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救药的时局
此前的女真首领：哈达王台，只称臣不称雄，病老而死，未能完成女真的统一；建州王杲，只称雄不称臣，身首异处，也未能完成女真的统一。努尔哈赤则汲取女真历史经验，采取了既称臣又称雄的策略，暗自坐大，形成气候，建元称汗，进占辽东。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自践汗位，这是他政治生涯的转折点，也是建州与明朝关系史上的转折点。像一切事物总是要在一定条件下，各向着其相反方向转化一样，明朝与建州、汉族与满族、中央与地方、统治民族与被统治民族的关系，也要在一定条件下发生转化。这个转化的总体条件是女真的统一和明朝的衰落、个体条件是努尔哈赤的精明和万历皇帝的怠惰。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每当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而皇权衰微的时候，总要出现地方割据。其中有农民武装割据，有封建军阀割据，也有民族政权割据。万历朝廷的衰微、万历皇帝的腐败，为努尔哈赤冲决臣属关系的网罗，建立后金民族割据政权，准备了外部条件。
正值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的明朝万历年间，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土地兼并日益激烈。以皇帝、贵族、畹（wǎn）戚、权臣、缙绅为代表的大小地主集团，更加疯狂地掠夺土地。明神宗万历帝占地二百一十万亩。其弟翊镠，生四岁而封，占田“多至四万顷”（《明史·诸王五》第120卷）。而其子福王封地，“括河南、山东、湖广田为王庄，至四万顷。群臣力争，乃减其半”（《明史·食货一》第77卷）。至于缙绅豪富，占田少者数百亩，多至数千亩，乃至数万亩。庄田侵夺民业，地主兼并土地，大量自耕农破产。致有田者什一，而无田者什九；富者连田阡陌，而贫者无立锥之地。土地高度集中在辽东地区的表现，是军屯制的破坏。明初，辽东实行军屯制，各卫屯军领之于卫所。辽东卫所只有官舍与军余，正子为军，次子为余，都属于军屯。后来，边外屡遭兵燹，屯军多有逃死；屯田多为军官占夺，屯法尽坏。有的军官隐丁占地：“一户之丁，以百口计矣；一官之地，以千亩计矣。”（《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第37卷）军屯破坏，军余亦乱，故“军失是以无兵，屯失是以无饷。”（沈国元：《两朝从信录》第32卷）而且，有司惨毒搜括，渔敛无已，“辽卒不堪，胁众为乱”（《明史·食货一》第77卷）。辽东地区军屯破坏，兵无月粮，差役烦苛，悲苦万状。朝鲜领议政李元翼目睹辽东一带，疲弊已极，“财殚力竭，万无生理，闻见惨然”（《李朝宣祖实录》第108卷）。
万历朝不仅土地高度集中，军屯制度败坏，而且政治极为腐朽。以皇帝、宦官、王公、佞臣为代表的贵族官僚集团，已成为统治阶级内部最反动、最寄生、最腐朽的集团。万历帝二十几年不御朝政，以久病亏衰之躯，高卧深宫之中，日与宫女、太监厮混。一切奏章，多留中不发；阁部大臣，亦遇事敷衍。即如朝廷会议，大都流为故套。朱国祯《涌幢小品》记：
朝廷会议，皆成故套。先一日，应该衙门于各该与议官，通以手本画知。至期集于东阙，该衙门印官，首发一言，或班行中一二人，以片言微语，略为答问，遂轮书题稿，再揖而退。既出阙门，尚不知今日所议为何事，或明知其事不言，出门啧啧，道其状以告人者。（朱国祯：《涌幢小品》第8卷）
万历帝既深居简出，不理政事，又掷金如土，挥霍无度：郑贵妃生子，赐宫中赏银十五万两；生日寿节，赏银二十万两；潞王就国，用珠宝银三十万两（《万历邸钞》第1册）；营建定陵，“费至八百余万”（《明史·礼志十二》第58卷）；皇子诸王册封、冠婚、袍服费银一千二百余万两（《明史·王德完传》第235卷）；采办珠宝用银，多至二千四百万两。浩繁亿万，入不敷出，便派人四出搜刮百姓脂膏。税监高淮在辽东即是一例。辅臣朱赓等请撤辽东税使疏云：
高淮在辽东，万般克剥，敲骨吸髓，年甚一年。辽人既缺其当与之月粮，又受此无名之征榷，当抵不过，穷极计生，遂率合营男妇数千人，北走投虏。（《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第36卷）
但疏入留中不发。辽东军民，怨声沸腾，聚众数千人攻围高淮。高淮酷虐，多次激变：
夫激变之事，不数月间，一见于前屯，再见于松山，三见于广宁，四见于山海关，愈猖愈近。又各镇额饷，屡请不发。以此饥军，合于乱众，臣等更不知其祸之所终极也。（《明神宗实录》第446卷）
朝廷内部腐败，“三案”是突出的史例。所谓“三案”是万历帝晚年及其殁后，明宫中发生的“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万历帝晚年，宠幸郑贵妃，储立之争，久不能决。由是有“梃击案”的发生。万历四十三年（1615），蓟州男子张差手执木棍，闯入太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击伤守门太监。张差被执后，狱具，供系郑贵妃手下太监庞保、刘成引进。事连及郑贵妃及其内珰，时人因疑郑贵妃欲谋杀太子。万历帝与太子不愿深追，以疯颠奸徒为罪，“戮差于市，毙内珰二人于禁中”（《明史·光宗本纪》第21卷）。“梃击案”已结，后万历帝死，朱常洛继立，改元泰昌。泰昌元年（1620），朱常洛即位后生病。司礼监秉笔太监兼掌御药房太监崔文升下药，病愈剧。鸿胪寺丞李可灼进红丸，自称仙药。光宗服药后死去。时人疑系神宗郑贵妃所指使，仅以崔文升发遣、李可灼遣戍结案。这就是“红丸案”。泰昌帝死，天启帝立。天启帝朱由校，为光宗长子，其母为王选侍。他即皇位时，年已十六岁，其生母已死。时抚养由校的李选侍居乾清宫，与心腹太监魏进忠（即魏忠贤）谋借机把持朝政。甚至有言郑贵妃欲“与李选侍同居乾清宫，谋垂帘听政”者（《明史·后妃二》第114卷）。朝臣杨涟、左光斗等疏请选侍移宫，寻选侍移仁寿殿。后朱由校即皇帝位。这就是“移宫案”。“三案”事属内廷，但朝议汹汹，久之不息，成为党争的重要题目，朝廷更加腐败。
