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 出入佛道
1.我们和佛教在为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宗教是人生的一种表达和实现方式。中国传统的佛道两家蕴含了丰富的人生哲学思想，对中国人的人生观有着重要影响。
不光是这样。遍观中国历代帝王和政治家们，几乎很少不触及佛道的。有些政治术语，也与佛道相关。做官，常常被说成“届于庙堂之上”；下野了，常被说成是“归隐”。在“庙堂”的人有一套说法，“归隐”的人，也有一套习惯用语，一般的老百姓，未必有意去弄清什么佛呀道呀的，可他们的日常用语（如“好人有好报”，“退一步海阔天空”），他们的日常行为（如看风水、赶庙会、烧香求子）.都无不渗透着佛道的影响。
毛泽东，间或也出入佛道之间，阅读和谈论有关书籍，阐发哲学和人生乃至政治各方面的一些道理。当然，毛泽东的出入佛道，同传统的和民间的人们，是大异其趣的。
从早年开始，毛泽东就接触到一些佛学知识。1936年，他曾对斯诺说：“我母亲信佛却很虔诚，她向自己的孩子灌输宗教信仰，我们都因为父亲不信佛而感到伤心。我九岁的时候，曾经同母亲认真地讨论过我父亲不信佛的问题。从那以后，我们好几次想把他转变过来，可是没有成功。”直到有一天，他父亲外出收帐，路遇一只老虎，脱险后觉得是得罪了神佛，才“开始比较敬佛，有时也烧些香”。看来小时候，毛泽东把信不信佛当作很重要的事情。当然，他接触的只是民间流传的初浅的佛教知识。有意思的是，在父亲开始信佛以后，毛泽东说：“我越来越不信佛。”
在长沙读书期间，毛泽东也接触到一些佛学知识，并在文章中有所运用。如在1917年4月的《体育之研究》一文里，便说“释氏（释迦牟尼——引注）务求寂静”，又说：“释迦往来传道，死年亦高。邪苏（耶稣——引注）不幸以冤死；至于摩诃未（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引注），左持经典，右执利剑，征压一世，此皆古之所谓圣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在稍后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写的批语中，毛泽东还用佛教术语“差别相”来说明宇宙世界和人类生活的千差万别，佛经《大乘义章三本》说：“诸法体状，谓之为相。”
在读《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还第一次表述了他对宗教的看法。泡尔生在第八章“道德与宗教之关系”里，说到神的功能，是保护弱者，威慑惩罚那些欺侮弱者的坏人，毛泽东读此批注：“在未开化之时，宗教亦有抑制蛮暴、保护幼弱之功。”泡尔生接着说：“信神矣，则足以鼓其勇敢而增其希望。……无此等信仰，而能立伟大之事业者，来之有也。”毛泽东又批注：“宗教可无，信仰不可少。”
1917年暑假期间，毛泽东同好友萧子升从长沙出发，到湖南好几个县的农村“游学”。行至宁乡县沩山密印寺时，他们特意拜访了老方丈，翻阅了寺藏的各种佛经。又在寺里住了两天，到各处参观，了解寺院的组织管理和僧人的主活。他们还向方丈询问了全国的佛教概况，以及佛经出版的情况。沩山密印寺，是不小的佛教讲经中心。
据萧子升后来在《毛泽东和我曾是“乞丐”》一书里记叙，他们从沩山下来后，兴致勃勃地议论起佛教与人生哲学问题，以及历代帝王同宗教的关系。认为唐代最是典型，尊孔子为“王”，修建孔庙，皇帝姓李，又尊老子为道教始祖，开始建立道观；外来佛教也受欢迎，寺院遍及全国，儒、释、道皆为所尊，和谐共处。他们认为，孔子、老子都是哲学家，而非教主，因为中国人只是希望借宗教以指引生活，而不着意发展到狂热的地步。毛泽东还说：自古以来，中国宗教信仰是自由的，对宗教也不过于执著，不像西方那样发生长期的宗教战争。此外，儒家思想远比佛、道二教影响为大。两人都觉得这个问题值得研究。
对佛家，毛泽东并非偶然说说而已。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一封长信中，他向这位介于师友之间的兄长淋漓尽致地倾诉志向，说自己的社会理想就是怀慈悲之心以救苦海的众生，共同走向大同圣域。这明显是受康有为《大同书》儒、佛相融的影响。
1920年，毛泽东已开始热切地学习马克思主义。6月7日，他给黎锦熙写信，仍然表示：“文字学、言语学和佛学，我都很想研究，……希望先生遇有关于言语文字学及佛学两类之书，将书名开示与我。”
建国后，代表中国几个佛教宗派的经典，《金刚经》、《六祖坛经》、《华严经》等，以及研究这些经典的著述，毛泽东都读过一些。1959年 10月23日外出前，他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六祖坛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法华经》、《大涅槃经》等。
1959年 10月1日同来访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中南海颐年堂谈话时，他便径直说：“佛经我读过一些”，还说：“你在美国（访问时）常常提起《圣经》，我也想读读《圣经》，但一直没有时间。”据工作人员回忆，后来，毛泽东是抽出时间读了《圣经》的。
