外，是否有其他志向？“当然有。”最大的抱负是“获得成功而美满的婚姻”。相信预感吗？“相信。”特别厌恶什么？“浅薄、粗野——特别是女人的粗野，头脑糊涂和不修边幅，以及雪茄！”相信迷信吗？“有时全信，有时不全信。”
1949年3月7日，南希正式报到上班，并很快就得到了在《墙上的影子》一片中扮演精神病医生卡罗琳·坎福特的角色。影片描写这位医生如何帮助一个亲眼目睹母亲被杀的6岁小姑娘恢复记忆，因为她只记得墙上的一个影子。她的姑姑诡计多端（由安·萨森扮演），极力阻止医生了解影子的具体细节，但是最终她还是坦白了谋杀的罪行。
“我拍过70多部影片，这一部不是最好的。”安·萨森在该片拍摄40年后说，“我记得南希·戴维斯性情很温和，身材矮胖，看上去她好像做过美化鼻子的整容手术。尽管她举止文雅，但是我觉得她看上去相当工于心计。我说不出为什么……只是一种感觉，也许是因为她野心太大……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对自己未来的目标非常明确……
“我是作为明星来到米高梅电影公司的，一年挣10万美元，而南希只是个小小的合同演员，没有给制片厂里的任何人留下过深刻印象。如果不是因为我们曾同演过一部电影，我绝不会认识她；即使是这样，她也没给我留下多深的印象。”
合同演员同明星的区别相当于杂种和纯种的区别。“在这座城市里，这种区别就是一切，”前好莱坞专栏作家多萝西·曼纳斯认为，“如果你的名字出现在片名的前面，你就是明星；如果出现在片名后面，你就是合同演员。小小的南希不过是个合同演员而e。”
大多数评论家对南希在她的第一部影片中的表演未予理睬，但是，惟独《杂耍》杂志除外，认为她“出色地扮演了一个儿童精神病医生的形象……毫无疑问，这个女演员的前途将不可限量”
在拍完该片后的第二天，南希又开始拍她的第二部影片：《医生与女孩》。不无嘲讽意味的是，给南希分配的角色是杰出神经外科医生（由查尔斯·科伯恩扮演）的孝顺女儿。评论家们对南希平淡无奇的表演几乎没有什么评价，又只有《杂耍》杂志除外，声称她“必将让人们刮目相看”
“她根本就不是明星的材料，”制片人潘德罗·伯曼评价说，“要当明星必须有超凡脱俗之处，而这正好是南希所没有的。《医生与女孩》的外景不少是在纽约拍的，我的好朋友本尼·索要我在纽约期间带南希出去吃一次晚餐，看在他的面子上我带她丢了。当时他们俩打得火热，制片厂的人都以为他们会结婚。她演的许多角色都是由于他的鼎力相助才弄到手的。因为他是米高梅电影公司负责角色分配的头头，所以她总是往他的办公室里钻。如果不是出于我同本尼的交情，我是丝毫不会注意到南希·戴维斯的。一丁点儿也不会。”
“本尼带她参加各种初演、义演和晚会，”露西尔·赖曼·卡罗尔回忆道，“他还同她一起去亚利桑那的斯科茨代尔看望每年都到那里去度假的她的父母。”
“一次，他送给她一辆轿车——我记得是雪佛莱牌。”负责广告宣传的鲁伯特·艾伦说。
“他们的恋情在制片厂里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凯思林·格雷森证实说，“我认为他们可能订过婚……”
“毫无疑问，本尼爱上了南希。”莉莲·伯恩斯·西德尼说。
本尼·索在他去世的几年前曾回忆起他同这个年轻小影星的关系。“你可以说我是为了帮助她，”他说，“她不可能同诺马·希勒和伊丽莎白·泰勒那样的明星竞争。她很迷人，但并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漂亮；她是个相当善良和循规蹈矩的姑娘。”
“你愿意娶她吗？”
“我对她那种姑娘通常很友善。至于结婚，我不知道。我是一个犹太人。”
“你曾想过娶她吗？”
“想过，但是仅此而已。”