万历朝后期不仅政治腐败，且边备废驰。辽东巡按御史胡克俭曾在奏疏中指出：“国之大事在边，边之大事在欺。”（《万历邸钞》第1册）辽东军官上下欺诳，左右盘结，骄奢淫逸，克扣兵饷，杀民冒功，军纪败坏。如官兵偷卖火药，朝鲜平安道观察使朴东亮状启称：
自辽阳至镇江，其间许多镇堡，官上火药暗里偷出，或五六百斤，或千余斤。本国买卖人处夜间潜卖。以此，其价虽歇，所偷愈多。数年来辽阳一带火药，尽皆见失。镇堡之官，亦不以时点检，徒闭虚库。（《李朝宣祖实录》第201卷）
又如杀民冒功，据载：
若投诚之住牧者，与虏之所使住边及摆拨哨探者，投虏潜归，跋涉千里，饥饿数十日，历万死一生而来者，皆我黎民也，一切杀之。然此犹曰在外也，若往来怀挟之弊。民谣曰：“带着人头去杀贼。”
盖葬者不能保其坟，独行者不能留其首，惨酷尤甚。又并其阵亡之军，一概割首以报数。（《万历邸钞》第1册）
明朝辽军在一次战斗中，攻围不克，死伤众多，“因无虏功，割死军五百五十余颗报验”，竟以封赏。
明朝辽东军备废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总兵李成梁骄纵贪黩，苛索殃民。《万历邸钞》中记载阅视辽左给事中侯先春劾李成梁疏。这封万历二十年（1602）四月的奏疏，因不多见，转录如下：
李成梁负国厚恩，敛民深怨。齿衰力惫，久惭专阃（kǔn）之司；发短心长，日事营家之计。在市场则岁选良马千匹，扣索官价四五万两，大司马输马价以入边，只填溪壑之欲；在盐课则岁占盐目万引，又受献纳三四万，大司农开盐引以充饷，徒供垄断之私。宽奠、靖〔清〕河等处岁科军饷银三万两，买纳年例参五千斤余矣。又派屯民每家十斤或五七斤，计价银二三万两。科派者心腹夏守茂、谬〔缪〕
惟等，收受者家人李定也。家之肥、民之瘠矣！开原、伍奠等处，岁献貂皮一千五百张，各将领家献沙金二十余两矣。又派住户金三千两，商贩貂皮三千张，计直不下二万余两。散派者心腹张文学及谢二等，收受者亦家人李定也。财之聚、怨之府矣！遇地方失事，则会各路将领，每出银五百，名曰谢部礼，计一次则收万金，尽入私囊；而谢部等费或几千金，或万金，则出自本营将官。如李宁失事，则出银四蒲包可推也。遇朝廷赏赉，则以衣物、皮张等项，分给各军一半，名曰搭对。计每次所领万金，半充私囊。而升一官，封缺千两或五百两，各有定额。如近日戴良栋之升参将，则得银一千两可质也。两年间，凡虏入矣，而任其杀掠数日，掳去人民十余万，端坐海州城郭，何异门庭之寇？三年凡三出塞矣，而坑我劲卒千人，甲马奚止五六千；积尸遍野荒丘，谁招口外之魂？怯战殃民，全镇恨深入骨；剥军耗国，两河地已无皮。惟是财足弥缝，智工结纳。是以杀擒日亟，生聚日疏，而报捷之封章，日肩摩于阙下；功名寝〔寖〕盛，爵禄寝〔寖〕崇，而生民之命脉，寝〔寖〕告蹙于边〔疆〕。（《万历邸钞》第1册）
疏入，李成梁解任。后他又任辽东总兵官。虽然李成梁早年战功卓著，但他居功骄横，穷奢极丽。下面摘录一段材料：
平辽伯李成梁父子五人，相继掌兵柄，劲卒数万，雄视绝塞，附郭十余里，编户鳞次，树色障天，不见城郭。妓者至二千人，以香囊数十缀于系袜带，而贯以珠宝，一带之费，至三四十金，数十步外即香气袭人，穷奢极丽。每未、申时，夹道皆弦管声矣！（王一元：《辽左见闻录》钞本）
李成梁父子环任，骄奢淫逸，姑容羁縻，建州得益。明兵部尚书李化龙疏言：
然辽事之坏，自李成梁父子，盘据三十余年。结纳要津，羁媚奴虏，部伍之籍，皆厮养之名，太仓半入私囊，间常袭杀近境屯种属夷，斩其首功，躐（liè，超越）爵甘饵者，又从而拥戴之，以致养成祸患。奴得侦我虚实，愈肆骄逞。（《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第40卷）
然而，辽事之坏，责在明廷。李成梁不过是明朝溃烂肌体上的一个脓包。直到八十三岁才解任的辽东总兵官李成梁，曾多次集中兵力，将打击目标集中指向蒙古骑兵，而努尔哈赤以“退地、镌盟、减夷、修贡”赚取信任，得以从容统一诸部女真，势渐强大。明朝有见识的兵部尚书李化龙，在分析建州“列帐如云，积兵如雨，日习征战，高城固垒”的军事形势后断言：“中国无事必不轻动，一旦有事为祸首者，必此人也！”（《明神宗实录》第484卷）
此人就是对明朝采取两面政策的努尔哈赤。
明称臣，暗称雄
努尔哈赤从含恨起兵到建立后金政权，走过了三十三年路程。在这段漫长的道路上，他不仅要处理女真族内部的关系，而且要处理建州同明廷的关系。建州与明朝的关系是地方与中央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建立，要有两个前提：其一是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其二是两方力量的悬殊对比。建州与明廷这种既统一又矛盾的关系，决定了努尔哈赤对明朝的政治态度。总的说来，同明朝对努尔哈赤采取一面政策——奉表称臣，按敕纳贡，不动干戈，加以抚绥相反，努尔哈赤对明朝采取两面政策——既朝贡称臣，表示忠顺；又暗自称雄，发展势力。在这里，把努尔哈赤同明朝的关系，作一简要的回述。
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父、祖被明军误杀，他表面上迁怒于尼堪外兰，“害我祖、父者，尼堪外兰所构也”（《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1卷）；内心虽埋藏着仇恨明朝的怒火，却接受明廷封指挥使职，对明朝佯示忠诚。
万历十七年（1589），努尔哈赤虽统一建州本部，但他仍表示“忠于大明，心若金石”（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并斩木札河部头人克五十以献。据《东夷考略》载：
有住牧木札河部夷克五十等，掠柴河堡，射追骑，杀指挥刘斧，走建州。宣谕奴酋。即斩克五十以献，乞升赏。（茅瑞征：《东夷考略·建州》）
努尔哈赤斩献克五十，以表示忠于明廷。明廷以努尔哈赤送归汉人、斩献叛夷、父祖殉忠，晋升他为都督佥事。关于明廷与建州的微妙关系，《明神宗实录》有如下记载：