或许正因为人们知道毛泽东注意阅读佛教经典，对佛学有兴趣，在建国初，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的陈铭枢，把自己积年潜心写作的《论佛法书》，寄呈毛泽东。毛泽东在百忙中，于1950年6月12日特复一信说：“尊著略读，未能详研，不敢提出意见。惟觉其中若干观点似有斟酌之必要，便时再与先生商略。”陈铭枢在现代史上有“佛教将军”之称。
对佛教，毛泽东有自己的理解，自己的发挥。
1955年3月8日，在同西藏达赖喇嘛谈话时，毛泽东说：“我们再把眼光放大，要把中国、把世界搞好，佛教教义就有这个思想。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主张普渡众生，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出家创立佛教，因此，信佛教的人和我们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生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
1959年10月22日，在同西藏班禅大师谈话时，毛泽东又说：“从前释迦牟尼是个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起，作了群众领袖。东晋时西域龟兹国的鸠摩罗什，来到西安，住了十二年，死在西安。中国大乘佛教的传播，他有功劳。汉译本《金刚经》就是他译的。我不大懂佛经，但觉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朝时六祖（慧能）的佛经《法宝坛经》（《六祖坛经》——引注）就是劳动人民的。”
毛泽东读佛经，对它的引申发挥，重在普渡众生、解民痛苦这一面。为此，他很推崇释迦牟尼不当王子，去创立佛教的举动，推崇其“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人讲话”。他还把佛经分为“上层的”和“劳动人民的”两种，提出 《六祖坛经》就属于后一种。这算是他立足于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情感立场的一家之言吧！
这种思绪，在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探索中即有体现。他当时熟读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谭嗣同的《仁学》，这两部书吸收了佛教学说的许多思想，强调君子仁人、英雄豪杰当以慈悲之心解除现世众生的种种苦难。在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的信中，毛泽东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因此，“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这大概就是他在1955年3月8日的谈话中，说出佛教徒与共产党人合作，“在为众人（即人民群众）解除压迫的痛苦这一点上是共同的”，在认识论上的一条伏线吧！
作为政治领袖，毛泽东同达赖、班禅讨论佛教，无疑是立足于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就西藏来说，毛泽东特别强调，要培养真正懂佛学的知识分子，光搞政治不行。1961年1月22日同班禅有过一次谈话，他说：“我赞成（在西藏）有几千人学经、懂经，成为佛学知识分子，同时你看是不是他们还要学些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懂得政治、科学、文化及一般知识。……佛学不可不学，办了佛学院，两年毕业，专弄政治，我看这个办法不行。得搞四年，专门拿两年研究佛学。光政治好，佛学上没有学问，还是不行的。”
接着，他颇有兴趣地同班掸进行了下面的对话。
毛泽东：“西藏是大乘，还是小乘？”
班禅：“我们学的是大乘，搞密宗，但小乘是基础，也懂得小乘。”
毛泽东：“释迦牟尼讲的是大乘吗？”
班禅：“释迦牟尼讲经分三个时期，早期和晚期讲小乘，中期讲大乘。”
毛泽东：“《莲花经》和《金刚经》在藏文的经典中都有吗？释迦牟尼著的经典比孔夫子的书还要多吧？”
班禅：“西藏有《金刚经》，是从梵文译成藏文的，释迦牟尼的经书很多。”
毛泽东：“《金刚经》很值得一看。我也想研究一下佛学，有机会你给我讲讲吧！
