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杀亲儿，不降后金
《左传》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终。”努尔哈赤以兵马起家称汗，又以兵败宁远身死，这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历史的必然？
后金占领辽阳和广宁之后，控制了汉人聚居的辽河东西广大地域。女真族正式成为这里的统治民族。摆在后金统治者面前的新课题是，对辽东汉人采取什么政策，才能巩固其统治。努尔哈赤曾为反抗明朝统治者实行民族压迫政策而起兵反明；在夺取辽东统治权以后，又对辽东汉人实行民族压迫政策。民族压迫政策是剥削制度的产物。各民族的统治阶级都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因为只要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不消除，民族对民族的压迫就会存在。后金汗努尔哈赤自然不能例外。他为加强对辽东汉人的统治，一面谕令收养汉人、勿妄杀掠，一面又经常滥施淫威、举措失当，制定了一些错误的政策。
第一，强令“剃发”。汉族和女真族既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又在风俗习惯、语言文字、心理素质和服装发式等方面有所不同。努尔哈赤每攻占一个汉人聚居的地方，就下令“剃发”。后金汗袭破抚顺，李永芳剃发投降。努尔哈赤以“剃发”作为汉人降顺后金的标志。但强令“剃发”，改变汉人民习俗，侮辱汉人民族尊严，引起汉族人民不满。如镇江汉人不“剃发”、拒降顺，努尔哈赤派武尔古代额驸、李永芳副将率兵前往镇压。他们先宣布“汗谕”，对拒绝“剃发”投降的汉人进行威胁利诱；随后驱骑挥刀，将拒不“剃发”归降的男人惨杀，并俘获其妻子一千余人（《满文老档·太祖》第22卷）。努尔哈赤命将这些俘获人口，分赏给官兵为奴。强迫汉人“剃发”，引起激烈反抗。这一点，清太祖努尔哈赤却不如金太祖完颜阿骨打。
努尔哈赤对辽东汉人不放心，令女真人与汉人在村屯同住，粮食同吃，牲口草料同喂，以加强对汉人的监视和控制。致使许多汉人田宅被强占，粮食被掠夺，人身受凌辱，妻女遭奸污，造成民族隔阂。他为防范汉人，又下令禁止汉人制造、买卖、携带和收藏弓箭、撒袋、腰刀等武器。他甚至连死心踏地降顺后金的李永芳也不相信，怀疑他私通汉人。李永芳遭到后金汗的呵斥，其诸子也被大贝勒代善捆绑看禁。先是，一些辽东汉人为挣脱明朝的黑暗统治，相率逃入建州；自后金实行民族压迫政策，许多汉人宁肯自缢而死，也不愿“剃发”降顺。据朝鲜史书记载：“开元城中最多节义之人，兵才及城，人争缢死，屋无虚梁，木无空枝，至有一家全节，五六岁儿亦有缢死者。”（《光海君日记》第169卷）
第二，大量迁民。努尔哈赤为对辽东汉民加强控制，防止叛逃，曾多次下令大量迁徙辽民。如天启元年即天命六年（1621）十一月十八日，努尔哈赤派阿敏贝勒带兵五千，前往镇江，强令镇江、宽奠、叆河、汤山、镇东、镇西、新城等地居民，在寒冬时节，携妻抱子迁往萨尔浒等地，并将孤山堡以南凤凰地区房舍全部纵火烧毁。又如翌年正月二十四日后金占领广宁，二月初四日努尔哈赤即强迫广宁等九卫居民渡过辽河，迁往辽东。锦州二卫的人口迁往辽阳，右屯卫迁往金州、复州，义州二卫迁往盖州、威宁营，广宁四卫迁往沈阳、蒲河和奉集堡。除这二次大规模地迁徙人口外，零星迁移，经常不断。如天启四年即天命九年（1624），命将辽西大黑山堡人民搬移至虎皮驿。
被迁地区的汉人，头一天得到迁移汗令，第二天就被驱赶上路。西起大凌河东迄鸭绿江，南自金州北至蒲河，河西居民迁往河东，城镇居民移往村屯，扶老携幼，扫地出门，城郭空虚，田地抛荒，哭声震野，背井离乡。稍有恋居者，即惨遭屠杀。仅大贝勒代善在义州一次就杀死三千人。被驱赶的移民，男子受鞭笞，女子遭凌辱，老幼填沟壑，童婴弃路旁；白天忍饥赶路，寒夜露宿荒郊。他们被迁往陌生的村屯，无亲无友，无房无粮。命大户同大家合，小户同小家合，“房合住，粮合吃，田合耕”（《满文老档·太祖》第38卷）。这既扰乱了辽民的安定生活，又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被迁居的汉人，或为“计丁授田”的民户，或为“按丁编庄”的壮丁。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被降作后金的农奴。
辽民被迁之后，生活困苦不堪。辽西被迫迁移的汉人，如锦州城一万三千七百八十四口，其中男六千一百五十人；右屯卫一万七千七百二十八口，其中男九千零七十四人。共计三万一千五百一十二口，其中男一万五千二百二十四人（《满文老档·太祖》第35卷）。他们后被强迫安插在岫岩、青苔峪和复州、金州等地。以每丁给田六日计，上述男丁共应授田近十万日。努尔哈赤没有田地授与，命他们同当地居民合耕，这种政策的结果是，既剥夺了被迁徙辽民的田地，又掠占了当地居民的土地。实际上，大量迁居的汉人，耕无田，住无房，寒无衣，食无粮。他们“连年苦累不堪”（《明清史料》甲编），生活悲苦到了极点。
