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赫的尝试
默多克制订了一项秘密计划
新的计算机排版系统
秘密被泄露了
工人们决定罢工
默多克胸有成竹
工人们中了默多克的针
默多克一生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但没有一次比在伦敦瓦平的那次更加险恶，更加残忍。
到1985年年底，由于收购福克斯公司和”城市传媒”公司，默多克的债务大增。这意味着他需要从英国的“摇钱树”和“奶牛”上摇下比以前更多的钱，挤出更多的“奶”来。但“舰队街”的工会很棘手，使他非常“撮火”。默多克知道，如果《太阳报》、《世界新闻报》和《星期日泰晤上报》工作人员高效率地工作，他是能够大大地提高他的利润的。
他需要的是达成一项协议，不中断报纸的出版而采用新技术。对于默多克和其他出版商来说，新技术意味着“一次性排版”，这样，记者和广告制作人员可以直接地排版，而无需印刷工人的帮助。
在1982年，他的总经理伯尔特·哈迪，曾经建议默多克在“舰队街”外面新建一个印刷工厂。哈迪认为，仅仅是由于《太阳报》发行量的增加，他也需要这样做。默多克起初热情不大，因为这需要大量的投资，而且明显会与工会发生冲突，这两点他都不喜欢。但最终他同意建一个工厂，但用他的话来说，只是一个“印刷车间”。
哈迪选了一处地方，是伦敦东区旧城的瓦平。这个地方离著名的伦敦塔不远，步行也只有十几分钟的路程。如果从城里乘出租车更没多远，但对于“舰队街”的男男女女来说，这个地方太靠东头了，简直远得像在莫斯科。这块地方有一些很好的房子，新闻公司得到政府的允许，将许多老房子都推倒了。这引起了保守主义者不停地抗议，因为它们是英国保存最完整的“文物古迹”，代替这些老房子的是伦敦最难看的一座现代工厂。
无论是默多克、哈迪还是其他什么人，都没有指望这栋新建筑除了做一个印刷工厂外，还有其他什么用处。报纸排版仍然像从前那样在伦敦市中心完成，而记者们也将无需参与进来。但工会坚持认为，如果他们要搬进新工厂，“舰队街”原来的规矩和办法也必须一同随他们搬进来。
到了80年代中期，伦敦所有的报纸几乎都遇到了经济困难，尤其是《电讯报》陷入了危险的境地。与默多克一样，《电讯报》也是在“舰队街”外面建了一座工厂。到1985年，《电讯报》面临破产边缘，它的老板洛德·哈特维尔被迫投靠了一个加拿大企业家和报纸出版商孔拉德·布莱克，以寻求帮助和接济。被无休止的斗争弄得精疲力竭的哈特维尔，几乎是很自然地将他的家族的产业，拱手送给了布莱克。
默多克常常喜欢引用《泰晤士报》专栏作家贝纳德·莱文的话来批评“舰队街”的报纸。默多克曾经抱怨说，他在圣·安东尼奥只雇佣四个人来印刷报纸，在芝加哥雇佣五个人，在纽约和悉尼分别各有六个人，而在伦敦，是18个人。“这些人拿的工资至少是全国平均工资的两倍。”
在70年代期间，英国的地方报纸开始逐渐地采用新技术，利润额也随之上升，因而工资也跟着提高。伦敦的报纸引以为戒，没有胆敢跟着这样做的。老资格报纸的老板们学习的不是默多克，而是一个新来的人，名叫埃迪·萨赫，他在切尔西的瓦灵顿经营着一个报业集团。
萨赫对于印刷工会的要求和战术忍耐不住了，决定引用新的法律打散他们。撒切尔政府在1980年和1982年通过了《贸易联盟改革法案》。工人对“撒切尔主义”颇为愤怒，焦点集中在瓦灵顿的纠纷上。萨赫的广告办公室和助手们被大约4000名水手、矿工和其他参加进来的各种活动分子揪出来，最终演变成了一场暴力、骚乱，甚至和警察发生了冲突。这一次，“全国绘图协会”被罚款50多万英镑。在瓦灵顿，因报业的纠纷让工会付出的代价高于老板，还是第一次。
萨赫成为撒切尔时代的英雄。《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主编安德鲁·尼尔很是崇拜他，他鼓励萨赫办一家全国性的报纸，再获得新的成功。萨赫花了两年的时间进行准备。但他不明智的是买下了非常昂贵的彩色印刷机，他想自己来完成印刷工作，而不是让外面的印刷商来做。他还买了计算机系统，想在屏幕上直接进行文字输入与排版，这太复杂了。
最后，萨赫自己没有能够像他想象的那样使报纸获得成功，但他的举动和尝试对报纸行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萨赫曾经与“电子工程师协会”的领导人埃里克·哈姆蒙德达成了一项协议，在印刷和生产程序中只雇佣该协会的成员，以避免相互间无谓的争斗，那种对国家新闻事业贻害无穷的争斗。正是这一协定，为“舰队街”的革命埋下了伏笔。这也表明，撒切尔夫人的工会改革，削弱了工会的权力。
