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读书与治国
毛泽东一生，对待书本的态度是很有意思的。
青少年时代，他立志在书本中寻求“宇宙之真理”。在湖南一师读书时，他给好朋友萧子升开了77种传统的经、史、子、集书目，认为是“必读之书”。
从投身五四、参加革命到成为中共党的领袖的十几年间，他奔劳于一线，浪迹天涯，遭遇百怪千难的事情。许多问题，特别是一些操作上的具体问题，在书本上找不到答案，相反，如果按现成的马列经典词句去做，却一再坏事。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反对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则回敬他一顶“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
到了延安，把几支部队像棋子一样摆向大江南北以后，他坐下来发愤读书。一本本理论著作诞生了；通过整风的形式，依靠他亲自圈定的22本书籍（文件），统一了全党的思想。毛泽东不仅甩掉了头上那顶不懂马列的帽子，而且成了有自己的理论体系的精神领袖。
他的著作、思想，在解放战争及建国初期和1956年“八大”前后，结出了丰硕的实践果实，并一再证明，他把书本理论运用于实践，是那样的驾轻就熟，那样的挥洒自如，也是那样的不拘一格。
一个人到了成熟和辉煌的巅峰，往下看的时候，难免有“一览众山小”的自信和随意，同时也夹杂着“念天地之幽幽，独枪然而涕下”的孤独。
50年代后期，或许是大想做出震撼世界的惊人之举，毛泽东不满足于战略指导的工作，他投身于相对陌生的经济事务的操作之中。结果，靠数字的压力来推动的大跃进难以为继。
此后，他终于有意摆脱事务，退到二线，拿出更多的时间，读各种各样的书。有意思的是，“文革”爆发的导火索依然是他肯定的一篇批判一部历史剧的万言长文，首当其冲成为重灾区的，依然是他一向重视的文化艺术和思想理论界。那时，他却在千里之外的杭州西湖侧畔、韶山滴水洞中、武昌东湖之滨。远离京城的喧嚣，连标志“文革”发动的1966年5月政治局会议也没参加，一走，就是几个月。
这些地方都是静心读书看报、思索构划的好去处，还可以抒展长臂游泳呢。
被视为“文革”纲领性文献的两封信：1966年5月7日致林彪（“五·七指示”）、1966年7月8日致江青，就是这个时候写的。
直到“文革”已成强弯之未的时候，迟暮之年的毛择东仍不断地发出号召：弄通马克思主义！还亲自圈定30多本经典著作让干部们学习，还说要读点哲学、读点鲁迅。
他还感慨万分他说党内真正懂得马列主义的人大少！
毛泽东轰轰烈烈的一生，同书本竟有如此奇缘。不错，他曾反对过本本，那是因为王明他们搬的书本词句不合中国国情。当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理论指导——毛泽东思想以后，他更习惯于用书本来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来提供工作方法，来指导社会运动，来处理微妙曲折的“路线”分歧。
1.作为读书人的政治家
对一些影响乃至决定过历史进程的人，人们对他总是有说不完道不尽的话题。开始，人们或许更注意他在政治、经济或军事方面的一些决断和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多多少少发现，真正的伟人，对历史的影响决非一时一代，他的精神能量几乎可以说是超越时空的，在20世纪中国的历史长河中，毛泽东显然就是这样的人。于是，近些年来，关于他的话题也就越来越朝着文化精神方面延伸开来。这是因为，他的形象是多侧面的，他是天才的军事家，是占人类五分之一人口的政治领袖，是独步20世纪旧体诗坛的巨子，还是一位几亿人口的精神导师和东方文化奥林匹斯山上不乏神秘色彩的智者。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毛泽东”这三个字的内含都是多角度辐射的。
这样，我们把毛泽东作为一个读书人来研究，看待他和中西方文化思想的关系，疏理他对中国20世纪的历史实践的理论反刍历程，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引发我这个想法的，是下面这个事实：在书摊已成为图书是否畅销的晴雨表的今天，上面常常摆着一本厚厚的《容斋随笔》，有的还是文白对照，已经卖了好些时候了。这本一个叫洪迈的南宋“学士”写的随笔杂记，在古代浩如烟海的随笔类著述中，并非特别出色。它的畅销，得益于书商们在封面上印的几个字：“毛泽东临终索要之书”。其实，毛泽东一生批注过大量的书籍，在他读过和保存下来的《容斋随笔》上面却未见什么文字，也就是说，毛泽东固然喜欢这本书，但很难说它对毛泽东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和启发。问题是一般读者并不管这些，因为毛泽东读过这本书并且很喜欢，它就有一种勾引人去阅读的诱惑。除 《容斋随笔》外，同类境遇的书还有明代冯梦龙编的《智囊》，以及《毛泽东欣赏的古典诗词》等等，最浩大的工程，大概要算有关权威部门编辑的毛泽东批阅的线装版《二十四史》了。
看来，岁月的河流把毛泽东作为读书人的形象洗磨得越来越清晰了。与此同时，一些理性叙述毛泽东读书生洁的书籍也相继出现。最早的要算是1986年出版的《毛泽东的读书生活》（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接着是90年代初的《毛泽东早年读书主活》（李锐），以及新近出版的洋洋130万字的《毛泽东的读书笔记解析》（陈晋主编）。这些书籍，或描述、或分析，大致给人们展示出一个书斋天地里的毛泽东的形象和他的思绪心迹，有助于人们感知和理解毛泽东的思想来源，沟通他的思想的各个方面同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国传统文化、近现代中国社会的各种思潮的内在联系。因为，一切理论化的思想成果，特别是像毛泽东所探索和创造的、对20世纪中国产生如此巨大而深远的历史影响的思想成果，总是在读什么书，怎样读；想什么问题，怎样想；做什么事情，怎样做这样一些具体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完善起来的。毛泽东无疑是他那个时代卓越政治家当中最喜爱读书的人。在读书方式上，他是绝对地传统——眼到、脑到、手到，不动笔墨不读书，此外，在组织读书小组的时候，他更有耳到（别人读他听）、嘴到 （读完一段他发表意见），这样，比传统读书人讲究的“四到”还多了一到。于是，在他身后留下的“獭祭”、“痕迹”实在太多了。
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看伟人的读书生活呢？与此相关的一个前提，是要弄清伟人是怎样看待自己的读书生活的。
对一般百姓来说，读不读书，属于一种靠兴趣和追求来决定的可有可无的选择；对学问家来说，读书大概就是一种别无选择的职业习惯；就政治家而言，就很难说了，中外历史上，也不是没有粗通文墨或不通文墨、乃至轻慢书籍的政治家，不过，这样的政治家大多是称雄一时，人亡政息 （有意思的是，青年时代，毛泽东把古往今来的大人物划分成“办事之人”和“办事而兼传教之人”，还说：“为生民立道，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也；为万世开太平，大宗教家之心志事业也”）。大体说来，贯通古今、识见深远而能从精神品格和行为信念上影响后世的出色政治家，多半是好读书的。
在心中把中外历史上的政治家挎一下，大概很难找到像毛泽东那样酷爱读书的人了。他在各种各样的枪声中度过了一生，也在广阔无垠的书海里游弋了一生。我们不难发现，读书，对于毛泽东来说，不是靠兴趣来支配的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同他的生活、工作、事业需要和理想追求密不可分的别无选择的习惯，由此说他身上有一种超出常人的“读书癖”大概不算过分。我接触到的不少朋友，都很难理解，毛泽东不是单纯的“读书人”，他的实践操作是那样的丰富，他的实践能力是那样的突出，做了那样多惊天动地的大事，那样忙碌，但他读的书，却并不比一些终主治学的人少，甚至比一些学问家还要多，还要广且偏。人们很难相信，这却是事实。要说清楚为什么，恐怕要专门写文章。而他同一般治学的人的不同之处又在于，他能入于书而不拘于书，进出自如，似乎有一种出神入化的本事。于是，他一生都在创造，创造了一个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从未有过的高度统一并奉行一种意识形态的共和国，乃至铸塑了一种触及民族灵魂的思维方式和语言风格。
按道理说，日记和读书笔记都是纯粹个人的行为，虽见诸文字，却不是给人看的。但是，今天出版名人的日记和读书笔记却已经不是新鲜事了。道理很简单，正因为这类东西的个人化色彩 （还有那么一点神秘），所以，它能透露出某些名人和伟人在煌煌大作中所不能或不愿透露的东西，也就别有一番诱惑和感召。相对而言，毛泽东留下的读书笔记透露的信息，固然谈不上无限，但可能要比日记在情感和思想上更真实些。因为日记毕竟还有专门写了给人看的嫌疑，而随手在书上眉批旁评，绝少会有人借此惺惺作态。当我们进入毛泽东的书斋天地，在间接分享主人公的读书之乐时，不免破颜会心一笑：原来读书更有痴胜我者。因此我们在他的别具一格的批注文字或脱口而出的即兴言论当中，多多少少体会到一个特别真实和富有生动个性的毛泽东。
这个毛泽东仿佛斜靠在他那张特制的大床上，一旁的灯光从上到下勾勒出一个身着睡衣，以手托书的剪影。近看，那不时变换的眼神，微微翘起的嘴角，都是在以微妙的方式，传达着心湖里泛起的波澜，那波澜是从散发着墨香的或发黄的纸页里勾引出来的。窗外不时传来夏虫或寒风的呜叫，春花或秋月的拂动。突然问，这个同天籁地气、上下古今对话的剪影活动起来，拿铅笔的右手，在书籍的天头地尾之间，写了起来。譬如，1969年6月3日这天深夜，他在武昌东湖侧畔的一处住所读《南史》的时候，于《陈庆之传》的天头处写下的是这样几个字：“再读此传，为之神往。”
把毛泽东作为一个“读书人”来“解析”这个举动，本身就意味着人们对毛泽东的认识和研究开始深化了。当然，要补充说明的是，毛泽东毕竟不是一般的“读书人”，而他对读书，对书本知识的看法，同他一生叱咤风云的行色动作是分不开的，同他以及以他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的改造行程是分不开的。这条路艰难而曲折，毛泽东对读书、对书本的看法也自然不是一条直线，他那读书人的本色，他读书的风格，也就杂彩纷呈。
青年时代，毛泽东一心一意讲“立志”，立志的过程，在他的心目中，相当程度上就是读书。他说“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几乎有一种要读尽世间书的雄心壮志。对他后来确立志向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的书籍，大致有这样三类：以工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明清实学，和晚清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湖湘学派；包括严复、蔡元培等人翻译的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著作，和“五四”前后出现的马列主义译著，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再就是当时的新文化、新思潮代表人物，如李大钊、胡适、陈独秀等人的论著。可以说，在五四时期掀起大浪的风云人物，都是一色的知识分子，换句话说，就是读书人。正是这些读书人，在自己的阅读中（当然还有相应的实践尝试），分别选择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未来道路。毛泽东自不例外。
