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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毛泽东之魂”答问录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毛泽东研究组）的边彦军、张素华、吴晓梅三位同行，曾采访编写一本《说不尽的毛泽东——百位名人学者访谈录》。后两位曾就毛泽东的个性灵魂访谈笔者一次。那是1992年。所谈内容，同读者手里的这本书很是契合，大体反映我写这本书时的一些考虑。征得他们的同意，将整理稿放在本书末尾，算是一个“余说”吧。
1.打开毛泽东心灵的另一扇窗户，我们看到些什么？
访问人：最近看到了你的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一本是《毛泽东与文艺传统》，都与“文化”这个概念有关。我们知道，你没到中央文献研究室以前，主要是搞文艺评论的，从文化个性的角度研究毛泽东，在你除了“因地制宜”的原因外，还有对毛泽东研究本身的一些考虑吗？
陈晋，如果说我来这里槁毛泽东研究是意料之外的事，那么，从文化个性的角度写毛泽东，正如你们所说，则在自己意料之内。关于毛泽东，熟悉党史、哲学史或经济学史的人往往都有自己固定的研究角度和模式，这是我们经常可以看到的，就我来说，选择文化个性这样的角度，有扬己之长避已之短的切实考虑，也有创新的愿望。
访问人：从文化个性的角度来剖析毛泽东，是不是也意味着可以避开或功或过的硬性定论？
陈晋：可以这么说。取一个软性的视角，这对读者来说可能也会有新意，哪怕是同样的内容。比如，对于“大跃进”政治、经济诸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一些共识， 《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有明确的阐述。而我的研究视角是：毛泽东那个时候处在什么样的心态之下？举个例子，他那时喜欢读什么书呢？他喜欢读《楚辞》，特别是《离骚》，浪漫而又富于想象的作品，读了以后还给江青写封信，说今晚又读了一遍《离骚》，心中喜悦，有所领会之类的话。这就很值得玩味。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批评了反“冒进”，对发动“大跃进”运动举足轻重，这个时候毛泽东去读《离骚》，读得那么晚还要给江青写信，这么一个大政治家大思想家，他到底领会的是些什么东西呢？他又是怎样进入上天入地、纵横捭阖充满驰骋想象的那种诗境，与几千年前的诗人对话的呢？有人统计过，从1957年到1958年，毛泽东读过好几遍《离骚》。
又比如，这时期，他在与身边工作人员和外宾的谈话中也似乎不着边际地问道，我们到底是住在天上还是地上。这个问活，他还拿到中央的会议上说。他读《光明日报》发表的介绍苏联火箭之父成长经历的文章时，在充满幻想的一段文字描写下面画了很多的着重号。这都是很有意思，很耐人寻味的。我力争把这些描述出来，挖掘出来，归纳之后作这样的表述：在推动“大跃进”运动的实际操作过程中，伴随着毛泽东的始终是他的浪漫性格和丰富的想象力，而这种想象在一个诗人、哲学家身上，很诱人，有魅力。问题在于，毛泽东不单是诗人、哲学家，他还是一个政治家，一个国家管理者。优势扩大了范围，用锗了范围，就变成了劣势，我就是这样从文化性格的角度接近毛泽东的主观心态，一方面有利于了解他的主体特征，另一方面尽量对他的社会活动中的一些功过做新的层面的剖析。
访问人：研究毛泽东，研究毛泽东思想，就必然离不开研究毛泽东的社会实践和中共党史，这中间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就我们现在的研究状况来看，比较习惯的思路是从重大的党史事件中看毛泽东的决策过程，或者从各个社会科学领域去研究毛泽东思想，这方面的成绩不小，研究起来也驾轻就熟，但这是不是也意味着落入了某种研究模式呢？意味着忽略了毛泽东的性格本身的研究？
陈晋：是存在这样一些问题。研究一个伟人，当然要和历史事件及其思想理论联系在一起，但在这之后，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毛泽东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上面；而且，通过事件也可以折射出他的个性，因此，从文化性格的角度去看毛泽东，可能会更直接一些。
打个比喻，如果毛泽东研究是个房间，大家都从这扇门进去从南往北看，那么我就绕到后西打开另一扇窗户从北往南看，这个角度虽然不一定比从南往北多看到多少，但毕竟可以弥补一些遗漏，看到从南往北所看不到的一些东西。
