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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阿德莱德——艰难的起跑站

  “让这个建议见鬼去吧,我们籽进行决斗。”

  默多克的第一次胜利

  里维持和“娃姓鲁珀特”

  默多克对赌傅的癖好给他的竞争对手们留下一种错觉

  婚姻蕴藏的危机

  电视营业许可证之争——默多克崇拜垄断的表白

  斯图尔特案件引起的风波

  先胜后输的里维持

  默多克大丢面子

  阿德菜德的居民喜欢把他们自己同其他澳大利亚人区别开来。长期以来,长老会一直统治着阿德莱德,它使阿德莱德直到19世纪末都维持着一个富裕的贸易中心的地位,然而同时他们也使阿德莱德有一些灰暗和单调。

  到20世纪50年代,这座城市仍很保守,但它仍像澳大利亚所有的地方一样正在发展。这时,政府的政策允许每年20万非官方的白人移民进入,去填补澳洲大陆巨大的空间,目标是到本世纪末使人口达到3000万。欧洲人来到这里,渴望在南部阳光下建立新的生活。阿德莱德工厂和郊区都有着迅猛的发展,兴高采烈的移民似乎压倒了阿德莱德的老居民,而且移民的数量还在上升。阿德莱德市区及其郊区的发展在南澳大利亚州政府的政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尽管如此,当鲁珀特·默多克旅行到了阿德莱德继承他父亲的遗产时,由于这座城市远离鲁珀特在墨尔本的家,所以鲁珀特·默多克犹如走进荒凉地带。在这时,澳大利亚报纸仍被费尔法克斯家族和弗兰克·帕克两大家族垄断,费尔怯克斯家族拥有悉尼《先驱晨报》和墨尔本先驱集团,而弗兰克·帕克出版妇女周刊和小报式的悉尼《电讯报》。

  当鲁珀特·默多克到达《新闻报》小小的白色办公室。他受到了里维特的热烈欢迎。里维特在到阿德莱德《新闻报》报社后的最初两年,日子也很不好过、当时《新闻报》滞销,利润下降,里维特在这两年的困难时光里拼命工作,使报纸发行量上升到约7.5万份后来处理凯思爵士的遗产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接替凯思·默多克出任先驱和时代周刊集团董事长的哈洛·德·杰迪是指定的遗嘱执行人之一,而他却是《新闻报》当时的竞争对手《广告商报》的一个主要股东。

  鲁珀特·默多克来到报社后,第一个主要面对的是比他更强大的阿德莱德的《广告商报》,该报属于他父亲的老公司墨尔本先驱集团,当鲁珀特·默多克到达阿德莱德时,他父亲的影响已经烟消云散了。这时,先驱集团试图吞并凯思爵士留给鲁珀特·默多克的小帝国。随着鲁珀特·默多克年龄的增长,他想到的事情越多,发现的问题越多。而凯思爵士的遗产管理人一直对他的母亲施加压力,迫使她出售市里斯班的《信使邮报》。

  先驱和时代周刊集团之所以盘人《信使邮报》,是因为它们估计该报不久会火并布里斯班的另一家报纸《电讯晚报》,三年后事情果然如此。另一方面,鲁珀特·默多克需要钱偿还父亲欠的债,然而保留《新闻报》则是明智的选择。鲁珀特·默多克当时的处境是:一个默多克家族拥有的小报,要同由凯思·默多克建立但不拥有的大公司——先驱和时代周刊集团的分支《广告报》团展开竞争。鲁珀特·默多克饶有兴趣地接受了这一挑战。

  先驱集团不断对默多克家族施加的威胁主要来自劳埃德·杜马,他是所谓白色爵士之一。这些爵士们的财富和地位使他们对澳大利亚社会和政府有着巨大的影响力。杜马是阿德莱德《广告商报》的董事长,先驱集团拥有《广告商报》45%的股份。

  早在1953年初,鲁珀特·默多克还在牛津时,杜马爵士已经去拜访过默多克夫人。杜马说:“我们也害怕做这些,但我们董事会的成员坚持这样做,我们不得不创办另一个星期日新闻报,与阿德莱德《新闻报》的周未刊竞争。”

  《广告商报》的这个威胁仍然存在,它比《新闻报》及其星期日刊物《邮报》的规模更大,并拥有一个更大的组织机构,更畅销。杜马的目标是使默多克家族出售《新闻报》,他向默多克夫人报价15万英镑购买这个公司。

