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工人”
马克斯韦尔“栽了”
默多克得到了《太阳报》
控制“伦敦周末电视台”
政府当局排挤默多克
一件可怕的事情
回到悉尼
60年代末的英国，己很难再寻到往日帝国的辉煌，许多产业都显露出衰败的迹象。但在所有重要的产业中，还没有任何一个像报纸出版业那样暗淡，没有一丝生气。许多报纸都一直亏损，负债累累。即使没有亏损的报纸，也是利润微薄，更有说不尽的苦恼，报纸的经理们和印刷工会之间不断地争吵，似乎有打不完的仗。
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50年代的《快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时新闻纸张配额制度也逐渐被取消了。进入50年代“舰队街”开始繁荣起来，报纸发行量和广告收入都在急剧增加。由于大把大把的钱进来，报纸的老板们也就忽略了对印刷工会采取某些限制。更重要的是，许多人都像《快报》的老板比勒布鲁克那样，并不在乎提高工人们的工资，目的是为了与其他报纸进行竞争，甚至就是要挤垮它们。
比勒布鲁克为了让印刷机正常地开动，以印出足够的报纸，向印刷工会提出一个新奇的建议。就是让工人们多干点儿活，而多给他们发几个人的工资，比如说给80个工人付100个人的工资。这样，工人名单里就出现了一些虚假的名字，如“米老鼠”、“亚伯拉罕”、“林肯”或“道格拉斯”等等。工人们把这些虚假的人称为“魔鬼工人”，他们轮流来领“魔鬼工人”的工资。这样，一些工人常常因此而能够领取两份工资，甚至是三份工资。这种办法很快为舰队街其他报纸所效仿，而印刷工人们也渐渐习惯于此。这就意味着，伦敦的印刷工人是英国工资水平最高、纳税最少的工人。
这样一来，就等于是工会在负责雇佣工人，尤其是对于星期天报纸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它们每周都需要雇佣临时工。几年过后，每家报纸的工会领导人都积累了很大的能量，可以与报纸老板们相抗衡。如果某家报纸工人所得到的待遇稍微好些，其它报纸的人就会立刻要求提高待遇，否则就不印报纸。在50年代后期，这种态势已经时常将报纸老板们逼得毫无办法。
在波弗里大街的《世界新闻报》办公室里，默多克发现给工人们支出的工资过多。他还发现，印刷设备简直是“古代的”，其混乱不堪的程度让人难以置信。他试图让印刷机和工人每大部工作，但很快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要开办一份日报。于是，他去找《联合报》的老板洛德·罗斯梅尔，想从他手中把一份处境很艰难、发行量也不怎么多的小报买下来，但没有成功。这样，他被迫去想其他的办法，开办一份新的报纸，从而引出了《太阳报》的故事。
《太阳报》是《镜报》集团总裁胡佛·卡德莱普的“宝贝蛋”。它创于1964年，前身是《论坛日报》。《论坛日报》曾经是一份很严肃的报纸，常常反映左翼派别的意见。在30年代，《论坛日报》曾经自诩是英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但从战后开始，它渐渐衰落了。1961年，《镜报》的老板买下了它。
1964年，《论坛日报》改成了《太阳报》，从此它也获得了新生。它的读者主要是战后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这个“成长的一代”渴望有一份新的、更有综合性的大众化报纸，来反映他们的价值观。然而，好景不长，到1969年，《太阳报》的发行量从150万汾下降到了85万份。《镜报》集团公司亏损了1200多万英镑。股东们不耐烦了，授权董事会马上卖掉它，或是干脆关门了事。
