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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另一个世界的“我”
毛泽东是位诗人。
西方人以他们的习惯方式说：“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这话并不夸张。诗歌创作贯串了他的一生。1996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分正编和副编收入了他1915年到1966年写的67首作品。此外，已经披露并可证实是毛泽东创作的，还有在50至60年代写的一些“读报诗”，1973年写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等诸多首，如果再算上他改写的前人诗作，那么时间还可以前伸至1911年春写的《七绝·孩儿立志出乡关》。
说毛泽东是诗人，不单是因为他行有余力地写出了一些很有艺术性的诗作，还由于他无论是在戎马控偬的征战途中，还是在日理万机的国事活动中，都乐于抽空读诗、品诗、评诗，在古代诗词歌赋方面，有几近职业化的欣赏情趣和艺术修养。他时常在汪洋恣肆的诗海里游弋。《诗经》以下中国诗歌渊源流长的延伸路程上的山峦奇峰，曲径直道，他都有极大的兴趣登觅寻视。
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探险”中，我们多少会感觉到毛泽东内心世界的另一个“我”。
1.政治雄才与诗国骄子
作为诗人，毛泽东被文化人接受并备加推崇，是从1945年赴重庆谈判，以一首《沁园春·雪》搅动山城文化风云开始的。
文化人感受和接受的，是什么样的诗人毛泽东呢？
我在《毛泽东与文艺传统》一书里，曾作过这样的论述：
“一首《沁园春·雪》在抗战胜利后的那段极为复杂的日子里。使大后方的文化人第一次领略到毛泽东那古今独步的胸襟气魄，使此前对毛泽东知之甚浅的人们体会到，他绝非是他们先前以为的，也是国民党御用报刊宣传的那种草莽英雄形象，他的才思文采使人大为震惊。相形之下，那位身着戎装，神情刻板的 ‘委员长’，倒成了‘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枭雄。当决定中国命运的两个政党的最高领袖并肩而立或握手相谈等人拍照时，‘略输文采’的那一方分明在人格魅力上败了下来，人们也由此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显然，人们接受的不是一个纯粹的诗人，或者说，文化人不是纯粹从诗的角度来选择了毛泽东。
诗，是个媒体，是个信息，像煽动的政治翅膀，让人们感受到一股莫名的冲击，那是毛泽东各种角色混合一体的人格力量挥发出来的穿透力。
的确，他是农民运动的领袖，发起了遍布全国的暴动；他是哲学家，赋予马克思主义一种东方精神的新形式；他是军事指挥家；他是放荡不羁的浪漫主义诗人；他是全球最大的机构中的政治领袖。作诗，只是他诸多角色中的一种。其诗风的根本源泉，来自他的丰厚实践。于是，政暇赋诗，妙句拈来着眼高拨。作为政治家，毛泽东是充满革命的理想主义激情和浪漫主义诗人气质的政治家；作为诗人，毛泽东是集军事家的机敏气魄、政治家的胆识圆通、思想家的深邃智慧于一身的诗人。
这大概就是毛泽东在中国诗史上的独特之处。
历史上，也有不少著名人物，表现出多方面的才能。他们有的是政治家、军事家，又是思想家、哲学家，或者是文学家。但几乎没有人像毛泽东那样在这几个方面同时达到令人叹服的境地。至于那些等而下之的，或缺文采，或欠武功的历史人物，就更不用说了。这一点，当毛泽东以新时代、新阶级的代言人来审视他们的时候，是相当自信的，尽管被审视的人物也不愧为面对祖国大好河山，为建功立业竟相折腰，并确实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历史贡献的“英雄”。你看：“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轻轻几笔，便把这些以雄才大略著称的古代帝王们荡过去了。