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应该怎样对待现实社会中的宗教活动？毛泽东说佛论禅，是把它作为群众工作方法来看待的。在1961年1月23日的一次谈话中，他说：“我赞成有些共产主义者研究各种教的经典，研究佛教、伊斯兰教、耶稣教等等的经典。因为这是个群众问题，群众有那样多人信教，我们要做群众工作，我们却不懂得宗教，只红不专。”这个观点，毛泽东申明过多次，断非因谈话对象是宗教领袖而即兴发的议论。在会见外国一些共产党人时，他也经常谈到这个问题。例如，50年代，一个伊斯兰国家的共产党领袖访华时，对毛泽东谈到不愿到清真寺去，毛泽东当即说：既然人民群众还去教堂，为了接近、团结群众，我们也应该进教堂。我们可以发表声明说，我们是唯物主义和无神论者。1959年10月1日，会见赫鲁晓夫时，毛泽东又说：我看，共产党人进教堂，只要群众去，是可以的。1964年5月25日接见秘鲁等拉美国家两个共产党学习代表团，毛泽东同客人讨论起秘鲁农民信多神教的问题，说：一开始就叫群众去反对宗教，宣传什么“我们是无神论者，你们信神我们不信”，那不行，群众就会和我们闹翻了。群众觉悟是逐渐提高的，要群众丢掉宗教需要很长过程，信宗教不等于不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
2.神宗反对教条主义，使“佛教中国化”
在毛泽东读过的几部佛经中，《金刚经》又称《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早由鸠摩罗什于后秦弘始四年（402年）译出。该经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皆空幻不实，故不必留恋执著，历来弘传甚盛，特别为慧能以后的禅宗所重。《华严经》，全称《大方广佛华严经》，它所提出的十方成佛和成佛必须经过种种十法阶次等思想，对大乘佛教理论的发展有很大影响。最早由东晋佛陀跋陀罗译成汉文。在隋唐弘传极盛，出现了专弘《华严经》教观的华严宗。
在中国佛教几个宗派中，毛泽东比较熟悉的是禅宗；在佛教诸经典中，毛泽东比较注意的是禅宗六祖慧能的思想。
禅，梵语，意即坐禅或静虑，本是一种修行方式，凡憎徒都要坐禅，静静地坐在那里“止观”。自从鸠摩罗什译出《禅法要解》后，禅学便成了一种专业。而禅宗在中国的兴盛，却是与慧能的变革分不开的，他的变革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打破修行成佛的种种客观要求和束缚，完全走向主观之“顿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把成佛的条件定得很宽松，人们可以在一瞬间完成向佛的转化（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类）；再就是用大众化的语言来传播。
禅宗六祖慧能生于唐太宗贞观十二年 （638年），小时家境贫寒，皈依佛门后，一直是杂役僧，干些春米的活儿。据说，年老的禅宗五祖弘忍打算找接班人，一次要众僧作法偈，意在从中体会各僧的品性悟性。门人都推崇他的大弟子神秀，可神秀不敢公开作偈。只是于夜间在壁上贴了一首，众僧都叫好。但弘忍似乎不大满意，说他只到门前，还未人得门来，让他重作。神秀苦想数日，还是作不出新偈。于是，不识字的慧能一反神秀之意，请人代写了一首。弘忍听后很赏识，就定慧能为传人，把衣钵授给了他，并让他速回广东新县老家。慧能遂为禅宗六祖。
《六祖坛经》，是慧能的弟子法海根据慧能的谈话集录的一部典籍，又称 《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其中记述了禅宗六祖一生得法传宝的事迹和他启导门徒的言教。其宗旨，不外“净心”、“自悟”四字。净心，即心绝妄念，不染尘芳；自悟，即一切皆空，无有烦恼。能净能悟，便可顿时成佛。于是，学界又常用“见性成佛”来概括《六祖坛经》的中心思想。“性”就是众生本来就有的成佛的可能性；“见”大体就是“自悟”，并且往往是“顿悟”，所以说，“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因为，“万法尽在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中国人写的佛教著作，被称为“经”的，也就只有这部《六祖坛经》了。
毛泽东很欣赏禅宗六祖慧能，《六祖坛经》一书，他多次要来阅读，并经常带在身边。
在佛经中，毛泽东为什么特别喜欢这部“经”呢？或者说，他在各佛教教派中为什么更推崇禅宗一些呢？
答案恐怕在于：它不因循守旧，不死般教条，把深奥的道理通俗化，力求让中国的老百姓懂得。
毛泽东曾多次给身边的工作人员讲六祖慧能的身世和学说，特别赞赏他对佛教的改革和创新精神。据毛泽东的秘书林克回忆，有一次，毛泽东对他谈到慧能的身世，还为他背诵了两首法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试，勿使惹尘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前一首就是前面说到的五祖弘忍选接班人时大弟子神秀作的，后一首是慧能所作。毛泽东接着解释慧能的法偈，“指出世间本无任何事物，故无尘埃可沾；佛性本来是清净的，怎么会染上尘埃？这与佛教大乘空宗一切皆空的宗旨最契合，胜神秀一筹，”说到慧能学说在佛教史上的地位，他认为：“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也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响下，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甚至可以 ‘喝祖骂佛’”。