第三，清查粮食。后金本来粮食就不足，大量迁民后出现粮荒。努尔哈赤为筹措粮食，除派夫役搬运缴获明仓粮谷外，还派人清查辽民的粮食。他下令汉人要如实申报所有粮谷的数量，然后按人口定量。他不许汉人私卖粮食，要低价卖给汗的官衙。汉人缺粮食，向官仓购买，每升银一两。粮食极为短缺，如杀耀州乔姓，得粮十三石一升，分给驻居当地的蒙古男丁，每人只得半升。辽民因缺粮食，饿死的人很多。粮食不足始终是努尔哈赤最头痛的问题之一。为解决粮食问题，天启四年即天命九年（1624）正月，努尔哈赤再命普遍清查粮食。对汉人的粮食，逐村逐户清查，全部进行登记，委派诸申看守。规定：凡每口有粮五升，或每口虽有粮三四升但有牲畜的人，算作“有粮人”；每口有粮三四升而并无牲畜的人，算作“无粮人”。努尔哈赤命将“无粮人”收为阿哈；不久，下令将各地查送的“无粮人”全部杀死（《满文老档·太祖》第61卷）。屠杀“无粮人”可能是因为没有余粮养活这批人，或借以警告隐匿余粮不报的人。然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这都是对社会生产力的破坏。
第四，征发差役。后金向辽民征发繁苛的差役，筑城、修堡、煮盐、刈获、夫役、运输，不一而足。以金、复、海、盖四州为例。后金占领辽东不久，盖州出牛车运送贡赋盐一万斤到辽阳。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春，金州、复州每十名男丁中，出二人修城。又命金、复、海、盖等州卫，派夫役、出牛车运粮。先是，明朝存粮在“右屯八十余万”石（《明熹宗实录》第19卷）。后金军打败王化贞，夺得右屯粮仓。努尔哈赤下令征派牛一万头、车一万辆，每十名男丁中出一人，前往右屯卫运粮。被征的牛，命烙上印记，将牛的颜色、大小及牛主姓名填写交上备查。但许多牛或死于路，或被夺占，或以羸弱顶替肥壮，牛主既耽误农作，又损失重大。一年后仍命要饲养公差牛一万头。征发差役不仅碍误春耕，也影响秋收。盖州要在收成季节出男丁三千一百七十七人，牛一千零三十二头，修筑盖州城。但工程未竣，又派这些男丁和牛到复州去收割庄稼。辽民的劳力、耕牛、车辆在春耕和秋收时被大量征发，妨碍生产，引起不满。
第五，强占田地。后金军进入辽沈地区，满洲贵族、八旗官兵等，分占田地，建立田庄。努尔哈赤汗谕“计丁授田”，将许多所谓“无主之田”，按丁均分，每丁授粮田五日、棉田一日。大量汉人田地，被分而占。努尔哈赤汗谕设立田庄。每男丁十三人、牛七头，编为一庄。备御以上，给庄田一所。而官将实占田庄，“多至五十余所”（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努尔哈赤汗谕辽西汉民移至辽东，同辽东汉民“同耕”，汉人占汉人之田。后金强占土地的政策，使得满洲贵族与八旗官兵，占有大量辽河流域的沃土。这对后来清军入关，圈占畿（jī）辅田地，以及八旗驻防占田，都有直接的影响。
第六，诛戮诸生。后金进入辽沈地区后，由于占地、移民、剃发、苛役等，引起辽东汉人不满，起而反抗，遭到屠杀。至于攻陷城池之后，陷开原“城中士卒尽被杀”，下铁岭“士卒尽杀之”（《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3卷），事属战仇怨结，屠戮为快，过杀失当，另作它论。但努尔哈赤重满抑汉之策，实属偏激。其子皇太极对“昔太祖诛戮汉人，抚养满洲”（《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64卷），亦觉不当，略作前鉴。其时，据史载：“闻十三站等处，杀辽人之不顺者，又执少壮、夺妻子，是以啸聚林莽山谷间。”（沈国元：《两朝从信录》第14卷）被执、被夺者，设法出逃。努尔哈赤始定严惩逃人法：“谕凡逃人已经离家，被执者处死；其未行者，虽首告勿论。”（《光绪大清会典事例》第855卷）而未逃幸存之文士生员，多被收在后金汗、八大贝勒包衣下，或在满洲各级额真下为奴。《清太宗实录》载述：
先是，乙丑年十月，太祖令察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遂悉诛之。其时诸生隐匿得脱者，约三百人。至是考试，分别优劣，得二百人。凡在皇上包衣下，八贝勒等包衣下，及满洲、蒙古家为奴者，尽皆拨出。（《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第5卷）
上述可见，其时屠儒之酷烈。
上举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后，强令“剃发”、大量迁民、清查粮食、征发差役强占田地和诛戮诸生等六例弊政，搅得辽民倾家荡产，颠沛流离，衣食无着，愤不欲生。女真各级额真及军卒居汉人村屯，又逞威福，占田宅，索粮谷，侮妻女。广大辽东汉人不堪忍受女真贵族的威逼、驱掠，焚劫、杀戮，纷纷起来通过各种形式，反抗后金汗努尔哈赤的残暴统治。