在基本完成了理想皈依以后，毛泽东对读书的看法多多少少有了些变化。一则是忙于实际的革命活动，“脑子不能入静”，想读书而不能。他那时花相当的精力去读另一本“无字之书”——中国农村社会调查。正是在调查中，他对中国革命的道路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尽管那些批判毛泽东的人嘲笑说“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但是，正是那些读了大量的马列原著号称“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们，丢掉了一个建在山沟沟里的红色国家。
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因此在中国革命的苦难历程中，得出不要书本的结论，恰恰相反，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到达延安后，他就开始异乎寻常地提倡读书，他自己也以参加革命以来从未有过的热情和精力，广搜博求了一大批马列书籍，写下大量批注，无疑也是为了从理论上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甩掉有人戴在他头上的那顶“狭隘经验主义”的帽子。随后，他提倡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遗产，自己更是津律乐道于各种古籍，大体是在做着在理论研究上把马克思土义中国化的工作。至于对中国共产党的建设起了关键作用的延安整风运动，其主要的表现形式，实际上也是一场别开生面的读书运动，应该说，正是读书和提倡读书，使毛泽东在陕北的黄土高原的窑洞里，走完了他成为中国革命无可争议的领袖的最后一段历程。这里说的“领袖”的概念，不仅是政治的和军事的，还是思想的和理论的。
到晚年，毛泽东对读书的看法，也是很有意思的。比如，50年代后期，在推动大跃进的时候，他把绝大的期望寄托在最有实践创造力的人民群众身上，而对拥有知识的人却多少不以为然，于是他常说学问少的人胜过学问多的人，教授不如学生等等，与此同时，他又有意要摆脱事务，提出退居二线，说是要腾出更多的时间来读书、写文章。特别是在意识到大跃进的错误后，他更是竭力提倡读书。到了60年代中期，一方面，他坚决反对死读书，他认为知识更多地来源于社会实践，大老粗最有出息，对青年学生来说不走出校门不行，于是提倡教育革命。另一方面，他自己则发誓要把二十四史读完，一直到“文革”后期，迟暮之年，他还念念不忘，要弄通马克思主义，要读点哲学，读点鲁迅……
这些看起来交错矛盾的思路进程，并不说明毛泽东一生对读书的态度处于朝秦暮楚的割裂状态，而是反映了作为读书人同书本的特殊缘分，作为政治家在读书问题上的特别之处。
作为个人，他有天然的读书人的本色和爱好，这是他同其他政治家的一个明显不同之处。事实上，他一生中读的大量书籍同他的政治实践并没有直接联系，或者说他并不是有意要从中寻求什么联系。诸如他花若大的精力去考证王勃写《滕王阁序》的年龄和贺知章在长安作官时有没有家眷，批注情代纳兰性德的词，比较孙髯翁写的昆明大观楼的长联和阮元修改的优劣，以及详读朱熹的《四书集注》，背诵《楚辞》、《昭明文选》中的一些华彩篇章等等。这些纯个人化的爱好，我们可视为他在书本里进行着独特的心灵对话，在对话中实现一种只有读书人才乐于寻求和可能获得的心理期待、智慧悦愉、审美满足。其中的快乐，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难为外人道之。况且，没有读过的书，对人们来说，就是一个不可限量的未知空间，而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人：未知的东西，对他有一种极强的诱惑，他试图要以有涯之生去尽量填充那未知的空间。这是一种智慧的挑战。
正因为毛泽东有如此的兴趣，即便他不是一个政治领袖，相信也会是个在学术界颇有识见声音的学人。问题是他实实在在是一位非凡的政治家，他本人读书所得的渊博知识，为他获得了一般政治家所难有的人格魅力，使人们觉得他的身上似乎有一种神秘的智慧源泉，各色人等一和他接触，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处在一种心理劣势的境地，心甘情愿地跟他的思路走。他可以用传统的对话方式走进自幼饱读诗书的清末遗老、民国元勋们的心灵，使对方在无拘无束中惊叹这位日理万机的大国领袖的学问根底 （这一点我们只要翻一下《毛泽东书信选集》中所收的写给一些民主人士、老先生的信即可明了），也就主出一种亲近感。显然，这种魅力不可避免地要向政治上延伸扩散。于是，当一个美国记者从延安毛泽东的那所窑洞里走出来的时候，他断言毛泽东是走在时代前面五十年的人，还说自己在昏暗的灯光下猛然间看到了永恒。50年代和60年代初，毛泽东同西藏的宗教领袖达赖和班禅谈论自己对佛教经典的理解，70年代和来访的尼克松讨论哲学，都使他在这些人面前有一种不可言状的让人不得不折服的心理优势。让他们于不知不觉间把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形象同一国领袖的风采联系在了一起。
毛泽东这种读书人的兢力更可以使他和同时代的学界泰斗如郭沫若、范文澜辈对话，并且以自己的识见来影响他们，进而影响一代学人的学风、一代学术活题的走向。事实上，这一点他是非常容易地做到了。作为读书人的政治家，或者说政治家的读书人，毛泽东的这个特点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学术界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种影响，在文学、史学、哲学各个领域，都可以在他的读书活动中寻出一些联系来，诸如对孔儒、荀子、韩非的评价，对老子的评价，对秦始皇、曹操的评价，对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评价，对韩愈、柳宗元的评价，对 《红楼梦》、《水浒传》的评价，对鲁迅、胡适的评价等等。
如果把读书和毛泽东的政治实践联系起来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他的读书，他对读书的看法，以及他提倡读书或反对书本，都是为了某种现实的需要，即读书为我所用。这便是他作为政治家的读书风格和色彩。显然，这样的读书动力，形成了毛泽东读书活动的几层含义。
他是知识分子出身并通过各种理论信念的选择才确定未来道路的革命家，他深深懂得并坚定地认为，人们的思想意识，特别是人们以各种方式所接触到的理论体系对现实运动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样，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改造世界观和文化革命在毛泽东的思想体系中有着那么突出的地位了。怎样才能实现这一操作效应呢，除了社会实践外，自然就是要择书而读。
所以，他几次对干部们讲：多读些书，就好像站在山头上，可以看得更远……
读书，也就合乎逻辑地演变成了毛泽东特殊的政治领导风格，需要解决什么现实问题或需要提倡什么精神气氛的时候，他总是开列出一些有现实计对性的书目让干部们去读，以便统一思想。所以，在现存的毛泽东的文稿当中，有不少是他在各种会议上开列的书目手迹。如延安整风时他亲自拟的二十二个文件，事实上就是二十二种书和文章。抗战后期他又提出把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必读的文件，1958年3月成都会议他批示印发的书籍就更多了，其中包括邹容的《革命军》，他还亲自动手编了两本古代诗人吟咏四川的诗词集发给与会者。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他把枚乘的《七发》印发给与会者，怕人们看不懂，又在大会上逐句逐段他讲解。1962年七千人大会期间，他读到两位民主人士写的描写农村新景的诗，立即作为会议文件下发。晚年，他让人们“读点鲁迅”，自也是别有深意存焉……
这样，毛泽东的读书活动，形式上是个人化的爱好和选择，实质上却是一种社会化的活动，他的倡导读书，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和整个民族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思想探索的轨迹。这大概就是政治伟人读书的非常之处了。
读书人和政治家双重情怀，使毛泽东一方面有“我注六经”的素养训练和学术精神，同时又有“六经注我”的现实的敏锐眼光和超越气魄，从而常常在书中见一般读书人所难见的精妙，发一般读书人所难发的感慨，于是在读书笔记和谈话中常有惊人之语。诸如，他认为千古不耻的商纣王是一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有辩证法，歌颂了一个模范丈夫；枚乘的大赋《七发》是批判保守土义的；贾谊的《治安策》是最好的政论；《红楼梦》写的是阶级斗争；鲁迅是现代中国第一圣人……
当然，90年代的今天，看毛泽东的读书，自不可一一效法，我们要看到他读书的一些个人色彩和时代色彩。他爱书读书的精神，他结合实际的读书方法，具有永恒的价值，但他对一些书籍的具体评论，以一家之言视之，不必着意承续发展。譬如，今天的人们读宋玉的《登徒子好色赋》，未必会去赞叹登徒子一辈子钟爱那位麻脸驼背老婆的高风亮节。今天的青年读《红楼梦》，未必总是从“吊膀子”（爱情）里看出满眼的政治和阶级斗争。再说，把某一部古书或某些古文古诗同现实的某种社会倾向直接联系起来阅读，乃至让全社会都来评法批儒说《水浒》，在今天大概是绝少有人响应的了。如果是几十年以前，传出毛泽东爱读《容斋随笔》，人们竞相传阅的动机，可能会是揣摩其间的什么风向，而今天这本书的畅销，在出版者无疑是商业动机的驱使，在阅读者多少是一种个人的好奇罢了。
世道沧桑，人间巨变，人们的思维背景也今非昔比。但关于毛泽东，除了记住那个矗立20世纪政治峰巅上的伟岸形象外，再补充一个书斋里的形象，总是有益的、不无启迪的。特别是在初来不久的市场经济大潮冲刷下，人们一时间还来不及适应，这时，适当回到书本的“此间乐”中，也许会平息一下浮躁的心境。换句话说，对一个民族来说，按自己的意愿和兴致择好书而读的人渐渐多起来，肯定也不是件坏事。
2.一本书和两场运动
1950年2月，毛泽东第一次访苏快结束的时候，同周恩来一道到克里姆林宫拜访斯大林。会见中，斯大林建议毛泽东把自己写的文章、文件等编辑成集出版。
毛泽东说他也有此意，希望斯大林派一位理论上强的同志帮助完成此项工作。斯大林当即提出一个人选，就是任《苏联书籍》杂志主编的哲学家尤金。还说：“这个人你们不熟悉，他有理论修养，我们经常使用他，你看合适不合适？”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知道尤金这个人。自然表示欢迎：“这样的人最好。”