其中，秦皇、汉武确实缺少文字意义上的“风骚”。唐太宗倒也作过诗，《全唐诗》便收有他的十几首作品，但没有一首传诵之作。宋大祖弄了两首《咏月》、《咏初日》，则为抒发个人春风得意之情，鲜有艺术份量。历代帝王中，南唐李后主算是有艺术气质和创作才华的一位，作为一代词家，颇为后人称道。但严格说来，他算不得政治家，只是坐享父业，既无开疆拓土的寸功，连守住既成基业也不能。对此，毛泽东似乎向他投去不屑的一瞥。在1957年4月的一次谈话中，不以为然他说李后主，虽“多才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
曹操是一代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也不愧为开一代诗风（建安风骨）的大家，从而使毛泽东对他格外看重，对他的政治功业、军事成就和诗歌风格，颇为津津乐道，有过很好的评价。譬如，他对子女说过：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不过，在毛泽东看来，“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依然是“俱往矣”的感受，依然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自信。且不说曹操的功业不好同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相比，就诗歌创作风格来说，钟峰《诗品》评道：“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他确有“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但其“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排遣，其“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的空落，其“烈士暮年”、“何以解忧”的愁绪，在毛泽东“粪土当年万户侯”的批判精神，“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的挑战气概，“而今迈步从头越”的不屈意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崇高信念面前，多少显得有些沉郁，少些昂扬奋发。
再看看毛泽东与古代的“纯粹诗人”的差异。
“诗人之父”屈原早年深得楚怀王的信任，但不久即被谗去国，终其一生未能在政治上施展其才能抱负。他的确不愧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伟大诗人，但因政治上的无所建树，意志难伸，或思去国远游而又狐死首丘，最后难排忧前投水殉志。豪放派开山之祖苏轼，以一首 《念奴娇·赤壁怀古》倾倒多少风流人物。词人不愧为大手笔，为读者描绘了一幅令人惊心动魄的大江壮流图。你看，岸石错乱，直插云端，波涛如惊，狂奔咆啸，雪团似的浪花，上下翻滚。那场面，那气氛，仿佛就是赤壁大战在进行，众多英雄人物在运兵。然而，词人在进行了一番“故国神游”之后，最后发出的却是“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沉重感慨。那意思是：江山依旧，人事无情，自己虽有周瑜那样的风流才华，却没有那样的机会以展雄图。词人的坎坷一生，词中无不处处打上深深的印记。尽管历代评家对这首词甚为欣赏，把它当作豪放派词的代表作，说它意境高远，气势磅礴，格调雄浑。然而读后在产生美感的同时，总有一种英雄失路的悲凉和愁苦梗在心间，不管词中的景物写得何等壮阔，读者的情绪却并不能真正豪放起来，辛弃疾是历代诗人中最有政治和军事才干的人物之一。“壮岁旌旗拥万夫”，青年时代便驰骋疆场，成为北方沦陷区抗击金兵的重要首领。率众南归后，仍志在北伐，收复中原。但到头来，“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取东家种树书”，终其一生，“族旗未卷头先白”，理想成为泡影。面对这些古代诗家的佼佼者，柳亚子在步毛泽东《沁园春·雪》原韵的和词中，便有这样的评论比较：“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抵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稼情着意雕。”