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群从京城到安徽蒙城来当“县令”，虽然是个挂职的副县长，但他对“角色”十分投入，他勤政、廉洁，饭桌上的应酬，基本不参加。也许是他说了那段相声“冒号”的原因，他不是想点子找饭局，而是想点子回避饭局。他本来就不喝酒，如今又戒了烟，而且基本食素，那份清苦是可以想见的了。
他不仅要当个“清官”，还想当个“青天”。他对“孙廷海事件”的调查，就是最好的例证，那颗同情心，那根热肠子，我们不仅能够“摸”得到，而且炙手可热呢！
事情发生在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３日。
１５点３０分，《南京晨报》记者常芬直接打电话给牛群，说是蒙城有个叫孙廷海的农民为给孙女治病，一路沿街乞讨到南京。《南京晨报》已在报纸显要位置刊登此消息，向社会求援。女记者单刀直入：“请问牛副县长对此事持什么态度？”
牛县长吃惊地表示：“请你把刊登这则消息的报纸传真过来，我先把情况调查清楚，然后再作处理。”
１５点４０分。秘书王飞将传真交到牛县长手中，那是当天的《南京晨报》，第五版头条的“消息”全文如下：“晨报讯（实习生 王彦 记者 卢红）远在安徽蒙城县辛集乡的农民孙廷海，为筹集资金给外孙女治病，一路沿街乞讨来到南京。在众多好心市民的指点下，昨日慕名来到本报，请求本报呼吁社会伸出援助之手，救救他可怜的外孙女。
据孙老汉讲，其外孙女孙晨曦今年三岁，打一出生就体弱多病，去年初确诊为尿毒症患者，家中为给她治病先后花去三万多，如今是负债累累。去年底小晨曦的父亲李恩超因驾驶农用拖拉机不慎车祸身亡，孩子的母亲经受不住打击，一病不起。小晨曦缺少了双亲照顾后，病情日趋严重，生命危在旦夕，外公心疼不已，决定出门乞讨，为外孙女筹集治病钱。一路沿街乞讨，来到南京后，在好心人的指点下，费了好大的劲，昨天才找到本报。孙老汉说，他在家乡干过乡村医生，希望晨报能推荐他找个临时护理工作。晨报将向社会呼吁伸出援助之手，同时也恳请蒙城县的牛群副县长关注孙老汉一家的不幸。救助热线：０２５４７１０５９７４７０１３５５。”
另一传真可能是常芬小姐的手迹：“孙廷海现在车站露宿街头。”
名人做官就是不一样，连老汉“乞讨”也沾光。不管牛县长分管不分管民政，《南京晨报》“点名”要求他“关注孙老汉一家的不幸”。
牛群接过传真，急忙看了一遍，迅即在上面做了批示：“请辛集乡韩勇乡长立即处理。速将调查情况及处理意见反馈给我。”
１５点４６分，牛县长的秘书王飞已将传真传到辛集乡党政办，由办事员冯小雷接收。因辛集乡乡长韩勇手机已关，王飞嘱冯小雷立即将传真交给韩乡长，请他查清后速给牛副县长回电。
１６点，王飞根据牛县长指示，又将传真复印件交由县委办公室主任陈敬和副主任张晓泽，请他们安排转交县督察室督办。
至此，牛群仍放心不下，时隔半个小时，又将此事向县委书记孙克杰作了电话汇报。孙书记正在常兴镇检查植树情况，接牛县长电话以后，他很快赶到“牛棚”，在传真上再批：“请民政局马洪军局长到家访问，如有天灾人祸予以帮助解决。”