惟建州奴酋者势最强，能制东夷。其在建州，则今日之王台也。既屡送回被掳汉人，且及牛畜，又斩犯顺夷酋克五十献其级，而慕都督之号益切，则内向诚矣！及查其祖、父，又以征逆酋阿台为我兵向导，并死于兵火。是奴儿哈赤者，盖世有其劳，又非小夷特起而名不正者也。查得《大明会典》内一款，建州、毛怜〔等〕三大卫夷人，如有送回抢掳男妇者，止许给赏，不愿赏〔者〕，量升千百户、指挥，存留都督名邑〔义〕，以待能杀犯顺夷酋，及执缚为恶夷人与报事、引路、杀贼有功者。此盟府之典，用以信外夷而安封疆者也。若录奴酋父、祖死之功，即当与之都督亦不为过，而献斩逆酋之级，则又与明例合矣。奏入，上从其请，准与都督佥事。此奴贼受我殊恩之始也。（《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第17卷）
上录蓟辽督、抚、按的奏文，至少说明两方面问题：
明朝方面，蓟辽督抚张国彦、顾养谦曾言，对努尔哈赤要“因其势，用其强，加以赏赉，假以名号，以夷制夷，则我不劳而封疆可无虞也”（《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第17卷）。努尔哈赤之“佯恭顺”（叶向高：《（dì）编》第10卷），迷惑了明官员。后来历史发展证明，这只是一厢情愿。
建州方面，努尔哈赤汲取王台、尼堪外兰与王杲、王兀堂的教训——前者依恃明朝来统一女真，终成泡影；后者对抗明朝去统一女真，兵败身殒。努尔哈赤则走着一条对上述两种极端做法相折衷的道路。他从这种政策中得好处：既借明廷封赏，提高自己在女真诸部中的声威；又借明廷信任，几乎未受明军干扰而统一女真各部。努尔哈赤受明廷封为都督佥事表明，他对明朝采取的两面政策初奏成效。努尔哈赤为感激明廷的封赐，扬鞭策马，察视形胜，首入京师，进贡谢恩。
万历十八年（1590）四月，都督佥事努尔哈赤率领一百零八人，装载着人参、貂皮、东珠、蜂蜜等贡市方物，经抚顺进山海关，到北京朝贡。《明神宗实录》记载：“建州等卫女直夷人奴儿哈赤等一百八员名，进贡到京，宴赏如例。”明廷的常例宴赏，如指挥使受赏彩缎一表里，绢四匹，折纱绢一匹，素丝衣一套，靴袜各一双等；赏赐之外，又举行宴会。宴会后，开市贸易三天。努尔哈赤到北京朝贡，同时进行贸易，获取财货，开阔眼界，增长见识，了解明廷虚实，学习中原文化，而且这也是他臣属明朝的标志。
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努尔哈赤奏文求封龙虎将军。龙虎将军被女真视为崇勋，因为在努尔哈赤之前，只为哈达部长王台所膺。据《明神宗实录》记载：“建州卫都督奴儿哈赤等奏文四道，乞升赏职衔、冠服、敕书，及奏高丽杀死所管部落五十余名。命所司知之，并赐宴如例。”这次努尔哈赤是否亲自入京求封，因记载疏略，无从确知。又据同书之内阁文库本记载：“建州等卫都督等官奴尔哈赤等，进上番文，乞讨金顶大帽、服色及龙虎将军职衔，下所司议行。”上录引文虽载努尔哈赤求封龙虎将军“下所司议行”，但因李成梁刚遭劾奏辞职，迟迟未予实授。直至万历二十三年（1595），努尔哈赤才得偿夙愿。如《明神宗实录》载蓟辽督臣蹇达疏言：“奴儿哈赤忠顺学好，看边效力，于二十三年加升龙虎将军。”孟森《清太祖由明封龙虎将军考》一文也力主万历二十三年封努尔哈赤为龙虎将军说：
而至龙虎将军之封，则《清实录》固未书，《明实录》亦不见，惟明代诸家记载，皆言万历二十三年，加奴儿哈赤龙虎将军秩，视王台时。马晋允《皇明通纪辑要》且著其时为二十三年八月，茅瑞征《建州夷考》，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则皆浑言二十三年，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亦叙为二十年之后三年。（孟森：《明清史论著集刊》上册）
此外，如《山中闻见录》、《建州私志》等书，也记载努尔哈赤于万历二十三年被加升龙虎将军。努尔哈赤既表示忠顺明廷，便先后多次至北京进贡，据《明神宗实录》记载：
万历二十一年（1593）闰十一月：
建州卫女直夷人奴儿哈赤等赴京朝贡，上命赏宴如例。（《明神宗实录》内阁文库本，第21卷）
万历二十五年（1597）五月：
建州等卫都督、指挥奴儿哈赤等一百员名，进贡方物，赐宴赏如例。（《明神宗实录》第310卷）
万历二十六年（1598）十月：
宴建州等卫进贡夷人奴儿哈赤等，遣侯陈良弼待。（《明神宗实录》第327卷）
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二月：
宴建州等卫贡夷奴儿哈赤等一百九十九名，侯陈良弼待。（《明神宗实录》第366卷）
这次进贡，据载：“建州奴儿哈赤，补进二贡，咬思阿等夷，于三河各驿，索要布匹、鞋袜，倍于正额，锁拿马头、车户，擅行拷打。”（《明神宗实录》第373卷）因贡事与明廷争议，六年未亲至京朝贡。
万历三十六年（1608）十二月：
颁给建州等卫女直夷人奴儿哈赤、兀勒等三百五十七名，贡赏如例。（《明神宗实录》第453卷）
万历三十九年（1611）十月：
颁给建州等卫补贡夷人奴儿哈赤等二百五十名，各双赏、绢匹、银钞。（《明神宗实录》第488卷）
万历四十三年（1615）三月：
蓟辽督抚奏称，迩日奴酋自退地镌碑之后，益务为恭顺。此番进贡，止大针等一十五名，夫以千五百之贡夷，而减至于十有五名，岂不惟命是从哉！（《明神宗实录》第530卷）
这次进贡，《明神宗实录》未载努尔哈赤亲往。
综上，据《明神宗实录》所载，努尔哈赤曾先后八次亲自入京进贡。努尔哈赤在建立后金之前的二十余年间，平均每三年到北京进贡一次。他一面向明廷朝贡称臣，表示忠顺；一面又兴兵统一女真各部，称王称汗。特别是他多次到京师，“往来窥探，夷险熟知”（《明神宗实录》第373卷），亲见明朝政局虚实，熟悉明代典章制度，了解中原经济文化，察访辽东明军戍守，为实现其对明廷的两面政策而往来奔走。
努尔哈赤对明廷的两面政策，蒙住了明朝昏主庸臣的眼睛，不仅使明军三十余年未对建州军进行过一次“围剿”，而且连蓟辽督抚到万历四十三年（1615），还奏称他“惟命是从”！努尔哈赤对明朝采取两面政策的成功，为他在赫图阿拉称汗做了重要准备。
“天命汗”实至名归