其实，佛教一传入中国，就面临着如何让中国人接受的问题。要使它中国化，就必须溶进中国传统的思想。早在南朝梁武帝时期，鸠摩罗什的弟子竺道生，就开始用玄学来解释佛理，从而吸收了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再后来，禅宗的一些僧徒所作的语录，除去一些必要的佛教门面话外，大量吸收了儒家的思想，特别是在宋代，理学与佛教的一些思想，简直没有什么区别了。这就使佛教更加中国化了。
禅宗敢于否定经典偶像和成规，勇于创新，以及把外来的宗教中国化，使之符合中国国情的特点，与毛泽东追求变革，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并使之中国化、民族化的思想，似不无相通之处。对此，毛泽东在晚年曾有过直接的表述，甚至用佛教中国化的过程来比喻马列主义的传播和运用。
1975年6月，在会见一国外共产党的领导人时，毛泽东特别强调，各国革命要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不要完全照抄中国”。接着，以佛教为例，说：
什法师云，学我者病。什法师叫鸠摩罗什，是南北朝人。他是外国
人，会讲中国话，翻译了许多佛经。要自己想一想。马克思说，他们的学
说只是指南，而不是教条。中国有个学者叫严复，他引了什法师的话，在
他翻译的赫胥黎写的《天演论》上面说的。
毛泽东毕竟是无神论者，对迷信活动，他一向不赞成。但治理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对党的信仰自由的宗教政策，他始终是维护的。但对历史上一些皇帝劳民伤财的佛事活动，他则持反对态度。这里只举一个例子。
大文学家韩愈写过一篇差点送掉性命的文章，叫《谏佛骨表》。有唐一代，佛风大倡，到其中叶，迎送瞻仰佛骨舍利之风愈演愈烈，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唐宪宗降旨令宦官杜英奇率宫人一行到法门寺迎佛骨至宫内，他们百余人抬着置放佛骨的金珠宝刹浩浩荡荡进入长安开远门，数以万计的金幡、华盖、旌旗夹街迎候，绵延10余里。佛骨到宫内后，唐宪宗亲自供奉，几天不理朝政，京城内外无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都为亲观佛骨而争相布施，穷者典家，富者倾囊，有的甚至戕体残身，以求佛的庇护。韩愈此时任刑部恃郎，随即上《谏佛骨表》，痛陈其弊。唐宪宗阅后，大为震怒，斥责韩愈呵祖骂佛，轻浮狂妄，要处以极刑，幸得群臣作保，才免死，被贬为潮州刺史。
毛泽东对韩愈的这篇文章，特别熟悉。早年读过，作了不少笔记，晚年又读。1965年6月，他在上海，突然向市委书记陈丕显提出，要看刘大杰写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接着又把刘大杰本人叫来了。这时，刘大杰说自己正在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下卷，有许多地方难以下笔，便乘机向毛泽东请教。然后毛泽东就专门说到韩愈的文章，认为其文章还可以，但是缺乏思想性，《谏佛骨表》那篇东西价值并不高，那些话大多是前人说过的，他只是从破除迷信来批评佛教而没有从生产力方面来分析佛教的坏处。
为什么说韩愈说的那些话前人都说过呢？对此，毛泽东读《新唐书》卷一百二十四《姚崇传》的批语，或可作一例证。姚崇在其遗令中说，他死后不要作佛事，接着对信佛之风作了一大段批判，大意是当过和尚的梁武帝，入过道观的北齐胡太后，赎过生的孝和皇帝，造寺超度的太平公主、武三思等等，都不仅没有长寿，而且结局大多不好。相反，远古、先秦时期，没有佛教，国运不错，而且还有不少长寿的人。究其因，乃“死者生之常”，与抄佛经、铸金像这样的事情毫不相干。毛泽东随即批道：“韩愈佛骨表祖此。”韩愈写《谏佛骨表》，是在姚崇之后89年，或许是参考或依据了姚崇的观点，毛泽东说其“祖此”，也有点依据。
3.搞哲学，“不出入佛道，不对”
毛泽东很重视对佛教哲学的研究。
任继愈是我国著名的哲学史家和宗教学家。1963年，他将自己于 1955年至1962年发表的关于佛教思想的论文，结集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交由三联书店出版。共七篇：《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1962年）、《南朝晋宋间佛教的“般若”、“涅槃”学说的政治作用》（1955年，与汤用彤台著）、《天台宗哲学思想略论》（1960年）、《华严宗哲学思想略论》 （1961年）、《禅宗哲学思想略论》（195：年）、《论胡适在禅宗史研究中的谬误》 （1955年）、《法相宗哲学思想略论》（1962年），此外，还有几篇附录：关于《物不迁论》（附今译）、关于《般若无知论》（附今译）、关于《神灭论》（附今译）、关于《杜阳杂编》（附今译），以及《汉一唐佛教简明年表》。这些文章，厘定出汉唐时期佛教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各宗派的特征，特别是作者自觉地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指导自己的研究，确实代表了当时佛教思想研究的水平。它们陆续发表时，毛泽东间或读过，1963年又结集出版，自然引起他的重视。