默多克在伦敦的新的总经理是布鲁斯·马休斯。他在1984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能够在新工厂印刷《太阳报》和《世界新闻报》的问题上与工会达成协议。就在那年的圣诞节前夕，谈判破裂了。工会的一名谈判代表声称，默多克所能做的最好是把他的瓦平工厂一把火烧掉。
1985年年初，马休斯和一小队经理人员飞到纽约，劝默多克说，如果强行在瓦平和格拉斯哥印刷报纸，是可以击败工会的，这对于默多克来说是一个困难的抉择，因为他的整个帝国依赖于英国的资金和利润，一旦出现麻烦，后果不堪设想。但他的一个名叫伍德罗·维亚特的朋友开始与埃里克·哈姆蒙德接触，进行秘密谈判。这位电子工程师协会的领导人同意，他的人不但能够将新工厂建立起来，而且也可以让它运作起来。
正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天赐良机。英国政府被煤矿工人的罢工搞得焦头烂额，正想寻求一个解脱的办法。当时，《泰晤士报》的发行量正在上升，接近50万份。但是，对于印刷更多的报纸，印刷车间的职员们要求再增加70个”‘工作”，这意味着每年的成本要增加100万英镑。默多克一直是小心翼翼地与工会打交道，但现在他再也忍不住了，终于被激怒了。他同意开始计划向瓦平转移。
比尔·奥尼尔被从澳大利亚召来，负责处理谈判问题。奥尼尔本人也是一名工会成员，一直是悉尼《镜报》的印刷工人工会的主席，由于他的人缘很好，又有工会成员的身份，默多克任命他为新闻公司在澳大利亚的工业负责人。在此之前，他也在伦敦和纽约工作过一段时间。
默多克强硬起来，提高了要价。他要求工会同意签署一项协定，不再举行罢工，不再出现关门的现象。只要他愿意，经理将有权雇佣和解雇任何人。记者们和负责推销的女职员们必须直接将文字输入计算机。换句话说，工会将不得不放弃过去40多年来他们所一直坚持要求的一切。经理们要求改变现存所有的习惯，进行实际的管理。这一次，默多克率领的经理阶层有一条解脱的路了。
默多克同时在两条战线上工作。一方面继续与工会谈判，在另一方面，一个工作小组在瓦平的工厂秘密地安装设备。这套设备不仅仅是为了生产一份伦敦的报纸，而是默多克所有的四份报纸都准备在这里印刷出版。
在瓦平，默多克决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装配计算机系统。尽管他对技术进步有兴趣，但他本人却是一窍不通，他是那种连电灯泡都不知道怎么换的人。如果是他自己，他不懂得怎样将磁带插迸录音机里。也许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对于改进设备非常实际，不会像萨赫那样在新技术设备上犯错误。对于他自己来说，他想要的是最常用的技术，是专门为报纸设计的设备。他选择了“阿泰克斯”系统，这种系统由三个美国人在1972年发明，在当时大约价值8000万美元。在全世界大约有500多个客户。在美国已被普遍应用，效果也非常好。
1985年2月，默多克曾经在他的纽约分部与“阿泰克斯”的几个资深负责人见了一次面。他问这些人，是否能够将这样巨大的计算机系统装配起来，迅速地而且是秘密地在几个月之内在伦敦安装？它必须要足够大，至少能够印刷四份报纸。阿泰克斯公司的人说是可以做到。默多克坚持要保密，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他甚至于对新闻公司的伦敦总部也保密，不让他们知道这个计划。
3月，新闻公司宣布了一项关于伦敦《邮报》的计划，这份新报纸将在瓦平印刷出版。3月15日，伦敦市中心的《太阳报》印刷车间的一块印制板坏了，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不下60次。这次事故刚好发生在11天的罢工结束后，在这次罢工中，公司引用《1984年贸易联盟法案》来对付印刷工会，到法庭起诉他们，结果法院判公司胜诉。
阿泰克斯公司的工作小组大约由12个人组成，他们都是从美国各地分部选来的。他们陆续到达伦敦，隐名埋姓地住在伦敦市郊。阿泰克斯公司在伦敦成立一家独立的小公司，而默多克在英国的公司国际新闻公司也分出了一个小公司，由这两个不知名的公司做生意，就不会将秘密泄露出去了。新闻公司甚至要求阿泰克斯公司从其他的美国公司手里购买了价值大约300万美元的多余设备，如打字机和绘图仪等，和真正需要的“秘密武器”一起运到了伦敦。阿泰克斯公司为了保险起见，在货箱上隐去了自己公司的名字，以避免引起人们的怀疑。设备运到后，阿泰克斯公司的工作小组便躲在伦敦东区的一所空房子里，开始组装这些设备。