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后金政权，需要有两个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基本因素：一个是明朝的腐朽衰败，另一个是女真的统一强大。明朝的腐朽衰败是其建立政权的外部条件，而女真的统一强大则是其建元称汗的内在根据。但是，这两个基本因素的结合，既要有历史发展的机遇，也要有杰出人物的才能。努尔哈赤的杰出，在于他利用明朝衰败的历史趋势，制定出诸如对明廷采取两面策略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促使满族崛起，从而实现了上述两个基本条件的统一。
努尔哈赤黄衣称汗，建立后金，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他沿着通向汗位宝座的阶梯，不声不响地、一步一步地拾级而上。
第一步，“定国政”。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在起兵四年大体上统一建州本部之后，在费阿拉围筑城栅，建衙门楼台。这年六月二十四日：
定国政，凡作乱、窃盗、欺诈，悉行严禁。（《满洲实录》第2卷）
从此，努尔哈赤在苏克素浒可地区，初步建立起政治权力。这是后金政权的雏型。
第二步，“自中称王”。万历十七年（1589），努尔哈赤一面受明封为都督佥事，一面在费阿拉“自中称王”。朝鲜平安兵使转书建州女真人童坪者等言：
老乙可赤则自中称王，其弟则称船将。（《李朝宣祖实录》第29卷）
努尔哈赤在建州本部女真人中自己称王，建立王权。
第三步，称“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努尔哈赤在大败叶赫九部联军，受明封为龙虎将军，完全统一建州女真之后，万历二十四年（1596）在与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回贴中称：
女直国建州卫管束夷人之主佟奴儿哈赤禀，为夷情事：蒙你朝鲜国、我女直国二国往来行走营〔学〕好，我们二国，无有助兵之礼理。（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图版15）
努尔哈赤的王权范围已扩展至整个建州女真。但是，既自称“女直国”，又署“建州左卫之印”，这个矛盾怎样解决呢？下一步就来解决这个矛盾。
第四步，自称“建州等处地方国王”。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之后，又创制满文，吞并哈达，设立四旗，遂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迁至赫图阿拉。赫图阿拉为满语hetu ala的对音，hetu意为横，ala意为岗，赫图阿拉就是横岗的意思，明称“蛮子城”，后清称兴京。兴京的满文体为yenden hoton。yenden意为兴旺；hoton意为城。yenden hoton汉译意为兴京。赫图阿拉位置在今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赫图阿拉村。《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
上自虎拦哈达南冈，移于祖居苏克苏浒河、加哈河之间，赫图阿喇地，筑城居之。（《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3卷）
两年以后，他又命在“赫图阿喇城外，更筑大城环之”（《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3卷）。赫图阿拉成为努尔哈赤崛起的基地。同年，朝鲜《东国史略事大文轨》记载，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向明巡东总兵官李成梁呈文称：“有我奴儿哈赤收管我建州国之人，看守朝廷九百五十余里边疆。”同年十一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又致书朝鲜边将，自称：“建州等处地方国王佟，为我二国听同计议事，说与满蒲官镇节制使知道……”（朝鲜《东国史略事大文轨》第46卷）以上说明这时努尔哈赤既称“建州国”，也称“国王”，从而使其王权又提高一步。
第五步，称“昆都仑汗”。万历三十四年（1606）蒙古恩格德尔引领喀尔喀五部贝勒之使臣，到赫图阿拉谒见努尔哈赤，“尊太祖为昆都仑汗（即华言恭敬之意）”（《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第2卷）。努尔哈赤被尊为恭敬汗，这既为他自称后汗作了舆论准备，又为他登临汗位作了预演。
第六步，建元称汗。努尔哈赤建元称汗，是建州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一个重要政治标志。这就表明，努尔哈赤有“射天之志”，要夺取明统。在《满文老档》中载有一份文书，记录女真贵族关于王朝隆替的大段议论：
由大变小，由小变大，这种古今兴亡的事例是很多多。过去桀王暴虐无道，仅有七十里的成汤起兵，获得了桀王的天下。纣王暴虐无道，仅有五百里的文王起兵，获得了纣王的天下。秦始皇暴虐无道，泗上亭长汉高祖起兵，获得了秦始皇的天下。大辽天祚帝，要我们的金太祖起舞，因没有起舞便要杀害他；金太祖愤恨起兵，获得大辽皇帝的天下。宋徽宗收容金汗征讨的辽臣张觉，因而导致宋金战争，徽宗、钦宗父子被俘，后送到东方的五国城。金末代汗在蒙古成吉思汗来叩见时，看到他的相貌，便要杀害他；成吉思汗起兵，获得金汗的天下。明朝万历皇帝暴虐无道，干涉异国的事务，以是为非，以非为是，背理裁断，天以为非。（《满文老档·太祖》第41卷）
尽管上引论述充满唯心史观，但其撰者却力图从中归纳出一个结论：万历帝暴虐无道，努尔哈赤应当建元称汗。