当时已是１８点整，牛群副县长立即安排办公室人员将此件复印后交民政局马局长。此前曾两次叫王飞给辛集乡党政办去电话，催要结果。
１８点３０分，辛集乡韩勇乡长打电话向牛县长汇报调查结果：孙老汉的女婿不是车祸，是服农药身亡。之后，其女已改嫁到利辛县。
牛群请韩乡长进一步调查，并将调查结果整理成文字，不管多晚，都要送到“牛办”。
当晚２３点，辛集乡韩勇乡长与孙廷森副乡长一同赶到牛群办公室，将打印好的书面调查报告交给了牛县长，报告全文如下——
关于《南京晨报》报道“蒙城农民孙老汉来宁求助，恳请牛群副县长关注”中“孙老汉”有关情况的调查报告
县委孙书记、县政府牛县长：
今日下午１５点４４分接县委督查室第九号督查通知单，反映我乡农民孙廷海在南京沿街乞讨为外孙女治病，并通过《南京晨报》恳请牛县长关注一事，我乡党委、政府极为重视，并于１６点４０分组成由党政办副主任许有道为组长，秘书冯小雷、杨锐为组员的调查组深入其家中对本人进行认真调查，现将调查结果汇报如下：
一、 报道中“孙老汉”系我乡辛集村东场队人，名叫孙廷海，现年五十八岁。据孙廷海本人口述，其３月１１日坐火车于当日中午１２时到南京，下午即到一些工厂找工作，但未能找到，在一些工人指点下，于３月１２日到《南京晨报》社反映情况。因钱花完，遂于当日晚８时坐火车回到蚌埠（未买票），到蚌埠后由火车站职工掏钱给他买了回蒙汽车票；
二、 报道中所述孙廷海女婿“李恩超因车祸死亡”，经实际调查，李恩超系与其妻（孙永慧）于去年农历九月初七吵架喝农药不治身亡。据孙廷海本人讲，因家中贫困，想得到社会救助，因此谎报其女婿李恩超真实的死亡原因；
三、 报道中的“晨曦”系孙廷海外孙女，现随其母亲孙永慧暂住孙廷海姨妈家（利辛县望町镇侯寨村）。据了解周围群众得知，孙永慧现已改嫁，但未办理结婚手续；
四、 报道中“晨曦患尿毒症”一事，据孙廷海本人口述，去年上半年，晨曦小便困难，毕业于阜阳卫校的其母孙永慧认定女儿患了尿毒症，后来到城里几个医院查过，也说是尿毒症，但既无医生证明，又无医院病历，且现已治愈。
特此报告
蒙城县辛集乡人民政府至此，事情完全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不料牛县长突然提出亲自去孙老汉家核查。已是深夜２３点１１分，他与两位乡长同车，并不许他们往乡里打电话，直接驱车到孙老汉家。
车到孙廷海家门口，已是２３点４３分。牛群请两位乡长在门外等候，由他独自进屋与孙廷海“印证”。他是直性子，也不管乡领导高兴不高兴，板着脸说：“我核实情况，乡干部最好不在跟前。”
两位乡长只好在门外等候。其实，乡领导对牛县长的“批示”已经高度重视，很快便查明了事实真相。韩乡长当晚６点多钟先是电话向牛县长作了汇报，紧接着９点赶到县城当面向牛县长作了汇报，１１点多钟又呈上打印好的书面报告，无论是办事效率还是工作态度，都无可挑剔。可牛县长对他们愣是“信不过”，深更半夜，非亲自出“牛”不可。
牛县长在农村调查牛县长的突然来访，让孙老汉既感动又羞愧，他陈述的事情经过，与乡政府调查报告基本相符。
他承认自己女婿是服农药自杀不是“不慎车祸身亡”；
他到南京是乘车往返，不是“一路沿街乞讨”；
他是照顾过病人，不是“干过乡村医生”；
