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落的牛津学子
他借了一辆劳斯莱斯去看朋友
母亲的信使他震惊了
父子最后的环球之旅
老凯思撒手西去
父亲的葬礼上，独缺了鲁珀特
“比勒布鲁克妓院”的“临时工”
我想我将保持原样地离开这个国家
鲁珀特·默多克从基隆语法学校毕业后，在他父亲凯思爵士的安排下，到墨尔本《论坛报》做了一个星期的见习记者，专跑警察局和法院。他的第一篇见报的稿件，是一则关于法庭听审的消息。随后他和他的一个朋友到警察局作了几个月的调查工作。在此期间，凯思爵士在英国的朋友受凯思的委托，帮助鲁珀特。默多克在沃瑟斯特学院争取到了一个人学名额，凯思爵士和他的妻子默多克夫人得知后，两人都感到很高兴。凯思爵士希望他的儿子鲁珀特·默多克去牛津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对外面的世界多些了解，学成归来后投身于报业，继承自己的事业，开创新的报业生涯。
这几年，凯思自己的权力、政治和资本逐渐开始走下坡路，此时的凯思爵士已经度过了他的65岁生日。20多年来他一直经常犯心脏病。他不再对他一生所热衷的国家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也不再对澳大利亚的政治施加影响。甚至在《论坛报》集团内部，他的权威也逐渐下降。由于他的心脏病经常发作，加上又动了一次手术，他的体力越来越弱。1949年，老凯思终于卸下了《论坛报》集团总裁一职，但他仍然保留着董事的职位。在集团召开的董事会上，他有时还发表一些自己的观点，但这个集团中的年轻一代的经理们自有他们自己的看法和理论，对集团的现状极其不满，又拒绝接受凯思的建议。凯思爵士感到很失望。他开始意识到岁月的无情，他已不再年轻。于是他转移了精力，把大部分时间放在自己的经营上，希望能留给鲁珀特一个报业王国。
早在20年代未，凯思爵士得到了《昆士兰报》的控制权，这家报纸的主要资产是布里斯班的《信使邮报》。
1948年他向《论坛报》集团董事会提出要他们放弃对阿德莱德报业的垄断，他希望能允许他买下阿德莱德的广告商报公司所持有的阿德莱德《新闻报》股份。广告商报公司的股份是由《论坛报》集团所控制的。凯思爵士写一份保证书，提出他的购买条件，即如果他的家庭要卖掉“昆士兰报业公司”的股份，他们应优先出售给《论坛报》集团。然而《论坛报》集团董事会拒绝了他的要求，这使凯思爵士情绪低落。
当得知鲁珀特·默多克能进牛津时，凯思。默多克立刻决定和他的妻子陪同鲁珀特去英国，也为了自己能散散心，调整一下情绪。他争取到了墨尔本《论坛报》驻伦敦通讯员罗汉。里维特的帮助。里维特是一位工作认真、心地善良的记者。他曾先后在墨尔本和牛津学习历史。二战期间，他还去新加坡做过广播记者。基地失陷后，他在日本人的一个战俘营里度过了三年暗无天日的日子。获释后，他著书记载了难友们的苦难遭遇。里维特的父亲是澳洲科学和工业委员会主席，与凯思爵士是故交。里维特有激进主义思想和良好的家庭背景，是一个难寻的好人。整个50年代，他陪鲁珀特度过了他的大半个大学时光，后来成为鲁珀特·默多克的导师，在鲁珀特的生活中起了无法估量的作用。
1950年夏天，默多克一家从墨尔本飞到罗马，然后他们和里维特及他的妻子南希驱车北上，沿路欣赏西欧优美的自然风光，一路上很顺利。里维特记得他们曾在一个大城市留宿，里维特为默多克一家人选了一家远离市中心的旅馆。当鲁珀特到达15层他的房间，看到奇特的浴室及放在地板上的床，脸上流露出一种惊讶而又难以形容的表情。里维特后来在一本书中写道：“鲁珀特当时的奇妙表情让我终生难忘。”
凯思·默多克先生及夫人在伦敦呆了几天后，离开鲁珀特飞到加拿大。在那里，凯思爵士率领一个澳大利亚代表团参加报业王国工会的会议，在会上他会见了帕特·基伯森——威斯敏斯特报的主任、英国最大的地方出版商之一。对于基伯森和大多数其他的英国代表来说，到加拿大是一次美妙的旅行。自1934年以来，除了执行军事任务以外，这还是他们第一次能到海外旅行。会议期间。基伯森多次与凯思先生进行深刻交谈。他非常喜欢凯思爵士，从凯思的描述中基伯森对鲁珀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发现鲁珀特有“独特的魅力”。当凯思爵士和基伯森熟悉后，凯思先生请求他帮助鲁珀特在进牛津学习之前，找一个当记者的夏季临时工作，基伯森同意了凯思的请求。回国后，他将鲁珀特派到《伯明翰新闻报》当实习记者。