第一个对《太阳报》表示有兴趣的人是罗伯特·马克斯韦尔。1969年夏，他做出一个有意接受的样子。马克斯韦尔非常小心，就像一条担心有鱼钩的鱼。他为了让《镜报》集团将报纸卖给他，还很诚恳地保证说，如果他买下这份报纸，他就计划削减报纸的预算，裁减人员，并保持较低的发行量，这样就不会威胁到《镜报》了。《镜报》集团的董事们很高兴，差一点没有把报纸白送给马克斯韦尔。他们最后让马克斯韦尔付5万英镑的预付款，然后再根据报纸今后的发展情况，交25万英镑到50万英镑。
但是，工会领导人当然不希望损失几百个工作，他们拒绝了马克斯韦尔。工会明确向《镜报》集团表示，如果将报纸卖给马克斯韦尔，就可能会带来很多麻烦。该集团的另外一份报纸的工人也发出了这样的威胁。到1969年夏，马克斯韦尔本人遇到了其他的问题。他计划把他的佩尔加门出版公司卖给纽约的一个财团莱斯科公司，价格是2500万英镑。但就在此时，莱斯科公司打了退堂鼓，这样一来，马克斯韦尔的处境就不那么妙了。
此时，默多克又出现了，进入了这两个人之间长期竞争的第二轮。当时的情况刚好给了默多克一个机会，因为如果马克斯韦尔不能与工会达成协议的话，《镜报》集团就不敢将《太阳报》给他。而默多克则向《镜报》集团保证说，他能够做到这一点。”他们不能说‘不’，他们没有办法拒绝我的请求。”默多克后来回忆说。
《镜报》集团确实是想和马克斯韦尔达成交易。但是，一旦默多克电表示他对此有兴趣。《镜报》集团就感到很难办了。工会的意见很简单，就是决不允许公司关闭报纸，让工人失去工作。而默多克准备保留报纸，挽救他们。然而，《镜报》集团董事会的一些成员坚决反对将报纸卖给默多克，无论他出什么价都不行。
这时，默多克已开始估算这份报纸的价值了。他是按正常的情况，作为一项比较合适的投资来估算的。以便考虑他到底能够承受一个什么价格。由于《镜报》集团原来已经同意给马克斯韦尔一个“白送”的价格，所以也很难再对默多克虎着脸猛“宰”一下了。默多克自然也要求同样的条件，《镜报》集团起初拒绝了，但最终还是给了默多克这个最低价。也就是说，他只支付了5万英镑顶付款，以后每周再付2500英镑，累计最少要付够25万英镑。如果报纸继续盈利，最多支付够50万英镑。后来，当他的报纸发行量超过400万份，而读者远远超过这个数目时，默多克也可以说，他只从每份报纸中赚几分钱。只有在英国，才能用区区几万英镑买一份报纸，而在美国，当报纸有时转手时，每个读者要以1000美元计算。后来默多克到美国后，他最初的感觉是，他简直被排除庄比赛之外。
对于《太阳报》该怎样来办.默多克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他，他自己心中有数。《太阳报》就是《世界新闻报》的每日版。在当时的英国，人们都一直
把《镜报》看作是“新闻绅士”的典型，因为它总是热衷于对政治和社会问题进行严肃认真的调查，而不太重视报纸的商业性。但在默多克看来，《镜报》是自负、虚伪和矫揉造作的代表。他认为，读者们需要的是在报纸上找到更多的乐趣。他们痛恨空洞的说教和唠唠叨叨的废话。《镜报》是报业市场上的薄弱环节，是最容易被攻击的“下腹部”。默多克是他父亲的老”宗师”诺斯克刊弗真正的信徒。诺斯克利弗的真经就是六个字：阐述、简洁、明了！
默多克一接管报纸，就发现了第一个问题，即是人员过多。当时《太阳报》在伦敦和曼彻斯特共有员工3161人。默多克决定进行人事调整，以使报纸尽可能地减少成本。在默多克的坚持下，工会同意裁减一些人员。
默多克决定把《太阳报》办成一份小版面、多版页的报纸，但印刷工人们告诉他，印刷《世界新闻报》大版面报纸的印刷机不能承印它。这时，默多克显示了他对这一行的精通。他告诉印刷工人们，他们的印刷机最初配有一根连杆，可以把纸张折叠到小报的尺寸。印刷场的工头不承认有这样的东西，默多克便拽着他的茄克，把他拖进了印刷车间。最终，他在脏兮兮的机器顶上的一个箱子里，找出了那个用一块满是油墨的破布包着的连杆。他的这一举动、给印刷工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默多克考虑了好几个人，最后决定让阿尔伯特·拉里·兰博来担任《太阳报》的主编。兰博是约克郡一个煤矿工人的儿子，也是记者出身。