  鲁珀特·默多克做出了直接的、人们可以想象的反应:“这使我很生气,我想他们正利用我的母亲。我的父亲在时,他们肯定不敢这么做。让这个建议见鬼去吧,我们将进行决斗。”

  鲁珀特·默多克立即给里维特写信:“我们必须迅速整顿我们的公司,你是否有让人乐观的广告合同?你认为报纸的价格是多少比较有竞争力?如果杜马计划低价收购我们的报纸,我们必将失败。因为目前我们的经济情况很糟糕,短期内难以改变。我们将面临一场激烈的战斗。我有充分的信心,我们将取得胜利。”

  里维特果断决定公布杜马爵士发给默多克夫人的带有威胁的信,他们在《新闻报》发表标语:“报纸的投标”。杜马爵士受到舆论的攻击,社会舆论开始对杜马不信任。杜马被迫还击,声称他仅仅是“出于好心”告诉默多克夫人。鲁珀特·默多克与杜马爵士之间进行的这场斗争一时间难分难解,非常有趣。

  1953年下半年,鲁珀特·默多克从英国回国后,当即向世人表明他是自己的主人,令那些不习惯公开谈论财产情况的阿德莱德人大吃一惊。

  11月10日,《新闻报》发表“独立宣言”说:“先驱和时代周刊集团昨天从已故凯思·默多克先生的遗产中,买入昆士兰报业控制有限公司以及布里斯班《信使邮报》和《星期日邮报》的多数股权。”这篇报道接着指出,两名先驱和时代周刊集团的董事同时也是《广告商报》团的董事,但《新闻报》的发行人与墨尔本的公司无关,其所有董事均居住在阿德莱德。

  《广告商报》团董事长劳埃德·杜马爵士于1953年10月24日推出《星期日广告商报》,与《新闻报》的周未刊《邮报》抗衡。《广告商报》销量为16.7万份,远远超过《新闻报》的10.2万份,但《邮报》销售量高达17万份左右。杜马期望将其日报读者也争取为周未刊的读者。但《邮报》根基深厚,主编罗恩·博兰又是一个精于挖掘大众新闻的老手。

  新闻公司的星期日版的《邮报》设计很漂亮,是双面印刷的大幅报纸,非常具有新闻价值。《邮报》的主编罗恩·博兰对《星期日广告商报》形成巨大的压力。他们在阿德莱德的报业市场上采取各种手段,争夺有限的读者。

  默多克喜欢这种竞争,两家星期日报刊严酷的竞争连续了两年。《邮报》没有被消灭,但竞争使双方付出沉重的代价。《广告商报》建议鲁珀特·默多克作出让步或合并,鲁珀特·默多克毫不犹豫地说:“你们见鬼去!”最后,令默多克满意的是,劳埃德·杜马爵士终于败退了!

  1955年,杜马同鲁珀特·默多克达成协议,对默多克做出不同寻常的让步,将两家星期日报纸合并,每个集团佣有新报纸50%的股份,使得协议似乎合理化些。但默多克说:“《星期日广告商报》不是合并而是被迫消失。”可以得出结论。竞争实际以杜马投降而告终。1955年12月,这两家周未报正式合伴,双方各持一半股额·但新闻集团赢得了有利可图的印刷合同。

  就是很久后谈论此事,默多克仍坚持说:“这是事实:他们退出报纸的经营业务,获取我们报纸50%的利益,而我们控制经营、印刷和发行报纸。得到管理费。”这个合并可以称之为默多克的第一个胜利。

  里维特全神贯注地当好报纸主编。每个星期一早晨,他一面用电动剃须刀刮胡子,一面收听早间新闻。当一则消息唤起他的想象力时,他便兴奋地用左手指朝空中打一个响,于是这条消息马上就会成为头版头条。或当日评论的话题。里维特要把《新闻报》办成像伦敦《新闻纪事报》那样的教育性报纸。他注意培养向报纸的书评专栏投稿的作者。一次,他对一名评论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历史研究》的大学教师说:“你要告诉我的读者。这个人究竞是不是耶稣基督。”里维特每年出国一次,通常去亚洲。同鲁珀特·默多克一样,他的视野并不局限于南澳大利亚边界。他相信,与北方诸国的良好关系是至关重要的。