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后金军事农奴主政权。努尔哈赤的登极典礼，后来经过几次纂修的《清太祖高皇帝实录》，作了详细记载：
天命元年，丙辰，春正月，壬申朔，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及八旗贝勒大臣，率群臣集殿前，分八旗序立。上升殿，登御座。众贝勒大臣率群臣跪，八大臣出班，跪进表章，近侍侍卫阿敦、巴克什额尔德尼接表。额尔德尼跪上前，宣读表文，尊上为覆育列国英明皇帝。于是，上乃降御座，焚香告天，率贝勒诸臣，行三跪九叩首礼。上复升御座，众贝勒大臣，各率本旗，行庆贺礼。建元天命，以是年为天命元年。（《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5卷）
努尔哈赤这年五十八岁，他在隆重的礼仪中，登上汗位。据《满文老档》记载：
丙辰年，淑勒汗五十八岁，正月朔壬申日，大国中的诸贝勒、诸大臣等众人会议云：“因我们的国中（失去了汗），没有汗的生活极苦。天欲使我们的国人安居乐业。天的仁慈使贫苦的国中生有贤明才智者，将贫苦之人恩养。欲给汗上尊号。”于是众人议定，八旗的诸贝勒、诸大臣等率领众人，分作四面四隅八处站立，由八旗的八大臣捧文书，从众人中走出，跪于前面，八旗的诸贝勒、诸大臣等率众跪于后面。阿敦侍卫立于汗的右侧，额尔德尼巴克什立于汗的左侧。（二人）各自一方迎前，接受八大臣跪呈之文书，捧置于汗前（大红色）桌上。额尔德尼巴克什立于汗的左前（汗五十八岁的丙辰年正月朔壬申日辰时），颂汗为‘天任命抚育列国（大）聪睿汗’。（呼颂后）跪着的诸贝勒、诸大臣与众人皆起立，仍回其原处站立。汗自座位起立，走出衙门，对天三叩首。叩首毕回原座位坐定后，八旗的诸贝勒、诸大臣等，依次各向汗三叩首祝贺。
前引《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与《满文老档》所载相较，有如下几点不同：第一，突出“四大贝勒”的地位。《满文老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及《满洲实录》，均只称“八固山的大臣”，而《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却称“四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及八旗贝勒大臣，率群臣集殿前，分八旗序立”。
第二，称“覆育列国英明皇帝”。《满文老档》载，尊努尔哈赤为amba genggiyen han，汉音译为大庚寅汗，汉意译为大聪睿汗或大英明汗，而《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却纂饰为“英明皇帝”。
第三，称“建元天命，以是年为天命元年。”但《满文老档》并无此记载。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建元天命的载录，直至天命四年（1619）即明万历四十七年，在建州夺得萨尔浒大捷之后，始出现在朝鲜和明朝的史册上：
其一，李民寏《栅中日录》同年三月十五日载：“后金国王敬达朝鲜国王七宗恼恨事。”
其二，赵庆男在《乱中杂录》中，同年载三月二十一日“后金国汗奉书于朝鲜国王”。
其三，《光海君日记》同年四月十九日，载后金与朝鲜的文书，经朝鲜详察后回启：“胡书中印迹，令解篆人申如櫂及蒙学通事翻解，则篆样番字，俱是‘后金天命皇帝〔印〕’七个字”。
其四，沈国元《皇明从信录》和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都在同年五月记载后金天命政权建立事。王在晋于五月二十九日记：“朝鲜咨报，奴酋僭号后金国汗，建元天命，指中国为南朝，黄衣称朕，词甚悔嫚。”
其五，《明神宗实录》同年六月十九日，载礼科给事中亓（qí）诗教《题奴儿哈赤僭号疏》云：“近如朝鲜咨报所云，辄敢建国、改元、称朕。”
其六，《辽广实录》同年夏载：“奴始僭号，称后金国汗，建元天命。”并黄衣称朕，指明为南朝云云。
以上数例说明，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登极称汗，至天命四年即万历四十七年（1619），始见自称后金。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是有演变过程的。从万历十五年（1587）“定国政”，至天命十一年即天启六年（1626）他的死，中经六变，似需历史地对待之。由《满文老档》及朝鲜、明朝的史籍与文物可知，万历四十四年（1616），努尔哈赤登极称汗，其时未称后金，亦未建后金。至万历四十六年即天命三年（1618）闰四月，“奴儿哈赤归汉人张儒绅等，赍夷文请和，自称建州国汗，备述恼恨七宗”（沈国元：《皇明从信录》第40卷），仍称“建州国汗”。尔后于万历四十七年即天命四年（1619），才始见载称其年号天命，国号后金。由此可知“后金”为建州自称，并非后来史称。其后又自称“大金”，据现有史料，则为天启元年即天命六年（1621）以后之事。
汗国的中流砥柱
后金的社会结构，在统治者中主要有农奴主阶级和奴隶主阶级，在被统治者中是主要有农奴阶级和奴隶阶级。后金社会的统治者集团，按其社会地位与财产多寡，又分为不同的等级。努尔哈赤统治后金社会，主要是依靠统治阶级中的一批新兴军事农奴主贵族。他们主要由以下几种人组成：