应该说，这个评价还是有些见地的。当然，屈原也好，苏轼也好，辛弃疾也好，他们的遭遇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他们个人无力与一个朝廷政府的命运相抗衡，他们作为擅长舞文弄墨的诗人，自非能与纵横摔阉于王霸之术的政治家、军事家相比。于是，他们报国无门，心中委屈，在诗同中露露自己胸中的郁气也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在于，险恶的环境可以窒息吞噬一个人，也可以锻炼造就一个人，中国革命经历了曲折万难的征途，也造就了毛泽东这样一位非凡的领袖和卓有建树的诗人。他本人的人生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也多次经历过困难与危险，压抑和苦闷，但他始终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对待人生的坎坷，以乐观主义精神对待革命事业。他写的诗词，都总是力图激荡人心、催人奋进，给人以力量与鼓舞，这或许正是毛泽东与一般诗人的不同之处，也是其作品的魅力之所在。一位作家在读了毛泽东的诗词后，曾谈到这样的感受：“毛泽东同志一身兼伟大的政治家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伟大的军事家，伟大的诗人，这几个特点是统一的。如果没有前几个伟大作为条件，他不可能写出光辉夺目的革命诗篇。他不是为写诗而写诗，而是由他在长期革命斗争的大风大浪中培养成的革命乐观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伟大人格，以及蓄积于胸中的革命激情，喷发而为诗，加上他对诗词艺术有深厚修养兼有天赋的过人才华，所以能写出光彩夺目的诗词。”确实，毛泽东的诗词不同于任何文人笔下的作品，也不隶属于文坛上哪一个流派。它是一个领袖人物在革命过程中的抒情言志，是在一种新的思想基础上把豪放派的词加以发扬光大的产物。
既然人们称他为“诗人”，谨慎的毛泽东也就时时遵循诗人的职业要求，就像他一心一意要打好仗、革好命、建好国、治好政一样，他也认认真真、孜孜不倦地要作好诗。毛泽东本人对自己的作品也是相当谦虚的，并非首首满意。许多诗稿他不同意发表，就包含有觉得艺术上还要进一步修炼的意思。即使一些打算或已经发表的作品，他也时常觉得不尽完善。1959年9月7日给胡乔木的信中，他说自己刚写就的《到韶山》、《登庐山》两首七律，“主题虽好，诗意无多。只有几句较好一些的，例如 ‘云横九派浮黄鹤’。”1965年7月21日在给陈毅的那封著名的论诗的信中，他说：“我偶尔写过几首七律，没有一首是我自己满意的。”1966年6月，他在“西方山洞”居住时，韶山有关部门因为没有他1959年回韶山写的《七律·到韶山》手稿，请他再书写一次，他拒绝了，并说：“这首诗还写得不理想，不书写算了。”指出这些，恰恰说明，毛泽东是尊重艺术规律的，他具有注重审美创造的诗人本色。并不是任何一个写出了“诗歌”的人，都可以称得上是诗人。毛泽东之成为诗人，不仅是因为他写诗，更重要的是他懂诗，具有真正的有别于政治家的诗人本色。他写诗通常不是为了应酬排遣，而是把它当作一件严肃真诚的事情来做；他懂诗不是浮光掠影，而是挟裹着职业诗人的钻研精神。对待写诗，毛泽东在1959年9月7日给胡乔木的信中曾有一段自白：“诗难，不易写，经历者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不足为外人道也。”对毛泽东这样一位充满诗情且生活丰厚的人来说，挥洒几笔，形之于笔端，并非难事；难就难在写的诗要有诗的形式、诗的味道、诗的意境。特别是讲求严格的旧体诗。1957年夏天，接见对词学很有研究的冒广生先生时，他认为：“旧体诗词格律过严，束缚人的思想，一向不主张青年人花偌大精力去搞，但老一辈的人要槁就要搞得像样，不论平厌，不讲叶韵，还算什么格律诗词？”1965年在给陈毅的信中，谈到陈毅呈送他修改的12首诗在“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觉于律诗稍有未合”时，又特别强调，“律诗要讲平厌，不讲平仄，即非律诗”。