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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江甘霖润神州（一九八八至二○○四）

　　一九八八年春，已逾古稀之年的父亲结束了漂泊海外的三年旅美生涯，到香港定居，自此之后，一住就是十五年。此时的大陆，改革开放已经十年，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正在发生着亘古未有的巨变。身在香港的父亲，又开始了他新的讲学修道生活。只是台湾的朋友知道他到了香港后，非常高兴，时常拜访。而香港社会各界知道父亲住在香港以后，也陆续互传消息，接踵求见，以至于位于坚尼地道的寓所坐客常 满。

　　由于改革开放的浪潮逐渐成形，父亲也时刻关注着故土家邦的发展，牵记着大陆的亲朋故旧。在港期间，他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投巨资为家乡铺就了金温铁路。这条有一百三十五座桥梁、九十六座隧道，全线长达二百五十一千米的铁路历尽艰难险阻，最终顺利开通，也完成了父亲长久以来回报国家的心愿。之后，他又立刻功成弗居，还路于民。然而，“世间须大道，何只羡车行”。以古稀之身，老骥伏枥于香江立锥之地，他的宏愿和念力又岂止于此呢？

　　一、金温有梦唤五丁

　　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吸引力逐年加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不少外国投资者涌入中国市场，开始在各个领域投资建厂。但像铁路这样耗资巨大的公共工程，一般投资者都不敢轻易涉足，中央政府在政策上也不予开放。父亲投资修建的金温铁路，为中国开创了合资建设铁路的先例。他老人家说：“这条铁路大家企望了八年，修了七次都没有成功，今天我决定一定要修，不是为我，是为了要开启一个大例子，中国政府的公共建设可以和各方合作。因为，不如此就不能加速国内的公共建设。我们不去打开这个关闭的大门，那么几十年都不会有人打开这个大门的。”父亲决意要为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打开大门，“既不是政治目的，也不是经济目的，只是开启一个例子”，铺一段路，开风气之先，让以后来中国投资的人能够走得更顺利。

　　这个决定是如此的正确。金温铁路的案例，在中国绝对是划时代性的，开风气之先，开启了以交通为首的所有公共建设引进各方资金的先例。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短短十年之间，国内的高速公路，几乎都是利用各方资金建设完成的。正是这一建设模式，使得我国能够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建设速度，迈向孙中山先生的规划理想，奠定了今天国家经济的基础。

　　自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描出蓝图以来，八十多年过去了，金温铁路先后倡修七次，均以失败告终。机缘巧合，这个担子最后落在父亲身上。他倾尽全力，历经波澜曲折，磕磕绊绊，整整十年，才得以修建成功。自一九八七年温州市代表提出请身为乡贤的父亲出资修建时起，一九八八年双方正式商讨筹备，一九九二年方得到中央正式批准，是年年底开工，一九九七年八月八日全线铺通，直至一九九八年一月九日全线通车，金温铁路才终于修成。金温铁路不仅是一条推动浙西南乃至浙江省经济发展、带动沿线地区脱贫致富的铁路，也是一条开启合资建设基础设施项目的道路，更是一条砥砺人心、推动商业文明的道路。十年的时间，父亲为铁路修建费尽心力，他坚持不懈，沟通协调，不断地推动修建进程。其间的辛酸，在他给浙江省领导、地方政府、铁道公司以及贾亦斌等老朋友写的不下百万言的信函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日，在听闻金温铁路已完工的喜讯后，父亲在回复浙江省副省长柴松岳邀请函的信中写道：

　　来示知悉。欣闻金温铁路全程铺通工程完成，首先敬贺省府诸公以及参与兴建诸位同仁，大功将要完成的莫大喜讯。但我因忙于另一件工作，比起修筑铁路的工程，还紧急重要百倍以上。年老神衰，昼夜不懈，致使身心疲惫不堪，实无法遵命亲自到现场观礼。今特托侯承业等三位代表祝贺。另外我有金温铁路全线铺通感言一首，并请教正。

　　铁路已铺成，心忧意未平；

　　世间须大道，何只羡车行！

　　金温铁路全长二百五十一千米，共计有桥梁一百三十五座，总长十四千米；隧道九十六座，总长三十五千米；沿途车站二十七个。它贯穿浙西南山区，始自金华市，南至温州而终，途经的地区占浙江省百分之五十七的面积，拥有该省百分之四十九的人口。全线地质条件差，地形复杂，特别是温州丽水段为山区丘陵与河网地带，温州平原地区又处于典型的软土地带，施工难度大，所以施工历时五年，花费近三十亿元。

　　为什么在金温铁路全线铺成之际，父亲仍然“心忧意未平”呢？

　　这还要从他尚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时说起。

　　如前所述，一九八七年秋冬时节，父亲尚在华盛顿居住，居所旁边有条小河，大家都称父亲的居所为“兰溪”。那时，他常为到美国深造的留学生讲述中国未来的前途，他提到此时此地要对国内投资，必须具备四项理念和认知，那就是“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方法和中国文化的精神”。他说，中国大陆现在所号召投资开发的内涵，需要的是真正投进资金和进步的精密科技，用以改进多年的贫乏和落后，并非如资本主义社会工商业自由市场式的投资，千万不要打可以一本万利或至少是一本十利的如意算盘。如果没有这种认识和意向，冒昧投资国内，无疑是“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不但是势所不行，理亦所不可。他准确地指出，当时中国的法律制度依然十分不完善，法制观念淡薄，“犹如一个古典大家庭式的社会，只要一个新媳妇进门，这个五世同堂的家长们，太公太婆、祖父母、叔伯、兄弟、妯娌们满堂，个个可以当家，也个个可以讲了不算，谁都有权有理看着新媳妇，要她端茶送果糖，要她独当十面，料理羹饭。致使新进门的媳妇受不了，不是狼狈回娘家，便是患忧郁症、恐惧症，积劳成疾而亡”。他经过研判总结，认为现在回国投资兴业，时机并未成熟，尚需时 日。

　　不久，温州市副市长率团访问纽约及华府地区。父亲的一位在美国国务院任职的学生专门跑来向父亲报告，请示是否接见一下温州来的老乡。父亲欣然应允。

　　父亲在“兰溪”会见了方副市长一行。会谈中，副市长说温州的特色在于小商品制造业发达，他邀请父亲回国投资胶鞋等轻工制造业。父亲当即表示对此毫无兴趣。看到方副市长面露失望之色，父亲特地对他说，如果有钱投资国内，第一个要建的是电力公司，其次是钢铁公司或铁路、空运等交通事业，再其次便是发展医药。父亲最后说，这是他个人的理想，遗憾的是，他非拥有巨资者，只是空谈理想而已。这样的往访甚多，当时国内的情况也由此可见一斑：地方领导只能看到眼前，缺乏对前景的了解。所谓高瞻远瞩，就是见微知著，在国家开启建设的时机。而父亲当时就已经可以将未来的规划告知来访的人，毕竟这是他在台湾经历过的世面。

　　父亲不止一次对大陆来的留学生们谈起，如果大陆开放过早，就会变成地方诸侯经济，人民会失去礼义，只懂得向钱看，这必将贻害无穷。如果能一步一步有计划地开放，集体制还能对国家经济发展贡献出巨大的力量，国家就更容易走向富强。父亲常举历史上的两个例子来说明他的这个观点。第一个例子，南北朝乱了二百多年，人们生活穷困已经到了人吃人的地步，但隋朝统治不足四十年就把中华大地变成富国。另一个例子，唐末几十年大乱，人们没有东西吃以致易子而食，但到了宋太祖赵匡胤统治天下，不出二十年，全国上下连挂帐的钩子都是银制的。父亲总结说，国家穷困并不可怕，怕的是没有规律，人心无义。生活虽苦，但如果大家均能遵守法律，有道德观，又有好的风俗习惯，这个国家不出十年就能更上一层楼。

　　事实证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并没有因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世界局势的变乱和国家经济的开放而失去方向，并没有像苏联一样突然失控而形成社会的动乱，而是如邓小平先生说的，“摸着石头过河”，谨慎小心地把国家经济带到了今天的地位。父亲的说法，加上历史的证明，令我不得不对那些没有私心、为国家和百姓付出过的领导人肃然起敬。

　　对于中国的前景，父亲是有自己的判断的。例如，他在《论语别裁》一书中曾经说过，近数百年来，中国是处于历史上最弱的时候。但时代在变，国运也在变，未来中国会有很好的机运，如果能抓住机会，好好发展，那到时中国会比唐朝开国时还要强盛。但事在人为，如果没有好好地抓住机会，也是产生不了作用的。

　　一九八八年一月二十九日，父亲从美国启程，由于时差的关系，三十一日到达香港，暂住在李文家里。闻风而来的旧识和学生，就像是被一块巨大的吸铁石吸引的小磁铁，越来越多地聚集在父亲周围。春节过后，父亲开始寻找新住处。他先是搬到了麦当劳道一层四居室房屋暂住，然后孙静源的夫人林美年也在同一幢楼的二十八层买了一套房子供父亲长期居住使用。

　　原本父亲并没想在香港久留，但是春节过后，他改变心意，打算暂时留下来，并且从此再也没有去美国。后来，不少美方人士来港邀请父亲再度赴美，父亲都拒绝了，他说：“我是中国人，在台湾三十多年，儒、释、道三家学术都讲过许多次了，对得起台湾了。美国的朋友当然也是朋友，但总想到还有十一亿自己的同胞，希望自己将来能做些事情，我得先对他们尽些绵薄之力！”他始终有一份剪不断的民族情怀和中国读书人的责任。

　　作为一名曾受过传统教育的读书人，父亲一直希望能够为国家和社会真正做一些实事。他也从不认为慈善与公益是西方国家文明的象征，在《论语别裁》中，他便说过：“中国古代有没有社会福利思想？假使有研究社会问题的，这个问题要注意，在中国历史文化里，好像找不出社会福利问题的记载，事实上有没有呢？有！社会思想早有了，社会福利思想也早有了，过去都偏重在个人做，以个人立场，做社会福利事情，这是中国人的道德修养。告诉人，有钱做做好事，修桥铺路，再不然就夏天在路上摆一些茶缸。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到过。每到夏季，家里忙得很，天天都要烧茶，大锅大锅地烧，多少里一桶，放在那里，不要钱的凉茶，大家尽管喝。很多人家都是这样做的，这些都是社会福利。中国过去的社会当然是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由个人做社会工作，做社会福利，认为这是一种道德，所谓阴功积德。”

　　也正是在这种传统道德观念的支持下，父亲才能够以“虽万千人吾往矣”的气概，不计回报，排除万难，锲而不舍，最终将金温铁路建成通车。

　　到香港不久后，父亲逐渐与在温州的亲友们取得了联络。得知他们的消息后，他不胜唏嘘感慨，热泪纵横。过了一段时间，浙江省驻温州联络处处长李景山陪我二哥南小舜来港，多次跟父亲谈及金温铁路兴建七次而未成的事情，他说人民和政府殷切期望能够成功修建铁路。

　　后来，温州市委书记董朝才率团访问香港工商界，也曾专程与父亲晤谈。

　　董书记代表温州市方面诚挚表示，希望父亲能倡导修建金温铁路，为地方人民谋福利。父亲听了，很是动容，表示愿意出力，可惜自己撑持的公司，并无如此庞大的资金。父亲对董书记说：“据我所闻，在三四十年来，国内修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铁路，如青海到西藏、云南到贵州，乃至成渝铁路等，的确是对历史有交代，成绩斐然可观。同时我又听说中国为非洲修了一条铁路。当然，那是当政者从大处着眼，另当别论。但地方建设的铁路却迟迟难产，这自然是由于全面性的经济问题，不言而喻。”

　　董书记点头表示同意。父亲接着说：“距今五六十年的时代，我读过孙中山先生所著的《建国方略》，对他功成不居、专心从事国家建设、筹划铁路的行为印象深刻，不胜钦佩。这比之于清末一代状元张謇（字季直，南通人）只为家乡地方开发生产建设，当然更加伟大。但我们后继无人，及今还未完成孙先生所规划的大业，未免有太多的遗憾和感慨。孙先生对地方性铁路的构想，曾记有福州、温州、杭州连线的计划，这确有其高明的远见。如果金温铁路修建，再衔接福州到温州连线，甚至南线由闽南地区打通广州，便可使华南半壁江山一齐活跃飞腾起来。然后再扩展到华中、华北。有志者当如此着眼，才有意义。”

　　李景山处长说：“是啊，这条铁路不仅对温州和浙江，对于整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也有重要意义。”

　　父亲最后说：“说到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立项，我认为我们国家，处在现代世界的国际局面中，落后不一定是坏事。过去落后，现在开始建设，应要迎头赶上二十一世纪的未来才对。建设国家与地方交通网，如铁路、公路，同时要兼顾到国防大计。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永远不会三世不变的。未来的国际战争，是多方面的总体战，所以眼光要放远点，由落后而变为领先的国家，那有多么好啊！现实世界的事，都是要资源和人力结合才可成功。从中运用资源和人力的，便是用来沟通流动的货币——钱。有句古语说得好，‘无钱休入众’，现在我们需要的更是钱。过去七次未成，也就是缺一个钱字。”

　　这次会谈虽然没有达成什么实质性的协议，但经过与家乡的官员面对面直接交流，父亲得以了解国内的变化，看法与在美国时已经有了调整，开始萌生了参与修建金温铁路的初步想法。

　　到了当年的十二月二十四日，温州市计委主任章华表与建委主任陈敬之来香港拜见父亲，特别准备了资料向父亲报告，恳请父亲出面倡导修建金温铁路。这次会谈，父亲还特意安排李素美之弟及法国农贷银行负责人张先生参加。这次会谈十分重要，正是这次会议让父亲下定决心要全力促成修建金温铁路。让李素美之弟参与金温铁路的项目，应该是父亲希望给他一个坦荡荡的做事和投资的机会，让他有机会弥补自己在美国投机做股票内线交易的错误。父亲一生都尽量给人改变自己心性的机会。以前曾有人数次骗钱，父亲次次都给，就是为了济人之急，待人醒悟。这次他依然如此，所以才让李素美之弟参与这件大事。

　　父亲说：“非常感谢章主任、陈主任两位参加此次会谈，同时也感谢张先生对温州特别的帮忙。前天和章主任曾谈及金温铁路的事，因为无记录，章主任所讲的非常珍贵，所以请他再重复一次，以利在座各位了解。”

　　章主任回答道：“万分感谢南老师和在座诸位先生对我们的支持和理解，能够代表温州向诸位介绍，是我本人的荣幸。简单地说，金温铁路的建设对温州地区及浙江省非常重要。首先，温州本身是沿海对外开放的重要城市，如果铁路和港口接通，将使得温州成为贸易的转运中心。其次，浙江南部地区的主要物资如萤石矿、木材、煤矿等，及大量的客运，可通过铁路得到方便的运输，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再次，金温线的建成，可减轻浙赣线的负担，分流浙赣线的物资及江西、湖南、安徽等省的物资，运至温州出口，缩短运输距离，比较方便。最后一点，能改善铁路网的布局。特别是福建省如果将铁路从福州连到温州，对东南沿海的运输将大为改善。”

　　这时，张先生问了一句：“南方的福州如何？是否有竞争？”

　　章主任回答说：“此线通车对福州有补足作用，事实上，福州还催促此线的完成。”

　　陈主任也作了补充：“福建方面也有几个方案。闽北由于建设较差，此线完成，靠海可以此线为出路；从全国纵横铁路网来说，此地区是个空白，一千三百万人口无铁路可用。”

　　章主任又说：“宁、温、闽地理上很接近，但无铁路，只是靠公路。”

　　父亲问道：“铁路的建设是温州九县加上其他多个县所期盼的，其实这也是孙中山先生的理想，如果铁路完成，以后再能连通福州、南安沿海而下广州，西接云南，则整个沿海的效益就很好了。但我们先谈这里的建设，有哪些问题呢？”

　　章主任回答说:“一九八五年年初，中央领导来温州视察，说先建设机场码头，然后再建铁路，原先建铁路的方案就搁置了下来。如今我们码头造好了，机场明年也可以通航，就把原方案又提了出来。原方案按国家铁路的要求，由国家投资设埠，概算要九亿元人民币，由于资金未落实，所以方案就搁置了。以后按照原铁道部长吕老的意见，叫‘固本简末’，先通后备，铁路还要快建，但由国家建设为主改为地方建设为主，标准降低，造价就减少。先搞大站，一些小车站可以暂时不建，这样可以减少很多个小站。原先在青田要搞水电站，它的淹没面积大，铁路标高一点，成本就多一些。现在暂不考虑电站建设，又降低了铁路的造价。由地方来施工，管理费用低，其他方面还可以想一点办法，不按照国家铁路的标准，如减少房道的面积等，也可以降低造价，所以总投资由九亿元降为四点五亿元。但是由于搁置期间物价上涨，今年六月再进行评估，估算需要六亿元。我们再考虑六月以后至施工时，造价还会增加，大概估计得八亿元。”

　　张先生问道：“您的计划是不是尚未批复下来？”

　　章主任回答说：“批复主要有两次，一是设计任务书，二是初步设计。譬如设计任务书，若是总投资定为八亿元，则照此设计，容许百分之十的上扬弹性；若超过则必须重新报批设计任务书，必须申诉理由。”

　　父亲很认真地问道：“由地方出资可以简化程序，加快进度，这样在预算上如何？若引进其他资金又如何？”

　　章主任回答说：“资金方面以原先的四点五亿元计，国家铁道部出一点五亿元，浙江省一点五亿元，温州市一亿元，金华市两千万元，丽水地区三千万元，这是考虑了运量与运价。按照国家铁路和运价，一吨/公里才零点零一八元多，以此计算，需要几十年才能回收投资。如今按地方造价，与公路运价一吨/公里零点二七元比较，铁路一吨/公里仅零点一二元，而且初期运量约有四百至五百吨，以此考虑九年可收回投资。”

　　张先生问道：“算法上可能要考虑成本，譬如火车的能源管理支出、物价指数等。”

　　章主任回答说：“这是静态考虑，未作动态的详细计算，譬如运价可调至零点一四元，煤炭运输每年有一百多万吨，沿线土地增值，火车站附近地皮等考虑开发，若引进其他资金，需考虑外汇平衡。”

　　李素美之弟问：“铁路是单线，长期效益如何？”

　　陈先生回答说：“运能上单线可达一千三百万吨，设计上还考虑将来电气化的可能，隧洞预留一定高度。”

　　父亲又问道：“若是成立合资的公司，分期的资金和铁路分段的考虑如何？”

　　章主任问答说：“合资有优惠条件，我们从长远来讲，哪怕不赚钱也要建铁路。照省经济规划院的讲法，第一年需一点一七亿元，第二年需三点八七亿元，第三年二点九七亿元，第四年九千九百万元。若建设抓得好，资金足，有可能三年完成。”

　　父亲又说：“由温州独立与其他资方合作可能吗？是不是阻碍较小？”

　　章主任答道：“独资不如合资，对铁路我们温州一家还不能说了算，还有丽水和金华，还要请示省里。我的看法是利益必须均沾，地方也出资，老百姓积极性高，其他资金投入对内有好处，对外也有好处。”

　　张先生问：“是否可成立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票，集合大陆投资及侨资、台资等各方资金？”

　　章主任回答说：“投资合股发股票的办法，为了减轻负担，还可以想办法用投资的外汇去进口国内生产急需的原材料，换回的人民币用来造铁路。投资取得的利润、股息，再去投资创汇的企业，获得外汇利润，对台资还可以考虑搞房地产开发。”

　　陈主任也补充说：“按地方铁路来征地，土地的价格较低，如按此计算股份，则一般人民的价格压得很低，是不公平的，应该大家都公平地算价入股。”

　　章主任说：“地方上要出资，因为老百姓也要入股，对造铁路大家积极性很高，车站附近土地可以开发。至于外方资金进来不一定要现汇，可以进口原材料，外汇可以按照平衡的外汇牌价，铁路投资可用人民币计算，我们外方有侨资、台资；大陆方面有温州、丽水、金华，还有浙江省都合起来，都成为股东，吸收当地的游资，搞一个铁路开发公司。”

　　父亲说：“也许可以成立铁路银行，加快资金周转，发行股票，存放款，可以用信用社的形态。”

　　张先生说：“目前物价上涨率超过利息太高，不大可能有人存款，房地产投资有所有权问题。”

　　陈主任说：“大家买铁路股票，还有爱国爱乡的心态。搞土地开发可以像上海拍卖土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使用年限一般五十年，最多七十五年。”

　　会谈过程中，双方十分坦率和诚恳。父亲对会谈结果表示满意，他总结说：“我们今天大概有个了解，下一步也许要了解合资上如何提保证，必须考虑各方合作。由股东本身及银行组成，再接洽商业银行。这一次简单的谈话，大家都受益，我们今后各自研究，以后再作沟通。”

　　会谈之后，章、陈二位主任立刻向温州市领导汇报了详情。很快，在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一日，父亲就收到了温州市市长刘锡荣先生的来信。信中对省政府有关规定的优惠方案作了说明，并感谢父亲对章主任、陈主任的款待与指导。父亲也在一月十七日回函给刘市长说：“有关金温铁路一事，拟在近日缮写个纲要，或者事遂人愿，可能在初夏将亲偕数人返国，在沪上或在温州故乡与阁下诸公亲商大计，一有确定，当力函迅速实施。否则必遣得力分子前来候教，以定方针。”

　　为了实现上述承诺，二月二日，有事缠身的父亲特意请贾亦斌先生与贾宁、王伟国代表他，在浙江省驻沪办事处，参与专就金温铁路建设一事进行了近五个小时的座谈。浙江方面的与会人员为温州市副市长马云博、计委副主任陈敬之、浙江省驻温州联络处处长李景山和秘书等四人。

　　会上，马市长介绍了建设金温铁路的意义和工程的大体情况，陈主任和李处长作了补充说明。马市长请贾老会后向中央领导反映金温铁路筹建情况，希望尽快立案批准建设，请他向省领导说明有关情况，争取大力支持，并向父亲介绍内地情况。贾老说：“南老出于爱国爱乡之情，愿意帮助建设，但是我们不能把这样大的事情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他传达了父亲的几点意见：第一，建设这条铁路，最好要合资，不能搞独资，要发挥各自的力量和优势，大家合作，共同把这件事情办好。第二，筹集建设铁路的资金要能够专款专用，建设工作能够强力进行，不受干扰。第三，资金问题要有明确计算，以便各自做准备。第四，要用高标准建设金温铁路，用现代的方法管理铁路，为国内铁路建设树立一个好样子。

　　座谈结束后，马市长立即返回温州，并决定由李景山处长赴港向父亲汇报座谈情况。

　　父亲听完了李景山处长的座谈情况汇报后，提出了修建铁路的几个基本原则。第一，要与温州市互相合作，单独设立一个铁道公司。“当然要遵守国家的建制，只是有它独立经营的自主权，希望不受层层约束而不能办事。”第二，铁道公司要独资经营。“但我所闻的投资，并非说像美国式的铁路私有私营的独资。我所谓独资的意思就是铁道公司的资金，要专款专用。希望假使投资建路，各方要‘高抬贵手’，不得以任何理由拦截挪作他用。”第三，侨资与温州市本身或其他任何地方性的资金，按照股份分配拥有一定的股权。第四，实行股份制。“当铁道公司开工作业时，同时必须采取资本主义股票上市，与社会主义的合作方法双管齐下，鼓励全铁路沿线的人们购买股票，逐渐推广而使这个铁道公司变为地方性人民所拥有的公司。这是我的理想和希望。”

　　最后，父亲还饱含深情地说：“我对家乡地方修建全民渴望已久的铁路，并非只是兴趣，实是愿望之一。假使是我的公司或其他公司与温州投资合作，创立一个铁道公司，我并不希望中央政府或省政府补助，因为明知国家的财政有困难，不然，国家人民的路，政府早已着手完成了。虽然如此，但我必须要求政府给予辅助与种种方便。假设仍然是假设，我对于资金的来源，到今天为止，还是没有把握。成功不必在我，我但愿有心人，能使此路成功。行者有其路，大家有路走，的确是功德无量。祈望金温铁路的修建，能尽快吉祥如意地完成，应是全民的福祉，不仅是关于一人一地的好事。”

　　父亲在谈话中表达了他自己的担忧和希望。但过了一段时间，见浙江方面没有积极反馈，遂于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八日，给李景山处长去了一函，说道：

　　天下事图难行易，往往不遂人意。图易畏难，每每成于意外。为金温铁路事，因弟台等动我以乡情，说陈其大义，使我偏私情谊，油然而生，故不揣力小而任重，才疏而谋大，但不知不觉而困于乡土温情之扰，愈缚愈紧，难脱层层障碍。不知弟及诸公，何以教我。昔人有言：“虎项金铃，谁能解得？”深望董书记、刘市长、章陈二计委策之为幸。

　　就在同一天，父亲又给温州市政府相关领导写了对于成立金温铁道公司的意向。全文如下：

　　董书记朝才、刘市长锡荣、章主任华表、陈主任敬之、李处长景山：

　　在一九八八年的秋夏之间起，直到现在一九八九年的春末夏初，足有半年多的时间，诸公与我磋商金温铁路的合资、合作等事，好像我们双方都在空谈而不切实际。但在我或我所主持的公司立场看来，实际上，不只是资金（钱）的问题，还是怎样可以建立一个可行性的办法问题。资金毕竟是人的智力所造成、所聚集的。无钱固然难办事，但无办法聚财和运用财，有钱也等于无用。对吧？

　　我的意见：

　　所谓我的意见，也就等于你们所习惯说的意向。同诸位一样，极希望金温铁路赶快及时修建成功。此其一。

　　但在此时此地，希望金温铁路快速修建成功的办法，在我及我所主持公司的同仁的意见，最好是与温州市共同合作成立一个专款专用、专业办理有关修建金温铁路的独立的股份公司。公司的名称究竟定名叫什么，这是次要的一个题目，须待真要成立公司时拟定。此其二。

　　这个独立的铁道公司的成立，必须经国内主管的铁道部，甚至最高层，以及主管省府与地方政府正式批准。此其三。

　　因此必须先由温州市方面呈报层层上级，请准合法步骤，取得批准公文，准予成立股份合资或合作的铁道公司，才是正规起步。不然，只是温州市与我方两个单独意向，未得上级高峰准许，那也完全属于我们一厢情愿的事，岂不永是空谈幻想。此其四。

　　关于资金投向：

　　金温铁路的完成修建，根据目前（一九八九年上季）的计算，约需资金人民币××，等于美元一亿一千万元。此其五。

　　但在温州市本身，力所能及，可以投入修建铁路的资金，估有约××元。

　　另及丽水××元，金华××元。这些部分还在未定之前，实在难以做落实打算。那我所主持的公司或同仁必须投进一亿美元左右，才算落实。

　　无论何种投资合作，一个人或一个公司投进生产经营，先不论股份怎样分配，对于投进资金的利益计算方法，如多少年可以还本，怎样保障还本，利润的计算怎样，必须有一个具体计划落实方案，才好切实策划。但我们到现在为止，实在都不知其详，所以无法肯定。此其六。

