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大恨”誓师
进攻抚顺是努尔哈赤起兵三十五年来，第一次同明军正面交锋。此前，他对明朝佯示觳觫遵命，未敢宏图大举。他袭破抚顺，碰了一下明朝这个庞然大物，竟然获得了自兴兵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掳掠。这刺激了努尔哈赤更大的贪欲——统兵蚕食辽东。
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建元称汗后，花费两年多的时间，把主要精力放在整顿内部问题上。同时，他的军事战略眼光仍向着北方，先后有三次大的军事行动：派兵征萨哈连部；招服使犬路、诺洛路、石拉忻路路长四十人；遣兵征服东海沿海散居诸部。万历四十六年即天命三年（1618）正月，后金汗努尔哈赤对诸贝勒大臣宣布：“今岁必征大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2卷）从此，他的军事战略眼光转向南方。随后，发布“七大恨”告天，是后金汗努尔哈赤把战略重点由北方转移到南方的标志，也是他的兵锋由统一女真诸部转移到公然指向明朝的标志。
发布“七大恨”告天的背景，主要有三：其一是努尔哈赤深知万历帝晚年政治更加腐败，辽东军备更加废弛；其二是努尔哈赤已基本完成女真的统一（除明支持的叶赫部外），并建立了后金政权；其三是辽东女真地区灾荒严重，景象悲惨。据朝鲜《光海君日记》万历四十五年即天命二年（1617）四月二十三日记载：
今年民间饥困之患，近古所无，流离道路，饿莩（piǎo，同“殍”）相望。雨水周足，民有耕种之望，而种子、农粮俱乏，至有抱农器而饿死于田野〔者〕，极为矜恻。（《光海君日记》第114卷）
水灾严重，农作失稔（rěn，失稔意为歉收），不仅限于朝鲜，而且殃及建州地区。朝鲜平安兵使李时言，据后金女真人罗可多等所报驰启：
……且言“上年水灾，胡地尤甚，饥寒已极，老弱填壑，奴酋令去觅食”云云。许多群胡，逐日出来，则供给之物，想必浩大。而年条所纳，亦未毕捧，其间需用，势似难继，是用为虑。其赤身乞食，其情虽似可矜，而桀骜之心有同饥鹰，在我防备之道，不可小缓；而赠给杂物，亦不可不预为算定，请令庙堂斯速指挥。
上录驰启除奏报后金地区灾荒惨重外，还谏言加强防备。这远比明朝辽东的庸劣官将有见识。
女真人遭遇凶年，饿殍塞路，四处乞食，老弱填壑。后金汗努尔哈赤怎样解决这一严重的社会危机？翻开中国封建社会史册，在中原地区，农民起义往往在大灾之年爆发，因为灾荒使本来尖锐的阶级矛看更加激化；在边疆地区，严重灾荒也使本来尖锐的民族矛盾更加激化。努尔哈赤正是选择这个有利时机，发布“七大恨”告天，把女真人的不满、怨恨引向明朝，并借对明战争胜利和掠夺汉人财富，以缓解后金的社会危机。
万历四十六年，即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三日，后金汗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其文曰：
我之祖、父，未尝损明边一草寸土也，明无端起衅边陲，害我祖、父、恨一也。
明虽起衅，我尚欲修好，设碑勒誓：“凡满、汉人等，毋越疆圉，敢有越者，见即诛之，见而故纵，殃及纵者。”讵明复渝誓言，逞兵越界，卫助叶赫，恨二也。
明人于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岁窃逾疆埸（yì，疆界），肆其攘夺，我遵誓行诛；明负前盟，责我擅杀，拘我广宁使臣纲古里、方吉纳，挟取十人，杀之边境，恨三也。
明越境以兵助叶赫，俾我已聘之女，改适蒙古，恨四也。
柴河、三岔、抚安三路，我累世分守疆土之众，耕田艺谷，明不容刈（yì，收割）获，遣兵驱逐，恨五也。
边外叶赫，获罪于天，明乃偏信其言，特遣使臣，遗书诟詈（lì，骂），肆行陵侮，恨六也。
昔哈达助叶赫，二次来侵，我自报之，天既授我哈达之人矣，明又党之，挟我以还其国。已而哈达之人，数被叶赫侵掠。夫列国之相征伐也，顺天心者胜而存，逆天意者败而亡。何能使死于兵者更生，得其人者更还乎？天建大国之君即为天下共主，何独构怨于我国也。初扈伦诸国，合兵侵我，故天厌扈伦启衅，惟我是眷。今明助天谴之叶赫，抗天意，倒置是非，妄为剖断，恨七也。