第一种人，是宗室贵族。这些人主要为爱新觉罗宗室，特别是努尔哈赤的子侄。努尔哈赤在世时，年满十六岁的儿子有十二人：褚英、代善、阿拜、汤古代、莽古尔泰、塔拜、阿巴泰、皇太极、巴布泰、德格类、巴布海和阿济格。还有他的弟侄穆尔哈齐、舒尔哈齐、阿敏和济尔哈朗等。他们多辖有很多的牛录。如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的《满文老档》记载，仅济尔哈朗、汤古代和阿巴泰三人，就占有一百零一牛录，另有三百七十五甲。在努尔哈赤子侄中，逐渐形成四大贝勒，即大贝勒代善，其满文体为daisang beile；二贝勒阿敏，其满文体为amin beile；三贝勒莽古尔泰，其满文体为manggūltai beile；和四贝勒皇太极，其满文体为hong taiji beile。四大贝勒又称四和硕贝勒。和硕，为满文hos∨oi的对音，是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方或四角的意思。hos∨oi beile意为一方之贝勒。稍后，又逐渐形成八和硕贝勒，或称八固山贝勒、八执政贝勒。但是，其中以四大贝勒权势最为显赫。努尔哈赤的子侄们，不仅手握兵权，而且占有大量的土地、奴仆、牲畜、金银和财物。如努尔哈赤对元妃佟佳氏所生的长子褚英和次子代善，各给予“部众五千户，牲畜八百群，银一万两，敕书八十道”（《满文老档·太祖》第3卷）。以后随着军事上的不断胜利，他们占有更多的财富，形成后金汗以下最大的军事农奴主贵族。
第二种人，是军功贵族。这些人包括八旗的固山额真、梅勒额真、甲喇额真、牛录额真等。他们多早年归顺努尔哈赤，如《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载：
时（万历十六年，公元一五八八年——引者）苏完部主索尔果率本部军民来归，上以其子费英东为一等大臣；又董鄂部主克辙巴颜之孙何和里，亦率本部军民来归，上以长女妻之，授为一等大臣；又雅尔古寨扈喇虎，因杀其族人率军民来归，上以其子扈尔汉为养子，赐姓觉罗，亦授为一等大臣。（《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2卷）
他们同努尔哈赤结亲缘戚，分掌兵权，赞画机要，襄理国政。努尔哈赤对些勋戚重臣和各级额真，按其军功大小分赐大量的土地、牧畜、奴仆、布帛等。据朝鲜李民寏到赫图阿拉所见，将官的农庄多至五十余所，马匹“千百为群”（李民寏：《建州闻见录》）。他们跟随努尔哈赤南征北战，伤痕遍体，倾心效力，“始终尽瘁”（《何和礼碑记》），逐渐形成后金的军事农奴主贵族。
第三种人，是蒙古贵族。这部分人主要是指归降努尔哈赤的蒙古贝勒台吉。如明安达礼，世居科尔沁，早年随父归努尔哈赤，授为牛录额真，后为正白旗蒙古固山额真，官至兵部尚书、议政大臣。布颜代，为蒙古兀鲁特部贝勒，归附后金，“尚主为额驸”（《清史稿·布颜代传》第229卷），后为镶红旗蒙古固山额真。明安、古尔布什、莽果尔代等前已述及。这些蒙古贝勒台吉等，投附努尔哈赤之后，不仅成为军事贵族，而且成为大农奴主。以恩格德尔为例。恩格德尔原是蒙古巴岳特部的小台吉，他率先归顺努尔哈赤后，不但成为额驸，还被赐与大量的土地与奴仆。仅录《满文老档》的两次记载：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努尔哈赤把“平虏堡民四百三十男丁，给蒙古恩格德尔额驸”（《满文老档·太祖》第32卷）；并命额驸和格格出门，要演吹喇叭、奏锁呐的礼仪。顺便补充一句，格格为满语gege的对音，是公主、姐姐的意思。这里专指舒尔哈齐第四女、恩格德尔妻子巴岳特格格。恩格德尔及其妻、弟、子“总计八千男丁，一年征收银五百二十两，粮八百八十斛（hú），当差一百四十人，牛七十头，护卫兵丁一百四十人”（《满文老档·太祖》第45卷）。这些受努尔哈赤恩封为勋贵的蒙古贝勒台吉，后为蒙古八旗的各级额真，成为后金政权的重要支柱。
第四种人，是汉军贵族。这些人主要是明朝投降后金的官将、生员、商人等，如李永芳、佟养真、佟养性、石廷柱、李思忠、金永和、王一屏、孙德功、张大猷、李国翰、范文程、宁完我、鲍承先等。由于汉人降服日众，后来别置汉军，组成八旗鼎足之一的汉军八旗，从而逐渐形成汉军贵族。汉军贵族既是后金政权的重要支柱，也是后金汗统治辽沈地区的社会基础。这类人如佟养真，辽东人，原系商人，早年与其从弟养性向后金“潜输款”（《清史稿·佟养性传》第231卷），后携家眷及族属投归努尔哈赤。他以从征辽阳功，被授为游击世职。不久在奉命驻守镇江时，以身殉后金。努尔哈赤命其子佟图赖袭世职，官至都统。其女为顺治帝妃，系康熙帝生母，后封为孝康皇后。佟图赖被赠为一等公，其长子佟国纲于“编审册内俱开为满洲”（《八旗通志》初集，第143卷），曾与索额图同俄国订立《尼布楚条约》，后在出击噶尔丹的乌兰布通之役中阵亡；其次子佟国维，官至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佟国维之女为康熙帝孝懿皇后；子隆科多宣谕传位世宗之遗命，雍正初为总理事务四大臣之一。努尔哈赤招降汉人而形成的汉军贵族，从佟氏一门看，对清初政治影响实为深巨。
又如李永芳，辽东铁岭人，为明抚顺所游击。曾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在抚顺所教场，与努尔哈赤相见。与努尔哈赤率兵攻抚顺，李永芳出城降。“太祖伐明取边城，自抚顺始；明边将降太祖，亦自永芳始”（《清史稿·李永芳传》第231卷）。努尔哈赤想以李永芳为诱饵，瓦解明朝边将，对他尽力厚待，“仍依明制，设大小官属，令李永芳统辖；上复以子台吉阿巴泰之女妻永芳，授为总兵官”（《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5卷）。李永芳后随努尔哈赤拔清河、克铁岭，下沈阳、占辽阳，以军功进三等总兵官，成为后金的汉军贵族。但是，尽管李永芳效忠于后金汗，仍不免受到歧视：诸子被捆绑，自己遭喝斥——一次因议兵进取与贝勒阿敏意见相左，阿敏怒叱道：“尔蛮奴，何得多言！我岂不能杀尔耶！”（《清史列传·李永芳》第78卷）“抚顺额驸”李永芳尚且如此，其他明朝降金官将的境遇则更可想而知。
另如范文程，将在以下文臣中叙述。
另外，还有依附和服务于后金军事农奴主阶级的文臣。他们撰制满文，通使往来，左右赞襄，参与筹划，对女真各部的统一，满族共同体的形成，后金政权的建设，满、蒙、汉的文化交流，都起了重要作用。如额尔德尼、噶盖、达海、库尔缠、尼堪和希福等，多兼通满、汉、蒙古文字，被赐号巴克什。后尼堪官至理藩院尚书，希福官至内弘文院大学士，都跻身显贵。