访问人：这个比喻很有些意思。看起来这样的窗户还不少。不打开这一扇窗户，就很难说是走近了真实的毛泽东，真正从行为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出发去认识他，理解他。我们想起为朱德写传的史沫特莱对毛泽东的感受。她是最早进入延安的美国记者，同毛泽东有不少接触，她说：在毛泽东的意识深处，有一扇门，一直没有向其他人打开。
陈晋：我们的研究，似乎就是去打开这些未曾打开的门，或者窗户，尽量去感受这个伟人的内在之魂。事实上，毛泽东有时也主动向人们打开过，做了些自我解剖，揭下过外人罩在他头上的光环。
访问人：毛泽东的自白，是最有说服力的。
陈晋：有些材料，毛泽东虽不是自白性的，但通过他评人论事，也可反映他内心深处的那扇门里的内容。举个例子，我听说过这样一件事：1950年淮北地区发大水，受灾严重，毛泽东看到一份报告里说有些灾民为躲水爬到树上，有的被毒蛇咬死，他伤心地掉了眼泪，很感人。我又听说过这样一件事，1954年长江发大水，武汉地区受灾严重，淹了好些地方，毛泽东听后说：好，旧的不去新的不来。看起来矛盾，我觉得，这并不有损于毛泽东什么。恰恰这两个例子反映的是毛泽东性格的两个侧面，一个是同群众的天然的感情联系，另一个是他那种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打碎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渴望。
访问人：也就是“不破不立”。
陈晋：毛泽东叫好，有两层意思，一是不在自然灾害面前吓倒，这就毛泽东的个性来说，是很自然的反映；就像他1959年在一个关于福建沿海发生沉船事故的报告上写的批示那样：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在同地球开战中，要有此种气概。另外，他想得更远，旧的去了，新的建设有待我们的加倍努力。这两个例子一个感伤，一个叫好，孤立起来看是对立的，但放在一起仔细琢磨，就可以发现，这两个方面互补起来，才是完整的毛泽东。
2.遭遇新旧交替的中国，他是最“时髦”的现代型人物，可又拖着博大深长的五千年传统
访问人：厦门大学的汪澍白教授也是研究毛泽东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但似乎角度不一样。他主要从哲学、政治上探源毛泽东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你是更着重于毛泽东的文化性格。那么，文化性格到底是指什么，你能不能作一个概要解释？
陈晋：这很难说清。我在《毛泽东的文化性格》这本书的后记里，说自己写作的侧重点是：人格道德，社会理想，政治革命穹文化变革的关系，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毛泽东的：三体个性及诗文意气与他的实践活动的关系等等。所谓“文化性格”大体就包含了这些内容吧。
中国这片文化土地给了毛泽东什么？毛泽东从这片土壤中又吸收了些什么？他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吸收和表现出来的？前一个问题具体他说，就是中国传统思想渗透到毛泽东血液里的是哪些东西，中国社会当时的现实状态——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背景与社会环境又给了他哪些东西，这是文化；后两个问题，毛泽东怎样吸收以及吸收的方式，他有别于他人的选择和实践，这就是个性。把“文化”和“性格”放在一起形成一个概念用得不多，也不一定规范，但它有两个看来相对立的好处，一是明确性，指明我研究的主题在文化与它的主体这两个范畴之内；二是可塑性，用它来避我所短，扬我之长，使用材料能够说明他的个性特征的就用，反之不能说明的就不用，自由度更大些。
访问人：那么，就你的研究来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是怎样的？
陈晋：我谈些随感吧。有些说法我过去没有表述过。单从个性的角度而言，我觉得，毛泽东是天然的现代型。换句通俗点的话说，是最时髦的人。他的眼光，他的追求，他的创造，都是往前看的。纵观他的青年时代到晚年岁月，他一生厌烦的就是陈辞滥调、墨守成规，而对新生事物不但乐于叫好而且乐于接受。可以说，毛泽东是现代文明的崇敬者、追求者、构想者乃至于描绘者，但是（这里有个但是）由于客观因素——中国传统思想、中国社会现实状态乃至于中国革命具有的特点的影响，以及他的知识背景的局限，又妨碍毛泽东成为具有彻底的科学理性的现代型人物。人，总是不能超越时代来塑造自己的。
访问人：那么，现代型个性与民族传统的影响这两个截然不同的方面在毛泽东身上是怎样表现出来的呢？