对于一个年青的澳大利亚人而言，二战结束五年后的英国还是一个阴郁的地方。人们在二战时团结一致的意识消失了。企业人士虽然试图拯救战时受严重创伤的英国工业，但由于缺乏资金和原料，许多工厂仍开不了工。商店的货架上的商品稀稀落落。整个英国的工业状况极其恶劣，成千上万的工人失业。行走在街道上总能看到流落街头的儿童及二战中伤残的士兵，犹如1929年经济大危机后的一片萧条景象。为了迅速恢复这个国家的经济，英国被迫对所有的东西实行配给制和限量制。为了维持收支状况，平衡各方的利益，国家对报界也实行限制，各报社的新闻纸也是政府定量配给的，而且纸的质量也不好。
在英国的第二大城市伯明翰，鲁珀特为自己找了一间旧房子。在《伯明翰新闻报》报社，鲁珀特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报社让他主持“闲话栏目”，他没有感到特别困难。工作之余，他热衷于参加跑狗比赛。在当时，跑狗比赛是伯明翰最流行的体育活动，全城男女老少都对它着迷。他经常看见人们仔细阅读报纸中对跑狗比赛的报道。逐渐地他注意到体育版是这家当地小报最受欢迎的版面。日后他的报纸、广播和电视积极从事体育报道及转播就是深受这个小发现的影响。
凯思爵士放心不下初次离家、独自生活的鲁珀特，一回到澳大利亚，马上就给鲁珀特写信。他充满深情地说：“亲爱的孩子，我希望你不要太累着，一定要合理地充分利用好时间，保持身体健康..我相信你将非常充实圆满地离开伯明翰，高兴地对你的同事、你的老板和你的朋友说再见。”
而鲁珀特在《伯明翰新闻报》实习完后，立即就给帕特·基伯森写了一封信，告诉他应当解雇报纸的编辑查理斯·芬拜。芬拜是一个很严厉而又温和的人。因为芬拜不断支使鲁珀特·默多克，使鲁珀特苦不堪言。基伯森没有接受鲁珀特的建议。
1950年10月，鲁珀特离开伯明翰，去了沃瑟斯特学院。二战中，英国大多数大学生没有毕业就去军队服役，然后其中的一些人重新回到学校学习，社会的磨练使他们成熟了。对于这个离开学校不久、年轻的澳大利亚人来说，与他们交谈，总是话不投机，似乎彼此之间缺乏共同语言。鲁珀特认为他们太乏味了。与鲁珀特共同毕业于基隆语法学校，又一起来到牛津读书的罗德·卡内基对此表示赞同，他也认为大部分英国人对远离家乡的澳大利亚人“一点也不热情”。
鲁珀特·默多克在牛津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尽管一些教员认为这个澳大利亚青年反应迟钝，迟迟赶不上牛津的水准，但鲁珀待·默多克中津生涯的最大收获仍在于遇到了几个对他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人。首先要提到的是鲁珀特在牛津的主要指导教师亚瑟·布里格斯，他正力图成为英国情报界、学术界和广播界精英群中最能干的成员之一。他个了不高，身体不是很肥胖，可以称之为“丰满”，他的眼睛总是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布里格斯不像一心从事研究的其他人沉默寡言，他非常活跃。积极参加各种活动，时人热情。布里格斯1941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他同时取得厂历史学和经济学的学士学位。二战爆发后，他投身于军队情报部门，大部分时间里他和其他情报专家破译、分析德军的情报。他从这些专家身上学到了许多课本上学不到的情报分析方法和情报观点，受益非浅，战后，他来到了牛津从事教学。他对学生要求严格，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他在课余潜心从事研究工作，作为一个求知欲强烈的学者、一个富于创造力的作家、一个天才的健谈者，布里格斯一心想成为英国最优秀的政治理论学者。当鲁珀待·默多克遇到他时，布里格斯已经在历史学界崭露头角，正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个著名的历史学家。后来他又对媒介，尤其是广播业的理论和实践产生特别的兴趣。
