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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妻逝夫悲
夫妻十载多恩爱，妻赴黄泉夫悲哀；
练兵演习传捷报，幸运厄运一起来。
话说蒙哥马利一到奎达参谋学院，便引起一场小小的风波。那是星期一上午，蒙哥马利前往参谋学院正式报到，但他穿的不是中校军服，而是上校军服，超过了原来在那里的两位教官。大家对他第一天报到就以上校身份出现感到气愤，认为那是十足的虚荣和炫耀。于是，人们私下议论说：“蒙哥马利从浦那来时，一定是在火车上就把上校的服装和徽章换好了。”
可是，当这位新上校开始讲课时，大家那点怨气便消失了。蒙哥马利开始被派去作二年级的首席教官，但院长盖伊·威廉斯觉得蒙哥马利的优长在作战和训练方面，于是改派他为一年级首席教官，主教一年级的作战指挥技术和参谋职责。
蒙哥马利的讲课方法独树一帜。他带着笔记本走进教室，先在自己的桌子上看三四分钟的笔记，大家静静地坐着等他。然后，他走到讲台前侃侃而谈，说得头头是道。然后，他又走回自己的桌子研究三四分钟笔记，再回到讲台一口气讲十多分钟，表达清晰、流利，十分精彩，给学生留下很深的印象。
蒙哥马利对那些他认为是“废物”的学生毫不留情。例如，他有一次在二个学生的试卷上批示：“一大进步——蹩脚到家。”但他对那些他认为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人，却煞费苦心，鼎力相助。例如，在埃及的沙漠中演习时曾担任他的旅参谋长的弗朗西斯·德·甘冈足智多谋，被人称为“智多星”。蒙哥马利特别赏识他的发展潜力，一直极力帮助他进入坎伯利参谋学院。1934年，德·甘冈终于获准进入坎伯利参谋学院，于是写信向蒙哥马利致谢。蒙哥马利在回信中以他特有的口气说道：“对那些不走正道请求长官为自己谋取职位的人，我是不愿意帮助他们的。这只会把一个人毁了……我支持的人，一向都不会错。万一错了，是他自己不肯好好干。你在坎伯利应该于得很好。”蒙哥马利对德·甘冈的提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报偿——德·甘冈成了他最得力的参谋长。
布赖恩·蒙哥马利和达德利·沃德将军在回忆中都觉得，在奎达参谋学院这个时期，蒙哥马利的战术观念已经完全成熟。这倒不是说他的战术观念新颖惊人，而是说他的战术观念绝对清晰和完整。虽然战术的分支课程是由一般教官担任的，但就整个战术教学而言，则完全是按首席教官的思路进行的。沃德将军回忆说：“我们大家都感到，能听蒙哥马利那种学识渊博的人讲授军人行业中较高层次的学识，是十分荣幸的。后来我们个人在军事能力方面的发展，都有赖于蒙哥马利的教导和他的战术原则。我认为，一般人对利德尔·哈特的评价都过高。一般人都迷信机动能力。当然，你如果有机动能力，自然不错，但往往并非如此，你在战场上取胜的唯一途径，就是把想要剥夺你的机动能力的敌人打败，而教我们怎样去打败敌人的正是蒙哥马利。”
蒙哥马利与院长盖伊·威廉斯少将相处得十分融洽。院长对自己的首席教官推崇备至，不到一年时间，即1935年4月，他便在写给陆军部的机密报告中说，伯纳德·蒙哥马利博览群书，富有作战经验，具有坚强的性格，对自己的行为和工作，高标准，严要求，是位优秀的训练人才和颇有说服力的教官，因此推荐他“早日担任常备部队的旅长或晋升准将参谋”。