首先是逃亡。辽民难以忍受后金贵族的盘剥和奴役，为图生存，成户、成村、成地区地逃亡。如连山关流民男四十人、女二十人，驱赶马十八匹、牛五头、骡四头和驴二头，集体逃亡。夹山河村二十户居民，男女共八十人，仅耕田七日，无法生活，把喂养的猪、鸡、狗宰杀后放在筐子里，密议逃亡，但被告密捕捉定罪。红草岛附近五村汉人，用秫秸杆编成筏子渡河逃亡。李永芳哀叹道：沿海一带汉民想杀女真人，逃往明朝。据《满文老档》记载，有的辽民诱请后金驻守台堡官兵到家里饮酒，或鸩杀，或乘其醺醉杀死，然后弃家逃亡。到天启五年即天命十年（1625），因闹粮荒，社会秩序混乱，逃亡的人更多。努尔哈赤命在城门设锣，逃人出城要敲锣传报，以派兵追捕。尽管如此，“逃去之人，络绎接踵”（《明清史料》甲编）。
其次是投毒。投放毒药暗杀后金统治者，是比逃亡更为积极的反抗斗争形式。后金占领辽阳刚两个月，就发现汉人向努尔哈赤驻城的各井投下毒药。不久，在水、盐和猪肉里都发现有毒药。努尔哈赤指令诸申和兵士，不吃当天杀猪的肉，饮水和食盐要警惕中毒，甚至对蔬菜和鸡鸭也要注意，并命将文书下达至村领催。为避免中毒，命店主将姓名刻在石、木上，立在店前；购买食物的诸申，需记住店主的姓名，以便中毒后追查。投毒的斗争遍及各地，努尔哈赤谕示诸贝勒：各处都给诸申投毒。甚至努尔哈赤到海州巡视，在衙门宴会时，有八名汉人向井中投放毒药，可能是设计毒害后金汗努尔哈赤的。但他们在投毒时被八旗兵士捉获，惨遭杀害。
再次是袭杀。袭击和杀伤后金官兵，比投毒更直接地打击了女真军事贵族。在古河、马家寨、镇江、长山岛、双山、岫岩、平顶山等地的汉民，手执棍棒，聚众抵抗，袭击后金兵士，杀死后金官吏。努尔哈赤在文书中称：
古河的人，杀我派去的官员而叛。马家寨的人，杀我派去的官员而叛。镇江的人，逮捕我任命的佟游击，送与明国而叛。长山岛的人，逮捕我派遣的官员，送往广宁。双山的人，约期带来那边的兵，杀了我的人。岫岩的人叛亡，被魏秀才告发。复州的人叛变，约期带来明国的船。平顶山的人，杀我四十人而叛。（《满文老档·太祖》第66卷）
这份文书说明，辽民反抗后金统治的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为防止后金官兵被个别地袭杀，努尔哈赤命令官兵不许单独行动，必须十人结队而行，否则要受到惩罚。但这并不能阻遏辽民一浪高似一浪地反抗后金统治者的斗争。
复次是暴动。辽民的暴动给予后金统治者以最沉重的打击。辽民暴动自后金军占领辽阳始。后金军夺占辽阳，派一将领坐在西门，见状貌可疑的汉人，即点视军卒加以杀戮。然而，辽民不能忍受这种残酷暴行，勇敢者奋起反抗。《明史纪事本末》“补遗”记载：
有诸生父子六人，知必死，持刀突而出，毙其帅，诸子持梃共击杀二十余人。仓卒出不意，百姓乘乱走出，五六百人结队南行，建州不之追。（《明史纪事本末》）
继辽阳之后，反抗后金的暴动如火如荼。在托兰山，百余人举行暴动；在长山岛，莽古尔泰率兵二千前往镇压；在岫岩，暴动失败后被虏者达六千七百人；在镇江，仅镇压后被俘虏者即达一万二千人（《满文老档·太祖》）。
在辽河以东，复州城的抗暴斗争声势浩大。天启三年即天命八年（1623）六月，复州城民无法忍受后金剃发、占房、查粮、差役等虐政，一万余男人举城暴动。努尔哈赤派次子代善、第十子德格类等率兵二万人前往，将复州城人民的暴动残酷地镇压下去。复州城男子当中，除病弱者和儿童外，全部被杀，并将妇女和儿童掳走，分给各牛录为奴。复州城房舍驻兵，粮充军食。
在辽河以西，除“辽民、难民入关至百余万”（《明熹宗实录》第20卷）和大量迁徙河东之外，所余人民在大小凌河、锦州、义州和广宁等地掀起反抗后金的暴动。其中以十三山军民的反抗斗争最为壮烈。数以万计的辽民据十三山以自保，绝不“剃发”降顺。努尔哈赤派兵围攻数次不克；李永芳再率军仰攻，被“山顶飞石打下”。这些反抗者久被围困，誓死不降后金，“有七百人黑夜潜偷下山至海边，渡上觉华岛。婴孩都害死。问其何以害死，曰‘恐儿啼贼来追赶也’”（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0卷）！宁肯扼杀婴儿，也不投降后金。这是努尔哈赤对辽民政策失败的血泪见证。
努尔哈赤对辽民的错误政策，激起辽东的农民、矿工、生员、市民，从辽阳到金州，自广宁至镇江，在城镇，在村屯，以逃亡、投毒、袭杀和暴动等形式，进行反对后金统治者的斗争。这场斗争的主体是汉族劳动人民，也包括女真的奴隶和农奴。辽东汉民反抗斗争的一个结果是，既削弱了后金的国力，又教育了宁远的军民——为免遭八旗贵族铁蹄的蹂躏，只有拼死抵御后金军的南犯。
天命汗的克星
广宁兵溃报至明廷，京师戒严，举朝汹汹。明以日讲官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预机务。
孙承宗，字稚绳，高阳人，“貌奇伟，须髯戟张。与人言，声殷墙壁”（《明史·孙承宗传》第250卷）。万历三十二年（1604）中进士，授编修。天启帝即位，以左庶子充任日讲官。初，天启帝每听承宗讲授，常言“心开”，故眷注殊殷。孙承宗早在为县学生时，尝留意边郡。后常向材官老兵询问辽事形势与险要阨塞，因此通晓边事。至广宁兵败，廷臣知承宗知兵，屡疏谏，因命其主持辽东军事。他上疏言：