默多克坚持对他自己的人也保密。开重要的会议时，他总是经常改变开会的地点，而且是短短几分钟就结束。
到了5月初，也就是当时在美国的默多克决定购买“城市传媒”的时候，阿泰克斯公司的工作小组在伦敦把整个系统装配好了，这个系统再次被分成了一块一块的，装箱运往瓦平。闲杂人员一律不准进入这个临时装配车间。三辆大卡车开进这个车间，小心翼翼地运到了瓦平。被安装上了计算机系统的房间简直成了神圣的地方，只有很少的几个人知道默多克所希望带来的革命。六月初，这套计算机系统终于调试完毕，一切准备就绪。
默多克在瓦平安装的这套设备其实并不是最先进的。早在10年前他就买下了，因为当时恰巧降价出售。这些东西一直没有开箱，现在配上新的计算机系统，终于派上了用场。
默多克让从澳大利亚调来了几个人前来帮忙。每逢关键的时刻，他总是这样做。他们当中有一个叫约翰·科雷的人，他的哥哥肯·科雷是默多克在澳大利亚经营业务方面的负责人。约翰·科雷在来伦敦之前，先是在堪培拉的《澳大利亚人报》工作，负责这份报纸的印刷，后来到了悉尼，被提升为默多克在澳大利亚所有报纸出版业务的总负责人。在排版和印刷方面，他是一个行家。他也是个很傲慢的人，许多人都发现在他身边很难工作。他也是默多克为此事专门成立的一个秘密委员会的成员，在这个委员会里，还有《泰晤土报》的主编查理·威尔逊和布鲁斯·马休斯。
科雷到来后，立刻着手建立报纸的各种机构，包括印刷出版部、编辑部和综合部。他还专门成立了一个技术部。他还命令把新办公室之间的隔断推倒。他喜欢称自己是“瓦平市市长”。
在重新装修工厂的同时，科雷还着手准备材料。他已经意识到他们可能要必须做出长期的打算，因为问题不会容易解决。他让人找来许多汽油桶，擦洗干净后盛上油墨。他们准备的这些东西足够印刷工厂用三个月的。
其他的一些办公用品，如纤维绳、胶水、电线、铅笔，也都被悄悄地运了进来。纸张是最大宗的货物。运输纸张的汽车只允许司机直接将车开进来。到年底时，工厂的仓库里已经堆放了大约4000令的新闻纸，这些纸大约能够用一个星期。
科雷还将仓库进行了改造，成为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如果必要的话，工厂的职员或者其他什么人，可以在里面住上几天。
最困难的问题是决定由谁来使用掌管这些机器。默多克和马休斯经过商量，决定像萨赫一样，使用“电子工程师协会”的人员。这个协会的领导人埃里克·哈姆蒙德很珍视这个机会，认为这是他的人打人伦敦印刷出版业的一个机遇。对于哈姆蒙德来说，与新闻公司做的这笔交易甚至比与萨赫做的那笔交易更为重要。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的战友们也积极地投入了这场战斗。
“电子工程师协会”开始在南安普顿招募人马，合同期是六个月。他们每天要坐100英里的汽车去瓦平，同时还要保守秘密，不能让其他什么人知道他都看到了什么和干了些什么。尤其重要的是，他们不懂得阿泰克斯系统的巨大能量。令人吃惊的是，他们竟然真的没有泄密。尽管在“舰队街”开始出现了流言，说默多克可能在瓦平工厂的大墙后面布置电线，但没有一个人真的理解这些到底意味着什么。
现在，默多克的所有印刷设备都安装好了，人员也配齐了，他自己能够印出报纸了。但是，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向外运送。大多数的全国性报纸都是由火车从伦敦向全国各地发送的。但是，工会很有可能会在这方面给他从背后捅上一刀子。于是，默多克决定创建一个独立的、新的报纸分发系统，那就是用卡车。默多克花了700万美元，从托马斯全国运输公司那里弄来了800辆卡车和小面包车，而托马斯公司则投入了12000名雇员，并开始在英国东北部的一个地方练习新的运输方法。这是1985年的下半年。
7月份，默多克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又乘坐自己的飞机飞到美国去了。几周之后，默多克在美国完成广“城市传媒”的购买。而在英格兰，招募电子工程师的工作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1985年9月，瓦平的工厂印刷出伦敦《邮报》的一期报纸的清样，作为实验。但是，还是有几份报纸被偷偷地带了出去，被送到了“舰队街”。这样，事情终于暴露了。印刷工会最初的反应是马上罢工，这是工会犯的一个严重的错误。因为在这个时候罢工，将必然会对默多克造成严重的伤害，给他增加新的债务负担，而他因为购买福克斯公司和“城市传媒”已经是负债累累了。
