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拿破仑大传 > 第四卷 圣赫勒拿岛囚徒：借其炉边一席之地 第三十四章 马莱之变
博罗迪诺战役结束后不到5周，当拿破仑的军队集结在莫斯科郊外的时候，巴黎发生了法国历史上最怪异的具有传奇色彩的颠覆政权及推翻帝国的阴谋。
事情发生在1812年10月23日，一个星期五的早晨，自两年前约瑟夫·富歇被免去警务大臣一职后就继任该职的萨瓦里将军刚刚将长长的工作汇报交给即将启程去莫斯科的特别信使，请他转交给正在莫斯科、还沉浸在胜利喜悦中、并将率部驻扎于此过冬的拿破仑。警务工作真是烦人，虽然萨瓦里才38岁，但已经被这种没完没了的案头工作搞得心力交瘁了。尽管富歇的那套《警察公报》已经停印，但日常工作依然是繁重不堪。
在警署工作了两年多了，萨瓦里仍不习惯于被人称做警务大臣。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的一生都是在军旅、在战役中或是作为拿破仑副官度过的，他甚至还当过短期的法国驻圣彼得堡的帝国大使。他所干过的惟一一件与治安有关的工作是当国家特种部队的司令官，而这支部队事实上只不过是为了维护法律及社会秩序而由警察局出面召集士兵组成的。路易·迪布瓦不再适合当地方治安长官了，因此在1810年，由温和的、也许有点儿懦弱的伊顿尼·丹尼斯、杜克·德·帕斯奎尔担任。人们都可以看得出来，随着富歇与迪布瓦的调任，治安工作已变得毫无生气可言了，感觉上每天的工作似乎只是加强治安管理而已。
正如富歇对工作一丝不苟一样，萨瓦里对拿破仑同样忠心耿耿，认真完成交给他的每一项任务。毫无疑问，正是由于他绝对的忠诚才使得皇帝陛下信任他，并委以重任。也许，在他看来是项令人讨厌的无聊公事吧——重任也好，无聊公事也好，他远没有他的前辈富歇那样胜任这项工作。
警务大臣萨瓦里熬到凌晨5点才完成当日的工作，签署了文件并将它留在办公桌上，以便让他的助手一早发送。与富歇不同的是，萨瓦里就在办公地居住，因此他只是回到办公室旁的卧室休息。关上门，弄熄蜡烛，他沉沉地睡去。两小时后，隔壁房间传来吵吵嚷嚷的声音，将萨瓦里从梦中惊醒了：
我十分疲倦，因此当我听到我办公室的门碎裂、木条落在地上的声音时，我尽力不去想它。后来，我想也许是大楼着了火，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弄醒我。我立即跳了起来，穿过黑漆漆的卧室，打开门查看。由于办公室没有锁门，所以我推门而入，我看见全副武装的士兵们正使力猛砸另一扇门，而外面的庭院里也有士兵……我质问他们，是谁让他们来这儿的？他们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相反，一位士兵向我吼道：“叫你们的长官来！”
萨瓦里万分吃惊地看到拉霍雷将军走了进来——拉霍雷是他以前大革命时期的战友，莱茵军前任将军莫罗的参谋长，后来由于卷入反政府行动而被投进监狱。拉霍雷在看到萨瓦里进来后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也没有老友再见面时的寒暄。
“你被捕了！”他对这个完全糊涂的警务大臣粗鲁地说道，“你应该为落在我手里而庆幸才是，因为至少我不会伤害你。”接着他解释道：“拿破仑皇帝陛下去世了，6月8日死在莫斯科城墙下。”并补充道：由于拿破仑的去世，政府政权已经改变了，他称自己是受巴黎军方的委托前来逮捕他的。