凯思爵士给布里格斯写了几封信，告诉布里格斯他对鲁珀特的期望和要求。根据凯思爵士的请求，布里格斯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鲁珀特在一起，他教给鲁珀特逻辑性思维的方法。鲁珀特·默多克亲切地称他为“亚瑟”，布里格斯也很喜欢这个爱称。他们俩的一个共同朋友是另一个年轻的历史指导教师哈里·皮特。
鲁珀特在牛津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他不太注意他的同学和他的班级发生的变化，他喜欢沉醉在他自己的世界之中。鲁珀特花费很多时间学习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因为这些课程要求极其严格。他真正的兴趣在布里格斯讲授的政治学上，他对傲慢的哲学和复杂的经济学没有热情。当他与他的老同学罗德·卡内基有一次谈论在牛津的感受时，鲁珀特脸上闪耀着兴奋的笑容，他说：“在这里，我得到我所期望的。我爱好自由，喜欢情报的刺激。”课余时间，鲁珀特非常喜欢去不同的俱乐部和工会。对他来说，小型的进餐俱乐部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去进餐俱乐部享受美餐，有时兴致勃勃地听别人的争论，有时也参与到其他人的热烈讨论中。
然而，像他的父亲一样，在他自己的第一次英国之行中，他没有对英国产生激动不已的感觉。当时鲁珀特赞成大部分人的论断，即“大多数澳大利亚人认为英国的每一件事物都好，双手拥抱它，而拒绝接受澳大利亚的每一件事物”。他很瞧不起这些澳大利亚人。与他们相反，鲁珀特对澳大利亚充满了向往和感情。他经常宣称：“我极其憎恨在英国的那些自称永不回去的澳大利亚人，我对澳大利亚非常动情，它是一块特殊的、神奇的土地，它是一个与其他大陆截然不同的国家。它有着温暖的大沙滩，独一无二的袋鼠和考拉，有我的父母和姐妹。”
在英国，他发现这个国家还没有看清二战后的形势，不承认美国的实力已远远超过英国，全国上下还沉醉于世界强国的假想中，自鸣得意，缺乏迸取。至于这个国家的领导阶层，更是不相信金钱的作用，看不起商业，藐视商业活动。在他们的影响下，整个社会都形成这种认识，并产生一种社会性的藐视商业的潮流。这股潮流对英国造成巨大伤害，并伤害了那些希望英国蓬勃发展的人的美好愿望。这也许是英国后来远远落后于美国、日本和德国，发展一直缓慢，在国标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微弱的原因之一。鲁珀特因此对英国的领导阶层充满了怨恨，这种怨恨一直存留在他的心中。
在牛津，鲁珀特·默多克的生活是最高档的。在学院最好的、最宽敞的“德昆西套房”中，鲁珀特·默多克分享了一套，享受最好的服务。他还拥有一辆小汽车，对一个未毕业的大学生来说，这是一个几乎前所未闻的奢侈消费品。他经常驾驶汽车旁若无人、趾高气扬地驶过学校，向英国人炫耀他的财富和与众不同。也许他想以此激怒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对他的纨绔子弟的生活方式非常不满。当然，小汽车也给他去看望朋友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入校不久，他加入了牛津劳工俱乐部。他言谈举止锋芒毕露，经常出口伤人。在推举俱乐部司库人选时，他被排斥在外。那些比较保守的校友们批评他一面占据舒适的“德昆西套房”，一面又侈谈社会主义。当一名澳大利亚同学提名他为板球队候补队员时，他再次被否决。
‘与此同时，他的思想也与众不同。冷战开始后，东欧国家纷纷投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鲁珀特对别人的劝说充耳不闻，我行我素，投身于这股热浪之中。以至于许多人认为，如果他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也可以称之为忠诚的社会主义者。在其他许多方面，他也极具挑衅性。
鲁珀特·默多克在基隆语法学校的朋友理查德·西尔柏也在英国，就读于科普思克里斯第学院。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经常吸引别人的注意。他是一个狂热的古典崇拜者。他与鲁珀特相处的时间比较多，很了解鲁珀特，他一直说：“在政治上，没有任何人能影响鲁珀特。”亚瑟·布里格斯也对这个评论表示赞同。鲁珀特的金钱万能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崇拜及其他的傲慢无理使得他不为许多人喜欢。