斗争在继续。到了月底，默多克开始和工会代表举行会晤，他坚持说必须在1985年年底完成《邮报》在瓦平的一切工作，包括人员配备。他说他计划在瓦平印刷《太阳报》和《世界新闻报》。他提出的条件是不能停工，报纸的经理们有权解雇罢工的工人。他还禁止各报纸的工会之间结成秘密同盟。显然，这些条件是太过分了，甚至工会的代表都不敢将默多克的要求传达给工会方面。
时间在慢慢地过去，瓦平已经可以开始投入生产了。新闻公司现在开始担心它的职员的安全问题。根据默多克的建议，重要的公司经理人员都通知他们所住街区的警察，说他们“可能会是恐怖主义者攻击的目标”，让警察们注意那些行为可疑的人。此外，他们还应当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和习惯，在家时应当锁好门，关好所有的门窗，甚至砍掉房子跟前的树木，因为这些东西可以被当做敌人的隐蔽所。应当警惕汽车炸弹和邮件炸弹，所有的文件和信件都应当用粉碎机粉碎，接电话时要格外小心，除非是熟悉的人，否则不要与对方多讲话。约翰·科雷在这方面非常有经验，他曾经告诉别人说，他的家里有两条暗道，紧急时可以轻易脱身。
1985年的最后一个季度，印刷工会开始提出他们的条件，但它没有任何紧急的意思，似乎并不着急。他们仍然相信，他们处于有利的地位，完全能够控制局势，认为默多克刚刚在美国进行了新的收购，他不可能承受得起罢工，因为这会断了他的财路。他们一点都没有想到，默多克已经计划把所有的四份报纸都搬到瓦平来。默多克的秘密战略中的一个关键因素被泄露出去了。就在圣诞节之前，英国共产党的报纸《晨星报》弄到了一份绝密：新闻公司的律师杰弗里·理查德给布鲁斯·马休斯的一封信，理查德提出了详细的建议，关于摆脱伦敦工人的最为有利的办法。他写到：“最便宜的方式，是当雇员们参加罢工或其它行动时解雇他们。因为罢工者违反了合同，因此‘可以立刻解雇他们’。”“对于罢工者可以不给补偿，而公司也不会被指控进行不公平地解雇。”“最好是把罢工者一律解雇。”
理查德还指出，报纸的经理层应当严格人事管理，建立名册制度，将“星期日工人”与全日工人区别开来。他说，这个办法可以尽可能地把雇员们“抓进窝里”，“在我看来，解雇雇员的时机最好是在周未，而不是在每周的开始”。
这封信的内容被披露出来后，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但更多的是愤怒。工会仍然认为，没有他们，默多克是不可能生产所有的报纸的。
圣诞节过后，住在加州阿斯平的默多克滑雪去了。新年一开始，他就飞到了伦敦。他在伦敦指挥整个的“瓦平战役”。国际新闻公司宣布，他已经在负责伦敦《邮报》的谈判，说报纸的出版日期可望定在3月17日。公司准备召集报纸的记者和电于机械师们开个会。当时，与其他工会的谈判已经结束。但印刷工会仍然认为默多克是在讹诈他们，他们了解默多克的谈判风格是退到不能再退的时候，然后再回过头来。为了提醒默多克，让他知道工会的力量，他们给《太阳报》制造了一些麻烦，让报纸不能按时出版。
1月19日，《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一份副刊是在瓦平印刷的。这份报纸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大标题是《“舰队街”的未来》，默多克本人接受了采访，他坚持说与工会之间没有纠纷。”他们拒绝来瓦平工作，而与工会的协议只限于原来的印刷工厂。”他说，他不同意人们说他是“工会杀手”，“在这个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我们没有一家工厂是没有工会的。新闻公司所雇佣的工会成员，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的出版公司都多。”当问到新闻公司曾经在工会成员的支持下赚到了钱时，他说，他实际上在《泰晤士报》和《太阳报》已经保住了大约6000个工作机会，而在这两家报纸工作的人所赚得的工资，比这个产业正常的工资多得多。这份报纸再次重复这个事实，瓦平能够生产“不止一份的报纸”。工会知道，默多克已经正式向他们下了“挑战书”。