他外孙女的病基本好了，不是“病情日趋严重，生命危在旦夕”。
他在《南京晨报》上登了一篇谎言！
牛县长问他：“干吗要说谎？”
孙老汉红着脸说：“为了让人同情，弄点钱呗。”
但孙廷海所讲与乡里调查仍有出入：孙讲女儿并未改嫁，还是在自己家里住，昨天才去利辛“走亲戚”。而乡里的调查报告讲孙的女儿已经改嫁，住在利辛县望町镇侯寨村。
０点１９分，牛群把两位乡长请进屋，当着孙老汉的面，充分肯定了乡领导的工作是认真的，调查是属实的。也当着乡领导的面，给孙廷海放下三百块钱：“这不是给你还债用的，我的一点心意，以后不要说谎了，要做一个诚实的人，要靠勤劳致富。”
孙老汉感激涕零，表示一定悔过。
故事至此完全可以结束了，可牛群“意”犹未尽，又请孙老汉带路，连夜驱车利辛，去找孙廷海的女儿孙永慧。
到达孙永慧家已是凌晨１点２０分。孙永慧又“戳穿”了父亲的两个谎言：她的女儿只是身体虚弱，并未患过什么“尿毒症”；她现在已经改嫁，很少回娘家。
牛群对孙廷海说：“你女儿说话你都听见了，你刚才又说谎了吧？”
孙老汉承认自己一错再错，他的脸也一红再红。
牛群又给孙永慧放下三百元钱，表达他的一点心意，也对半夜打扰表示歉意。
牛群把孙廷海送回家，回到他的住处已经２点了。
他坐在办公桌前拨通了《南京晨报》记者常芬小姐的手机。将其亲自调查的情况向她作了通报，并感谢《南京晨报》对他的信任和对蒙城人的关爱。他说“是《南京晨报》帮我更加深入了解百姓，了解蒙城，也更加懂得自己将来怎么做人，怎么做事”。
牛县长调查事件的本身比事件本身感人得多！牛群对民间疾苦的关心，对新闻媒体的负责，对调查工作的认真，似乎都做到了极至。他那快到不能再快的节奏、高到不能再高的效率，很容易使我们想起一个词，那就是“战斗作风”（牛群当过兵，战士的本色是战斗）。他从下午三点半接到《南京晨报》记者常芬的电话和传真，到次日凌晨两点多给《南京晨报》记者常芬回话，忙得真像是打仗一样！
其中更深刻的表现在于：他让乡政府的同志去调查，然而又不完全相信乡政府的调查，尽管那份调查报告是盖了鲜红的公章的。他亲自出马，重新调查，既是查“孙廷海事件”的真伪，也是查乡政府的工作作风，而且说走就走，不让下面有任何准备，甚至他和当事人谈话，都不让乡里干部在场。牛群先后给孙廷海和他女儿孙永慧留下三百元钱，前者是为他“赎”回真诚，后者是对夜半打扰的“道歉”。县长与百姓、大明星与普通人之间，人格和尊严的平等，在这里有着感人的体现……
如果说，牛群的“青天”意识在这里表露得还不够充分的话，那我们再看一看他的“微服私访”，听起来可笑，实际上可敬呢！
牛县长日记摘抄之五
今天偷偷儿干了一件事儿
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１日
今天偷偷儿干了一件事儿。
没跟县里打招呼儿，没跟镇里打招呼儿，打枪的不要，悄悄潜入柳林镇黄牛大市场的干活。
这次行动是绝密的，闪电的，虽不够惊险，但完全是按侦破片走的。
行动起因：匿名投诉黄牛大市场牛市无牛净吹牛。
行动代号：ＮＩＵ行动。行动成员：我，王飞秘书，高永秘书（原公安刑侦人员），司机。
行动路线：由我处驱车二十五公里，直捣柳林?