欺陵实甚，情所难堪。因此七大恨之故，是以征之。（《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5卷）
“七大恨”的第一条，诉说明军“起衅边陲，害我祖、父”，即倾诉对明朝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不满。早在成化年间，明军先后两次对建州女真“捣其巢穴，绝其种类”（《李朝世祖实录》第43卷），杀建州女真首领李满住和董山；据不完全统计，共擒斩女真人一千七百二十余名，焚烧庐舍一百九十五座，及其积聚二百一十七所。焚荡之余，幸存者过着“结草穴土而居”的悲苦生活（《李朝成宗实录》第112卷）。明军又在万历初的十余年间，以追剿女真“犯抢”（“犯抢”是应当反击的）为名，曾先后五次“搜讨”，共斩杀三千八百五十余级，对女真社会生产力破坏极大。明朝辽东官兵，勒买人参，强征貂皮，横行马市，“杀夷冒功”，引起女真人的强烈不满。所以“七大恨”开宗明义说：
我祖宗以来，与大明看边，忠顺有年。只因南朝皇帝高拱深宫之中，文武边官，欺诳壅蔽，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力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苦害侵凌，千态莫状。（转引自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
这就倾吐了女真人对明朝封建统治者的愤恨。
“七大恨”的第二、四、六、七条，诉说明朝偏袒哈达、卫助叶赫，即倾诉对明朝实行民族分裂政策的不满。明廷对哈达、叶赫、建州的基本政策是：“各自雄长，不相归一。”这正如明礼部侍郎杨道宾所疏言：
夫夷狄自相攻击，见谓中国之利，可收渔人之功。然详绎成祖文皇帝所以分女直为三，又折卫所地站为二百六十二，而使其各自雄长，不相归一者，正谓中国之驭夷狄，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第36卷）
打破明廷分裂女真的传统政策，实现女真各部的统一，这就表达了女真人的共同愿望。
但是，像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一样，努尔哈赤发布的“七大恨”也具有两重性，它既是女真人民对明朝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政策的控诉，又具有女真贵族的局限性。
就以努尔哈赤借叶赫老女抒发隐恨为例。叶赫老女为叶赫贝勒布斋之女。布斋在古勒山之役中被杀，叶赫请尸，努尔哈赤命剖其半与之，由此结下不解之仇。后其女多年未嫁，遂称老女。努尔哈赤利用老女，作为兴师攻明的一种借口，如王雅量所疏言：“夫奴酋，冶容之人何求不得，而斤斤一三十五岁之老女？且夷俗何所不为，而未嫁之老女有何体面？所系不过留其不了之局，以兴问罪之名，乘间窃发，基图渐大，渐可蚕食，此奴之本志也！”（《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第43卷）由此可见，努尔哈赤所谈叶赫老女之事，不过是借题发挥，以作为兴师攻明的借口。
后金汗努尔哈赤发布“七大恨”是利用女真人的民族情绪，把女真人的不满引向明朝，并借对明战争的掠获，以缓和其因灾荒而加剧的社会矛盾。“七大恨”誓师后，努尔哈赤即率师攻明，计袭抚顺。
佯称互市，计袭抚、清
努尔哈赤率兵大举征明，是他战略上的重大转变。为着做好征明的准备，他除发布“七大恨”进行政治思想动员外，还修整器械、申明军纪、颁布《兵法之书》，进行军事上训练。他说：
凡安居太平，贵于守正。用兵则以不劳己、不顿兵，智巧谋略为贵焉。若我众敌寡，我兵潜伏幽邃之地，毋令敌见，少遣兵诱之：诱之而来，是中吾计也；诱而不来，即详察其城堡远近，远则尽力追击，近则直薄其城，使壅集于门而掩击之。倘敌众我寡，勿遽（jù，急、仓促）近前，宜预退以待大军。俟大军既集，然后求敌所在，审机宜、决进退。此遇敌野战之法也。至于城郭，当视其地之可拨，则进攻之，否则勿攻。