在牛津之外。鲁珀特在英国的最好朋友可能是罗汉·里维特，里维特和他的妻子南希、年幼的孩子住在离牛律驱车不到一个小时的地方。鲁珀特非常喜欢他们一家，经常开车去拜访他们。可以说是他们家的常客，鲁珀特每次去他家，几乎从不修边幅，胡子拉茬，衬衫的下摆总是露在外套的外面。但他总是精力充沛，说话幽默。和年幼的孩子在一起，他就像一条生气勃勃的“大狗”，玩得很投入，以至于他家小孩特别崇拜他，敬佩他。里维特和南希一直关心鲁珀特，尽可能地照顾他的生活、学习及其他方面。南希·里维持认为：“鲁珀特总是尝试向他的母亲证明他和他的父亲一样好。”里维特经常写信给凯思爵土，向他汇报鲁珀特的思想和学习。1950年底，里维特写给凯思的信说：“我可以预言鲁珀特将以某种我们难以相信的方式赚取他的第一份百万资产。”
1951年初鲁珀特去巴黎旅游。在旅游期间，鲁珀特极其精明，任何开支都精打细算，决不大手大脚地花钱。他似乎成熟了一些，令里维特和南希很高兴。1951年复活节的假期，鲁珀特随里维特一家去了瑞典，沿途鲁珀特显示出他自己第一流的办事能力和天资。当遇到他无能为力的事情时，他也能极其轻松地请求别人帮他完成。在任何方面他都是里雄特和南希旅行中最好的伴侣。鲁珀特没有被沿途的风光完全吸引，他念念不忘他的本行，从起程的第一分钟到回到英国住地，他一直在收集着信息，不断地向里维特及路人发问，热情高昂地吸收着新的事物。
鲁珀特周末有时也和克里斯托弗·堪塞洛呆在一起。堪塞洛是路透社的主管，他们常讨论英国的报业现状，分析英国的媒介问题。潜移默化中鲁珀特向他学习了不少报社管理经验。偶尔鲁珀特也拜访帕特·基伯森，帕特的房子离学校有一段路程。一天，鲁珀特开着一辆崭新的劳斯莱斯轿车前去拜访帕特，他对迎接他的帕特说：“我觉得到你这里应当有一辆体面的汽车。因此，我给汽车公司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在这个周末借给我一辆车，我愿意在我们的报纸上为他们的车写一大版评论，宣传这些车。”听到那些话，基伯森被他的新奇想法震惊。在当时从没有人用如此方法借东西。后来基伯森对别人谈论这件事。他说：“这使我认识到鲁珀特是一个不遵循常规的人，我们非常喜欢他，他是那么地有趣，对他的长辈总感到不满。”在与基伯森的交谈中，鲁珀特很少不批评长者，不管这些人的年龄有多大，鲁珀特照批不误。基伯森承认鲁珀特的这些批评很有特色。
鲁珀特在牛津读书期间，凯思爵士不断地给他去信，告诉他有关他们家的报纸的发展情况，希望能引起他强烈的兴趣。而这段时间，凯思爵士对他自己的身体越来越担心，总感觉自己的日子不多，因而极其关注的是安排好身后的一些事情，给他的妻子和儿女留下一大笔钱，足够她们日后生活，尤其是要给鲁珀特留下一个初具规模的报业帝国。事实上，在他生命最后的四年中，他商业上从事的每一笔交易，都与这个目的直接相关。最让他不安和放心不下的是鲁珀特，他一直担心鲁珀特不负责任，在牛津浪费时间。有一个学期，鲁珀特的学习不用功，考试成绩相当糟糕。凯思听到后，生气了好几天。后来他和妻子商量，告诉她，他决定把鲁珀特叫回来，让鲁珀特在澳大利亚的报社工作，他自己来管教鲁珀特。妻子反对凯思的这个决定。母亲的支持挽救了鲁珀特。有一次谈及此事，他母亲解释说：“鲁珀特没有在学术界闪闪发光，取得成就，因而我丈夫担心他浪费时间，尽管我们都希望鲁珀特能单独生活更长时间，得到磨练。由于他父亲担心他没有能力继承家业，才产生了这个想法，我能感觉到鲁珀特能理解这点。”事后母亲给他写了一封信，专门提到这事，谈到他父亲的想法。他母亲清楚地警告他，如果鲁珀特令她失望，她对他的最后一丝尊重将会荡然无存。看完信后，鲁珀特的骨头都发凉，母亲的话语震惊了他。
1951年夏天，凯思爵士决定休息一段时间，做他生命中最后的一次环球旅行。尽管他的夫人、医生和朋友从他的身体着想，劝他在澳洲走走就行了，他没有接受他们的建议。他首先飞到美国，参观了华盛顿，与杜鲁门总统匆匆会晤，并对杜鲁门政府的处境产生了恻隐之心，当时美国国会指责杜鲁门政府背信弃义。随后飞到伦敦，在他下榻的饭店里，凯思爵士告知里维特他到来的目的，问里维特是否愿意为他工作。里维特没有立即反应过来，凯思又继续解释：“我想了很久，我为你选择了一个新工作，就是到我所有的一家报纸作主编，不知你的意见如何。”里维特欣喜若狂，毫不犹豫就同意了。