行动时间：上午１０∶３７。
行动……我又快招人烦了！
没办法，这么大岁数儿，我这玩儿心就不减。挺严肃的一事儿，我这脸儿就绷不了多长时间。
手头儿匿名投诉信，报纸署名“知情人”、“一群众”，网上代号“蒙城人”……俩月来算了算也得有十几个无名氏讲柳林的黄牛大市场根本没牛。有参观的了，有检查的了，有录像的了，县里有关部门会提前电告，镇里的头儿开始忙活，出钱租牛，凑数儿应景儿。
这还了得！查！
怎么查？怎么查能查到真实情况？
我想起了皇上微服私访。
又一想不行。别看皇上穿老百姓衣裳到民间，能查点儿真东西。我不行，因为那阵儿没电视，要是那阵儿有皇宫电视台，在全国各州府郡县落地多好，那肯定天天播皇上上朝下朝，跟宰相谈心，深入三宫六院，体贴嫔妃生活。那举国上下黎民百姓哪还有不认识皇上的？大伙儿要认识皇上了，他还想微服私访？走哪儿他都在明处。他查不到民间的真东西，民间倒能查他点儿真东西。 皇上多明白呀，他知道这厉害关系。他只求权大，不求脸儿熟，“脸儿熟”不方便哪！为什么封建社会千年，改朝换代，换皇上跟走马灯儿似的，他宁肯让你把他政权推翻了，也绝不允许发展电视！道理就在这里。
我就不行了。我是只求脸儿熟，不求权大。得，就我这心态，就是给我搁在封建社会，我也当不了皇上，就适合当戏子，充其量是个全国著名戏子。你看前几天上有些朋友昵称我“戏子”、“戏子”的，那都是知音哪。我们共同的口号：“我是戏子我怕谁！”
有道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戏子戴上官帽子，便更像戏子。
此乃自画像。
扯远了。话说我们进入柳林“黄牛大市场”，好家伙！几百头牛，近千个人，你来我往，熙熙攘攘。
本地的车，省城的车，周边的车，外省的车，场面壮观得很。
我一下车，“呼啦”全围上来了。 这边“牛县长”，那边“牛哥儿”，乐哈哈地笑成一片。
我问：“哪头牛最大呀？”
一位老汉自告奋勇：“跟我来。”
我一看这老汉，好玩儿：左手夹着三根儿烟（食指中指之间、中指无名指之间、无名指小拇指之间各夹一根儿），右手夹着三根儿烟，左耳夹着一根儿烟，右耳夹着一根儿烟……他这什么打扮？
人家告诉我：这叫“行嘴儿”，是买牛卖牛的中间人，所有的牛交易都得通过他。他两边儿说和，最后成交，挣两边儿的钱。
他也是靠一张“嘴儿”，跟我差不多，都是嘴把式。
“行嘴儿”指给我一头牛，个儿是不小。
“多少钱？”我问。
“五千多块吧。”老汉说。
“这么贵？”
“一会儿就拉走了。现在这牛好卖呀！” 老汉得意之色溢于言表。看他夹这么多烟卷儿，估计成交了不少。我忽然发现，他所有的烟卷儿全冲一个方向支棱着，我想起了“卡秋莎”（原苏式火箭炮）。
“什么牛最好卖？”
“优良品种呗。这叫西门塔尔，这品种就好，价钱再贵，好卖。”
我问旁边一个小伙子：“你那是什么牛？”
“就是当地牛。”
“你那牛好卖吗？”
“比他那还好卖！有时一次能卖好几头。”
“那你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吗？”
小伙子想了半天：“牛长得太慢了！”
这回是他把我逗乐了。
这当中也有不少告状的：“牛县长，这收费又涨价了！”
“牛县长，他这收费不能天天涨啊！”
弄得市场管理人员一个劲儿冲大伙儿挤眉弄眼儿，那意思是“等牛县长走了，咱们好说”。
我说：“这事儿你们之间商量、协调。我相信肯定能解决好。确实解决不了，你们直接给我写信。好，祝大家都发财！”
说完，我冲俩秘书一努嘴儿：“撤！”
ＮＩＵ行动，宣告结束。
返回的路上，我的心里很不平静。
我没问这里的牛群和车是不是镇里出钱租的，不忍心，也没这个必要。
要真是镇里出钱租的，那开销也太大了。他们哪来那么多的钱贴啊？因为这里的牛市隔一天一次（阴历逢单日），等于两天一集。镇里要照这么没完没了地“贴钱”，那柳林的老百姓早就逃荒要饭去了。