威廉斯的报告与陆军部日益增多的对蒙哥马利的评核材料大体一致。5月8日，陆军部人事评议委员会一致通过：一旦有缺，即任命蒙哥马利为常备军步兵旅旅长。
这消息传到蒙哥马利耳朵里时，一定使他信心大增。可是，他不敢高兴得太早，如果他当首席教官期满时仍无空缺，他的前途便不容乐观。
在奎达，蒙哥马利的帽子也是一大趣闻。学生们全都戴孟买常礼帽，而他却戴一顶陈旧的白色遮阳帽，大家都叫它“站长帽”。“站长帽”很不时髦，但却大受学生欢迎，因为每次演习，你总可以看见蒙哥马利在什么地方（奎达是一片开阔的平原），你可以看见那顶白色遮阳帽到处晃来晃去。后来，有人问他：“长官，你为什么喜欢戴那顶白色遮阳帽，它太不时髦了，当然，我们并不反对。”他回答说：“哎，人都喜欢戴特别的帽子，帽子是他们的性格的标志。丘吉尔老是喜欢戴特别的帽子，我也是！”当时丘吉尔相当消沉，蒙哥马利却与他相比，是很不寻常的。
1935年2月，蒙哥马利对一年级新生说：“你们每个人都会请我去吃晚餐，但是，我不会去，因为你们一共30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但是，我要请你们每一个人吃晚餐，你们全体都要到我家里来。”自然，学生们后来都去了。一位年轻军官记得：“贝蒂的肤色黝黑，身高和年龄同蒙哥马利相仿；她活泼愉快，笑口常开。她的衣着朴实无华，不特别显眼，但却令人看着舒服。她有相当好的教养和天赋，是位水平很高的油画和水彩画画家，也是小有名气的雕塑家。贝蒂和蒙哥马利都有一种敏锐的幽默感，爱互相开玩笑。他们都是慷慨的好主人，我有好几次被请去参加他们的晚餐。有一次晚餐结束后，当我们准备出发去进行为期一周的野外演习时，贝蒂说，‘女士们，趁着蒙哥马利和男士们到野外去演习当丘八，请跟我来，让我们讨论一下我们要做些什么事情。’蒙哥马利喜欢这一套，他们彼此相爱，毫不隐瞒。”
1935年5月31日，奎达发生大地震。一夜之间，死亡约3万人。这场灾害比蒙哥马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见过的任何屠杀都更为可怕。为了防止霍乱等传染病的发生和蔓延，驻军司令下令用铁丝网把全城围起来，实行封锁。奎达参谋学院位于层层岩石之上，在地震中幸免浩劫。两天后，奎达河谷又震了一次，学院的大钟响了17下。为了预防万一，贝蒂带着戴维回伦敦去了。
奎达的地震使蒙哥马利和贝蒂分离了8个月。1936年1月，贝蒂把戴维安排在欣德黑德上预备学校后，又回到奎达，与丈夫生活在一起。贝蒂并不是某些人所说的对丈夫百依百顺的人。事实上，贝蒂在蒙哥马利面前总能够随心所欲。例如，蒙哥马利说，你今天下午不可到那里去。她却说，哦，我的确要去啊。结果，她去了，蒙哥马利很有雅量，不但容忍了，而且还很愉快。贝蒂是位骄傲而坚强的女性，蒙哥马利不仅钟爱她，而且敬重她。
在奎达期间，贝蒂画了许多油画和水彩画。当她在1935年和1936年返回伦敦时，她把许多画赠送给友人。托奇·巴克准将便是那些友人之一。他回忆说：“1935年，贝蒂在回伦敦前，把她所绘的画统统挂在她的画室里，邀请她的朋友，也包括我和我的太太去看，然后说：‘请各位挑选，喜欢的就拿去。’蒙哥马利便对我说：‘哦，对啦，托奇，我告诉你应该挑哪张。’我说：‘不，不，我要自己挑选。’但蒙哥马利很固执，说：‘不，不，我带你去看。’他把我带到一幅画有花和彩虹的画前面，说：‘就是这张！’我抗议说：‘不，不，我自己挑挑看。’于是我到处转，到处挑，自然，我挑选了他推荐的那幅，那确实是最好的！”