陈晋：它们有的时候是一致的，有的时候是相背的，有的时候则显现出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互相交织在一起，这就需要进行剥离。
访问人：能举个例子吗？
陈晋：比如说民主与革命。毛泽东从小就反抗父亲严厉的管教，求学时期较多地接受了西方现代文明的思想，后来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光辉成果，它的精髓之一就是反对阶级压迫，反对不平等的制度，求得全人类的解放。毛泽东自始至终是抱着这个信仰的，包括他晚年，看不得小人物受压制，总替他们说话。这既是他天性的表露，也是他后来接受现代文明发生的效应。追求民主，追求平等，是毛泽东一生中的相当核心的内容。以现代性的民主、平等来反对专制、压迫，这样的事在毛泽东一生奋斗的过程中是很多的。然而他最终所选择的方式却是期望以暂时的不平等不民主来实现那终极目的；以对一部分人的不平等不民主来实现更多人的长远的平等与民主。这在革命战争时期是难以避免的，但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仍然用这个方式，就未必妥当了。这是从实行民主、平等的手段和方式上来说的。
从毛泽东对民主、平等的构划描绘来看，他是过多地强调结果的平等。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包袱。“平等”两个字在中国不是新鲜伺，哪一起农民起义没有提出有均贫富思想的口号？这类口号要求的是平等，但它和西方现代文明所讲的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的平等不同，它不讲起点而要求同时到达的结果。如果说这在封建制度下没法让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来追求平等的情况下。是势所必然的话；那么，在已经完成“剥夺剥夺者”的革命进程以后，再这样做，就不利于社会财富的积累，妨碍人的个性特别是创造个性的发挥，无益于历史进步了。毛泽东后来在民主、平等问题上出现失误，大概就在这里。
很明显的例子，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橘“一平二调”；搞“抽肥补瘦”；搞“公共食堂”；让每个不识字的农民都要去写惊天动地、气壮山河的跃进民歌；把发展科学技术，创造发明的希望，寄托到贫穷落后的地区和没有解决温饱的农民身上等等。“五七指示”也是一个例子，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办成一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国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其实这种思路在延安时期他就有，他对劳动模范们讲话，说你们也应该是军人；他对抗大学生讲话，说你们是军人，在这里读书，又能开荒生产。这种思路给人的感觉就是谁不能比别人强，也不能比别人弱，每一个人都应该担当起社会的全角色，身份、能力都要一样。
这样看来，毛泽东在1958年和1974年，两次提出破除和批判“资产阶级法权” （权利），并说要让全国人民都懂得这个问题，就不是偶然的了。
访问人：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积极影响在学术界多有讨论，没有对中国这片土地深刻的了解就无法实现对它真正深刻的变革，这是无疑的。但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影响的负效应呢？传统的羁绊，是不是也限制了现代型个性毛泽东的眼光，限制了毛泽东向前迈进的步伐？甚至有的时候在拖后腿？
陈晋：毛泽东是一直向前迈进的，但他有时却用传统的方式迈步，他对前景的勾画也有很深的传统的烙印。
访问人：可以说毛泽东改变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进程。现代型的个性与传统文化思想的影响同时作用在他身上，那么他把革命推向前进的时候，他更多地得益于自己性格的哪一方面呢？