　　如果只需我们公司投资或信用合作，投进少量股份，例如出一百万美元到五百万美元或一千万美元，即可促成铁道公司的成立，不须全盘计划管事，既有利可图，又助人为善，那可以说是我们公司轻松愉快的事，又何乐而不为。

　　但如要一亿美元的投入，计划修建铁路，配合国家设计与全盘政策，无论在人事及建造与经营管理方面，多方皆需配合大量人才与资金运用，那么，本公司必须极端重视考虑周详。此其七。

　　至于修建金温铁路的开始与进程中，乃至铁路完成之后，沿线有连带关系的矿产及森林、木材，有落实资料的资源有多少，怎样开发，是否属于铁道公司的有权开发范围之内，必须经与主管矿产及森林资源等有关主管部门依法批准，准许配合。这些，在在处处，都是我们所未知其详的问题。

　　连带的，如铁路沿线的车站建设，及车站所规划的土地发展等有关问题亦是不详。

　　因此，我再三希望温州方面能提出详细计划及其要求，我们才好确定怎样办。

　　同时据我所知，本国铁路对于借贷其他资金来修建是绝对不许可考虑的事，那对于我们公司如要部分引进其他资金投入，亦势所为难，故不得不有所待，才能确定提出我们的至诚意向和可行性的办法。此其八。

　　总之，上述八点即是我们公司极愿投入共建金温铁路的真正意向与愿望。所难以得知可做肯定投入考虑的碍难之处，企盼示知为幸。

　　至于我们公司既然在此时此地，投身工商界的大时代巨流之中，虽不及多财善贾，长袖善舞，拥有大资本公司的力量，但商场如战场，也是“运用之妙，在乎一心”。请毋操虑。

　　从信中可以看出，父亲对金温铁路方方面面的考虑极其全面和深刻，对可能存在的问题和困难有着很精准的预判。他先于温州方面把各种问题提出来，特别是成立股份投资公司和资金投向这两个难题，希望各方认真思考，集思广益，提前把问题想清楚，把方案准备好，尽可能统一思想，达成共识。他提到这些问题并不是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而是为了尽力促使铁路兴建，将来也能使铁路沿线的人真正受益。

　　虽说在商言商，在当时的环境下，投资金温铁路具有很高的风险，而且回报率低，回收成本周期很长，根本不适合投资。但是，父亲心意已决，一门心思想要推动这一远远超出正常商业逻辑和商业理性的行动，想要为中国建设打开一扇从来没有人出入的大门。所以，他在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日，派出尹衍梁及台北薇阁中小学董事长代表自己飞赴浙江，与浙江省代表进行商谈。派这两人，主要是因为他们彼此是长期的商业利益伙伴，而且在政商界关系都很好，懂得如何与政府代表沟通。

　　经过长达三天的深入研讨，双方在二十二日签订了意向书。浙江方面由马云博等二人签字，香港联盈公司尹衍梁签字，见证人贾亦斌与丁世祥签字。这份意向书的主要内容包含了铁路的修筑规格、合资方式、合资期限、后期管理和运营等方面。

　　父亲所属的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在签订了合资建设金温铁路的意向书后，迅速调配人员实地踏勘，制定工程预算。同时，公司对铁道部第四勘测院所提供的给浙江经济建设规划院的文件《金温铁路建设咨询报告》进行详细研讨。父亲还专门派尹衍梁与李素美之弟二人进行全线踏勘，和地方政府交流。

　　踏勘完成，尹衍梁向父亲汇报后，有些不解地说：“老师，根据我们的亲身体验，我有个人看法，必须向您说明。铁路投资回收期按三十年计算，较一般投资偏低，再加上利率累进及通货膨胀因素，单就回报率而言，是不宜投资的。如果您非要投资，就不能单靠运费收益，否则回报会很差，必须加上土地资源开发，通过贸易来弥补，投资可行性才能增加。”

　　父亲听完，微笑着说：“从商而言，你的说法不错。但是，金温铁路是关系到浙西南半壁江山的经济骨干工程，价值巨大，影响非凡，我已经决定参与投资，不会因为投资回报率低而作罢的。”

　　铁路投资的报酬，主要在土地资源，这是各国铁路发展的必然。美国西部大开发时期，主要的发展就是铁路。铁路投资公司要求政府规划铁路两旁若干千米的土地，都归铁道公司所有，同时路权也是私人拥有，政府不得干涉。回顾历史，许多的华人同胞被自己人“卖猪仔”般地运送到美国西部，以非人的待遇帮助建设了美国，累积了这些铁道公司的财富。这些铁道公司至今还是独立拥有铁路路权，政府不能不经协商而动他们的道路。例如因为城镇化的关系，如果铁道公司不同意，地方政府连平交道的设置与变动都无权进行。

　　尹衍梁和李素美之弟他们都在美国读过书，深知这段历史，自然把金温铁路看作是个会下金蛋的金母鸡，想要从中获取最大的投资报酬。但是父亲是把金温铁路当功业，而不是事业，更不是商业来做。正因为身边再没有不计利益如他的人，所以对于各方，他都需要花费心力沟通良久。

　　父亲投资修建铁路并不仅仅是一时冲动，他为此做了很多实事。父亲需要更多第一手的资料和分析，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香港联盈公司再派出七人小组，进行二次踏勘，由浙江省各县计委以及铁四院的人员陪同。七人小组与有关人员举行多次会议，了解铁道计划及沿线资源，并对投资计划提出许多问题和建议。回港后，七人小组向父亲提交了报告。

　　报告认为：首先，丽水至温州段尚未完成定线测量，且该区地形复杂，施工困难，加之温州地区又为软土区，预估费用会大量增加；其次，如以投资回报率来看，价值不大，且施工时间初步预估四年，是否能照计划完工依然存疑；最后，截至目前，很多资料尚不完备，政策上也有诸多限制，不具备可行性。

　　父亲感谢七人小组的辛苦付出，感谢他们给自己带来更加详细和真实的资料，但是他的心意并没有因为这份报告而改变，反而劝勉大家一起努力，实现一个超越普通商业价值的更大目标：“如果投资公共建设想一本万利，那我是永远不会去做的，尤其是铁路工程，它不像公路、轨道交通、电厂、钢铁厂、飞机场，它不是封闭式的，因为货运一定是由温州到其他铁路经过的城市为目的地，不能再由金华转运，费时，费力，增加成本。所以一定要同国铁有契约，大家协调，共同协助才能达到目的。加以国内法令规章尚未走向健全阶段，一切以人为出发点，所以一般人不会去投资的，不然，开放这么多年了，为什么没有人投资铁路工程呢！这次我们就是要开启一个例子，只要大家真诚去做，为一个大目标，我是可以理解与完全配合的。但是，什么话都要说在前面，不然开工了，一定会各说各话，伤了原来的和气与目 标。”

　　就这样，为了浙西南的经济发展，为了给合资修建公共基础设施开启全新的合作范式，父亲决定由香港联盈公司参与投资修建金温铁路。

　　一九九〇年二月二十五日，浙江省政府地方铁道公司代表，与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代表尹衍梁，及见证人贾亦斌、丁世祥，正式签订中外合资经营金温铁路的协议书。因为有这件事的参与，父亲也在一九八九年出任尹衍梁成立的光华教育基金会的会长，让润泰集团可以发放光华奖学金助学，后来还与北大合作成立光华管理学院。这对尹先生后来在大陆事业的发展，产生极好的效应，也是父亲对他的回报。

　　之后，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立即聘请会计师参与研讨，父亲亲自指导，并交代清楚哪些事要立即开始，哪些事要准备洽商，由什么人负责，也订出了时间表。父亲对将来可能发生的矛盾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和判断，他诚恳地对公司的同仁说：“我们作为境外资方，在中国目前的环境下投资铁路，恐怕会碰到许多巨大的困难。境外资方为大股东，国家政策会害怕公共建设为境外资方所掌握，所以浙江省会以人地熟悉及实地施工为由，提出作为主导人，我们只能答应。我们作为境外资方，向境外贷款，年息定为百分之六，太过苛刻了。另外，贷款由浙江省政府反担保应该问题不大，但是让中国银行担保，恐怕不会那么容易。即使这些问题都解决了，工程预算如果增加，也应早做决定如何处置，不然，恐怕会影响贷款，也影响工程，更影响股东权益。金温铁路这么大的工程，领导的人是成功的保障，要十分注意人选。浙江做主导，人选的事情不受我们左右。不管怎么样，事在人为嘛，大家同心协力，一起来开启这个史无前例的工作。”

　　父亲的决定是快速而坚决的，但国内的行政审批却拖延了很长时间。一九九〇年十月二十四日，浙江省人民政府方才送呈《关于浙江省利用合资建设金华至温州铁路的请示》给国务院与国家计划委员会。此时，距离共建协议书签订已经八个多月了。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三日至十一日，浙江省计划经济委员会会同铁道部第四勘测设计院，与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对金华至温州铁路的初步设计补充进行审议。这次审议首先对初步设计主要技术标准、线路走向、站场布置、客货运量和经济效益等方面问题，进行了认真审查和交换意见，对沿线车站布置和近年来的客货运量进行调查核实，并对铁路的效益进行分析。

　　为了让浙江省政府早日完成金温铁路修建的可行性报告，并送呈国家计划委员会批示，一九九一年一月十九日，父亲专门出具了一份出资证明，作为保证投资之依据：

　　为完成总投资额约一点七二亿美元的合资兴建金温铁路项目，根据合资协议，本公司负责筹措合资企业注册资金以外，双方在境外贷款资金约一点二亿美元。资金的年利息现定为百分之六，还贷期约为十五年，其中宽限期为五年。

　　联盈兴业有限公司

　　董事长　南怀瑾

　　九月十六日，国家计划经济委员会对浙江省金温铁路可行性报告做了批复。终于拿到国务院的批文了，父亲心里悬着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从一九八八年开始协商起，到此时国务院批准，已过去近三年，公文与信函一封接一封，人员往来一茬接一茬，会议开了一个又一个，研讨乃至争论一次又一次，来来往往，反反复复，不可胜数，参与的人在变，国家的政策也在调整，但这些都没有影响父亲的决心。他的不少学生劝他说：“算了，老师，您看，别人都不着急，都觉得这事一定不能成，您又不打算从中获利，何必呢？”但是他忍受着普通人无法忍受的被误解的痛苦，一心要带领大家把这条命途多舛的希望之路修好。

　　父亲决定趁热打铁，把事业尽快推动起来。于是，在十月八日这一天，他致函浙江省副省长柴松岳先生，主动邀请浙江省方面来港商洽下一步事宜。

　　为了让联席会议开得富有成果，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八日晚上十点，父亲在住所对大陆来港的温州市孔祥有书记与章华表主任说了许多话，请他们回去如实报告给各级领导。父亲在这次谈话中，对大陆部分机构拖沓的官僚制度提出了严厉批评。他说：“大陆，不能批评它没有制度，它有制度，但它那一套制度是不符合现代化的，不符合开放政策的。每一件事，签约也好，合资也好，你想做一件好事把钱汇进去，做好事都有困难。”他提到，设立温州南氏医药科技奖励基金会算是比较快的了，但也遭遇了银行汇款被压几个月的阻碍。而“现在我们这个铁路，让我很着急，可是拖了三年多啦”！虽然拿到了国务院的批文，但是离动工还早着呢，因为“报了以后还要通过审核，还要经审复，再来以后，后面的事情还多着呢！真正能够动工，起码要经过一年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就这样被浪费了！这样的制度吓退了许多有意回国兴业的华侨，他们实在受不了这个气。“这个受气不是说别的，要这里通过，要那里通过，一件事情要盖几百个章，怎么受得了！”

　　父亲以自己的弟子李慈雄在上海的斯米克公司为例，希望负责温州铁道公司的人能够吸取成功的商业智慧，既能勇敢地面对既定的社会环境，又能创造性地利用政策空间，推动铁路建设。“作为一个领导人，头脑要灵活一点，懂一点现代化，懂一点国际贸易，懂一点国际开发的应用。用钱跟用兵两个是一样的，会打仗的人呀，会以寡击众，以弱击强。我有一千块钱，我要做到十万块钱的生意，才有本事。一毛钱没有能做了事叫本事，不要有一百万还只做了三十万的生意，那是最笨的人。”

　　孔书记当即向我父亲提出了改变温州农业现状的设想，父亲听完，点头表示赞赏。父亲接着说：“我们再搭一个架子，合资开发农业也可以呀！一路搭上来，对不对？要看人的脑筋动不动呀！”

　　父亲拿出上次共同签署的关于金温铁路建设的可行性报告给孔书记看，说：“这个就是上次签的报告，孔书记你大概翻一下。这个是可行性报告了。这一趟来签的约，我希望能看到这几点意见的回音，不晓得我的表达讲清楚了没有？”

　　父亲转向章华表，说：“你听清楚没有？”

　　章华表回答道：“清楚了。”

　　父亲接着对章华表说：“希望你去，请你做个私人代表，你抛开那个公务立场，以私人代表讲我的意见，那个录音带带给柴副省长、刘锡荣先生等，让他们再听一听。这个意见你看对不对？你看还有别的没有？”

　　章华表答道：“孔书记也在这里，我到杭州把您的意思和录音带带回去，向省里汇报。”

　　父亲严肃地说：“你要把我的意思讲出来，用我的录音带做补充，因为录音带是我讲的，不然大家误会了，说什么章华表呀……这样不好，录音是证明，我的意思是你有财经方面的才能，要动动脑筋，怎么做得更好。今年不行了（指铁路开工，及开工前做些灵活应用资金问题），争取明年春天能动起来。动起来我心里还有一个办法，是希望呀！不晓得能不能够做到。我这个年龄的人，过一天算一天，这个话是真话，人不会拿自己的生死来开玩笑的，我希望明年呀连我那个农业都带动啦！把农业发展计划带动了，那就更好啦！”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总是事先帮别人想好，避免别人受到误会而受害。所以从在香港开始，父亲便习惯要求每次的会议都要录音。

　　父亲也对孔书记说：“你懂得我这个意思吗？所以我说包括加拿大的水力发电厂也带起来。”

　　父亲说的这个电厂项目是五天前，孔书记在会谈中提到发展农业时，连带提到计划开发温州栅溪水利枢纽工程，父亲听了很感兴趣，当即要求来自加拿大的学生帮忙向加拿大政府申请贷款。

　　最后父亲语重心长地说：“希望政府头脑要清楚一点，那不只对温州有好处，对整个浙江都有好处呀。这是铁路、农业、水力发电都搞好，对不对？这不是谈生意的问题了。”

　　孔书记和章主任听完父亲语重心长的一番话，连忙站立起来，庄重地表示，一定将父亲的意见和想法，连同录音带，第一时间如实地向省里汇报。

　　此时已过夜半，孔、章起身告辞。父亲送走二人之后，并未立即就寝，而是一个人在书房里默默地坐了很久。这样利国利民的心愿，有谁能真正了解？这些事，对老百姓而言是生活的改善，对某些人而言却是利益的争夺。因为众人眼中只有利益，对不求己利的人，几乎无人会相信。就如同达摩祖师面壁不动时，也会有人拿针去扎他、去试他，因为他们不相信他。父亲如此心愿，众人在背后还是不信。父亲一生所教的，无非让人德才兼备，然而世人有德者无能，有能者无德，也没有人能够继承父亲的宏愿。此时的父亲，也唯有默然。

　　父亲知道，为天下苍生所做的，不过是为所当为，苍生不会有所感动的，因为这是有道之人的分内之事，又不是为别人的感激而做的。得到益处的人，很快就会将其视作当然，而且在已有的利益上，得陇望蜀，还期盼得到更多，哪里会有感激之心。所以大丈夫行事，但求无过，不求有功。故而圣人无名、无得、无知，才是做大事的态度。父亲心中深知，这事会显露出多少人性的缺失，将来必然有人因为其中的利益，因为自己的贪念而自受损伤。而父亲本人也会受人议论、受人攻击。当然还会有人说，这件事不是父亲之功，而是自己之功。虽然如此，父亲早就已达毁誉不计的修为，故而能安然为之。

　　按照父亲之前的邀约，合资会议原定于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在香港举行，但由于浙江省领导出境须呈报国务院批准，所以只好延期到第二年的一月十五日。不久，浙江方面寄来金温铁路合资草约。果然，草约的内容并未如父亲设想得那般顺利。合资修建铁路，兹事体大，父亲请公司负责人尹衍梁、陈定国等人，共同研读，各抒己见，达成共识。父亲在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修书给李景山处长，请他转呈浙江省柴松岳副省长等人，表达了自己对草约的看法：

　　温州联办李处长景山请转

　　刘锡荣先生

　　柴省长松岳先生钧鉴：

　　寄来有关金温铁路合资草约，经分别征求本公司有关负责人员尹衍梁博士、陈定国博士等人负责研读结果，各抒所见，对此草约稿件，或多或少，均提出贡献意见，俾供修改参考。因文繁字密，暂不一一寄上，唯将尹衍梁所提意见稿传供参考之一。其他如陈博士等意见，最主要者有二：一、未见明确提出借款担保者为中国银行。二、未能先行预订，讲铁路股权将来可以上市（即我往日所说：将来铁路股权，可创立在社会主义新模式、新架构之下，类似股票上市，俾沿线各地人民可以买卖铁路股权，共同拥有及维护铁路等利益）。有关上面第二项构想，事非不可行，只在经历经验及时机问题。我想，大家意识思想，尚未开通之前，似乎极为惊讶，不能想象。其实，实为轻而易举，由此先例，可供国内进展之最好参考，例如上海斯米克之事实。不过，亦可暂不写出，待双方会议时面谈。所以我预先说明收到各方意见之资料如此而已，并未定论。因此事尚需由中央了解同意，是为最要。

　　其次，有关省方与诸位莅港会商时间，我已知道势有所阻，不能照预期到达。此事可延迟一点无妨，且待贵方通知，另订日期，另办手续。

　　另外，我经闻不确传说，及所见各报章之报道趋势，如金温铁路之开建设由铁道部直接与省府及各方合办，亦是好事，“成功不必在我”。无论是浙江省府、温州市府，以及本公司或本人，只有一个共同愿望、希望，极诚恳的希望，只要国家好，铁路修得成功。不管是哪方面，或谁的成功，都是额手同庆，是天大的好事。所以说，如果铁道部有意接此案，我们可以重新讨论，促其早日完成。

　　近因事忙，未及随时与诸位联系，歉甚。今特此奉知。

　　即祝

　　新禧

　　南怀瑾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

　　最后附告：金温铁路，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务必促其速成，在我并无丝毫退悔之意。此望了解。

　　在当时国内的政策环境下，父亲对金温铁路的看法显然是超前的。他一直希望通过股份制来募集资金，利用铁路相关县市特别是温州的民间资金来修此铁路。父亲的心愿并非仅仅是修建铁路，也不限于对铁路沿线相关土地、森林、矿藏等资源的连带开发和利用，以此来保障本息的支付，他更希望的是通过开创全新的合资模式，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探索出一条可以借鉴、复制的路子。

　　父亲是在国内改革开放时期第一个提出使用民间资本，用股份制的集资方法来投资公共事业的。后来有些地方航空也用这个想法，顺利地让民间资本参与了运作，成为国内早期资本市场的成功案例。

　　终于到了双方正式商谈合约的日子了。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五日，浙江省方面的代表悉数到港。毕竟此事已经谈了三年之久了，所以双方也不客套，开门见山。父亲、李素美、尹衍梁、陈定国、曾律师、王伟国、蔡世亮等人代表港方出席。一直不是非常支持这笔“包赔不赚”生意的尹衍梁博士率先发难，他严重质疑合同内容的合理性。

　　尹衍梁博士的语调有些激动，他质问道：“当初我们是同浙江省在协商，怎么签约时又变成同浙江省的一个地方铁道公司签约了呢？这不是降低了合作对象的等级了吗？我无法接受！”

　　看到浙江代表方面没有人回应，他停顿了一下，继续激动地说：“本来，按照投资回报率来说，修建这一条铁路需要二十年到三十年才能回本，这是国家应该做的事情嘛，绝不是一个投资者应该做的事。而且，按照我们之前的合意，如果不给合资公司车站前面的一千五百亩土地，以及相关的土地开发、贸易、矿业、海港的业物，二十年内都无法回本，这还有什么投资价值？现在合约里也没有这一条！如果这两个问题不解决，这个合同是没有办法接着往下谈的。”

　　港方的人听完虽然没有说什么话，但他们都支持尹博士，因为他们都知道，依照公司的专业评估，修这条铁路，以桌面上的这份合约而言，在商业价值方面，肯定是毫无利润可图的。囿于父亲的坚持，他们没有再说什么，不过他们的默默颔首已经表明了立场。而浙江方面的代表自然心知肚明，但是迫于一些现实的因素，他们知道自己能做的决定有限，无法给出直接的回应，所以都沉默无语了。

　　气氛一下子显得有些尴尬，甚至有些压抑和沉重。父亲逐个看了与会代表一遍，看得好些人都低下了头，过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动情地说：

　　如果以投资的角度来谈，就绝不能参加，因为再笨的人也可以把钱放在银行生利息，也比投资这个铁路好。不过修这条铁路，不是投资，而是做一件社会福利事业，更是为中国公共建设开一个例子，它的意义就很大了。可惜我的学生们没有理解我的想法，就是浙江省政府的代表们也不了解，以为我只是为家乡修一条铁路，爱国爱乡而已。所以大家开了好几天会，还是在那里争来争去。我老实说，如果我明天死了，你们这条铁路还修不修？除了我，今天不会有一个企业家商人来投资的。所以你们好好把握住时间，我说过，这个合约我一定会签。可是你们也要知道，骗人也要点东西啊！什么事都站在自我的立场，没有想到我们是合起来成立一家公司来修好铁路的。现在不做好准备，开了工没有钱了，怎么办？我是在协助你们呀！怎么连这个道理都想不通，只知道这个要报批，那个要报批，为什么就不能负起责任，为国为民来做事呢？为什么什么事情都怕成这个样子呢？好像这条铁路是为我修的，天下的事，哪有这个道理呢？

　　我一生说出的话，一定做到，我做一件事，只问它应不应该做，该做的，我一定去做。这条铁路大家企望了八十年，修了七次都没有成功，今天我就决定一定要修，不是为我，是为了要开启一个大例子，中国政府的公共建设可以和其他资方合作。因为不如此，不能加速国内的公共建设。所以我们不去打开这个关闭的大门，那么几十年都不会有人打开这个大门的。但是如果我们打开了这个大门，以后的人就好走了，政府也就会修改法律，就不会这么批来批去了。创造一个新境界，领导这个时代在变的人，永远是辛劳的。我希望大家知道我的想法，我的目的，我不是在投资，我是在做一个笨人而已。你们说什么台商，就是不懂得宣传，我明明是港资，总要加上一点政治色彩。你们知道，修这条铁路，既不是政治目的，也不是经济目的，只是开启一个例子。你们看，送钱去，都得等三年来来往往的批文，这个大门，我们不去打开，谁愿意做呢？

　　父亲说完后，也不坐下，还是用他那含着深意的目光看着大家。大家一听完，犹如“醍醐灌顶”，仿佛瞬间超越了诸多的藩篱，心里透亮了许多，并且生出了一股勇气，决意要和父亲一起打开那一道道沉重的大门，开启一个伟大的具有示范性意义的例子。

　　接下来的十天时间里，双方会议代表在父亲的协调下，认真磋商，对合约内容字斟句酌，终于在一九九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正式签了字。李素美总经理代表香港联盈公司签字，浙江铁道公司代表也签了字。父亲和柴松岳副省长作为双方的见证人也在合同上签了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合资修建铁路的合同，自发起动议开始，历经三年有余反反复复的“公文旅行”，终于修成正果。它浸染了父亲无数的心血，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八十年前由孙中山先生开始规划的这个梦想，在父亲的不懈努力下，也终于照进了现实。

　　因为这份合同的签署，原先反对的商业代表们，反而成为国家进步的推手，他们在日后的中国发展中，深受优惠，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敬重。父亲教做人，第一就是以“义”不以“利”出发，这些原先只知道计算利益的生意人，随着这个合同的签订，也得以提升了自己的品格。他们也因为金温铁路的投资，加速了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并很快在市场上有了其他的回报。这也是父亲的为人，用迂回的方式，回报了那几位重利重得的随行者。

　　所谓好事多磨，金温铁路的建设正应了这句老话。双方签订了合同，按理应该进入实施环节了。但是，根据当时的政策，还须报送北京核批。为了尽快拿到批文，父亲专门派李素美总经理与杨先生一起进京，请求许鸣真先生大力襄助，尽快玉成此事（许鸣真先生与父亲的结交过程，我在后面再作介绍）。父亲连夜写了一封信，请李素美总经理代呈给许鸣真先生：

　　鸣真先生吾兄左右：

　　屡蒙存问风寒袭染之疾，至为感激。其实，身病尚轻，心病较重。四十余年家国，八千里地山河，彼此情怀，不言可喻。尤以我以衰暮之年，童心未泯，贸然承诺乡人修筑金温铁路一事，虽于春间病中草率签约，及今环顾国内情况，实多初所未尽周详，乃至葛藤不少，亟须料理，方可从事。但在国内我乏得力良友，唯吾兄诚笃长厚，可以输诚信任，故特命李总经理素美偕同马小姐上京面陈详情，恳请贤父子鼎力助予解决，则不但我个人之幸，亦可谓东南半壁之幸也。

　　溯自两三年前，初谈金温铁路投资，我已断定国内不是无力构建，实乃政策之不善所致。但因地方首长谬以十余县地方福利，一两千万人民渴望相勉，便慨然投袂而起，允为设法合资。初意待此铁路兴工，即将鼓动福建衔接而上，修筑福（福州）温（温州）铁路，先以沟通闽浙两省与国内联线，然后再加鼓励，由福建兴筑南回铁路以接潮（潮州）汕（汕头）至于两广川滇，便可全通。为此，则华南一带起步腾飞，逐渐影响国内各地。

　　此为当时狂心构想，如善策善筹，海外侨资，应当有人关怀桑梓，闻风而起。若以合资模式为之，或许不难。

　　但我所倡之合资修筑经营方式，虽名为公司，实非外国铁道公司相同，依我开始倡导，以“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经营方法，中国文化的精神”为主。待铁道公司成立动工之时，既以有价储蓄证券之股份方式，投销铁路股份于沿线人民。为此：一则，可以吸收个体游资，化为国家社会之经济实力。二则，铁路修成，我所投资之股份撤出，转移从事国内农业水力等所需兴办实业。倘能照此方式，则可一资多用，借力用力，所谓一举两得，三全其美。

　　此为距今三四年前构想，时至今日，国内个体存款，与日俱增，即为温州一市，闻已近十亿美元之数，固然未出所料。若果如此，则此类游资，不善为吸收，始终将成为社会之赘疣，徒见表面富裕而必实受不良之害。