这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一个有关加强外国研究工作的文件上批示：
这个文件很好。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 （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这点请中宣部同志们考虑一下。
毛泽东重视宗教思想特别是在中国有重要影响的佛教思想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这方面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比如，在毛泽东看来，首先就缺少可意的研究机构和刊物。在1963年12月30日的这个批示中，他批评当时比较权威的《现代佛学》这个刊物，认为它发表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看来，毛泽东平时较注意阅读这个刊物。
毛泽东肯定任继愈《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的文章，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注重把佛教思想放到哲学史的位置上来研究。在批示中，毛泽东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在1964年8月18日的谈话中，毛泽东又进一步引申了这个观点，他说：
任继愈，很欣赏他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有点研究，是汤用彤的学生。讲唐朝佛学，不触及以后的佛学，说明宋明理学是从唐代的禅宗那里来的，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不出入佛道，不对；有佛道，不管它怎么行？
毛泽东指出唐代禅宗对宋明理学的影响，认为这个影响是“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禅宗把佛教从“彼岸”世界引向“我心即佛”，本是从客观唯心论到主观唯心论；宋明理学借助禅宗的认识论，来倡明凌驾一切之上的“道”、“理”、“本”，与物质性的“人欲”等对立，这就是从主观唯心论到客观唯心论。不独宋明理学，唐以后的其他哲学派别也或多或少地受到禅宗影响。这个观点，任继愈在《禅宗哲学思想略论》一文中便有过阐述。他说：“经过了唐末五代，北宋时期的大唯物主义哲学家张载和王安石都是出入于佛老，利用佛教 （特别是禅宗）的泛神论思想……最后形成他们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也有一些唯心主义者，谨守禅宗的唯心主义观点，扬弃了禅宗的僧侣宗教生活，而吸取了它的僧侣主义，形成了直接为世俗地主阶级服务的唯心主义理学，如程颢、程颐、陆九渊、朱熹、王守仁都是这一派人物的代表。还有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利用禅宗所倡导的不信权威的口号，敢于正面攻击封建正统思想的权威，相信自己的理性，如明末进步思想家李贽就是从左的方面批判继承禅宗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的代表”。看来，毛泽东对这段话的印象很深。1964年8月18日谈话中发挥的观点，同任继愈的论述是有联系的。毛泽东还由此上溯，说柳宗元是“出入佛老，唯物主义”。
重视佛教思想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作用，是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就已经接受了的观点。1913年在湖南第四师范读书时，写的听课和读书笔记《讲堂录》里，青年毛泽东郑重写道：“中国学术发达有三期。一能动的发达期，周末是也。二受动的发达期，佛教大兴，经典甚盛，上下趋之，风靡一时，隋唐是也。三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朱、程、张、周诸人出，性理之学大明。然其始也，咸崇佛学，由佛而返于六经，故为能动而兼受动的发达期，宋元是也。”在这里，把隋唐佛教思想视为中国学术史上一个独立的“发达期”来肯定，而宋代开启的理学和心学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咸崇佛学，由佛而返于六经”，才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第三个“发达期”的。所谓“由佛而返于六经” （六经即儒家经典），与毛泽东后来说的“出入佛老”的意思非常接近。