陈晋：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革命，是需要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切实深刻的了解的。我觉得，近代以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四个人：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有意思的是接受西方现代文明更多的人，某种意义上都不可能真正驾驭这片土壤上长出来的风云人事。孙中山是深受西方文明影响的，但他却无法驾驭辛亥革命，被袁世凯这个独大民贼篡了权。蒋介石受中国传统思想熏陶很多，在军阀混战中他却站了21年，建立了自己的统一政权。周恩来很受西方文明熏陶，使他最终只是毛泽东的得力助手，批“反冒进”以后，很难旗帜鲜明地坚持自己的一些正确的主张。毛泽东成功了，他很明白，革命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的中国搞起来的，要达到胜利的目的，不可能不借用传统的方式，传统的手段，“八七会议”后他带兵上井冈山，就是传统的绿林好汉给他的一个启示。
或许，在20世纪中国这块新旧交替的舞台上，正需要毛泽东这样能轻车熟路进出“现代”与“传统”的人物，才能把握世流。
访问人：毛泽东在与蒋介石的斗争与周旋中，也非常熟练地运用了中国的谋略。近代以来，有许多仁人志士从西方从苏联留学口来，寻找救国救民的方法，但最后的成功者却是从来没有留过洋的毛泽东，仔细想来，这里边的确有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3.劈成两半的个性世界，怎样合成完整的人格？
访问人：我们还是回到毛泽东的个性上来吧。现在的读者希望了解，毛泽东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光是论述他的理论思想，读起来可能是硬邦邦的，读者的兴趣也不大。光是生活琐事的摆列、趣闻轶事的搜罗，也没有多大意思。
陈晋：就像你们开头说到的，我们应该回答毛泽东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我想，条件是成熟了或逐渐成熟了。
访问人：听说你要写一本叫《毛泽东之魂》的书，能介绍一下吗？
陈晋：当然可以。我的前两本书出版以后，常接到一些读者来信，有的朋友也建议，说：你的书角度不错，素材有凭有据，也不少，可除了个别篇章外，学术性强了些，大大减少了读者范围，你何不写一本更生动的专谈毛泽东个性的书呢？你仍可以夹叙夹议，这样，既有别于时下一些单纯纪实的作品，又与理论书不一样。我觉得这个建议不错，这样写出来风格也比较别致，于是作了些准备。
访问人：这种写法确实很有意思。既不俗，又有可读性，关键是读后能给人一些思考。
陈晋：希望能做到这点。
访问人：你怎样叙述毛泽东的个性呢？
陈晋：其实，前面已经多少说到这个问题。如果归纳成一句话来说，就是把毛泽东的个性放在“毛泽东之魂”的位置上来展开。毛泽东之魂是有很大外延的概念，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它指毛泽东一生内在的东西。这样，本书写的就不是这个伟人外在的轰轰烈烈、纵横摔阖，而是海潮下面那涌动回旋的东西，那“看不见的战线”，那不动声色的“惊雷”，那没有浮出海面的冰山底座。
访问人：这些深沉的内容，或许也是读者很关心的，因为它能提供毛泽东在作出一起重要决策时的“为什么”。
陈晋：这样，我叙述的，大多是毛泽东的一些侧面活动。例如：他为什么喜欢游泳？他没有当第一把手的时候为什么老挨整？五六十年代他为什么爱谈论“鬼”？他为什么把红卫兵比作孙悟空？他为什么喜欢秦始皇反感孔夫子？几次重大决策他为什么都要向各级干部推荐一些书？他一生各个阶段是怎样看待自己的？他从中国历史里汲取了什么？还有他晚年的苍凉心境……这些，多少看出毛泽东成败得失之内在因素，看出“毛泽东之魂”，说清楚它们，毛泽东的个性也就一目了然了。
访问人：这些确很别致。你能说说毛泽东之魂中的某些个性内容吗？
陈晋：譬如，在毛泽东身上时时刻刻可见的既对立又统一的东西。这里借用毛泽东常说的“对立统一”表达的意思是说，在毛泽东身上时常同时存在融会了两个极端相反的气质，我们刚才所谈到的现代与传统是一个，还有务实与浪漫，“虎气”和“猴气”，政治家与诗人，逞强与悯弱，文人士大夫式的高雅志趣与农家子弟的朴实作风，对书本的“崇拜”与批判，“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自信与“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不自信，……如果再举细一点，还有许多，如：他很幽默风趣、含蓄温和，又严肃认真，猛烈逼人；他坦率、外露，提倡活得真实，可也十分精明，有时腼腆；他既谦恭、豁达，又高做、敏感；他做事细致严谨、明察秋毫，但作风却粗犷洒脱、不拘小节；具有成就大业的忍让耐心，一旦需要则当机立断，决不坐失分秒……