默多克从澳大利亚带来了一些久经沙场、经验丰富的小报记者。这些人尽管日碑不佳，但毕竟使悉尼的《每日镜报》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默多克还从《镜报》集团找来了另外的两个关键性的人物，一个是伯特·哈迪，另一个是阿里克·麦卡伊。还有一个人是从澳大利亚来的，名叫斯科脱，曾经为凯思爵土工作过。默多克让他在伦敦担任了副总裁。默多克要来麦卡伊，是因为他是凯思爵士的朋友。“鲁珀特一直喜欢他父亲的人。”“他说我必须入伙。”麦卡伊后来回忆说。但是，他与默多克的联合却最终是一个不幸的结局。
在老版的《太阳报》最后一期，默多克发表了一篇社论，许诺说：“要记住的最重要的事情是，新的《太阳报》将仍然是一份有良心、充满关怀和爱心的报纸。它永远也不会忘记它的富于进取的好传统。它将是一份真正独立的，但在政治上有影响力的报纸。它永远也不会是一份枯燥乏味的报纸。”
获得新生的《太阳报》的第一期，于1969年11月17日出版。标题是独家新闻《让赛马服用兴奋剂》。这看起来是一个老掉牙的话题，但对默多克来说不是。因为他本人就是一个积习难改的赌马迷，而且，在英国任何有关赌马的消息都能引来许多读者。
在报纸第三版，是一个年轻的瑞典模特，随后是对英国首相的采访和杰奎琳·苏珊的系列小说《爱情机器》。再往后，是安娜·默多克为开机印刷剪彩的照片。这时，她已被接受为名誉工会成员，因而允许动机器。但即便如此，印刷机仍然不能按命令运转，使第一版晚了两个小时。在那个时候的舰队街，这是司空见惯的。
头天晚上，默多克的公共关系负责人约翰·阿德迪组织了一个大型舞会，邀请了一些重要的广告商和舰队街的头面人士。但令人失望的是，只有很少的几个人来了，原因是只隔几条街的《镜报》总部，当晚也槁了一个类似的舞会。来参加默多克的舞会的人中，有一个叫比尔·格龙迪的人，是《旁观者报》的记者。他谈到默多克时说：“第一印象是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人。乍一接触时，便有呼吸到新鲜空气的感觉，他看起来也是一个开放的人。”
当天晚上，新的《太阳报》的第一份报纸被送到《镜报》办公室。卡德莱普简单地浏览一下，映入眼帘的这份报纸满是墨斑，排印错误显而易见，广告栏目空空荡荡。他把报纸扔在桌子上，满怀信心地脱口道：“我们没有什么可担忧的。”他错了。默多克和兰博把色情、笑话和其他一些敏感的东西混在一起，用大杂烩制造出来了极其有诱惑力的“佳酿”。在12个月的时间里，《太阳报》的发行量翻了一番，而且还止不住。大多数的读者来自于《镜报》，正是他们给默多克带来的利润，使他后来能够向西跨越大西洋，到美国去建立另外一个桥头堡。
从一开始，就有人与默多克和他的《太阳报》为敌。左翼势力的代言人《新政治家报》把《太阳报》比喻为默多克的“擦屁股纸”。当有人批评《太阳报》没有原则时，默多克就表态说是那样，因为他反对冷漠、种族主义和越南战争，他关心下层社会。这些自由主义的立场也是默多克一贯持有的态度。《太阳报》还很快就但然承认，它对英国的正统势力已没有了耐心。
1970年1月，《太阳报》要求废除“荣誉制度”。在当时，每年有数以千计的人被授予各种勋章或嘉奖，以表彰他们对国家的突出贡献。早在10年前，默多克就在悉尼《镜报》开始攻击这种荣誉制度。他的主题歇仍然是：“我们不打算向任何特权和正统势力弯腰低头。”
默多克一直是拿出大笔的钱用于奖励和晋升编辑，而《太阳报》的成功主要是归功于这种聪明的奖励制度。此外，他还特别重视报纸的推销工作。在这方面，他有一个推销大师格拉姆·金·和许多记者一样，他也是从澳大利亚“进口”来的。“鲁珀特在1969年叫我过来聊一聊。”“那些日子我不怎么去英国，我们仍然认为澳大利亚是幸运的国度。因而，他实际上必须诱骗我。”默多克知道金有一个嗜好，就是迷恋那些历史悠久的文物古迹。因而，当金到伦敦后，默多克开着自己的罗尔斯·罗伊斯汽车，沿着伦敦的旅游线路，拉着金参观伦敦市区一些有趣的地方以及郊外的旧城堡。金自然是很喜欢伦敦，于是他同意搬到伦敦来往，负责经销新创办的《太阳报》。
