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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帝国初成（15）
大张旗鼓的宣传使读者对这份新报纸寄予了厚望，报社也曾许诺要提供“丰富的国际新闻、由专家撰写的时事分析和文艺评论”。但是，正如《澳大利亚人报》创刊号社论所承认的：“我们在成长，但是还不成熟。”刚开始的《澳大利亚人报》在内容、版面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明显的混乱，记者在采访上的优势也没有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更为关键的是，报社决策层存在着明显的混乱。默多克是干晚报出身的，一味追求耸人听闻的事件，而牛顿则是由周刊评论员改行当日报总编辑的，而且两人都不熟悉亚洲政治，又没有聘请专家。这种种的不足使报纸在创刊后的第二个周末就收到了斯图尔特委员会一位监察员的评论分析，称《澳大利亚人报》“宽松的版面及其漂亮的外表”与其“漫不经心的语言”极不相称。
在创刊后的第三个周六，《澳大利亚人报》一反前两星期的平淡无奇，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在读者面前。主编牛顿聘请堪培拉学者鲍勃·布里森登任文学编辑，并由此罗致了一大批著名作家，其政治倾向左、中、右兼容，又来自澳大利亚全国各地。周六刊始终拥有广泛而稳定的读者层，帮助提高了这份报纸的平均销量。
在最初的风光时期过去之后，《澳大利亚人报》在与对手《悉尼先驱晨报》的竞争中一直处于下风。1964年七八月间，美国和北越首次承认在东京湾交火。8月3日，《悉尼先驱晨报》在头版头条报道了这一重大国际事件，而《澳大利亚人报》对此却只字不提，在新闻的时效性方面显然落后不少。
更让默多克着急的是，在堪培拉经营这样一份全国性的报纸，压力很大，发行量没有能够像所希望的那样上去。最初印刷25万份，但这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在首都免费赠送的。到1964年11月，每天能够售出的报纸下降到了5万份。亏损额在不停地增长，达到了每周4.5万澳元。
与此同时，在主编牛顿和默多克之间也出现了矛盾。默多克支持保守主义，但仍然有一些自由主义的观点。牛顿私下里对报社的前途表示悲观，于1965年3月辞职。默多克任命了一个新的主编，荷兰人瓦尔特·科默尔。报纸的情况依然如故，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默多克曾认真地考虑过关闭它，他的许多助手也希望他关闭它，因为它在吃掉公司的其他部门。但最后，默多克担心这一失败对公司的影响太大，最终还是把报纸办了下来。
1966年，他任命阿德里安·迪默尔作为副主编，并负责印刷报纸。阿德里安的父亲西德尼30年代初曾在基思手下工作过，是墨尔本《先驱报》一位出色的编辑。阿德里安继承了他父亲在报业上的天分。在阿德里安的负责下，报纸有了点儿起色。到1967年，《澳大利亚人报》的发行量已经上升到约7.5万份，但这其中只有3800份是在堪培拉出售的。默多克决定将编辑班子的大多数成员转移到悉尼基帕克斯大街。
默多克后来说，《澳大利亚人报》是“一个理想的努力”。他希望《澳大利亚人报》能给他一个全国性论坛的席位。《澳大利亚人报》对澳大利亚产生了重要影响，给澳大利亚一个大家庭的感觉。甚至连它最大的竞争对手《悉尼先驱晨报》也承认，它的创办是战后澳大利亚新闻界最有意义的事件，认为“它是一种力量，在开放澳大利亚社会，为1972年后澳大利亚的巨大变化准备了基石”。这项充满勇气的事业使默多克赢得了许多人的尊敬和爱戴，它带给默多克极高的社会地位，让他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被公认为澳大利亚最具全国影响力的人物。虽然这份报纸一直亏损，在20多年中默多克共赔了3000万英镑，但这份报纸凝集了默多克的爱憎喜悦及酸甜苦辣，他把这份报纸视为他人生中的一座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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