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9月，我们抵达博罗迪诺前几周，一名赶马拉犁的农夫犁地时翻出了两具遗骸：一具是将军的遗骸，另一具是步兵的遗骸。”德·梅内瓦尔男爵在1996年2月26日给我的信里写道。遗骸面向俄国，将军不是孔佩尔（Compere）就是马特尔（Martal），两人都是在那次战役中阵亡的。步兵的骷髅双手仍紧握着朽烂的步枪和刺刀。博罗迪诺博物馆的向导告诉男爵，过去几十年里他们已经发现了几十具可以追溯到1812年9月7日的人类遗骸。1993年9月访问艾劳时，我的这位男爵朋友跨过了另一具新近发现的遗骸——所有这些遗骸都在提醒我们：过去的历史事件离开我们并不遥远；我们有时可能试图忘记历史，但历史却不会忘记我们。
历史总是令我着迷，但历史不是指只有对国王执政、战役和条约年代等历史事件的毫无生气的编年陈述；这样的陈述包罗万象，却单单少了人的联想，缺少了对创造这些历史事件的男人和女人以及他们身边整个氛围的关注。若要矫正这类缺乏辨别力的观点和陈述，必须注入现实感和理解力——也就是说，读者必须将拿破仑·波拿巴的一生视为自己同时代的人的一生，必须对他的个人价值、家庭、朋友、同伴、问题、个性和目标进行思考。
10年前，我开始着手研究拿破仑时惊异地发现：没有一部传记是涵盖了他一生的所有方面的。我还发现大多数令人激动的传记都趋于集中在他生活中的某些“片断”——或是他的军事战役、或是他的外交政策、或是他的治国方略和政治改良——从而只揭示了这个人物的某一个方面。在过去的150年间，有过成千上万部这样的研究著述，其中大部分现在已绝版。此外还有成千上万篇有关拿破仑及其帝国的文章。不用说，决定花去我一生中的若干年时间去承担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即为一个有着大量一次和二次研究和来源资料的人物撰写一部全传绝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决定。
我是1987年夏天开始着手研究拿破仑的，可以说，开始是间接的工作，我对他企图侵略英国、法西联合舰队在特拉法加海战中遭到纳尔逊舰队重创以及奥斯特里茨会战进行了研究。其后我写出了《拿破仑的百日王朝》，该书涉及拿破仑被放逐到地中海的厄尔巴岛；他在法国南部海岸登陆，向巴黎挺进；他重整旗鼓和反法联军的激战以及他最后的战役滑铁卢败绩。
直到完成了《拿破仑的百日王朝》之后，我才不太情愿地决定为拿破仑的一生而不是某些片断写一部传记。我感到——现在仍然觉得——对拿破仑这样的人物非常需要有一部包罗他一生和性格的各个方面、融合所有新的研究和历史档案的全传。
为此，我走访了欧洲、英伦和美国的图书馆和档案馆……
我还遍游了埃及、意大利、西班牙和整个法国，包括其主要海港、从莱茵兰到哥本哈根、乘火车到柏林和波茨坦，穿过波希米亚到维也纳和萨尔斯堡，沿莱茵河到勒根斯堡和乌尔姆，然后到瑞士，最后到比利时的滑铁卢，旨在找寻拿破仑的踪迹。这是漫长而艰辛、一刻也不得停息，然而却是令人着迷的史诗般的旅行。
对于一个欧洲人来说，对拿破仑持中立的观点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法国人来说，他几乎被普遍视为民族英雄，他的暴行被忽视了，避而不谈了；对于大多数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来说，他们的祖先在拿破仑的征服之下深受凌辱，他们憎恨他也是可以理解的。我对拿破仑的观点则是在对他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我尽量做到不隐瞒任何真实情况，不偏不倚。作为一个美国人——当时他年轻的国家除了与法国有一些小的海上冲突之外，既不是拿破仑的敌人，也不是拿破仑的同盟——因此，我希望自己避免了在个人感情和民族情绪上对任何一边的偏向。
利用一切我能够收集到的法国的文件档案和现有的回忆录，我竭力研究他个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无论是有关他个人的家庭生活还是内政、外交、战役方面。我重新审视了他的许多战役、他对被征服国家和人民的态度、他与同事和下属的关系以及他的理想、动机和行为。我的目的是全面深入地发掘拿破仑和他的行为。
我希望我的这部传记能对我年轻的同行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能更加深入地对这个十分值得、而且十分需要研究的题目展开多卷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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