斯大林提出这个建议，事实上承认了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理论建树，反映了这位世界共产主义阵营的最高权威对毛泽东的认识发生了重要变化。对毛泽东来说，当然是件很开心的事情。
尤金这个名字，后来在中国并不陌生，50至60年代的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差不多都读过他和罗森塔尔主编的那本《简明哲学辞典》。
这本辞典是1939年当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参考资料出版的，约270个条目。编写者最初的目的是帮助读者学习和研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特别是其中的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编者在俄文第一版序言中说：“这本简明哲学辞典以帮助人们研究布尔什维克党的理论基础（马列主义哲学）为自己的任务。这本辞典并不包括所有的哲学概念和术语。它的任务是相当狭小的：释明马列主义古典作家著作中基本的、最通用的、常见的哲学概念。”该书出版后，立刻获得好评，认为它最大的优点是通俗、扼要而又明确他说明了马列主义哲学的许多基本内容，同时又能保持较高的哲学理论水平。次年，该书经过增订便出第二版，字数、条目较第一版增加到两倍左右。1952年、1954年，又先后增改出了第三版、第四版，到第四版时，条目已增至760个左右，译成中文达67万字，其内容已远远超越编者在一版时的考虑，而成为较为系统的一般哲学辞典了。主编尤主曾担任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院长、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国家联合出版社社长。另一主编罗森塔尔长期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担任教学工作，曾任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和 《哲学问题》杂志副主编。
《简明哲学辞典》最早的中译本是1940年由新知书店出版的孙冶方译本。建国初期，该书很受读者欢迎，1949年4月至1951年初，仅在北京一地，即由三联书店再版了五次。主要原因是解放以后各地掀起了学习革命理论的热潮，对马列主义哲学的学习也普遍化了，对于初学的人，它确实是很好的一种参考资料，而中国当时还没有更好的哲学辞典。1955年，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根据俄文第四版翻译了《简明哲学辞典》，由人民出版社出版。1955年，俄文第四版经过修改又出了一版，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据此重新校订翻译，于1958年交人民出版社出版，后多次印刷，发行达几百万册，成为哲学启蒙的权威工具书。
这本辞典当然也浓厚地反映了斯大林时期苏联哲学界的不少片面的、简单化的观点，在其一、二、三版中尤为突出。这一点，毛泽东后来多次谈到。
却说毛泽东从苏联回国后不久，即着手准备《毛泽东选集》的编译工作。大约在1950年4月间，他致电斯大林，正式邀请尤金来华帮助进行这项工作。
7月间，尤金就来到了北京，他的任务主要是看师哲等译好的俄文稿。
作为哲学家，毛泽东很喜欢尤金，引为同道。据当时同尤金接触很多的师哲在《在历史巨人身边》（李海文整理）一书中回忆：
9月底，尤金访华时间将结束，但《毛选》编辑工作远未完成。毛泽东于9月30日致电斯大林，请求延长尤金在中国工作的时间。毛泽东写道：“尤金在这里工作了两个多月。但是，关于帮助编辑《毛泽东选集》的工作现在还没有完成，还需要相当一段时间，并且我们希望他能到山东、南京、上海、杭州、长沙、广州、汉口、西安、延安、沈阳、哈尔滨等地参观，并向我们的干部作一些政治理论报告、讲演等，以上两项工作，共需四个多月时间。因此，我请求你允许尤金同志在中国工作的时间延长至1951年1月底或2月底，是否可以这样做，请予复电为盼。”
10月9日，斯大林回电毛泽东：“来电请求延长尤金留中国的时间已收到。现通知你，尤金留中国可以到今年年底，以便完成《毛泽东选集》的准备工作及在中国各城市党的干部会上的讲演。”毛泽东接到电报后，于 10月11日批转刘少奇：“请为尤金组织去各地参观并讲演。在京四次讲演应办理完毕。”
尤金周游讲学回京后，看了《实践论》等译稿，赞不绝口。大约十一二月间，尤金同毛泽东进行了一次较长的谈话。尤金首先说明他对准备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的译文都看了，觉得非常有趣，有许多独到之处，他认为，就他已阅读过的文章来说，都是有价值的。同时指出也有个别篇章作为理论性的文献，有些语句或许欠严谨。如：“一屈股蹲下，坐在炕上”、“懒婆娘的裹脚布，又长又臭”、辩证法中的“生与死”的关系等等。
尤金极力推崇毛泽东的若干篇文章，特别是对《实践论》。《矛盾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陈述了自己的认识和想法，要求毛泽东把这几篇文章寄送给斯大林阅读。同时他还建议把已定槁的《实践论》发表在苏联某理论刊物上。毛泽东同意了尤金的建议。
谈话后，尤金立即将《实践论》的译稿经苏联大使馆转送斯大林。斯大林阅后交给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杂志于1950年12月出版的第23期上全文发表了。
《实践论》在苏联得到很好的反响。毛泽东对此很高兴，1950年12月28日给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写信，要求他将《实践论》和《真理报》编辑部评论文章分两天登报，并嘱可先在《人民日报》发表，然后新华社再用文字广播。12月29日、30日，《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实践论》和《真理报》编辑部的评论。
很明显，尤金第一次来华，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把毛泽东的著作及时地介绍到苏联，从而使毛泽东在苏联获得理论家的形象，尤金是有功劳的。
尤金于1951年1月回国，7月下旬，毛泽东又邀请尤金携夫人季娜第二次来华，住在景山后街原来燕京大学校长、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寓所。毛泽东几次来这里拜访他，两人谈起哲学，兴味很浓。到11月，尤金启程回国时，《毛选》第一、二卷翻译工作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
看得出，在编译 《毛选》的过程中，毛泽东和尤金这两位哲学同道，建立起了个人友谊。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知道尤金颇得毛泽东赏识，便任命尤金为驻华大使。一直到1959年尤金任期满后才调回国，继续任苏联科学院院士。
50年代，毛泽东和尤金时常就一些理论问题交换意见，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两党在一些问题上出现了分歧，两人也时有探讨，气氛都是友好的。毛泽东对尤金始终格外重视，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的人。
公务之外，他们谈得更多的，自然是哲学问题。毛泽东曾当面批评尤金《简明哲学辞典》中一些条目的观点，特别是其中的“同一性”一条。
这个条目说：“有些人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原理应用于一些根本对立的现象。例如：一些人说，和平和战争是同一的；另一些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一的，等等。这样简单地理解同一性其实就是滥用黑格尔的术语，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者格外热衷于这种做法。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
毛泽东颇为直率地责问尤金：“你这个东西是整我的。”
尤金无言以对；其实，我们至今不明白毛泽东这句话暗含的是什么意思。反正，他对这样论述“同一性”这个范畴是非常反感的，在公开场合，多次提到。
1957年1月27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说得更为慷慨激昂：
“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 ‘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不能转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转化到战争。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
“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
“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
在1959年8月一次中央全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又重申了他的看法。他说，《简明哲学辞典》把同一性混同于形而上学的同一性，与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完全是两回事。因而否定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生与死有同一性，可以转化。我对尤金说，你这个东西是整我的，他回答不了。我说，既没有同一性，战争为什么转化为和平、和平又转化为战争，如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抗美援朝，就是和平转化为战争，战争转化为和平，这两个东西，照形而上学看是完全隔绝的，河水不犯井水，和平就是和平，战争就是战争。其实这两个东西虽是对立的，但有同一性，没有同一性，怎么能转化？凡是对立的东西都有同一性。
在毛泽东讲话后，我国哲学界在报刊上开展了关于矛盾的同一性与斗争性、思维与存在有没有统一性的问题的讨论。凡属这方面的重要文章，毛泽东几乎都要看的。1958年6月24日他曾邀集一些同志谈论发表在1956年第2期《哲学研究》的《对“矛盾的统一性”的一点意见》一文，该文对《简明哲学辞典》关于同一性的解释提出不同意见。1960年11月12日，毛泽东看到当天 《人民日报》登载的一篇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讨论的综合介绍，当即要该报把文中提到的分别刊登在《新建设》、《光明日报》、《学术月刊》、《文汇报》上的几篇不同观点的文章全部找给他。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注重对“同一性”这个哲学概念的解释呢？显然他评论的不仅仅是《简明哲学辞典》这本书，而是借此从思想方法上总结和反思斯大林犯错误的教训。