在伦敦，凯思爵士购买了一辆新的福特牌汽车，他告诉鲁珀特有关他的旅行计划：鲁珀特陪同他驱车通过欧洲，到中东后，他本人乘船返回墨尔本。他们花了一些时间做准备工作，使馆的签证由于某些原因又耽误了几天，凯思、鲁珀特和他们的朋友一行的出发日期比计划晚了点。在拥挤的汽车上，凯思不断提醒鲁珀特放慢车速。他们通过意大利北部和奥地利进入了南斯拉夫。在边界检查站，南斯拉夫边界士兵检查他们时，鲁珀特心惊胆颤，因为他在瑞士苏黎士的黑市购买了一些南斯拉夫的货币第纳尔，他怕士兵发现这些货币后为难他们。感谢上帝，士兵没有注意到，鲁珀特很高兴。
他们一行人直接驱车去了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50年代初的贝尔格莱德，还处在战后的重建当中。虽然人们衣着破烂，但都积极投身于建设之中，个个看起来都很开心，对未来充满希望。这使鲁珀特情不自禁地想：“铁托一定是一个真正的英雄，非常伟大的人。统一国家是一个艰难的工作，只有他这种天才，才能完成，也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做到。”在贝尔格莱德，凯思爵士拜会了铁托总统。
离开南斯拉夫后，他们驱车去了希腊。由于鲁珀特讨厌他们一行中的乔治·马斯特曼，他们一行人在希腊分开一段时间。父子俩奔向以阿波罗神殿闻名的古希腊城市特尔斐，观看古迹，探索古希腊的文明。然后又去了希腊首都雅典，在那儿父子俩住最好的饭店。鲁珀特给里维特写了一封四页长的信，描述他们的经历。他在信中称这次经历神奇，并用了“血色太阳”的烧烤来形容这次冒险。
在雅典，凯思爵士离开了，他飞回墨尔本。后来鲁珀特伤感地回忆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我的父亲。当时我只顾看风景、收集信息，没有太多注意我的父亲，他的许多特别的事情我已不记得了。”
和父亲分手后，鲁珀特自己乘船去了他一直喜爱的克里特岛，它是希腊最大的岛屿，岛上最早产生爱琴海区域的古代文明，有独特的景观。随后，他和乔治·马斯特曼、亚瑟·布里格斯和皮特在雅典会合，四人开车奔向土耳其。汽车经过如此长途颠簸、挤压，开动起来非常费劲，他们缓慢、费力地到达贝鲁特。汽车实在无法继续行使，他们放弃汽车，在贝鲁特改乘船去了塞得港，随后又坐上了一艘从澳洲返回的班轮。一些游客对他们四人不是很友好，不理不睬的。傲慢的鲁珀特特别讨厌这艘船，极力劝说皮特与他一起中途下船。他们转乘火车去了巴黎。在身无分文、举目无亲的情况下，非常无奈地请求澳大利亚大使借些回英国的路费。然而大使连10个英镑都不愿意借给他们。鲁珀特从未被如此无理地对待，离开大使馆时他像一只激怒了的狮子。
好不容易回到牛津，鲁珀特决定要更自由地生活，要住到这个城市的边界之外的地方，远离监护人的关心和照顾。于是他搬到赫丁顿大厦，与另一个也是来自澳洲基隆语法学校的同学约翰·皮佩合租一套公寓，位于大厦的顶楼。房主一开口要价是一个月房租四英镑，鲁珀特想方设法找房主，极有礼貌地向他哭诉自己远离家乡、做学生的艰辛，极力劝说房主降低房租，鲁珀特的诚心感动了房主，房租从一个月四英镑减少到一英镑。
1952年，鲁珀特决定竞选大学劳工俱乐部秘书长。根据英国的竟选惯例，在很长的一段竞选时期里，候选人不允许公开地进行游说，但可以用一种平静的方式恳求选民.也就是让他的朋友向潜在的支持者推荐、宣传他们的候选人。鲁珀特藐视如此的虚伪，打破常规，掀起了一场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竞选运动。“坚决支持鲁珀特”是他公开标榜的口号。
1952年5月，学校的学生报《伽维尔报》为鲁珀特呐喊助威，宣称“澳大利亚前报业人士鲁珀特·默多克攻击俱乐部成员，使用哀怨的语气，呼吁大学生、社会学者屏弃旧习，奔向新的高度”。介绍鲁珀特的思想和生活，说他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如业余时间负责管理本报纸的发行；说他“鼓吹事业的胜利，爱好旅游，21岁充满朝气、，鲁珀特是一个优秀的人”。两个星期后，又宣布：“鲁珀特，来自海外的带刺的进攻者，已重创了这个城市。吸引了广泛的注意力。”