1937年2月20日，陆军部致电蒙哥马利说，在朴次茅斯的第9步兵旅旅长在本年8月5日出缺，准备派他接任。3月3日，蒙哥马利回电表示愿意接受，从接任新职务起，蒙哥马利将晋升准将，但从6月29日他的现职终止时起，他将被减至半薪。
1937年5月22日，蒙哥马利在返回朴次茅斯去接任第9步兵旅旅长的途中，写信给利德尔·哈特说，他希望在伦敦与他见面，讨论有关野战部队等问题。
蒙哥马利在与利德尔·哈特的通信联系中断7年之后，再次给他写信，不是没有原因的。这时，利德尔·哈特已成为新任陆军大臣莱斯利·霍尔一贝利沙的私人顾问，实际上成为最高军事当局的幕后力量。哈特从未在战场上担任过陆军中尉以上的职务，但他现在不仅能影响霍尔—贝利沙对一般军事的态度，而且能影响他对高级军官的任免。多年从事军事新闻工作而感到抑郁不得志的哈特肆意运用他的影响力，竟说服霍尔一贝利沙撵走帝国参谋总长，而委派仅指挥过旅级部队的戈特去占据那个职位。虽然戈特对军事史下过很大功夫，但他缺乏将帅的经验和气魄。如果按正常程序晋升，他能否升到师级职务都是个疑问。
蒙哥马利于1937年5月回伦敦后，是否与利德尔·哈特会过面，不得而知。但他决定利用这两个月的假期和贝蒂驾车邀游兰开夏北部湖区，并顺道看看朋友。在北方旅游期间，贝蒂的身体似乎比以前更虚弱，更容易疲劳，但她还是如往日一样的欢乐。
蒙哥马利将于8月5日前往朴次茅斯就任旅长，但他的半月堡式官邸要到9月才能装修完毕。此外，第9步兵旅8月下旬要在索尔兹伯里平原进行野营演习，蒙哥马利要与部队住在一起。因此，从北方返回后，蒙哥马利便让贝蒂和戴维到“新公园”与母亲同住，然后在8月下旬再住到滨海伯纳姆的一家旅馆去，让戴维度过剩余的假期。蒙哥马利安排他们到滨海伯纳姆是因为那是贝蒂最亲密的朋友南茜·尼可生的家乡，同时也离索尔兹伯里的营房较近；此外，戴维还可以自己在沙滩上玩，让贝蒂过得悠闲点。
第9步兵旅辖4个营，隶属于第3师，而第3师则隶属于南方军区。当时的南方军区司令是伯内特一斯图尔特将军。他30年代早期曾在埃及任英军总司令，对蒙哥马利特别赏识。
蒙哥马利刚上任就着手实施他的前任雷克斯旅长作出的演习计划。雷克斯是训练部队的好手，但他的训练方法与蒙哥马利的完全不同。旅参谋长F·W·辛普森少校记得，蒙哥马利拿起训练计划说：“这计划不行。在一日之内实施3个演习，我看毫无道理。我一共只要4个大演习，每次三天，部队要有3个夜晚在野外，一定要习惯在夜间行动。”于是，辛普森少校赶紧修改演习计划。
根据演习计划，结束时有一次第9步兵旅对第7步兵旅的对抗演习。演习裁判由师长担任，演习目的是考验双方旅长和他们的参谋的能力，预计有两昼夜在野外。第9旅的任务是夺取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的一座小土冈。第7旅由威廉斯·裴勒特准将指挥，当时驻索尔兹伯里平原，其任务是防守那个地区，并尽可能使进攻者遭受最大的伤亡。
蒙哥马利让参谋长制定进攻计划。辛普森的计划大体是按照在参谋学院所学的，在正面发起3个佯攻，而将最强有力的攻势放在其中一个的后面。蒙哥马利看过计划后说：“这样根本不行，太正规了。你要给裴勒特来个出其不意。我很了解他，你采取太正规的方法，他会猜得到并设法对付。你如果从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向去攻击他，就将使他防不胜防。”接着，蒙哥马利说出自己的计划。辛普森觉得部队在进入攻击阵地前可能会被第7旅发现，因此不同意进行翼侧攻击。但蒙哥马利仍然决定就那么办，并说：“我还要采取一些敌人意想不到的行动，我要在敌人以为战斗还未开始时发动攻击。”