任继愈研究汉唐佛教思想，同他主编 《中国哲学史》的工作是同时进行的。在其《汉唐佛教思想论集》出版一年以后，他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三册于1964年10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这一册主要研究隋唐至明代的哲学思想，其中专辟两章论“隋唐佛教宗派哲学”，实际上是《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的研究成果的又一种表达形式。毛泽东让人找来这本书读了，并在第五章第一节“华严宗的相对主义和诡辩论”留下了批语和圈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任继愈佛教研究成果的欣赏所在。
书中第62页说：“仅仅从个别与一般有内在联系来看，华严宗总算有一点辩证法观点，但是唯心主义的颠倒的立足点使他们不愿承认个别事物是客观存在的，他们更关心于脱离具体事物的 ‘联系’（缘），他们夸大了，吹胀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把联系绝对化，甚至抹杀 ‘个别’的存在。他们所谓关系 （缘）只能是把客观事物排除在外的关系，所以是唯心主义的。”这段话指出了佛教华严宗所说的“缘”（即人们常说的“缘份”）的唯心主义实质，在于它脱离个别的、客观的事物的具体联系，把事物间的联系抽象化、绝对化，从而否定了事物间联系的逻辑因果。这个分析，是有相当深度的。
毛泽东在这段话的旁边批道：“何其正确”。同时，他还在文中“夸大了、吹胀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下面画了曲线；在（他们更关心于）“脱离”（具体事物的）“‘联系’（缘）”下面画了一道直线；在“把联系绝对化”下面画了双重着重线。这些，便是毛泽东很欣赏的地方。
4.《老子》的启示。
说起道家思想对毛泽东文化心理的影响，自然首先要想起春秋末期的老子，及其《道德经》（又称《老子》）。
《老子》统共虽只有5000言，但其内涵却很丰富、深奥。是旧时学子的必读书籍之一。毛泽东青年时代，对《老子》一书即已非常熟悉。《讲堂录》里便记有：“《老子》：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1917年暑假他同萧子升一道“游学”时，在宁乡境内拜访了一位隐居的刘翰林。在谈话中，也说到了《老子》和《庄子》。据萧子升回忆：在问答中，毛泽东说我们读过《十三经》、也读过《老子》和《庄子》，还回答了老翰林的问题：“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作的，最好的《庄子》注是郭象作的。”
在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的批语中，毛泽东说到没有“大同之境”存在时，写道：“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其中所概括的，便是《老子》里的话。《老子》第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窃无有。”第八十章：“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建国后，毛泽东也经常读《老子》。例如，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籍中，便有“关于《老子》的书十几种”。
《老子》是一部哲学书。毛泽东最看重的，便是其中体现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即有关对立统一和矛盾转化的论述。
书中提出了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美丑、损益、刚柔、强弱、祸福、荣辱、昏愚、巧拙、大小、生死、胜败、攻守、进退、静躁、轻重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概念，认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
在矛盾转化方面，《老子》认为事物都是向相反方向转化的。举出的诸如“物壮则老”，“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敝则新，多则得，少则惑”等例证，说明强弱、祸福、曲直、洼盈等对立的事物，都会向它们的对立面转化。