当然，假如“无名氏”们的投诉是“真”的话。牛县长在这篇日记中用调侃和“戏言”掩饰了他的“青天”意识。但是，明摆着的“东西”是掩饰不了的，不管怎么说，牛群的这次“微服私访”（虽然他是公众人物，老百姓能认出他来），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对于蒙城是全国第一养牛大县，一直颇有争议。民间甚至流传一首极不好听的“民谣”：“站在阜阳向东看，一溜三个牛皮县。蒙城牛头吹得响，利辛牛尾翘上天，涡阳也是大牛皮，夹在牛腿正中间。”一位经济学家专门从北京到蒙城做过调查，他公正地说：“蒙城的养牛数字肯定有假，但造假是一种普遍现象，不独蒙城。官方报的数字是九十万头，我调查的实际数大概在六十万头左右。都挤掉水分，蒙城还是全国第一养牛大县。”这是几年前的事了，现在蒙城的养牛业又有大的发展。但对于柳林黄牛大市场，非议就不曾断过。说“市场的牛是镇上花钱租来充数的”，“有些拉牛的汽车也是镇上租来做样子的”。对于这样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作为一个挂职副县长，牛群敢于面对现实，进行了“突击检查”，其结果他满意，老百姓满意，我们大家也满意。因为我们不希望“无名氏”们的指责变成现实，老百姓真正富起来，毕竟是件好事。
牛群到安徽来做“官”（实际是做事），安徽是“包青天”的家乡。尽管是个小小的“七品”，他却干得有声有色。首先，他是清廉的，不在蒙城拿工资，却为蒙城招商引资。作为一个地方的“父母官”，牛群认为仅有自身的清廉（这一点许多党的干部和政府官员已经很难做到）是不够的，还应该拨云见日（比如带领群众富起来），让灿烂的阳光照在老百姓的身上，也照在老百姓的心上。老百姓欢迎也喜欢牛群这样的“官”，而他们口中最好的溢美之词也是莫过于“青天”两个字。
牛群的“青天”意识恰恰是表现在他在全心全意为蒙城人民办好事的时候，也想最大限度地让蒙城老百姓了解他，从而让全国人民都了解他。《南京晨报》记者一篇不切实际的报道，却忙得他团团转，按照常规，且不说是外省一家小报的记者，就是中央大报，地方官员也未必理你。牛群做到了“例外”，“孙廷海事件”不仅让乡党委、乡政府反复调查，自己深更半夜又跑去核查，他抓住这个新闻“由头”，把文章做得很足。他虽然是半夜出动，却也带着县电视台的记者，对他调查的全程进行了录像，而且做了公开报道。雷锋是做好事不留名，牛群做好事偏偏要“扬名”。雷锋是普通一兵，牛群是“七品县令”，牛群在很大程度上是蒙城的代名词，牛群所做的事，其他县长做了，未必算得了“新闻”，牛县长做了，大报小报都跟着“炒”。“炒”牛群就是炒蒙城，市场经济讲竞争，蒙城的知名度越大越利于竞争。扬名就是大白天下，这大白天下不正是“青天”意识是什么？！
牛县长为猪拍照
正因为牛群有“青天”意识，他才日夜操劳，为蒙城做了大量好事，其中值得老百姓永远称道的就有三大件：一是尉迟寺遗址第二阶段发掘，倡导并负责筹建尉迟寺遗址博物馆；二是引来巨资建成了牛群中国商贸城；三是办了一所牛群特教学校，资助了一百多个残疾孩子。一件大喜事，一件大好事，一件大善事。这三件事有的前边提到了，有的后边还要写，每一件事都是对蒙城发展的巨大贡献，是注定要写进蒙城历史的。
这使我想起了宋代大文学家苏东坡。据说，他在１０８５年１０月间在山东登州当过五天太守。他一到登州就微服私访体察民情，解决了因盐事加重农民负担和在登州屯守水兵的两件大事，使得登州人民能安居乐业。虽然只是五天的太守，但苏轼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两大作为，令百姓敬仰，于是，当地的老百姓便在蓬莱阁建起了苏公祠。
牛群在文学上的建树无法和苏轼相比，但苏轼当时的知名度肯定无法和今天的牛群相比，因为那个时代还没有宣传媒体。一个是历史上的文学家，一个是当今的艺术家，在老百姓眼中，他们都是爱民的清官。苏公祠建在蓬莱阁，“牛公祠”建在蒙城人的心中！
牛群是艺术家，他把“真、善、美”从艺术舞台带到了政治舞台，难能可贵的“牛群现象”所表现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现实，必然永久地激荡在蒙城人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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