如果他们聪明，他们就可以什么都不做，那么，默多克就不得不付给“舰队街”的人和瓦平新来的人一样的工资。如果他们去罢工，默多克就可以立刻解雇他们，并因而逃脱必须一次性地支付大约4000万英镑的义务。工会完全明白这一点。然而，他们经过表决后，还是决定罢工。
这时，英国的工会总会出来干预了，他们知道印刷工会这次是“栽了”。他们是想向默多克表示，让他们来协调一下，但默多克对任何的允诺都不再感兴趣了。“太晚了。”他说。现在，瓦平的工厂周围已经建起了高墙，布置了密密麻麻的铁丝网，这是从德国买来的。公司增加了保卫人员，并通知了英国政府，让他们了解了案情的基本情况。据说，撒切尔夫人对默多克的计划很是开心。警察封锁了一些街道，采取了一些措施，以保证默多克的卡车车队能够每天夜里开出瓦平，将报纸运往全国各地。保持公路的畅通是警察的职责，但默多克幸运的是他在高层有朋友。如果是工党政府，绝对不会给他多少支持。
在1985年的最后一周和1986年的头几天。默多克在瓦平紧张忙碌，管理、哄骗、甜言蜜语、恐吓、威胁、甚至是阿謀逢承，让人们加班加点儿，使工厂做好一夜印刷四份报纸的准备。“够刺激的！不是吗？”当他在紧急关头，他总是喜欢这样说。当他感觉不太好，或因为某些事做错了时，就常嚷嚷不停：“你们是想让我破产啊？”
现在的问题是，记者们将怎么办。印刷工人不来瓦平当然已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没有任何人给报纸填满字，那可是大灾难。全国记者协会指示它的成员，不要去瓦平，直到与印刷工会的问题解决后再去。这个信息是通过一级一级地传下来的。1月22日，《太阳报》和《世界新闻报》这两个报纸的记者委员会投票，决定服从他们协会总部的建议。随后，默多克与印刷工会的谈判破裂了，工会在1月24日晚上，号召工人举行罢工。
在英国报业的历史上，还没有几次是记者拥有了真正的权力。但他们现在分裂了，他们中有的人是怀疑默多克，有的人是不信任印刷工人。
默多克在这个时候，手中拿着胡萝卜和大棒。他许诺说，如果记者们同意去瓦平工作，他们的每年的工资再增加2000英镑，而且由公司给他们购买私人健康保险。如果他们不同意，便被认为是参加罢工，因而也将被开除。这显然是最后通牒。许多记者也被默多克这种蛮横无理的做法激怒了。这似乎等于是出卖他们，默多克总是以这种态度对待记者们。他把他们当做出租车，如果一辆走了，马上还会来另外一辆。
如果默多克亲自对记者们做出一些解释，让他们感觉他关心他们的话，许多不必要的不愉快就可能化解了，或者根本就避免了。但问题就是这样，默多克的一个老朋友后来说：“问题是默多克被认为是一个大魔头。”
在伦敦市中心的波维尔大街，凯尔文·迈克肯茨召集《太阳报》的记者们开了个会。“这是报纸重要的一天。”他告诉他们，七年前，默多克已经决定在瓦平建一个新工厂。从那时开始，工会一直在恐吓、威胁报纸的经理人员。整整六年时间，什么都没于。
迈克肯茨坚持说，现在，印刷工人工会没什么了不起的。唯一成问题的是记者们。“我个人需要你们中的每一个人，包括那些在政治上和我持相反观点的人，我要你们所有的人都留在瓦平。”
他告诉记者们，要好好考虑考虑，由自己来做决定。这个时候，记者们仍然犹豫不决。他们的工会已经建议他们不去瓦平，如果他们屈从了默多克，记者协会是否会开除他们呢？记者们自己争论起来、然后又打电话把迈克肯茨叫回来，问了他更多的问题。他们原来是每周四天工作制，到瓦平后这一制度继续执行呢，还是延长工作时间呢？迈克肯茨向他们保证说，不可能是每周7天工作制，每天18个小时，尽管他曾经向默多克建议过。“我非常高兴地向你们保证，协议从明年开始生效，好吗？如果我食言，你们就把我登在《同性恋新闻》里面。”
他离开编辑部后，记者们接到了记者协会主席的指示，让他们必须拒绝去瓦平。但记者们对印刷工人们的行动也很不满，他们担心自己的工资和补偿金，他们也痛恨波维尔大街的肮脏的状况，所有这些因素都促使他们离开。他们进行了投票表决，结果是100票对80票，去瓦平。然后他们开始收拾东西。在《世界新闻报》那边，记者们也是这样经过表决，决定前往瓦平。
在另外一条大街上，《泰晤士报》的新主编查理·威尔逊正在督促和劝说记者们。威尔逊告诉他们，《世界新闻报》的记者们已经推翻了以前的决定，投票表决后，决定前往瓦平。他向他们表示抱歉，没有早点儿向他们说明这一切，因为那是不可能的。“这场风暴是夜里发生的，”他说，“《泰晤士报》将生存下来，继续出版。今天晚上的报纸是不行了，但不能再拖延了。星期天将在瓦平出版星期一的报纸。”“我在这里邀请你们一道来帮助我们做这件事。”不愿意来的人将被解雇。