　　为之，特恳贤乔梓鼎力相助，趁此铁路合资经营公文尚未正式批复之时，先与体改会部门，请示商酌，准许金温铁道公司有价储蓄券或股券在国内有条件发行，必当由此而带动市场，欣欣向荣无疑。

　　其实，初约我方与浙江省合资修筑，实亦我之大意失策之过。其实，应当邀请铁道部或如贵公司者有关部门，与省方及投资合营者通力合作，方为善策。如此举可行，趁此正式公文尚未批复之前，亦可妥善筹商，婉转变更，以期完善。此外，合约所列，有关矿业、房地产建筑及贸易等条件，实乃统为铁道公司成立后之整体利益而议，并非专为本公司投资获利设想，此乃我所一贯主张，望各主管部门，尤须了解。至如外经贸部有所疑问，应属此故，望予说明为幸。

　　此次与李素美同时上京，为金温铁路作说明者，尚有浙江省杨总经理等数位，希随时约见，以备咨询，并希指教。

　　近闻杨先生斯德欠安，便中盼代为致候。倘已康复，必关心老友，或可相助一臂。李素美亦与杨先生相识，请吾兄临时斟酌。临书，仓促，言文不详，高明如兄，当能体谅原意。余不督及，统由李素美面详。

　　肃此即颂

　　崇安

　　许鸣真先生收到父亲的信函后，复信说，经贸部总的态度是支持的。对合同中要求修改的条款有三类情况：其一为个别笔误；其二为文字表达不确切、不完整之处；其三为与国家现行法规不一致者。他表示，对第一、第二类问题，可同意做适当调整修改；对第三类问题，他打算进一步向经贸部做工作，争取在保留原合同确定原则的前提下，变通处理，尽量少改。

　　父亲收到信后，于四月二十二日回函，对所谓的“第三类问题”直言不讳自己的不满：

　　许鸣真先生左右：

　　日前彼此传真言金温铁路事，先生指示意见，均极正确。昨日陈定国博士返港，面告曾得浙江方面电话商改原签合约内容，听来多属主管不明大原则，且不顾国家所定律法，徒从本位立场，周纳挑剔，虽曰不无理由，终觉不详大计。千古公家办事官吏，皆不出此例，殊为可叹。唯承先生毅然允为指导。我等自皆信任无虞矣。诸望代为主持决议为幸。倘若有不通之处，我意暂可延搁，亦无妨碍，待先生南来，有所决定时，则一条铁路，反成小事一件，届时当可迎刃而解，光景更有大于此矣。专此即颂

　　安康

　　许鸣真先生深切地感受到了父亲在文字中透露出的焦虑，所以他又回了一封信详细地陈述了其中的困难，并表示自己将正视困难，尽力完成“先生嘱托”。

　　合同签署快四个月了，却迟迟没有收到中央政府的批复，父亲少见地表现出焦灼的情绪。五月十八日深夜，他写了一封长信给正在上海出差的李素美姐弟，给他们鼓励，让他们继续努力，不要放弃希望。其实，这何尝不是他给自己打气呢？他在信中坚定地说：“金温铁路必定要建造起来，这是我承诺了的话，言出如山，必须做到。除非国内政府政策不需或不许建，那就作罢。”他叮嘱他们要认真、仔细、严谨地研究修订契约，并要求“合资公司的办事处或筹备处，对于公司的组织及人事的安排，尤其各阶层的职务及各职责的待遇，应立即建立会计的规模，立订条规”。他语重心长地希望他们切记：“我们都是中国人，中国人的好处不必自吹自擂。但中国人的劣根性，就是人与人之间相处，意见很难融洽，猜忌太深，自我太深。我一生在外做人做事，总勉励自己做到‘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尊重任何一个人，希望自己做到‘严以责己，宽以待人’……现在我们既为了一个目标，如何做好金温铁路，造福社会人群，要心心相印，忘小嫌而顾大局，团结力量，争取成功，便是第一要义。”他鼓励大家：“任劳容易，任怨很难，望诸位争勉之。”

　　过了一个月，还是没有收到任何音讯，父亲又写信给许鸣真先生，再一次表明自己坚定不移修建金温铁路的心声：

　　许鸣真吾兄左右：

　　公等此行南来，彼此忙于大计，未及细谈衷曲，深以为憾！尤其有关金温铁路一案，实为此时此地我之心病，垂暮之年，童心未泯，颇深自责自悔。在一九八七年冬季，温州来人，商谈金温铁路，我曾提修建地方铁路浅见，惜因来人均因年少未深世故，未将我之意见呈报公议，致有以后一连串疑难。既往不咎，今不重复。

　　现在金温铁道公司一案，虽经国务院诸公批准，但有关合资确定契约，尚在与省方（浙江）沟通了解，我对国务院诸公特予批准的明智器度，公谊私情，均深感佩。

　　即此一举，我当特别声明，金温铁路的修建，言出如山，必定实行，此亦义无反顾的事。目前迟疑关键，唯在实行合资修建此一铁路的政策方针实在需要恺切商榷。

　　此举不但专为金温铁路着想，实亦为我国家社会进而修建各个地方铁路的先声模式，可以由一良好完善的规模，号召海内外及华侨回乡报效国家的先导。

　　国内政策，自开放以来，意愿回国投资修造铁路、水利、农业开发等根本国计民生的投资，直到目前为止，恐怕绝少其人其事。因所谓投资开发，必须具有商业利益，在私人或公司集团方面，谁肯在收回成本利益需要二三十年的时间，做此呆事。这是很明显的事实，但却居然有人要做此呆事，其故无他，因以我童心未泯的知见，认为历史事实，大多是呆人所倡导出来的，何妨一试。但在过去三年多屡次商谈中，我及公司同仁，认为不能沟通的要点始终有二：一、以合资修建铁路，除本投资公司应该自备的投资资金以外，其余需合资公司贷款的，应由国家银行担任贷款保证。此事直到现在，还未鲜明落实，所以望而却步是理所当然的。二、我在开始商谈铁路修建，提出民国初年经验，修建浙赣铁路时，是采用公债办法完成的。这一地方铁路如不用公债方式，而可以准许合资公司发行铁路储蓄券、保本有息的办法。等于铁道公司发行股票，但非一般商业股票。而且早在三年前提出意见，认为国内一定会有股票上市的一天。但在国内来人，因我年高，虽未嗤之以鼻，唯有报之以不可能的微笑而已。而今果然未出所料，事实俱在，幸而未失远见之明。

　　但过往不论，我今特别全权委托老友吾兄者，务望在本月二十二日左右，李素美晋京之间，恳请吾兄代表鄙人向相关部门进言，希望真能办好金温铁道股份有限公司的事。一个目标，三个请求。

　　所谓一个目标，即我一贯主张：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资本主义的经营方法，中国文化的精神。

　　三项请求：一、由中央或铁道、外贸、矿务等部门以及浙江省加入股份，重新签订合资股份有限公司契约。二、准许发行金温铁路储蓄券。一则可以吸收温州等地过分发展的个体户的游资，以安定社会经济。二则使铁路建成之日，即将该铁路归之于国家人民所公有。所谓我个人领导的投资的公司部分，亦可功成身退，不负初衷。三、金温铁道公司如需向外国贷款，应由国家银行担保。此举必须准备在案：

　　1.因有几个外国银行已与我方接洽，极有兴趣与意愿。

　　2.如铁道公司得到准许发行储蓄券办法，依我观察，极有可能不需向国外要太多贷款，但可与国外银行商洽以铁道公司贷款名义，转做其他有利于国家社会事业，岂非一举两得，三全其美。

　　总之，我为此事，确有坐立未安之感，故请吾兄鼎力为之周旋。倘有必要，我自必揣冒昧，望吾兄特此函晋见杨主席或江总书记，或邹副总理诸公，望赐从旁协助，惠予其成，则金温铁路沿途十六县地方两千万人民，当额首庆德矣。

　　肃此即颂

　　德安

　　南怀瑾拜

　　壬申仲夏一九九二年六月十九日

　　转瞬之间，合同签订已经八个月了。父亲托请许鸣真先生亲自出马，在北京四处奔走，终于让中央同意了合资修建金温铁路这一具有突破性的先例，而具体的合同细则还需要进一步协商讨论。正是由于父亲的不懈努力，相关人士的积极沟通，才打开了其他资方与政府共建铁路的这扇大门。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许鸣真先生在七月十一日给我父亲写信，向父亲说明了他与董宏等人讨论的工作计划，请父亲定夺。

　　过了半个月，父亲又修书给许鸣真先生，表达了与许先生的深厚情谊，也感叹自己毫无私心修建铁路却被误解称为“原债务人”的无奈：

　　请转许老鸣真先生：

　　久未通候，系念为劳。每念清谈，神驰左右不已。上月末有绝句一首，未曾面呈，今特补述，可以想见此中情怀矣。

　　百年世事未能平，

　　造化无端苦弄人。

　　抵掌细谈天下事，

　　相知唯子许鸣真。

　　诗实不佳，但情怀真切，阅之当博一粲。

　　有关金温铁路一事，此次经董宏、王伟国等在京就教，复经董宏起补充协议稿五条，我即同意签字。孰料浙江省府方面仍在咬文嚼字，尚在拖延阶段。前日传来修改第五项利率，阅后不禁令人慨叹。不料所谓方面重寄诸公，于政治、法律的文字修养，如此颟顸，实在可笑之至。

　　今将原稿改涂原样奉上，借公知其末。涂改及批字，皆我亲笔所写。如“严格”“担保事宜”“仍”等，皆属不必要的衍文赘字，从事政法者，应当精练字句，不可只叫口号。

　　至于指乙方（我们）为“原债务人”，简直可笑可气。我们好心来为国家社会建设铁路，负责向外借款，是为公，不是为私，怎么可称为“原债务人”。如此舞文弄墨，如此不通，先认定为建设投资者为“债务人”，岂不令人寒心之至。

　　此事至今尚未落实，未落实之故，实对方处处不通时务。并望将我改之件交董宏老弟一阅，也博其一笑。

　　匆此祝好！

　　八月十二日，合资兴建金温铁路的合同经过反复修改终于敲定。

　　十四日下午，父亲又写信给许鸣真先生：

　　许老鸣真左右：

　　久未通晤，甚念，诸望保重。

　　金温铁路补充协议及修改契约等件，已由浙江省府签字寄来，我处再一审阅，约于一二日后签字寄去，到此阶段，再观后效，势必先行起步。凡有举动，必一一报告兄知，以便指导。

　　至于吾兄远行访友一事，依我之见，必待双方负责人有回复，方好成行。尤其小公司方面，书生主事，疑虑多端，更须以白纸黑字为凭方好。总之，处事方法，统因时间空间而因应，缓急轻重，各有妙用不同，但有时，须记水停百日则生蛆之古训也。专此即颂

　　时安

　　父亲看到了报纸上关于国有铁道公司化的相关报道，这是在法理上为金温铁路的建造做了背书，允许以前一向国有的铁路转化为公司运作。一知道这个消息，父亲连夜写信告诉许鸣真先生，并再次表达了对他的感激之情：

　　许老鸣真先生左右：

　　顷接八月二十二日《工商时报》消息：国有铁道公司化之传说，阅后深庆睡狮的中国，终于清醒了。可见诸公的晋言有力，政府的明智可嘉，只要国家先行富强起来，至于金温地方铁路等事，已属小事一件，况且成功不必在我，又何足道哉！情不能已，特此转致该报片段。并望便中代向当道诸公致敬。专此即颂

　　时安

　　一九九二年八月二十四日凌晨一点

　　有志者事竟成，一九九二年九月十八日，“中央政府”正式批准合资修建金温铁路！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董事李素美，正大集团副总裁、合营公司董事陈定国，合营公司董事王伟国等一行五人，和联盈公司国内事务总顾问许鸣真，与浙江省代表丁世祥、马云博、俞邦飞、章华表、李景山等人，在杭州共同商议金温铁路项目实施方案。浙江省省长葛洪升、副省长柴松岳会见了与会者。会谈开始时，播放了由李素美带来的父亲的录音。此时，父亲的身份是联盈公司董事长、合营公司董事长。在录音中，父亲向与会者保证自己一定会按照承诺筹集资金。“既然我答应了就要做，世界上的钱是人找的，至于其他的钱向哪里贷款再讲。”他宣布，公司方面李素美是代表，老朋友许鸣真先生是自己在国内金温铁路的全权代表，也是文化事业公司的全权代表。

　　根据规定，合同签署后三个月内，第一期资金就应该到位，但是，实际上，为了表达诚意，尽力促成，还尚在合约修正之时，父亲就让联盈公司电汇一千万美元到温州办事处。在合约签署之后，双方均按照规定出了注册资金。万事俱备，可以开工了。经父亲亲自选定，正式开工的日子就定在一九九二年的十二月十八日。

　　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成立大会，牌左为许鸣真先生，右为李素美小姐、柴松岳副省长

　　开工前一个月，十一月十八日，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父亲因为其他事情，未能亲临现场，全权委托许鸣真先生作为自己的代表，同时发来一篇长篇贺词，表达了对铁路即将正式开建的激动心情，也表达了对于修建铁路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担忧：

　　诸位首长、诸位来宾、诸位金温铁道公司同仁，以及乡亲父老、兄弟姊妹们：

　　首先我向诸位恳挚敬礼，我因事羁绊，不能亲自到场为今天的开幕盛会致贺，极为抱歉，敬请原谅！

　　我们的家乡温州，以及浙南等十多个县的群众，大家所期望修造的金温铁路，到今天总算是美梦成真，即将开工建造了。能够有今天的开始，其中艰苦，得来不易。我只能用比较轻松的古诗来形容：“云里烟村雾里山，看之容易作之难”，以及“洛阳三月花如锦，多少工夫织得成”。

　　在三四年以前，我由美国初到香港，逼我出来倡建这条铁路，首先发动的，是浙江省在温州的联络处长李景山，他奉了刘锡荣市长（书记）的意图来向我做说客。后来，跟着有计委主任章华表、副主任陈敬之、温州市副市长马云博等人。甚之，刘锡荣书记亲自带人出境恳商。刘锡荣书记曾对我说：“这条铁路修不成，我决不离开温州，而且死也不甘心。他的心愿，真鼓动了我，使我肃然起敬。”

　　后来，又有孔书记祥有、陈市长文宪，以及省里的上级主管柴副省长松岳等，都相继往返两地与我碰头，也都是尽心尽力，志行如一地为这条铁路奔走呼吁。人总不能忘本，饮水思源，所以我要特别提出这几位首长的苦心和辛劳。他们才是这条铁路的真正催生者。

　　到现在为止，联系促成这条铁路的修建，我所主持的联盈兴业有限公司的董事同仁们，也是最有助缘的功臣，将来再说。

　　在这段时期，其中辛苦备尝促进不懈的，要算王伟国、李素美，实在功不可没。至于为筹集资金而奉献的，还另有其人，将来再说。

　　还有我的老友许鸣真先生，一直默默无闻地为我在国内代劳，而且从今以后，更要劳烦他的事太多了，真有“情不能胜”之感。今天又蒙他不远千里来亲自代表我参与其事，除了一声谢谢，其余都尽在不言之中了。

　　……

　　以上所说的，是对修建金温铁路前行人事的实际报告，古人所谓：“前人种树，后人乘凉。”这是先要告诉后来乘凉的人们，不要忘记先行种树的人的苦心和功劳。然后我要对温州和金温铁路沿线诸乡亲们奉献几句话：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身在海外，已知道温州同乡抢先自行开放，以个体户来做工商业，非常成功，因此带动了温州的繁荣，成为全国注目的地方。现在温州已成为珠光宝气、争富斗艳的社会。但是社会的富有，虽已小有可观，而在人文文化方面，却还不尽如人意，固有文化中的“永嘉学派”与“金华学派”，甚之说“浙东学派”的实用经世之学，与勤劳、节俭、礼义相尚的风气几乎今不如昔了。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我极诚心祈求温州的乡人们，应有切实文化反思的勇气，贫穷可悲，富有更可怕，贫穷使人没有活下去的勇气，富有如失去理想，更容易使人堕落造孽。

　　金温铁路是开始修造了，须知修造一条铁路，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的社会公益事业，能不能修得成功，是靠大家上下一心，众志团结来完成它的。我们同仁，凡是为金温铁道公司所力争的利益，只有一个目标，都是为修成这条铁路而争取一切利益，并非为了投资赚钱。如果大家认为铁路要开始修了，我们要赶快把握机会炒地皮，抢利益，不顾公众，而只顾自利，那便是我们为修一条铁路，变成为人民造孽，不是公益的事了。

　　就我个人的理想与希望来说，修一条地方干道的铁路，不过只是一件人生义所当为的事而已，我们真要做的事是要为子孙后代修一条人走的道路，那是大家真要做的大事业。什么是人走的路呢？让我借用宋儒张横渠先生的四句话来说便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样的目标，是我所期望来会诸公，以及金温铁路的同仁，并与故乡父老，兄弟姊妹们共同勉励的人生大道。

　　南怀瑾　敬礼

　　许鸣真先生、柴松岳副省长、李素美总经理分别在公司成立大会上讲话，无一不对父亲在促成合资修建金温铁路上付出的艰苦卓绝的努力表示敬意和谢意，也都表示各方将充分配合，精诚合作，同心协力，如期建成铁路。

　　终于到了开工的日子——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十二月十六日，浙江省人民政府给父亲发来邀请电函，请父亲出席开工典礼。父亲收到邀请函后，自然是按照他一贯的风格，婉拒了这一邀请。在父亲看来，开工典礼虽然重要，但真正做起来才是更加重要的。他当即回电表示：

　　浙江省人民政府执事钧鉴：

　　顷接尊府发来邀请明电嘱于十二月十八日到缙云仙都参与金温铁路开工典礼，不胜荣宠之感。实因繁务羁身，未能如命为歉。此路今能开工上道，皆因尊府诸公决计之功，我当致敬致贺。余恕不赘。

　　复因来电未附出处，且未具名，故请陈市长文宪先生代转。请谅察。

　　南怀瑾叩上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与此同时，父亲也给在丽水的香港联盈兴业公司的各位同仁致电：

　　李素美转交许老鸣真先生或陈定国博士：

　　致金温铁路开工典礼大会贺词：这次金温铁路的开工上道，足见各级政府首长和部门的同志们为国家建设，为人民谋福利的决心和勇气。尤其是各地人民自动自发的欢欣鼓舞，给予我们更大的信心和谢意。由于政府与人民力量的结合，修建这条铁路的工程，必定是指日可待。为此，至诚敬祝大家后福无穷，功德无量。

　　南怀瑾敬贺

　　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六日

　　开工典礼前一天的晚上，父亲难以抑制内心的喜悦，给老友许鸣真先生拨通电话：“我现在心情很激动，我知道明天就要开工了，我和浙江省的各级领导，和浙江省特别是浙西南铁路沿线的人民一起共同庆祝铁路的破土动工。我和家乡父老兄弟一样感到欢欣鼓舞。我和大家的心是完全站在一起的，我和大家的心是完全相通的，我们为了把这条幸福的铁路早日建成，促进浙江特别是浙西南经济的繁荣和发展，为人们的幸福做贡献。”

　　不管之前经历了多少曲折和波澜，金温铁路终于正式奠基了。当日，开工典礼分别在缙云、丽水、金华、温州等地隆重举行。十多万民众自发前来参加，竞相见证这一值得纪念的历史时刻。在缙云举办的开工典礼是由柴副省长主持的，父亲的代表许鸣真先生、浙江省葛洪升省长分别发表了讲话，最后由柴副省长宣布开工并奠基。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选定十二月十八日作为开工典礼的吉日，是父亲的决定。在香港和台湾，开工、开业或者其他隆重庆典，都要看皇历，选择一个好日子，有些甚至请风水师算，这是中国一个传统习俗。不知父亲是否有意为之，但是从皇历上看，这一天并不是所谓的“黄道吉日”，当日上午，天气很不好，又是刮大风，又是下大雨，这让大家十分紧张，怕典礼无法按时进行。但是就在典礼开始前一会儿，风停了，雨也不下了，太阳高悬，碧空如洗，典礼顺利进行，皆大欢喜。但等到典礼一结束，又下起了大雨。父亲有无预知天象之“神通”，大可不必纠缠，不过，就典礼当日的天气变幻而言，倒与修建金温铁路的准备过程一样，前前后后充满着风云变幻，好在经过父亲和同仁们的坚持和努力最终拨云见日，旗开得胜。

　　从决定修建到正式修建乃至于修建过程中，按照现代商业规则而言，父亲所属的香港联盈兴业公司可以说不时打破商业成规，处处维护浙江省人民政府威信。这种合作模式，在当代西方成熟的法制体系和商业环境里，是很难想象，也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那么，为什么父亲要坚持这么做，而且把事情做成了呢？其中的根源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信义为先的精神。父亲的真正高明之处在于，他以谋事在人的态度把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商业理念结合起来，融通汇合，而且慧眼识珠，安排得当，规划有序。金温铁道公司的宗旨、业务、组织、管理与指标、规划，凡此种种，父亲虽身在香港，却对之了如指掌，成竹在胸。这些在父亲写给金温铁道公司同仁的第一号函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信的最后，他激励大家精诚团结，共克难关，分享胜利果实：“举一个譬喻来说，凡做一番事业，譬如一头狮子，要猎取食物，它都要以高瞻远瞩的眼光，细心谨慎的动作，所谓‘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当其决心动作时，无论对象是人，或是一只小老鼠，它都要施尽全力来博取。我们如懂了这个道理，与其分散力量，各自想求表现，拼命咬抓一只小老鼠，那所花费的精神能力，可以说：所得者少，所失者更多。如能集中群力，团结起来，抓好一个大目标，那就大功告成，大家可以分享成功的果实了。”

　　再者就是父亲从道家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儒家的“仁”，释家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教导中演化出来的心性。他也曾在成都金陵大学社会福利行政特别研究部选读过，所以一生所为就是以众人的利益为利益。到目前为止，这条铁路，他本可以不参与，却为民参与了；签约对象由省政府变成一个地方公司，这样的毁约，他可以拒绝，却大度接受了；批准以后，又有多方牵制，他应该放弃，却刚毅坚持了；地方为了个别的利益，开发建设人事的安排，他无须顾及，却妥协退利于人了。因为名词虽可百变，却只有一个不变的宗旨，就是以苍生为念，所以父亲承担了这一重任。

　　二、为求妥帖心常苦

　　正在金温铁路的修建逐渐走上正轨，父亲开始松了一口气的时候，不料中途出现了一个“捐款门”的事件，让他不得不出面协调。

　　原来，温州市政府在开工之后，决定开展一项金温铁路配套工程，由于资金不足，便向海内外发动捐款。但由于没有说清楚，不少捐款的人打电话给父亲，说自己帮助他捐修了铁路。父亲听到后错愕不已，赶忙叫人核实。父亲对修建铁路的功劳自是不争，但流言纷扰，对为修建铁路付出极大心血的人而言却是极大的不公。父亲不能听任事态进一步往错误的方向发展，特意于一九九三年一月五日致函温州市长陈文宪先生：

　　陈市长文宪先生勋右：

　　顷接一九九三年一月一日传真函，宠蒙拜贺新年，愧不敢当。我因习惯旧年春节，故于公元节日，往往疏忽。又加年老力衰，诸事喜简畏繁。先生谦抑加礼之处，殊觉不安，谨此致歉，并望见谅。

　　所示温州市为金温铁路建设配套募捐事，本来原为一大好事，经先生鼎力提倡，殊属可喜，故于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晚电话与先生联络，只是贡献意见，请小心谨慎，务须一一登记清楚，以免后患。

　　但过了旬日之后，忽接温州及台北各方来电，都说某某也为你们金温铁路捐款了啊！其意主要报功，其次讨谢。听了真有啼笑皆非，左右为难之感。

　　如说金温铁道并未发动募捐，将何以对温州方面的事实？如说谢谢你们，在我及金温铁道公司立场，却不愿意作违心之答。因此联想此举本是好事，但人言可畏，一般社会与一般人民，素来不会深入事理，讲明究竟。正如古人所说：“万事谁能知究竟，世间最怕是流言。”为了顾虑事态发展的后果，正欲筹思如何处理此一问题，好与先生仔细商量善后。

　　今得先生来函说明，此举乃温州政府为配合通水、排水、道路、通信、绿化等各项市政配套铁路的建设义举云云。由此使我想到温州如此，那么沿线各地如丽水、缙云、武义、青田、仙都，当然亦可按例而作。则其后果的募捐恶声，都由金温铁道背此十字架，未免太不公平。实在需要研究，如何才能两全其美，不可草草匆匆，随便造次从事。

　　总之，此事并非坏事，此举亦属善举，而且先生的创作，确有明快可喜之处，但由此经验，必须考虑前因后果，做好安排。

　　同时也可说我方与浙江省府双方，在洽谈合建铁路之先，缺乏经验，并未考虑及此。我意必须向浙江省府方面，提出建议，应做全面安排。而且如何说明与金温铁道公司并不相干，以免淆惑视听，徒滋困扰而发生不必要的误会，是为上策。

　　为此特请先生勿以此事介意，是为万幸。敬祝

　　新年安康！

　　浙江金温铁道有限公司　南怀瑾　敬启

　　一九九三年一月五日

　　大约一周之后，父亲再次致函陈文宪先生，这一次，父亲还特意引用了两则历史故事，希望陈先生引以为鉴：

　　陈市长文宪先生左右：

　　一九九三年一月八日传真函敬收，温州发起为金温铁路温州段市政府配套设施集资建设事，再次说明，致谢。

　　唯此事与金温铁道公司无关，乃温州市政设施，贵我双方都甚明白。不知究竟者是社会群众，必然易起混淆误解，将来会形成是非口舌无疑。凡事动起前因，料知后果，预先处好结局，方为善策。

　　当今我所急，务望能在报章及公开场合，说明其故，便皆大欢喜，当无后顾之忧了！

　　至于谁人传言误说，并无大碍，皆可置之不问，我今为先生举出历史上的两个经验榜样，当有助益。

　　昔日，宋代吕蒙正被提拔为宰相时，上朝向皇帝报到，有些同僚素来看不起吕蒙正，认为他是贫寒出身怎么能登居相位，便当朝在背后笑他讽刺他。吕蒙正头也不回，看也不看就走。

　　旁边有些靠近吕的人，颇为不平，对吕说：“要查查看谁在不服气。”

　　吕蒙正听了立即说：“切切不可！须知我辈度量并不太大，修养也不太高，万一知道是谁在批评我，心中必有芥蒂，以后大家同朝同事，就不好了。”因此，吕当政数年，公私太平，成为千古名臣贤相。

　　另一件事，也是宋朝的开国名臣赵普的事。赵普辅助赵匡胤建立宋朝政权为帝，赵普当宰相。他对以前有些看不起他、对不起他的人，都会趁机报复。赵匡胤知道了，便劝告赵普说：“如果在你我没有成功以前，别人都能事先知道我会当皇帝，你会做宰相，那么，天下的人与事，都可以早早认定了！过去已过去，你应放开胸襟度量嗬！”