1957年1月27日的讲话中，毛泽东便进一步谈到斯大林在理论上的一些简单的做法。他说：“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牛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斯大林就比较差一些。比如在他那个时期，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作这样一个结论，就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他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的书也不应当读了。”“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
很明显，作为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辅助读物来编写的《简明哲学辞典》，难免带有否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遗产的缺陷。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更重要的是，在思想上搞形而上学，“在政治上就犯错误”。在1957年 1月27日的讲话中，毛泽东还紧接着谈到斯大林时期所犯的形而上学的政治错误。他说：斯大林时期，反革命就只有杀头的一个办法，犯错误的也杀头，偶有不同意见，就排除，就抓起来，就斗争，就叫“反苏”，对立物不能统一，不能转化。
怎样避免重犯这样的错误呢？我们知道，毛泽东和中央一些领导同志在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繁荣科学文化的方针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一下子接受了的，毛泽东在一次会上曾估计过，地委以上的干部有十分之九的人不理解这个方针。国际上，苏联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不理解，说这是右，是妥协等等。而毛泽东则认为这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的文化方针。为此，在1957年1至4月间，毛泽东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宣传和解释这个方针。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他共讲了六个问题，其中第四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要提出“双百”方针，怎样理解这个方针。批评 《简明哲学辞典》对同一性的错误观点，就是为了阐述这个问题而讲的，意在从思想方法上纠正人们对“双百”方针的误解。
他说：我们要解释和发展辩证法的对立统一学说，“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因为正确的东西总是同错误的东西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同反面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斯大林的教训就在这里，而“双百”方针就是要在比较和斗争中发展正确的东西，实现对立面的同一性转化。
很可惜，毛泽东的这个思路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957年夏天开始的严重扩大化的“反右”运动，在思想方法上显然脱离了他此前强调的“同一性”和“转化”！
《简明哲学辞典》同当代中国政治运动的瓜葛，还没有完。
1959年8月在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向全体与会者写了这样一封信：
各位同志：
建议读两本书。一本 《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两本都在半年读完。这里讲《哲学小辞典》一书的第三版。第一、二版，错误颇多，第三版，好得多了。照我看来，第三版也还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不要紧，我们读时可以分析和鉴别。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辞典》中的一部份，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尔后可以接读全书。至于读哲学史，可以放在稍后一步。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方面打败反动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连类而及其他部门。
毛泽东在这封信中所说的《哲学小词典》，就是尤金和罗森塔尔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他说“好得多了”的第三版，即俄文第四版的新版，也就是人民出版社1958年的中文版。他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建议读这本书和苏联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总的背景是为了“从哲学、经济学两门入手”，总结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但如何总结，怎样评价大跃进，毛泽东则有自己的看法。
半个月前，在中央常委会小范围内批评彭德怀时，毛泽东就定了这样一个调子：政治局委员不懂些理论，做工作难，你这个同志，世界观是经验主义，非马克思主义。
隔一会儿，刘少奇从外面进来，毛泽东又重述一遍：我说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基础不懂，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体系。
他设定的逻辑是：彭德怀等人对大跃进的看法是错误的，从思想方法上讲，是因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以及他们的世界观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是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论。要纠正他们的锗误观点就必须改变他们的思想方法。
8月11日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说得更明确：他们主要是世界观、人生观问题，经验主义人生观、世界观问题，世界观同时是方法论。这个问题几十年来没有解决。自己也不愿解决。同犯错误的同志交换意见的结果，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不是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的，而是主观唯心论，主观唯心主义的经验论，从外国流派来说，是列宁所批判的马赫主义、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还有唯我主义、实用主义。他们不承认客观真理，没有客观标准，不承认自然界，物质世界是独立于人们的意识之外的。我们的一些同志一厢情愿，单相思，自以为是，而不实事求是。客观真理变为主观真理要经过脑筋千百次反复的感觉，然后变成概念，山水草木，牛马猪羊，男女老少这些概念，都是从感觉到理性抽象出来的。历来犯错误的同志，都是部分的，大部的或者是全部的主观唯心论，要改变他们的世界观方法论。英国贝克莱的唯我主义是主观唯心论的极端流派，他的名言：为什么有我？因为我想，我不想，我就没有，世界也是我思则在，否则世界也没有了。
毛泽东在讲了这些之后，又谈到《简明哲学辞典》，说：现在的第四版，我看比较好。关于“经验”、“经验主义”、“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实用主义”、“贝克菜”、“实验主义”、“皮尔逊”，还有讲必然性与偶然性，现象与本质，自由与必然，政治与经济等，这些条目可以看一看。
在中央全会上给广大干部讲哲学理论，也算奇，但确实反映出毛泽东的政治风格，他不是无的放矢。在讲完上述理论后，毛泽东一收：为什么从这谈起？因为历来一讲到政治问题都不讲世界观。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宇宙观。不谈不行。一切要从这里开始。
为了更深入地解决这个问题，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有关人员从《简明哲学辞典》中挑选了“经验”、“经验论”、“经验批判主义”、“感觉”、“本质和现象”、“必然性和偶然性”、“马赫主义”、“主观唯心主义”等一百来个条目，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印发给与会者。前面引述的毛泽东的那封信便是作为一个说明配发的。这个材料于同年 11月又印成书本供更多的人学习。
从 《简明哲学辞典》中挑选出来的条目，基本主题是用唯物主义的反映论和辩证法来批判主观唯心主义的先验沦、经验论。正像“经验”这个条目所说的那样，唯心主义者总是把经验理解为“只是和自己的感觉，和自己的亲身体验发生关系”，现代资产阶级哲学家也总是“千方百计地歪曲和利用经验这个概念，企图靠它来巩固唯心主义。……把经验理解为感觉的总和，感觉的活动、感觉的状态。”这样，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经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认为，“经验是和不依赖于人们意识的客观自然界发主关系的人类实践，即用人们所创造的生产工具来改造自然界的人类实践。”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经验是认识的基础和真理的标准。”毛泽东注重《简明哲学辞典》对唯心主义经验论的分析的现实所指是：如果站在唯心主义经验论的立场上，必不可免地要用自己所看到的。所感觉到的一些表面的消极现象，来否定大跃进的基本成绩，颠倒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如果站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立场上来看问题，那么，大跃进作为前所未有的人类实践活动，是不能凭主观感觉来否定的。
问题在于，如果脱离对“大跃进”这一实践的评价，抽象地看毛泽东对这些哲学方法论的阐述，或许没有毛病，但如果把这些方法运用到“大跃进”的评价上，我们就必须做出选择：要么毛泽东的看法更接近实际，要么彭德怀等的看法更接近实际。历史已经证明，彭德怀等对大跃进的看法更客观一些，恰恰不是“主观的唯心主义经验论”。历史就是这样复杂，毛泽东提倡一种好的哲学方法，但却用错了对象。