毛泽东写了《矛盾论》，并且在人生实践中是天才的辨析矛盾、化解矛盾的大师，但他并不能使自己超出矛盾的漩涡，他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对立统一体。我想，这或许就是人格个性的辩证法，毛泽东之魂的辩证法。
访问人：这与毛泽东在历史演变中扮演的角色可能有关系。
陈晋：是这样。像他这样通过自己的奋斗，在历史风云里纵横掸阖的大人物，总是要在各种各样的矛盾中选择和生活，任何单色调的人，都很难适应，要么在矛盾中迷失，要么被冲突的双方压掉。毛泽东成功了，他受了这些斗争风云的熏陶，并融进了他的性格，反过来，他又主动去适应，去驾驭，去化解。
访问人：人们对毛泽东自我表白的“虎气”和“猴气”很感兴趣，但没见到对这两种性格做具体解释的，它们的实际内含据你看，是指什么呢？
陈晋：毛泽东自然是个比喻。我想，“猴气”主要是立足于“在野”者身份说的，包括灵活性，策略性，进于不得不进，退于不得不退，可进可退。这里大概有道家的影响。不搬教条，不信权威，好怀疑，好挑战，好反抗等等。老虎在，猴子的生活自然不甚惬意，更谈不上“称大王”了，但对革命家来说，“在野”的猴子为什么不能称大王呢？传统的既成秩序为什么不能怀疑和打破呢？
关于“虎气”，可能就更复杂了。似乎是立足于自上而下的角度说的，是立足于建设一种新秩序的角度说的。这里有儒家的成分，也有法家的成分。如讲求稳定、庄肃、威武、严峻，以追求一种统一的秩序，赫赫辉煌的功业，以及“我即宇宙”、雄视万物的自我中心感觉。
总之，毛泽东一身兼具这两种气质。其实，不论是道家，还是儒家，对毛泽东的影响都存在。大家都知道毛泽东提出过反儒反孔，但我认为，实际上他是在最深刻地接触儒学之后才反儒的。对儒家的那一套，他吃得最透，而且已经自觉不自觉地融化到血液之中去了。人常有这样的情形，最熟悉的东西往往是自己所瞧不起的，而对不熟悉的东西反而恭敬有加，如毛泽东对自然科学一直是很恭敬的态度。他反儒，但他的言谈之中，书信之中，却随处可见孔子孟子的原话，他熟悉诸子百家的著作，运用时随手拈来，炉火纯青。青年时代，他曾立志要做圣贤之人，探究人生的大本大源，崇尚运筹帷幄，而对纵横疆场、野战千里的人不以为然，认为只是豪杰而已，这都反映了他与懦家之间的联系。晚年的毛泽东为什么如此讨厌孔子，是很耐人寻味的。
访问人：五四时期，青年毛泽东发表过不少反对尊孔的文章。
陈晋：是的。但那只是追随着时代的潮流，反对当时尊孔的思想气氛，他不是说过吗：我们反孔不为别的，单为他独霸中国的思想。至于反孔到底反些什么，他没能说出个所以然来，纲读他当时的文章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我讲过他是一个现代型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处在“五四”这样的时代，他肯定会呐喊反孔而不是去做别的。他大喊反孔，却没有触及儒学的实质性东西，他写反孔的文章，而不久前他还在谈圣贤之人与圣贤之事。他反对孔子，目的只在于促进思想自由，而不是反孔子本身。他所具有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强调主观意志的作用，这本身就带着儒家的色彩。不光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的东西在毛泽东身上都有反映，拿来为我所用，并且融为一体。墨家是与儒家反其道而行之的，强调务实、勤苦、节约、禁欲、集体主义与献身精神，这是从下往上走的小生产者的人生哲学。中国革命的力量是由农民为主体的小生产者组成的，因此，对于墨家学说的影响非常易于接受。毛泽东对墨子还说过这样的话：墨子是比孔子更高明的圣人。看上去相反的东西在毛泽东身上却融为一体，是相辅相成的。
还有做政治家又做诗人。做政治家与做诗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诗人当政治家往往是失败者，政治家写诗往往很干瘪乏味，但毛泽东既能当政治家还能是一个诗人，他把这两个范畴的东西统一起来，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对既成就建国大业又写诗的曹操评价很高，也很爱读他的诗，相反，他批评坐享其成做了皇帝后来又丢了江山的李烃，说他只会写诗不懂政治。毛泽东是有资格说这话的，因为池自己做诗挥洒自如，政治上也驾轻就熟，这是他独具魅力的个性，也是天才的显露。
还有逞强与悯弱在毛泽东身上的统一。所谓逞强就是不但不信神，不怕鬼，而且要打鬼捉鬼。看毛泽东的人生历程，往往是越处于逆境当中他的才华就发挥得越充分，他喜欢在压力下生活，日子过顺了，好像反而没意思，有时免不了人为地制造点压力。