　　先生现身在温州市长之职，在官言官，不大不小，亦为方面太守，但秉公办事，处置妥当即可。我素来很欣赏你的干练，且前途未可限量。今特不厌其烦为你进言，有点倚老卖老之嫌。其实，是真心为你好。余不赘言。祝公

　　绥

　　南怀瑾　启

　　父亲虽心中有块垒，但言辞之中未见呵责，相反，他苦口婆心，言辞恳切，宅心宽厚至此！但是，由于“捐款”是市政府的决定，箭已离弦，一时之间，事情没有出现转圜的信息。距离“捐款门”发生又过去了两个月，仍未见答复，父亲无奈之下，只好致函刘锡荣副省长，严正发表声明：

　　因为无法直接与万省长学远先生及柴副省长松岳先生联系报告，情急不已。今拟就一声明启事，准备向海外及国内各大报刊登，以正视听，特此先行报告，敬请见谅！

　　浙江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与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联合声明启事

　　本公司及本人，从一九八八年动机投资修建金温铁路以来，准备最大坚忍心情，经多年酝酿，终与浙江省方面，互相同意，于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在温州开幕，十二月十八日于缙云等处开工，已是众所周知。但到目前为止，本公司绝无向外界募捐或发行彩券等行为。如有利用职权、假借名义募捐等事，借以制造事端，破坏本公司投资名誉，实为借故破坏原先合资契约，别有用心。本公司除依法提起公诉之外，并愿退出，统由握有权能者自行负责修建，何须借用开发资方名义，而又制造打击资方事故。特此登报声明，敬请各界鉴察。

　　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　浙江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

　　南怀瑾

　　一九九三年三月九日

　　这封信终于起到作用。柴松岳副省长在三月二十五日回函给父亲，告知父亲省政府已令温州市停止配套设施“捐款”这个节外生枝的事宜。这起“风波”，总算是得到解决。

　　实际上，父亲的这份声明启事始终没有发出去。父亲把它寄出去，也只是希望捐款事件尽快得到解决。

　　父亲虽远在香港，但对一线员工的辛劳，无时无刻不挂念在心。开工后不久，春节就来了。父亲托王伟国给大家送去一份春节礼物，表示节日慰问。

　　一九九三年，时任浙江省省长的万学远先生致函给父亲，表示将尽力推动金温铁路的修建。父亲深夜回函：

　　万省长学远先生勋右：

　　二月四日遥颁传真，存问至殷，殊感荣宠。近因京中友好莅港，会商要事，加以俗务繁集，年老力衰，疲困不堪，稽答罪甚，敬请见谅。

　　有关先生之品德才能，早已闻之汪道涵先生等诸公言及，素所钦仰。今得来书，谦虚平实，尤加敬佩。可见我浙有福，能得先生治理，必当远胜前贤。

　　金温铁路有先生垂注，必可指日成功。顷已就便面告许老鸣真先生，后日返京，必将先生关心之意，及我之心声，面告江总书记、李鹏总理知之。或由鸣真先生亲到杭州，向先生禀知，以便详商，俾此路早日建成，亦先生在浙江之大功德也。

　　来书谦下，并及贱辰赐以祝辞，愧不敢当，我自少醉心出世法，早已忘年，至今童心未泯，故常做出超于常情外事，岂得言寿。先生高谊，唯有一声谢谢而已。

　　浙江民风，聪慧有余，宽厚不足，古称难治之邦。望先生有容有忍，必可胜任愉快。古人也有言：“志心于道义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心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以此献上先生作为报赠之礼品，幸祈垂察为祷！

　　南怀瑾　拜

　　癸酉初春正月一九九三、二、十一深夜

　　开工之前虽已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烦扰，开工之后却仍是麻烦不断，费尽了父亲的心神。前期资金是到位了，一点二亿美元的境外贷款也可以借到，但是怎么样才能还得起这笔巨款呢？父亲对联盈公司同仁提出，一定要尽快拿出方案，采取的基本方式可以是成立股份公司，也可以发行债券，采用国际通行的投资方法，最终要实现的理想是人民铁路人民建、人民铁路人民营、人民铁路人民用、人民铁路归人民，从而为中国的铁路建设乃至经济建设开创一个可供复制的典型范例。

　　为此，联盈公司办事处响应父亲的要求，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投资草案，并对具体的组织发行投资券的方式进行了详细的论证和研究。

　　父亲对此草案基本满意，不过由于兹事涉及收益归属等敏感问题，需要浙江省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决策支持方得施行，所以父亲要求对此草案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铁路虽然开工了，但是怎样才能保证将铁路建好并经营好？父亲超前的设计思路并未被浙江省政府与中央政府所接受，就是联盈公司方面也一直有质疑乃至反对的声音。甚至，开工已近半年了，各项申请登记手续也没有正式办理完成。这其中的原因，最核心的就是资金问题。修建铁路的资金中其他资方占百分之八十，相应地，土地开发、经营贸易、矿业开采等所得收益自然要与投资比例相对应，这在当时的政策环境下不是谁敢决定和拍板的。但是如果不把这部分收益给投资方，那么铁路本身的收益要九年才能回本，这期间铁路怎么运营开支呢？如何支付融资利息和本金呢？父亲在不断地思考，不断地说自己的设想，但是迟迟没有得到其他方面的响应，更不要提落实了。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六日，惨淡经营之际，父亲任命许鸣真先生推荐的董宏为金温铁道公司的副总经理，同时发出了致公司同仁的第二道函：

　　……

　　为什么要修金温铁路？一九八八年我从美国到了香港。后来温州方面来人，和我谈及铁路的事。这是有关金温铁路的第一次会谈。我写了封很重要的信给他们，作为答复。在这封信里，我提出了四个原则，这是早在一九八七年，我在美国就讲过的，对中国大陆投资所要注意的四点：（1）共产主义的理想，（2）社会主义的福利，（3）资本主义的管理，（4）中国文化的精神。这几句话，看来好像是口号、标语似的。实际上，简单浓缩来说，为了自己的国家、民族能走上太平盛世，在目前这个历史阶段，只有朝这个方向走。

　　当时我在那封信上还提过，一个国家要建铁路，有很多方法，即使是最穷的社会也可以修得成。换句话说，为什么这条铁路修不成呢？按照一般概念，都认为国家太穷，所以修不成。这个观念是错误的，是人为的不肯做、推托的话。不论一个国家，或者社会，乃至个人，即使再穷，只要肯用心、肯努力，不出几年，都会建设成新的面貌。所以说，不管什么事，做不好，就往“穷”上面推，是不对的。

　　不要把观念搞错了，认为我们国家没有钱，所以建设、经济各方面都没有弄好。真正的改革开放、经济开发，不是钱的问题。过去国家在政治的措施上，思想的领导上，以及其他很多方面，都弄了很多框框，把自己捆起来，捆得死死的。现在的改革开放、经济开发，就是把那些捆死自己的框解放开来，使自己活起来，这是主要的精神。可是现在我所看到的海内外的人，一提到改革开放，就归结到钱。这种思想是行不通的，这是错误的。钱是人找的。国家制度用活了，钱自然会来。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实际上，世界上的财富都是有限度的。一个社会、国家富有了，不过是把财富的力量发动起来、集中起来，并且可以合理、有效地加以支配、运用。如果财富的力量没有发动起来，不能由你有效地支配运用，就只能是贫穷。

　　我在第一封有关修建铁路的信上，曾经提到过，为什么要修建铁路。真的是想帮助自己的国家、社会。讲好听一点，用佛学的话来说，就是救众生、救世界，让人们离苦得乐，尽量为社会解除一些痛苦，尽量让大家得到一些满足。不过，这些话说得太大了，没什么人相信的。

　　我常说，修铁路，是傻瓜才做的。以国内现在的种种条件，一条铁路修成，要好几年的时间。至于收回成本，快则十来年，慢则二十年。说到赚钱，那就是三十年以后的事了。除了命长，谁肯等那么久。尤其像我们七八十岁的人了，投资铁路，要想赚钱的话，除非神经病、疯子，才会干。

　　开始谈铁路的时候，大家叫我领个头。用国内现在的话，叫“牵头”。实际上，“牵头”真是很有趣的说法。所谓牵，就是拉，牵牛才用牵。用绳子把牛鼻子拴住，拉着走，这叫牵，或许这就是时代文化。这个不管了，反正牵头就是领头的意思。我当时也就答应了。我同时作了声明，我没有钱，但是，我既然答应了，这条路一定把它做出来。为什么我这么说？钱有什么了不起！钱是靠“人”想办法去找的。大家必须认清楚这一点。

　　今天我们这个铁道公司，公司里的同仁还要争取做其他生意，真正的目的，是赚了钱，回馈社会。所谓取之于社会，还要用之于社会。这个话，我平常懒得讲。但是，要和我共事，先要认清楚我的思想，这也是公司的目标。否则，你们会痛苦的。我要奉劝大家，慎重考虑，不要轻易加入。不然，会使你失望的。

　　我经常引用“志心于道义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这里的“道义”，是个代名词，含义很广。凡是不为己利，不为私欲，真为天下利益的，对于将来个人的有名无名，有功无功，毫不考虑。境界再低一点的，“志心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一心一意，想要成功，或者建立相当的名望的，对于物质生活上的财富，也就毫不考虑。至于说，其他那些“志心于富贵者，则亦无所不至矣”。如果一开始的目的，就是升官、发财，那就被列为最下等的层次，没什么好说的了。实际上这些人都是普通人，当然会如此想。对于一般人来说，求名求利，没有错，不过，我们今天不是为名为利，是为了贡献。希望公司同仁，认清楚我这个思想、目标，也认清楚公司这个发展路线。不论大陆方面，或者香港、台湾的同仁，如果对这个思想路线没有这个体会的话，是没有办法和我共事的。现在，铁路已经动工了，铁道公司的许多工作也都比较全面地开展了，所以我不得不讲这些话。

　　金温铁路从温州方面来人，开始商谈，后来经由浙江省，好几年才谈成。为什么拖了这么久？有两点原因：一、双方在观念、习惯上有距离，所以拖了许多时间，才达成协议。二、不论跟着我工作的学生，还是大陆方面官方的、民间的，对我真正的思想没有认识。经过了相当的时间与接触，现在大家对我比较了解一点点。我这是非常实在的说法，只能说：对我比较了解一点点。

　　照我那封第一次谈铁路的信上所说的政府，实际上是个省。像现在，温州有那么多的个体户，所积累的财富，修三条金温铁路都修得起来。更何况加上一个浙江省，这么大一个省的力量，会修不起这么一条铁路？

　　这条铁路从一九八八年开始谈，到去年年底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八日，浙江金温铁道公司在温州开工。接着十二月十八日，在金温铁路沿线五个要点同时动工。同一天，到各现场观礼的，据说总共有十几万人左右。打个折扣吧，也有五六万人。这是老百姓自发参与的热诚，可见一件事只要对国家社会有意义，自然有人响应，由此也可以看出人心的力量与趋向。

　　再说，到场的十万人假定是穷人，每人出五块钱，总也出得起，那么就有五十万元。如果像讨钱一样，再找多些人，每人讨十块、三十块的，一条路怎么修不成？所以我始终说，铁路不是修不成，引用孟子的老话：“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不肯做嘛，为什么我一牵头就行了呢？不是表功，我前面引用过，所谓“志心于道义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我之所以提出这些事，是希望大家能体会到，天下事只要真正为老百姓，真正为社会、国家设想的，一定做得起来。何况这条铁路，还有钱支持。希望所有参与金温铁路的同仁们，好好珍惜这个机会，好好努力去做。

　　过去为了铁路的事代表我到大陆开会的同仁，有时候观念并没有弄清楚，也有时候讲话表达不好，譬如他们对房地产开发权及铁路沿线采矿权的争执等，引起大家的误解，这是大错特错，简直是错得一塌糊涂的想法。

　　请问铁路沿线究竟有多少值得开发的房地产用地？况且大陆毕竟不是香港、台湾，不是资本主义的社会。再说，即使美国，房地产也不好搞。台湾、香港都是特殊个案。一方面地少人多，一方面市场的幅度小，加上人为的操作，因此，隔几年就暴涨一次。在大陆，由于种种条件的不同，房地产方面，不会像港台那么好搞的。我常对台湾去大陆投资的人说，你们把台湾的做法搬到大陆去，是行不通的。再说，即使现在开始搞房地产开发，也要三四年后才能收回、赚钱。赚来的钱，即使半条铁路的一半也修不成。

　　这些都不管了，既定的方案，还是要尽力去做。浙江方面来香港开会时，曾经满口答应，尽快把沿线车站建设区的土地规划做好。你们要弄清楚，这不是为了金温铁道公司的利益做的，这是为了省政府、市政府、地方政府的建设，为了建设富强康乐的社会，为地方人民谋福利的规划工作。我无法想象负责规划的人是什么心态，直到现在，始终还没有与修建铁路配合运作，及早做出统筹的规划。如果不是别有用心，那便是不负责任、无能为力的官僚习气。

　　再看矿产方面，很多人都说，这条铁路沿线，资源丰富。这根本是笑话。这是书本上的话。我早在民国初年，就在书本上看到什么资源丰富这类的说法。所谓资源丰富，只不过是空洞的四个字。譬如说，铁路沿线的矿石，三月间，我们曾派人亲自去温州、青田等地，照所提供的资料实地去做了考察。铁路沿线一路跑下来，发现我们拿到的资料和事实距离太远。不要说矿产的藏量、质地有虚报不实的地方，连矿藏在哪里都没有弄清楚。那些数据报告，都是文字游戏，骗政府、骗老百姓的。

　　矿石方面，除了调查不确实外，技术也是问题；更严重的，还有运输问题。即使金温铁路建好了，还需要各个产业道路的配合，否则还是运不出来。所以矿产方面还有什么希望？但是我们还是尽量争取，尽量去做。做给自己吗？不是，还是给公司，还是为了这条铁路。这点一定要认清楚，要不，以为我们在做生意，那全错了。当然，铁道公司是在做生意，但不是为做生意而做生意。赚钱或做生意，都只是我们的手段，为的是要推动社会福利事业。所以，如果没有社会福利的精神，到我们公司工作，是格格不入的，日后会产生很多矛盾和痛苦的。

　　再说到贸易，一九九一年上半年，浙江省和温州市一些朋友到香港来，为了铁路的事，在与联盈公司商谈中，曾提出贸易权的问题，希望借着贸易的收益，补充一些铁路的经费，这点没有错。浙江方面也马上答应，全力支持，当时我就说：“少吹了，我是浙江人，浙江有什么好贸易的！除了丝绸和茶叶两大项外，不知还有什么？产品品质、船期，统统是问题。要靠我们搞贸易赚钱造铁路，不要说几年，就是一百年，看来也不够造一条铁路。当然，做得好，可以给铁道公司一些补贴。”

　　虽然有上面这一样样的难处，但是这条铁路，还是要修。其实以浙江省的经济基础，配合政策的运作，是可以把这条铁路修成功的。只要你们真有这个心，真肯为国家、为老百姓尽心尽力，我愿意拿出两三千万美元，由你们去自由发挥。什么名，什么利，我都不要。所有的功劳归你们，所有的好处也归你们。我真正愿意做的是：为文化事业做出贡献。那比起这条铁路的价值，不知高出多少倍。这是无形的，但却是我真正的目标。

　　因此，这两天王伟国在香港，我让他草拟一份提案，想办法让铁道公司发行债券，或者股票，或者储蓄券之类，把铁路交给社会老百姓。

　　铁道公司之所以要发行债券或者股票，除了还路于民的理想与偿还贷款修路外，还有另外一个作用，为国内游资找出路。我们看国内的新闻报道，常常看到像某地区今年投资了多少亿等。其实这些都是数字游戏。但是，一般老百姓，尤其是个体户，却富了起来。这些民间的游资多了，如果不引导到正当的投资途径上，就可能影响到政治及经济方面的稳定。希望省级和中央政府方面，能注意这个问题，想办法把民间游资引到国家建设方面来。

　　今天你们看，铁道公司成立到现在，四个月了，除了修路，什么成果都没做出来。与其坐而怨天尤人，不如改弦更张。现在我可以告诉诸位七个字的结论：“合则留，不合则去。”你觉得合适，做下去；不合适，请自便。很简单，为了个人的前途，应有安排。你出去，做出事业来，只要对社会有益，我也替你高兴。我希望参加铁道公司的同仁，对此有所认识，丑话讲在前面，不要见怪。

　　……到目前为止，我因在香港，有些经营的事羁绊，未能回国亲自参加工作。但我曾正式委托许鸣真先生代我在国内，为金温铁道公司的全权代表。希望大家了解，许老是老成持重、品德高超的长者，不是一般风头人物。他是我所尊敬的良友。以他几十年的为人处事，以及从事工作的经验上，都值得人们学习。我一生对人处事，看来马虎，其实自有严肃的一面。我并不轻许一人，所以特别提出声明，希望大家不可轻忽。

　　同时希望大家不要像台湾方面那样，猜测我承诺修建铁路的资金是由台湾方面出钱。事实上我毅然走出台湾的圈子，当然有我自己的观点，更不会依赖任何力量自重。台湾方面，在我答应浙江修建金温铁路时，也曾恳切表态，肯全力支持。但我也只当耳边风，哂然一笑而已。须知世上的人，在某种利害关键之中，最不能相信，不能为准。古人有谓：“一行作吏便俗。”换言之，一个读书人、知识分子，一旦做了官，进入政治舞台，纵使平时有很高的情操，也很容易变成极俗气的人员，如果进入政治圈子，染世日深，但依然保持读书时代的质朴，那便是一个大英雄、大人物。这也就是古人说的“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

　　这次的话，是我诚恳的呼号，希望真能理解，实为至幸。祝

　　安康

　　南怀瑾

　　一九九三年四月十六日

　　父亲毕竟远在香港，不能亲临施工现场，所以他一直在物色对铁路工程、财务、管理、信贷等相关业务有丰富经验的人选，代表自己对铁路修建进行视察，对施工人员进行慰问，并承担起提出各项业务报告、向外借贷等事务的责任。一九九三年六月，侯承业来港拜访，父亲大呼：“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承业呀，你来香港协助我一下吧，这个工作比你的自动化更有价值得多呢。如果可能，七月一日就来报到，我任命你做总顾问。”侯承业欣然应允，不过请求父亲给予一个月的时间，以便完成手头的工作。父亲终于找到得力人手，自然同意。

　　父亲问侯承业：“现在美国铁路上货柜车已是上下两层了，我们的设计，隧道那么低怎么能通过呢？”

　　侯承业回答说：“是，我们的铁路将来只能用一层，如要改则花费过大，施工要延期，更大的困难是费用又得增加。”

　　父亲说：“没有办法，经费预算不足呀。不过，隧道那么长，要注意施工安全，你最好亲自到一个山洞里去观察一下，并对他们致以慰问。工程虽然如此困难，但是工程质量一定要符合国家标准，应该由一个独立单位来做监督和检测工作。”

　　侯承业回答：“好的，没有问题，我一定按照您的意见办。”

　　父亲最后说：“人民铁路人民建，铁路利益人民享，我个人愿意交出所有股权，只做配合性投资，也就是由原来的主导性大股东变为一般性小股东，一切可由浙江省政府做主。我个人什么都不图。铁路沿线保留的土地将来肯定要增值，再加上合资公司对沿线的海港、矿业资源可以优先投资，我们不用只靠铁路的运输来回收成本，相反，利用各车站的土地兴建商场、办公楼、住宅区，做各种经营，加上交通运输的便利开发矿区，这样就可以回收投资了。我的设想是，在一九九七年以前，将公司股份分给沿线居民，推向市场，这样，铁路的利益就可以由沿线人民享用了。我不要等到股票上市自己赚大钱，我想提前把股份还给政府和人民。”

　　事实证明，侯承业是个可堪重任和值得信任的人。一九九三年七月三十日，他提前两天到香港，第二天就与李素美总经理等人去杭州，马上投入到父亲交代给他的各项工作中去。到杭州后的一个月时间里，公司连续开了两天四次会议，对铁路建设设计的方方面面进行协调与布置。

　　一九九三年八月十五日，侯承业从香港出发，去丽水收集资料，为起草向国外贷款的申请报告做准备。出发前，父亲问：“承业，要不要我找个人陪你去？”

　　侯承业答：“不必了，我一个人就够了，因为人多了，我还要分心照应他们呢！况且在工地，一切都是很简单的，而且很辛苦，我是过来人，可以应付的。”

　　父亲说：“也好。你知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看着办就可以了。”

　　侯承业答：“谢谢老师的信任，我就只有四个问题向老师请示，其他的我会负责的，老师可以放心。第一是，铁路要不要建？”

　　父亲答：“自然要建的。”

　　侯承业问：“第二，钱要不要借？”

　　父亲答：“自然也要借的。”

　　侯承业又问：“第三，还有多少现金可以投入？”

　　父亲答：“现金还有五千多万美元，不过不能都用到铁路上，总要留一点给文化事业才对。”

　　侯承业又问：“第四，要不要成立股份有限公司？”

　　父亲答：“那自然要，我已经提过好久了，但是省政府一直没有回音。”

　　侯承业说：“老师，我知道了。不过，如果成立了股份公司，我们的股份就要分给大家了，也就是由大股东变成小股东了，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位子都要交出去了，老师认为可以这样做吗？”

　　父亲说：“我早就这么说过，自然如此。”

　　侯承业说：“老师，我的问题都问完了，大原则我都知道了，我会尽力办的，老师请不要挂心。我这就向您辞行吧。”

　　侯承业在工地一待就是两个月，前前后后给父亲发了十二次传真报告，内容从工程管理、财务报表、施工合约到施工进度控制表，十分详尽细致。父亲对侯承业很是嘉许，曾发传真对他表示感谢。侯博士，他的人品，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是忠义可靠的人。在铁路修建一事上，侯博士的参与是为山九仞，功不可没。

　　经过侯承业与合资公司同仁的努力，由侯承业负责拟写的《金温铁路融资申请书》终于完成。他回香港后，与在港的包卓立一起就申请书整理好英文本，交给摩根士丹利投资银行，申请书附件中有中文本以及各项批文、合约、施工报表和财务报表，全部资料叠起来厚达三尺。之后，李素美、侯承业、包卓立三人，参加与摩根的六人小组会议。三天之后，摩根同意金温铁道公司融资的初步申请，接下来只要得到中国银行的担保，浙江省政府做反担保，就可以进行贷款手续了。最终在一九九三年十月，摩根同意以年百分之六的利息，融资一点二亿美元，分十年还清。不知道是父亲有先见之明，还是历史的机运，百分之六的利息恰好完全符合原来的合资协议中由境外资方以百分之六的利息完成贷款的约定。这个利息刚好是美国利息的历史最低点，在一九九三年年初，最低也是年百分之八的利息。早一点，晚一点，都无法达到这预想的结果。

　　实际上，说服摩根同意贷款，相对而言并不是那么困难，因为一来侯承业等人做的申请报告十分翔实可信，二来父亲早就请李素美与包卓立提前把侯承业传真来的资料汇报给摩根，摩根方面早已有支持的意愿。至于百分之六的利息，其实也是父亲在背后锲而不舍推动的结果。真正的难题出在中国银行的担保上。一开始，为了取得中国银行的担保，父亲便写信请许鸣真先生与李素美、侯承业一起去拜见柴松岳副省长，希望他出面协商，早日批准担保。

　　柴副省长答应出面找中国银行协商，促成此事。不过，事实表明，尽管由浙江省政府做二次反担保，中国银行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还是没有应允。父亲无奈，夜不成眠，又写信给许鸣真先生：

　　许老鸣真吾兄左右：

　　往昔管仲告齐桓公言：“唯敏捷与果断，成为事之要着。”唯此两点，岂只天下大事必须如此，人生些微小事，亦难离此。古人有言：“旁道筑室，三年不成。”此为指人多意杂，徒乱主意，不足以成事功。犹豫多虑，更所不可。天下事岂能尽如人意，故求相似是可便得。况你我皆逾古稀，时不可待，要了事处便了事，方为上策。目前我所希望的事，是金温铁道公司改股份制，获得国内集股成功，及早还路于民，立即交代出去，愈快愈好。

　　金温铁路事，如当道明智，能照我所望，“言听计从”必有大好影响，必得良好后果。如不能“言听计从”，我已于国于乡，尽心尽力，一点也不愧负自心。那么，必要时，我必不计毁誉立即放手不管，至于损失一两千万美元，并不影响我的根本，是毫不在乎！将来历史评论，眼下受损的，将是浙江方面与上下有关部门，使人不敢领教，裹足不前。因为我倘不能下此决心，长年累月，与官场上下打太极拳，推、拖、拉，岂不浪费我有限生命与有限精神，此中损失，岂只数目金额可论。

　　吾兄当知，例如某事，因主事者人谋之不臧，我说不管就不管，了无丝毫芥蒂于心。宁学张良、珣弘景，千万不可学范增也。一笑。

　　夜来不寐，特此致意，望其见谅，速见有成为幸。耑此，即颂

　　平安

　　南弟怀瑾　启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二日夜

　　历经各种波折，最后中国银行终于同意做担保，至此，合约中由其他资方向境外贷款，以年利息百分之六的利率融资一点二亿美元的目标，终于完成。

　　由父亲提议，浙江省柴松岳副省长等政府领导支持，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十四日，经浙江省人民政府证券委员会批准，浙江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之后，公司如期完成了各项章程、申请及招股报告等工作，又将核准的贷款工作交给金温铁道公司去办理。与此同时，温州市全力配合省领导的决定，各县市区都直接投入资金，真正实现了父亲的初衷与理想：人民铁路人民建，铁路利益人民享。

　　公司成立之后，父亲做了一个令人瞠目结舌的决定：交出大部分股权！按照合约协议与实际出资比例，父亲应占百分之八十的股权，但他把大部分股权交了出去，只余百分之二十五的股权，浙江省政府和地方、团体、群众共占百分之七十五。很多人不解，父亲只是笑笑说：“我这样做不是为个人，也不是做生意，我只为中华民族的未来，为人民生活的提升和改善。国家经济要发展，首先要发展交通运输。我这样做，只是要让政府领导者知道如何利用各方资金，来加快公共建设，尤其是交通工程的建设。我是在抛砖引玉，我抛一块砖，引来成千上万倍的玉，这个价值比生意有意义得多，功德大得多。”

　　在完成把公司变为股份制的申请之后，侯承业向父亲请示回美国。看着明显消瘦的侯承业，父亲很心疼，希望他回去后先休息一段时间，待将来有需要时，再召唤他回来。

　　虽然不少事情是侯承业、李素美、许鸣真先生等人在操持办理，但如果没有父亲持之以恒地费心劳神，倾尽所有，恐怕合资修建金温铁路这件事，在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偃旗息鼓，草草了事。父亲无一日不在牵挂金温铁路，这种对国家和人民的大爱，正应了他自己写的诗：