1975年，他又对陪伴自己谈书的工作人员谈到：搞文学的人，还必须懂得和学习语言学，学习音韵学，不学音韵，想研究诗歌和写诗，几乎是不可能的。还要学《说文解字》，一般学文学的人对《说文解字》没有兴趣，其实应该学。毛泽东自己便注重这方面的研究。在毛泽东的藏书中，便有一部上海文瑞楼石印的《诗韵集成》，一部上海鸿宝斋书局石印的《增广诗韵全壁》，还有两部《新校正词律全书》，分别为清版木刻和石印本，其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圈画和断句。毛泽东对自己的作品，始终抱着严谨负责的态度。作品发表后，他虚心听取意见，凡有修改建议，不管是来自名人还是无名之人，只要合理，他便采纳。更多的时候，在作品发表前他主动向人请教。这方面的例子较多。譬如：1959年夏写完《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后，9月7日，他写信给胡乔木，嘱他送郭沫若一阅，“看有什么毛病没有？加以笔削，是为至要”。1962年发表1929年至1931年写的《词六首》前，他于4月24日给臧克家的信中说：“你细心给我修改的几处，改得好，我完全同意。还有什么可改之处没有，请费心斟酌，赐教为盼。”毛泽东自己对自己作品的修改，更是翻来复去，付出了大量心血，从1963年3月到1973年冬天，毛泽东对他的全部诗稿重新看过数次，对有些诗词作过多次修改。每次修改都是由吴旭君作记录，等毛泽东反复推敲将字句确定后，毛泽东再亲自改到手稿上。
如此营构诗意，使我们感到，毛泽东之成为诗人，绝不是靠他的身份和威望来获取的，尽管我们不难见到一些因自己的政治身份和威望而轻而易举地脐身“诗人”行列的情况。可以说，毛泽东从来不以自己的政治身份来直接介入词墨交往。由于他的诗名，常有人请他改诗。1965年修改陈毅诗作的那封信中，他说：“你叫我改诗，我不能改。因我对五言律，从来没有学过，也没有发表过一首五言律”，于是，“只给你改了一首，还很不满意，其余不能改了。”这是大家熟悉的。此外，同年9月修改胡乔木的27首词时，曾先后写有这样两段话：“这些词看了好些遍，是很好的。我赞成你改的这一本。我只略改了几个字，不知妥当否，请你自己酌定。”又说：“‘删改得很好，可以定稿。我又在个别字句上作了一点改动，请酌定。另有一些字句似宜再改。如不妥，即照原样。”这些，都是诗歌创作中的平等对话。
关于对毛泽东诗词的评论，他自己一般很少发表意见。这也是他对如何写旧体诗的基本主张之一。他多次说过，写诗不能靠注解，作者自己不宜多注解。
建国后，对毛泽东诗词的解释出现一种情况，即任意拔高，试图从中找出些微言大义。1959年4月，《诗刊》社邀请几十位诗人和评论家举行座谈会，同样作为政治家、军事家而兼诗人的陈毅到会发表了意见。他特别强调：“艺术就是艺术，写诗就是写诗。”接着谈到：“上海有人在毛主席诗中找战略思想，就有些穿凿附会。毛主席诗词有重大政治意义，但还是诗。有人问毛主席，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是不是超过了历代所有的人？毛主席回答，作诗就是作诗，不要那么去解释。 ‘更喜氓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两句，完全是说这支军队得救了，将要胜利到达陕北了。”这就是说，诗歌是“寓教育于娱乐之中，不是一本政治教科书，更不是一本政治论文、整风文件、经典著作”。即使是政治家创作的作品，也不可能例外，因为文学之为文学，就不能摆脱其共性的要求。毛泽东诗词首先是文学，官所蕴含的思想意义只有在文学的规范内才可能得到恰如其分的阐发。只有这样来理解和评价毛泽东诗词，才可能合乎作者本意。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来简单图解毛泽东的诗词，未必是真正尊重其作品的价值，未必有利于理解诗人毛泽东的独特之处。
关于解诗，毛泽东深知其难。因此，关于他的诗歌的评论、理解，只要不涉及原则和史实问题，他一般都取豁达态度。1961年出版毛泽东诗词英文版时，郭沫若曾问毛泽东，《七律·到韶山》中“黑手高悬霸主鞭”的“黑手”指谁，因有人释为农民，有人释为反动派。毛泽东回答指反动派。郭沫若又问：要不要出一本主席诗词的统一解释的书，毛回答：“没有必要，唐诗三百首，流传多少代都没有统一的解释，我的诗词也让别人去理解吧！”1973年接见杨振宁的谈话中，毛泽东想得更远，他说：“《诗经》，两千多年以前的诗歌，后来作的注释，时代已经变了，意义已不一样。百把年以后，对我们的一些诗也都不懂了。”这一随兴之论，倒也见出他对古人说的“诗无达估”深有体会。