演习计划在第一天午夜开始，但一般人总以为在日出前没有人会真正采取行动。但蒙哥马利却下令：“所有部队在下午喝茶时间到晚上工1点提前睡觉，午夜时分开始行动。”结果，部队第二天进入了一处非常有利的阵地而没有被发觉。
许多高级军官都很重视这次演习，第二天就有帝国参谋总长、南方军区司令和南方军区的所有高级军官前来观看。
战斗的进展对第9旅非常顺利。到第二天黑夜快过去时，蒙哥马利的部队已在索尔兹伯里平原的铁屋镇进入十分有利的阵地。那是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为了防止第7旅偷袭，蒙哥马利煞费苦心地在防御阵地的所有通道上设置了障碍物和哨兵。但敌方似乎并无偷袭的企图。
次日清晨，蒙哥马利利用已经转好的天气，实施强行军，直扑预定夺占目标。于是，师长下令停止演习。
这次演习的成功进一步显示了蒙哥马利的作战才能，对其继续晋升是十分重要的。在那年秋季的机密报告中，第3师师长和南部军区司令给予蒙哥马利很高的评价，并且建议提升他为少将。伯内待—斯图尔特司令还特别强调他最适合当师长。
对蒙哥马利来说，除部队演习外，最重要的就是忙着把那座半月堡式住宅装修好，以便贝蒂迁入。在去爱尔兰“新公园”前，贝蒂已选好他们想在半月堡式官邸中使用的大部分窗帘和地毯材料。在军营生活了许多年之后，他们现在终于真正有了自己的家。这是伯纳德·蒙哥马利自己的“新公园”，是他和贝蒂共享的大厦。
8月下旬，贝蒂带戴维离开“新公园”，来到滨海伯纳姆。一天下午，当贝蒂和戴维在沙滩上玩耍时，贝蒂的脚被虫叮了一下。她说不上是哪一种虫子，因为这种虫子她从未见过。当晚，她的腿开始肿痛。于是去请医生，医生立即把她送进当地的乡村医院，并派人去叫蒙哥马利。
当时，大家以为她只是有点感染，比较疼痛，没有危险。蒙哥马利觉得他在索尔兹伯里平原进行的第一次旅演习对他的前途至关重要，不愿提前离开。于是征得贝蒂的同意，打电话给未来儿媳妇的父亲休·特威迪海军上将，问他可否让其女儿乔丝琳到滨海伯纳姆的旅馆去照顾戴维，直到贝蒂好一点为止。
乔丝琳的父亲说：“她从来自己住过旅馆！”
蒙哥马利说：“噢，那她现在正应该去经历一下！”
安排好后，蒙哥马利便赶回索尔兹伯里平原去了，约翰·卡弗那21岁的未婚妻便来到滨海伯纳姆的旅馆照顾戴维。
据乔丝琳说，在其后的两周内，蒙哥马利只回来过一次。贝蒂的腿从表面上看，什么毛病也没有，但里面却痛得厉害。也许，蒙哥马利认为那不是什么严重的疾病。吃过午饭，他帮戴维收拾好东西，给他换上整洁的衣服，便离去了。乔丝琳认为那是贝蒂要他这样做的。
在戴维返回学校前，乔丝琳带他去向母亲告别。当时贝蒂在床上痛得翻来覆去说不出话来。戴维带去一枚小小的金剑胸针，作为送给母亲的礼物，看见母亲不能说话，他便把胸针放在她的床单上，然后回到旅馆，给母亲写了一封信，并让乔丝琳在他走后读给他母亲听。戴维当时不过9岁，但他仿佛已经知道，那实际上是永别了。
乔丝琳一直呆在那里，等贝蒂的表妹凯蒂·霍巴特来接替她。凯蒂来后，乔丝琳继续在那里逗留了一个星期。贝蒂的病时好时坏，她苦苦地和命运抗争，没有请其他任何人来照顾她，也不让别人去看她。