迩年兵多不练，饷多不核。以将用兵，而以文官招练。以将临阵，而以文官指发。以武略备边，而日增置文官于幕。以边任经、抚，而日问战守于朝。此极弊也。今天下当重将权。（《明史·孙承宗传》第250卷）
孙承宗从辽阳、广宁失守中引出的一条前车之鉴是，应当选边将，重将权。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孙承宗遴选和器重的既沉雄又有气略的杰出将领就是袁崇焕。
袁崇焕，字元素，广西藤县（祖籍广东东莞）人。万历四十七年即天命四年（1619）中进士，授邵武知县。他为人机敏、胆壮，善骑艺，喜谈兵。“崇焕少好谈兵，见人辄拜为同盟，肝肠颇热。为闽中县令，分校闱中，日呼一老兵习辽事者，与之谈兵，绝不阅卷”（夏允彝：《幸存录·辽事杂志》，《明季稗史初编》第14卷）。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正月，袁崇焕大计在京。他单骑出阅塞外，巡历关上形势。回京后言：“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明史·袁崇焕传》第254卷）时广宁已失，廷臣惶惧，袁崇焕请一人守关的壮语，对收拾珍宝准备南逃的朝臣，是一剂安神良药。同僚们赞叹他的胆略。在失陷广宁的第四天，御史侯恂题请破格擢用袁崇焕，疏言：
见在朝觐邵武县知县袁崇焕，英风伟略，不妨破格留用。（《明熹宗实录》第18卷）
明廷授袁崇焕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旋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
受职后，袁崇焕上《擢佥事监军奏方略疏》。他在奏疏中一扫文臣武将中普遍存在的悲观、恐惧气氛，力请练兵选将，整械造船，固守山海，远图恢复。他疏言：“不但巩固山海，即已失之封疆，行将复之。”（《袁崇焕先生遗稿》）袁崇焕赴任前，往见听勘在京的熊廷弼。“廷弼问：‘操何策以往？’曰：‘主守而后战。’廷弼跃然喜。”（张伯桢：《明蓟辽督师袁崇焕传》）为图先守后战，恢复辽东方略，二人商酌竟日。袁崇焕辞别熊廷弼，策骑驰往山海关，偕视辽东经略商度战守。
时兵部尚书王在晋代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王在晋在疏言中夸大困难：“各隘口边墙未葺，器械未整，兵马未足，钱粮未议，将官惰窳（yǔ，懒），军士偷闲。”（《明熹宗实录》第21卷）他无远略，谋用蒙古骑兵袭击广宁，计不成；又请在山海关外八里铺筑重关，以兵四万人守御。他在《题关门形势疏》中言：
再筑边城，从芝麻湾起，或从八里铺起者，约长三十余里，北绕山，南至海，一片石统归总括，角山及欢喜岭悉入包罗。如此关门可恃为捍蔽。第计费甚钜，而民夫当用数万人，夫国家为万年不拔计，何恤一二百万金，独是数万人夫！（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9卷）
王在晋在山海关外八里筑重城之议，是一个只图苟安、无所作为的消极防御方略。从而受到袁崇焕等人的反对。
袁崇焕力主积极防御，坚守关外，屏障关内，营筑宁远，以图大举。他虽深受王在晋倚重，题为宁前兵备佥事，但以关外八里筑重城为非策，极力陈谏。王在晋不听，袁崇焕两次具揭于首辅叶向高。叶向高不能臆决，孙承宗自请行边。六月，孙承宗抵山海关，力驳王在晋筑城议：“今不为恢复计，画关而守，将尽撤藩篱，日哄堂奥，畿东其有宁宇乎？”（《明史·孙承宗传》第250卷）孙承宗支持了袁崇焕等人的意见，并同王在晋“推心告语，凡七昼夜，而在晋终缩朒不应”（《孙文正公年谱》第2卷）。孙承宗还朝后借讲筵时机，面奏王在晋不足用，寻将其改调为南京兵部尚书。
同年八月，王在晋既去，孙承宗自请督师，获允。天启帝赐尚方剑；孙启行时，阁臣送出崇文门外。孙承宗抵关，重用袁崇焕，整饬边备。先是，孙承宗驳关外八里筑重城议，召集将吏谋御守，阎鸣泰主守觉华岛，袁崇焕主守宁远城，王在晋等力持不可，但孙承宗极力支持袁崇焕的意见。孙承宗在《又启叶首揆疏》中言：“门生苦令抚官初移之中前为四十里，再移之前屯为七十里，又再移至中后为百里，又再移之宁远为二百里。”（孙承宗：《高阳集》第19卷）孙承宗、袁崇焕守宁护关、筑城固御、相机进取、徐图恢复的大计，得到朝廷的旨准。
天启三年即天命八年（1623）春，袁崇焕受孙承宗命往抚蒙古喀喇沁。先是，明失广宁后，宁远以西五城七十二堡尽为喀喇沁诸部占据。明军前哨不出关外八里铺。袁崇焕亲抚喀喇沁诸部，收复自八里铺至宁远二百里；又拊循军民，整饬边备，成绩卓著。秋，孙承宗从袁崇焕议，排除巡抚张凤翼、佥事万有孚等力阻，决计戍守宁远。命祖大寿兴工营筑，袁崇焕与满桂驻守。但祖大寿臆度朝廷不能远守，便草率从事，工程疏薄，仅筑十分之一。袁崇焕手订规制，亲自督责，军民合力，营筑宁远：
崇焕乃定规制：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二丈四尺。大寿与参将高见、贺谦分督之。明年迄工，遂为关外重镇。桂，良将，而崇焕勤职，誓与城存亡；又善抚，将士乐为尽力。由是商旅辐辏，流移骈集，远近望为乐土。（《明史·袁崇焕传》第259卷）