  虽然默多克和里维特都属于喜欢自行其是的人,但是他们也能难得地配合默契。默多克较里维特年轻14岁,脸膛儿宽阔,尽管他因为商界礼节不得不穿三件套的深色西装,但看上去仍是一副孩童相,以至于被人称为“娃娃鲁珀特”。然而他精力充沛,浑身的力量好像总要从那身礼服下面迸发出来似的。到了报社他习惯于脱掉外衣,把衬衣袖口挽得高高的。他把记者完全交给以维持管理,只是偶尔召见他们了解政界的情况,他经管的领域是财政、广告、发行、工会和新厂,后来他不止一次地指出,在阿德莱德度过的那些岁月为他从事报业经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默多克的活力使《新闻报》的职员大吃一惊,报纸的任何一个环节默多克都要首先察看和过问。罗恩·博兰说:“他总是精力充沛,早早到报社。”在阿德莱德的那段日子里,他留给人们的印象是活跃而又自负的青年。默多克经常是脱下黑西服,在新闻办公室卷起袖子,手上到处是油墨,专心研究着印刷、广告,学习报纸经营的各个环节,为他今后的创业生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默多克坚持削减开支,整个编辑部的职员不到40人,每天工作量极大。政治记者弗兰克·肖说,后来他和另一个记者可能一天要写20个故事。

  默多克住在市中心,经常去街上餐馆吃饭,这后来成为他终身不改的习惯。到了周未,他通常去逛赛马场。他喜欢去南威尔士州的布罗肯小山,因为沿南澳大利亚边界一带赌博是合法的。在那儿他喜欢玩扑克机,试试自己的运气。默多克对赌博的癖好给他的竞争对手们留下一种错觉,人们以为这个青年成不了大器,不必认真对待。

  默多克不停地到处奔跑。跑到博兰家和里维特家时,总有衬衣需要缝扣子,他喜欢晚会,创建了一个传统的暄闹的“纽约除夕”的官方晚会,这些晚会经常是在赌博游戏中结束,全城甚至全州都称他为“孩子出版商”。

  他喜欢美国豪华型的小车,经常载着里维特家的孩子沿着城市疯驶并一路高声尖叫,来吓唬孩子们,而他则乐得哈哈大笑。

  然而在与年轻的女士相处时,默多克便显得腼腆拘束、笨手笨脚,但若真动了感情,他非常执著。他是通过一个朋友与帕特·布克结识的。布克出生在悉尼,在墨尔本长大,知书达理,具有城市姑娘的练达,一段时间,帕特·布克似乎带给鲁珀特·默多克许多大城市的复杂品味。他不会跳舞,但她在他身上发现了其他的许多迷人之处。1956年3月1日,他们在一个长老会教堂结为夫妻。不知是缺乏艺术细胞还是根本没有兴趣,默多克始终学不会跳舞,便说服妻子去逛赛马场,情场得意的他现在在赌场上也常常是赌运亨通。然而在小小的阿德莱德,可供周未消遣的去处并不多。于是,爱玩的默多克只好另寻福地。在佩斯买下一家星期日报纸后,默多克经常与妻子一起飞到那里过周未。但是到了后来,经营报纸逐渐成为他的一大癖好,鲁珀特·默多克为此不停地旅行,紧张地工作,全身心地投入于报业,使布克感到自己“被抛弃了”。而鲁珀特·默多克并没有因此多关心妻子的想法,而是继续疯狂地扩张,疯狂地向对手进攻。布克悲哀地发现,要调整自己来适应默多克实在是太难了,特别是在他们的女儿出生后。这场婚姻在开始不久就蕴藏着危机的种子。

  然而,此时默多克的注意力根本没有放在自己的家庭生活上,他和里维特都在关注着阿德莱德的政局。二人对州总理汤姆·普莱福德都抱有一种喜恶各半的矛盾心理。普莱福德是一个非常精明强干的官员,从二次大战时开始,他就使阿德莱德实现了工业化,并在市郊建起了卫星城。为了招揽投资商来南澳大利亚,他还建立了州建房信托基金,为日益壮大的工业和服务业劳动大军提供住房。因此在默多克和里维特眼里,每一个新的定居者都是一个潜在的报纸读者,《新闻报》不能反对普莱福德。

  但是要让《新闻报》尽心尽意地支持普莱福德,默多克和里维特是坚决不答应的。普菜福德虽然有才干,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也成了阿德莱德实际上的独裁者。自1938年出任州总理以来,普氏逐渐将全州置于他牢牢的控制之下。至1954年,选举区域的规定使1张农村选票相当于3张城市选票。农村选票大都被普莱福德的自由乡村联盟党赢得;买《新闻报》的阿德莱德新移民在投票时的作用显得微乎其微。当政府的势力如此强大时,报纸很难对选举施加影响。这种局面是任何一个媒体大亨所无法容忍的,更何况是雄心勃勃的默多克。