倘攻之不克而退，反损名矣！夫不劳兵力而克敌者，乃足称为智巧谋略之良将也。若劳兵力，虽胜何益？盖制敌行师之道，自居于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斯善之善者也。（《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5卷）
上面所引努尔哈赤的计谋、诱敌、野战、攻城、设败等军事思想和作战原则，丰富而精萃；并在夺取抚顺之役中，加以运用。对努尔哈赤军事思想的全面分析留待后文，这里特别强调其军事思想的精华——用兵之道，贵在计谋。计袭抚顺，便是努尔哈赤这种军事指挥艺术的一个战例。
在计袭抚顺之前，又申明军纪：“阵中所得之人，勿剥其衣，勿淫其妇，勿离其夫妻；拒敌者杀之，不拒敌者勿妄杀。”（《满洲实录》第4卷）同时，又诡秘地进行作战准备。如命军丁伐木缮治云梯、楯车，却扬言砍伐木材，修整马厩。木材运回赫图阿拉之后，又恐修缮器械泄露机密，竟将所砍伐的木材，用来修建马厩。
后金汗努尔哈赤既发布“七大恨”，又颁布《兵法之书》，修器械，严军令，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于四月十四日，命将出师。努尔哈赤军分两路：令左四旗兵攻取东州、马根单；亲率右四旗兵及八旗巴牙喇直奔抚顺。
抚顺城濒临浑河，为建州女真与明互市的重要场所。努尔哈赤青年时经常到抚顺贸易，他对抚顺的山川、道里、形胜、城垣了如指掌。时抚顺游击李永芳率兵驻守，此人早在六年之前，曾同努尔哈赤在抚顺所教场并马交谈。努尔哈赤这时对抚顺主用智取，辅以力攻。他先一日派人到抚顺，声言有三千女真人于明日来赴市。到十五日寅时，假冒商人的后金先遣队果然来到抚顺扣市，将抚顺商人和军民诱出城外贸易；并由输款于努尔哈赤的佟养性导军先入；后面接踵而来的后金军主力，遂乘机突入城内，里应外合，夹击夺城。据《明神宗实录》四月十五日记载：
先一日，奴于抚顺市口言：明日有三千达子来做大市。至日，寅时，果来叩市。诱哄商人、军民出城贸易，随乘隙突入。（《明神宗实录》第568卷）
王在晋在《三朝辽事实录》中，也作了类似的记载：
四月十五日，奴儿哈赤计袭抚顺，佯令部夷赴市，潜以精兵踵后，突执游击李永芳，城遂陷。（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卷）
朝鲜《光海君日记》据明游击丘坦票文记载：
奴酋向来与抚顺互市交易，忽于前面四月十〔五〕日，假称入市，遂袭破抚顺。（《光海君日记》第127卷）
但是，《满文老档》和《满洲实录》等书却力言努尔哈赤的武功：八旗军布兵百里，旌旗蔽空，驰趋抚顺，兵到围城；旋派被捕汉人入城，送书与守将李永芳：以禄位相诱，以屠城相胁。“李永芳览毕，衣冠立南城上，言纳降事，又令城上备守具”（《满洲实录》第4卷）。努尔哈赤命八旗军竖梯登城，不久，兵士攀梯上城。抚顺城中军千总王命印等力战而死。“游击李永芳勉强投降，穿官服乘马出城，镶黄旗固山额真阿敦引与汗见，不让下马，互相拱手示礼”（《满文老档·太祖》第6卷）。但《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作“永芳下马跪见，帝于马上拱手答礼”；《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作“永芳下马匍匐谒上，上于马上以礼答之”，均系溢美之文，使真相不存。
努尔哈赤设计，佯称互市，潜以精兵，外攻内应，诱陷抚顺，守将李永芳剃发降。同日，后金军左四旗兵占东州、马根丹。抚顺失陷败报驰至，明辽东巡抚李维翰急檄总兵官张承胤仓猝出战。“承胤请集兵后行，维翰不听，促之愈急。承胤悲愤以所部进”（叶向高：《编》第11卷）。张承胤急率副将颇廷相、参将蒲世芳、游击梁汝贵等领兵万余人尾追努尔哈赤。他据山险，分军三，立营浚濠，布列火器。努尔哈赤命大贝勒代善、四贝勒皇太极统军三面环攻明军，并利用风沙大作的有利天时，猛攻明军。明军“大溃，承廕、世芳皆战死。廷相、汝贵已溃围出，见失主将，亦陷阵死。将士死者万人，生还者十无一二”（《明史·张承廕传》第239卷）。明军“主将兵马，一时俱没”（《明神宗实录》第568卷）。八旗军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兵仗器械，不可数计。
