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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为什么喜欢孙悟空和 《水浒传》？
1.“猴气”和革命家
1966年7月，毛泽东离开故乡韶山群山环抱的滴水洞，来到林荫密布的武昌东湖，这里很静，此时的北京，一场空前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茶地发动起来。毛泽东冷静地观察着，思考着。他冷静地观察着那位后来折戟沉沙的“朋友”，也冷静地解剖着自己。于是禁不住给江青写了封信，正是在这封信中，他说出自己的性格“以虎气为主，也有猴气”。
“虎气”和“猴气”指的是什么呢？他自己没有明说。
我们当然可以从这两种动物的属性特征上来揣摩。譬如，老虎，使我们想到威风，凶猛，严酷，山中之王的权威。霸气；猴子，使我们想到机灵，好动，敏捷，超兽的精明和应付各种环境的能力。毛泽东当然只是在打比喻，背后主要是指其文化性格上的选择。也就是说，他的虎气似乎大半来自法家，崇尚法、术、势，类似秦始皇那样的雄壮、严厉、庄重、豪放。那“猴气”，则多少源于道家，有者庄一般的即兴随意，浪漫洒脱，不拘成规，在冲突中灵活多变，以退为进，示弱以胜强……。
在中国古代神怪小说《西游记》所描写的诸多人物中，毛泽东最喜爱孙悟空这一艺术形象。他在许多重要的文章、报告以及谈话中，时常信手拈来，用孙悟空的故事来阐述政治、军事和哲学等问题。这些大概是把握毛泽东的内心世界及天赋禀性中“猴气”一面的重要线索。
在毛泽东的眼里，《西游记》的故事主脉，同他所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几乎有着异乎寻常的同构关系。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推倒三座大山这一目标，如同唐僧师徒四人为实现西天取经的目标一样，要经历许许多多的艰难曲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进取者队伍中的各色人等的信仰、意志、毅力、作风、胆识、智慧及其相互关系，都必然要经受九九八十一难的考验。
1938年4月底，在对“抗大”第三期二大队毕业学员的讲话中，毛泽东便用 《西游记》里的人物来阐述他提倡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说：唐僧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经，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吃苦。你们别小看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憎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回来。这是一种朴素踏实的作风，是直得我们取法的。他还同一些干部谈到《西游记》里的人们去西天取经，有坚强的信仰。虽然途中闹了些不团结，但是经过互相帮助，团结起来，终于克服了艰难险阻，战胜了妖魔鬼怪，到西天取了经，成了佛。一位领导同志听后的体会是：主要讲的是不要怕有不同意见，不要怕争论，只要朝着一个目标，团结一致，坚持奋斗，总会成功。
唐僧师徒四人，是靠什么东西凝聚成一个团结整体的呢？1945年5月31日，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谈到翻译工作时，有过别具一格的发挥，他说：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如唐僧取经，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才回来，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取经回来后就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唐憎不是第一个留学生也是第二个留学生。讲他们的个性也是典型。唐僧、孙猴子、猎八戒、沙僧，他们的个性各个不同；他们那个集团的党性，就是信佛教。
取经的佛教师徒，直通通成了今天共产党提倡的党性和个性相统一的比喻。
孙悟空，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精灵。其个性是多侧面的，就像他那七十二变的神通一样。起初，毛泽东对孙悟空这一形象的借用是外在的客观的，孙悟空这一形象还没有特定的社会价值取向。