戈德弗里德·莱因哈特是一位制片人，他最著名的影片是《红色勇气勋章》。他说：“因为她同本尼同床共枕，我们不得不同她打交道，并在影片中为她安排角色。
“在米高梅电影公司中，最高权威人物从来都是制片人，而不是导演。是制片人创造了伟大的米高梅电影公司——也许这不是从艺术意义上讲，而是从商业意义上讲——因此，米高梅电影公司曾经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娱乐王国。我们负责安排角色，而本尼·索总是逼我们把片中的某个角色给他枕边的女人。当然，如果我们不答应，他也不能把我们解雇，因为我们都签有长期合同。但是，我们绝不想疏远他，他太有权有势。
“记得有一次我正筹备一部影片，他打来电话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本尼是个郁郁寡欢的人，说起话来声音很低，人们常常听不懂他的话。尽管他很懂行，但却极少说三道四。由于我雪茄烟抽得很厉害，他又讨厌雪茄，因此也就讨厌我。不过那一天他却是满脸堆笑，喋喋不休地说个没完，甚至对我的雪茄也露出欣赏的神情。
“‘你这部片子为什么不用南希？’他问。我当然不会说‘你简直是开玩笑’一类的话，尽管我认为南希是个蹩脚演员，即使同制片厂签了合同也无戏可演。但是，因为她同本尼睡觉，我们不得不应付她。首席制片人西德尼·富兰克林已经拒绝用她，所以本尼又来找我。我告诉他我再考虑一下。我不愿意因为任何事情同这个人闹翻，但是也决不在我的新片中给南希·戴维斯分派一个角色。我根本没有答复本尼，所以他把她硬塞给了多尔·沙里。多尔背部有疾，正找南希的父亲洛耶·戴维斯治疗。现在，这两个人在一起就十分有趣了。你想想，多尔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民主党人，热衷于‘美国文职自由党人联合会’、‘美国犹太人委员会’以及‘反诽谤同盟’等组织的活动。而洛耶·戴维斯是一个保守主义的共和党人和‘约翰·伯奇社团’的成员，我认为，他应该是一个强硬的反犹太分子。不过，这足以说明南希在决策环节的方方面面都有安排。她同本尼·索同床共寝，而她父亲又为多尔·沙里治病。对一个小影星说来，还缺什么呢？”
多尔·沙里把南希在《东边，西边》一片中试镜的那个角色给了她。这部影片的主要演员有巴巴拉·斯坦威克、阿瓦·加德纳和詹姆斯·梅森。南希·戴维斯的戏仅在影片的后一部分，演的是巴巴拉好管闲事的朋友，她告诉她，她的丈夫有了外遇。
1950年这部影片公演时，阿瓦·加德纳因勾引弗兰克·西纳特拉被报界无情地指责为“毁人家庭的人”。而弗兰克在阿瓦的诱惑面前亦是情不自禁，招之即来。这一对情人的风流韵事成了当时的一大丑闻，使他们成为美国各地报纸的头版新闻人物，这一桃色事件带来的轩然大波甚至引起了美国参议院的一次会议的注意。舆论认为，在一个全社会一致反对通奸行为的时代里，这个事件使一部宣扬夫妻不忠的影片轰动起来。
评论家们对南希·戴维斯毫无特色的表演根本无动于衷，但是南希本人仍然信心十足，决心要引起人们对她的重视。“她刚到米高梅电影公司时总是离不开这个话题，”好莱坞律师阿林·塞勒斯说，“她来后不久我们曾在一起吃过午饭。那真是一顿马拉松式的午餐，因为南希一再表示在这个世界上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当大明星，没完没了地讲述这一点。”
劳埃拉·帕森斯是好莱坞的专栏作家，对南希同罗伯特·沃克约会的事很了解。她在首次采访南希时曾问她，在生活中她是否有某个特定的男人为伴。南希回答说：“目前还没有。我不会迂腐到自称嫁给了事业，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又是事实。”