蒙哥马利几次计划把贝蒂送回朴次茅斯，但都不得不改期，因为她的状况太糟，经不住途中的颠簸和劳累，医生禁止那样做。
贝蒂的病情不断恶化，越来越痛。实在痛得太厉害了，就给她注射镇痛剂。贝蒂的神志开始昏迷，有时处于病危状态。蒙哥马利经常深夜被叫去，驾车往返滨海伯纳姆200多英里。毒素沿着贝蒂的腿慢慢向上蔓延。有一天，医生们断定，唯一的希望是截肢。既然还有希望，蒙哥马利便同意了。截肢之后，病情并未好转，毒素继续蔓延，最后影响到肺部，已经无法阻止病毒的蔓延。亲人们束手无策，医生们尽了一切可能，护士们也是精心护理，但是败血症已使她病入膏盲。1937年10月19日，贝蒂在蒙哥马利怀中逝去。在她病痛期间，蒙哥马利经常为她诵读，内容大部分选自《圣经》。最后一次是在她临终前几分钟，读的是赞美诗第23首。
英国的死亡法律规定，尸体埋葬前要进行解剖和验尸。贝蒂的验尸记录上写的是“败血症”。
蒙哥马利把贝蒂安葬在滨海伯纳姆的墓地里。只有4个吊唁的人：他默默地站在贝蒂的墓旁，身旁站着他的参谋长，一个上尉参谋和军车驾驶员。他既不让儿子戴维到场，也不让继子约翰和迪克从印度飞来参加。没有亲属被邀请，不论是蒙哥马利家的人，还是霍巴特家的人。蒙哥马利现在静静地向贝蒂告别。
葬礼后，蒙哥马利亲自到学校去把这个消息告诉戴维。随后，就回到朴次茅斯的住宅，写信把贝蒂死亡的消息告诉他的继子。两天后，他开始记叙贝蒂的葬礼：
“那是一个明媚的艳阳天。迪克·谢泼德来主持宗教仪式，进行得十分顺利。
我坐在医院的房间里，一直等到他们来装上棺盖的螺丝。贝蒂的容貌很好，极为平静……在他们盖上棺盖前，我在她可爱的脸上最后一次亲吻。房间里摆满了所有朋友送来的美丽的鲜花。旅里各营都送有花环，还有一个是皇后部队官兵送来的，尤其令我感动。我在仪式中和坟墓旁曾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我实在忍不住，恐怕当时我已完全崩溃。迪克·谢泼德太好了，当所有的人都离去时，我们一起跪在墓旁，迪克做了一个很好的家庭祷告，我们默默地跪在那里。”我说，我不相信要她受那么多痛苦后才死去是上帝的旨意，如果她非死不可，应该在那些痛苦之前。迪克说，上帝的处理方法是十分神秘的。我想，那大概是对的。
但是，迪克，唉，这是很难忍受的，我每次想起她，都黯然泪下。但我必须极力忍受，现在我已独自回到这座空虚的大房子来定居。我极为寂寞和忧伤。我想，过一些时候我会恢复正常的。可是，现在我不可能。”
蒙哥马利和贝蒂婚后10年，一直相亲相爱，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约翰·卡弗认为，他们这段婚姻对双方都合适，对孩子、对每一个人都有好处。容易精神紧张和激动的贝蒂，被一位有条不紊的人所关心、所钟爱、所尊重，乃致所安排，使她有时间去绘画，使她可以做她愿意做的事情，使她的生活充满笑声。同样，贝蒂以其独特的幽默感，使这位死心塌地的单身汉变成一位最快乐的和有家室的人，并给予他两种他母亲所不肯给予的东西：无穷的爱和对其才华的信心。
约翰·卡弗后来写道：“一般人猜测，假如我母亲还活着，会发生什么事情。我却有一个更有趣的猜想，那就是：假如蒙哥马利没有遇上我母亲，又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认为，他少时所受的教养所产生的潜在精神分裂倾向，有主宰他的性格的可能。我的意思是说，他那种专钻牛角尖的意念，会发展成一种狭隘的心理；他那种离群脱俗的意识，会使他缺乏人类情感和怀疑别人的动机。如果这些性格发展下去，他便不适合于担任高阶层指挥职务。如果说，国家至少欠了我母亲一份人情，那可不完全是一句梦话。”