访问人：说到这里，使人想起1965年1月9日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有过的一次谈话。那次，毛泽东讲到自己时说：与其说我是写文章的，不如说我能同反对我的人打仗更合适些。不打仗了，有时候病也来了，出门也不骑马，坐汽车、火车、飞机……每天走10里路，骑20里马，非常舒服。他还说：简单的生活，对人反而好一些。这是毛泽东的主活态度，表现在宇宙观上，他就强调世界的不平衡的一面，动的一面，强调斗争的一面。
陈晋：是这样。这是逞强的一面，他的另一个极端就是悯弱，非常同情、照顾、扶持、抬高那些他心目中的受压者和小人物，有时甚至不太讲原则。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随处可见。
访问人：这大概多少与他个人的经历有关，上学时，富家子弟看不起他这个农家子弟；革命初期，党内留过洋的、学过军事的一些人，又看不起他这个土生土长的土包子。在江西的时候，就曾有人针对他说山沟沟里出不来马列主义。
陈晋：他给小人物们做思想工作也是很有特点的。1959年时，他告诉农村的那些穷队，穷要有志气，王国藩不是靠三条半驴腿办起了合作社吗？搞出点样子来给富队看看。他这么做工作。有意思的是，毛泽东的性格是“对立的统一”，毛泽东的思维方法也是什么事情都习惯于一分为二。他的成名作， 《毛泽东选集》的开卷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上来就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富有个性的政治生活的开端，也是反映他政治思维方式的开篇。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他就是这么把世界劈成两半的，不属于这一半，就属于那一半，并且一旦作出选择，就一生以这一半去反对另一半。于是，他的个性世界也不知不觉地劈成了两半。
访问人：这种思维方法是中国式的？
陈晋：不是。传统中国人喜欢调和，搞中庸，不善于搞非此即彼。打倒一方树立自己是西方传统中较习惯的。就拿文学来说，最早是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把古典主义打倒了才起来，后来是现实主义打倒浪漫主义以站稳脚跟，再后来又是现代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批判，中国人的思想具有包容性，就像滚雪球，越滚越大。四书五经，就那么一点点，几千年来注家纷呈，把它们的内容越说越多，有意思的是，即使反儒的人，也要借助重解经书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从思维方法上应该说，西方和中国是不一样的，毛泽东习惯于把世界劈成两半更多的是从西方的文化思想中来的，但同时毛泽东本人又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所以我说他的思维方法是中西合壁。这样，他又有本事把自己的“两半”性格用到恰到好处，不使明显分裂。
这涉及另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是在什么起点上用什么方法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并没有读多少马恩著作的原文。他读的只是当时仅有的几本别人的翻译，他抓到了其中的一条核心，这就是阶级斗争这四个字，他最早理解的唯物史观就是阶级斗争。毛泽东抓住了它后把世界劈成了两半，“一分为二”。毛泽东找到了这个方法之后，延伸到他的事业中来，他奋斗的目标是无穷尽的。他不是说过这样的话吗？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也不死心。不断革命，追求的目标是什么呢？是共产主义，传统的表述是平等、大同、仁义。这是人类从来没有实现过的一个理想，但这种几乎永恒性的目标一旦被当作阶段性的目标来实现，最后就会出现像“大跃进”这样的失误。毛泽东给人的感觉是他的奋斗目标的无穷尽。把世界劈成两半又没有穷尽的目标，这使得毛泽东习惯于斗争，习惯于压力，如果一旦没有压力，他就会不自觉地人为造成一种压力，形成动力，去进入下一个阶段，去接近他的终极目标。可以说这是造成“大跃进”、“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样错误的毛泽东性格方面的原因，这就又回到他的个性分析上来了。
访问人：看来，对毛泽东真是有说不完的话题。时间不早了，今天就到这里？
陈晋：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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