“你简直是在胡说八道，”萨瓦里不禁哑然失笑，“我刚好接到皇帝陛下在6月8日那天的来信。我可以拿给你看看！”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拉霍雷说。“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又重复道，看上去十分确定。拉霍雷留下几个人看守萨瓦里，自己离开了房间。
萨瓦里开始感到担心和焦虑了。因为正是他不久前以反叛罪逮捕拉霍雷并将他投入了戒备森严的拉枫斯监狱——他显然是越狱了——他是怎么逃出来的？是何时的事？拉霍雷走后，萨瓦里在努力地思索着答案。
“你是谁？”他询问仍在这间房内的士兵军官。“我是个上尉，隶属国家卫队第十军团。”“很好，”萨瓦里继续问道，“这些士兵都是你们军团的？”“是的，长官。”“那么你不是反对政府的喽？”他问。士兵们听后显得十分吃惊，断然否认道：“不，不，我们只是奉命到此而已。我们是奉一位将军的命令前来的。”“喔，那么你们认识这位将军吗？”“不认识。”“如果是那样的话，这里发生的事就不奇怪了，”萨瓦里继续道，“可我认识那位将军，我会让你们明白你们到底卷入了一件多么荒唐的事！这位‘将军’是犯叛国罪的莫罗将军的前任副官，他现在应该还待在监狱里才对，而且是我亲手抓他进去的。他是个叛国者！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他们当然不知道。“你们知道你们现在正站在哪里？”他们还是摇了摇头。但这时一位年轻军官走上前来，称他认识萨瓦里，并知道他正是这里的警务大臣。“既然如此，”萨瓦里说，“我命令你们立即逮捕拉霍雷。”
然而，这个上尉和下士却仍然牢牢地抓住萨瓦里的双臂不放；当萨瓦里力图挣脱他们的时候，他注意到这些士兵的毛瑟枪里没有装子弹，毫无用处。“我亲爱的先生们，”萨瓦里说，再一次转向这个上尉，“你正在玩一场你绝对输不起的游戏，要是一意孤行的话，你的下场将会是在15分钟后被枪决——如果我没被你们先枪毙的话。因为帝国卫队转眼就能赶到这里，到那时，这场游戏你就输定了！”实际上，拿破仑的卫队就驻扎在塞纳河的对岸，距此仅数百码之遥。看到这名上尉的心思有点儿开始动摇了，萨瓦里又进一步说道：“如果你是个有尊严的男子汉，就不要卷入这场罪恶，不要拒绝我想拯救你们所有人的一番好意。我只要求你们释放我。”萨瓦里说完，立即趁上尉等人稍一分神就挣脱了双手并试图拔出上尉腰间的佩剑，但他的动作不够快。“不，您必须按照我们说的做！”军官说道，很快又控制了局面。
透过高高的窗户，萨瓦里看到拉霍雷将军同“另一个蒙面的男人”一同回来了，这个男人就是他一直想找的“军士”。“他们十分生气地回到我的房间。”萨瓦里后来回忆道。拉霍雷跟在队伍后面进来，随后是这位军士，但看上去他醉醺醺的，蹲在大办公桌旁。愣了一会儿，他开始按摩双腿，接着他走近萨瓦里，用剑指着萨瓦里的胸部，问他是否认出他是谁。“我是吉达尔（Guidal）将军──在马赛被你逮捕并被带到巴黎的吉达尔将军！”他挑衅地说道。经他这么一说，萨瓦里脑中一闪，忽然想起他是谁了。这个吉达尔──他从未见过他本人──是因涉嫌在土伦海港外同英国互相勾结，而被他下令逮捕的。“你此行的目的就是像懦夫般地谋杀我吗？”萨瓦里大胆地问道。
“不，我不会杀你的，但你将和我一起去趟参议院。”
吉达尔命令萨瓦里穿好衣服，萨瓦里尽可能以最慢的速度穿衣服——当他的秘书终于到来时，他打暗号让他回去，并大声叫道：“告诉我的邻居不要担心，我并没有受到伤害。”秘书见状扭头便跑，没人能抓住他这个飞毛腿。萨瓦里所说的“邻居”实际上是治安部的一位高级官员、令人敬畏的皮埃尔·弗朗西斯科·瑞尔──他就住在离萨瓦里所在大楼不远处。