　　甘苦由来只自知，天心人事动悲思。

　　自怜独木支巨厦，眼底林园是嫩枝。

　　股份制公司成立后，父亲已不再是大股东，公司主要的事业就要靠浙江省方面了。父亲虽然把大部分股权出让，但他的目标和希望依旧很高远。他说：“我不是想做生意，我想为浙江省政府做一个经济、基础建设的带动者，我要让大家开阔视野和胸怀，我要让浙江省成为全国与各个资方合作的模范。”为了实现这个愿望，父亲在一九九四年一月三十一日写了一封长信给浙江省政府的主要领导，请他们把金温铁路修好，为人民造福。他引前贤“愚者暗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之言，“不惮为直率之言”，告诫说：“金温铁路冲破重重阻碍，目前工程进行颇为顺利，各方且不乏颂扬之声，此诚可喜之事。惟在可喜之余，应知实有危机存焉。苟不力谋改正，恐不免前功尽弃之憾。”他见微知著，向省方提出了资金、铁路经营管理等至关重要的问题，提醒、劝勉省方未雨绸缪，预先通盘计划，做好长远发展规划。他倾诉说：“数年来，老拙为铁道而劳神苦思，甚至饱受流言蜚语困扰，亦在所不计，所为何来？谅诸公应有所知。但身为‘催生者’之压力，则诚非亲受者所能体会。”最后，他“希望诸公一致努力如期完成工程，抑且希望诸公进而使此路能长久造福人民。用特致赠二语，亦为此函之结束：‘世事正须高着眼，为官首要慎思民’” 。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日南怀瑾先生（中）与浙江省柴副省长（左）在香港签约，右立者为陈定国博士

　　一九九四年四月初，浙江省常务副省长柴松岳先生、副省长张启楣先生一行特地来港，与父亲商谈二次改组的事宜。柴先生代表浙江省肯定和感谢了父亲长期以来对金温铁路建设矢志不渝的关心与支持。经协商确定，董事会由十一位董事组成，其中浙江省方面八人，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三人，大家一致推荐父亲出任名誉董事长，浙江方面出任董事长、总经理，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出任副董事长、副总经理。应父亲要求，浙江省方面表示尽力争取在该年七月一日前完成股份制改造。

　　但在股份制改造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应该犯的错误。浙江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在给证监会的报告中，把股份公司等同于股票上市，把问题弄复杂了，结果没有获得批准。父亲了解情况后，觉得用股份制来筹集资金肯定来不及了，所以只好写信拜托汪道涵先生面呈国家领导，希望中央也参与。恰逢时任副总理的朱镕基先生到浙江省考察，朱总理对金温铁路建设问题做了重要指示。柴副省长与铁道部傅志寰副部长分别于五月二日和十一日在杭州和北京，就金温铁路建设有关问题进行商谈。商谈的最大成果是由铁道部作为第三方合资建设，占百分之三十的股份，并增派一名副董事长。由此，股份制改造终于完成。经过父亲的敦促，由香港、浙江省和铁道部三方组成的新一届董事会终于组成。董事会召开会议，确保金温铁路如期完工与经营。父亲也发了声明，主动辞去董事长席位，铁道公司的具体事务交由浙江省方面负责。

　　但是，事情的进展并不尽如人意。虽然工程进展顺利，但公司内部的法律关系十分混乱，浙江省方面也对铁路建设的管理颇有推诿之嫌，这令父亲很担忧。基于此，他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香港召开的浙江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董事会上说了如下的话：

　　一、自一九八八年从美国移居香港，就有心为国家民族尽一份心力，但并不知具体做些什么。不久，温州的领导来提起金温铁路的问题，历经七十多年，五代地方政府领导想做都做不成，才恻然心动，同意出面做个“催生者”。想不到真是“善事难为”，好不容易在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八日开工了，但两年来种种意想不到的事情不断发生，令人困惑不堪；既不知政策是什么，也不知道浙江省政府方面究竟是谁管的。我们照原合同，经多方筹划努力，已洽好向外国银行贷款，但所得结果只是相应不理。又经多方筹划努力，期以债券或股份制方式“还路于民”，其结果是不蒙采纳，也白费力气。种种不可思议的情形，我过去讲过多次，有些讲话也写成了文章、文件，在此不必重复了。二、今年四月二日，浙江省府方面，柴松岳副省长、张启楣副省长以及朱荣培副秘书长一行，来香港同我见面。他们表达一定要把铁路完成的决心，令人欣慰！因为建成铁路，造福地方百姓，完成七十多年未做成的事，实在是一项功德。这次见面，在很融洽的气氛下，签下了名为“有关金温铁道建设的会谈纪要”，实质是我方同浙江省的协议。我本想，从此可以放心；今后只要站在监督者的地位，从旁协助省政府尽力完成铁路的建设就是了。但想不到，七个月之后的今天，才发现协议归协议，麻烦的事情接踵而来，仍然使人困扰。三、因为协议规定调整了股份比例，他方资金从百分之五十一降为百分之二十五。并明定在四月下旬应召开董事会，结束原董事会，产生新的管理机构，理顺关系。但决议后一直没有了下文。到七月下旬，也就是期限过了三个月，我们不得不以公司名义，发了一个正式信函给浙江省诸位领导，催促他们立即召开新董事会，我本人也声明“原董事会，既已实质停顿，若有结束手续办理者，以变通方法办理即可”，及“承蒙贵府厚爱，推老拙为名誉董事长……乃不敢推辞”。我们去函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要省府依“会谈纪要”协议，全权处理好一切法律手续及有关事宜。可是，这信函（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六日〔一九九四〕誊字第〇〇一号）发出后，又石沉大海。究竟省府方面怎样打算？令人莫名所以。四、尤有甚者！近日，忽接浙江省有关先生来电告知，谓中国交通银行调拨一千多万美元经费给金温铁道公司，要我签名具领云。此事令我颇感意外。七月下旬既已去正式信函声明我只是名誉董事长，复有何地位立场签字领取中央拨下之款项？公家的事情要合法律的清楚手续，不能含糊的。此事被我拒绝不久，又忽接杨先生十一月十六日来函，说是“将有关浙江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董事会席位变化等情况，向您报告”云云，此函究竟何意，令我不明了。可能是，在浙江省府的观念，认为我仍然是公司的董事长，我在四个月前的声明无效；但既然知此，为何又不知会本公司杭州办事处的代总经理董宏？岂非自相矛盾？故令我不明。五、综上所述，显然现在公司内部的法律关系十分混乱，省府方面也没有人主管。……六、我既声明过自己已不是董事长了，但是他们却置若罔闻，好像硬把我还当董事长看待。啼笑皆非之余，趁你们几位都在香港之便，只好临时决定正式召开一次董事会。这也是我任内最后的董事会，做成法律上结束原董事会的决议，为新董事会催生，即是让浙江省政府今后更易理顺法律手续。我也顺便把前因后果讲清楚，希望浙江省政府从此正式负起全盘的责任来。

　　……

　　值得欣慰的是，铁路施工进展顺利。

　　三、为所当为岂有功

　　一九九四年七月二十六日，父亲再一次发函给浙江省政府，重申自己不是铁道公司董事长，不再承担相应职责和义务，但浙江省方面对此请求依然没有任何回应。

　　一九九五年三月三十日，父亲特地以董事长的身份，在香港召开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董事会会议，李素美、陈定国、王伟国、蔡世亮等联名在会议决议上签字，接受关于父亲不再担任董事长的辞呈，同时提议父亲担任下一届董事会名誉董事长。

　　是同年七月六日至七日，浙江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董事会在杭州召开会议，审定通过了《关于修改合同、章程的补充协议》，并就铁路建设和合营公司管理等重大问题进行审议。这次会议的主要成果是正式成立新一届董事会，共十三名董事，其中浙江方面六人，香港联盈公司三人，上海铁路局四人。会议一致推举父亲出任名誉董事长，选举杨某为董事长，聘任阮晖为总经理。会议还就合营公司的财务管理、职工待遇、机构设置、工程建设计划与管理、土地开发、工程总造价等问题进行研究并做出决议。

　　父亲与许鸣真先生在建设金温铁路这件事上，可以说是并肩战斗的战友。很多问题正是由于许鸣真先生在中央的沟通协调，加上父亲的不懈推动，双剑合璧，最后才得以一个个克服和解决的。父亲与许老对彼此都很关怀和感念，他们的情谊也在此过程中天长地久。许老先生在香港时，虽然身体挺好，但是精神明显不如从前了，父亲半开玩笑地对许老说：“你出家去吧！那你就会放下一切，身体就会好的。”许老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微微一笑，以为作答。

　　许老曾邀请父亲回内地定居，父亲在给许老的一封信中提到：

　　鸣真吾兄左右：

　　吾兄此行南来，谓衔诸公之命，诚邀北上，宠爱之情，溢于言表，铭谢奚似。数十年来，我以方外之身，处矛盾激荡之局，才识猥屑，只能聊保残命，未能对世局有所贡献。惭惶不已。但于国家民族情怀，一如诸公所志，始终未能释然。回归之心，无时或已。今因应法国学子十余年来恳邀，必须先行了此情缘，然后方得筹思归计，敬请代向诸公复命，并祈见谅是幸。近正因此积愫，口占一绝，附请斧正。

　　徒负虚名去住难，

　　谋身谋国两无安，

　　此生犹似巢空鸟，

　　只合穿云望眼看。

　　耑此即颂

　　旅安

　　南怀瑾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日

　　父亲此时可能已经预见到什么了，因此，为了许老这个一心为公的朋友的健康长寿，他把自己常年修炼悟得的方法倾囊相授：

　　许老鸣真先生：

　　自养自治原则：一、首先在意识观念上，切知四大皆空，忘身忘我。二、在空身空境界上，一念灵知之性的本人身，它是无病无痛。三、即此一念灵明知性，不随烦恼病痛牵缠过去，如此凝神寂灭，“内照形躯”，知痛即舍即空，知烦恼亦即舍即空，空空亦空，一切不随他去。

　　如此方为自治良药。太上有言：“上药三品，神与气精。”神即灵知一念清静之境也。望详参之！此致，祝

　　康复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五日　南怀瑾

　　生死有命，许老不幸于一九九五年十月逝世，享年七十岁。以许老的智慧和悟性，他老人家应该走得很安详。

　　父亲听闻噩耗后，伤心不已。自己的战友和伙伴就这样离自己而去了，他的内心满是感伤和怀念。父亲送了一副挽联：

　　事求妥贴心常苦，

　　悟到因缘日已迟。

　　许老泉下有知，应该会感念父亲这个知音吧。

　　经过合资各方与沿线人民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全长二百五十一点五千米的金温铁路终于在一九九七年七月二十六日全线铺通了。七月三十日，柴副省长专门发函邀请父亲参加八月八日举行的金温铁路全线铺通大典。父亲感慨万千，他回函婉拒了出席典礼的邀请。信函是这样写的：

　　柴省长松岳先生勋右：

　　来示知悉。欣闻金温铁路全程铺路工程完成，首先敬贺省府诸公以及参与兴建诸位同仁，大功将要告成的莫大喜讯。

　　但我因忙于另一件工作，比起修筑铁路的工程，还紧急重要百倍以上。年老神衰，昼夜不懈，致使身心疲惫不堪，实在无法遵命亲自到场观礼。今特托侯承业等三位代表祝贺。俾可面聆金温铁道董事会诸公高论。为此敬请见谅是幸。此复即颂

　　公绥

　　一九九七年八月二日　南怀瑾

　　我有金温铁路全线铺通感言一首，并请教正。

　　铁路已铺成，心忧意未平。

　　世间须大道，何只羡车行。

　　父亲提到的比修筑铁路重要百倍的工程是什么，在信中并没有明说，但他信中赋的这首诗已经暗含他的意思了：虽然铁路修好了，通车了，但是铁路修建过程中反映出很多问题，这些问题既有体制性的因素，也有文化性的因素，而且看起来它们已经深入社会的肌体和骨髓了，实在令人担忧呀。中国要发展，确实需要先修路，加强交通运输方面的建设。但是，这就够了吗？远远不够的。最重要的大道，不在于车走的路，而在于人心的坦途，在于传统，在于文化。父亲正在做的，就是重整传统文化这项更加伟大的工程。在八月八日的典礼上，侯承业先生代表我父亲发表讲话，对父亲的诗做了解释：“‘铁路已铺成，心忧意未平’ 前两句，是说过去近一百年来，大家修建这条铁路共达七次，但是都没有成功。这次南先生以一位学者的身份，来启动这条铁路的修建，他老人家如何能有超越过去别人所遇到的困难呢？一个不可能的事，变成了放在世人面前的事实，他真的修通了。他老人家自然有着无比的感叹。早在修建开始的时候，他就说不能因有了道路，增加了经济上的效益而忽略环保，也就是要预防一切的污染，注意环境保护。而且他也想到铁路的修建要同时带动地产业、贸易、矿业的开发，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所以他心忧意未平。后两句‘世间需大道，何只羡车行’的意思，我想他老人家在说世间需有的大道，是一条通往人心的大道。《礼记》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学》也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是说，这个无私的理念，就是修习道德的原始动机，也就是训练我们，找出我们心中原有的清清静静的善念，并且去影响旁边的人，也使他们除去自身的恶习，而同我们一样有着清明的心境。如果我们可达到这个境界，就要保持下去。所以南先生认为仅仅一条铁路，只是表示我们做了一件事而已，又有什么好羡慕的呢！”

　　典礼结束后一周，即八月十五日，父亲写了一封信给柴松岳省长，请求他同意香港联盈公司把所有股份悉数转让，真真正正还路于民：

　　柴省长松岳先生勋鉴：

　　因修建浙江金温铁路的关系，我与您的交往，好像先后已有七八年了。人生际遇，真难意料。希望我们在道义之交上，永远是好朋友。朋友，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五伦之一，是极为可贵的。因此，友情需要珍惜。

　　有关金温铁路一事，我仔细反省，犯了很多错误，首先，我不应该被乡谊情感所自欺，不必先与浙江打交道，应该一开始就找中央交涉。那么，一切问题，就不会像现在那么复杂了。

　　金温铁路开始所签的意向书和第一次合同契约，都是我代表香港联盈公司与浙江省政府签约的。因为我太大意，信任太过，认为我是与浙江省政府合作，创办铁道公司。谁知后来变成只是属于浙江省政府地方所属的公司，真是莫名其妙。事实上，我是在外太久，不知道政府的体制组织，比起过往的情形复杂百倍。

　　但我的初衷，是很明白的，修建铁路，是根据我自己的四个目标：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的福利，科学管理的方法，中国文化的精神。总之，金温铁路如由我的呼吁修建成功，我必须做到还路于民，使行者有其路。我所代表的联盈公司，必定退让出来，人民的路人民有，不可使它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铁道公司，是属于私有的资产之一。

　　所以我在一开始，首先就提出借用境外资金，引进境外资金。这不只是为了铁路，也是为了国内的开放发展，使浙江方面起动。

　　其次，主张使铁道公司的股票或向民间暂借的建路券上来，吸收温州等个体户的存款，变成做社会福利的事业。最后修成了铁路，便还路于民。……

　　因此，我在本年（一九九七年）香港回归之前，当面向您提出，希望将我代表香港联盈公司所有的股份，转由贵省府设法收购，使我得以全身而退，就感激不尽了，如果您能赐予鼎力帮忙，使我代表联盈公司的股份，做到还路于民的原先理想，卖给沿线的平民老百姓股份作为铁路股东，那便是我最基本的愿望了。

　　今为此事，特别委托侯承业博士晋谒，请赐恳谈、指导。希望在本年（一九九七年）内，迅速得以解决。我如还老而不死，近则明年，必将为您的功勋，做点投以还报的事。

　　南怀瑾

　　一九九七年八月十五日

　　时值台风肆虐，柴副省长到浙江各地视察灾情，因此，这封信在八月二十六日才由侯承业面呈给柴省长。柴省长对父亲的远见、胸怀和付出表示无限的敬佩，他说：“金温铁路的开通，南老的贡献无人能及，值得浙江人民永远纪念。”对父亲信中说到的一些问题，柴省长也做了回应和说明，最后他说：“一切尊重南老师的意见。……南老师对这条铁路的贡献是无价的，这条铁路迟早要修，今日因南老师的领导，提早了好些年，也省下了很多钱，而对地方人民提高了经济效益，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记着南老师的远见与贡献。”

　　九月十五日，浙江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董事会召开特别会议，专门审议侯承业代表父亲提出的转让其所有股份给浙江省政府的书面提议案。会议审议决议，尊重“南怀瑾先生功成身退，还路于民的一贯思想”，一致同意香港联盈兴业有限公司转让股权的提案。全体董事和代表都高度肯定了“金温铁路取得的一切成果，都离不开南怀瑾先生的催生之功和长期以来的殷切关怀、不懈支持”，赞赏“南怀瑾先生舍己为公、造福于民的思想和精神”，一致希望父亲继续担任浙江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

　　一九九八年一月九日，金温铁路全线通车，从此，火车从温州经过金华，可以直达杭州了。首趟列车从温州直达杭州之后，各界人士纷纷向在香港的父亲发来传真，其中包括温州市委书记张友余、温州市人民政府、浙江金温铁道开发有限公司、金温铁路工程建设总指挥部等。

　　父亲收到信息之后，颇感欣慰。他一一回电，互致贺喜。不过，他也坦率地表示：“至于我之本心，对于铁路事，未能尽如理想，始终心有遗憾”。

　　铁路修好了，许多人邀请父亲回来看看这一条他倾注无数心血的路，亲自坐一坐，感受一下。父亲对他们的邀请表示感谢，但他摆摆手，淡然地说：“你们说想要建铁路，我帮你们把铁路建好了。借余生，我想为中国人修一条大路，这条路，就是文化大路。”

　　父亲常常感慨：“改革开放，温州老乡有了今天的发展，很了不起。但修铁路只是皮毛，文化才是根本。温州历史上是个有文化的地方，谢灵运、永嘉大师、王十朋、叶适等无数先贤是今日后学之楷模。但时至今日，浮躁与功利让温州文化的沉淀远不如前。没有文化之路，未来必将渺茫。”

　　父亲对家乡来的人说：“文化是靠一支笔。赶快劝温州人建设文化。不要总是说温州是商业开发的开路先锋，这个标榜已经过去了。今后的时代不是开发的问题，也不是经济的问题，是如何建设新的文化的问题，这是个根本大问题。”父亲一辈子要解决的就是这个根本大问题，修建金温铁路虽然是他人生伟业的一个里程碑，却远不是终点。

　　四、两岸圆缺香江潮

　　金温铁路的建成开通只是父亲在港几年的其中一件大事，除此之外，父亲还做了一件与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却鲜为人知的“大事”。这件大事也反映了父亲虽中立于党派之间，但绝不停留于“独善其身”，而时刻想着“兼济天下”的家国情怀。关于这点，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执行副主席肖武男曾在《亚洲周刊》上表示：“其实，南怀瑾先生最关心、最在意的还是政治。在两岸交流中，他扮演着积极的角色。”肖武男先生这样说是有原因的。当然父亲对国家民族发展的关怀，也就是秉承了传统中国读书人的精神，以天下忧乐为己任，自然会对政治关注，但是在他看来，政治的根本目的，就是要国富民强，文化卓越，最终使人民得利。

　　肖武男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曾经多次探访父亲，两人经常促膝深谈，有几次交谈时间竟然长达四个多小时，更有意味的是，他们谈的不是佛教，也不是国学，而几乎全部是政治方面的话题，两岸关系是核心内容。每当谈到两岸关系发展时，父亲总是流露出惋惜的神色，接连说了好几个“可惜”。诚然，正如肖武男所说，父亲一直致力于推动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汪辜会谈”的实现也有他的努力，所以，有人说父亲是一位沟通两岸的和平使者。不过父亲从未接受任何官方的称号，但是，他为两岸和平统一大业做出的贡献却值得我们铭记。这还得从父亲刚到香港时说起。

　　一九八八年年初，父亲在香港刚刚安顿下来。二月五日凌晨三点钟，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打破了深夜的宁静。父亲起初以为是打错了，并没有立刻接听。谁知道电话铃声越来越凌厉，父亲只好拿起话筒：“请问哪位？”

　　电话那头答道：“我是贾亦斌。”

　　父亲顿时睡意全无，欣喜万分：“喔，老朋友，真的是你吗？”

　　“是我。有件事，很重要……”

　　“什么事情那么重要？”

　　“三言两语，电话里说不清楚，见面细说吧。”

　　这位贾亦斌不是别人，正是父亲一九四〇年在成都中央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搬到成都后改名）的同事。当时父亲任政治教官，贾亦斌是战术教官兼区队长，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父亲后来离开大陆去了台湾，两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这在前面讲述父亲在成都的经历时已经简单说过 了。

　　那么，为什么阔别了半个世纪的贾亦斌先生会突然半夜给父亲打电话呢？这得从当时的两岸关系说起。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蒋经国在台北因病去世。父亲当年旅美，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蒋经国对父亲的忌惮、猜疑和戒备。父亲这次回港，多少也与此有关。

　　大陆领导人对蒋经国的逝世深表哀悼，并于次日发表了谈话，肯定了蒋经国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主张国家统一，为两岸关系的缓和而做出的努力。

　　同年一月二十二日，七十六岁高龄的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贾亦斌，以探亲名义，再度访问香港。在为期半个月的时间里，贾亦斌接触了台、港相关人士约五百人次，多次与台湾老同事通电话。二月五日凌晨打给父亲的电话，就是其中之一。当天晚上，贾亦斌来到父亲位于香港港岛中环半山区的麦当劳道的临时居所。时隔近半个世纪，老友重逢，两人竟然激动得手舞足蹈，手拉手，彻夜促膝长谈。两人的话题从当年的成都同事之谊，彼此分别后的遭遇，到世事变化，再到海峡两岸关系，无所不谈。

　　其实贾亦斌曾经与蒋经国情同兄弟，但后来贾亦斌在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时率部起义，为此，蒋介石曾大为光火，罕见地指责了蒋经国“用人不当”。蒋贾二人从此亦反目成仇，天各一方，四十年未曾谋面。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海峡两岸处于极为严重的敌对状态中。贾亦斌当时在宋时轮将军的九兵团，从事对外联络工作。后来，他主动申请赴香港工作。蒋经国得知这一情报后，立即命令情报特务系统的香港站站长王新衡，务必除掉贾亦斌这个昔日的兄弟。蒋经国还派出军舰在香港附近海域游弋，一旦捉到贾亦斌，就将他绑架到军舰上，押往台湾；如不能活捉，就采取“打闷棍”的方式将他处决。

　　那时的香港，国民党的特务活动十分活跃，贾亦斌可以说是如履薄冰，时刻都有生命危险。当时，他就住在香港九龙旺角西洋菜街。有一天，由于工作需要，他与国民党的旧部约好在尖沙咀的半岛饭店会面。他们还没谈几句，就发现饭店周围有一些形迹可疑的人。贾亦斌当即决定中止会面，迅速撤离。贾亦斌出了饭店就上了一辆计程车，发现后面有车跟踪，他指挥司机东拐西拐，接连换了三次车，才最终把“尾巴”甩掉。

　　改革开放后，随着两岸关系的发展，贾亦斌与蒋经国逐渐捐弃前嫌，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通过秘密通道进行联系。但是，造化弄人，蒋经国猝然去世，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联系很快就中断了。

　　因此，贾亦斌这次来港，着急约见父亲的目的显然很明确，除了叙旧，重温老朋友之间的友谊，他最大的希望就是请父亲出面，为两岸和谈开辟新的通道。

　　贾亦斌如约登门拜访。老友相见，嘘寒问暖。父亲说：“有空过来吃饭，但不谈政治的事。”话虽如此，父亲还是抑制不住，自己先把话题扯到政治上去了：“中国民主的问题，时间不到，过早的民主，只会使人各自争取私人的利益，不会为整个国家社会的发展做贡献的。”

　　贾亦斌见父亲如此关切，便顺势请求他出面搭建两岸和谈通道。父亲在美国隐居三年，甫一到港，就接到经年未见的老朋友委托的重任，而且这个任务关系到两岸苍生，自然是慎之又慎。加上他此时对两岸的底牌并不十分了解，所以婉言谢绝道：“你说是来看我这个老友的，但谈来谈去都是这些政事。如果你要我回台湾去为你们做说客，是不行的。我已经‘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一来我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根本不想这些事；二来我原就与蒋经国先生没有什么关系，现在是李登辉当家，我与你一样都是外省人，与他更没关系了。”

　　贾亦斌见状，怕父亲真的撒手不管，因此也不再遮掩：“我们知道李登辉是很尊重你的。目睹两岸骨肉同胞长期分离，难道老兄能置身事外吗？你听我说，我找你是有理由，而且非你不可，非你莫属。第一，你是能与李登辉说得上话的；第二，你在两岸政治圈中有广泛的人脉关系，了解两岸的政治和历史；第三，你的社会地位和威望在两岸甚至在国际上都是有巨大影响的。你说，除了你，还有谁能担此重任呢？”

　　有人说，父亲在台湾政坛上一言九鼎，其实这是过誉了。父亲从来不主动结交政治人物，相反，是台湾的各界人物或者倾慕于他那备受推崇的“国学”，或者希望借助他的名望，或者出于其他目的，纷纷交好于父亲。父亲广开门庭，有教无类，桃李满天下。一九六六年，父亲应蒋介石、蒋经国之邀，在台湾各地巡回演讲，在高雄冈山“空军”基地讲《中庸》时，倾心儒学及王阳明学说的蒋介石亲临现场，“前设布窗，坐在幕后听”。这之后，拜父亲为师求学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多数还是党政军各界的闻人要人，诸如“总政战部主任”王升、“总统府秘书长”马纪壮、“陆军一级上将”刘安琪、“调查局局长”阮成章、“海军上将”崔之道、“海军总司令部政战部主任”萧政之等。不过父亲从来也没有说过谁是他的学生，倒是这些人自奉为“南门弟子”，在台湾政坛上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觑的势力。

　　一九八八年年初，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父亲也从美国飞抵香港，并决定在香港住下来。李登辉甫一走马上任，政权尚未完全巩固，所以对父亲依然极为敬重。父亲也确实给了李登辉一些意见。父亲的初衷是希望台湾局势稳定，希望李登辉能做一些对台湾人民、对两岸同胞有利的事情。

　　有了在台湾的这些“政治资源”，此时贾亦斌找到香港来，自然是寄希望于父亲，希望他出面促成好事。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父亲与贾亦斌先后晤谈了七次。父亲也已经答应尽力为两岸人民的福祉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两个老朋友的久别重逢，揭开了父亲作为和平使者，与两岸高层领导人来往，沟通和促进两岸关系的序幕。

　　三月五日，贾老带着自己在香港收获的“战果”回北京。临行前最后一次会谈中，贾老对父亲说：“我下次来港时给你带个重要人物。”父亲正色道：“我不认识的朋友，请你不要带来。”

　　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一日，贾亦斌如约带来一个新朋友介绍给父亲认识——时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小组办公室主任的杨斯德，曾经是中共中央军委联络部部长。