2.诗雄与雄诗
历代诗家大都推崇“雄”的诗风，以“雄”为美。写诗缘情言志，情志不同而风格相异。“雄”的心声用激昂的语言，磅礴的气势表现出来，易生出使人感发兴起的审美效益。作为诗歌风格的范畴的“雄”，自有与其他范畴如“清”、“婉”等不同的特色。何为“雄”？至大至刚之谓也。“雄”是壮美的一种。它是创作主体人格的、道德的、精神的雄壮气质与表现客体的生命的雄壮之力的融合。
毛泽东是一代诗雄。
在他对历代诗人诗作的品评和选择中，最能投合满足其欣赏趣味的，是那些气势沉雄，豪拔、慷慨、悲壮一类诗人诗作。“雄”是他那宽阔奔涌的审美体验河流的厚实河床。作为欣赏者的毛泽东和作为创作者的毛泽东，是互相印证。互为一体的。1962年，他说自己写《浪淘沙·北戴河》一词的缘由，是因为李煜写的《浪淘沙》都是婉约的，没有豪放的，故特意用《浪淘沙》的词牌写一首豪迈的词。这大概算是毛泽东从具体作品对传统婉约意境的有意改造，来透露自己诗风的“雄”的品格吧。
一种风格由多种因素组成，从而使之具有某些侧重点和连续性。毛泽东诗格之雄亦然。我们大致可概括出以下几个特征。
雄浑。
《念奴娇·昆仑》和《浪淘沙·北戴河》为其代表。
长征路上的毛泽东描绘横跨西北三省的昆仑山时，他避开俗笔，舍弃一般的形状描写，只赋予其人格，突出其神韵，开篇“横空出世”，虽只四字，却是神来之笔，传达出昆仑山横亘天际，昂首世外，超脱人衰的不凡气概。接下“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两句，一个“莽”字，不仅勾勒出山的身躯，而且转提出它的浑莽无涯的行为能力：“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接下来，我们如同听到一位屹立苍穹的巨人对昆仑山说话了，昆仑山也被当作了有生命的东西。诗人就是这样通过一种新奇的想象来展示一个革命者的崇高理想：把高寒积雪的昆仑山裁为三截，分置世界各洲，使环球凉热均等。
当毛泽东在大海里搏击风浪时，他所见的是“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写浑莽无涯的水天合一境象，实以衬托雄浑宽阔的胸际和人格。这是夏日的一天，大雨滂沦，幽燕茫茫，浪涌滔滔，可秦皇岛外的点点渔船依然出没在茫茫的海天之中。作者的视线一直在追踪着它们，深情地凝望着，凝望着，终于情不自禁地问道：“那些打鱼船究竟驶向何处去了呢？”这是一幅海天风雨壮阔图。诗人心潮逐浪，兴奋不已，不由浮想联翩，思接千载，一下想起了在此留下遗迹的魏武帝曹操。想当年曹操曾驰骋中原，雄视八方，真有不可一世之概，然而他又给历史留下了什么呢？历史跨越了一千多年，一年一度的秋风又吹临大地，如今的中国大地却真正换了人间。巨大的空间，悠长的时间，融为了一体。这雄浑壮阔的大海，这滔中雄视的诗人，这诗人无涯无际的情怀，给读者带来多少想象啊！
这两首作品，诗思是雄壮浑厚的，表现诗思的形象也雄阔浑成，由此造出的意境，则如古人所说，“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
雄深。
《菩萨蛮·黄鹤楼》和《忆秦娥·娄山关》为其代表。
前者以“茫茫九派”、“沉沉一线”两句，一下子托出“中国”“南北”大革命失败前夕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接着造出“烟雨莽苍苍”这种已然是令人压抑、难识其容的浑暗景象，再用“龟蛇锁大江”一句猛然顿住，把人们的心情收缩至一个静态的仿佛是没有回旋余地的物象上面。出路何在？作者“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一下子又打开了在压抑中藏伏的奔腾激昂的思绪。全诗在起伏中抒发了作者的担忧与思索。