吉达尔和拉霍雷立刻架起了萨瓦里，将他带出房间，穿过在外把守的萨瓦里的警卫一直向前走，而这帮警卫见自己的大臣被人带出去居然没有起一点儿疑心。萨瓦里再次企图逃脱，但很快又被抓了回来，随后他被带往了拉枫斯监狱（而并不是参议院）。接下来的一切，才是最最奇怪的。
所有的这一切都和克劳德·弗朗西斯科·德·马莱将军有关。正如瑞尔所说的，马莱是“大革命造就的人物”之一，但他缺乏成功的要素，发现自己总落于人后，总是被比自己聪明的人踩在脚下。
马莱于1754年生于法国的富绅之家，随后在意大利莱茵地区的法国革命部队服役，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并于1799年升为准将。但随着拿破仑第一执政的崛起和最终称帝──而这正是马莱誓死反对的──这位准将的事业被迫中断了。由于同驻罗马的法国军事官员迈克李斯的意见相左，他最终被革了职。
军界官僚政客的不公以及拿破仑的傲慢令马莱愤恨不已，拿破仑要破坏他所挚爱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马莱这个共和制的忠诚拥护者同他的妻子一起只能靠半份薪金在巴黎过活。马莱逐渐同其他被革职并对军方同样心怀不满的官员接触──包括勒穆尼、德梅尔洛特、纪尧姆、马雷斯科特以及杜邦——他们都公开反对拿破仑。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帮人每天在咖啡馆里聚会，开始密谋推翻拿破仑政权。这一谋反行动不同于以前保王党人以及雅各宾党人的谋反行动──他们选择拿破仑不在法国特别远在异国战场上的时机下手。这次谋反与以前的最根本的区别还在于它毫无组织基金和计划——由于马莱只同一两位高级军事官员商讨计划，因此也欠缺有力的军队支持——当然，他也没有酝酿过如果此次谋反果真大功告成，新政府的领导成员将会是哪些人。但这一切似乎都未影响到这位冷酷、急躁而又富于幻想的马莱，没有让他从这场毫无根基的谋反美梦中清醒过来。
马莱的计划是签署并印发一系列伪造的政府文件、文告、参议院法令、命令──谎称拿破仑已战死在某异国他乡，并且宣布参议院决定组成新政府，驱逐并逮捕拿破仑内阁中的重要政府官员。接着，马莱又起草了一份高官名单，大多数是参议员，都是他想要任用来取代旧政府组成新政府的人员，但他却从来没有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过这些人。
马莱的怪异举动第一次引起警方注意是在1807年6月，富歇的报告中提道：马莱、纪尧姆和德梅尔洛特正密谋推翻政府并取而代之。被警方逮捕后，纪尧姆承认，马莱与德梅尔洛特确实正在密谋这一计划，包括成立由5人组成的督政府。一位警方官员报告说：马莱给一个人50万法郎作为刺杀拿破仑酬劳，“马莱告诉他，在政变发动前两小时，他将受命行动”。因此，富歇和迪布瓦最后采取了行动，下令逮捕马莱。然而由于有人预先通风报信，马莱逃跑了，但治安部却在他的住处发现了枪。“马莱的思想过激，”富歇说，“（这场谋反，除了有证人口供及枪支为证外，）实际上并不存在，或者说，这场密谋只存在于马莱和迪布瓦两人的头脑中而已。”发觉这一密谋的迪布瓦“把整个事件想像得太过离谱了”。尽管富歇这样认为，马莱被捕后仍然立即被投进了拉枫斯监狱。
然而，一年后，萨瓦里得到报告，报告说现在仍然囚禁在拉枫斯监狱的马莱又在重做推翻拿破仑政权的美梦。这件事从马莱的3个共谋者之一的意大利人口中得到了证实。