在后金的文臣中，也有汉族儒生。除前已叙及的龚正陆外，范文程又是一例。范文程，沈阳人，曾祖鏓，官至明兵部尚书。他少时为县学生员，喜好读书，聪颖敏捷，形貌颀伟。后被努尔哈赤“得而育之”。据彭孙贻在《客舍偶闻》中记范文程所言：“公曰：‘太祖定辽阳，壮者配营中，杀老弱。已而渐及拥厚资者，虑有力为乱也。’从行一地曰：‘此我就僇（lù）处也。’十七人皆缚就刑，太祖忽问曰：‘若识字乎？’以生员对。上大喜，尽十七人录用。”范文程因是原明诸生而幸存。后随军，历战阵。天聪三年即崇祯二年（1629）设立文馆，范文程以生员入馆。同年，皇太极率军入塞，兵攻京师。范文程破大安、陷遵化，皆立军功。皇太极在京师广渠门外兵败于袁崇焕军时，范文程密进反间计，“时明宁远总制某将重兵居前，公进秘谋，纵反间，总制获罪去”（《清代碑传全集》第4卷）。翌年，范文程因功为文馆之文臣。后升为游击。文馆改为内三院后，范文程被授为内秘书院大学士，“每议大政，必资以画。宣谕各国敕书，皆出文程手”（《八旗通志初集》第172卷）。范文程颇受皇太极之知遇：“时文程所领皆枢密事，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奉召入。”（《清史列传·范文程》第5卷）后来，进军山海、直取京师、传檄而定大江南北，废除三饷、编行保甲，招垦而行屯政兴农，重大治策，经纶筹画，多出自范文程之手或由其参与帷幄。
除汉族儒臣外，还有蒙古族医士。如绰尔济：
天命中，率先归附。善医伤。时白旗先锋鄂硕与敌战，中矢垂毙，绰尔济为拔镞，傅良药，伤寻愈。都统武拜身被三十余矢，昏绝，绰尔济令剖白驼腹，置武拜其中，遂苏。有患臂屈不伸者，令先以热镬（huò，锅）熏蒸，然后斧椎其骨，揉之有声，即愈。（《清史稿·绰尔济传》第502卷）
蒙古族医士绰尔济等具有民族特点与地方色彩的高超技艺，赢得了人们的尊敬，被誉为“神医华佗”。后来清代称创伤骨科医生为“蒙古医士”。
综上所述，由宗室贵族、军功贵族、蒙古贵族、汉军贵族以及依附他们的文臣干吏等，所组成的统治者集团，是努尔哈赤统治后金社会的政治杠杆与阶级基础。
在后金社会与统治者相对立的被统治者中，也有不同的阶级和等级，他们主要有以下几种人组成：第一种人是农奴。他们的来源，或由奴隶转化，或从诸申分化，或系部民迁徙，或为辽沈农民。农奴是后金社会的一个基本阶级。八旗军进入辽沈地区后，农奴阶级的队伍空前扩大。如将官农庄多至有五十余所，“奴婢耕作，以输其主”（李民寏：《建州闻见录》）。这里的奴婢即农奴，是后金汗统治“民”的主体部分。第二种人是牧民。后金的牧民既包括建州的，也包括蒙古。漠南蒙古地区，在元明时期进入封建社会。后金辖区的蒙古牧民多为牧奴，而后金的牧民，也多为牧奴。第三种人是工匠。农奴、牧民、工匠是后金社会创造物质财富的主要劳动者。第四种人是阿哈。阿哈为满语aha的对音，其阶级地位即是奴隶。阿哈有时称包衣阿哈，为满语booi aha的对音，booi意为家里的，包衣阿哈是家里之奴隶的意思。他们在后金社会中的地位如同牛马，是正在消亡的阶级。第五种人是部民。这主要是指“野人”女真中未被迁往建州而处于氏族社会的居民，他们向后金汗纳贡称臣。此外还有诸申，诸申为满语jus∨en的对音。它在建州女真奴隶制中，是“一任自意行止，亦且田猎资生”的平民（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图版18）。随着建州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诸申逐渐地发生分化：有的上升为军事农奴主，有的降为阿哈，其中大部分转化为“既束行止，又纳所猎”的农奴。他们耕田纳赋，披甲从征，出差服役，生活贫苦。但总的说来，其生活状况还是比奴隶制下的自由民有所改善。
上面仅就后金社会被统治者农奴、牧民、阿哈、部民以及诸申的地位，作了扼要的介绍，后面将在第十三章另作叙述。
后金社会存在着农奴主与农奴、奴隶主与奴隶、贵族与诸申等矛盾，努尔哈赤怎样维护其统治呢？
手捧法令，一手捧佛经
努尔哈赤面对后金社会阶级的冲突、民族的纠纷，他采用军事镇压、政治笼络、物质赏赐、法律制裁和思想麻醉等手段，以加强其统治。本节着重介绍努尔哈赤以立法布令和思想麻醉来控制其臣民的情况。
后金汗努尔哈赤重视立法治民。他谕众贝勒大臣曰：“为国之道，存心贵乎公，谋事贵乎诚。立法布令，则贵乎严。若心不能公、弃良谋、慢法令之人，乃国之蠹也，治道其何赖焉！”（《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4卷）他又训道：“生杀之际，不可不慎。必公平和气，详审所犯始末，方能得情。”（《清太祖圣训》第4卷）努尔哈赤的“公”与“诚”、“慎”与“详”，且不去评论，但立法布令、整肃严明，却是他治国、治军、治民的一贯思想。先是，建州社会没有成文法，其不成文法、使人毛骨悚然。据申忠一所见云：
奴酋不用刑杖，有罪者，只以鸣镝箭脱其衣而射其背，随其罪之轻重而多少之；亦有打腮之罚云。（《建州纪程图记》图版18）
另据李民寏之见闻：
有罪则或杀，或囚，或夺其军兵，或夺其妻妾、奴婢、家财，或贯耳，或射其胁下，是以临阵有进无退。（《建州闻见录》）
但是，无论成文法或不成文法，没有审判机关是不能保证法制执行的。随着努尔哈赤王权的不断提升，需要建立审理和惩罚机关。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设置理政听讼大臣五人，扎尔固齐（即理事官）十人，并对审理程序作了规定：
（国人）凡有听断之事，先经扎尔固齐十人审问；然后言于五臣，五臣再加审问；然后言于诸贝勒，众议既定，奏明三覆审之事；犹恐尚有冤抑，令讼者跪上前，更详问之，明核是非。（《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4卷）
八旗军占领沈、辽之后，努尔哈赤再谕各贝勒、大臣，要每五天聚集一次，对天焚香叩头，在审理衙门对各种罪犯进行审判。时有受贿、荒怠之事，所以规定不许向有罪者索银，在审案时也不许喝烧酒、吃佳肴。并明令允许各地可以到赫图阿拉告状伸冤，如属实，给予免罪；如诬告，反坐定谳。
在执法时，努尔哈赤强调要按法规办事，虽子弟侄孙触法不贷。据《满文老档》记载，一次他的侄子济尔哈朗、宰桑武和孙子岳托、硕托，因得扈尔汉分与的财物而获罪。努尔哈赤命他们在赫图阿拉的都堂衙门里，穿上女人的衣服、短袍、裙子，加以羞辱。并画地为牢，监禁三天三夜。他还亲去四位贝勒幽坐的地方，叱责诸侄孙，向他们脸上啐唾沫。后金汗如此大动肝火，故作姿态，显然想利用这件区区琐事，既惩儆子侄，又严诫诸臣。不过，勋臣如罹重罪，他们因军功而获得的免死券，仍可得到赦免。