正如作者后来在自注中所说的：“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关于《忆秦娥·娄山关》，毛泽东后来也有一个自注，他说：“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于是，他在向娄山关进发的途中所见，是”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这是一个西风劲吹的寒冷早晨，天空挂着一钩残月，一群大雁嘎嘎叫着从天空中掠过。路面铺满一层白霜。接下来两句，人人都说其中“碎”和“咽”字用得好。马蹄在结了霜冻的山路上踏出急促、细碎、杂沓的响声。“咽”，原指声音窒塞，此指军号声在清晨寒风中抖动不畅，时断时续，犹如气咽难喧。在这幅画面里，没有明亮的色彩，没有响亮的音响。读后忍不住掩卷深思，真切体会到作者在自注中说的“沉郁”心情。然而，尽管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诗人仍矢志“而今迈步从头越”，雄心脱怀而出。但作者也不盲目乐观，深知前面并非一派光昌流丽，鸟语花香，而是“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又归入顿挫，从而深化了悲壮搏击的意境。
这两首诗气氛悲壮，格调顿挫，境界深沉，体现出思考深广，感情郁积的凝重之美，即古人说的“沉雄”一路。
雄放。
有两个字，在毛泽东诗词中出现频率最高，颇便于我们体会雄放的意蕴。一个是“万”字，一个是“飞”字。一个托出景象的数量博大，一个托出景象的姿态流急。诸如：“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万类霜天竟自由，……粪土当年万户侯、“寥廓江天万里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飞起玉龙三百万”，“百万雄师过大江”；“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在《毛泽东诗词集》所收67首作品中，便有24首32次用了“万”字。有人说，“万”字是一个最有力量的汉字。所谓最有力量，大体是指这个字包含有“大”、“阔”、“无穷”的意思。毛泽东诗词中的“万”字，有时是实指，有时是虚指，但都体现了主体的宽阔胸怀与客体的雄壮浩荡的融合，情感思绪奔放得很开，再说“飞”字。你看，“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参天万木，千百里，飞上南天奇岳”；“一桥飞架南北”；“一山飞峙大江边”；“乱云飞渡仍从容”……67首诗词中，有21首22次用了“飞”字，表现出诗人飞动的气魄，飞扬的豪情，飞闪的风采。此外，与“飞”相类，毛泽东诗词中频频出现的字还有“卷”、“翻”。“跃”等等。
从艺术上讲，“万”和“飞”，一为规模，一为过程；一为体，一为势，最易造出扩展的意境和雄放的气势，从而显现出作者发想超旷、变化多端、开拓直逼的构思——“刺破青天锷未残”；烘托出落笔天纵、通达奇畅、奔腾飞动的境象——“天兵怒气冲霄汉”！
雄丽。
在古今诗坛上，有些人的诗雄而不丽，有些人的诗则丽而不雄，把二者结合起来，又雄又丽，成为一种华美的风格，如冠盖辉煌，如旌旗飞动。这便是一种创造。请看毛泽东的描绘：“战地黄花分外香”；“谁持彩练当空舞”；“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云横九派浮黄鹤，浪下三吴起白烟”；“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歌人动地诗”；“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这些，表面看来，都是各种景象的美好描绘，但实际上却有人格和社会的内蕴，指示着诗人特殊的审美追求——只有战地的黄花才胜似春光；只有弹洞村壁才把江山装点得格外好看；只有孤悬危崖、傲霜斗雪的花枝才配得上说俏，这就是在冲突中求和谐，在紧张中求舒缓，在阔大中求流丽，在奇崛中求艳美。平淡无奇，小巧玲珑，温柔素雅的恬静之类，似乎并不投合诗人的意志情怀，他要在“险峰”中索取“无限风光”，他要在“漫天雪”里享受梅花般的“欢喜”。因而，所谓雄丽，便是一种“劲美”。