马莱的新计划定于1809年5月28日星期五进行，那天将会有一个集聚了法国全体高官的庆典，以庆祝拿破仑最近对奥地利作战中在艾克缪尔以及阿斯佩恩和埃斯林所取得的胜利。各种秘密印制的宣传小册子和文告再次出现——“拿破仑将不复存在。他和他那帮科西嘉人以及该死的警察一起下地狱了！自由万岁！”──与此同时，军服和武器也藏匿在附近。尽管富歇为了以防万一还是将3名主要叛乱分子于5月26日转移至其他监狱，但他在给拿破仑的报告中却谎称叛乱已定，并且挖苦迪布瓦，诬告他言过其实，说整个事件不过是毫无破坏性的“假想的谋反”而已。
1812年，富歇与迪布瓦两人都被调离了警察局，其原有职位被另外两个不起眼的小人物取代：萨瓦里是警务大臣，而伯斯奎尔则继迪布瓦之后成为治安长官。正是这两个人于1812年释放了这个马莱，他们觉得这个家伙已不具危险性，因此将他从拉枫斯监狱转移到另一所较小的精神病医院，马莱就此被人遗忘了。
但是，马莱是个专注于自己的“使命”的人，他努力工作，精心策划着另一场新的“革命”——起草文件、文告、法令等，其中包括再一次宣告组成新政府的文件，任命其政府首脑（当然仍没有告知被任命的当事人），而这份文件同往常一样，是由马莱本人代表其他缺席的参议员“签署”的。这一次，这份新文件“任命”马莱为巴黎新军“统帅”。
在精神病医院，马莱认识了一位名叫卡加门罗的西班牙牧师，这个牧师同意出院后帮助这位运气不佳的将军发动“政变”。而另一位“病友”是一名叫阿比·拉方德的牧师，他也同意加入谋反活动，并介绍了另外两个年轻人加入，他们分别是在巴黎要塞服务的科波瑞尔·兰图以及名叫布特鲁的学法律的学生。由于特别年轻，布特鲁被任命为“塞纳河地区长官”，而科波瑞尔·兰图则成了马莱的副官。接着，马莱又伪造了这些任命书及文件。同时，他又准备了一些升职报告，其中包括了许多军队官员，而这些人是他幻想着政变成功后将要任用的人员；他没有忘记要从“国库”中为这些人“取”出10万法郎的“奖金”。因为对于马莱而言，所有的这一切有朝一日都是可能实现的。
为了确保此次计划的顺利进行，马莱决心要得到军队的支持，也就是说，军队和财富对于计划的成败都是十分重要、缺一不可的。不言而喻，为了顺利执行他的计划，马莱必须借助军人的帮助以调动各地的军队。这计划包括逮捕治安大臣、陆军大臣、政府要员，同时接管城市各项通讯设施、国库以及政府机构和封锁城门等。为了这一“十分周密”的计划顺利运作，马莱挑选了两个真正的，尽管目前“困窘”的将军──吉达尔以及拉霍雷──这两人目前正在拉枫斯监狱服刑。
只要没有任何节外生枝令事态复杂化，凭马莱的才华和大胆，占领附近的军事城堡接管那里的军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马莱还需要他原来那套军官制服以及为他的新“副官”弄一套新制服；他捎信给他的妻子，嘱咐她将这些制服以及一些轻型武器及装备一同装箱，并寄给那个西班牙牧师。当一切就绪后，计划于1812年10月22日周三开始执行了。舞台已准备妥当，而此刻拿破仑远在异地──事实上，他正在向莫斯科的进军途中──没有人能阻碍马莱执行他的政变计划。