值得一提的是，十一年后，即1970年8月，同样是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当年大批彭德怀的陈伯达，在会上大讲“天才论”，还抛出一个《恩格斯、列宁、毛泽东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毛泽东在8月31日写的《我的一点意见》中说：“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1971年6月为了配合批陈整风的学习，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编印的《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书，同时还把毛泽东1959年8月15日写的那封信附在前面。
3.三本书的政治畅想
1875年，马克思在批评拉萨尔派的观点时，谈到未来社会的消费资料分配原则，提出了一个后来被人反复发挥的概念——“资产阶级权利”（50年代译为“资产阶级法权”）。
这是个纯经济学概念，不大好懂。我们只记住它的一个基本意思就行了。打个比方：我们两个今天都从船上卸下了50袋大米，每人得工钱10元，这是平等的，没有话说。可是，我的10元钱要养活全家五口人，而你却是个单身汉，于是，马克思认为，这事实上是不平等的。因此叫资产阶级式的“平等权利”。
喜欢读书的毛泽东，大大发挥了这个特定概念的内涵，并把它和当代中国的社会实践揉在了一起。
从1958年1月南宁会议开始，毛泽东就不断地思考着一个问题：怎样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掀起大跃进。
开始，他主要是讲改变上下级、干部和群众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提出“打掉官气”。从1958年8月下旬开始，他把这个问题同现行的分配制度（工资制）联系在一起讲，并把它们纳入“资产阶级权利”这个范畴之中。
这年8月在北戴河中央会议上，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成了毛泽东几次讲话的基本主题：
——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例如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脑力劳动者工资多、体力劳动者工资少等，都是资产阶级思想的残余。“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将来坐汽车要不要分等级？不一定要有专车，对老年人、体弱者，可以照顾一下，其余的就不要分等级了。
——要使同志们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三个部分之间相互关系的论述，他们接触到了。我看经济学上没有讲清楚这一条。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过去搞军队，没有薪水，没有星期天，没有八小时工作制，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成千上万的调动起来，这种共产主义精神很好。过去实行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二十二年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我们已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倡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恢复供给制好像“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要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
——过去我们搞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一到城里来，自惭形秽，薪水制否定了供给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一是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思想，二是照搬苏联。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
——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逐渐去掉，破坏了资产阶级法权。有人把供给制说得那样不好，把薪金制说得那样神乎其神，二万五千里长征难道是靠发薪水？人民公社再搞起来，再逼一逼，将来再准备恢复供给制。
仅仅在党的会议上讲，毛泽东似言犹未尽。
10月2日，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六个兄弟国家访华代表团谈到人民公社为解放生产劳动力，把人们的生活统包下来时说：“我们不说，现在已是共产主义了，现在还不是共产主义，因为发工资还是等级制度。粮食这方面，明年再丰收一年，可以实行吃饭不要钱这个制度，衣服还不行，其他还不行，资产阶级法权还需继续存在，讲等级制度，薪水分等级，如八级工资制这一套。但资产阶级法权我们不准备长期让它巩固下去，我们准备还是破坏它。
10月14日，毛泽东在天津视察时，又专门召开了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座谈会。在这个会上，他说：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没有法权制度。后期才有了一些，生活资料多了，人们对它的占有有了一些区别，积累起来，就成了生产资料。从奴隶制社会出来，就是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所以，法权不只资本主义制度才有，奴隶制时，等级制度就很森严，资产阶级，高明一点就是了。不使资产阶级法权巩固下来，要使它逐步破坏。
毫无疑问，这是关系到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的一条大思路。毛泽东的直观逻辑是：只有干部和群众不仅在社会地位，而且在劳动报酬上一律平等之后，大跃进才有可能。把现行的等级工资制恢复为建国前在革命队伍中实行过的供给制，才能解决这一问题。这就是破除资产阶级法权。
他的理由似乎很充分：“实行供给制，革命胜利了，为什么今天搞建设不行呢？”
8月下旬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参加会议的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把毛泽东的见解转告了当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张春桥。张春桥按自己的理解，数易其稿，写出了《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一文，在中共上海市委的理论刊物《解放》上发表。那时，《解放》刚创刊不久。1958年6月：日，在毛泽东的提议下，中共中央创办政治理论刊物《红旗》，陈伯达为总编辑。柯庆施立即效仿，在上海创办了《解放》半月刊，于1958年7月1日创刊。每期《解放》杂志都寄给毛泽东。张春桥的文章在1958年9月15日刊于《解放》六期上，不多日便送到了毛泽东手中。
张春桥在文章中说：
“在全国解放以后，这种以‘供给制’为特点的一套军事共产主义生活……没有多久……受到了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攻击。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核心是等级制度。在坚持这种思想的人们看来，供给制的一套，实在毫无可取。他们轻蔑他说它是 ‘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种议论来自资产阶级，本不足怪，可是，不久，在我们党的干部中，有不少人接受了这种思想的影响。……总之，共产主义的供给制；保证了中国革命胜利的供给制，被某些人攻击得好像犯了大罪，非判处死刑不可。”又说：“经过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了对 ‘供给制’、对‘农村作风’、对‘游击习气’的攻击，实际上是资产阶级为了保护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为了打击无产阶级的革命传统，而对正确处理劳动人民内部相互关系的共产主义原则的攻击。”
张春桥开出的药方是：“把我们党的这种光荣传统，在新的条件下，彻底恢复和发扬起来，彻底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同群众建立起平等的相互关系，上下左右完全打成一片，大家共同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工作，一致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这难道能有什么怀疑吗？”
毛泽东立刻注意到张春桥这篇从题目到论述都旗帜鲜明的文章，再加上基本观点也吻合毛泽东当时的思路，有的例子和文句也和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的讲话一致（这一点，当是柯庆施照记录传达的）。因此，毛泽东读后，立刻批示给《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让在该报上转载。稍后，吴冷西就转载张春桥的文章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到对张春桥文章有不同的意见，请毛泽东考虑 《人民日报》在转载这篇文章的编者按语中是否说得活一些，毛泽东在10月11日的回信里说：“冷西同志：信收到。既然有那么多意见，发表时，序言应略为改一点文字。”
看来，毛泽东的原意是在编者序言里充分肯定这篇文章。由于敢说真话的吴冷西反映了不同意见，他只好重拟了一个序言，这就是下面这段人们熟知的话：“人民日报编者按：张春桥同志此文，见之于上海《解放》半月刊第六期，现在转载于此，以供同志们讨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因为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有一些片面性，就是说，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但他鲜明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引人注意。文章又通俗易懂，很好读。”