  然而,稍有头脑的人都可以看出,马上找人取代普莱福德还不是指日可待的事情。每一个自视可以取而代之的人觉得有必要先与新闻媒体搞好关系,特别是与默多克和里维特交好。唐纳德·阿伦·邓斯坦出身于一个斐济商人家庭,他在斐济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后来进了阿德莱德圣彼得学院就学。在阿德莱德大学获得了法学学位后,邓斯但又回到斐济做律师,然而没过多久,学生时养成的政治热情又使他重返南澳大利亚。1953年,邓斯坦在工党内获得了一个边缘席位。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他逐渐拥有了自己的支持者。他在家中经常与这些人会面,并说服默多克和里维特去他家旁听他们的讨论。默多克和里维特似乎和邓斯坦很投缘,他们为邓斯坦开辟了一个每周刊登一次的专栏,让他陈述工党对时事的观点。当然,为了能够在政治上扮演好“公正”的角色,来保持平衡,默多克又暗中授意报纸同时登载政府方面的供稿。

  随着交往的增加,默多克、里维特和邓斯坦的共同语言也越来越多:他们都曾在新教私立学校读过书,都参与过学生政治活动。都对阿德莱德的政治环境感到“不舒服”。尽管如此,默多克和里维特还是摸不着邓斯坦的底。工党分裂后,其原右翼成为在全国拥有分支的民主工党的基础。默多克和里维特在《新闻报》约见了邓斯坦,说如果他参加这个新政党,他们愿意为他大力宣传。而邓斯坦却以职业政客的敏锐眼光,看出民主工党在南澳大利亚仍将是一个影响微弱的小党,没有什么大的政治前途,便拒绝了默多克的建议。

  1957年4月,默多克和里维特之间第一次发生了严重的分歧。默多克订购了一台可以印72版的大型印刷机。正在国外进行每年一度的旅行的里维特从印度发回电讯,供新机印刷的第一期报纸刊用。他回国后发现,默多克把体育版从背版调到了中间版页。里维特对默多克事先不打招呼就随便移动他的体育版而感到恼火,但是默多克坚持认为,背版必须卖给广告商。里维特仍旧感到愤愤不平:他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主编。最后,体育版还是被夹在了报心里。此事虽小,但意义巨大,因为此时在默多克眼里,里维特已经不再是由凯思·默多克委任的那个一贯正确的导师了,默多克要自己当家做主了。

  随着财富的增加,默多克的野心也日益膨胀起来。1956年,他购入面向妇女读者的墨尔本《新思想》周刊和由佩斯西部出版社出版的《星期日时代报》。1957年,他买下阿德莱德5DN电台的少数股份。而他的下一个目标是由联邦政府分配的电视广播执照,对于年轻的默多克来说,这是最具吸引力的诱惑。

  当时在悉尼和墨尔本已经有三个频道开始播音,其中两个是商业电视台,第三家由澳大利亚广播委员会包办。大报团在持照公司均握有股份。在悉尼,费尔法克斯公司是7频道最大的股东,帕克公司掌握着9频道;在墨尔本,先驱和时代周刊集团控制7频道,9频道由电子工业公司掌握。这四个商业频道组成两个广播网的雏形:费尔法克斯与先驱和时代周刊挂钩,帕克集团与电子工业公司相联,由于阿德莱德和布里斯班人口较少,广告资助有限,每个城市可能只有一个商业频道。这样对默多克更有利,因为独家经营不仅利润丰厚,而且会在很多方面加强它对《广告商报》的地位,无怪默多克对此事非常重视。

  如何才能获取电视营业许可证成了默多克的当务之急。经过与同僚的商议,默多克先后两次出国考察,参观各国的电视台,寻找未来的节目提供者。在考察期间,他脑海中突然想到应该办一份电视节目周报。结果,摹仿美国《电视指南》的《电视周报》应运而生,后来竞成为默多克在澳大利亚创办的赢利最多的出版物,被列入澳大利亚历史上最成功的新闻出版物之一。1957年9月,邮电总长宣布电视执照申请。默多克要开办商业频道的想法也逐渐为世人所知.他同先驱和时代周刊集团、电子工业公司和费尔法克斯公司都谈过这件事。随着商谈的进行,一些公司向他提供了具体建议:广告报团建议同默多克合伙申请执照,被他拒绝:费尔法克斯愿意在他未来的公司持少数股额,他答复说现在不缺钱。他力争独立自主,单枪匹马地干,这就是默多克的风格和行为特点!