　　父亲起身开门迎客。杨斯德身形高大，站在贾老身后，一进门便对父亲鞠躬，用浓重的山东话自我介绍道：“南老，我叫杨斯德。”

　　父亲把客人请进门，说：“杨先生，我听说你是一个重要的人物。当然，你们这次一定是为重要事情来的。”

　　杨斯德说：“南老，北京有诚意与台湾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家统一问 题。”

　　父亲说：“你们对我谈统一问题，不可能的！你们还是去找毛泽东。”

　　杨斯德说：“老师，不要讲笑话了。”

　　接着，父亲对杨斯德讲起了近代历史：“当年大家一起发动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成立‘中华共和国’，旗帜是五色旗。后来袁世凯称帝，国民党不得不发动北伐。北伐胜利，国民党把‘中华共和国’改为‘中华民国’。其实，这是帝王思想在作祟，似乎非改朝换代不可。等到两党一起抗日，仍然在‘中华民国’旗帜下。毛泽东打败了蒋介石，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杨斯德说：“南老，这是历史问题，我们不予置评。中央坚持和平统一，但是不承诺放弃武力。”

　　没有听完杨斯德详细阐释，父亲就说：“现在你们说要统一，那除非是兵临城下，台湾不得不投降。如果你们现在硬要出兵攻打台湾，胜败尚不可知。即使你们拿下台湾，也将使二千万人变成一千万人，台湾成为一个荒岛，再不是美丽岛了。既然我们是朋友，希望两岸不要打仗。”

　　贾亦斌连忙说：“不会打啦，不会打啦。小平同志有过批示，要和平解决统一问题，南老若不相信，我们下次带给你看。”

　　父亲这才平息了激动的心情，继续与杨斯德交谈。这次交谈对父亲的触动很大。他了解了中共最高层对台政策的基本原则。

　　一周之后，贾杨二人回京。其间，三人又多次见面。临别之际，父亲郑重表示，自己将竭尽全力为两岸和谈牵线搭桥。杨斯德与贾亦斌带走了一盒与父亲的谈话录音带，以便向有关领导汇报。

　　杨斯德与贾亦斌刚走，父亲就吩咐李素美即刻启程，飞赴台湾，将同样一套录音带送给李登辉。父亲还亲自打电话给时任台湾前“总统府公共事务室主任”的苏志诚：“志诚，你告诉叔叔（指李登辉），那边有贾亦斌要带朋友来，你懂不懂朋友啊？”

　　苏志诚答：“听懂了。”

　　父亲说：“你告诉他，快派人过来。”

　　苏志诚说：“老师，我们没有人去，香港不能去的。”

　　父亲说：“你可以去找安全局长，他们做特务的什么身份没有，尤其是你现在要办多少个身份都不难，随时可来。不用怕，我会保护你的。”

　　可能是出于对大陆的不了解和畏惧，苏志诚还是没有来。

　　录音带送过去了，父亲却没有收到李登辉的回应。父亲原本以为有很大的机会促成双方的会面，但是，一来，父亲多少有些高估了自己的影响；二来，尽管双方代表密谈不算是特别重大的政治事务，但也不是小事一桩，时机也很重要，并非一时半刻就能促成的。父亲慢慢也想通了，这件事情需天时地利与人和，面面具备，才可能完成。

　　虽然两岸代表会谈这件事情暂时落空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事的沟通，父亲与大陆的关系日渐密切起来。其中，修建金温铁路这一件事就让父亲与大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前前后后长达十年之久。而金温铁路的建设，也有贾亦斌牵线搭桥、极力促成之功劳。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日，父亲电告李登辉，请他让苏志诚设法来一趟香港，以便了解大陆谈判的意图。李登辉也迫切想要知道大陆方面的底牌。因此，过了年以后，在李登辉的授意下，苏志诚首次秘密赴港，传达了李登辉的邀请，希望父亲回一趟台湾，共商大计。

　　一九九〇年九月八日下午，父亲在阔别四年之后，终于重返台湾。当天晚上，父亲与李登辉会面，地点在李登辉的台湾“总统府”。李登辉把父亲请进自己的书房，仅留苏志诚一人作陪。

　　父亲也不客气，落座之后，便反客为主，说古道今，纵论天下，晓以和平统一的民族大义，也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多小时。李登辉一改往日自己一言堂的做派，认真地听着，不时点头称是。

　　父亲最后说：“你先不要管大陆出兵不出兵。蒋家把天下交给你，他们是自己打下来的。你没有威望，要有德望。台湾现在‘外汇’存底有八百多亿美元，你先管内政。蒋经国先生有十大工程，你应好好利用八百亿美元为老百姓做点事。”

　　次日晚，父亲和李登辉在“总统”官邸再度会面，两人又深谈了两个小时。最后，李登辉夫妇把父亲送到门口说：“我就不到机场送行了。请问南老师最后还有什么吩咐？”

　　父亲意味深长地说：“我希望你不要做历史的罪人。”李登辉听完，甚是惊讶父亲会说出这样的话来，竟然不知道该怎么作答，一脸尴尬地目送父亲离去。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在父亲的引荐下，贾亦斌陪同台办主任杨斯德与李登辉办公室主任苏志诚在香港会面，国共双方重启会谈。会谈地点依然是父亲在香港的寓所。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贾亦斌、父亲、杨斯德、苏志诚（从左至右）在香港会谈

　　会谈在父亲的主持下正式开始。

　　杨斯德说：“希望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会见。”

　　苏志诚说：“你们打天下时，我还没有出生，因此我们之间没有任何恩怨仇恨。这次来是想与各位交个朋友，希望深入全面地交换意见。”

　　会谈正式开始。苏志诚想方设法地赞美、夸耀李登辉，希望以此取得大陆对李登辉的信任。苏志诚还向对方透露，李登辉正准备终止“动员戡乱时 期”。

　　杨斯德当即表示：“这次中共中央对台工作会议已确定，以李先生为谈判对手。有许多台湾朋友来北京，我们也在帮李先生做工作，告诉他们，对本省人一概排斥是不会被我们接受的。”

　　这一次的会谈还跨了年，第二天就是一九九一年元旦，两岸双方继续在父亲居所里会谈。苏志诚首先应杨斯德的要求具体说明了台湾“国统会”、“陆委会”和“海基会”的职能，也介绍了“国家统一纲领”的构想。

　　苏志诚说：“我到香港是以度假的名义来的，是需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但还是来见你们了，这也是一种诚意。我们准备在今年五月一日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更是一种有诚意的表示。”

　　父亲说：“台湾的意思，是希望在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之后，大陆方面应该有所回应。”

　　杨斯德回应说：“苏先生，你看是单方面宣布终止‘动员戡乱’好呢，还是双方共同宣布消除敌对状态好。我们不放弃使用武力，但是，绝对不是对台湾同胞，而是针对外国人的。两岸没有敌对了，为何就不能坐下来谈呢？与其零敲碎打，还不如从政治和军事上根本解决问题。只要你们愿意，五月一日前双方就可以谈。”

　　苏志诚没有表态。

　　父亲见双方又有无法继续的趋势，便说：“我对李登辉说，北京派杨斯德来了两次都没有带方案，也不会拿出方案，只是讲统一。你也拿不出方案。你们两家碰面了，我编一个剧本，你们审查。我建议成立一个中国政经重整振兴委员会，包括两岸两党或多党派人参加，修改历来宪章，融合东西新旧百家思想，为中国文化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宪法，国号、年号问题都可以在这个委员会内商量，成为全中国人的国统会。这是上策。中策是大陆划出从浙江温州到福建泉州、漳州和厦门一块地方，台湾划出金门、马祖，两岸合起来搞一个经济特区，吸收台港等地百年来的经济工商经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做一个新中国的样板。最重要的是为国家建立南洋海军强有力的基地，控制南沙及东沙群岛，对东南亚太平洋海域建立管制权力。”

　　在座各位都说经济特区好。

　　父亲说：“好是好，可是你们都做不到。如果真能做到，英国人、美国人也都会佩服我们了！”

　　父亲顿了顿，见大家没有话说，便继续说：“所以只能是下策了。下策是只对两岸经济、贸易、投资与通与不通的枝节问题商讨解决办法。大家谈生意，交换煤炭、石油。”

　　大家心里面清楚，在现阶段，能在下策中寻求突破也算是一大进步了。

　　第一次密谈结束了，双方约定把会谈录音带回去，各自汇报，并把下一次密谈的时间定在春节。

　　在第一次会谈结束后，父亲分别给两岸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本腐儒，平生惟细观历史哲学，多增感叹。综观八十年来家国，十万里地河山，前四十年中，如阴符经言，人发杀机，天地翻覆。后四十年来，天发杀机，移星易宿。及今时势，吾辈均已老矣。对此劫运，应有总结经验，瞻前顾后，做出一个崭新好榜样，为历史划一时代之特色，永垂法式，则为幸甚！但人智各有异同，见地各有长短，一言兴邦，岂能望其必然，只尽人事以听天命而已。我之一生，只求避世自修，读书乐道了事，才不足以入世，智不足以应物，活到现在，已算万幸的多余。只望国家安定，天下太平，就无遗憾了。目前你们已经接触，希望能秉此好的开始，即有一好的终结。惟须松手放我一马，不再牵涉进去，或可留此余年，多读一些书，写一些心得报告，留为将来做一点参考就好了。多蒙垂注关爱，宠赐暂领，容图他日报谢。”父亲想及时抽身，乐观其成，但是两岸见事情好不容易有了点眉目，都不舍得丢弃父亲这个中间人，无不通过密使尽力挽留。父亲为天下苍生计，只得继续履行自己的历史使命。

　　一九九一年二月十七日，农历正月初三，进行第二次密谈。大陆方面贾亦斌会同杨斯德等三人，与台湾方面的苏志诚、郑淑敏和尹衍梁再次会谈。

　　苏志诚眼下最关心的，就是大陆方面准备如何回应李登辉宣布终止“动员戡乱令”。所谓“动员戡乱令”，是指国民政府于一九四七年颁布《中华民国宪法》后，随着抗日战争的结束，共产党力量的增强，蒋介石在七月四日向国民政府第六次国务会议提交了“厉行全国总动员，以戡共匪叛乱”的动员令，并于次日公布，从此全国进入所谓的“动员戡乱时期”。一九四八年四月，国民大会召开第一届第一次会议，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一案：在宣告“动员戡乱期间”，就国家实施紧急权之程序给予特别之规定，使之不受《宪法》本文规定之限制。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国民党逃亡台湾后，该《条款》历经多次修订，继续有效。一九九〇年三月，台北爆发三月学运，提出废除《临时条款》和召开“国是会议”等诉求。同年五月二十二日，李登辉在第七任台湾地区领导人就职记者会上表示，计划在一年内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并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回归正常宪政体制。

　　父亲自然清楚，这也是李登辉最想掌握的情报。终止“动员戡乱令”本来是蒋经国生前就决策好了的，却成了李登辉继任后做成的一件大事。如果大陆能给予积极回应，李登辉就能在台湾民众中赢得更多的支持和信任。

　　杨斯德当即直接表示，大陆高层方面对此不以为意。

　　苏志诚听完，甚是尴尬，一时不知该怎么接话。

　　父亲见状，起身对杨斯德说：“一旦台湾方面宣布了，北京没有及时回应，对李登辉来说问题很严重，内部会有反对意见。”

　　贾亦斌接了话茬，说：“最近，台湾‘行政院长’郝柏村说，结束‘动员戡乱时期’后，两岸还是交战状态。他这样说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就使我们很难表态。”

　　苏志诚急忙解释说：“郝柏村的话只是回答记者提问，他是一个军人，对大陆政策不了解，我们的决策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包括李登辉和李元簇先生在内只有六个人。如果你们想了解我方对大陆政策的依据，我可以念一份本月五日这六个决策核心人物的会议记录。这份记录是我做的。我来前曾请示能否读给杨先生听，是得到最高层同意的。”

　　苏志诚一字一句地念文件，大家都很认真地听。“当前政府正致力于宪政改革、并积极改善两岸关系。部分人士伺机自美返台，鼓吹台独，造成台湾内部政治社会不安定，增加海峡两岸的紧张情势。目前我们要有一个安全安定的环境，推动改革，推动大陆政策。不希望受到不必要的干扰和破坏。像某个人，政府邀请他参加‘国统会议’，他不参加会议，反而巡讲演说、作恶性宣传，企图造成台湾内部不安。这种人透过美国施压要求回国，对台湾绝没有好处。在‘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后，海峡两岸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局面。追求统一，必须有耐心，必须花一定的时间，不能急躁。相信两岸如能建立稳定的关系，双方内部安定，我们就可以全力进行与大陆间减低敌意的措施，并鼓励民间往来。这样做，对中国统一必有帮助。不能忽略目前中共对台敌意并未明显消除，有许多统战措施。这是目前我们面临的困难，推动对大陆关系要说得少、做得多。尤其注意不让外国人支持台独人士。这样问题会轻松一点。”

　　杨斯德听完，要求复印一份带回北京，但遭到苏志诚的拒绝。杨斯德说：“我方需要了解台湾准备以什么方式巩固目前的两岸关系，希望对中共定位表明态度。我们将根据你方的态度，再确定回应方式。”他进一步解释说，“我们希望台湾当局把中共定位为友党，将来停止军事对峙、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停止一切危害两岸关系和统一的言论和行动，达成秘密或公开协议。我建议，就我刚刚说的‘三停止’，我们双方可以先达成秘密协议，并得到最高层的认可。有了这个秘密协议，在台湾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后，可以有两个办法回应：一个办法是台湾与大陆各自再同时发表声明，声明内容事先交换；另一个办法是双方发表公开联合声明，向全世界昭告，不允许外来势力干预中国人自己的事。”

　　杨斯德刚说完，苏志诚立刻追问：“你的这些意见是否向最高层报备 了？”

　　杨斯德回答说：“报备了。”

　　郑淑敏一直在旁边记录。苏志诚核对了郑淑敏的记录后，问：“我再确认一下，你的意思是大陆方面希望签订和平协议，协议内容就是‘三停止’。是不是这样？”

　　杨斯德正色回答道：“正是如此。”

　　苏志诚说：“好，清楚了。我回去报告，我们会认真研究的。”

　　最后，苏志诚又说了一句很有内涵的话：“其实，我们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后，杨主席表一个态，一句话就够了：双方共同承担确保台海安全的责任，派出授权代表商讨签订和平协议。然后我们就会呼应。”

　　杨斯德没有回应，苏志诚也没有再说什么。

　　第二次密谈就这样结束了。

　　一九九一年三月二十九日，星期五，两岸密使按事先约定来到香港，在父亲新购买的坚尼地道的居所里，杨斯德与苏志诚进行了第三次密谈。大陆方面到场的是杨斯德及其秘书，以及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的一位王姓先生，贾亦斌先生这次没有陪同。台湾方面依然是苏志诚和郑淑敏。

　　这次密谈不如前两次顺利。按照之前双方的约定，“三停止”秘密协议本来应该得到双方最高层认同，进而进入下一步更加深入探讨的。但是，事与愿违，就在几天前，郝柏村又捅出了大篓子。三月十五日，郝柏村在回答“立法委员”质询时公开宣称：“宣布‘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后，‘一个中国’的政策不变；反共的政策不变，中共现阶段还是台湾的敌人；‘三不政策’基本上也不做改变。” 郝柏村此举令大陆方面十分恼火，对于李登辉的可信度和诚意也产生了质疑。

　　杨斯德明显带着火气来的，他一开口就是厉声责问：“你们的郝柏村讲，‘动员戡乱时期’终止后，反共政策不会改变，中共还是敌人，还是叛乱团体。这样的定性，叫我们怎么善意回应？这是继续坚持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政策。这是我们必须反对的。这次来，首先要解决定位的问题，否则下一步就没法谈。”

　　看到情势如此剑拔弩张，父亲赶紧说：“你们见了三次面，都是少数人知道，其他人都是在讲官话。今天双方如果争这些话，那是不会有结论 的。”

　　苏志诚顺着父亲的话说：“我上次已讲过台湾对大陆问题的最高决策是六个人的会议，郝柏村不在其中，因此他根本不知道下一步会怎么走。”

　　父亲见杨斯德的神情依然充满警惕和怀疑，便宣布暂时休会。大家稍微放轻松以后，情绪也逐渐平复，毕竟任何谈判都需要时间，令双方逐步建立互信，何况当前的台湾局势也不是李登辉能完全掌握的。在当时，也没有人会揣测出李登辉仅仅是用这个机会，缓冲两岸对峙，然后好对台湾内部的国民党大佬下手打压。

　　会议接着往下开。苏志诚首先说：“现在双方对和平统一都赞成，台湾不赞成‘一国两制’，大陆领导人也不同意放弃武力。看来我们应该把分歧暂时搁置，先谈合作问题。”

　　父亲说：“合作方案最重要，台湾在等大陆拿出方案来。”

　　杨斯德说：“我方认为核心问题是定位，既然你们说郝柏村没有参与决策，请问你们最高层的最终意见是什么？”

　　苏志诚回答说：“可以说是竞争性的政党，竞争是正面的用词。你们对和平协议的构想如何？可行的话，什么时候进行？怎么开始？我方倾向签订公开协议，因为秘密协议没有效力。有了和平协议，接下来，两岸再就如何合作进行商议。”

　　杨斯德问：“你有没有带可行的方案来？”

　　苏志诚说：“上次你们提出的设想，我带回去后，最高层认真研究过，也征求过其他重要人物意见，大家都说大陆不会真的愿意做。”

　　杨斯德不高兴地说：“你们是怀疑我们的诚意。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个坚定不移的原则。统一当然是统一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只能是地方政府，这一点不能改变，解决办法就是‘一国两制’。不是单纯签订和平协议，而是和平统一协议。我上次提的‘三停止’是最低要求，目的是结束敌对状态。当然还应该有更高的目标，对历史有所交代。双方各自拿出草案，再正式签订，如何公开可以再商量。我代表中共中央正式邀请苏先生，或其他由李登辉指派的代表去北京，与我们当面谈。”

　　苏志诚见杨斯德亮出了底牌，自己又没有准备好怎么接招，只好说：“我们先讨论如何跨出第一步，看看怎么做。”

　　双方各执己见，想法南辕北辙，气氛十分紧张，眼见着就要不欢而散，无果而终了。父亲见状，怕拖下去只会越拖越僵，就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说：“我只提一个‘和平共存、协商统一’的八字方针。统一是双方认同的目标，这八个字也没有说要台湾取消‘国号’，投降过去。大家先不要打仗，慢慢谈判统一。”这八字方针是父亲夜不成寐、反复思索出来的，双方听了，都同声称好。

　　父亲见事情有转圜的余地，便顺势提出：“你们对这个方针都叫好，那就签字呀！你们签了，回去双方领导认可就管用，就是条约；有一方不认可也没关系，这是一句文学语言，妙就妙在这里。”

　　父亲转向苏志诚，正色地问：“志诚，你签不签？”

　　苏志诚回答得倒是干脆：“拿支笔来，我签！”

　　父亲环顾了一下会场，说：“你们都拿出证件来。我是中间人，要验的。”

　　苏志诚拿出“总统府”工作件。父亲转身再问杨斯德有没有证件，杨斯德不搭腔，其余所有的人也都默不作声。

　　父亲的一番热忱像被泼了盆凉水，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会议结束时，杨斯德再次问苏志诚：“你有没有可能秘密来北京？”

　　苏志诚答道：“要请示。”

　　双方不欢而散。

　　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台湾宣布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作为回应，大陆高层决定由汪道涵、许鸣真、杨斯德和王兆国等四人组成项目小组，由汪道涵领衔，以李登辉为对象，通过父亲，在香港举行谈判。

　　六月十六日，两岸密使再度在香港会谈，地点依然是父亲的居所。台湾方面照旧是苏志诚和郑淑敏。不久之前，中共中央对台工作办公室和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合并，由王兆国出任主任，杨斯德不再担任职务。大陆代表的第一个任务是向对方通报这一人事改变，第二是说明中共中央台办负责人“六七”谈话是经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逐字逐句推敲的，授权以“对台办”负责人名义发表。这是回应台湾宣布终止“动员戡乱令”的一个正式文告。

　　大陆的戴代表总结说：“对台办负责人的三点谈话已充分表达了我方的诚意和善意。”他一再促请苏志诚去北京，直接面见中共领导人，承诺一定会高度保密、妥善安排。

　　苏志诚对此未置可否，只是反复表示：“签和平协定的事，希望你们严肃认真考虑。”

　　这次密谈没有达成具体有效的成果，父亲也没有多说什么。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间，尹衍梁来到香港，拜见父亲时说：“北京有几个人很想来看望你，其中有一位老先生叫许鸣真。”

　　父亲问：“这位许鸣真先生是何方神圣？”

　　尹衍梁答：“许鸣真在中共元老及其子弟圈中被称为‘许老爹’。许先生早年是陈赓大将的秘书。‘文化大革命’时在东北的哈军工当校长。许多高干子弟没有饭吃都去东北找许老爹，得到他的照顾和保护，因此各家都很感激他。‘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曾经出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离休后来港担任某公司董事长。”

　　父亲说∶“他们来做朋友可以，再谈这件事，我已经烦了。”

　　过了几天，许鸣真先生登门拜访。初次见面，父亲和他却一见如故，大有相见恨晚之憾，从此成为至交好友。后来，父亲还全权委托许老作为自己修建金温铁路的私人代表。

　　几天后，许老再次来访，这次他还带来了一位新朋友——国防科工委主任丁衡高。父亲回顾了自己充当两岸密谈中间人的前因后果，对自己提出的各个议案最终大都没有得到落实感到十分遗憾。父亲十分坦诚地说：“两岸密谈越谈越糟……我几十年旁观政治，军人、特务、政客都是好朋友，每个地方都买票不进场，所以看得很清楚。我要是进场就是参政了，但如果不买票，你们在里头做秘密事，我不能进门来看个清楚，就没有资格评论。我曾几次问杨斯德，谁能最后拍板？杨都含糊其辞……我提出的‘和平共存、协商统一’这八字方针，如果双方签了字，就不至于拖到现在没有什么进展。两岸统一既是功劳，也是责任，有些人只想把功劳装进自己的口袋，却不愿意担当这个重任。两岸不透明，互相瞒着在做，总是拿不定主意。”

　　许老听得十分动容，真诚地说：“这件事要办成功，需要想办法让最高层的领导人都知道才行。”

　　第二天，许鸣真就直奔上海，拜访汪道涵先生。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六日，大陆海协会正式宣告成立。汪道涵先生即将出任大陆海协会会长，但他对曾有两岸密谈这回事一无所知。许老对汪老详细讲述了父亲为两岸密使会谈牵线搭桥这一段历史。汪老听到这里，连声说：“这个重要，这个重要！”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日，在父亲居所，许老与苏志诚第一次会谈。陪同前来的尹衍梁事先给苏志诚介绍过许老在北京的分量和地位，加上父亲对许老也表现出异于常人的信任和亲密，苏志诚再也不敢表现出一丝的怠慢，满口应承会把大陆最高层的意见如实向李登辉报告。

　　许鸣真往返京港，父亲居间与台北联络，两人如穿花的蝴蝶，又如织网的蜘蛛，准备组织新一轮的密谈。这一次，父亲从许老那里得到了北京最高层确切的意见，对李登辉也怀有希望，所以，他又重燃起热情来了，觉得大有希望。

　　一九九二年五月初，大陆方面决定由汪道涵、许鸣真、杨斯德和王兆国四人组成专案小组，由汪领衔，以李登辉为对象，通过在香港的南怀瑾谈判……

　　五月二十六日，尹衍梁到达北京，传递了李登辉方面同意秘密谈判的意 见。

　　父亲从尹衍梁那里得知大陆方面将派出汪道涵、许鸣真和杨斯德三位元老与台湾会谈的信息后，心里十分清楚，大陆方面这次是高度统一，极有诚意的。因此，父亲对苏志诚说：“你年纪太轻，地位不过是‘总统府’的工作人员，你不要代表一切。李登辉如有诚意，为何不派年纪大一点的老前辈来？比如谢东闵也行！假如仍要你来谈，也要有李登辉的委任书。否则，将来台湾人骂你出卖台湾，你怎么办？我与你不同，我是站在公正立场，我不在乎啊！我对得起台湾，对得起大陆，对得起国家和民族。”父亲实际上是希望台湾方面拿出足够的诚意，改派更有资历和分量的人物前来香港参加双方会谈，以提高会谈的层次和效率。

　　一九九二年六月十六日，大陆派出汪道涵、杨斯德和许鸣真，台湾代表依然是苏志诚和郑淑敏，双方在香港的希尔顿酒店密谈。台湾方面并没有派来新的代表，父亲很是失望，但作为中间人，他还是参加了这次密谈。

　　一九九二年六月十六日在希尔顿酒店会谈的杨斯德（左二）、苏志诚（左三）、汪道涵（左五）、许呜真（右一），以及父亲（右 三）

　　会上，苏志诚邀请许鸣真秘密访问台湾，与李登辉面谈。许鸣真表示愿意继续保持联系，待回去研究后再做答复。双方接受了父亲的建议，敲定首次“汪辜会谈”日期，这可能是本次会谈的最大成果了。除此之外，密谈双方在实质性问题上都寸步不让。最后，双方请父亲总结讲话。

　　父亲说：“我重复一下我之前提出的三原则：第一，和平共济，祥化宿怨；第二，同心合作，发展经济；第三，协商国家民族统一大业。你们要是不反对，就签字。”

　　双方都表示对此三原则完全赞成，但谁都怕担责任，谁都不肯签字。

　　父亲早就见惯了这些政治上的“技巧”，也就见怪不怪了。接着，父亲从口袋里拿出一份材料，说：“这样吧，由我来写一封信，请你们双方回去交给最高决策者。三个月内，如果两边都不回信，也不签字。此议自此作罢，不要再找我了。”

　　父亲的信一式两份，一份给台湾，一份给大陆。双方都十分仔细地看完信稿。信中原有一句，双方“先后在此相商”，苏志诚十分敏感，怕万一密谈曝光，会被人说他出卖台湾，便要求把“相商”一词改成“相遇”。此举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父亲也不计较，当场改好。以下便是这封信的全文：

　　和平共济协商统一建议书

　　有关两岸未来发展问题，适逢汪道涵先生、杨斯德先生、许鸣真先生等与苏志诚先生等，先后在此相遇，广泛畅谈讨论。鄙人所提基本原则三条认为：双方即应迅速呈报最高领导批示认可，俾各委派代表详商实施办法。如蒙双方最高领导采纳，在近期内应请双方指定相应专人商谈以期具体。如未蒙批示认可，此议作罢。