有人说，崇高感是由崇高的事物引起的，有人说崇高只能在人们的心情里去寻找。事实上，它来自主观与客观的交融。但艺术风格作为创作主体的人格的一种表现来说，主观居于主导的方面。所以朗格诺斯在《论崇高》中说：“雄伟的风格乃是重大思想之自然结果，崇高的谈吐往往出自胸襟旷达、志气远大的人。”我国古人也说：“器大者声必宏，志高者意必远。”毛泽东那崇高美好的思想，跳动不已的壮心，刚健宏大的气魄，强烈深厚的激情，很容易碰上雄伟的对应物象，并自然倾泄，因而写出雄诗并形成壮美的风格，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写诗靠形象思维。细细体会毛泽东作品上述诸种“雄”的品格，不难发现一个相对固定的对自然、人生、社会的描绘视角——俯瞰，一个多次出现并最能体现作者情怀的主体形象——鲲鹏。其实，二者是互为一体的，只有凌空展翅翱翔的鲲鹏，才有俯瞰人间城郭的视野胸怀。正是由于有鲲鹏的视野和胸怀，毛泽东的诗词所展示的景象才是雄浑的、雄深的、雄放的、雄丽的，其气势才是博大的、豪拔的、壮烈的、飞动的、开阔的。鲲鹏，犹如一个精灵，跳宕于毛泽东诗笔画下的空间；博大无垠的空阔世界，任我驰骋；风云变幻的宇宙气象，助我搏击。这是鲲鹏所期望的物象，这是诗人所期望的意境。
毛泽东的创作，有四首诗直接写到鲲鹏。最早是1918年的《送纵字一郎东行》。然后是1930年7月的《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1963年的《七律·吊罗荣恒同志》，1965年的《念奴娇·鸟儿问答》。
3.一个火辣辣、威逼逼的“我”
诗言志。毛泽东的作品，写景、咏物、抒情、喻理，都为言志。都是极力烘托一个主人公形象，都始终凸现着一个火辣辣、威逼逼的字眼，那就是“我”。这是个大写的“人”。
这个“我”，有非凡的社会抱负。
抱负即理想。毛泽东的抱负，随着中国革命的进程，越来越远大，越来越崇高，也越来越具有群体性的内涵。由“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到“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从“霹雳一声暴动”到“分田分地真忙”，再到“何时缚住苍龙？”从“敢叫日月换新天”，到“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从“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到“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毛泽东正是以夺取民主革命胜利和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来激励自己的，对理想的执著，常常转化为不可遏止的诗情。当然，我们应该注意到，在他的晚年，由于在寻求实现其理想的途径方式上陷入了迷误，或者说是空想，大大脱离中国的实际，因而，有的诗句，虽也可读，但与现实生活则不甚协调。如：“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字澄清万里埃”，“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
这个“我”，有非凡的英雄气质。
初到陕北，彭德怀在前线指挥打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胜仗。消息传来，毛泽东欣然命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伟哉！良将！很容易让人想起《三国演义》中长坂坡大战中的喝断当阳桥的张飞，和在百万军中如出入于无人之境的赵子龙。在此诗境的背后，实际上可以让读者感觉到一位既善统兵，又善用将的统帅形象。“敌军围困万干重，我自岿然不动”，“横扫千军如卷席”，“百万雄师过大江”，表现他是干军万马的统帅和战无不胜的军事家。“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更显出他在“沧海横流”的国际斗争中的“英雄本色”！他既领导了新中国的创建，又领导了新中国的建设。他懂政治，懂军事，懂文、史、哲等等，而且都达到很高造诣。这便是独特的领袖魅力和气质。这些都高度地浓缩到、反映到毛泽东的人格理想和诗文意气当中，即文武兼备。一方面，当他读到历史上战功赫赫的名将事迹时，赞美之辞，径直倾下。有时候，对才华横溢的文臣、也禁不住赋诗夸赞，并以将帅之风喻之：“少年倜傥廊庙才……胸罗文章兵百万”（贾谊）；“千载长天起大云，中唐俊伟有刘蕡……”