晚上10点，精神病院的大门及主要通道都已上锁，马莱和拉福德开始行动了。他们从一楼的窗户爬了出来，没有任何障碍，快速地穿过花园，越过一道矮墙。终于逃离了医院，他们动身前往那个西班牙牧师的住所。在那儿，马莱和科波瑞尔·兰图换上了他们的制服，“塞纳河地区新任长官”布特鲁的制服上是三色军章。接着，马莱向众人展示了自己写在牛皮纸上的伪造文件，并向大家解释每份文件的用途；然后，又将文件的副本交给他们供“存档备案”。10月23日星期五凌晨一点，马莱、布特鲁、兰图起身前往波比科特兵营，马莱轻易地骗过了睡眼惺忪的守卫，并要求见该营的长官科里内尔·索尼尔。索尼尔正卧病在床，马莱手持烛台推门而入，来到索尼尔的床前，称自己为“拉蒙特将军”。“我可以看出你还不明了目前的状况，”马莱说，“我们已失去了我们的皇帝陛下。”仍处于半昏迷状态的索尼尔竭力想弄清楚在他的卧房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政权已交接了。这儿有以前马莱将军交给我并要我转给你的东西。”马莱补充道，并交给索尼尔一封信，信中“马莱将军”命令他将部队整顿好，听候这位“拉蒙特将军”的指挥。同时，“拉蒙特将军”告诉索尼尔他刚刚被提升为准将，并将任命书及10万法郎的汇票交给了他。“拉蒙特”命令索尼尔将他的队伍集中在庭院中。15分钟后，“拉蒙特”来到国民卫队第十军团的1,200人面前，向他们宣读了一份通告，告诉他们“拿破仑已死，政府已交接”的消息，从现在起他们必须听他的指挥。“拉蒙特”命令索尼尔带领一队人马到维勒旅馆为召集高级官员们组成军政府做准备，并待在那儿等他前来。“拉蒙特”自己带领剩下的兵士——但由于太过匆忙，他忘了发给他们子弹了。
由于星期五是旺多姆传统的每周服饰旅行日，夜间军队穿梭于各大街小巷并不引人怀疑。马莱带领剩下的队伍到达了拉枫斯监狱，命令狱卒给他开门并且释放吉达尔和拉霍雷。开始吉达尔和拉霍雷和狱长一样十分迷惑不解，尽管没有被告知他的“大计划”，但吉达尔和拉霍雷很快明白了过来，并且开始和马莱拥抱。“不能浪费时间，”马莱告诫他们，“这是给你们的任务，接管这些军队并且按计划办事。我只需要一部分人来帮助我夺取政府政权，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对于因参与莫罗事件失败而被判处长期监禁的政变老手拉霍雷而言，这次政变对他而言已是轻车熟路的事了，因此他同吉达尔接受了这一任务。
拉霍雷立即率部前往位于塞特岛的治安长官的住所。他们于早上6点到达那里，发现伯斯奎尔已经开始办公了。一路闯进了治安长官办公室，拉霍雷将伯斯奎尔带到拉枫斯监狱同警务大臣萨瓦里关在一起。这时，另一些部队则动身前去逮捕陆军大臣克拉克以及首相康巴塞雷斯。马莱此时正集结国民卫队的另外两个军团，并下令关闭巴黎的城门及所有出口，并占领了财政部和主要政府部门。一切都按计划进行。
这一事件中最可笑的一点是：没有人对拿破仑的死讯感到一丝怀疑，甚至除了萨瓦里以外，大家都毫不反抗地接受反叛者的命令并按其命令办事。
对于政变成功信心倍增的马莱又出发前往逮捕巴黎军事长官霍林将军。霍林在旺多姆旁其官邸中被25个士兵制伏了。一路闯进豪华的住处，马莱告诉霍林：拿破仑已死以及他现在已被捕。十分震惊且睡眼惺忪的霍林坚持要亲眼看看那些命令文件。但是，当霍林转身读那些文件时，马莱掏出了手枪开枪击中了霍林的面部，他的妻子尖叫起来。马莱很镇定地丢下手枪，同另一个目睹一切却没有任何异议的上尉一道回到了旺多姆闯进了将军的司令部，马莱亲自提名这个上尉为霍林的继任者。
但随后，马莱发现霍林的副官杜塞仍在阅读自己交给他的文件，很显然杜塞已对这些文件起了疑心。马莱向他解释按照文件杜塞已被提升为准将，并且命杜塞他逮捕他的上级拉波德将军。杜塞对此已有怀疑，为了拖延时间，他动身去找拉波德。当拉波德得知此事后，就在叛军到来之前离开了办公室，并带了文件的副本研究。在底楼，他看见一名来自治安大臣处的监察长试图进入他的办公室，被来自国民卫队第十军团的约60人的队伍堵住不许进入。拉波德命令放他通行，他们照办了。将他带到屋里，拉波德很快向监察长解释了目前的局势。这位监察长接着立刻回到了楼上，因为他不仅认识马莱，而且还在数月前亲自护送马莱离开监狱去精神病院。