张春桥文章改变马克思主义的本来含义，把资产阶级法权说成“核心是等级制度”，把中国革命历史上的军事共产主义和供给制，说成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适用。这些论点，引起了较广泛的讨论。有人指出，张春桥的“文章缺乏理论分析，说服力不够，而且有片面性，有许多重要问题并没有说明白”。并提出质疑说：“按照作者的论述，似乎他主张目前要立即完全取消资产阶级式的法权，并不承认 （至少是没有明确承认）在社会主义阶段，存在资产阶级式的法权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似乎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制说成是等级制度；如果是这样，我们认为是完全错误的”。
毛泽东代拟的“《人民日报》编者按”，也认为张春侨的文章有“一些片面性”，即“对历史过程解释得不完全”。这是什么意思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张春桥文章没有说清楚过去曾实行过的供给制，不是在党领导下的整个根据地范围内，而是根据地机关、军队、学校等，因为当时的物质产品极不丰富。再就是解放后对资产阶级法权不应该迁就，但由于社会上多数人是薪金制，又加上苏联的影响，于是作了妥协。本来我们可以不接受的，只对供给制不合理的部分加以调整，一部分坚持供给制就行了。这些观点，有的毛泽东在一些会上曾说过，很可能针对张春桥的文章又对陈伯达谈过。10月中旬在天津召开关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座谈会时，陈伯达曾对张春桥就其文章的“片面性”作过解释，转述了上面的意思。
但总的来说，毛泽东对张春桥这箱文章是欣赏的，曾建议张春桥再写一篇。后来也几次谈到张春桥的这篇文章。例如，1958年11月6日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印了一本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的材料，是最近一两个月发表的，一篇是张春桥的文章，还有一些同志的文章。要看几篇，以便研究过渡的问题。这里特意提到张的文章，可见毛泽东对它的重视。
同年12月6日，在武昌同胡乔木、吴冷西谈到宣传工作的经验教训时，毛泽东又以张春桥的文章为例，说：《人民日报》在讨论张春桥的文章时，他的文章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不全面，本应将片面的补充补充，但讨论越来越片面了，把按劳分配也否定了。这是对张春桥文章引起的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讨论的较为冷静和客观的总结。
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口号，在实际工作中造成不小的消极影响。到这年11月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的口气就发生了变化，提出：“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
但是，这个变化是有相当保留的。一旦有机会，毛泽东仍坚持自己的主张。越到晚年，思之越甚，这似乎关系到他一生追求的社会理想。
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他向这位北欧福利国家之一的首脑抱怨中国现行的分配制度：“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
在他看来，这是涉及能否对资产阶级专政的大问题，不可等闲视之。他很希望有人写文章说明这个道理。
自然，他又想起了十六年前那个因一篇文章引起他重视的张春桥，想起了十年前因一篇文章飞黄腾达的姚文元。
这年12月26日，在听取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毛泽东郑重地向周恩来、王洪文提出了写篇文章的建议：
要告诉春桥、文元，把列宁著作中好几处提到这个问题的找出来，
印大字本送我，大家先读，然后写文章。要春桥写这类文章。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要使全国知道。
张春桥自然是闻风而动，短时期内写出一篇洋洋长文，名曰《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后，于1975年4月1日同时在《红旗》杂志、 《人民日报》上刊载。
有破除，自然就应有建设。
未来的社会形态是怎样的呢？
在1958年春夏间，毛泽东较多地谈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问题。据胡乔木回忆，这年二三月间，毛泽东同陈伯达谈过一次话，说乡社合一，将来就是共产主义雏形。
这大概是“人民公社”的最早设想。
这年4月底，刘少奇等到广州，向毛泽东汇报筹备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情况，开了一个小范围的会，会上也谈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刘少奇后来在1958年11月初的第一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中有这样的回忆：“在广州开会，在火车上，有我、恩来、定一、邓力群，我们四个人吹半工半读，吹教育如何普及，另外就吹公社，吹乌托邦，吹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建成社会主义这个时候就为共产主义准备条件。”“要邓力群去编空想社会主义，要定一去编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在5月召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陆定一在大会发言中也讲到：“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刘少奇、陆定一所说的这些，就是4月底毛泽东等在广州小范围内议论的情况。
事实上，未来社会究竟是怎样的，谁也无法具体描述。那么，就从前人的论述中去找吧，无论是法国的乌托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这个任务理所当然地交给了中宣部。
很快，《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以及《空想社会主义者论未来社会》这两本书就编好了。后者不宜广泛宣传，只供高层领导参阅，以启发思路；前者，却是大大的走红。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由人民出版社于1958年8月正式出版，约17万字。该书材料主要取自当时已有的马、恩、列、斯著作的中译本，只有少数是直接从外文版本翻译的。编排上，围绕共产主义社会各方面设立了25个专题，如：“共产主义社会的概况”、“公有制的建立”、“电气化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消灭货币和实行产品交换问题”、“平等和平均问题”、“再生产问题”、“生产公社，消费公社”、“工农业的结合，城乡差别的消灭”、“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条件”，以及“人口问题”、“家庭、婚姻和妇女问题”等等。每个专题下面，选录经典作家有关论述若干段落。编印这样一部书，明显与当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所设想的创造条件、逐步实现两个过渡 （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发展建设思路有关。
这本书在当时的影响确也十分广泛。1958年8月人民出版社第一版发行后，上海、沈阳、武汉、重庆等地先后重印，仅上海人民出版社于这年9月便印刷了20万册。
毛泽东重视经典作家有关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是因为在他看来，现实的大跃进特别是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对这些阐述的实践、发展、丰富和完善。1958年8月4日，毛泽东视察了徐水。8月6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到徐水传达中央的意图：要在徐水搞共产主义试点。同时号召大家看几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书，如 《共产党宣言》、可哥达纲领批判》、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看来，学习经典作家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是搞共产主义试点的实践所需要的思想理论准备。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出版后，立即送到了毛泽东手上。当时，他正在北戴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无疑是一本非常及时的学习材料，立刻在会上做了宣传和介绍，还说： 《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里讲，供给制首先是从军队开始实行的，共产主义也是先从军队实行的。可见他阅读之细。
在8月30日的讲话中，他又大力宣传：《马思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要广为散发。看这本书，一曰很有启发，二曰相当不足，有许多东西是模糊印象，因当时并无经验。不要迷信老祖宗，我们有三十一年的经验，加上苏联四十一年的经验，具体多了。
这年11月9日，毛泽东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的党委委员们写了一封更详细的公开信：
同志们：
此信送给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这四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同志们。
不为别的，单为一件事：向同志们建议读两本书。一本，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每人每本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我以为这是主要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或者模糊影响，作者对于所要说的问题，在某些点上，自己并不甚清楚。读时，三五人为一组，逐章逐节加以讨论，有两至三个月，也就可能读通了。要联系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革命和经济建设去读这两本书，使自己获得一个清醒的头脑，以利指导我们伟大的经济工作。现在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有可能给以澄清。有些号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同志，在最近几个月内，就是如此。……现在需要读书和辩论，以期对一切同志有益。