  1957年1月至5月间,现存电视执照持有者连续召开两次会议,讨论发放新执照对广播网的影响的问题、如果政府在布里斯班和阿德莱德各颁发两个执照.两个广播网可以均摊。从而各得其所:但如果这两个城市各开设一个商业频道,这两家广播网就不得不进行一番讨价还价,签订某种协议。所以,大家都希望前一种情况发生,默多克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

  1958年4月28日,默多克飞抵布里斯班,参加由澳大利亚广播管理委员会召集的电视执照申请听证会。他对广播管理委员会说,他担心在布里斯班颁发两个执照会为阿德莱德开创先例。他敦请委员会不要考虑所谓城市小、资金有限以及同广播网的关系等问题,第二天,他作为一个直言不讳的垄断主义的鼓吹者出现在听证会上。当被问到商业电视台的垄断利弊何在时,他答曰:益处无穷。他有一家垄断性的晚报,认公众角度来看。这张报纸要比悉尼的两家相互竞争的报纸强过百倍,其原因就是因为没有竞争。回阿德莱德途中,他接受了墨尔本一家电视台的采访。在记者问他是否想获得垄断时,默多克又狡猾地说,他去布里斯班意在不让墨尔本先驱集团的垄断“进一步蔓延”。

  经过精心的调查和准备之后,在阿德莱德地区举行的听证会上,默多克又从经济角度对开设一个商业频道的可取性进行了详尽的论证,他的观点明确、论据确凿、论证合理,给广播管理委员会留下了深刻印象。同时,该委员会已获悉广播网的幕后活动,在其提交给政府的报告的附录中公布了现存执照持有者们讨价还价的情况。至此,广播管理委员会的态度已很明朗:每个城市发一个执照,申请者不得与现存持照者发生所有权上的瓜葛,且不得参加广播网。

  然而随着选举年的到来,谋求连任的政府要寻求大报团的支持,广播管理委员会的报告最后被搁置一旁,继而又提出在阿德莱德和布里斯班各发两个执照的建议。

  1958年10月13日,广播管理委员会宣布了新建议。结果,阿德莱德广告报团资助的公司获得了7频道,而9频道则由南方电视公司掌握,新闻公司握有其60%的股权。《新闻报》在一则报道中引用反对党领袖阿瑟·卡尔韦尔的话作为反应,说广播管理委员会是“可怜的、没有脊梁骨的、毫无用处的工具”。这则报道还敦促取消这个委员会。两周后,默多克再次出国考察国外电视业。

  里维特对孟席斯政府的外交政策一直持批评态度。竞选运动开始后,《新闻报》又对联邦政府的其他政策表示不满。它在评论反对党领袖的竟选演说时说,他的主张与许多经济学家的观点一致。在评论孟席斯的施政纲领演讲时,既承认他的阅历和政绩,又对他拒绝考虑反对党的经济建议表示遗憾。到了选举日的前一天,默多克和里维特索性采取骑墙态度。《新闻报》的社论说,成千上万的人对现政府不满,但他们对唯一可能取而代之的替换者也同样感到恐惧。国内所有大报都支持现任政府,反对党取胜的希望渺茫。而《新闻报》竭力反对任何一个可能的胜利者,这充分表明,新崛起的默多克虽然在商业上取得了进展,但是在政治上还是一个新手。

  对默多克来说,1959年中期是一个充满着希望的时期。9频道不久将抢在其对手7频道前开办。对里维特来说,这一年他更是声名鹊起,因为他将卷入一场使阿德莱德四分五裂的官司,最终把默多克也扯了进去。

  鲁珀特·斯图尔特受雇于一个杂耍剧团,被指控于1958年年末在距阿德莱德800公里的塞杜纳强奸并杀害了一个9岁的小姑娘,现在正等待绞刑。斯图尔特是来自澳大利亚中部的阿龙塔人,他的英语很糟糕。对斯图尔特的指控令人毛骨悚然。《新闻报》和《广告商报》都以大量篇幅报道了这一案件。

  里维特的介人是在7月24日由大学联合会会长弗兰克·博兰安排的一次午餐上,他与托马斯·狄克逊神父结识后开始的。狄克逊是斯图尔特上诉案的中心人物。狄克逊曾在阿龙塔人中当过传教士,懂得他们的语言。他是第一个去阿德莱德监狱,用阿龙塔语同斯图尔特交谈的人。