1938年5月，在谈到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反包围的斗争时，他说：“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为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者压倒在底下，形成无处逃跑的天罗地网。这丝毫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这里说的是《西游记》第七回“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玉皇大帝清来如来佛镇压大闹天宫的孙悟空的故事。
《西游记》第五十九至六十一回中孙悟空借芭蕉扇的故事。《毛泽东选集》中曾引用过两次。1942年写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一文中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钦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把她战败了”，是说得稍早了一点。孙悟空这一次借的是一把假扇，扇不灭火焰山的火。这以后孙行者费了许多心思力气，化作铁扇公主的丈夫牛魔王的形象去骗取扇子，也没有成功；最后是出动了托塔李天王和哪吒太子，才降服了铁扇公主，借得了宝扇。毛泽东不是要讲这个完整的故事，只是借题发挥，比喻钻进敌人肚千里面去作斗争的方法。全国胜利前夕，在六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他又说：“我们既然允许谈判，就要准备在谈判成功以后许多麻烦事情的到来，就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因为主客之势已变，所以前者以铁扇公主为妖，后者以孙行者为妖，可说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了。
1957年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作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讲话中，谈人要锻炼：“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就更好了。孙悟空不是很厉害的人物吗？人家说是 ‘齐天大圣’呀，还要在八卦炉里头烧一烧。不是讲锻炼吗？”这里引用的就是《西游记》第七回“八卦炉中逃大圣，五行山下定心猿”中的故事。孙悟空就是在这八卦炉里炼就一双“火眼金睛”的。
在同一篇讲话中，还引用了《西游记》第六回“观音赴会问原因，小圣施威降大圣”中的故事：“那大圣趁着机会，滚下山崖，伏在那里又变，变一座土地庙儿：大张着口，似个庙门，牙齿变作门扇，舌头变作菩萨，眼睛变作窗棂。只有尾巴不好收拾，竖在后面，变作一根旗竿。”毛泽东借这个故事来抒发他对知识分子的某种反感：“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识的，这里讲得透底。知识分子把尾巴一翘，比孙行者的尾巴还长。孙行者七十二变，最后把尾巴变成旗杆，那么长。知识分子翘起尾巴可不得了呀！”
孙行者这个计策，却是被二郎神破了的，小说里二郎神说：“我也曾见庙宇，更不曾见一个旗杆竖在后面的。断是这畜主弄喧。”
1953年9月，在批判梁漱溟时，毛泽东把这个故事引述得更完全一些：“孙猴子七十二变，有一个因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杆，结果被杨二郎看出来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就是从那个尾巴看出来的。实际上有这佯一类人，不管他怎样伪装，他的尾巴是藏不住的。”
上述几例，或正面设喻，或反面取譬。对孙悟空这一形象，均只取一点，不计其余，并未对其整个形象作出思想评价。这便仿佛是语言表述中的比喻修辞格的运用，只要比喻与被比喻的事理二者有某一相似点就行了。
大致从50年代中期开始，孙悟空在毛泽东的眼里，越来越有了确定的历史内涵和正面价值。