和其他两家报纸的记者们一样，一些《泰晤士报》的记者也对这种最后通牒式的要求感到愤怒，但是，作为一个整体，他们不能马上做出决定。他们同意第二天再开会决定。就在这个晚上，印刷工人们上街罢工了。
默多克现在是一刻不离地守着瓦平。他穿着旧工装裤，完全担负起了指挥的职责。他已经损失了星期五的《太阳报》和《泰晤士报》。到了星期六，他决定将星期大的报纸发出去。一小撮记者们已经开始准备《星期日泰昭士报》和《世界新闻报》的报纸内容。星期六晚上大约八点钟，默多克和他的几个资深的经理帮着照看印刷机，每一个人都为之动容。
晚上九点刚过，第一轮卡车队浩浩荡荡地驶过伦敦东区。1986年1月25日夜里，新闻公司在它的新工厂印出了400万份报纸。这是在没有传统的印刷工会的帮助下完成的。这些报纸由TNT卡车队运送到全国各地，他们甩开了火车和它的铁路工人工会。瓦平革命开始了。
星期天，《泰晤士报》的记者们在一家旅馆里再度开会。记者们慷慨激昂。一个年轻的记者打算去瓦平，遭到其他人的斥责，他激动地辩解说：“我不是喜欢这样。”“我是要去，但我是昂着头去，而不是跪着去，去吃默多克的食。”几乎所有的人都绝望了，他们既痛恨印刷工人，又痛恨默多克。他们觉得是走投元路了，结果又没有做出决定。
那个星期天，大约有50个《泰晤土报》的记者去了瓦平，去准备星期一的报纸。在星期天晚上的另外一次会议上，他们遭到了他们的一些同事的公开指责，但他们中的一个人回答道：“除了那些铁丝网外，瓦平方面并没有多少错。”
然而，在激烈的争论结束之后，当天晚上记者们进行了投票表决，3：1，去瓦平。全国记者协会和印刷工人协会为此事辞职了。许多记者流下了眼泪，没有一个人不感到悲伤和凄惨。
第二天早上，1月27日，星期一，《太阳报》终于按时出版了。第一版显赫的几个大字：《新的太阳今天升起来了》。宣布：“我们打败了罢工恶汉。”“早上好，不列颠！”它叙述了报纸是如何出版印刷的，“尽管发生了自战后以来最大的印刷工人罢工，”《太阳报》说，“默多克为此胜利而欢呼。”《泰晤士报》说他“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
现在，默多克又转向《星期日泰晤士报》。在他的所有的报纸中，《星期日泰晤士报》是最古怪、最不听话的“刺头”。它的主编是安德鲁·尼尔，他在两年前被任命为弗兰克·吉里斯的继任者。尼尔毫不隐瞒他瞧不起哈罗德·埃文斯时代的自由的传统。由于尼尔的改革，报纸又在政治上转向了右翼，而那是许多记者所不喜欢的。政治版编辑胡戈·扬格辞职了，他谴责报纸新的强硬路线，谴责报纸狂热地鼓吹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以及他们的政治改革方案。他指出，在默多克和尼尔的领导下，报纸不会再代表公民，也没有空间讨论贫困、不平等、不公正、或其他的道德问题。他说，报纸“接受了由其他人所设定的框架”。许多记者同意扬格的看法，而且有相当数量的人离开了报纸。
星期一早上，尼尔来做记者们的工作，说“我是你们中的一员”。只是许多人仍然不相信他。人们普遍怀疑尼尔从一开始就参与了瓦平计划，因为他不是去起哄，而是尽可能地控制局面。
那天晚上，投票表决开始了。结果是非常地接近。谁都没有想到，有68名记者倾向于去瓦平，而60个人反对。绝大多数人接受了多数人的决定，但一些人觉得他们仍然不喜欢这样。
他们这些人自然是反对人们称他们为“渣子”。默多克急于留住他们中的一些人，而报纸的经理阶层给他们提供了优厚的条件，并让他们对此保密。他们接受了。
到了最后，在全部四家报纸中，只有60名记者拒绝了默多克去瓦平的建议。其他的人都去了，尽管一些人为这一事实感到遗憾。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进行更顽强、更坚决的抵抗。他们可能已经认识到，他们对于报纸是多么地重要。他们可能也感到，他们对不起其他的工人。
自1984年至1985年间英国政府面对采矿工人的罢工以来，这是对英国工会的最严峻的挑战。而在这场残酷的战斗中，默多克将得到政府的全力支持。
第一次来到瓦平的那些记者们，为他们新的工作场所的“壮观”景象给惊呆了：一条狭窄的通道，高高的栅栏上布满了铁丝网。巨大的大门、探照灯、阻挡卡车的障碍物，而这所巨大的、阴森恐怖的报纸工厂，矗立在一些低矮破旧的仓库中央，那些旧仓库被当做《星期日泰晤士报》和《泰晤士报》的编辑们的办公室。保安人员不停地巡逻，要求出示出入证，每一处要点都有一摄像监视器监视。进入这所高技术“武装”的营地，要乘坐带有装甲板的大轿车。他们以最安全、也是最屈辱的方式通过检查口。