经过袁崇焕亲率军民经营，一度荒凉凋敝的宁远，变为明朝抵御后金南犯的关外重镇。
在“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孙承宗：《高阳集》第19卷）的战略思想下，天启四年即天命九年（1624）九月，孙承宗派总兵马世龙“偕巡抚喻安性及袁崇焕东巡广宁”（《明史·马世龙传》第270卷），历十三山，经右屯，又由水路抵三岔河，以都司杨朝文探盖州。袁崇焕等东巡三州两河，相度形势，察访虚实，训练士卒，增长胆气，实为熊廷弼雪夜巡边后的又一壮举。自孙承宗督师以来，定军制，建营垒，备火器，治军储，缮甲仗，筑炮台，买马匹，采木石，练骑卒，汰逃将，“层层布置，节节安排，边亭有相望之旌旗，岛屿有相连之舸舰，分合俱备，水陆兼施”（茅元仪：《督师纪略》第6卷），辽东形势为之一变。到天启五年即天命十年（1625），孙承宗与袁崇焕议，遣将率卒分据锦州、松山、杏山、右屯及大、小凌河，缮城郭，驻军队，进图恢复大计。但是，孙承宗罢去，阉党分子兵部尚书高第代为经略，辽东形势急剧逆转。
明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党争，直接牵系着辽东的军事形势。魏忠贤自擅权之后，贬斥东林，控制阁部，提督东厂，广布特务，恣意拷掠，刀锯忠良，祸及封疆，败坏辽事。客魏擅权，内结宫闱以自固，外纳朝臣以淫威。他们恐妃嫔申白其罪孽，矫旨赐泰昌帝选侍赵氏自尽，浸假幽裕妃张氏别宫，设计堕皇后张氏胎，又杀冯嫔，禁成妃，将天启帝妃嫔女侍尽为控制，以擅权柄，戕害东林。他们为使“内外大权，一归忠贤”（《明史·魏忠贤传》第305卷），安插率先附己的顾秉谦和张广微等入阁，又将东林党的阁臣、六部尚书和卿贰以及秉宪、科道次第罢黜。天启四年即天命九年（1624）六月，正当孙承宗、袁崇焕营筑宁远、日复辽土的时候，左副都御史杨涟劾魏忠贤罪疏奏上。阉党凶焰更嚣，中官聚围首辅叶向高府第。后逐吏部尚书赵南星等。东林党首辅叶向高、次辅韩爌（kuàng）等先后罢去，阉党顾秉谦、张广微柄政。魏忠贤夺取内外大权。
魏忠贤专权后，因孙承宗功高望重，欲使其附己，令刘应坤等申明意图，孙承宗刚直不阿，魏忠贤由此衔恨。孙承宗嫉恶如仇。杨涟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孙承宗诗赞其“大心杨副宪，抗志万言书”（孙承宗：《高阳集》第3卷）。御史李应昇奏疏抨弹阉竖，魏忠贤恚其与孙承宗同党。十一月，魏忠贤尽逐左副都御史杨涟、吏部尚书赵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龙、佥都御史左光斗等，孙承宗正西巡蓟、昌，想抗疏阉党，请以“贺圣寿”入朝，面奏机宜，疏论魏忠贤罪端。张广微得报，奔告魏忠贤：“枢辅拥关兵数万清君侧，兵部侍郎李邦华为内应，公等为齑（jī）粉矣！”（《孙文正公年谱》第3卷）魏忠贤惶惧，绕御床哭。天启帝为之心动，命内阁拟旨。次辅顾秉谦奋笔曰：“无旨离信地，非祖宗法，违者不宥。”（夏燮：《明通鉴》第79卷）午夜，开大明门，召兵部尚书入，命以三道飞骑阻止孙承宗入觐。又矫旨命守九门宦官：“承宗若至齐化门，反接以入！”（《明史·孙承宗传》第250卷）孙承宗抵通州后，闻命而返。孙承宗在《高阳集》中记载请入觐不果时言：“要人欲并杀予，曰杨、左辈将以某清君侧。”（孙承宗：《高阳集》第3卷）
孙承宗返回之后，天启五年即天命十年（1625）五月，高第为兵部尚书，阉党控制枢部。七月，魏忠贤诬杀杨涟、左光斗等于狱。时东林“累累相接，骈首就诛”（《东林纪事本末论》）。正值魏忠贤要借机削夺孙承宗兵权时，八月发生马世龙柳河之败。
明山海总兵马世龙误信降人刘伯漒言，派鲁之甲、李承先率小股之师，自娘娘宫渡河，夜袭耀州，败于柳河，死士四百人，弃甲六百余副（《满文老档·太祖》第65卷）。这本不是一件兵戎大事，偷袭失利，兵家常事。但是，柳河兵败报闻，朝议沸腾。谄附阉党的台省官员章疏数十上，抨劾马世龙，并及孙承宗。十月，孙承宗罢去，以兵部尚书高第代为经略。
后金汗努尔哈赤知明经略易人，便准备亲率大军，西渡辽河，进攻宁远。
骄兵必败
高第以兵部尚书经略蓟、辽，驻山海关。枢臣经略高第进士出身，素不知兵，以谄附阉党得受封疆重任。高第曾力扼孙承宗守关外以捍关内、先固守以图恢复的积极防御方略，及抵关之后，借柳河兵败为由，下檄山海总兵马世龙，令弃关外城堡，尽撤关外戍兵。高第完全采取不谋进取、只图守关的消极防御策略。
先是，孙承宗和袁崇焕等督率军民，在关外辛勤经营四年，缮城修堡，备炮制械，设营练兵，拓地开屯，劳绩十分显著。《明史·孙承宗传》载：
承宗在关四年，前后修复大城九、堡四十五，练兵十一万，立车营十二、水营五、火营二、前锋后劲营八，造甲胄、器械、弓矢、炮石、渠答、卤楯之具合数百万，拓地四百里，开屯五千顷，岁入十五万。（《明史·孙承宗传》第250卷）