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谈到事物的矛盾转化时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怎样实现矛盾的转化？《老子》很强调以退为进、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弱胜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老子》被一些学者视为兵书。毛泽东也很重视这些转化原则。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强调：要改变敌我强弱力量的对比，使之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要实行必要的退却，暂时放弃一些土地和城池。接着引用了《老子》中关于。“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来加以说明。他说：“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扩大土地，还是赚钱生意。”随后还用生活中一些通俗的事例来反复说明这个道理：如做生意，在市场交易中，买者如果不丧失金钱，就不能取得货物；卖者如不丧失货物，又从何得到金钱？在日常生活中，睡眠和休息虽然丧失了时间，却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
毛泽东对《老子》里“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这句话印象很深。1964年8月30日的一次谈话中作出语惊四座的评价：
我看老子比较老实，他说“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打倒你，先把你抬起来，搞阴谋，写在了书上。
毛泽东也很关注哲学界对《老子》的研究。1959年，有关部门搞了一个学术界讨论老子思想的综述材料，题为《关于老子哲学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的问题》。这样的纯学术材料，竟也送到了毛泽东那里，而毛泽东竟也认真读了，还在材料第一页批示道：“印10份交我为盼。毛泽东什七日上午六时”。未署月份，待查。这件事是当时任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高智办的。毛泽东要10份，可能是用来推荐给其他人阅读的。
这个材料开始就说：“有些人认为老子的自然观是唯物的，未涉及老子的认识论；有些人认为老子的自然观和认识论都基本上是唯物的。认为老子哲学基本上是唯心主义的，则都是包括老子的自然观和认识论。双方从《老子》书中抓的话，一部分是共同的，但作的解释不同；一部分是一方抓的。现将双方从《老子》书中抓的话列下，并加以简单说明。”接着，材料摘引了争论双方经常引用的《老子》书中的15段话，在每段话下面概述了争论双方对它的解释和评论。
毛泽东比较赞同的观点，是认为老子是客观唯心主义者。
1968年10月31日，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他说：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是不那么赞成的。得到了天津有个叫杨柳桥的教授的书《老子今译》，他说老子是唯心主义者，客观唯心论者。我就很注意这个人。后头一调查，糟糕，这个人是个什么右派嘛。
道家的玄想、思辩，也深深地浸透到毛泽东的宇宙观及其思维方式之中。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坚信：“一个消灭一个……给人家消灭，或者自己消灭”，“任何事物都如此”。接着说：
人为什么要死？……没有死，那还得了？如果现在见到孔夫子，世界上的人都挤不开了。赞成庄子的办法，死了人敲盆而歌。开庆祝会，庆祝辩证法的胜利，庆祝旧事物的消灭。……我们说，人类灭亡，是产生比人类更进步的东西。现在人类很幼稚。这是怎样的胸怀呵！
西晋有个叫潘尼的人，写过一篇《安身论》，大谈“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尚乎存正，存正莫重乎无私，无私莫深乎寡欲”，强调把“弱志虚心，旷神远致”作为保全自我的法宝。毛泽东在《晋书》卷五十五《潘尼传》里读到这篇文章，提笔批注：“道家之言”。这反映他对道家的人生观的理解。
道家重养生，讲避世。1959年9月15日，毛泽东出席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通报了刚刚结束的庐山会议的情况。他讲起《西游记》第52回“悟空大闹金巉洞，如来暗示主人公”里的故事，有一段调侃已被神化的老子——太上老君的话：“老子住在这三十三重天上面的兜率宫里，不同政治，不参加玉皇大帝的国家组织，不做官，只炼丹，研究自然科学。结果是他的烧火娃娃青牛精偷跑下凡来作怪。”
道家思想流入民间，融进巫师方士之术，遂演化成道教。汉未张道陵倡导于四川鹤鸣山的“五斗米道”，为道教定型化之始。后道教尊张道陵为“天师”，又奉老子为教祖，以《老子》为土要经典之一。在1958年12月于武昌读《三国志·张鲁传》写的批语里，毛泽东对道教作了评价。他认为道教早期的“五斗米道”和“太平道”，“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反映了贫苦农民的愿望，甚至有“原始社会主义色彩”，可是，“其流风余裔经千余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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