建州的刑法极为残酷。下面举几个例子。住在广宁的三个八旗兵被蒙古人杀死，命将犯人两手钉在木头上，两脚捆在驴腹下，骑着驴子押解到赫图阿拉行刑。阿纳的妻子烙家婢的阴部，命刺其耳、鼻。另如男人盗窃，妻子要规劝、告发；否则，其妻要脚踏赤红火炭，头顶灼热铁锅，处以死刑。伊兰奇牛录的工匠茂海，因奸污编户汉人妇女，命将他杀死后，碎尸八段，八旗每旗分尸一段，悬挂示众。但是，随着女真社会的巨大进步，又受到明朝辽东刑法的影响，酷刑被逐渐废止。如天启二年即天命七年（1622）六月，后金宣布“废除刺鼻耳之刑”（《满文老档·太祖》第42卷）。
为着巩固后金政权，加强法制，努尔哈赤还指令翻译《刑部会典》和《明会典》。他在下达给阿敦、李永芳的文书中，要他们将明朝的“各种法规例例，写在文书里送上；抛弃其不适当的条文，而保留其适当的条文”（《清太宗实录》钞本）。后来，其子皇太极仿照明朝有关典章，制定出《登基〔极〕后议定会典》。会典的前二十条，都是有关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固伦公主、和硕公主、多罗格格、固山格格等的等级名号，效法汉族封建伦常，改革满族旧习。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的法制思想，制定典章，这对后金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满洲政权的巩固，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后金汗努尔哈赤不仅重视立法布令，而且重视加强思想统治。他利用喇嘛教取代萨满教，作为麻醉部民的精神鸦片。萨满教，萨满又称珊蛮、萨莫、萨吗、叉妈，为满语saman的对音，是巫祝的意思。产生于原始社会末期并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萨满教，已不能适应满族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的需要。恩格斯说：“历史上的伟大转折点有宗教变迁相伴随。”这是一句至理名言。同样，满族社会历史的重大转折，也有宗教变迁相伴随。因为原始的萨满教，不适应于满族封建主对农奴和降附蒙古族人民进行思想统治的需要。而喇嘛教则既能怀柔蒙古族人民，又能成为驾驭满族农奴和奴隶的一条缰绳。因此，努尔哈赤在征抚漠南蒙古的过程中，汲取蒙古封建主统治经验，把长期在蒙古地区流行的喇嘛教加以推崇，作为驯服满族人民和笼络蒙古人民，维护后金军事农奴主统治的精神工具。
喇嘛教是我国佛教的一支。佛教传入西藏以后，在它和当地原有的本教长期互相影响的过程中，逐渐采取了喇嘛教的形式。喇嘛教黄派首领宗喀巴，创立复杂的寺院等级制度，制定喇嘛教寺院的清规戒律。后来由于西藏新兴封建领主的扶持，黄教派逐渐取代红教派而成为执政教派，并传入蒙古族地区。喇嘛教按佛教信条，宣扬生命即是苦难，摆脱苦难的方法是修行。它劝说被压迫的群众，要听天由命，放弃斗争，安分守己，忍受苦难，以换取来世的幸福。喇嘛教的这一套说教及其宗教等级制，恰恰符合后金新兴封建主的需要。
努尔哈赤模仿喇嘛教的语言，劝谕道：
所谓福，就是成佛。在今世苦其身，尽其心，那么在来世能生在一个好地方，福便得到了。（《满文老档·太祖》第4卷）
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贵族，也以喇嘛教的信徒自居。据李民寏在赫图阿拉所见云：
奴酋常坐，手持念珠而数之。将胡则颈系一条巾，巾末悬念珠而数之。（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崇奉喇嘛教，便要兴建喇嘛庙，万历四十三年（1615）四月，努尔哈赤授意在赫图阿拉城东高地，修建喇嘛寺。《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记载：“始建佛寺及玉皇诸庙于城东之阜，凡七大庙，三年乃成。”从兴建工程所用的时间，可知建筑之宏伟，工程之浩大。进入辽沈地区后，他曾发布过保护庙宇、违者治罪的汗谕。他对蒙古大喇嘛，“二聘交加，腆仪优待”（《大喇嘛坟塔碑记》），遣使迎至后金传教。乌斯藏（西藏）大喇嘛干禄打儿罕囊素，即“不惮跋涉，东历蒙古”，来至辽阳。后金汗努尔哈赤对大喇嘛干禄打儿罕囊素，“敬礼尊师，培〔倍〕常供给”（《大金喇嘛法师宝记》）。天启元年即天命六年（1621）八月，干禄打儿罕囊素大喇嘛死去，努尔哈赤敕令修建宝塔以为纪念。他又命派六十三户诸申种地纳粮，以供香火。
努尔哈赤大力提倡喇嘛教，使其原有的萨满教受到某种程度的压抑。萨满教与喇嘛教便发生了矛盾。在满族中关于《萨满与喇嘛斗法的传说》，则是这一矛盾的影子。
但是，努尔哈赤虽力倡喇嘛教，在女真内部仍设堂子祭天。古勒山之役临战前，努尔哈赤“率诸贝勒大臣诣堂子拜”祝（《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第2卷）。在费阿拉城有祭天之所。在赫图阿拉，“立一堂宇，绕以垣墙，为礼天之所，凡于战斗往来，奴酋及诸将胡必往礼之”（李民寏：《建州闻见录》）。堂子祭天礼俗，延及有清一代。
后金汗努尔哈赤，一手持法令，一手捧佛经，动之以残酷刑法，诱之以憧憬来世，威慈并济，硬软兼施，加强了对后金人民的统治。
努尔哈赤既创建八旗制度，又建立后金政权，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政治上日益强大巩固；同时，后金与明朝的矛盾也趋向激化。明朝与建州的矛盾，时隐时现达三十六年之久，终因后金汗努尔哈赤公然犯顺而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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