至是，高第同孙承宗相左，色厉内荏，畏敌如虎，折辱将士，撤防弃地。他命尽撤锦州、右屯、大凌河、宁前诸城守军，将器械、枪炮、弹药移至关内，放弃关外四百里。锦州、右屯、大凌河三城，为辽东明军的前锋要塞，如仓促撤防，使已兴工修筑的城堡毁弃，布置戍守的兵卒后退，安顿垦耕的辽民重迁，已复二百里的封疆丢失。袁崇焕力争兵不可撤，城不可弃，民不可移，田不可荒。他具揭言：
兵法有进无退。锦、右一带，既安设兵将，藏卸粮料，部署厅官，安有不守而撤之〔理〕？万万无是理。脱一动移，示敌以弱，非但东奴，即西虏亦轻中国。前柳河之失，皆缘若辈贪功，自为送死。乃因此而撤城堡、动居民，锦、右摇动，宁、前震惊，关门失障，非本道之所敢任者矣。（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5卷）
经略高第凭借御“赐尚方剑、坐蟒、玉带”的势焰（《明熹宗实录》第64卷），不但执意要撤锦州、右屯、大凌河三城，而且传檄撤防宁、前。宁前道袁崇焕斩钉截铁地表示：
宁前道当与宁、前为存亡！如撤宁、前兵，宁前道必不入，独卧孤城，以当虏耳！（周文郁：《边事小纪》第1卷）
高第无可奈何，只撤锦州、右屯、大凌河及松山、杏山、塔山守具，尽驱屯兵、屯民入关，抛弃粮谷十余万石。这次不战而退，闹得军心不振，民怨沸腾，死亡塞路，哭声震野。
宁前道袁崇焕既得不到兵部尚书、蓟辽经略高第的支持，又失去其座师大学士韩爌和师长大学士孙承宗的奥援，在关外城堡撤防、兵民入关的极为不利情势下，率领一万余名官兵孤守宁远，以抵御后金军的进犯。
后金汗努尔哈赤在占领广宁后的四年间，虽派兵夺取旅顺，但未曾大举进攻明朝。这固然因后金汗忙于巩固其对辽沈地区的统治——整顿内部，移民运粮，训练军队，发展生产，实行社会改革，镇压汉民反抗；同时，更由于孙承宗、袁崇焕等边防工作井然有序，无懈可击。因此，努尔哈赤鸷（zhì）伏不动，等待时机。善于待机而动的努尔哈赤，曾值熊廷弼下台之机，夺占辽、沈；这次又得到孙承宗罢去，高第撤军向关内，宁远孤守的哨报，决定师指宁远城，进攻袁崇焕。
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十四日，后金汗努尔哈赤亲率诸王大臣，统领六万大军，号称二十万，往攻宁远。十六日，至东昌堡。十七日，西渡辽河。八旗军布满辽河以西平原，清官书称其前后络绎，首尾莫测，旌旗如潮，剑戟似林。八旗劲旅像狂飙一样，扑向宁远，“远迩大震”（《明史·满桂传》第271卷）。
明经略高第和总兵杨麟，闻警丧胆，计无所出，龟缩山海，拥兵不救。如道臣刘诏等要统兵二千出关应援，高第令已发出的兵马撤回；李卑援兵蜷缩在中后，李平胡的援兵不满七百人，又退至中前。所以“关门援兵，并无一至”（《明熹宗实录》第68卷）。袁崇焕既后无援军，又前临强敌：八旗军连陷右屯、大凌河、小凌河、松山、杏山、塔山、连山等七座城镇。宁远形势愈加对努尔哈赤有利。
袁崇焕驻守孤城宁远，城中士卒不满二万人。但城中兵民，誓与城共存亡。尤以“自虏中拔归者，俱愤怨，可一当百”（茅元仪：《督师纪略》第8卷）。他召集诸将议战守：参将祖大寿力主未可与争锋，塞门奋死守；诸将皆赞同祖大寿之议。宁前道袁崇焕面临强敌，后无援师，临危不惧，指挥若定。他采纳诸将的议请，作了如下守城准备：
第一，制定兵略，婴城固守。宁远战前，彼己态势，强弱悬珠。袁崇焕前临强敌，后无援兵，西翼蒙古不力，东翼朝鲜无助，关外辽西，宁远孤城，故只有扬长避短，凭城固守。他尝言：“守为正著，战为奇著，款为旁著。以实不以虚，以渐不以骤。”（《明熹宗实录》第84卷）他汲取抚、清、开、铁、沈、辽失守之惨痛殷鉴，决意凭城而守，拼死而守。敌诱不出城，敌激不出战。宁远守略，要在固守。
第二，激励士气，画地分守。袁崇焕偕总兵满桂，副将左辅、朱梅，参将祖大寿，守备何可纲，通判金启倧等，集将士誓死守御宁远。他“剌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将士咸请效死”（《明史·袁崇焕传》第259卷）。他命将“库银一万一千一百有奇，置之城上，有能中贼与不避艰险者，即时赏银一锭”（《明熹宗实录》第70卷），以赏勇退敌。又派满桂守东面，左辅守西面，祖大寿守南面，朱梅守北面；满桂督全城，分将画守，相互援应。袁崇焕则坐镇城中钟鼓楼之上，统揽全局，督军固守。
第三，修台护铳，布设火炮。袁崇焕在宁远城上，实施“以台护铳，以铳护城，以城护民”的措施（徐光启：《谨申一得以保万全书》，《徐光启集》）。西洋大炮即红夷大炮（红衣大炮），为英国制造早期加农炮，具有炮身长、管壁厚、射程远、威力大的特点，是击杀密集骑兵的强力火炮。先是，澳商闻徐光启练兵购进四门，又经李之藻购进二十六门，共三十门，其中留都城十八门、炸毁一门、解往山海十一门。这十一门西洋大炮成为袁崇焕凭城用炮退敌的强大武器。敌兵逼临，袁崇焕从王喇嘛等议，将西洋大炮十一门入城，制作炮车，挽设城上，备足弹药，由孙元化、彭簪古、罗立等教习燃放。先是，茅元仪“亲叩夷，得其法”（茅元仪：《督师纪略》第12卷）；也在京营中受过葡萄牙人的训练。遂用茅元仪等议，来城上设置西洋大炮，防御后金兵的南犯。
