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拿破仑大传 > 第二卷 第一执政：连上帝对他也无能为力了 第十七章 富歇其人
他是个瘦高个儿，背稍有些驼，发红的头发稀疏，谈不上漂亮，脸色十分苍白，毫无血色，灰色的眼睛表情冷漠，目光呆板。他薄薄的毫无血色的嘴唇偶尔吐出几句刻薄的言辞，他的姿态傲慢而冷漠——这就是警察局长富歇给世人提供的肖像。
然而，有时候他也会滔滔不绝地议论法国的高级官员，包括他最亲密的同事，津津乐道于他们的逸闻趣事。他外表装出的平静隐藏着过人的精力，晚上他一般只睡几个小时，除了简单的用餐之外，他从来不在任何其他事情上浪费一分钟时间，他甚至在起床穿衣服时还要接见来访者。他身着黑色的简陋外衣，和法国政府和军队高级官员的镶满金银饰物的制服成了鲜明的对照；他站立时，除了那双细长的、骨节棱棱的手之外，很少有其他动作；交谈时，他狡猾的眼睛和警觉的耳朵不会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富歇的名气和他遭到人们憎恶的程度是同等的。
拿破仑对这个在大革命中冒出来的古怪人物仍然有着深刻的印象。在法国还没有任何一名警察局长能够取代这位外表阴沉的警务大臣。他的间谍遍布所有的沙龙、政府部门甚至军队内部。奉拿破仑之命，他已经查封了47家全国性的报社，监狱里关满了被他的手下抓来的疯狂袭击旅行者、驿车甚至国家仓库和银行的土匪和罪犯。巴黎的犯罪率仍然很高，每天都要发生抢劫和凶杀，男子出门不得不带上武器以便自卫。
富歇是以喜怒不形于色著称的，无论在什么情况下，甚至在拿破仑勃然大怒的滔滔指责下，他始终能保持心平气和的态度。现在，他已经41岁了，但他仍然固执地遵循和世人保持距离的哲学，他仿佛是在另一个星球上俯视世人。在他的命令下，男人和女人被逮捕、审讯、拷打、监禁或处决，他却若无其事地生活起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完全无动于衷，对他而言这只是执行任务（拿破仑在看到他战死或伤残的士兵时，至少还会流下伤心的眼泪）。和外交部长塔列朗不同，富歇每天是最早来到办公室，最晚离去的；同样和塔列朗不同，他从不放过工作上的任何细节，而且他的记忆力也非常惊人，他对自己主管的部门和政府的其他部门情况了如指掌。一切都记录在他的秘密卷宗里，这些材料是连拿破仑也无法看到的。
虽然富歇的生活简朴、服饰简单，但他绝不拒绝穿他最喜爱的、带银饰的蓝丝绒制服。他也不拒绝乘坐由骑兵护送的马车在巴黎的大街小巷疾驶而过。他将自己视为一个政治家、一个伟人，而不仅仅是个警务大臣；而且，他内心十分羡慕外交大臣的交椅。
但富歇天生就是当警察头头的材料，在他的主持下，警务搞得有声有色。富歇是个事无巨细都要关心过问的人，正如塔列朗所说“从他感兴趣的事入手，一直干到哪怕是他毫无兴趣的事情也不罢手”。正因为如此，他才能不断查获新鲜的丑闻、阴谋、不光彩的行动、不谨慎的言论，并找出借口到巴黎各种家庭，包括雅各宾派（他仍然有一些雅各宾派的朋友）、牧师（他总是保护他在教会里的朋友）、共和派以及贵族的客厅里做客。无论社会和政治环境如何，他都习惯于时刻保持警觉。富歇还诙谐地说：“如果你们要说皇帝或政府的坏话，等我来了再说，因为我的耳目见到我就会离开的。”连自己具有许多鹰犬的拿破仑对富歇的众多耳目也不得不提防。对于富歇来说，搞秘密活动是他生命的组成部分，如同呼吸一般必要。