栅栏里面还布置了一层铁丝网。据说它的作用是为了驱散示威的群众。记者们还听说在工厂的旁边停有一架直升飞机，是用于最后撤出默多克和他的亲信，留给暴动的印刷工人们的将只是那些他雇佣来的文化人。
在《泰晤上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们旧房子里面的每一张办公桌上，是新的阿泰克斯系统计算机终端。从美国来的培训员等在那里：“你好，我是辛迪。”他将这些文化人带进了20世纪末。尽管辛迪非常友好，但许多记者们还是想念他们的老打字机。他们派一支小规模的“搜索队”回市中心的原来的办公楼，去搜集回一些忠实的老设备回来。在过去的那些岁月里，他们就是用这些老掉牙的东西，写出了成千上万份的报纸。
《太阳报》和《世界新闻报》的记者们也来了，此外还有广告部以及行政管理人员。在那座大楼里，有一个很体面的小卖部，至少比起原来老厂的地下室的小卖部要好多了。而原来波维尔大街的厨房，老鼠成群出没。印刷工人、记者和默多克本人都憎恨那种等级制度，即给主编们配专用餐厅和经理们的客房，但是一些哥们儿知道了默多克的一条新规则后，颇为震惊，甚至痛苦，原因是在瓦平里面不允许有酒精。
如果说瓦平大门里的幽默是黑色的话，外面的却完全不是。大多数的工业纠纷开始时总是轰轰烈烈的，然后就逐渐地消退了。相反，瓦平似乎是愈演愈烈。
罢工者大约有5000人左右，他们一开始就绝望了，因而他们义无反顾。但战斗在开始之前实际上就结束了，默多克已经不声不响地用计谋战胜了他们。他得到了英国首相的支持。
到1986年，撒切尔夫人把劳工法改革视为头等大事，当作她最重要、最伟大的成就。她给报纸的老板们提供了新的武器，专门用以对付工会。根据新的法律，工会要通过秘密的投票选举，选出他们自己的领导人，并通过投票来决定任何的行动，决不允许随随便便地罢工。在罢工发生时，只有那些参加罢工的才有资格劝阻别人上工，而且只能在自己的工作地点进行劝阻，除此之外，任何人，以任何形式的劝阻或者是威胁都是非法的。
然而，在此之前，还几乎没有私人部门的老板，利用法律赋予他们的权力来解雇罢工的工人。最后他们总是选择留下工人，而默多克却不一样，至少不是把所有的劳动力都留下来。从一开始默多克就利用了法律，整个国家的老板们都在睁大眼睛，吃惊地看着他。
默多克可以考虑利用政府的所有力量，尤其是警察，而印刷工人们却甚至不能考虑其他工会的帮助。在以往，其他产业的工人们都佩服印刷工人，认为他们有办法，在近年来赚了很多的钱。但同时，印刷工会对于其他的工会也表现出傲慢自大的姿态。这时，整个国家的工会成员都拒绝通过封锁默多克的报纸分销系统，来支持他们在伦敦的工人兄弟。
默多克小心翼翼地准备着瓦平的防卫工作，他想让罢工者无可奈何。他非常精明，他分散了他的业务，进行了一系列新的注册登记，成立了一些独立的公司，尽可能地给那些劝说罢工的人增添困难。
罢工的印刷工人要求复职，但这时，默多克不打算给他们这样的机会。在4月初，他曾经提出将《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伦敦市区的旧工厂给工会，让他们印刷自己的报纸。他在瓦平接受电视采访时解释道：“我们觉得他们被误导了，给我们制造了困难和麻烦..这给了他们工作的机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工人运动是否得到他们自己的报纸..我们没有用了。”最后这个建议没有能够实现。
现在，瓦平周围的道路被封锁了。在夜里，路口的信号灯一直是绿灯，以使运输报纸的卡车直接地开出这一地区。然而，到5月3日的夜里，在工厂外面发生了暴乱，有250多人受了伤。
第二个周末，暴乱又发生了。伦敦警察局说，大约有1000多人聚集在工厂的门口，阻止工人上班。晚上相对平静，但警察指控说大约有400多人试图阻拦TNT的卡车车队。示威者们向警察投掷石块、瓶子和烟雾弹。警察们在深夜一点钟开进了这一地区，平息了暴乱。
暴乱仍然在继续，但很显然，新的生产设备和销售网络取得了胜利。5月26日，默多克从纽约飞回了伦敦，在希斯罗机场附近一家饭店里会见了全国总工会的领导人。他告诉他们，他不会容忍在瓦平的暴乱：“我刚刚从恶梦中解脱出来，我不打算回到老路上。”他提出了最后的条件，为失业的工人提供总额为5000万英镑的补偿金。
当天晚上，他在电视采访中说：我们完全没有义务支付任何钱。我们为彻底解决纠纷出了非常高的价格。