第四，坚壁清野，严防奸细。袁崇焕令尽焚城外房舍、积刍（chú），转移城厢商民入城，转运粮米藏觉华岛。又以同知程维楧率员稽查奸细，“纵街民搜奸细，片时而尽”（《明熹宗实录》第72卷）；派诸生巡守街巷路口。所以，“宁远独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明熹宗实录》第68卷）。
第五，兵民联防，送食运弹。袁崇焕令通判金启倧按城四隅，编派民夫，供给守城将士饮食。又派卫官裴国珍带领城内商民，鸠办物料，运矢石，送弹药。
第六，整肃军纪，以静待动。袁崇焕严明军纪，派官员巡视全城，命对擅自行动和城上兵下城者即杀。官兵上下，一心守城，“以必一之法，则心无不一，此则崇焕励将士死守之法。其所以完城者，亦在此”（《明季东莞五忠传·袁崇焕传》）。他又从后金细作处，获取先报，得以为备。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偃旗息鼓，以静待敌。
袁崇焕在紧张而有序地防御宁远，后金汗在驱骑急驰而整肃地奔向宁远——一场宁远大战迫在眉睫。
努尔哈赤统率八旗军西渡辽河之后，长驱直入，指向四虚无援的孤城宁远。
二十二日，袁崇焕守城部署甫定。翌日，八旗军穿过首山与螺峰之间形如关门之隘口，兵薄宁远城郊。努尔哈赤与袁崇焕展开了明朝与后金关系史上著名的宁远之战。
二十三日，八旗军进抵宁远后，努尔哈赤命离城五里，横截山海大路，安营布阵。并在城北扎设大营。努尔哈赤在发起攻城之前，释放被掳汉人回宁远城，传汗旨，劝投降；但遭到袁崇焕的严词拒绝。《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载：
放捉获汉人，入宁远往告：“吾以二十万兵攻此城，破之必矣！尔众官若降，即封以高爵。”宁远道袁崇焕答曰：“汗何故遽加兵耶？宁、锦二城，乃汗所弃之地，吾恢复之，义当死守，岂有降理！乃谓来兵二十万，虚也，吾已知十三万，岂其以尔为寡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4卷）
袁崇焕拒绝努尔哈赤诱降之后，命家人罗立等向城北后金军大营，施放西洋大炮，“遂一炮歼虏数百”（茅元仪：《督师纪略》第12卷）。旋移大营而西。努尔哈赤见袁崇焕既拒不投降，又炮击大营，遂命准备战具，明日攻城。
二十四日，后金兵推楯车，运钩梯，步骑蜂拥进攻，万矢齐射城上。城堞箭镞如雨注，悬牌似猬皮。后金军集中攻打城西南角，左辅领兵坚守，祖大寿率军应援，两军用矢石、铁铳和西洋大炮下击。后金兵死伤累累，又移攻南面。努尔哈赤命在城门角两台间火力薄弱处凿城。守城军“则门角两台，攒对横击”（《明熹宗实录》第70卷）。后金兵顶炮火，冒严寒，用斧凿城。明军发矢镞，掷礌石，飞火球，投药罐；后金兵前仆后继，冒死不退，前锋挖凿冻土城，凿开高二丈余的大洞三四处，宁远城受到严重威胁。袁崇焕在严重危机关头，身先士卒，不幸负伤，“自裂战袍，裹左伤处，战益力；将卒愧，厉奋争先，相翼蔽城”（《袁督师遗事遗稿汇辑》第3卷）。他“缚柴浇油，并搀火药，用铁绳系下烧之”（《明熹宗实录》第67卷）；又选五十名健丁缒下，用棉花火药等物烧杀挖城的后金兵。据明方疏报载：
贼遂凿城高二丈余者三四处，于是火毬、火把争乱发下，更以铁索垂火烧之，牌始焚，穴城之人始毙，贼稍却。而金通判手放大炮，竟以此殒。城下贼尸堆积。（《明熹宗实录》第70卷）
是日，后金军攻城，自清晨至深夜，尸积城下，几乎陷城。
二十五日，后金兵再倾力攻城。城上施放炮火，“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张岱：《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第11卷）。后金兵惧怕利炮，畏葸（xǐ）不前，“其酋长持刀驱兵，仅至城下而返”（《明熹宗实录》第70卷）。后金兵士一面抢走城下尸体，运至城西门外砖窑焚化；一面继续攻城。但“又不能克，乃收兵”。二日攻城，共折游击二员，备御二员，兵五百（《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4卷）。
二十六日，后金兵继续围城，并命武讷格率军履冰渡海，攻觉华岛。守军凿冰为濠，阻遏敌骑；但严冬寒冰，随破随结。武讷格仅率八百骑登岛破城，明守岛七千将士全军覆没，大量粮秣和二千余船只被焚，明经营多年的后勤基地被摧毁。
二十七日，后金军全部回师。
宁远之役，后金某重要人物为明炮弹击伤。各书记载略异，现征引如下：明蓟辽经略高第奏报：
奴贼攻宁远，炮毙一大头目，用红布包裹，众贼抬去，放声大哭。分兵一枝，攻觉华岛，焚掠粮货。（《明熹宗实录》第68卷）
张岱在《石匮书后集》中记：
炮过处，打死北骑无算，并及黄龙幕，伤一裨王。北骑谓出兵不利，以皮革裹尸，号哭奔去。（张岱：《石匮书后集·袁崇焕传》第11卷）
朝鲜李星龄在《春坡堂日月录》中记载宁远之役较详，兹抄录于下：