毫无疑问，在蒙哥马利节节上升的道路上，贝蒂曾帮他乘风破浪，履险如夷。贝蒂的死，是不是也会给蒙哥马利的事业打上句号？这在当时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贝蒂去世后，蒙哥马利把自己关在家里许多天，谁也不见。他好像堕入黑暗之中，心灰意懒，万念俱灰。他已经走到绝望的边缘。然而，他后来写道：“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开始懂得上帝是按他自己的方式行事的，这一定是他的旨意，看来一时虽然不幸，然而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作为扑次茅斯驻军司令，我要对人们、对我的旅负责。我体会到必须继续工作。这也是为了戴维着想。目前我们在世界上是孤独的，就只我们父子俩人。我得经常去学校看望他，在假日里要好好地关心他。”
几天后的午夜一点，辛普森被电话吵醒，只听见蒙哥马利在电话中说：“是你么，辛普？恐怕过去几天我把所有的事务都留给你去照料了。明天上午9时，请将所有的公事都放在我桌子上，我要开始工作。”
过了相当一段时间，蒙哥马利才逐渐恢复了平静，他那天生的倔强劲和活力才又逐渐显露出来。他从军官训练着手，对全旅进行严格的训练。他分别于1937年11月和1938年3月举办军官研讨会，对现代战争的有关问题和训练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效果良好。他要求各营长训练所属资浅军官去指挥较大的单位，甚至本营的部队，以适应未来作战的需要。他亲自监督部队的训练，但士兵们没有什么怨言。他的士兵很快就在几次演习中证明他们是非常能干的。
蒙哥马利在《回忆录》中写道：“也许我过于自信，并且太外露了。但是我经受过许多挫折，这无疑对我是有益的。这些挫折使我经常警惕自己不要不受约束，不要太专横。”
1938年7月，第3师在斯拉普顿海滩进行有陆、海、空三军参加的登陆作战演习。举行这类演习多少年来还是第一次，而且是规模较大的一次。第9步兵旅被指定实施这次演习。蒙哥马利与驻朴次茅斯的海军司令科克和奥雷里共同策划这次演习，其计划之详细，以至于第9旅的参谋人员用掉了30000张大页书写纸。1938年7月5日，蒙哥马利向新闻记者和军事观察人员介绍说：“这次演习的目的，是要探讨海上接敌运动的战术和技术问题、部队在敌岸登陆作战问题、舰对登陆部队的火力支援问题以及飞机协同地面作战问题。”
参演部队主要是东区陆军的两个军，由第9步兵旅的三个营扮演；陆军的支援力量包括一艘战列舰，两艘巡洋舰，一艘航空母舰和一个支队的驱逐舰。演习指挥机关为“陆海空联合指挥部”，由蒙哥马利担任指挥；部队登陆后，蒙哥马利即担任远征军指挥官，继续指挥陆上作战。