抚顺之役，历时一周，八旗军不仅夺占抚顺、东州、马根单，而且骑兵横排百里，梳掠小堡、庄屯五百余处，掳获人畜三十余万，编为千户，毁抚顺城，还赫图阿拉。努尔哈赤命将俘获编为千户，若每户以六口计，则共六千人。看来所谓掳获人畜三十余万，多为牲畜。后金汗率军在短短几天内，掳掠数以十万计的牲畜以及粮食、财物，按军功大小进行分配，缓和了因灾荒缺粮而加剧的社会矛盾。
明朝辽左失陷抚顺，陨将丧师，损辱国威。从此，举朝震骇，群臣神经极度紧张，如刑科给事中姚若水奏请，“罢内市，慎启闭，清占役，禁穿朝”（《明神宗实录》第570卷），并给宫监各发木牌，出入凭牌验，以防努尔哈赤的奸细混入大内。
后金却恰恰相反。进攻抚顺是努尔哈赤起兵三十五年以来，第一次同明军正面交锋，但初战告捷。先是，努尔哈赤对明朝阳示觳觫（húsù，恐惧战栗貌）遵命，暗里伺机倏进，未敢宏图大举。甚至于他在发兵进攻抚顺之前，仍告诫统兵贝勒、诸臣，要“自居于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尚有此举胜负未卜之意。但是，他袭破抚顺，碰了一下明朝这个庞然大物，竟然俘获人畜三十万，这是自兴兵以来从未有过的大掳掠。从而刺激了努尔哈赤更大的贪欲：统兵蚕食辽东。如五月，攻取抚顺、铁岭之间的抚安堡、花豹冲、三岔儿等大小十一堡，并沿屯搜掘粮窖，“迁其积粟”（《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5卷）。七月，入鸦鹘（gǔ）关，进攻清河。
清河城，位于赫图阿拉“城西南一百六十里，周围四里零一百八十步，东、南、西、北四门”（康熙《盛京通志》第10卷）。清河城地势险隘，为辽、沈屏障。它城周三里，四拥高山，左近沈阳，右邻叆（ài）阳，南枕辽阳，北控宽奠，有小路与抚顺相通。努尔哈赤亲统八旗军，进鸦鹘关，围清河城。守城副将邹储贤、参将张旆（pèi）率兵一万，婴城固守。城上施放火器，八旗兵死伤千余人。努尔哈赤命军士头顶木板，从城下挖墙而入，城陷，邹储贤、张旆及“兵民共约万人皆陷殁”（《明神宗实录》第572卷）。明失清河，全辽震动。是役，《三朝辽事实录》记载：
二十二日，奴从鸦骨关入围清河。参将邹储贤拒守，以火器杀贼千余，贼退而复合。援辽游击张旆战死。贼冒板挖墙城东北角，堕叠尸上城。储贤见李永芳招降，大骂，尽焚衙宇及妻孥，领兵战于城上，力屈死之。（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第1卷）
后金夺取清河，既以力攻，又用智取。据史载，努尔哈赤破清河，先令“驱貂、参车数十乘入城，貂、参穷而军容见。因入据城门，延入诸骑。故清河之破，视抚顺尤速”（黄道周：《博物典汇·四夷附奴酋》第20卷）。副将贺世贤率兵往援，见城已陷，遂斩女真屯寨中妇幼一百五十一人而还。
努尔哈赤破抚顺、拔清河，胆愈壮、气愈粗，遂将一名被掳汉人割去双耳，令其鲜血淋漓地送信与明。这封词令强硬的信说：
若以我为非理，可约定战期出边，或十日，或半月，攻战决战；若以我为合理，可纳金帛，以图息事！（《满洲实录》第5卷）
在上述信里，努尔哈赤吐露了自己的愿望。但是，这正如恩格斯所说：“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果然，努尔哈赤在信中表示的愿望，受到万历帝的妨碍。万历帝对努尔哈赤的回答是：调兵遣将，犁庭扫穴。于是，努尔哈赤与万历帝双方相互交错愿望所产生的历史事变，即萨尔浒大战。战争的后果，又出现他们谁也没有料想到的一系列历史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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