1954年2月号《人民文学》上发表了著名作家张天翼的长篇论文《（西游记）札记》，认为孙悟空大闹天宫，究竟闹出怎样一个局面，起先连孙悟空也模糊，直到如来佛问起他，他才想到玉帝的尊位——“只教他搬出去，将天宫让与我，便罢了。”可见，即使孙悟空成功了，也不过是把玉皇大帝改姓了孙，就像刘邦、朱元璋之乘农民起义而爬上龙位一样。那是当时的作者们所见到的历史现实，只能如此。于是，在前七回孙悟空造反不成，作者们就只看见这么两条路摆在孙悟空面前：或者是像赤眉、黄巾、黄巢、方腊他们那样，被统治阶级血腥镇压；或者像《水浒传》里所写的宋江那样，接受“招安”。《西游记》写孙悟空走了后一条路。
毛泽东读了这篇文章，表示特别欣赏，并根据该文的一个重要观点，进一步提出：不读第七回以后的章节，不足以总结农民起义的规律和经验教训。于是，孙悟空的大闹天宫似乎与古代的农民起义有了某种对应联系。
既然孙悟空的大闹天宫可以引伸为农民起义造反，用它来比喻现代革命斗争中的共产党，自是顺理成章的了。
最早的比喻，是1945年。那时，毛泽东在重庆谈判，同国民党的许多人物有过接触，他认为国民党是一个政治联合体，有左中右之寸，不能看作铁板一块。为了促进谈判，也要找当权派。有一次，他去见陈立夫，从回忆大革命前期国共合作的情景谈起，然后以孙悟空自喻，批评国民党十年内战的反共政策：“我们上山打游击，是国民党剿逼出来的，是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王皇大帝封他为粥马温，孙悟空不眼气，自己鉴定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让我们做，我们只好扛枪上山了。”
1956年《西南文艺》刊登了一篇题为《试论<西游记>的主题思想》的文章，认为小说是“借神佛妖魔讽刺揶揄当时世态，反映了封建社会的丑恶本质，借孙悟空这个英雄形象，反映了在封建统治者压迫下的中国人民，在阶级斗争中，坚持反抗，在生活斗争中，征服自然，克服困难的伟大的创造能力。”毛泽东读后在这段话下面画了着重线。有的地方还画了两道，表明他是重视这个分析的。作为中国的领袖，在日理万机之余，详读一本地方文艺刊物所载关于古代神话小说的评论文章，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在这里，孙悟空的价值进一步扩展为敢于斗争、勇于进取。
1957年春，毛泽东从北京一路南下，摸情况，作动员，宣传“双百”方针，提倡整风，反对官僚主义。于是，孙悟空又有了新的含义。
4月5日，在杭州召开的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谈到党的领导要允许有不同意见，要开明，不要压制。毛泽东说：“孙悟空到龙王处借一件兵器，兵器那么多，借一件有什么不可以，到后来又不给不行，压也压不服。总之生怕出妖怪，不要怕世界上出妖怪。”在这里，孙悟空虽仍然被称为“妖怪，”但却已是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象征了。
更有意思的是，一个月前，3月8日在北京出发前同文艺界谈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什么都不怕的时候，他告诉人们：孙悟空这个人自然有满厉害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我评价是齐天大圣，而且做来国的群众——猴子们都拥护他，玉皇大帝不公平，只封孙悟空作“粥马温”，所以他就大闹天宫，反官僚主义。
同年5月12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阿尔巴尼亚外宾。不知怎么，话题转向了有关上帝的问题，他随即发挥：中国也有上帝，就是玉皇大帝。他的官僚主义很厉害。两千年前有个最革命的孙猴子反对过他专制。这个猴王虽发生不少困难，像列宁被抓去了一样被玉皇大帝抓了去，后来他又逃了出来，大闹一番。玉皇大帝是很专制的，像蒋介石一样。……帝国主义一定会被打倒。孙行者很多的，就是人民。
对孙悟空的同情与欣赏和盘而出。至此以后，孙悟空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一直是处于下层而又敢于挑战、反抗的英雄形象，是“最革命”的象征！
2，“我们就像孙悟主大同天宫一样，丢掉了天条”
在晚年，毛泽东爱读两本古典小说。一本是《水浒传》，一本是《西游记》。《水浒传》后半部宋江的投降使他惋惜、失望乃至厌恶，革命和造反的真实逻辑，似乎就应该是宋江等各路好汉纷纷上梁山积蓄力量后，像《西游记》前七回中孙悟空那样，不顾一切的把象征反动统治秩序的天宫天条闹得人仰马翻。基于上述思想背景，在毛泽东的视野里， 《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越来越有突出的积极革命的价值，特别是这位大圣在前七回里的洒脱表现，给他以慰藉。于是，晚年，他还将各种版本的《西游记》找到一起，对照着读。1971年11月20日在武汉的一次谈话中还说：“听说胡适把《西游记》八十一回改写了，我也未看，请人找一找《胡适文存》，看有没有八十一回。”