突然闯进杜塞的办公室，这两个人与马莱面对面。“马莱先生，”监察长说道，“没有我的允许，你是不能离开精神病院的。”接着，他又转向杜塞说：“这事有些问题，逮捕他。我亲自到治安部那边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此时，靠在屋子另一边的马莱偷偷伸手掏口袋内的手枪，而这一动作在镜中被映得一清二楚，于是这3个人──拉波德、杜塞以及监察长立刻抓住他并夺下了手枪。这时，有消息报告说被马莱枪击的那位军官已命在旦夕。
随着马莱的被捕，一切都结束了。所有的参与者，包括参与政变的军队及国民卫队官员，都被投进了拉枫斯监狱，接受军事审判。有84人接受审查，14人被判有罪，以“企图推翻拿破仑政权罪”被处以极刑。尽管大多数卷入此事的高级官员们都没有意识到马莱给他们的文件是伪造的，只是信以为真而忠实地按其命令执行而已，但在受到审判后均被革职；马莱、吉达尔、拉霍雷和索尼尔及其下属如布特鲁等人都被处以极刑；最后只有那位西班牙牧师受到了宽大处理。
这件事给那些卷入此事的高级官员们以强大的冲击，因为就是这么一个孤僻的疯子几乎成功地颠覆了拿破仑的政权，就是他差点成功地干成了成千上万由英国、普鲁士、奥地利以及俄国组成的联军想干却无法成功的事——解除巴黎武装，颠覆拿破仑政权。正如事后治安大臣萨瓦里所承认的那样：“马莱确实有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控制全巴黎的大多数政府机构。”他继续说道：
由于我军在俄国的劣势，马莱甚至有可能在皇帝陛下回国途中不费吹灰之力地将之绑架……国家面临的危机毫无疑问是巨大的，我们过晚地意识到如何保护我们的国家并将之从这类阴谋企图中解救出来……我们尤其备受打击，因为我们的军队如此轻易地相信“我们的皇帝陛下已死，政权已交接”，而这一切甚至未经任何官方发言的证实，他们就信以为真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很明显是没有考虑到拿破仑的儿子和继承者。
当然，马莱的企图应该很快就被识破，应该是数小时就能处理的问题，他并没有取代拿破仑政府的执政团。但是“谬论居然传播得如此之快”——正如萨瓦里所指出的那样——令民众为之动摇，给了皇帝陛下的敌人以可乘之机，使他们可以利用这个局势至少造成全国范围内的暴动。如果说在马莱没有一个成熟而周详的计划来组织政变胜利后的新政府这一点上富歇是对的话，从另一方面来说，他对于马莱的早期行为（如逮捕重要官员，控制重要部门）则完全没有能事先估计到——如果马莱叛乱得逞，数周后拿破仑返回巴黎对于局势起的安定及恢复作用就无法保证了。事实上，这场叛乱归根结底是一个人的作乱，而就这么一个渺小的人物居然可以撼动当世最强的帝国！警务大臣萨瓦里总结道：“我们中没有一个人以智者的冷静眼光来分析判断所发生的事。他们只不过是在一个叫巴黎的地方受到惊吓和震动，只不过是发现自己身处火山口而已——人们的迷乱是可以理解的，当他们最终发现自己获救了，又重回坚实的地面时，一切都会恢复正常。处于危机中人们总是慌乱而不知所措的，而危机过后，冷静与有序将重回人们心中，他们就又会恢复成为举止正常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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