6月6日，伦敦的工会总部拒绝了默多克所提出的条件。默多克将这次的拒绝描述为“第二次自杀”。第一次是工会决定采取罢工的行动。现在印刷工人们将会是一无所获，他说：“没有工作，没有承认，现在是没有金钱。”
所以，这次血腥的纠纷消退了。默多克受到的左翼政治势力的抨击，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还没有任何一个老板受到了如此猛烈的抨击。对于许多人来说，他似乎是撒切尔革命中最没有道理的、最野蛮的象征，许多左翼的知识分子也在批评他。他现在终于成了魔鬼。工党的地方当局曾经一度禁止他的报纸进入全国各大学图书馆的公共阅览室中，而工党的领导人则拒绝来自默多克的任何报纸的记者的采访。到处都有人在焚烧他的肖像以泄私愤。一个抗议者的集团小组名叫“抵制默多克的妇女”，她们在游行中高喊着：“饶！烧！烧死这个婊子养的！”在公开场合下，默多克很冷静。“也只有这样的地方才会有这样的事。”他说，“他们都失去了理智。这是很自然的。”坦率地说，他的这种反应也表明了他厌恶英国的态度。
对于默多克来说，更为严肃的问题是瓦平的记者们的反应，尤其是《泰晤士报》和《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们。一些人离开了，因为他们不能忍受他们的主编，或者是无法忍受主编们所表现出来的政治态度。另外一些人，则是觉得他们不能再继续为默多克工作了。无论是亲自参加的人，还是仅仅卷入的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大多数记者都憎恨印刷工人过去的历史，但现在记者们中的许多人都同情他们，为他们现在险恶的处境和未来的前途担心，罢工的不仅仅是印刷工人，记者协会的领导人也在劝阻线上。
现在，许多人去新的报纸寻找工作，这就是《独立报》。这份报纸是三个《每日电讯报》的记者在秋天发行的。新报纸许诺它对得起“独立”的名字。到七月份，它所雇佣的115位记者中，有1/3是从瓦平来的。后来有更多的人来了。
对于记者的大规模出走，默多克并没有生气，相反还挺高兴。但是，记者出走得太快了，他不得不大幅度增加工资，以留住那些还没有走的人。一些记者接受了，但许多人没有。“默多克如果想使记者们忠实于他，他必须让人们相信，他是想使《泰晤土报》成为一份好报纸。”报纸的一个专栏作家这样写到，他也离开了。
尽管默多克所取得的胜利打击了印刷工会，将使整个“舰队街”得到好处。但其他报纸的心情复杂，迟迟不愿意表态。《观察家报》甚至屈服于工会的压力，拒绝让那些在自己报纸工作的人为默多克工作。在当时的报业，有些人是业余打工的人，他们有时临时为别人工作。这家报纸还拒绝发表由报纸的一位长期的撰稿人贝纳德·莱文写的一篇评论，仅仅是因为他是《泰晤士报》的一个专栏作家。《每日电讯报》拒绝接受一个从新闻公司来的广告商。
1987年1月，默多克最后出了个价格，罢工的队伍终于散去了。默多克出了6000万英镑，如果默多克首先解雇他们的话，他要支付的钱大约应是这个数目的两倍。对于他来说，这不仅是一次著名的、出奇便宜的胜利，他可以自豪地说，是他一个人单独打败了工会，打败了这个给报业制造了无数麻烦的工会，从而解放了整个“舰队街”。
据估计，仅仅是因为从“舰队街”转移到瓦平，默多克在伦敦的四家报纸的价值，就从以前的3亿美元增加到了10亿美元。到1986年年底，瓦平和格拉斯哥每周印刷大约3300万份报纸。默多克减少了印刷工人的数量，从2000多人减少到只有750人。现在，有132人在印刷车间包装报纸，而在过去，干这个工作需要雇佣1469人。据说，工厂每周能够创造200万美元利润。默多克在英国的利润提高了85％，达到了3450万英镑。整个世界的银行家们都为他的粗鲁和他的成功所佩服不已，甚至是深深地折服了。他们的认同对默多克是非常重要的。他说：“给金融界、产业界以及世界的其他许多领域留下的深刻印象是，我们能够改变‘舰队街，的产业环境，因为这一点，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默多克宣称，瓦平给英国新闻业带来了新的“白银时代”。瓦平之战，对于英国的工人运动来说是一次惨重的、战略上的失败，却是撒切尔主义的胜利。由此所产生的利润，为默多克的整个帝国提供了的无穷无尽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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