　　基本三原则三条：一、和平共济，祥化宿怨；二、同心合作，发展经济；三、协商国家民族统一大业。

　　具建议人　南怀瑾敬书

　　一九九二年六月十五日于香港

　　一九九二年六月十五日父亲手书的和平共济协商统一建议书

　　双方分别把信带了回去。

　　可是，苏志诚作为父亲的学生，竟然阳奉阴违，私自扣压了父亲的信。父亲知晓内情后，既感到气愤，又感到伤心，从此不再理会他了。善于玩弄权谋的李登辉，更加过分，随后竟然通过报纸说，苏志诚、郑淑敏与大陆方面的会面是他们个人的行为，“不是我派的”。父亲对李登辉及其谈判密使的做法和品行十分失望，悔叹连连，正式退出两岸密使的会谈。就此，父亲与贾亦斌、许鸣真这两位至交好友努力开辟的两岸密谈渠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关闭了。此后，两岸密使通过“汪辜会谈”这一新渠道继续着这未竟的事业。

　　许多人喜欢对外说是父亲的学生，实际上只是想暂时利用这个身份而已。在台湾许多政客曾经用过这个名词，后来两岸的商界也有人用，但是真正学习中华文化思想，又能身体力行的则没有。所以父亲曾遗憾地说过，他是没有学生的。

　　苏志诚这个人，有台湾人认为他是台湾历史上的李莲英。他原先是李登辉独子的同学，在李登辉独子过世以后，长期出入李家并获得他们的信任。在李登辉后来的发展上，与之形成政治共同体，为李登辉的权钱服务，直到李登辉下台，彼此间的利用关系结束，两人形同陌路，苏志诚本人也牵入司法案件才退出政治舞台。其为人，可谓嚣张粗鄙。我曾经与他在面馆一起吃过午餐，让我惊讶的是台湾的政治圈竟然有这样的权臣，其衰败可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父亲闭口不谈密谈事件，也绝口不提苏志诚和李登辉这两个人的姓名。后来，父亲谈起此事时说：“做了一辈子学问，到七八十岁，还会被一个文化浅薄的李登辉和一个阳奉阴违的苏志诚玩弄拐骗，除了怪自己既愚且痴之外，我还能有什么话说！”话语之中既有自我嘲讽，也有后悔懊恼，听来令人心酸眼热。

　　现在回顾历史，李登辉的倾向一直是利用“台独”和台湾地方势力，以及国民党的残余影响力，把台湾拉向日本的怀抱。在他主政时期，台湾社会受到日本的极大影响，这样的想法，也延续到了他的继任者，致使今日的台湾定位模糊，实力几乎殆尽。这个建立两岸和平的架构，于李登辉而言，自然成为送上门的可利用的机会。他的这个背景，藏得很深，当然不是父亲那时所知道的。

　　虽然父亲不再是“渠道”了，虽然他说自己参与过的密谈到头来不过“是一场愚痴无智的诳语笑谈会，此乃我心裁决的结语”，但父亲并未彻底放弃两岸和平事业。

　　一九九五年春节前夕，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就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问题，发表了著名的八项主张，即“江八点”。汪道涵先生当即向江主席举荐父亲。同时，汪老邀请父亲回大陆，商谈台湾社情与推动两岸关系方略。

　　父亲对国共两党始终抱着“买票不入场”的态度，尽管汪老诚意拳拳，但父亲始终没有应承。后来，因为许鸣真病危，父亲十分牵挂，于八月上旬前往许老所在的上海医院探望。汪老抓住这个机会，与父亲深谈了四个多小时。父亲向汪老讲述了台湾的历史沿革、民心民意、政情党情社情，也讲到了国民党近来的动作与李登辉前后的变化。父亲说，两岸要和平统一，攻心为上，只有文化先统一领先了，才有可能解决政治上的问题。

　　一九九八年十月中旬，汪辜再次会谈，达成了汪老应邀访问台湾等共识。下旬，周瑞金先生应台湾“中央通讯社”的邀请，率领《人民日报》新闻代表团访问台湾。周先生从台湾访问归来，途经香港，受汪老委托，登门拜访父亲。

　　父亲见到周先生，笑着说：“南书房行走来了，欢迎。”这是双关语，既表明了周先生中央机关报主持言论的副总编身份，又戏称他今天登门拜访是到“南怀瑾的书房行走来了”。

　　周先生代汪老向父亲致意，并谈起自己此次台湾之行正是汪辜会谈的一个成果，此次登门造访，也有代汪老问询南老对汪辜会谈的意见，云云。

　　父亲直言不讳，说道：“现在两岸都说好，我看不会有结果。李登辉在台湾名声不好，这个人你们都没有看透。他在执政初期，权力基础未稳，利用密使会谈，缓和两岸关系，取得大陆对台湾地位的认可，得以腾出手来将李焕、郝柏村、林洋港等政敌消除掉，巩固自己的权力。现在，李登辉不同了，他会容忍汪道涵去台湾讲统一吗？”

　　父亲与汪道涵先生（一九九五年八月六日）

　　事实证明，父亲的顾虑并非多余。一九九九年七月，李登辉悍然抛出“两国论”，不仅使得汪老台湾之行成为泡影，更使得好不容易有所改善的两岸关系堕入冰点。

　　父亲忧国忧民之心天地可鉴，他为两岸和平所做的贡献和付出的心血，历史自会给出公正的评价。

　　五、南禅七日众生缘

　　福建省厦门市东南五老峰下有一座南普陀寺，始建于唐代，时称泗洲寺。元代时被废，于明代重建，改称为普照寺，并迁建于今址。因其供奉观世音菩萨，与佛教四大名山之一浙江普陀山的观音道场类似，又因位于普陀山之南而得名南普陀寺。寺内藏有明万历年间血书《妙法莲华经》和何朝宗的名作白瓷观音等珍贵文物。南普陀寺是颇有名气的道场，还办有闽南佛学院。闽南信佛教的人数众多，加之与台湾民间交往密切，南普陀寺香火尤其旺盛，吸引了二百多名来自全国各地的住众和学僧。

　　南普陀寺于一九八五年恢复丛林管理制度，另加上妙湛方丈的尽心主持，寺院渐渐重整清规，严肃戒行，一切事情都有条不紊。全寺住众和学僧自觉遵守丛林仪规戒律，坚持日常早晚课诵和参禅修学。不仅如此，妙湛法师还组织他们启建各种定期或不定期的普利法会，如创设宣弘佛法的通俗讲座，举办各项慈善公益事业等。在这一年，闽南佛学院也开始复办，妙湛法师任院长，在他的主持下，学院的教育设施、教学素质以及学院规模均有较大的提高和发展，成为全国僧人教育的重点学院。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南普陀寺在很长时间内都是海内外佛教交流的前沿和中心。太虚、圆瑛、虚云、弘一等诸位大师，均曾来寺传经弘教，并且中国各地的知名法师，如常惺、芝峰、蕙庭等相继来闽南佛学院担任教席。与此同时，有些原在南普陀寺供职的职僧和法师，也纷纷出国弘教。太虚大师前往西欧多个国家进行考察访问，并且弘佛传道。转道、转岸诸大师在民国初年即往新加坡创建寺院，开辟闽南汉僧南渡传教的基地。退居住持转逢和尚，曾行脚远赴印度、尼泊尔、缅甸、泰国，朝圣求法，后又经西藏往新加坡、马来西亚传教。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退居方丈性愿法师南渡菲律宾传教，成为菲岛第一代开山祖师。这些法师在东南亚各国广弘佛法，深得海内外佛教界人士的推崇。

　　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到南普陀寺视察、朝参、访问的高僧大德和佛教界知名居士，络绎不绝。南普陀寺方丈妙湛法师和诚信、见性、了法、道黉诸法师，也曾分别应邀前往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及美国等地区和国家考察、访问交流。

　　父亲常对出家人说：“现在的社会，在家修行的人很多，出家人会的（包括唱念敲打），在家人都会。但是在家人会的，出家人不一定会。这样一比，出家人就矮了半截，如何说法，如何度人呢？所以要赶快迎头赶上。”所以，他大力推动南普陀寺与高等学府如厦门大学、复旦大学等合作，培植僧侣的学养，提升他们的水平，以利弘法及修持。妙湛法师对这个计划十分支持，便与厦门大学签署了合作计划。后来，又延伸到更多领域的合作。厦门大学成立了海外中医科及针灸科，父亲在香港和台湾鼓励许多青年前往受训。台湾的出家人如宏忍、法光、亲证、圆观、禅定等，以及李淑君、吴美珍（陈定国夫人）、谢锦扬、陈照凤、吴振鹏、林世光、曾湘如等都曾前去学习。香港的林世光多次去进修，学成回来后便一直在香港开业。

　　台湾长庚医院脑神经内科主任朱乃欣医生，也曾前往厦门大学学习。朱医师毕业于美国密歇根医学院，在美国医院当医生，成就斐然，常代表美国到各国参加医学会议，后回到台湾，负责长庚医院脑神经内科。有一次，他与医学院同学陈定国博士一同来港拜访，父亲就劝他再学一些中医的知识，可助益医疗。他十分信服，专门安排时间到厦门大学去上中医课。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妙湛法师曾多次前往香港与父亲会面，两人交流佛法，极其投契。祖母去世时，法师曾派人前往主持诵经法会，父亲深为感 怀。

　　一九九一年，李素美和家人到厦门考察，曾到南普陀寺参观，并与住持妙湛法师见面。当时妙湛法师已经八十多岁了。交谈之中，法师说他此生有两大愿望，其一是修建一个禅堂，其二是想举办一次禅七。李素美回港后，立即告诉了父亲。父亲很支持，便请弟子们化募，筹集了经费，历时两三年，最终帮法师兴建了一座在当时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禅堂。

　　一九九三年冬，禅堂即将完工，法师专程赴港，邀请父亲以贵宾身份参加新禅堂落成典礼，并请他主持新禅堂第一次禅七。法师说：“新建禅堂当然要举办禅七，由南老师主七才是最圆满的。”

　　父亲说：“你还是另请高明吧，我不去。”

　　法师来港之前，已经给父亲打了好几次电话邀请了，父亲就是不答应，他这才亲自登门邀请。见父亲还是不肯，法师哪里肯善罢甘休，继续劝说。最后，父亲抵挡不住法师为大众求法的愿力和诚意，终于答应了。

　　此时，宏忍、法光、亲证、德修、日鸿等几位比丘尼，仍在厦门大学学习，她们从前都是台湾十方书院的学生，听说父亲要来南普陀寺打七，都自觉自愿积极参与各项准备和协调工作。禅七的时间仍按照父亲的惯例，定在农历正月初二开始。

　　父亲与妙湛法师合影

　　一九九四年二月九日，除夕。本应是阖家团聚、共享天伦的传统佳节，但父亲再一次地“与天下人同亲”，和他们一起过年去了。对此，我们早已习惯了。我们所担心的是他的身体，毕竟，他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可是他不以为意，执意让吴振鹏陪同自己先到厦门。妙湛法师亲自去机场接待，将父亲安顿在寺里。父亲临行前，嘱咐弟弟国熙代他在香港住处做主人，陪大家吃年夜饭，饭后还要遵循老传统，掷骰子玩赌钱游戏。

　　对于父亲赴厦门举行禅七，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居士亲自致函祝贺，时任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的吴立民先生特赋诗志喜，中共厦门市委、市政府为此举办了大型欢迎宴会。

　　这是父亲自一九四九年去台湾之后第一次重新踏上大陆这片土地。斗转星移，白驹过隙，转眼半个世纪就要过去了。此时，大陆国学热兴起，父亲虽从不曾承认自己是国学大师，但是，说他“声名鹊起”是一点也不为过的。父亲这次重回大陆，面对着人们近似狂热的尊崇，他还是秉持一贯的平静恬淡，可是有几个人能够知道，他早就不为名利动心的内心真实呢？成千上万的人早就盼望着能亲眼见他一面，他却“衣锦夜行”，悄然而来，又悄然而去，只有少数几个人陪在身边。

　　父亲对待自己的名气，一如既往的低调。搞虚名讲排场的事，他根本没有什么兴趣。最高规格的接待礼遇，最高级的饭店和别墅，最高级的荣誉证书，这些东西统统不要。他说：“我回来，不要登报，不要宣传，不要排场，人间的荣华富贵，威风排场，我年轻的时候都享受过了，那都是没有道理的东西。现在我回来禅七，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不花政府的钱。我悄悄而来，悄悄而去，如果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一定会尽力的。如果你们一登报，一宣传，又给一个什么名誉教授的头衔，又是高规格的礼遇，万一今后我这个人做人做不好了，弄得大家都没有面子了。老实说，这种名誉头衔，我一辈子不喜欢，那么多外国大学要送我这个那个名誉头衔，都被我推掉了。”

　　听了他的话，有关部门也很通达，干脆“主随客便”，所以，一切礼遇都从简从便，结果大家相处得很好。

　　这次禅七活动本来没有对外公开，但禅学大师来做禅七的消息不胫而走，结果楼上禅堂的二百三十个座位和楼下讲堂的四百多个座位全部坐满，海内外近七百人参加，这还没算临时赶来旁听的。听众中年龄最大者已经八十岁，最小者还不到十岁。父亲看到这个海内外文化交流盛会有如此热烈宏大的阵仗，开玩笑地说：“把我吓坏了，吓什么？我怕那个禅堂几百人在上面，双层的，也没有盖好，万一压下来，下一层的几百人就变肉饼了。我的心理负担多重啊！”

　　参加活动的人员中，有来自美国、法国、加拿大的，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人数也不少，但人数最多的还是大陆同胞。二哥南小舜和几位温州人士也赶来了。全国各地寺院来了不少老修行，也有不少老居士。最令父亲高兴的是，峨眉山的通永法师也来了，他可是父亲当年在峨眉山闭关的护关师兄，两人交谊至深，如今分别长达半个世纪，竟然又在父亲主持的禅七法会上相见，真是难得的福气和运气。而来自四川的人中，还有袁焕仙先生在维摩精舍带过的门人，以及张怀恕女士的女儿秦敏初。

　　南普陀寺里的出家众，只选出了部分人参加听讲，多数的都去做“护法”的工作了：做饭、烧水、沏茶、打扫，十分辛劳，却也功德无量。这样大规模的禅七法会，维护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工作，如报到、住宿、饮食、禅房安排等事务，可想而知是非常庞大的。南普陀寺院的出家众了不起，竟然能够让出这殊胜的听讲机缘，发心为众生福慧做护持，这才是出家人真正的修行，令人感佩。

　　父亲此次主持的禅七的名字定为“生命科学与禅修实践研究”。因为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家之学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人体生命科学的内涵，父亲数十年来一直研究、探索如何使之在现代社会发扬光大。此次厦门之行，就是他以现代科学精神结合佛教禅七形式所进行的一次修持实践。科学在不断进步，科学界也开始了生命多边的研究。三十年前，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已有梦境研究室，禅定时的脑部及生命现象的变化，近来也成为科学界研究的热点，甚至有些美国大学还开设了死亡学研究课程。这些生命科学的研究与实践，与禅学有着紧密的关系，而父亲就是要把这层关系讲清 楚。

　　在七天的禅修中，每天从上午八点到晚上十点，父亲都要亲自讲解禅修要义，并指导全体学员进行禅修实践，将自己毕生修学经验与心得再次倾囊相授。对于大陆的朋友们来说，这或许是以新时代的风格，不分教派，应机而说。但是对于参加过父亲以往禅七课程的朋友而言，这种不时参引佛道经典、古德诗文用以启迪学员，深入浅出、见地精辟的说法，正是父亲独特的禅七助道手段。为了教化实证，他有时还亲自做动作示范，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令人浑然忘我，不知时光流逝。这种不同于传统佛寺经典教化的方式，呈现出禅宗佛法生活化的另一番新风貌。当然，父亲的方法，也可能就是以前居士林禅七的做法，只是相距五十年的巨变，传统的反而变成新鲜的 了。

　　这次禅七由于参加的人数过多，场地拥挤，而且父亲并不了解参加学员的修为，也不知道这数百人的佛学程度，所以在讲解上，反倒是讲得多，讲得细，也想为学佛的朋友留下一个比较清楚的记录。现在在互联网上，可以轻易地找到这段视频，也成为许多有心人的学习助力。我小时候参加父亲的禅七，除了听讲以外，更多的是讲求修证。参加的学员，更是注重自身的行证，而父亲更多的是解证。南普陀寺的禅七是要与广众结缘，所以父亲真的是毫无保留地把学佛应该懂的都讲了。

　　禅七的一天晚上，大家在交流心得体会。通永法师带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对父亲说：“我很想看到你抓几条鱼出来，给我们大家看看才痛快。”他的意思是说想看到经过父亲的讲道，出现几个当下开悟的人。

　　父亲会心一笑，故意用不标准的四川口音回答说：“我也想啊！可是这些鱼都很滑，抓不住啊！”

　　按照父亲的标准，这次禅七能抓住多少鱼不好说，但它的影响是巨大的。禅修七日，人人皆有所得，许多人在不同程度上转化身心，开阔了人生境界，初步了知了人体生命的真谛。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七日，妙湛法师再次来港。父亲挽着老朋友的手说：“你都八十岁了吧？又来干什么？”

　　法师说：“老师啊，我请求你再到南普陀主持一次禅七。”

　　父亲说：“请坐，不谈这些，你现在赶快回去，把方丈也辞掉，什么都辞掉，什么都不管，好好修持念佛。”

　　法师听了，就不再说什么了，站起来和父亲告辞，立刻就要回去了。

　　那一天，时任民政部副部长的阎明复正好来访，父亲就介绍法师与他相识，希望大陆政府善用宗教的力量，致力于社会福利工作，发挥潜移默化的作用。

　　妙湛法师回厦门不久，就传来他生病的消息。十二月初，赵朴初把法师接到北京治疗，诊断结果证实是癌症晚期。法师拒绝开刀，也拒绝化 疗。

　　阎明复在十二月中旬去医院探望，法师已经不能多说话，但还是写了几个字给他：毋忘世上苦人多。在场的人无不动容。此时能不忘众人的苦，依旧不念己身，随缘受报，慈悲无我，显示的正是真正大修行人的风范。

　　在法师生病的这段时间，父亲和他通电话。在病床上，法师已经说不出话了。父亲在电话这头说：“老和尚，叫他们送你回南普陀寺去，落叶归根吧。”法师的两个小徒弟在病床边，把父亲的话讲给他听。法师也就决定回到南普陀寺，顺应自然，迎接一切。

　　十二月十七日，法师回到南普陀寺方丈室。次日晚上，法师的弟子打电话给父亲，请他和法师说几句话。父亲叫他的弟子把电话拿到他耳朵旁边，问：“听到吗？”法师手动了一下，表示知道了。

　　父亲接着说：“老和尚不要散乱。”法师念了一句：“南无观世音菩 萨。”

　　父亲电话里说：“好好念，跟着走吧。”这是最后的话别。

　　翌日中午，法师右胁吉祥卧，安详地、平静地、有尊严地去了。

　　父亲听闻，虽然痛惜，但通透如他，自是能够抑制悲伤。他写了一对挽联，极好地评价了法师此生的行持，送了过去：

　　处变不惊数十载 密行止观悲愿 主普陀谁说蜀流无大德

　　临危不乱三星期 随时通话坚持 归丈室果知定慧有高僧

　　父亲一生对佛法禅理钻研甚深，而又能与禅、道诸学圆通交融，也常常对修持之事有独特见解，加之见多识广，又能见微知著，自然便带有一丝仙风道骨之气，故而很多人都说父亲有神通，但我倒不这么认为。不过有一件事确实颇有些奇妙的意味。在父亲香港坚尼地道会客楼房的对面，是个山谷，山谷下有一棵树葱郁峭拔，总有一二十只白鹦鹉停留其间，苍翠的树枝上，缀着一簇簇白，很是好看。父亲的学生说：“初来租这房子时，是没有这些鹦鹉的，后来越聚越多，也不知从哪里来的。”有一次父亲到别处去了几个月，鹦鹉竟也不见了，等到父亲回来，它们才又回来，也不知那些鹦鹉算不算是受了他“神通”的感召。

　　六、故居不立及老幼

　　在乐清翁垟镇地团叶，有一片风格古朴的建筑群，掩映在依依垂柳之间。进入里面，长廊曲径通幽，曲转悠回，不时有三五老人摇着扇子围坐，或下棋，或闲聊，恬淡悠然。几个人在那儿练拳、耍剑，还有几个幼童追逐嬉闹玩耍，笑语欢声。

　　在这里休憩练拳，或是做活动的人都知道，这些建筑是南怀瑾先生捐赠的。

　　这个园林式的文化活动中心，就是父亲个人出资五百余万元，协助扩建的幼时旧居。它占地面积四点九七五亩，建筑面积一千余平方米，于一九九四年底竣工，一九九五年二月投入使用。一九九六年一月初，父亲慷慨地将它捐赠给乐清地方政府，作为“乐清老幼文康活动中心”，题写匾名并作《乐清老幼文康活动中心赠言》：

　　我生于此地长于此地而十七年后，即离乡别土。情如昔贤所云：“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书万卷，神交古人。”旋经代嬗变五六十年后，父罹世变，未得藻雪，老母百龄，无疾辞世，虽欲归养而不可得，故有此筑。即以仰事父母之心转而以养世间父母，且兼以蓄后代子孙。等身著作还天地，拱手园林让后贤，以此而报生于此土长于此土之德，而无余无负。从今以后，成败兴废，皆非所计，或嘱有言，则曰：人如无贪，天下太平；人如无嗔，天下安宁！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做好事。

　　南怀瑾书时年七十八

　　岁次乙亥冬月中旬即一九九六年一月上旬

　　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二日，经温州市政府批准，乐清市政府接受了父亲无偿赠送的乐清市老幼文康中心（即老幼活动中心）房产。根据父亲的意愿，市政府将该中心转交翁垟镇政府及当地老年协会管理使用。

　　自一九四九年离开故乡后，父亲再也没有回过生养他的这个地方。至此，这个寄托了他对家乡无尽思念的活动中心，终于正式移交给故乡，得以“报生于此土长于此土之德”，了却他的一桩心愿。不过，人世间之功德，往往毁誉相随，这个中心的修成也经历了一些波折。

　　一九九○年二月十四日，农历除夕，在温州的百岁祖母，吃完年夜饭后去世了。父亲没有回乡，他让弟弟国熙从香港赶回温州老家奔丧。

　　在此前后，地团叶村委会提议建设一个老年活动中心，添置一些健身娱乐设施，让辛苦了一辈子的老人老有所乐。这个倡议得到了全村人的广泛认同，大家都很支持，也愿意出工出力出钱。但是，核算下来，村里按人头捐献所筹集的钱，与所需资金之间的缺口很大。正在大家愁眉不展的时候，有人说，从咱们村走出去的南怀瑾现在名满天下，听说要捐好几个亿修金温铁路，可见有钱得很，请他为老家捐点钱，想来他不会拒绝吧。大家觉得这个提议很好。于是，村民叶乾奶、叶邦仁等人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内容主要是盛赞他给村里和族人带来的骄傲和荣光，希望他反哺桑梓，捐点款修建老年活动中心，以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云云。

　　父亲回信说：“你们要修一个老年宫，我很赞成，但不如修一个‘老幼安乐宫’好呢！老年人替中年人照顾教导儿童，儿童学会侍奉老年人，这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好榜样，也更合理，你们说对不对？再说，你们要修养老年宫，却找我这个飘零在外的老小孩，未免太苛求了。我如见到乾奶，应该罚他喝两杯，打他三拳，可以吗？一笑！应当哈哈大笑。”

　　这样的信如此再三收到好几封，有以村委会名义写的，还有小时候的发小写的。盛情难却，父亲遂决定自己出钱，在老家建一个供大家“朝晖夕阴，风云之夜，闲谈讲古”的老幼安乐宫。他申明：“我乃五湖四海之身，势难老死故乡，且将劝亲人迁移他地谋生，故对地团叶的故居，只有怀旧之情，并无贪图世乐之念。”此外，他再三叮嘱：“今但先言收购及乔迁，希望在时间上、偿付代价上应有合理确立，尤其不可使一人有勉强抱怨之心。”心意已决，他马上电汇第一笔资金二十万美元给村里。

　　村里根据父亲的建议，成立了老幼安乐宫筹建会，并开始着手拆迁工作。在农村，不要说拆迁了，有时候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要闹得鸡飞狗跳的，这种事情并不少见，何况当时的拆迁补偿款在一些村民看来实属“巨款”，又焉能不斤斤计较呢？

　　另外，筹建会对父亲的本意没有解释清楚，导致不少村民以为父亲兴建的是自己个人的乐园，却欺世盗名，以投资家乡的名义，占老乡的便宜，还把村里搞得鸡犬不宁。他们心里十分不爽快，颇有厌烦之情。

　　这些不满的村民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父亲。他们的来信倒是没有拐弯抹角，意见和要求都很明确。父亲对世事人心自有深刻的洞察，但是没有想到自己的初心竟遭到这样的误解，实在令他“骇异不已”。此时正值父亲为金温铁路建设遭遇挫折而四处奔忙、心力交瘁之时。他经过认真权衡，觉得自己分身乏术，决定放弃修建老幼安乐宫。他在写给村里的信中遗憾地说：“不希望有一家，或一人为此而不安，不然因为地方做好事，反成恶意，实非我愿。”

　　听闻父亲决定放弃老幼安乐宫的建设，村委会立刻出面进行解释与协调，许多父亲幼时的好友，如叶乾奶、刘圣金以及父亲的表弟赵永才，也纷纷来信，说明其中的误会。父亲把来自老家的信，重新翻了一遍，觉得村里人的淳朴、真诚和直接，还是很可爱的。其中也有一些因为沟通不良导致的误解，所以他决定继续协助修建安乐宫，并写信告诉村里，请村里务必向大家解释清楚自己的真实意图和发心，以免再造成什么不愉快。“自弱冠及今垂暮之年，誉满天下，毫不动心。毁随名高，亦从不在念。现在因一念存旧，兴建故居及图书馆，兼做老幼安养康乐等用，独自出资，并非为己，实欲由我这一小点提倡，引发地团叶发展，将来蒙其大利者，将为全村及乡镇的兴旺。”

　　父亲决定不放弃建造安乐宫，同时请大家不要责怪这些拆迁户，也不要责怪那些不了解实情的人。“请大家想一想，何以我在开始提议时，便提出不可使其一家，其一人，而有抱怨的心理？我话说得很含蓄，其实我深知此事一动，明大义者，或可了解我为地方兴福；不明大义者，背地里便有芸芸闲言闲语，如说有钱故意摆阔啊……但我仍愿为之，只有一念，我生身于此地，在我有生之年，能使此地兴旺，使村人后代多福，便了我愿矣！”

　　父亲没有放弃老幼安乐宫的建设，但是甚为可惜的是，他放弃了在家乡延造铁路的设想。父亲有一次提到，他原有意将金温铁路延伸至翁垟镇地团叶，他叫侯承业预算了一下开支，共需十三亿元。虽然这是笔真正的巨款，但父亲当时豪情万丈：“这些钱归我公司出。”然而，从家乡寄来的匿名信，让他放弃了这个初衷。

　　经过这个小波折之后，父亲继续汇款助造，前后汇去资金共折合人民币五百三十万元，终于在一九九四年，中心建筑工程全部结束，修建完成。父亲亲笔书写的碑文刻在一角：“人如无贪，天下太平；人如无嗔，天下安宁。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做好事。”