默多克和金一起商量着如何做才能使《太阳报》发展起来。就像悉尼的《镜报》一样。他们觉得这份报纸必须要靠推销，靠通过电视商业广告来出售报纸。
1970年1月，默多克解雇了《世界新闻报》的主编斯塔福德·萨默菲尔德。默多克为此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但却是值得的，因为默多克现在如愿以偿地控制了报纸。萨默菲尔德也相当愉快。自卡尔家族不再统治这份报纸后，他就失去了对报纸的兴趣，他怀念原来那种充满友情的关系。
那个时候，默多克的政治态度还是变化不定的状态，他仍然有些偏向左翼。在5月17日选举日那天，默多克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必须是工党》的评论。和过去一样，新的《太阳报》依然支持工党。爱德华·希思率领着保守党人很轻易地就赢得了那次选举。对此，《太阳报》表现得很大度：“好好干，爱德华·希思！”
默多克总是喜欢与执政党站在同一个立场上。自从在阿德莱德起家以来，他的报纸就不怎么讲政治原则。
到1970年年中，《太阳报》已有了数以十万计的读者。《每日记述》也开始模仿《太阳报》，免费为电视台刊登节目表，给读者各种优惠，但它仍然是一份暗淡元光的报纸。《太阳报》从一开始就设置了很多专栏，篇幅也较大。它的国际新闻版很详细，照片也多。但由于它的第三版页，这份报纸一直遭受斥责，许多图书馆不许它进入。
《太阳报》的第三版页每天都有一位漂亮姑娘。在1970年年初时，她们被称为“太阳鸟”。在1970年11月，《太阳报》第一次向全世界展示裸胸的漂亮姑娘，在那个时代，这绝对是一个大胆的举动。报纸为此进行了简单的说明：“一段时期以来，某些自命不凡的批评家们宣称《太阳报》对性着魔。迷恋于性的恰恰不是《太阳报》，而是那些批评家们。《太阳报》，就像它的大多数读者一样，喜欢好姑娘。”
到1970年年底，《太阳报》的销售量已经增加到了1700万份，仅次于《每日邮报》。默多克认为，《太阳报》之所以成功，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份“小报”。大版面报纸不属于现代生活，而小版面的报纸才能和拥挤的地铁、巴士伴随在一起。就和10年前的《镜报》一样，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默多克后来回忆说：“一些人写信告诉我们说，在我们到来之前，没有他们能够理解的报纸。《镜报》推开了工人阶级，这时我们来了。”
在报业内部，《太阳报》在1971年年初被评为“本年度最佳报纸”。为了迎接《太阳报》的挑战，《镜报》被迫放弃了它的过于严肃的版面。这大大地刺伤了胡佛·卡德莱普，使他感到很难堪。
在《太阳报》蒸蒸日上的同时，默多克开始向英国电视业跨出了第一步。“独立电视当局”每隔六年才分配一次商业电视的经营许可权。1968年，经伦敦批准，出现了两家电视台，即萨姆斯电视台和伦敦周末电视台。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萨姆斯电视台的节目，伦敦周末电视台的播出时间，是从星期五晚上到星期日晚上。萨姆斯电视台有两个大股东，而伦敦周末电视台的股份很分散。在伦敦周末电视台的股东中，有两个有名人物，一个是戴维·弗罗斯特，另一个是通用电气公司的老板阿诺德·温斯托克。