这个在工作中毫无情感可言的人，在另一方面却是个忠实的丈夫和慈祥的父亲。和他的大多数同僚不一样，富歇很少允许公事打扰他位于巴黎的奢侈而宁静的家庭。只有最亲密和特殊的朋友才有幸被他邀请晚上到家里去做客。和其他自命不凡的高级官员不同，他很少携妻儿出入社交场合。他的妻子很少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露面。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妻子害羞，事实上他的妻子并不是一个心肠很软的妇人，她对她丈夫的血腥事业并没有丝毫的反感或忌讳，相反，她在各方面都和她丈夫有着一致的看法。
和当时所有的法国高级官员不同的是，富歇不仅是个骄傲的父亲和丈夫，而且是个心满意足于一夫一妻生活、从不在外面拈花惹草的男人。“我惟一的希望是使我妻子和孩子生活愉快。”他坚持这样认为。
“跟我学吧！”他这样劝告他的老朋友拉乌尔·加亚尔，“对你的妻子口授你要写的信件——能够亲吻你自己的‘秘书’是件多么快乐的事啊！”
的确，和家人在一起是他最快乐的时光。在家中，他和他的4个孩子嬉戏玩耍。在当时的法国，家中来客人时，一般来说孩子是要回避的，可是在富歇的家里则不然。他让孩子在客人中间来回奔跑、开怀嬉闹，常使初来乍到的朋友暗暗吃惊，而富歇则感到其乐无穷。“也许你们听到有人说我把孩子溺爱坏了，但他们是可爱的，是我生活中的最大快乐。”他这样承认道。
维克托里娜·德·沙特奈夫人是常常光顾富歇家的贵族妇人之一。她对这位警务大臣并不是没有看法，但并不妨碍她的造访。她从内心感到富歇的自负中有某种“骗子”的成分，他总是冷漠地将自己“凌驾于所有人之上……仿佛只有他才是法国的主宰”。富歇总是以傲慢态度让他的朋友感到能从他那里打听到一些当今事件的信息是他对他们的信任，而过后才知道富歇并没有对他们透露任何重要的事情。
富歇吸引女性崇拜者（和塔列朗一样，他的大部分崇拜者是女性）的一个原因毫无疑问是他对他妻子的忠实，特别是在当时那个年代，有地位的人拥有情妇是件司空见惯的事（连伟大的民族英雄拉法耶特也是以征服女性著称的）。此外就是他对孩子的挚爱，他在孩子身上倾注了他本人从来没有从自己父母那里得到过的感情。富歇夫人对丈夫的忠贞也给沙特奈夫人留下了同样深刻的印象。
富歇绝不能容忍放纵的女人，他劝告他的妹妹对他的侄女要严加管束：“要让她们在公共场合行为举止得体。要让她们认识到女人在社会上的地位是由她自己的坚定原则、精神和道德价值确立的。”和拿破仑一样，他对法国日益放纵的社会现象很是反感。所以，警务大臣、后来被封为“奥特兰托公爵”的富歇很少让他的妻子在公共场合露面，即使是拿破仑坚持邀请也不例外。
尽管约瑟芬由于放纵在社会上声名狼藉，富歇却真诚地喜欢她而且常常能从她那里获得情报信息，包括拿破仑从埃及给她写的私信。当然，富歇为此也是出手大方。约瑟芬这种给警察当内线的行为并不光彩，但富歇却真诚地赞美她的风度、温柔和慷慨，他甚至给自己的一个女儿起了约瑟芬的名字。富歇从来不邀请拿破仑的高级官员到自己家里去做客，他们也无意到他家去；但约瑟芬和少数几个拿破仑的人，却有幸偶尔被邀请去做客。也许在他家出现的最令人吃惊的客人是巴黎的大主教贝卢瓦，他完全不在意自己拜访的是法国昔日牧师的屠杀者和教堂的亵渎者。
虽然沙特奈夫人可以在富歇身上找到某种值得她赞美之处，但在他的同事，包括塔列朗眼里却不然。塔列朗对富歇的看法是：“一个没有心肝和眼泪的人。”
如果说富歇在追求女人、美酒佳肴方面没有明显的弱点的话，他却经不起金钱的诱惑。虽然他在大革命期间的公开宣言表示要视金钱如粪土，虽然他的一些财富来自非常隐秘的“礼物”，大部分是用警察强征的“税收”中饱私囊，但拿破仑本人也在过去数年里给了富歇数以百万的钱财。富歇用这些钱财和他商界的朋友一起投资，或者当他们的顾问。但他真正的财产来自恐怖时期从寺院、教堂和城堡里低价收买或巧取豪夺的价值连城的珠宝和艺术品，包括在里昂时期聚敛的财富。