凯思爵士回国后，病情恶化，令人担心，尽管他已建立了先驱集团报业帝国，但他仍认为，他没有赚到足够的钱以确保留给这个家他所希望的安全和舒适。他和他的夫人伊丽莎白都感到没有从这个集团得到足够的回报。凯思爵士在写给他的银行、经纪人、会计和鲁珀特的信中。谈及他烦恼不已的担心。为了留给鲁珀特一个初具规模的新闻王国，他不断地向银行透支，因而目前最令他夜不能寐的是如何清除这些巨额透支，留给鲁琅特一个干净的王国。
凯思爵士竭尽全力提高他在阿德莱德新闻公司的股份。1951年底他出售了更多先驱集团中他所拥有的小公司的股票，他写信给鲁珀特说，他尽可能地争取用抵押贷款的方式去购买更多新闻公司的股份，鲁珀特不赞成父亲的做法。鲁珀特后来说：“他从来没有尝试创造一个王朝，但他也清楚，在他持有微不足道的股份的先驱集团中，没有我施展的空间，我猜想他在报界为我争取好的机会。”
与此同时，凯思爵士制订了另一个秘密的计划，他劝说先驱集团去购买墨尔本的《阿格斯报》，经营它与集团所有的报纸竞争。《阿格斯报》属于伦敦的镜报集团，出现了严重亏损。1951年塞西尔·金成为伦敦每日镜报的特权人物。凯思爵士发电祝贺。两人开始合作。他们推出一个计划，把《阿格斯报》与阿德莱德新闻公司合并成一个公司.镜报负责巨额投资。凯思爵士的责任将是保证对新公司进行良好的管理，目标是打败先驱集团。也许是凯思爵士太老，健康令人担心，最后塞西尔·金撤销了这个合同。对凯思而言这个结果可能是一件好事：首先在墨尔本，控制先驱集团的行为不受欢迎，令许多年轻人不高兴：而与镜报的合同的一些内容被看作是对先驱集团的不忠诚，违背了他忠诚的价值观。
1952年初，镜报的卡德利普访问墨尔本时，凯思爵士发现卡德利普是一个人才，带他观看墨尔本战争纪念馆。一路上，凯思不停地谈论他的儿子。凯思对他说：“我对我儿子鲁珀特很不放心。他在牛津，持有极其惊人的左翼观点。”卡德利普安慰他不必忧虑这些，小心提醒说：“先生的行为方式似乎可以稍微改变一点。”凯思爵士的英国绅士般的说话和行事方式，留给卡德利普深刻印象。
凯思爵士写信给里维持：“我很放心不下鲁珀特。他很少给家里写信。在他离开澳洲不久，写给家里的信非常感人，赢得他母亲的夸奖，他必须学会与所有人处好关系，甚至和他的家庭，这些关系应调整。”他也请求里维特不要刺激鲁珀特：“你已经在信中两三次提到他的美好梦想，他的梦想完全依靠他自己。”
1952年凯思爵士不得不接受第二次前列腺手术，在医院住了几个月.随后去了昆士兰休养、散心，他仍继续他的买卖，购买了《昆士兰新闻报》。尽管凯思在财政上让人感到疑虑，但他仍被看成澳洲“最好的风景画”。
他继续给里维特写长长的信，情深意长地谈论他的儿子。里维特现在是阿德莱德《新闻报》的主编。凯思警告里维特，反对他采用尖锐、辛辣的风格，凯思坚持新闻工作者对事物的态度应该是中性的，他也反对每日镜报耸人听闻的手法。而鲁珀特走了一条与他完“全相反的道路。里维特离开英国后，仍与鲁珀特保持良好的关系。他曾写信给鲁珀特说：“过去10个月里，我从凯思爵士那里学到了很多，真是难以形容，他一直极其有耐心。”
鲁珀特在1952年夏，又踏上他的第二次欧洲之行。他的旅行在法国的道尤维勒结束，第一个晚上，他就直奔赌场，想去试试手气，不幸的是他输掉了他所有的法郎。当想到在昂贵的法国饭店里留给他的是一些不可兑换的意大利里拉和将要支付的一大叠帐单时，他失去了回饭店的激情。他仍呆在赌场，睁大眼睛注视着地面，试图寻找落下的筹码。天无绝人之路，一个老妇人不小心掉在地上一个1000法郎的筹码，没有意识到就离开了。鲁珀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迫不急待地飞扑过去，不久赚得5000法郎，欣喜若狂地离开赌场，直奔商场。他购买了一本小说，一把剃刀，给伦敦发了一个电报，又买了100法郎的一小笔筹码，想再次检验一下他的运气。但事与愿违，最后他回到伦敦只剩下50英镑。
他给父母发出一封很长的、充满激情的信，信是在10月2日到达墨尔本的，凯思爵士读后既兴奋又激动。他对妻子说：“我想他抓住了它。”伊丽莎白一直记得这个判断。星期六，凯思爵士给他的一个女儿写信：“我漂亮美丽的女儿..我们收到鲁珀特一封极令人满意的信，他已忘掉了一些他的不端行为..”第二天清晨，伊丽莎白没有看到凯思爵士下楼吃早餐，上楼去探望他，发现他躺在床上，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伊丽莎白泣不成声。