我国译官韩瑗，随使命入朝。适见崇焕，崇焕悦之，请借于使臣，带入其镇，瑗目见其战。军事节制，虽不可知，而军中甚静，崇焕与数三幕僚，相与闲谈而已。及贼报至，崇焕轿到敌楼，又与瑗等论古谈文，略无忧色。俄顷放一炮，声动天地，瑗怕不能举头。崇焕笑曰：“贼至矣！”乃开窗，俯见贼兵满野而进，城中了无人声。是夜贼入外城，盖崇焕预空外城，以为诱入之地矣。贼因并力〔攻〕城，又放大炮，城上一时举火，明烛天地，矢石俱下。战方酣，自城中每于堞间，推出木柜子，甚大且长，半在堞内，半出城外，柜中实伏甲士，立于柜上，俯下矢石。如是层〔屡〕次，自城上投枯草油物及棉花，堞堞无数。须臾，地炮大发，自城外遍内外，土石俱扬，火光中见胡人，俱人马腾空，乱堕者无数，贼大挫而退。翌朝，见贼拥聚于大野一边，状若一叶，崇焕即送一使，备物谢曰：“老将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岂其数耶！”奴儿哈赤先已重伤，及是具礼物及名马回谢，请借再战之期，因懑恚而毙云。（李肯翊：《燃藜室记述》第25卷）
明朝与后金的宁远之战，以明朝的胜利和后金的失败而结束。明朝由“宁远被围，举国汹汹”，到闻报宁远捷音，京师空巷相庆。宁远之捷是明朝从抚顺失陷以来的第一个胜仗，也是自“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八年来贼始一挫”的一仗。明天启帝旨称：“此七八年来所绝无，深足为封疆吐气。”（《明熹宗实录》第68卷）与明相反，努尔哈赤原议师略宁远城，夺取山海关，不料败在袁崇焕手下。时袁崇焕四十二岁，初历战阵；努尔哈赤已六十八岁，久戎沙场。努尔哈赤在宁远遭到用兵四十余年来最严重的惨败。对于军事统帅，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指挥失败。《清太祖武皇帝实录》记载努尔哈赤宁远之败时说：
帝自二十五岁征伐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唯宁远一城不下，遂大怀忿恨而回。（《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4卷）
后金汗努尔哈赤之所以在宁远受挫，其原因是方面诸多而又错综复杂的。
在政治上，后金进攻宁远的战争，已由统一女真各部、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战争，变成为掠夺土地人民、争夺统治权力的不义战争，因而遭到辽东汉民的强烈反对。尤其是努尔哈赤对辽沈地区汉民的错误政策，引起后金与明朝辖区两方辽民的不满和恐惧，从而促使宁远军民拼死御后金军的进犯。所以，人心向背是袁崇焕获胜与努尔哈赤失败的一个基本因素。
在军事上，三年之间，后金兵没有作战，额真怠惰，兵无斗志，器械不利；袁崇焕却在积极备战，修筑坚城，整械备炮，训练士马。努尔哈赤打了一场兵家最忌的无准备之仗。
在策略上，以往后金向明进行攻坚战，在坚城深堑之前，炮火矢石之下，多以诱敌出城、歼其主力，或以智取力攻、里应外合取胜。这次袁焕坚壁清野，婴城固守，“无夺门之叛民，内应之奸细”（《明熹宗实录》第68卷）。努尔哈赤以劳赴逸，以主为客，以箭制炮，以短击长，终至败北。
在武器上，明军已使用新武器红夷大炮，而八旗兵照旧袭用刀戈弓矢。后金兵的进攻，被袁崇焕凭坚城、用洋炮所击败。袁崇焕说：“虏利野战，惟有凭坚城以用大炮一著。”（《明熹宗实录》第79卷）宁远获捷，使红夷火炮声名大噪。明廷封一门红夷炮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
在思想上，后金军居于劣势，努尔哈赤思想僵化，骄傲轻敌；明军处于优势，袁崇焕群策群力，小心谨慎。后金刘学成在奏陈中分析道：“汗自取广宁以来，马步之兵，三年未战，主将怠惰，兵无战心也，兼之车梯、藤牌朽坏，器械无锋。汗视宁远甚易，故天降劳苦于汗也。”（《满文老档·太祖》第71卷）努尔哈赤犯了骄兵必败的错误。
在指挥上，后金汗在宁远的对手已然不是纸上谈兵的经略袁应泰，也不是浪言求宠的巡抚王化贞，而是杰出的将领袁崇焕。袁崇焕在宁远之役中，婴城固守，凭城用炮，调度得体，指挥有方，确胜过深谋老算的努尔哈赤一筹。
当然，上述诸因素中任何孤立的一项，可能不是后金宁远之败的必然因素。后金汗努尔哈赤的悲剧在于，他对上述条件的整合及其变化，尤其是对明军的指挥与武器这两个重要因素的变化，没有起码的认识，结果以己之短击彼之长，铸下了历史性错误。
但是，历史往往向着人们主观愿望相反的方向发展。袁崇焕在宁远打败努尔哈赤的奇勋，反成了他后来身死家破的一个机缘。他说：“凡勇猛图敌，敌必仇；振刷立功，众必忌。况任劳之必任怨，蒙罪始可有功。怨不深，劳不厚；罪不大，功不成。谤书盈箧，毁言日至，从来如此。”（《明熹宗实录》第75卷）袁崇焕后遭敌仇众忌，因后金反间，阉党诬陷，明帝昏庸，而被含冤磔死。
努尔哈赤在宁远兵败之后回到沈阳。他的统治权力从费阿拉逐渐地移地沈阳，其间经历着关于汗位及汗位继承的激烈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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