尽管她后来矢口否认她在事业上有野心，声称她对当演员的事从来认真过，“那不过是中意的男人出现之前聊以度日的有趣方式”，但是，制片厂的同行们的记忆却与此截然不同。
“我记得南希·戴维斯相当活跃，脸蛋漂亮，雄心勃勃，”米高梅电影公司的（梅尔文）弗兰克和帕纳马写作、导演及制片小组的诺曼·帕纳马回忆道，“她是制片厂乙组的成员。这是多尔·沙里组织的预备队，常常用来拍一些较次的、无关紧要的廉价影片。她演得不坏，但也不出色。我对她印象最深的是她在米高梅电影公司午餐食堂里周旋于餐桌之间的情景。她从一个餐桌挪到另一个餐桌，不遗余力地美化自己的形象，是个不错的小政客。”
理查德·戈德斯通是南希在米高海电影公司的最后一部影片《谈论陌生人》的制片人，他也记得南希在制片厂食堂里的表演。“在米高梅电影公司的午餐食堂里很少有人来回走动，最多在吃完饭、往外走时在某个餐桌边停一下，同某人打个招呼。因为南希在整个午餐过程中总是有规律地周旋于各餐桌之间，所以她在我的脑子里印象很深。她从来不同其他小影星坐在一起，我也记不得她同其他任何女人有丝毫的亲朋关系，她接近的都是米高梅电影公司的男性实权人物和男性大明星。她是个社交狂，能背出一大串明星的名字。她经常到克拉克·盖博的餐桌旁去（同他还有过一两次约会，不过，谁又没有过约会呢！），然后，又到斯潘塞·特雷西的餐桌旁去。她总是从编剧到导演再到制片人，一桌一桌地周而复始。其他小影星都没有这种胆量。这对于一个尚未成名的小女演员来说是极不寻常的事情。她仔细地选择目标，任何事也别想阻拦她，真让人大开眼界。”
南希在追求感情方面几乎采取了同样的战术。由于南希偏爱柔弱的男人，她在1949年开始同米高梅电影公司的合同演员罗伯特·沃克约会，当时，他因酒后驾驶被监禁刚刚出狱不久。后来，多尔·沙里把这个两度离婚的男演员送到堪萨斯州托皮卡的门宁格诊所接受戒酒治疗。半年后他回到好莱坞，公开谈论其经历说：“如果一个男演员可以公开他治疗精神病症的诀窍的话，恐怕其他人也都会要求接受精神病专家的治疗。”
南希经常长时间地同沃克一起待在他在太平洋断崖的家中，同沃克和他第一个妻子詹尼弗·琼斯所生的两个年幼的儿子嬉戏。南希还为他的房子挑选家具并且为他安排他们父子的旅行计划。“一次，彼得·劳福德和我没有按常规先打招呼，就在下午4点左右到了沃克的家。”制片人乔·纳尔回忆说，“当时罗伯特和南希正在谈情说爱，我们不期而至使他们措手不及。南希围着一条毛巾从浴室里走出来，见到我们很尴尬。我们真不该冒冒失失地闯进去；我们违反了常规。很显然，我们把这一对年轻人的好事给搅了。
“说实话，南希对罗伯特之所以有吸引力，完全是因为罗伯特太脆弱，这是我唯一的解释。他总是那样……看上去需要别人的照顾。我认为女人正是在他身上看到了这一点才钟情于他。”
罗伯特·沃克和南希分手几个月以后，因服用他的医生开的过量安窑妥钠而死亡，年仅32岁。
南希从未迷失过自己最大的志向：“获得成功而美满的婚姻”，她曾经半开玩笑地拿出一张她开列的好莱坞最理想的单身汉的名单给一位米高梅的同事看。名单中除了演员还包括导演、制片人、代理人和律师。名列榜首的是电影演员工会主席罗纳德·里根；华纳电影公司的这个乙级演员，一年前刚同简·怀曼离了婚。
南希曾向多尔·沙里提出她想认识里根，因此沙里的妻子米里亚姆于1949年秋天安排了一次小型晚会，邀请他们两人参加。吉尔·沙里·鲁滨逊回忆那天晚上的情形时说：“多数时间是谈论政治，还发生了小小的争执。里根明确地表示了他的（反共）观点。他相当能言善辩。南希听得很专注。晚餐时，她坐在他的对面，不断地向他微笑表示赞同。”沙里的女儿回忆说，当晚的气氛有些紧张，因为她父亲认为“赤色诱惑”是一个严重的危险，当时的电影工业已经受到了侵蚀。