就在那个星期天的早晨，亚瑟·布里格斯被一阵敲门声吵醒。半梦半醒之中开开门，邮递员交给他一封电报。布里格斯接过电报，瞥见“凯思爵士已逝世”的字样，心中一惊。待完全清醒过来，立即出门去转告鲁珀特这个噩耗。他疯狂地驾驶着车穿过还在睡梦中的街道，砸开赫丁顿大厦鲁珀特的小公寓。鲁珀特听到这个噩耗惊呆了，完全不相信，嘴里不断他说：“你骗我，你骗我，这不是真的，澳洲那么遥远，肯定是电报出现了什么错误。”
阿德莱德《新闻报》在第一版发出讣告，描述凯思爵士是“一个在同龄人中少有的伟大的澳大利亚人之一，可能是英语世界中最杰出的报业人士，他奇迹般罗曼蒂克的成功故事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在一个更个人化的评论中，里维特给鲁珀特的信中称：“他一直对我非常非常的好，他是一个优秀的导师、朋友和哲学家。”
在澳洲，这个家庭的成员和他们的朋友聚集在默多克夫人处。里维特从阿德莱德来到墨尔本，表达他无限的敬意和哀思。事后，他告诉鲁珀特：“你母亲非常的平静，你以前一直为她而自豪，以后你的自豪感将更胜从前，她如钢铁一般坚强。”
鲁珀特花了三大时间飞回家，他精疲力竭、情绪极度低落。他的母亲没有因他而推迟葬礼，凯思爵士在10月7日安葬。
凯思·默多克的葬礼成了墨尔本名流的一次大聚会，场面壮观。灵柩从托拉克长老会教堂缓慢移往斯普灵威尔公墓。
10位抬棺人是联邦及州政府代表，送葬队伍中走着报界、金融界、工业界的头面人物，500多个花环环绕墓地。伊丽莎白是主要的送葬者，陪伴她的有三个女儿海伦、安妮、珍妮特，以及凯思·默多克的两个兄弟和两个侄子，只有主要遗产继承人鲁珀特还没回到澳洲而缺席。
鲁珀特后来说，他家的一些人对母亲没因为他而延迟葬礼的事实有些吃惊。虽然在一般情况下，因为天热，传统上澳大利亚人埋葬人非常快，但是鲁珀特否认了这个原因，认为“他的母亲不想留给他一个深刻的印象”。这是一个不可理解的事实。
在墨尔本，他和家人及顾问讨论了他父亲的资产，特别是阿德莱德《新闻报》的未来。在凯思爵士1948年订立的遗愿中，凯思爵士宣布他的打算。他希望鲁珀特在新闻传媒界抓住机遇度过一生。
过去的四年间，由于凯思爵士的商业运气一直时好时坏，因此三个遗嘱附录也补充进这个遗愿中。凯思爵士留给鲁珀特一笔昆士兰新闻公司的股票，鲁珀特还继承了克鲁登投资公司。它是一个控制布里斯班《信使邮报》和阿德莱德《新闻报》两家小公司股票的家庭公司。鲁珀特非常想继续经营这两家小公司，但他的母亲感到他的家庭无法支付它们的运营费用。海伦说。他们的母亲伊丽莎白儿童时代对她的父亲的记忆，是她父亲留给她的糟糕的债务。此外母亲也受凯思的资产托管人的影响，特别是受托管人中的主席哈洛德·杰迪的影响。当鲁珀特返回牛津后，杰迪功说伊丽莎白卖掉她的家庭所拥有的布里斯班《信使邮报》的股票给墨尔本的先驱集团，杰迪也是先驱集团的主席，一些人认为他与鲁珀特之间存在利益冲突。
回到牛津后，鲁珀特恢复了与里维特的回信，但整个的语调和关心的事物惊奇地改变了。他少了一分轻浮，多了一分成熟！突然，他对阿德莱德《新闻报》的财政细节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的信显示出他对金饯和权力有一种本能的感觉，及如何使用它们的天份。他感到非常灰心丧气，肯定如果他一直在澳大利业，可能会劝说母亲维持布里斯班《信使邮报》和阿德莱德《新闻报》。
1952年的圣诞节，鲁珀特是和一个记者道格拉斯·布拉斯及他的妻子一起度过的。他的妻子是鲁珀待母亲的一个朋友，他们派驻伦敦为先驱集团服务。节日的气氛激起了鲁珀特的兴奋。
1953年他写信给里维特：“我对你12月15日的信特别地有兴趣。关键内容我特意作了摘录，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减少新闻印刷的初始费用来维持资金的收支平衡。纳完税后，今年总利润应该能达到5500英镑左右，你说这个数字对吗？”信中随后就转向政治，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最近继承她父亲乔治六世的王位。鲁珀特形容她的第一个圣诞节演讲时用了“沉闷”一词，使用“骄傲自大”来形容她本人。并称他个人完全反对这个彻头彻尾的一直受到新闻界批评的君主政体，但是不要误会，他也不倡寻、鼓吹民主制，他一直不相信民主制..