伦敦周末电视台倒是很有钻研进取精神，但商业技巧不行。到1969年，它的亏损情况已经很严重。于是，温斯托克就把他所持有的7.5％的股份，卖给了默多克。这样，默多克就成为一个没有行政职务的董事。默多克断定，观众们所需要的是放松的周末娱乐。他认为公司的资金不足，提出要注入50万英镑的资金。政府有关部门害怕《太阳报》的那些”姑娘们”会出现在伦敦周末电视台的电视节目上，想约束一下默多克。这时，默多克进入了董事会，但答应说，他将不参与电视节目的制作。但是，一旦进入董事会，他就发现，他不可能不干预节目。
他开始提出新的节目表和经营方式，提高职员的工作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当总经理汤姆·马格里森对此表示不满时，默多克便要求董事会解雇他，并声称，他本人现在打算担任公司总经理。
政府的独立电视当局一直在盯着默多克的举动。现在，它有些生气了。政府坚持，新任命的总经理无论如何都不能是默多克，而且新的电视节目也必须提交给它进行审查。尽管默多克和戴维·弗罗斯特二人之间过去有过很不愉快的事，但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站在了一起。最后，董事会同意任命约翰·弗里曼为公司总经理。在此之前，弗里曼曾担任《新政治家》杂志的主编。后来，弗里曼出任了英国驻美国大使。
默多克选择弗里曼无疑是正确的，他取得了一个巨大的成功，因为伦敦周未电视台开始盈利了。但是，默多克感到愤怒的是，政府当局是用行政权力把他排挤出去的，这也使他更加痛恨英国正统势力。他认定，他终究会有一天打进英国电视业。
默多克有理由为他在英国最初两年的战斗而感到满意。他的报纸盈利情况也不错，尽管印刷工人工会常常惹事生非，但对于他来说，还是能够对付。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让人愤慨万分的事情发生了。在《太阳报》正式发行的几周后，默多克带着安娜和他们的女儿伊丽莎白返回澳大利亚过圣诞节。默多克把他们的罗尔斯·罗伊斯车留在英格兰，让他的职员们使用。有一天，阿里克·麦卡伊的妻子莫丽尔用它去伦敦西区买东西，但突然消失了，麦卡伊随后从黑手党那里收到一封“信”，要求他支付100万英镑的赎金。绑匪们显然误认为乘坐罗尔斯·罗伊斯车的这个女人是安娜·默多克，而他的丈夫也肯定能够答应他们的要求，支付这么一大笔赎金。但是，当这些歹徒们发现是弄错了后，便杀害了麦卡伊夫人，并毁尸灭迹。人们后来再也没有能够找到她的尸体。据警方认为，是被肢解了。
法网恢恢，杀人凶手最终还是被抓获归案了，作恶的原来是从特利尼达多巴哥来的一对兄弟。案犯被送进了监狱，但这件可怕的事情对每一个相关的人都产生很大的影响。默多克尽一切可能来帮助麦卡伊，让他继续做他的副总裁。但是，尽管麦卡伊后来再次结了婚，但他实际上从来也没能从那次痛苦经历中恢复过来。除了麦卡伊一家人以外，受打击最大的可能就是安娜了。她早已不喜欢英格兰了，在伦敦处处都有某些人排斥她。可想而知，她在这件事情上受到了多大的惊吓。
默多克本人也早已对舰队街深感厌恶。就在创办《太阳报》几个月后，默多克就体验到了印刷工会的厉害。他们要他放宽以前商定的关于人员数目的严格规定。在当时，一家报纸是靠增加其机房里连杆印刷机，或者说是“折叠机”，来扩大印数的，如果要增加这些机器的数目或运转时间，就必须重新谈判关于为这些机器配备的人员数目的协议。由于《太阳报》销售量迅速增加，工会仔细地确定它们应该印的数目的限度，然后要求签署协议。当时的舰队街的气氛对《太阳报》也不利。《太阳报》机房里生产率的提高是众所周知的，因此，这家报纸的工人们感受到了来自其他工会的压力，因此，当时的战斗主要是与机房工会，也就是全国印刷工人及帮工协会进行的。1973年，默多克面对工会提出的一项重大要求。工会扬言说，如果不同意，就停止印刷报纸。在报界方面，当时也在寻求一种对抗工会的办法。报纸出版商协会提出了“一家关门，大家都关门”的协议。根据这一协议，舰队街的其它所有报纸也应声援《太阳报》，集体关门，直到《太阳报》的全国印刷工人及帮工协会缓和其态度为止。这本来可能是一种了不起的对抗行动，但是，在最后一分钟，比勒布鲁克报业公司变了卦。