里根在1943年至1947年间曾担任联邦调查局的情报员，代号T—10，秘密告发过他在电影演员工会成员中发现的“颠覆分子”、“非美活动分子”或“奉行共产党路线分子”，等等。
那天晚上，沙里夫人本来希望设法让里根开车送南希回家，但是里根说他第二天一早要到纽约去，结果独自一人先离去了，事后又没有给南希打电话。但是根据电影演员工会的正式记录，她却往电影演员工会打过电话，“暗示她愿意并要求（在下一个月，即11月的工会年度选举中）参加理事会成员的竞选。”里根仍然没有打来电话。因此，南希想出了另一招：以寻求帮助为名主动找上门去。
好莱坞剧作家约翰·霍华德·劳森和多尔顿·特朗博因为拒绝向“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阐明自己的政治信仰，而被地方法院宣判有罪。电影工业界里的一些人联名上书美国最高法院，要求撤销对他们的判决。1949年10月28日，《好莱坞记者报》披露了联名上书的那些人的名单，其中有一个南希·戴维斯，是代理人杰里·戴维斯之妻，自由民主人士。这份黑名单给她带来的伤害使她深恶痛绝。
米高梅电影公司的南希·戴维斯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共产主义罪犯的支持者名单中，立刻意识到这正是她所需要的借口。她当时正在拍《东边，西边》那部片子，于是她找到她的导演默文·勒鲁瓦，声称她已经收到了共产主义分子寄来的宣传邮件，心里十分担忧，求他给电影演员工会主席打个电话，以澄清事实。他答应帮助她，于是，她自信地认为里根终于会给她打电话了。当天，她在自己房里的电话机旁等了整整一个晚上。
第二天晚上也过去了，南希仍然没有得到里根的只言片语，便向勒鲁瓦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位导演告诉她说，里根已给他回过电话，说另一个女演员也叫南希·戴维斯，米高梅电影公司的南希·戴维斯不用担心；电影演员工会会保护她的。
“如果电影演员工会主席直接给我打电话说明这一切，我会更放心一些。”这位保守的小影星对导演说。
默文·勒鲁瓦这时才意识到，南希·戴维斯的心思并不仅仅是要洗刷自己的名声，而是要同罗纳德·里根见面。所以，勒鲁瓦决定再给他打个电话。
“罗尼，何不给她去个电话，看能不能帮她一把？”他对他说，“她这个人相当不错，而你现在又是个单身汉。”
这个38岁的男演员由于担任电影演员工会主席的职务，同电影界的实权人物打交道也越来越多。这样一个来自好莱坞实力最雄厚的制片厂的重要导演的请求，是不能置若罔闻的。
“那天晚上（1949年11月15日），我照例等在电话机旁，”南希回忆说，“这一次电话终于响了，是罗尼打来的。他问我是否有空同他共进晚餐。我回答说时间太仓促，不过我想我能去。他说这顿晚饭得早吃，因为他第二天一早要拍片。我告诉他这样最好，因为我明天一早也要拍片。当然，我并无此事，但是一个姑娘总要有一点架子。他是拄着拐杖来的，因为他在一次慈善棒球赛中摔断了腿。但是他总算来了，带我到拉鲁饭店吃了晚饭。那是日落大道上人们常去的地方之一，这条街在当时还是一个好去处。……我的名字引起的问题很快就澄清了，因为默文已经告诉过我，罗尼早已发现南希·戴维斯还另有其人，所以我的问题不存在。我们主要谈论的是其他事情；怎么说呢，别的许多许多事情。”
南希后来曾说过，这个由第三者安排的首次约会“不仅我事先心里没有底，里根更是如此”。但她“立刻就意识到”这正是她想嫁的理想男人。“我很清楚做他的妻子是我最渴望担当的角色。”她说。她将用三年的时间去努力得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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