演习于7月6日拂晓开始。各营先分别搭乘“兰开夏”和“克兰马卡利斯特”号运输舰，后换乘小船在达特默斯附近登陆。帝国参谋总长戈特子爵和新任南方军区司令阿奇博尔德·韦维尔前来观看。就整个演习的构思和陆海空的协同来看，这次演习比以往任何一次演习都更富想象力，是成功的。但它确实存在许多问题。韦维尔认为，这次演习对英军完全忽视登陆作战作出了可悲的评价。他评论道：“虽然有一艘所谓的登陆艇，但它是以前建造的试验性登陆艇，而且是为这次演习而从破铜烂铁堆里找出来的。我想它在这次演习中沉没了。至于其他情况，部队是坐敞开的划艇登陆的。就像200多年前的登陆部队那样。”当他登陆时，蒙哥马利热情地迎接了他，并向他说明演习是如何进行的。韦维尔只说了声“知道了”，就向自己的车子走去。但蒙哥马利却给他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蒙哥马利是一个奇怪的家伙，是我所见到的最能于的军官之一。”
斯拉普顿海滩登陆作战演习刚刚结束，陆军部便选派第9步兵旅去索尔兹伯里平原执行秘密的毒气试验任务。蒙哥马利的毒气试验表明，如果士兵穿上某种防护装具，如眼罩、袖口侦测器等，并随身携带防毒油膏，便没有遭受感染的危险。如果部队训练有素，同时适当地散开，就很少有感染的可能。利用飞机对部队喷洒毒气所产生的效果，远没有飞机本身所冒的危险大，因为它必须飞得很低。在前线与敌人处于胶着状态的部队，危险更小；在较易受伤害的后方地区，大家又可以穿上防护装具，而不致影响部队的战斗力。
9月24月，蒙哥马利写完了毒气试验报告。报告对陆军部提出的详细问题一一作答，有事实、有分析、有对策、还有建议。陆军部对这份“极其出色而清晰的报告”非常满意，很快就向蒙哥马利表示祝贺。韦维尔在写给陆军部的报告中也说：“蒙哥马利准将是我们所拥有的头脑最清楚的军官之一，是一个卓越的军队训练者。他无论干什么，都表现得十分积极，他今年在毒气试验中所做的工作具有很高的水平。”
但是，蒙哥马利在朴次茅斯任职期间，也同陆军部发生过严重的矛盾，并且一度“地位不稳”。事情的起因是，由于已婚军人的家庭福利需要改善，于是蒙哥马利决定把克拉伦斯足球场出租给准备在8月银行休假周举办展销会的发起人。此人愿出1000镑，最后以1500铸成交。朴次茅斯市政当局风闻此事后，拒绝批准在那里举办展销会。于是，蒙哥马利去见市长，提出只要他在市政府里通过那个计划，他愿意出资500镑，支援市长推行的一个小型计划。市长同意了。他便把收入的1500镑，给市长500镑，另外1000镑用于驻军的各种福利，很快就用完了。陆军部得知这一消息后，指出他出租陆军部的土地违反了陆军条例，并说如果他立即交出1500镑，将不予追究。蒙哥马利说1500镑已全部花掉，并出示所有收据。接着，麻烦接踵而至。南方军区负责后勤的少将对他说，这一事件已断送了他在军中晋升的机会。但南方军区司令韦维尔却对蒙哥马利不顾陆军部的条例，去改善驻军福利感到高兴，并支持他。陆军部与南方军区之间公文来往，卷宗越堆越厚。结果，蒙哥马利却突然被提升。
1938年10月，伯纳德·蒙哥马利被提升为少将，奉命接管巴勒斯坦北部的军事指挥，并把当地许多分散的部队组建成第8师。蒙哥马利在1931年驻防巴勒斯坦时，用一个营足以警卫整个地区，但后来那里的形势恶化了。当蒙哥马利在1938—1939年冬天负责管制这个地区时，某种类似战争的事态正在发展中。旅行必须有军队护送；主要的公共设施经常遭破坏；实行了宵禁，但经常有人违犯；秘密武装团体和非法移民很多。在某种意义上说，这里的情况比蒙哥马利帮助平定“爱尔兰动乱”时要糟得多，因为这一次英国人没有什么朋友。
蒙哥马利很喜欢这个任务，但他的巴勒斯坦之行却意味着要与戴维别离。在10月28日离英前，他把戴维送到好友卡休·约斯通少校家中，请他代为照管。