  博兰在午餐上向里维特解释道,狄克逊对斯图尔特的定罪持怀疑态度。狄克逊了解到,一份据认为是斯图尔特向警方自白的口述笔录,成了给斯图尔特定罪的主要证据。他怀疑英语极差的斯图尔特能口述那份供词。他将那份材料交给阿龙塔语的大学语言学家特德·斯特里罗。后者经与斯图尔特交谈后写了一个意见书,认为那份供词不可能是口述的。斯图尔特的辩护律师在得到这一最新证据后,向澳大利亚高等法院提出上诉。高等法院虽然没有推翻原判,但很重视斯特里罗的意见。结果,一份新的上诉经高等法院呈交给伦敦枢密院。

  狄克逊认为他能找到进一步的证据,甚至提供斯图尔特不在犯罪现场的抗辩。辩护律师从未找过杂耍团的人,也无人知晓他们的去向。狄克逊在接受一家电视台采访后,接到布里斯班《信使邮报》打来的电话,来电告诉他杂耍团当时在昆士兰北部。狄克逊准备启程去追踪杂耍团。

  狄克逊没有意识到,他的一系列讲话已改变了新闻报道的角度。以前,对这个申诉案的报道总是从“杀人犯”讲起,现在一开始总是讲“一个阿德莱德的牧师”如何如何。不过里维特还需要进一步的保证。在和狄克逊共进晚餐时,里维特还怀疑狄克逊只不过是一个“死刑反对者”,以为他不过是利用斯图尔特案宣传他的主张,而不是只为了斯图尔特鸣冤叫屈。然而狄克逊向里维特解释说,如果国家将绞刑法定为一种刑罚,教会也只能遵循这一法令。里维特听后当即改变了报道方针,他设法与有关方面达成默契:《新闻报》将陆续报道狄克逊旅行的情况:所有新证据在报告给枢密院后,首先由《新闻报》独家发表,里维持越来越深地介入了这个案子。

  狄克逊找到了杂耍团的老板和他的妻子,他们的宣誓声明几乎可以证明斯图尔特当时不在犯罪现场。不久,枢密院拒不允许上诉,说新证据需先经南澳大利亚政府审核。第二天,《新闻报》在“牧帅说:斯氏有充足理由抗辩”的大字标题下,发表了杂要老板夫妻的宣誓声明,并要求延缓执行死刑。当日下午,州总理普莱福德表示,州议会和最高行政会议将研究新证据。次日,《新闻报》发表教会界人士表示不安的言论。州反对党领袖立刻着手进行调查活动。对《新闻报》来说,这是一场干净、利落的漂亮。看上去普莱福德好像还将被迫承认,在他这个本来是无可挑别的州里,也可能发生审判不公案件,这也是对一贯独断的普莱福德本人的沉重打击,而这一打击是许多人,当然包括默多克和里维特所希望看到的。

  然而普莱福德最后还是没有承认失利。当晚,普莱福德宣布了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及其人员组成。有关其职权的条款没有说明要复审那份所谓的供词,而委员会的三名成员中有两名是正在处理斯图尔特案的法官。第二天,《新闻报》在头版的评论中要求扩大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评论旁的一幅漫画暗示普莱福德选错了人。阿德莱德的读者们已经好久没有看到过这样咄咄逼人的笔锋了,舆论界立刻兴奋起来。

  与此同时,狄克逊及其周围的一伙反种族主义者、废除死刑主义者和法律改革者印刷了2.5万份反对绞刑的传单,由中学生在街头散发。整个阿德莱德沸腾了,连那些从不过问政治的人也在谈论斯图尔特案。而对州政府来说,斯图尔特案件最后酿成了斯图尔特事件:六七个警官因供词是否确实一

  事接受审查,州总理的判断也遭到攻击。从警方到政界人士,个个灰头土脸,而新闻媒体则开足马力大肆鼓噪。面对这一派“大好形势”,默多克本人也开始坐不住了。

  默多克亲自介入了这场官司,然而他是个谨慎的人,在让自己的报纸更深地卷入这一事件之前,他计划亲自摸摸狄克逊的底。于是他同那个谦逊的神父在一起吃了一顿晚餐,结果默多克感到很满意。就在这时,里维特又采取了新的行动。他发表了斯特里罗给州首席检查官的一封信,这封信指出供词是伪造的。他本人还亲自赴昆士兰州,获取了两份支持斯图尔特不在现场这一抗辩的宣誓声明。其他州和包括伦敦《泰晤士报》在内的外国报刊对这一事态的发展进行了连续报道。伦敦《新闻纪事报》称里维特是“南澳大利亚的左拉”。在强大的新闻舆论压力下,普莱福德再次作出让步,决定委员会将调查供词的背景。