富歇的财富包括他不久后在巴黎购买的豪华公馆（位于奥坦斯在巴黎住所的隔壁）以及离巴黎不远的两处田庄：费里埃和蓬卡雷；法国南部两座大的庄园；在埃克斯、土伦和尼斯的幽雅的乡间别墅；他还买下了贡比涅的两个教区，包括所有的房产、商店、磨房、田地；以及从埃克斯到瓦尔一带上千英亩的田产。在拿破仑征服德意志和意大利的省份之后，富歇又得到了有大量进账的田地，以及他继承家族在圣多明各的甘蔗田、靛青田以及大片农场。除了他个人的投资外，他还作为政府部门的部长、参议员等每年获得223，000法郎。尽管维持他的巨大产业需要庞大的开支，但作为一个简朴的布列塔尼人，他十分节俭。和嗜赌成性的败家子塔列朗不同，富歇为自己聚敛了1，500万法郎的财产，在一个普通工人如果一年有1，000法郎的收入就很幸运的当年，这不啻是个天文数字。富歇一生的两大爱好就是政治投机和聚敛财富，很难说他更喜欢哪一个。
除了和教会的朋友多年保持密切关系之外，政治上，富歇几乎背叛了一切人，包括罗伯斯庇尔、西哀士、巴拉斯、塔列朗、拉法耶特、卡尔诺，当然还有拿破仑。奇怪的是，虽然他有着极其饥渴的权力欲，但他并不是一个报复心很强的人——只要不干扰他工作上的计划和目标的实现，即使反对他个人，他也并不在意。这个怀疑一切人类行为和价值的人，却对一切都能坦然接受。“我原谅人类的一切弱点。”他这样表白，有时候他甚至会帮助处于困境中的政治敌人。富歇总是标榜他的“温和”政策，但与他在大革命中的血迹斑斑的历史相去甚远。正如路易·马德兰使人信服的理解那样：
他……研究过他的邻居。他掌握着人类各种肮脏交易和重蹈过去暴君的堕落行径的第一手资料……警务大臣个人经历了各种类型的可耻的行为并揭示过人性中最丑恶的部分。他对于人性的可悲比任何人更了解。对于他来说，这个世界是由天生的恶棍和可怜的低能儿组成的。
这个现在负责维护全国的道德和治安的人曾经默许里昂的渔村主妇们用手中的切肉刀将一个无辜的修女活活砍死，还是这个道貌岸然、宣称主张“温和”政策的人在自己家中摆满了偷盗来的国家的文物和艺术品。现在富歇在他每天重复见到的罪恶中可以看到他自己的杀虐狂和心理病态的影子。他知道像他这样一个人一旦真正握有权力，就能无所不为。正如他对他的教会朋友拉乌尔·加亚尔透露的那样：“当我能够左右一切时，我必须成为真正的主人。”这就是警务大臣的为人。
至于政策和目标，他究竟有没有呢？他和拿破仑一样，是个公共安定的破坏者。他是个阴谋家、一个扰乱一切政府秩序的人。“他兴风作浪、制造复杂事端，目的只是要满足他平息和解决事端的乐趣，正如一个演员将剧情写得适合他的戏路那样。正因为如此，他特别满足于对付凶悍的对手”，在对付对手时“他有时大胆和凶狠到了愚蠢的地步”。他以谈论有关他同事，甚至有关拿破仑的最具侮辱性的话题为乐，因为他知道不用一个时辰，这些话就会传到他们的耳里。“拿破仑不喜欢我，”他微笑着承认道，“他也知道我不喜欢他。”自他在里昂初涉政坛，剥夺了无数公民的生存权时起，他就将自己凌驾于芸芸众生之上了。他可以无所不为，他洗劫教堂，屠杀年轻的修女和年老的妇人。他是口是心非和邪恶的化身，他始终有将自己在周围人们的心目中神秘化的要求，他将别人不能理解他视为乐趣。“他的身上充满了各种矛盾，”夏多布里昂①写道，“宗教和无信仰、德行和恶行，保王分子和革命者的矛盾……我从来没有见过比他更自相矛盾的人。”
我们还是要问：这位警务大臣的政治目标究竟是什么？他是为革命不惜付出一切代价的雅各宾党人吗？他是温和的共和派吗？他是伪装的君主主义者吗？事实上他什么也不是又什么都是，一切取决于当时的需要。他除了自己什么也不相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轻视宗教、民主、群众和一切权威（当他自己没有运用这种权威时）。他认为政治游戏是不择手段的。他最关心的是使自己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风云人物，这就是他在各种政体之下都能得宠的原因。“他是一个在现政府手下就为自己在下届政府中的地位未雨绸缪的人。”马德兰这样评论道。他自己也对帕基埃承认道：“每一块蛋糕都必须有我的份儿。”也许基佐对他的总结最入木三分：