为此目的，我建议你们读这两本书。将来有时间，可以再读一本，就是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乡级同志如有兴趣，也可以读。大跃迸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同志们觉得如何呢？
如此广泛的号召，而且希望各级干部“用心读三遍，随读随想，加以分析”。推重不可谓不高，期望不可谓不深。
10天以后，毛泽东写情给陈怕达，让陈怕达和张春桥等尽早去河南卫星公社就人民公社问题作调查研究，特地叮嘱：去河南时，请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书带几本去，你们调查团几个人，每人一本，边调查，边读书，白天调查，晚上阅读，有十几天，也就可以读完了。这大概就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吧！
毛泽东对这本书的评价，“一曰很有启发，二曰相当不足”，就前者而言，因为有益于实践，是实践的理论依据，所以他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时期，读这类书最有兴趣”。就后者来看，主要指经典作家们缺少建设共产主义的实践经验，因此，他们的有关论述还是“模糊的”，纯理论的。在他看来，人民公社的实践，就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把理论的逐步变为现实的，把模糊的逐步变为清楚的，把不正确的逐步变为正确的，把没有说到的逐步补充完善起来。这确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毛泽东不迷信经典的探索精神。可惜的是，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样的探索，实践已经证明是走了弯路。到1959年以后，毛泽东便较少提及《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这本书了。
有了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理论依据，有了经典作家对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毛泽东似乎仍嫌不足。他还要在中国历史上找渊源。
1958年，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大概正读到《三国志》。这年，在许多场合，他都向干部们讲起三国历史人物和事件。最使他动情的，当是《三国志》卷八《魏书·张鲁传》了。
《张鲁传》不长，不妨全文引出：
张鲁，字公棋，沛国丰人也。祖父陵，客蜀，学道鸽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遭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陵死，子衡，行其道。衡死，鲁复行之。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中太守苏固。鲁遂袭侈，杀之，夺其众，焉死，子璋代立。以鲁不顺，尽杀鲁母家室。鲁逐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己信，号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皆教以诚信不欺诈，有病自首其过。大部与黄中相似。诸祭酒皆作义舍，如今之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民夷便乐之。雄据巴汉，垂三十年。
1958年12月在武昌召开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三国志》里的《张鲁传》。为帮助与会者阅读，他还于12月7日和10日分别写了两大段批语。稍后，他把12月7日写的批语划去，指示将10日写的批语印在《张鲁传》的前面，一同发给了与会者。
比原文还长的批语，几乎可视为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化运动“纲领”的自白。
（一）他认为张道陵、张衡、张鲁祖孙三代所推行的五斗米道，同当时张角等创立太平道举行起义（即黄巾起义）一样，“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属于中国封建社会中的农民革命起义运动。这种“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上从未停止过。由此，毛泽东再次重申了他的历史观：“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二）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一个重要社会原因是“一穷二白”。穷就要革命，就要造反，从而以不同的方式组织群众，发动群众，建立农民自己的政权。张鲁“雄据巴汉，垂三十年”，即是一例。关于伍代农民起义斗争的性质，毛泽东在12月7日的那个批语里，有很明确和概括的说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这个论述中的观点，在毛泽东此前的有关论述中，尚未见过。毛泽东还特别指出：这只是他的“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 （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这个补充，强调了农民起义“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属性，而这一属性与“最贫苦的群众”是有天然联系的。
（三）从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一现实背景出发，毛泽东读《张鲁传》最为欣赏的，是张鲁五斗米道的“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政治纲领”。在毛泽东看来，汉未至今，尽管情况如天地悬隔，但“一穷二白”的国情则“有某些相似”，五斗米道所体现的“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的理想追求，对我们今天通过大跃进的经济运动方式、人民公社化的社会组织方式来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也是有启发的。应该说，这是毛泽东推荐《张鲁传》最重要的考虑。为此，他在批语里把《张鲁传》里记叙的五斗米道的一些内容，如以道教祭酒为治头 （地方行政长官），置义米肉，置义舍，以神道治病，对犯法有“三原”（原谅教育三次）后才行刑等，同我们今天的一些作法直接联系起来，明显是欣赏的，认为《张鲁传》里说，张鲁采取这些办法，“民夷便乐”，说明“是大受群众欢迎”的。言下之意，不言自明。对这点，毛泽东在划去的12月7日写的批语里，说得更清楚：“这里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兔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六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土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
结论是：“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毛泽东在1958年12月八届六中全会上推荐《张鲁传》，并不是偶然想刻的。同年8月24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人民公社搞公共食堂时，曾说：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出五斗米就有饭吃。传到江西的张天师就变坏了。吃粮食是有规律的，像薛仁贵那样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同年11月3日在郑州同九个省市委书记谈话中，说到供给制时，毛泽东也说：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他不是在整个社会都搞，只在饭铺里头搞。他统治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里有一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这些谈话说明，在当时，毛泽东经常想到张鲁五斗米道里的作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借历史来启发人们认识今天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从而更大胆地创造出新的办法。
4.两本书反思大跃进
毛泽东读书，偏于文史哲。关于经济他读得较少。他也承认过，在这方面自己属于外行。
当然，在延安，他涉猎过二三十年代出的一些经济学译著，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河上肇的《经济学大纲》等。那时，主要是解决革命和战争中的具体问题，这些书在经济方西到底对他有多少影响，很难说。促使毛泽东下决心研读点经济著作，是在大跃进发动，特别是大跃进难以为继的时候。这场运动既然他出面“拴帅”了，他自然应该补上这一课，他也希望党的各级干部都成为经济中的内行。这场运动事实上失败了，他自然也有考虑不周的地方，于是，在经济理论上进行反思，尤为必要。