  听证会于8月10日开始。澳大利亚最优秀的刑法律师之一杰克·尚德专程从悉尼赶来充任斯图尔特的辩护律师。听证会开始不久,委员会便直接告诉尚德:动摇人们对判决的信心是他的任务,但他们没有重审此案的义务。委员会的这种态度激怒了尚德,使他们之间的分歧日益尖锐。听证会进行到第四天,委员会主席、南澳大利亚最高法官梅利斯·皮内尔打断了尚德对一个退休警官证人的诘问。尚德第二天上午在听证会上愤怒地指出,在他的律师生涯中,他从未在洁问证人时被人打断过,因此他宣布退出听证会。

  对南澳大利亚人来说,德高望重的尚德退出听证会标志着州法律制度的威信的彻底衰落。这一天《新闻报》的标题最为辛辣、激烈,其反响一直持续到1960年中期。委员会继续听取证词。一名资深的当地律师被选为斯图尔特的第二个辩护律师,但不久后他也退出听证会。第三个律师从维多利亚赶来,这次是用公费支付其报酬的。至此,斯图尔特的死刑已减为无期徒刑。宣布减刑的那天上午,默多克也在法庭。至10月听取完诉状,委员会便宣布体会。《新闻报》与州总理之间的战火硝烟在盛夏的酷热中慢慢地散去。但是,普莱福德从此对里维特和默多克恨之人骨,因为正是他们让州政府名誉扫地。

  斯图尔特案后,一场针对《新闻报》的官司看来在所难免。因为早在听证会初期,内皮尔就对《新闻报》表示反感。他说:“如果在听证会前没有人告诉我们哪些证人将说些什么,那我们办起事来就容易得多了。”这话似乎是指跟踪报道狄克逊旅行的几家报纸,但其实只有《新闻报》一家发社论要求进行调查。内皮尔后来说的一段话更加直言不讳:“让人来告诉我们到何处去寻找真理和正义,而不是由我们自己去发现,这对我们是有害无益的。”

  报道尚德退出听证会的那天,《新闻报》连续发出两条标语。第一条是:“尚德退场——说‘你们对斯氏不公平’。”后一条说:“委员会瓦解,尚德怒斥皮内尔。”那天先后印发的各版报纸均保持统一的标题:“尚德控诉内皮尔——说‘这些委员不胜其职’。”里维特一整天与默多克保持密切联系。第一条标语发出时默多克是知道的,而第二条是他自己起草的,“委员不胜其职”的标题也是他建议写出的。作为报纸主编,里维特后来接受了发表标语的法律责任。

  尚德退出听证会后,委员会曾为此休会10天。听证会复会后,协助委员会工作的检查官声称有人企图在尚德退场的问题上混淆视听,并以此为借口攻击委员会成员。

  普莱福德本人在议会谈到了报界关于“无辜者屈打成招”的指控。他说,这对任何议会成员都是无法接受的。接着,他展示了《新闻报》的一条标语,并念出有关尚德退场的标题。他说,“这些委员不胜其职”这几个字是有史以来对本州法官的最严重的诽谤。在适当的时候,政府将采取行动。

  这是明白无误的警告!《新闻报》随即发表题为《让我们澄清事实》的评论作为答复。评论承认,标题中引号内的引语并非尚德的原话,并为此表示遗憾。评论接着说,标语所言“..尚德怒斥内皮尔”应为“尚德攻击内皮尔”。这个评论是默多克亲手起草的。但《新闻报》的麻烦还远未了结。皇家检查官说:”报纸试图参与审判,这是十分危险和恶劣的事情。”默多克和里维特的麻烦终于来了!