马克斯·艾特肯爵士拒绝为了《太阳报》而关闭《每日诀报》，因此，默多克失去了支持，被迫与全国印刷工人及帮工协会达成了一笔交易。默多克永远不相信舰队街会再次团结起来对付工会，他也一直对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感到气愤。他深信，对于舰队街的劳资关系，不可能有所作为，除非一个报业主有力量单独与这些工会作斗争并击败他们。这是默多克在1978年纽约报纸停刊时从实践中得到的一个教训，当时他决定赶紧罢手以免遭受更大的损失。他与工会签订了协议，从而破坏了发行人迄今为止一直保持的联合阵线。
默多克抱着“厌恶心情”离开了英国。然而，他没有放弃这种想法：在舰队街建立一个更大的权力基地，或者通过获得新的报纸来树立比较受人尊重的形象。在他离开之后，他除了定期来《太阳报》社外，还两次回来进行争夺——出价买《观察家报》，以及在1977年比勒布鲁克的报纸出卖时，他企图营救比勒布鲁克的报纸，在这两次中，他的一种考虑无疑是想要改善他在大西洋东岸的威望。在这两次争夺之中，他作为一个大众化报纸发行人的身份是他的一个主要的不利条件。
1975年，看来《观察家报》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肯定是要亏损，因为当时它在与《星期日泰晤士报》和《星期日电讯报》进行竞争，而这两家报纸当时的发行量都超过了《观察家报》。《观察家报》在费用上做了重大削减，但是，像1960年《先驱报》的情况一样，看来是商业因素决定它要停刊。结果，它不仅存在下来，而且实际上能向它的救援者规定条件。在这样一个卖方市场上，必然是向工作人员和经理提出方便条件的那个潜在报业主将取得成功。
舰队街的两个主要竞争者是默多克和联合报纸公司。鉴于联合报纸公司的报纸当时亏损很大，而且人们知道该公司的经理迈克尔·希尔兹不喜欢该公司在舰队街的业务，该公司出价买《观察家报》一事就是不寻常的了。由《每日邮报》主编戴维·英格利希提出的联合报纸公司的出价包括把《观察家报》变成他自己的报纸的星期日版，这对《星期日快报》所享有的对中层阶级的垄断是一个挑战。默多克比较谨慎，尊重《观察家报》现存的特点。他并不想买一家与他现有的《世界新闻报》竞争的报纸，而非常希望让人们看到他在维护一家有威望的报纸。然而，默多克无疑本来指望完全自由地用他自己的主编以及管理班子来重建《观察家报》在编辑方面的活力。事实上，《观察家报》的谈判者对于默多克的坦率态度有很深的印象，以至于他们认为他在出价中几乎肯定是胜利者。详细谈判已达最后阶段。
但是，最后他被美国大西洋里奇菲尔德公司董事长罗伯特·安德森击败了，当时碰巧在伦敦的安德森只是听一位同事道格拉斯·卡特说《观察家报》要出售。安德森想要拥有《观察家报》至少有动机明确这一优点，这就是把报业主地位神化。安德森以象征性的1英镑纸币把报业主地位以及伴随的债务和亏损接受下来了，他称他新购的报纸是“世界上伟大的报纸之一。必须保持它作为在英国和海外的独立和强有力的声音的地位。我认为，它的未来可以像它的过去一样悠久、一样辉煌”。他继续说：“我花了多年时间在从事发展思想和交流思想的报纸中工作。正是本着恢复和建立一个重要的交流思想的报纸的精神，我欢迎有这个机会成为《观察家报》伙伴关系的一员。”
默多克的帝国总部还是原来的样子。新闻有限公司的核心组织保留在南澳大利亚首府阿德莱德，但悉尼现在是南半球业务的真正的中心。默多克在伦敦花了许多的时间，那里也是真正赚钱的地方。确实，在悉尼，他看起来常常像是一个不在家的地主。这不是说他独自离开了那个地方，他不断地从伦敦打来电话，有时一天好几次。他通过电话下达命令，也常常是闲聊，以此了解情况，或者是做下瞩的工作。他是一个很善于做思想工作的人。
《澳大利亚人报》现在已经是一份相当不错的报纸。阿德里安·迪默尔已经成了主编，报纸的发行量超过了14.3万份。它是一份持有一贯立场的报纸，文章内容很合乎逻辑，而且充满爱国主义的精神。在一般的政治问题上持客观公正的态度，不偏不倚，因而受到记者们的热爱，读者们更是喜爱它。