于是，两本苏联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斯大林晚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科学院经济所主持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50年代未中国领导层中发生了重要影响。从三十年代未开始，苏联科学院就组织经济学家编写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斯大林很重视这一工作。可到1951年该书尚未定稿，他便倡议于11月召开了经济问题讨论会，许多人对这本书的初稿发表了意见。针对这些意见，斯大林于1952年2月至9月间，写了《对于和1951年11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和《答亚历山大·伊里奇·诺特京同志》、《关于德·雅罗申柯同志的错误》、《答阿·符·萨宁娜和符·格·温什尔两同志》三封信。后结集出版，书名就叫《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斯大林的这本书，事实上为《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定了调子。该书于1954年8月出版了第一版，1955年9月，1958年9月又出了第二、第三版。每一版，马列编译局都及时译介过来了。这两本书，按毛泽东说：弄懂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目前还没有别的书，只有这两本。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毛泽东读了许多遍。1958年1月人民出版社出的第三版，经他批注的就有四个本子，这还不包括此前出的第一版和第二版。
1958年以前，即1957年4月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到社会主义有没有矛盾时，就谈到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说：斯大林在一个长的时间内事实上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有乖盾，他在1952年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文章中说到是有矛盾的，说到生产力踉生产关系之间是有矛盾的，没有说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的矛盾，你们大家可以查查他的那本著作。
1958年11月4日下午，在郑州，毛泽东听取工作汇报时，插话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两个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个《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大体看了一下，可以找几十本在这里发一下。我们现在看，跟发表的时候看不同了。发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想这些问题……
11月9日，毛泽东又郑重给从中央到县级四级党委写信，号召读斯大林的这本书。在这期间，他带头阅读，逐章逐段议论。在保留下来的谈话记录里，毛泽东说：
斯大林写的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要好好读，要多读几遍。过去看这本书，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为了我们的事业，结合当前的实际问题，学习经济理论著作，比脱离实际专门读书，要好得多，容易懂。目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花几个月时间，好好组织一下这个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我认为正确的方面是主要的，一、二、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不要轻易否定这本书。书要从头到尾读，要逐章逐节读，并且进行讨论。单看《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指书中《对于和1951年11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一篇文章——引注），不看后边的几封信，有些问题不易了解。
毛泽东还在会上着重向与会者讲解了该书的第一章。明确指出了价值法则、商品生产等问题。
毛泽东后来仍然重视这本书。
1961年6月，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说到：第一次郑州会议，我就在那里讲了斯大林的那一章。什么叫按劳分配？什么叫等价交换？原则赞成，实际反对。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我最近又看了三章。现在讲社会主义经济学，就是斯大林这本小册子。他讲客观规律，第一章就讲客观真理。他把社会科学的这种真理，同自然科学的客观真理并提，你违反了它，就一定要受惩罚。
毛泽东在号召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时，还要求学习苏联科学院经济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社会主义部分。他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除了斯大林这篇跟那本“教科书”以外，成系统的东西还没有。于是，他在1958年11月9日的致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县四级党委委员的信中，建议广大干部有时间可以读读苏联同志们编的那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在1958年11月下旬的武昌会议期间，中央宣传部的内部刊物上登载了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整理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重要修改和补充”材料。毛泽东提议印成会议文件发给到会者。11月21日，他在讲话中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要点，你们看一下。我们这些人，包括我在内，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是什么东西，过去是不管它的。现在我们真正搞起来了，全国也议论纷纷。斯大林的书，我们要看一下。《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也要看，每人发一本，把社会主义部分看一遍。
在12月的八届六中全会上，他进一步指出：郑州会议提出研究斯大林这本书，苏联的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有一本《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大家没有看，要拿出几个月时间，请各省组织一下。为了我们的事业和当前的工作来研究政治经济学，“比平素我们离开实际专门看书要好得多”，“在目前研究这个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1959年的庐山会议初期，毛泽东拟定会议内容的19个问题，头一个问题“读书”，就是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他说：有鉴于去年许多领导同志，县、社干部，对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还不大了解，不懂得经济发展规律，有鉴于现在工作中还有事务主义，所以应当好好读书。我们提倡读书，使这些同志不要像热锅上的蚂蚁，整年整月陷入事务主义，搞得很忙乱，要使他们有时间想想问题。现在这些人都是热锅上的蚂蚁，要把他们拿出来冷一下。去年有了一年的实践，再读书会更好些。
“反右倾”高潮过去后，1959年冬，党中央重新强调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修订第三版）。
1960年1月，在上海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国民经济计划时，毛泽东再次号召领导干部要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且肯定了读书小组的办法。他说：我有一个建议，中央各部门的党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组织起来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先读下半部（社会主义部分）。现在1月差不多还有半个月，还有2月、3月、4月，以第一书记挂帅，组织个读书小组，把它读一遍。读的方法是用批判伪方法，不是教条主义的方法。这么一个建议，如果可行，就这么做。
毛泽东身体力行，率先垂范，于当年10月底来到杭州，住进一个叫汪庄的别墅，还带来一个陪他读书的班子，包括陈伯达、胡绳、田家英、邓力群等党内秀才。在离汪庄不大远的净慈寺背后，有一处南屏山，在树丛怪石、峻壁横坡掩映之下，有一些小楼。这里幽谧宁静，是读书的好地方。每日下午3点左右，毛泽东便乘车来到这里同读书班子座谈讨论。当然，主要是他讲读书心得。参加读书的同志将他的谈话整理成了笔记。
毛泽东当年的秘书林克，也参加了这一读书活动。根据林克日记所载，毛泽东于1959年12月10日在杭州开始读这本书，进度是每天边读边议10页左右，少则五页，多则19页，除星期天休息外，从未间断。到2月5日至9日，在广州读完了全书。
党的其他领导人，都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其中，刘少奇和周恩来也组织了专门的班子，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周恩桑，在阅读苏联的这两本经济学著作时，都把兴趣集中在一个社会主义建设不可回避的问题上，即怎样看待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大跃进的失误，除了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及不切实际的指标外，核心问题，恰恰是违背了商品交换和价值规律这样一些基本的经济运作法则。
可以说，长期以来，党中央领导人对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经济学理论方面的重视，比起政治、哲学诸方面来，要薄弱许多。50年代未60年代初读这两本书，多少算是补课。一时间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成为人们乐于谈论的话题和处理经济生产的重要思路。
可是，好景不长。经济运作法则和历史的发展陡然间失之交臂。三年困难刚刚好转，“阶级斗争”的巨网，便逐步罩住了人们的思想。人们迫切要学的理论，逐渐变成了“防修反修”之类。而毛泽东，一方面关注着中苏之间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的论战，一方面畅读中国的“二十四史”……
让人深思，让人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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