毛泽东喜欢孙悟空，自然还与后者特有的个性相关。
孙悟空这一形象，最典型地体现了浪漫主义斗争精神，他爱憎分明，敢于造反，具有“强者为尊该让我，英雄只此敢争先”，“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这种好挑战、反权威的战斗风采和蔑视规范、洒脱无拘的自由个性。他偷吃玉帝御花园里的仙桃，耍弄各路大仙；为了在生死簿上抹掉自己的名，他敲开地狱的大门；他一个筋斗翻到天边的擎天柱上，还在上面撒了泡尿，以体现自己的自由精神和能耐；他有一个应付困境的手段，拔一根毛，说一声“变”，就有无数个孙悟空前来助战。
1966年7月当毛泽东说自己的性格中“有些猴气”的时候，不知道他的脑海里是不是跳动着孙悟空那活脱脱的形象。如果把“猴气”理解为不满现状，崇尚创造；不拘成规，追求变动；不搬教条，注重灵活；不求刻板庄重，习惯洒脱机趣的话，我想是有些联系的。在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他就坚信，“具体”、“鲜明”和“热烈”是人类社会运动具有革命性和创造性的必要条件。在1920年6月7日给黎锦熙的信中他谈到自己的个性“总难厉行规范的生活”，在晚年，当他作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来剖析自身的“猴气”，显然就不是一个个人的性格问题了，当他多次向人们谈起并称赞孙悟空这一形象的时候，多少透露出他将要在政治上做大文章的基本主题。
1961年，是极不平常的一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中苏之间的论战方酣未息；国际上又掀起一股不小的反华逆流，一时间，黑云压城，寒流翻滚，形势混乱。毛泽东《七律·答郭沫若同志》，就是在这种情势下写的。他在诗中写道“金猴奋起千钩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这里自然是借用孙悟空来比喻坚强的马列主义战士，希望能像“孙大圣”那样，手举革命的“千钧棒”，横扫“帝、修、反”掀起的“妖雾”，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确保社会主义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孙悟空不仅敢作敢为，无“法”无“天”，而且敏捷机灵，既有大勇，又有大智。他在八卦炉中炼就的一双“火眼金睛”，远可见千里之外的云雾变化，近可辨形形色色的妖魔鬼怪。孙悟空智斗、勇斗白骨精，就是一例。这种典型刻画，实际上反映了某种斗争的智慧和经验，它告诉人们，对于那些狡猾多变的吃人的“妖怪”，必须保持警惕，善于识别，而不能粗心大意，受其蒙骗。《西游记》里孙悟空智斗妖魔的故事是很多的。
对孙悟空机智灵活的肯定，也可以从毛泽东对唐僧的批评中得到证实。他认为唐僧的缺点是：“麻痹，警惕性不高，敌人换个花样就不认识了。”
他虽然不同意郭老原侍中“千刀当剐唐僧肉”的激愤之辞，但对唐僧麻痹大意、过分仁慈的糊涂做法，显然是持否定态度的，所以诗里说：“僧是愚氓……”。众所周知，在如何对待妖怪的问题上，唐僧师徒之间是时常闹矛盾的，这里自然是以唐僧的“愚”来衬托孙悟空的“智”。
孙大圣成为反修侍作的主要英雄人物，其内在意蕴在毛泽东 1964年 1月同安娜·露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又有进一步的发挥，他说：同修正主义斗争的转折点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公开信对中国的攻击。“从那时起，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我们丢掉了天条！记住，永远不要把天条看得太重了，我们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又说，在同苏联的这场争论中，“我做的事很少，我只有几首诗。除此之外，我没有其它的个人武器”。
与此同时，毛泽东更严重地关注着国内问题。1964年9月7日在湖南的一次谈话中告诉人们：要斗争。无论中央还是各省，都要提倡下面批评上面。批评的对象已不仅仅是官僚主义的问题，“美猴王”的象征意义也不是泛泛而论的革命者了。1966年3月30日在上海西郊的一次谈话中反复提出：“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这里的孙悟空直通通成了坚持正确路线，坚持继续革命，敢于向党内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打鬼？）的基层群众，特别是红卫兵小将的代名词了。