信未签名后，鲁珀特又写了一个附言，再次明确他对苏联的向往：“昨天是这个指导世界人民方向的伟大国家的29周年纪念日，我们在壁炉架上的半身雕像（列宁）前静默了一分钟，接着干了几怀..然后安顿下来，一起读了几篇赞美苏联的美妙诗词。”
他还采用其他方式表现他对政治的敏锐。在南澳大利亚竞选的紧迫时刻，他写信给里维特：“我恳求你不要大声告诉我你支持哪一边。”他不希望自己对选举的预测与最后结果相违背，以证明自己的失败。
1953年2月他与澳大利亚优秀的报业大王弗兰克·帕克一起进餐，鲁珀特对帕克的评价是“帕克肯定是澳大利亚报界最大的无赖，但同样他是最聪明的人”。他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帕克有可能在报业上给予他很大的帮助。
鲁珀待的兴趣开始集中在报业的财政管理方面。有一次他在给里维特信件的附言上问：“我们开支项下发行促销和广告促销的开支是多少？没有一家报纸在这些开支项目里不做出巨额投资，以期望报纸的经营状况及发行量取得进展。”凯思先生给里维特写信经常清楚地表示他一直关心报纸编辑的内容，鲁珀特首先关心的也是这个基本要求。
1952年初的几个月，鲁珀特仍旧担心家庭公司的财政情况以及阿德莱德《新闻报》如何才能在与阿德莱德《广告商报》的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阿德莱德《广告商报》是墨尔本先驱集团公司的分支机构，有强大的信息来源。与此同时，学校的期终考试也逼近，他只好以“他一直都难以完成任何事情”的想法来安慰自己，有时他也被这个自己找的理由吓一跳。
在这紧张时刻，亚瑟·布里格斯伸出援助之手，他尝试每天填鸭式的教鲁珀特，帮他准备6月份的期终考试。理查德·西尔拜从人生观的角度给予他额外的帮助。5月中旬，鲁珀特又给里维特写了一封信谈论阿德莱德《新闻报》：“我充满了想法、计划和梦想，我几乎不能等到回去，我有许多的长篇奇谈要告知你。”他说他想坐在里维特的脚边，向里维特学习：“现在离考试只有两个星期，恐怕通过的希望非常渺茫。”事实上，他在学校的成绩只是三流的。考试完后，立即给里维特写信：“我完全支持你，美国的状况非常有趣，我们不应该忘记美国国防对我们极其重要，但同样我们不能让它蒙蔽我们的眼睛或混淆我们报纸非常清楚的适用原则。我希望你认识到麦卡锡主义与美国中央政府关系密切..我们报纸的发行量听起来很好，我们必须努力保持它并争取提高它。你能否高兴地让我看一些关于广告运作、发行运作和目前利润趋势的数据？”
学期结束，他获得历史学学位。他没有立即返回澳大利亚，决心要在经营自己的报纸之前，先博采众长。他原计划去美国对美国报馆的新闻编辑室进行一番考查，但最后他改变了主意，决定就在伦敦的《每日快报》馆做一个临时定额工作。《每日快报》的业主报业巨头比勒布鲁克，认为他的报馆毫无疑问对从事新闻工作的人而言是最好的学校，把《每日快报》称为“新闻工作者的黑色艺术”。
鲁珀特称《每日快报》为“比勒布鲁克妓院”，但他喜欢它：“比勒布鲁克是邪恶的，但他又是极具吸引力的男人。他有异想天开的风格和一种毒害人的、令人憎厌的意识。”由于编辑卓越的才华和报纸敏捷的大字标题，形成《每日快报》生动、辛辣的特点，否则它也会淹没在五彩缤纷的报纸中，不为人特别注意。比勒布鲁克的贵族身份给他带来荣誉，也带来不便。毫无疑问，向鲁珀特证明经营一家报纸的最好方式是持有足够的股票，争取报纸的独立性。比勒布鲁克对鲁珀特说：“如果你为我工作，你将永远不会成为百万富翁，但你将活得舒适、体面。”报社把鲁珀特的办公桌安排在助理编辑室，在特德·皮克林的眼皮之下，在舰队街没有一丝回旋余地。在“比勒布鲁克妓院”的几个月，留给鲁珀特的是对伦敦助理编辑职业的永远钦佩，这也是他日后尊重报社编辑的深层原因。他称皮克林为“我的第一个伟大的辅导教师”。定额工作之余的所有时间里，他唯一想的事情是如何提高阿德莱德新闻报的发行量，如何削弱广告公司的竞争力。他告诉里维特他将肯定去阿德莱德《新闻报》工作，想脚踏实地，不想到处指手画脚，给人留下趾高气扬的印象..“我将接受大家一段时间的考察”。
1953年8月金西·鲍尔霍的“关于美国人的性别”的报告文学出版，引起巨大轰动。鲁珀特仍在伦敦，他对此书极端厌恶。他随即给里维特发了一封电报，称“停止这本愚蠢的纪实小说，停止这种夸张的展示..”
几天以后鲁珀特外出度周未，给里维特手写了一张便条：“马上就要回国了，我想我将保持原样地离开这个国家。我相信我关于金西的电报没有触怒你，我强烈地讨厌这个题目。毫无疑问，狡猾不是我们报纸的追求——特别是当内容是伪造的，我们应该警告人们不要出版伪造的人物。”
1953年9月初，鲁珀特经南非飞回澳大利亚。年仅22岁的他到达阿德莱德，接管了他继承的财产，开始了他一生与其他人、与这个世界一系列激烈斗争的第一个篇章。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