没有人比他更加充分地表现出这种固执、挖苦、愤世嫉俗、冷漠，这种泰然自若的临危不惧，同时又无节制地需要行动、需要承诺去进行一切成功所需要的行动——并不是为了去完成某种事先预定的计划——却是简单地抓住眼前稍纵即逝的每一个机遇。
就拿破仑的第一帝国期间的政策而言，富歇可以说是处处与拿破仑背道而驰：拿破仑喜欢战争，富歇总是寻求和平。拿破仑统治了法国，富歇对他心怀嫉恨。富歇对此并不掩饰，只是在他和欧洲各国特别是英国缓和关系时隐藏了自己的各种图谋而已。但在法国，也许除了迪布瓦之外无人能够取代富歇，而迪布瓦的巴黎地方官的职务也是须臾不可少的。拿破仑深知自己对这个古怪人物的依赖性。1802年，富歇反对拿破仑终身执政，并揭露了吕西安·波拿巴在私生活方面和作为内政部长的各种腐败、犯罪和轻率行为以及拿破仑的官员的轻率行为。这进一步激怒了拿破仑，他最终以120万法郎的代价革去了富歇警务大臣的职务。然而，看来拿破仑不能没有富歇。他又任命富歇为终生议员（并付以高薪）并任命他为国家法律顾问（同样享有高薪），经常在杜伊勒里宫召见他，就各种国家事务征求他的意见。自富歇不再当警务大臣之后，犯罪率直线上升，也许有些是富歇在幕后指使的也说不定；特别是在地方各省，保王党的匪帮再次掀起了阴谋推翻拿破仑统治的风潮。从当警务大臣的能力和经验来说，的确没人能比富歇高出一筹。
所以，毫不奇怪，在拿破仑称帝后的两年内，又一次委以富歇警务大臣的重权，让他负责恢复国家的秩序。但这并不排除两人之间不时重新出现的摩擦。富歇和拿破仑都是不肯让步的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贯倨傲和独立不羁的富歇用他的沉着和耐力使拿破仑啼笑皆非。偶尔拿破仑甚至故意以饵引诱富歇，看他会有什么样的好笑的反应，因为拿破仑希望他会出洋相。而富歇也同样有当众让拿破仑下不了台的嗜好。例如，拿破仑有意揭富歇在大革命初期曾经是狂热的雅各宾党人和恐怖主义者的老底，这是富歇十分忌讳的话题。
“奥特兰托公爵阁下，大人您是否曾经投票赞成处死路易十六？”拿破仑似笑非笑地问道。
“不错，回阁下话，的确如此。”富歇大声而清晰地答道，“事实上，那是我第一次得以为阁下您尽在下的绵薄之力。”
拿破仑闻言不禁仰天哈哈大笑。后来，在1815年，当发现他的警务大臣背着他私下和英国人商谈建立同盟以避免狼烟再起时，拿破仑骂他是个叛徒。
“奥特兰托公爵阁下，我应该将你处以绞刑。”
毫不生气的富歇不眨眼地答道：“我却并不想这样对待您，我的阁下。”然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办理他的公事。
另有一次，当拿破仑从战场未受损伤地归来时，他的科西嘉似的幽默使他禁不住对富歇提出了一个可能使任何大臣都感到十分狼狈的问题：“如果我在战场上不幸以身殉职，你将会做些什么？”
富歇镇静自若，不动声色地答道：“阁下，在下将为自己攫取尽可能多的权力，从而使自己不会成为事变的牺牲品。”
拿破仑听后赞许地微笑道：“妙，妙！这正是最好的游戏方法！”
富歇的确一言道出了他此后继续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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