　　对父亲来说，捐钱修一座桥容易，盖一栋楼也容易，开一条路也容易，难的是，将“人心的大道”铺设到每个人的心里，而这才是他一辈子最大的工程。所以，不管金温铁路的开通，还是老幼安乐宫的落成，他都没有出现在工地现场，也未曾到典礼现场接受欢呼和礼赞。《礼记》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他投资修建老幼安乐宫，和他的所有努力一样，都是希望在人世间开辟一条通往人心的大道。

　　七、吟咏传唱续国魂

　　父亲移居香港后，他的居所就成了一块吸铁石，来自中国台湾、美国的门生故旧往来如梭，大陆政商界重量级人物也接踵而至，世界各地的参禅修道者更是鸿雁频传，络绎不绝。父亲一如往昔，广开门庭，有函必复，不辞辛劳。不过，自撮合两岸之后，他绝口不谈政治，唯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为己任，身体力行，以利益天下众生。

　　在回到香港后不久，父亲的著作掀起了一阵热潮。继北京团结出版社率先于一九八九年推出《静坐修道与长生不老》之后，上海某出版社在次年又隆重推出三部权威著作《论语别裁》《禅与道概论》《历史的经验》。最后一本书是讲演录，该书撷取赵蕤《长短经》、刘向《战国策》、桓范《世要论》的精华，参以历史兴亡成败之实例，精辟论述了治世、用人防邪、辨奸之道，并对《素书》《太公兵法》《阴符经》逐句串讲，辅以近一百五十则历史故事，经史合参，向读者传达待人处世之真谛。这几部著作出版后，立刻引起轰动，几经再版印刷，仍供不应求。后因种种原因，父亲终止了与该出版社的合作。转而与北京的东方出版社签约。近期东方出版社就会完成父亲全集的编修，以道义之心，行道德之推广。

　　父亲的稿费，是他用来支持所有公益事务的来源。在香港的时候，父亲依旧维持着每日免费两到三桌的晚餐，也就是很多人盛传的“南老师的人民公社”。每天的菜钱和人事费用，都是父亲用稿费支付的。有时候会听到某人在供养南老师之类的话，这都是不负责任的人说的不负责任的话。如果有人听了父亲的话而出钱做事，父亲必然会有所回报。然而父亲从来不说这些内情，连身边跟随的人都不清楚。所以这样的误解，就像当初建温州老幼活动中心一样，令人遗憾。

　　一九九一年冬，上海佛学书局刚刚恢复印刷，便推出了父亲的五部佛学专著：《如何修证佛法》《观音菩萨与观音法门》《一个学佛者的信念》《楞严大义今释》和《楞伽大义今释》。书局负责人周家俊先生在序言中介绍出版缘起时敬称：“南教授对佛学书局素有好感，有深缘。闻悉今夏上海佛学书局恢复，生大欢喜心，即委托老古文化事业公司向上海佛学书局联系出版事宜，以大法施供养有缘，以示对书局的庆贺和支持。上海佛学书局为满足广大信众的需求，为着弘扬正法，利益人生，亦努力促成此举。”

　　《如何修证佛法》等重要的佛学著述在大陆印行后，便深受大众读者与佛学界人士的追捧，书一经出版即被抢购一空，出版社不得不多次加印。为了更好地满足需求，老古文化事业公司于一九九三年再授权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以简体字印行《如何修证佛法》，出版后不到一年，又发行三万余册。

　　《如何修证佛法》原名《融会显密圆通修证次第》，因为这不是一部严肃的经论著作，父亲就将其改为现在较为浅显的书名，避免与其他经论混淆，也更加明显地突出本书的主旨。本书系父亲于一九七八年春在台北闭关静修期间，抽时间为海内外弟子所作的系列讲座，共二十八讲。这本书主要是父亲根据自身经验，讲解了实际学佛修证的具体步骤，循循善诱，对于初学佛者来说，实在是一本必读之书。尤为难得的是，此书不仅对学佛的步骤有所指引，更一一道破了一些修持路上可能出现的迷惑、歧路、错误，并且予以指正，而且还将《楞严经》所讲五十种阴魔境界所蕴藏的修行解脱的大秘密和盘托出，对学佛者确实弥足珍贵。一九八九年，本书在台正式出版，迄今为止，已印行了十几版，而且还会继续印刷，足以见其受欢迎程度之深。美国学术界对此书也有着极大的关注，美国著名翻译家杰西·克利里在本书出版后，就立即着手将其译成英文，在美出版。杰西·克利里的弟弟托马斯·克利里翻译的《禅与道概论》，也已出版。这些著作的英译本出版后，也对西方造成了巨大的震撼。

　　大陆各出版社竞相出版父亲的著作，如中国世界语出版社隆重推出了父亲的系列著作《易经杂说》《参禅日记》《易经系传别讲》《禅观正脉研究》《禅海蠡测》《禅话》《习禅绿影》《普贤菩萨与普贤法门》《观音菩萨与观音法门》，中国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孟子旁通》与《老子他说》，北京燕山出版社印行了《道家密宗与东方神秘学》等，将大陆的“南怀瑾热”推向新的高潮。

　　父亲在大陆的名气直线攀升，有些出版社见有利可图，就挖空心思利用“南怀瑾”这个名号，胡乱编写，出版赚钱。后来互联网流行以后，更是有许多肆无忌惮的人，将父亲的名字视为摇钱树，擅加使用。今日中国文化的衰败，问题就出现在这些人身上。当然更遗憾的是，还有人觉得这样是推广，不是坏事，反而将其视为捷径。这种不思进取、只求方便的错误观念，让整个社会充满浮躁之气。今天我们到国外，看到其他国家对彼此的尊重，便反过来批评自己的国家，但是，我们却永远不会先从批评自己的行为开始。我们大多数人只会指责别人、指责社会、指责政府，却永远不会从自己开始改变。一个不会节制自我、尊重他人的个体，就是社会的癌细胞，就是病根。对这些无礼无义的人，我们应该拒绝接触，加以谴责并断其来源，就像去除癌细胞一样。

　　父亲虽有听闻，但对这种事情早已司空见惯，也不愿意为此诉诸法律，浪费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父亲此时“著作等身还天地”，著作在大陆大量发行，但他并没有扬扬自得，不可一世，他认为自己的著作是取诸天地还诸天地，从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他继续奉行自己先前立下的规矩：不做促销广告，不请名人写序，不登自己的照片，不追究盗版，不把自己的著作权留给后代。

　　金温铁路建成时，父亲“因忙于另一件工作，比起修筑铁路的工程，还紧急重要百倍以上”，所以不能亲自出席典礼，便委托侯承业发表贺词。贺词中有一首诗：“铁路已铺成，心忧意未平。世间须大道，何只羡车行。”这首诗被许多人解读和分析过，不过，依我之见，重整中国文化断层，重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比修铁路更“紧急重要百倍以上”的事情。他一辈子与天下人同亲，视家人为天下人，所有的努力和付出都是为接续中国传统文化根脉。具体来说，在这个阶段，他要做的事情，就是要依托民间力量，推动儿童读经运动。

　　父亲对近百年来中国文化出现断层有着十分深刻的危机意识，无论是在著作中、讲堂上，还是在与学生或友人的言谈中，他常说，如果一个国家和民族连自己的根本文化都亡掉了，就必沦为万劫不复，永远不会翻身。他还举犹太民族为例，自摩西出埃及，到现在两三千年来，犹太人在世界上始终是最优秀的民族之一，就是因为他们几千年来的教育自成一个独立的系统，始终保存自己的文化。可是世界上的人忽视了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更不注意。中国在进入近代以来，落后挨打，屡遭西方列强欺凌，一些知识分子矫枉过正，极端地、片面地把中国贫穷落后归罪于文化传统。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思想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导致“旧文化”被推翻了，但“新文化”并没有建立起来，而且也没有形成“新文化”的统一概念。就这样，中国文化传统被拦腰砍断，“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如今却像个乞丐一样，向西方讨文化的饭吃”。

　　父亲多次意味深长地说，一个没有文化根基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没有自己的文化，一个民族就不会有凝聚力，始终像一盘散沙，不会有创造力，只会跟在外国人的屁股后面模仿，且不会有自信心，也不可能得到外国人的尊重。

　　全盘“西化”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教育，提倡新式教育。殊不知所谓“新式”教育，不过是二手的“西式教育”，只强调对知识的普及，而忽视其背后的精神实质，流弊与祸害无穷。

　　半个多世纪以来，从大陆到台湾，从美国到香港，父亲漂泊天涯，艰苦卓绝，但一直苦心孤诣地为重整中国文化断层而奔走呼号。回到香港之后，他越来越强调文化重建要从儿童抓起。他说：“像我们这个年龄层，七八十岁的人快要死光了，将来要想靠我们承先启后、继往开来，把国家民族文化保存下来是几乎不可能的了。”他寄希望于儿童，寄希望于未来。他说，趁我们接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老一辈还在，极力培养下一代，把中国文化的薪火传下去，使得命如悬丝、危在旦夕的文化传统得以保存，进而发扬光大。说及此事业，他常常动情地说：“我是看不到小树长成的那一天了，但我相信，小树是一定会成长起来的。”

　　基于对“小树”的呵护，父亲着力推广的儿童读经运动，就是力图在儿童身上接续中国文化传统的一个民间活动。运动提倡教十五六岁以前的孩子读书、背书。读诵的内容，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道家的基本经典，甚至也可以包括一小部分佛家的书。父亲说，不管四书五经，或是其他古书，任何一段，要教小孩子像唱歌一样，很轻松愉快地背诵，不需要给他讲解，偶尔稍稍讲一点。这样背下去以后，一辈子都有用，一辈子都忘不掉。不但中国文化要背，外文也可以背。教小孩子背书，这是中国人已丧失的基本教育方法，甚至于西方人也忘记了。人类原始的教育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背诵。尤其是读中国书，更要高声朗诵。朗读多了，音韵和字义等因素都会逐渐影响读者，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慢慢悟进去，将来的学问就广博了。

　　金温铁路即将建成之际，听说王财贵博士在台湾倡导儿童读经的消息后，父亲决定将这个蕴藏在心中许久的想法付诸实践，开始在全球华人社会推动儿童读经运动。

　　王财贵博士是国学大师牟宗三先生的弟子，在台湾台中师范学院教书。他从一九九四年起就在台湾提倡儿童读经，四处奔走讲演。他将精选编排的经典文献标注拼音，教人以多种形式带领儿童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下，唱念背诵，在不知不觉中识字，拓展知性、悟性，陶冶情操，培养优美人格，继承中国文化传统。但是，当今社会，金钱至上，物欲横流，儿童读经运动进展缓慢，始终未能形成大气候。王财贵博士迫切希望能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出现，一呼百应，以更好地推广儿童读经运动。

　　父亲从学生李素美那里听说王财贵博士的事业后，决定给予热情的支持。一九九七年秋，父亲把王财贵博士请到香港，举行一次公开演讲，讲述他的理念，介绍指导儿童读经的具体做法。演讲结束后，父亲决定将推动儿童读经运动作为他领导的国际文教基金会的一项长期任务。他指定李素美女士具体负责儿童读经运动的组织工作。父亲深知，儿童读经运动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民间参与的广度和深度，是不能仅仅寄望于行政部门的。因此，父亲在香港运筹帷幄、调兵遣将，分别在台湾、香港和大陆推行儿童读经运动。

　　在台湾，国际文教基金会先选定在台北薇阁学校推广。这是所私立学校，在台北以其高质素的教学而闻名，父亲的学生、李素美女士的弟弟任董事长。薇阁学校从幼儿园的四岁小班和五岁大班起就设有读经课程，让孩子背诵四书五经等古代经典。如此一来，王财贵博士提倡的儿童读经就不再是孤军奋战，越来越多的家庭、社区和学校参与到这个运动中来，成效显著。

　　香港的儿童读经运动开始的时间也算是比较早的。一九九七年六月，天平儿童基础教育中心的主持人陈鸿远律师开办了第一个“经典文学诵读乐园”课程，当时他开办的课程只招收一到四年级的小学生，每个星期到中心上课一个半小时，由老师引导他们诵读《三字经》《大学》《论语》和唐诗等中国古代经典著作，这算是在香港最早展开的儿童读经运动。之后，天平中心协助马鞍山的泰白纪念学校和九龙的伍华小学开展儿童读经活动，并且为他们提供教育大纲，而且还为他们免费培训师资。经过几年的努力，读经运动逐渐扩散开来，从刚开始的天平儿童基础教育中心扩展到香港全社会。特区政府教育署的总督学知道了天平中心推动的读经运动后，就去考察了其读经课程，之后，对该活动大加赞赏，并且主动向其他学校推介，一时之间，香港弥漫着一股儿童读经的氛围。目前，读经活动在香港的大部分学校都有开设，不仅保良局属下的各个学校开展了读经活动，而且天主教会所属的各校也在课外开设了朗读中国文化经典的课程。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正在社会的雨露滋养下茁壮成长。

　　中国大陆在经历新文化运动之后，尤其是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空前浩劫，传统文化几乎被扫荡殆尽。这片养育了自己生命的古老而又逐渐焕发青春的热土，成了父亲推动儿童读经运动的最大阵地。不可否认，在大陆推动读经运动，所遭遇的困难最多，但几年下来效果也最显著，成绩最大。全国大部分省市都参与到了读经运动中来，直接参加读经的少年儿童已达数百万，受影响的成年人超过几千万。有些出乎父亲意外的是，不少地方政府的热情很高，不仅赞赏此项事业，而且有组织、有计划、自上而下地开展了许多活动。一些没有官方开展活动的地方，不少公立或私立学校也自发加入进来。此外，还有许多民间志愿者自办的大大小小的义务教学班。从一九九七年秋开始在大陆推广的儿童读经运动，有两条主要战线，一条是国际文教基金会李素美母女在大陆各省组织的“儿童中国文化经典导读”，另一条则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组织发动的“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

　　天津是李素美母女“依教奉行”在大陆开展运动的第一站，也是国际文教基金会推动儿童中国文化导读的起点。天津河西区上至区长、教育中心主任，下至校长、老师，无不高度重视。社区教育中心指派专职人员负责，并制订阶段性的实施计划。学校将每天二十分钟诵读排入课程表，对诵读情况进行检查和记录。针对这些成果，还专门编印了一本《河西区中国古代经典导读实验成果集》。

　　推广儿童读经比较成功的另外两个地区，是王财贵博士引领的武汉以及父亲的家乡温州。在温州，乡弟子刘煜瑞和我二哥小舜创立了“绍南文化中心”，积极推广儿童读经活动。二〇〇〇年九月，他们举办了“温州古诗文朗诵音乐会”，三百名儿童登台朗诵《大学》等古代经典。后来又举办了“小状元比赛”，三百名儿童参加了背诵《大学》等七个科目的比赛。第二年，该中心邀请武汉余一彦博士到温州一带巡回演讲，推广儿童读经，听讲的师生和教育管理干部约有四千人。

　　正像父亲所预料和不断叮咛的：越是经济发达的城市，越是轻视传统文化，儿童读经运动也就越难开展，所以，读经运动一定要用乡村影响城市的方式来做。譬如，深圳当地人就以为推广读经就是在推销课本，开口就是“能给我们多少好处”。而在农村，则是另外一种完全相反的局面。有一次，李素美母女和赵海英博士去广东地区的连州山区推广，许多乡村教师跋涉了五六个小时，翻山越岭来听讲演，为的是给山区的孩子们带回更多的外界信息。这个山区每个家庭的年平均收入只有几百元人民币，但他们毫不迟疑地掏钱买导读课本。山里的孩子读书十分认真，真可以用“如饥似渴”四个字来形容。河南长垣县苗占乡马野村希望小学是一对农民夫妇办的民办小学，校长马文仲全身瘫痪，是个残疾人，但夫妻俩坚持带领全校二百个学生开展导读活动。当年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毛泽东先生采取的就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而今，父亲重整中国文化断层，接续中国文化血脉，走的也是从农村到城市这一条路。

　　推广导读活动的经验表明，要想成功，亟须一套适合现代儿童使用的教材。父亲列出书目，指定专人负责，选编一套《儿童中国文化导读》教材。编辑团队发挥专业特长，不负重托，迅速编成一套教材，经父亲亲自审定，于二〇〇二年由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发行。这套教材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孝经》《老子》《庄子》等儒、道两家的核心典籍，以及《唐诗三百首》《笠翁对韵》《千字文》《弟子规》《朱子治家格言》《增广贤文》等古代家传户诵的童蒙读物。此版本的《儿童中国文化导读》，后来作为《太湖大学堂丛书》再版，也是太湖大学堂使用的儿童教育读本。在编成《儿童中国文化导读》以后，编辑团队又选编了一套《儿童西方文化导读》教材。

　　目前，由国际文教基金会推动的儿童中国文化导读活动，在全国各地已成燎原之势。在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成都、深圳、厦门、广州、福州、海口、兰州、沈阳、长春、连云港、昆明、西安、温州等地，甚至远到内蒙古的巴盟，参与这一活动的县市级单位至少已有上百个。这个活动的最大特点是，几乎各地的所有组织者都是民间的志愿者：武汉的余一彦教授、厦门的周鸿、吕丽委夫妇，深圳的许竹如先生，温州的刘煜瑞，山东烟台的刘建茹女士和我二哥南小舜等，他们都是真心赞同父亲的理念而投入这一文化重整工程的。

　　另外一条战线的主力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早在一九九二年，父亲就向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希望工程”捐款，并因此结识了温州老乡、青基会秘书长徐永光先生。一九九七年十月，为寻求“希望工程”工作重点的转移，徐永光先生又来港与父亲商讨。父亲当时正决定要推动儿童读经运动，徐永光当即主张利用青基会的力量大力推动这一运动。两人一拍即合。回到北京后，徐永光马上施行。他提出将儿童读经运动定名为“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认为这是一项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提高青少年道德文化修养的新的希望工程。

　　一九九八年年初，青基会决定推动“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组织孩子每天用十五到二十分钟的时间来诵读中国传统古诗文中的经典之作，用经典来充实、开发孩子们记忆力的黄金时代，让中华文化在新一代中国人中传承。青基会为此成立了“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全国组织委员会，由青年学者陈越光先生担任主任，负责落实全国儿童读经的组织推广工作。

　　徐永光、陈越光和他们的同事组织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等大学的专家学者，迅速选编了一套《中华古诗文读本》。这套十二集的读本，由编者从浩如烟海的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精心遴选出三百余篇优秀古诗文构成，按天干地支的顺序排列，每篇文章配有汉语拼音和注释，作为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的基础读本。一九九八年，组委会开始针对北京、湖北的一千多名儿童进行三个月的试点工作，以便取得经验，全面推广。试点单位包括农村贫困地区小学、城乡接合部小学、城市普通小学、高校附属小学、民办学校、幼儿园和文化背景较好的街道社区七种类型。

　　试点成功后，一九九八年六月，“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正式在全国范围内激活。组委会向全国青少年提出“读千古美文，做少年君子”的口号，确定以“直面经典，不求甚解，但求背熟，终生受益”的方针指导儿童读经。原先计划开展十年，组织全国的一百万孩子参加，但活动一开展，学校、家长、教师和政府官员热情高涨，发展速度大大超出预料，迅速在全国各地铺开，效果十分显著。

　　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香港国际文教基金会、台湾薇阁学校、澳门中华教育总会在北京共同举办了“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四地少年文化交流活动”。十四个来自台、港、澳的孩子与五十个来自北京的孩子参加了这次交流活动。一九九九年春节，在北京音乐厅举办十场“中国唐宋名篇音乐朗诵会”，北京八所小学的五百名孩子与艺术家同台表演，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国家领导人欣赏了朗诵会，对儿童读经的成果予以充分肯定。二〇〇〇年十二月，“中华古诗文经典诵读工程”全国组委会在北京国家图书馆举行表彰大会，十六个省区的五十个单位和一百五十名个人获得表彰。儿童读经运动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社会影响越来越大。

　　儿童读经活动不仅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推广，而且还影响到东南亚、北美、欧洲的华人社会。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美国、加拿大和荷兰的中文学校都开展了儿童读经运动。在一九九八年后期，父亲派遣王财贵、杨定一、王瑞华、童振邦等人深入这些国家，引导儿童读经。在杨定一博士的推动下，美国成立了“世界儿童智能开发基金会”，希望发展到英文及其他语言的经典导读，同时争取各项文化及国际组织的认同，以便推广到西方文化圈。

　　由于儿童读经运动在大陆的发展形势超出原定设想，青基会在二〇〇〇年又提出新的计划：准备用十年时间，直接组织三百万到五百万孩子参加，影响三千万成年人，通过每年搞大型活动和媒体宣传，使受影响的人超过一亿。这样经过十年的努力，影响了近十分之一的当代中国人，使他们接受中国优秀文化的熏陶。他们从二〇〇〇年三月起，又激活了“古文诵读工程百县计划”，准备花三年时间在一百个县实现全县推广。这个计划意味着儿童读经的参与者从城市向农村辐射，向闭塞的边远山区延伸，使广大农村儿童的素质得到提高。

　　父亲倡导的儿童读经活动，在家乡温州得到积极响应。温州民间的儿童读经活动，由二哥南小舜牵头和主持，刘煜瑞、吴震东等人一起开展。最为难得的是，二哥南小舜还正式登记了一个社会团体——“温州市绍南中西文化导读中心”，该中心从二〇〇〇年九月二十日正式开办，一做就做到了今天。这是全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

　　知道二哥在老家民间开展儿童读经活动后，父亲非常高兴，于二〇〇八年八月三日，通过传真，对温州绍南中西文化导读中心的成立表示了热烈祝贺。

　　二哥介绍说，温州绍南中心儿童读经的宗旨是：默默无闻，结合现代，面对现实，涓涓之水细细流，向社会接轨。从开办之日起，没有宣传，没有打广告，没有公开推广。来中心参加读经的儿童，都是家长知道后把孩子亲自送上门的。儿童读经经过十多年的推动，如今很多学校都已全面开展，中心也就很少做了，主要是提供一些读经的书籍。

　　推广儿童读经的效果显著，影响深广，大陆的一些其他机构和政府部门也闻风而动，开始加入进来。中国青少年发展服务中心和青少年彩虹服务基金会从二〇〇一年三月起，在全国开展“少年儿童中国经典文学诵读活动”。该中心在北京选定首批试点学校，然后向全国推广。北京儿童经典导读中心联合中国国家图书馆、中华慈善总会、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评价中心、比较教育中心，于二〇〇一年春节在国家图书馆的文津厅正式启动了“经典诵读工程”，计划在各地建立“儿童经典导读推广基地”，负责提供骨干师资培训，分发导读教材，提供宣传资料和活动指导资料。

　　二〇〇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由文化部社图司、北京儿童经典导读中心和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联合主办的“庆六一·走向经典时代”大型联欢会在国家图书馆音乐厅举行。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经典导读代表队的三百余名小朋友应邀参加经典诵读汇报演出。六百多位中小学校长，部分两院院士，大学校长及文化部、中华慈善总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国家图书馆等单位的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共计一千二百人应邀观看了小朋友的精彩演出。教育部也准备开展“小学读经教学实验计划”，用六年时间，在一百所小学实施，发动八万名儿童同时参与。同时，国际文教基金会和美国科技教育协会等机构已承诺协助这项计划的实施。

　　二〇〇一年二月二十五日，北京儿童经典导读中心又联合国家图书馆在国图贵宾厅举行了“经典文化建设推广理论研讨会暨经典诵读工程学术研讨会”。会上，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央教科所、国家图书馆等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的近四十名专家学者，济济一堂，高度评价了“儿童经典诵读”这一被父亲称为“再造一个中国”的工程。

　　父亲以儿童经典导读中心名誉董事长的名义，发给“经典文化建设推广理论研讨会暨经典诵读工程学术研讨会”的贺电，可以看作是他重整文化断层的纲领性说明。在贺电里，他说：“从儿童时期开始诵读历史经典名著，是我们一贯的基本教育方法。例如大家所熟悉的孙中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诸位先生，又如吴大猷、苏步青等诸位先生，都是在幼年时期受过这种启蒙教育，有了中国文化的底子，然后又接受新时代的科学思潮，才影响了这段历史。”

　　他又说：“今天由国家图书馆和儿童经典导读中心所办研讨会的主题‘经典文化建设’和海内外近几年来倡导的‘经典诵读’，以及‘诗词诵读’‘儿童读经’‘读千古美文’等，都是各地推广人或团体因时间、地点、环境不同而提出的不同名称，实际上都是围绕人类文化重整工作的中心在转，它们也都产生了各自的影响和推动力。但听到这些名称，也许有人会误解我们要复古，要开倒车，实际上这是我所提出的中国文化断层重整工程，也是儿童智慧潜能开发工作，是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的一种教育。十二年前，我资助北京大学恢复中国文化的工作，就是以这个观念为出发点。引用宋儒张横渠先生的四句话作为目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也是宋儒陈同甫所说的，为人们‘开拓万古之心胸’。”

　　二〇〇二年父亲在香港寓所留影

　　在贺电里，他还对“诵读经典究竟是复古还是创新，是死记硬背还是智慧开发”作了十分清晰的解释：“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并非只偏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而是提倡中国文化、西方文化、算术（中英算）并进的教育方法。还需注意的是，儿童读经典不是注入式的刻板教育，而是启发式的活泼愉快地学习，是符合儿童身心发展特点，有益于儿童智慧开发的一种教育方式。也有人怀疑，背诵之后会不会忘记呢？我的答复是：会忘记的。可是在心灵纯净的童年时期记诵下来的东西，如同每天的饮食，会变成营养，成为生命的一部分。长大之后，会在学习、工作、待人接物中自然运用出来。至于成年后再来读这些书，因为有了先入为主的观念，犹如脾胃不健康的人，即使面对丰盛的美食，也难以吸收其营养了。《礼记·学记篇》中所提到的‘记诵之学，不足为人师’，也就是这个道理。”

　　父亲旗帜鲜明地表明了自己对读经活动的态度：“我们做这项工作已经四年了，据中外教育界等各方面的普遍反映，这种教育使儿童在人格、智慧、责任感、自制力等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同时，也带动老师及其父母、祖父母，在学校和家庭形成了学习文化的风气。”

　　他最后在贺电里说：“我已经八十多岁了，但我常称自己是个‘老顽童’，随时同年轻人交朋友，随时吸收年轻后进的新思潮。我的心情与思想感情正如古人所说：‘风月无今古，情怀自浅深’。以此经验告诉诸位年老、年轻的朋友们，希望共同为此目标努力，共创国家、民族、人类和平世界的美景。”

　　这项轰轰烈烈的、响彻神州的重整中国文化断层的工程，经过十几年的推广，已经成燎原之势。父亲引用《易经·坤·文言》的“无成有终”一句，作为对这项工程的总结，他说：“我是个专门点火的人，现在既然火把点起来了，就靠你们年轻一代继续做下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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