  1960年1月19日,皇家检查官就有关尚德退席的报道对里维特和新闻集团提出指控:被告人发表了煽动性的诽谤文字,并且是在明知这种诽谤不属实的情况下发表的。每个被告均被指控犯有九大罪状,并被命令在1月25日前去见地方行政法官。

  检查官起诉的理由是:被告说法官对某人“不公平”,这是对法官的“严重”诽谤;说委员会“瓦解”了,而实际情况是委员会不过是休会,以便为斯图尔特寻找新的辩护律师;说尚德“怒斥”内皮尔,但事实并非如此,这证明其用意是恶毒的。检查官提问的第一个证人是《新闻报》办公室主任,由于他拒绝回答一长串问题,结果被拘留。第二个证人是默多克的私人助手肯·梅,接下去是报纸的新闻编辑。第五天,默多克接受提问,但他对一系列问题拒不回答。

  由一名法官主持并有一个陪审团出席的审判于3月7日开庭。里维特和新闻集团分别由各自的律师代表出庭。检察官再次提问作为证人的《新闻报》工作人员。这些人提供了对其老板和主编有利的证词。例如:报纸通常使用引号来概括一件事,尽管引用的不是说话人的原话;在新闻上“怒斥”几乎是“批评”的同义词。八天后,法官通告陪审团说,被告不是恶意煽动的,但是否发生了诽谤则由陪审团决定。

  审判闭庭前,里维特在被告席上发表不作宣誓的供述。经默多克许可,他透露了他的老板在那些引起争议的出版物背后扮演的角色。里维特的辩护律师在总结发言中暗示,检察官的指控具有政治背景,起源于政府的报复。

  陪审团决定,被告没有犯知情故意诽谤罪,但他们对“尚德退场..”那条标语是否具有诽谤性质看法不一。这样,九大罪状只剩下一条了”现在由政府司法官员决定,是进行重新审判还是撤回起诉。6月初,诉讼正式中上,这场官司告一段落。两天后,《新闻报》发表社论说:报社从未暗示皇家委员会的成员不具备裁断斯图尔特案的资格。并且,《新闻报》认为,在南澳大利亚法官匮乏的具体情况下,法官不得仲裁针对自己的申诉这一规则应该灵活执行。与《新闻报》先前的漫画相比,这无疑是后退一大步。里维特的心腹可以肯定,这篇评论不会是他写的。这篇忏悔性社论发表的前一夜,默多克飞抵悉尼,投入到另一桩媒介事件的忙碌之中。由于这场先胜后败的政治风波,他与里维特分道扬镳之日已为期不远了。“都是里维特惹的祸!”默多克的心中一定在咒骂着。

  默多克对澳大利亚广播管理委员会信口开河谈及要限制先驱和时代周刊集团的垄断时,他完全是一本正经、洗耳恭听的。斯图尔特事件没有使他忘记初衷。在斯图尔特走上证人席的几天后,新闻集团董事长斯坦利·默里致信广告报团董事会,建议两家合并。他预示新闻集团将以三股自家股票交换四股广告报团股票,外加40先令的现款;或者,新闻集团愿意以62先令6便士的价格收买每一个广告报团的股票单位。

  就市场行情而言,这个建议是十分慷慨的。几天前,广告报团股票的报价是36先令。但新闻集团所建议的非同一般。即将发行的股票附带特殊选举权,经此并吞的两家报纸的控制权,都将落入新闻集团普通股的头号股东默多克家族的手中。

  从商业角度来讲,这一并吞也很划得来。如果凯思爵士在世的话,也肯定会赞同两张报纸在一个印厂出版、由一个系统发行这种做法。但在其他方面,这个建议就显得不现实了。先驱和时代周刊集团持有广告报团36%的股票,而后者同时又是前者最大的股东。默多克想控制广告报团,这意味着他要跨入墨尔本的大门。

  广告报团董事长劳埃德·杜马对新闻集团的建议很冷淡。三天后,他的读者在《广告简报》第十版读到他的答复:在证询了持有公司50%股票的股东们的意见后,他们决定不接受新闻集团的建议。他说:“我们相信,我们的股东以及所有南澳大利亚人都为《广告商报》感到自豪,不希望它效仿《新闻报》。”

  默多克在阿德莱德可谓屡战屡败。他没有协调好他的政治行动和经济行动,结果两者背道而驰,相互矛盾。他没有赢得独家电视广播执照,未能吞并掉他的竞争对手,在同州总理的较量中也甘拜下风。此外,新闻家庭如费尔法克斯、比勒布鲁克、诺思克利夫、塞西尔·金一直是鲁珀特·默多克注视的焦点,默多克总梦想能建立自己的帝国或连锁。到50年代后半期,新闻公司为鲁珀特·默多克赚了足够的钱,默多克开始想走出阿德莱德。对他来说,阿德莱德这个地方已经太小,太拥挤了。当他从罗网下溜出来后,默多克就再也不去那里居住了,用他的话来说,那是一个“倒霉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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