这个“我”，有非凡的生命意识。
时间，作为宇宙的一种存在形式，作为人的生命的延续现象，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无差别的。在大多数情况下，毛泽东与时间的运行取一致的态度，觉得自己的生命，包括自己所从事的事业，都是与时间同步前进，同步发展的，代表着历史本来的方向。由此，他没有伤时心态，而是坚毅、牢实地把握现在——“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容、自信地面向未来——“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尤其重要的是，毛泽东时间观中最突出、最富个性的特征，是不断超越光阴流逝的进取精神和打破时间限阈的奔突状态。以“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的人生态度，赢得了青春不老的生命形式：“踏遍青山人未老”。诗人毛泽东为什么有如此自信、放达的生命意识和时间观念？因为他把自己奋斗的一生融进了广阔无垠的宇宙空间，并在实现自己的抱负过程中重铸了一个新的世界。所以，他劝人们：“莫叹韶华容易逝”，特别自信地宣称：“卅年仍到赫曦台”。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太急的时间意识，过于紧迫的生命感，使毛泽东晚年试图超越时间、扩大生命内涵的时候，也违反了社会历史运行的本来规律。
毛泽东诗词中的这个“我”，不是抽象的“人”，不是个体的“我”。诗词的创作是源于生活的，是由自然景物的变化，或某种生活的遭遇、社会事件的触动所引发的。毛泽东固然有天生的诗人气质，但如果他不亲自经历和领导现代中国这场充满惊涛骇浪的社会变革运动，不把自己的诗人气质融人到亿万人民的群体事业之中，他的作品将呈现出什么样的风貌呢？——不外单纯文人的歌唱而已。
的确，毛泽东的诗词完全可视为一部具有高度政治军事性质的自传。但这个自传，与其说是个人的，勿宁说是革命群体的。1936年斯诺在陕北采访毛泽东请他谈个人经历时，便获得这样的感受：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关系集体命运盛衰的客观史料了。
这种体会用来评价毛泽东一生的侍词，多少也适用。他的大多数诗同都同他参与其中的现代中国的一些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有联系，这是他创作的基本动因和描绘的基本题材。诸如大革命的局势，红军的每一次战役，长征的挫折和胜利，解放军攻克南京，建国后某一运动的展开，以及建设一座大桥或消灭某一地区的瘟疫等等，对于这些事件，在回忆录里可能要用整章的篇幅来记叙，而毛泽东的个人反映则只需写成一首诗，他把个人感情和诗人气质完全投入人民的事业当中。按通常的文学观念，一个人用特定的形式和生动的语言把他生活中某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表达出来就是诗，而能够激动毛泽东的心情的，就是这些群众性的事件，他通过传统形式把充满诗意的想象和注重群体实践的理性思考彻底地融合了起来。他本人也在诗歌里出现，但只是作为事件的参与者、转变者和感受者。这些事件在他的诗歌中之所以有重大意义，似乎是因为它们体现了集体而不是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毛泽东的作品为什么总是体现出那种非凡的社会抱负，非凡的英雄气质，非凡的生命意识，非凡的斗争情怀，非凡的意志力量。他在群体事业中消隐了有局限的“自我”，同时获得了无限的“大我”。
凸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这样一个大写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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