蒙哥马利把第8师司令部设在海法，将分散的部队编成3个旅。他把他所负责的地区分成几个地段，每个地段指定一名指挥官负责。他还建立了一套良好的情报系统，并与警察加强合作，通过一些办法及其他措施，他开始感到“平衡”了。接着他便开始进行反击。英军在夜间不发出任何警告就包围了那些对政府不满的地区，迅速没收所有的武器，逮捕一切可疑分子，公正但毫不留情地惩罚做坏事的人。几个月后，他就控制住了那个地区。到1939年春，最危险的时期过去了。
刚到巴勒斯坦不久，蒙哥马利就接到陆军部秘书处的通知说，他已被选中在适当的时候接任第3师师长，因为现任第3师师长已被任命为百慕大总督。这个消息使他非常高兴，因为第3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老牌“钢铁师”，是全国最优秀的师之一，而且还包括他指挥过的第9步兵旅。他清楚地知道，战争就要来临，这个师肯定要在英军中打头阵，能够指挥这个师，是再快意不过的事了。
然而，他却一点也不知道他是怎样被选中的。实际上，这个职位是南方军区司令韦维尔给他安排的。韦维尔描述说：“在选拔委员会上，当问到我想用谁来接替第3师师长时，我立即回答说由‘蒙哥马利’来接替。其他司令官听后宽慰地舒了一口气，立即默认了。以前，蒙哥马利的名字曾经在选拔委员会上提出过好几次。每个人都同意他应当晋升，但是每一个有少将空额的司令官又都提出种种好听的理由，说是要找一个比他更合适的人。我从不怀疑他的能力，而且我也喜欢他，我不害怕他的独立思想和作风，这些我能控制。”
但好事多磨。蒙哥马利预定在8月接管第3师，可他在5月却突然患了重病。开始他感到眩晕，呕吐，胃部有点不适。后来他感到剧烈的头痛，发烧，胸痛，呼吸困难，两腿乏力。于是，他被放在担架上抬往海法的陆军医院。经多次X光检查，发现他的肺部有一个阴影，被怀疑是肺结核。巴勒斯坦的医疗设备很差，他的病情日益恶化。于是，医院安排男女护士各两名，把他送回英国。当飞机把他送到苏伊士运河时，他已不能走动，人们用担架把他抬到一艘开往英国的客轮上。看来他已没有活的希望了。
然而，蒙哥马利又一次奇迹般地活过来了。海上的航行恢复了他的健康，当船抵达蒂尔伯里时，他竟像没有病的人那样走下船去。他直接到伦敦的米尔班克医院，要求彻底检查。花了3天时间，医生说他什么病都没有，肺部的阴影已经消失。蒙哥马利一直有这样一种奇怪的下意识感觉：只要他能够返回英国，他就能康复。看来，他这种感觉是正确的。
经过一段休假之后，蒙哥马利去问陆军部他现在是否可以接任第3师的指挥职务。但他被告知说，在战争动员期间，过去的任命一概无效，现在在工作岗位上的那些人继续留任。于是，他便要求返回巴勒斯坦指挥第8师，但回答是“不行”，因为一个新指挥官已接管了那个师。他们让他同其他少将一起等待任命。此时，蒙哥马利过去争取进参谋学院学习的顽固劲又表现出来了：他一连10天缠住陆军部不放，提出许多理由来证明他是陆军部所需要的人。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在当时南方军区司令艾伦·布鲁克中将的帮助下，陆军部最后终于派那位将军出任百慕大总督。1939年8月28日，优异服务勋章获得者伯纳德·蒙哥马利少将正式接任第3师师长。正是：战云密布将远征，“铁师”师长急上任。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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