默多克后来说，他认为迪默尔具有“聪明才智，是一位精通业务的主编。他吸引来了众多的年轻人”。但默多克也认为，他的言同过于残忍，而且他对迪默尔的政治观点感到不舒服。迪默尔和他的编辑部主任道格拉斯·布拉斯认为，《澳大利亚人报》是第一份大版面的严肃的报纸，要求澳大利亚军队从越南撤出。默多克虽然也反对战争，但他不希望人们把《澳大利亚人报》看作是一份激进的报纸，是左翼声音的传声筒。
他开始担心可能指望不上迪默尔了。他知道，迪默尔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太重，过于强调独立性，不守规矩。他是记者的编辑，不是老板的编辑。随着帝国的发展，默多克越来越感到他需要的人是他能够依赖的，是那些思想和对事务的判断与他相差无几的人。因而，一段时间以后，他就越来越倾向于任命不那么有个性的主编，他们不会给他惹麻烦，可以让他安心地在前沿阵地开拓他的帝国。
1971年6月，南非的一只橄榄球队受到澳大利亚政府邀请，来澳大利亚访问。澳大利亚总理威廉·麦克马洪提供了一架空军的飞机，让这只球队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这引起了《澳大利亚人报》的不满，它坚决反对这只南非球队的澳大利亚之行。迪默尔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总理权力卑鄙地滥用》。这件事情最后弄得很紧张，以至于昆土兰甚至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一个月后，默多克回到了悉尼。他把迪默尔召来，对他发了一通火，这也是他惯用的吓唬编辑的方式。他尤其是对那篇社论表示不满，认为这是《澳大利亚人报》创办以来出现的最恶劣的事情。然后他告诉迪默尔：“你已经不能再办出我能够喜欢的报纸了。或许你愿意转到另外一个部门去。”但迪默尔回答说，他要么负责《澳大利亚人报》的编辑工作，要么什么也不干。于是，他离开了。
迪默尔走了以后，《澳大利亚人报》开始偏离原来的轨道，逐渐地滑向了右翼。若干年后，一位新被任命的主编弗兰克·戴维尼问默多克，在他看来，谁是最好的主编。“噢，我想是迪默尔。”默多克有些酸楚地回答说、当戴维尼把这个太迟了的赞扬告诉迪默尔时，迪默尔微微一笑，说道：“这个卑鄙的家伙。”不管怎么说，这多少释去了他心头积了多年的怨气。
1972年5月，悉尼新闻界发生了一次巨大的震荡。帕克家族决定撤出他们在《每日电讯报》和《星期天电讯报》的投资。与帕克家族在电视业和一些杂志的投资不同，这两份报纸一直在亏损。默多克以1500万澳元的价格买下了这两份报纸。这项收购行动使他继《论坛报》之后，得到了悉尼第二份早报。他用这两份早报来补充他的晚报《镜报》。当然，收购《论坛报》又是一个故事。
1972年12月，澳大利亚进行全国选举。这一次，默多克的传媒机器全面出击，大力支持由戈弗·怀特兰领导的反对党工党。他反对总理威廉·麦克马洪，并给他出了许多难题。《澳大利亚人报》宣称，怀特兰的政策建议是“激动人心的”，对于今天的澳大利亚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抉择。怀特兰许诺从越南撤回澳大利亚军队，这在当时是一个主要的问题。
怀特兰赢得了1972年的选举，而人们都认为是默多克“一手将现政府推入了办公室”，但他本人却强调说，他在选举中什么都没做。但后来他回忆说：“回头看看，我们大家确实都将自己投入了战斗，击溃了统治了20年的保守主义政府。这件事干得不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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