在高高抡起的金箍棒里面，事实上蕴含着促使造反者勇敢无畏地投入斗争的独特价值观念，即对目的和手段的思考，对善与恶的认识。
《西游记》第二十八回“花果山群妖聚义，黑杉林三藏逢魔”，说到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惹恼了唐僧，把他撵回了花果山。却说那大圣回来后，听说附近有一班人马常常来花果山作乱，屠杀众猴。于是：
大圣吩咐众猴，把那山上的碎石头搬将起来，堆着。教：“小的们，都往洞内藏躲，让老孙作法。”那大圣上山看处，只见那南半边，鼓响锣鸣，门出有千余人马，都架着鹰犬，持着刀枪，奔上他的山来，大圣心中大怒。即捻诀念咒，往那巽地上吸了一口气，吹将去，便是一阵狂风。那碎石乘风乱飞乱舞，可怜把那些千余人马，一个个打得血染尸横。……大圣鼓掌大笑道：“快活！快活！自从归顺唐僧，他每每劝我道：‘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此言果然不差。我跟着他打杀几个妖精，他就怪我行凶，今日来家，却结果了这许多性命。”叫：“众猴，出来！把那死人衣服剥来穿着，马皮剥来做靴，弓箭刀枪拿来操演武艺。”将那杂色旗号折洗，总计做一面彩旗，上写着，“重修花果山，复整水帘洞，齐天大圣”十四字。竖起秆，逐日招魔聚怪，积草屯粮。他的人情又大，手段又高，便去四海龙王借些甘霖仙水，把山清汽了，传栽花种树。逍遥自在，乐业安居不提。
读到这里，毛泽东欣然写下一段批语：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当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言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
留有毛泽东上述批注的这个版本，是光绪辛卯年上海广百宋斋校印的《绘图增像西游记》，全十册。
就小说的具体描写来看，作者在善恶问题上是有矛盾的。师徒四人赴晒天取经，目的是“劝人为善”，“消释灾葱”，获得沸门真谛。为善的宗旨是一致的。唐僧与悟主的分歧，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不同。作者一方面让孙悟空以自己的行动向唐僧佛门善恶观挑战，一方面又让唐僧用“紧箍咒”（其实就是“善”）对孙悟空的行为严加约束。但小说情节给人具体的印象却是，唐僧以善求善，善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却遇重重阻力，寸步难行。不仅不能劝人为善，反而三番五次地险些丢掉自己的性命。可见唐僧的训诫和主张在实践中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基于此，毛泽东把他的思想行为概括为连孔子都极力反对并称之为“德之贼”的“乡愿”人格模式，即不问是非的好好先生的处世哲学，这确实是对唐僧性格的独到之见。毛泽东反对“乡愿”哲学，就是因为它不仅不能鼓舞人们去战斗，而常常使“妖为鬼蜮必成灾”。等于是鼓励那些作恶不轨之徒。与此相反，孙悟空对魔鬼主动出击，以除恶求善，事实上也正是因他的勇敢战斗，才使师徒四人不断向西天行进，接近目的。这是毛泽东称道孙悟空的重要原因。要做现代革命的造反者，就必须树立牢固的斗争观念，同时反叛中庸的“乡愿”的做人道德，因为不破不立，破就是立。毛泽东反感传统观念中那些和谐、不争、守成、世故的内容，他在孙悟空身上看到了对这些观念的挑战和突破，提出了行善除恶一体论。这也反映出毛泽东对善恶问题的本质的一贯看法。“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这样的话他说过多次。他还认为：现在我们把未来想得很美，可是未来到来时，人们会感到不满意，一万年以后社会上还有善恶，无恶即无善。有意思的是，《西游记》里正好提供了理想世界中善恶并存的一个细节。师徒四人好不容易来到极美极善、庄严神圣的西天佛土，却意外地遇到佛祖手下两个大弟子阿摊、迹叶“要人事”（索贿赂）而故意刁难他们的场面。善恶并存的永恒性，自然推导出斗争的永恒性，革命的永恒性。从善恶观上也可看出晚年毛泽东崇尚斗争的一个心理侧面。
毛泽东曾称赞过唐僧那个“党”的团结。晚年，国际共运的分裂和党内斗争的加剧，在他心目中，唐僧的党也发生了质变。1958年4月，在武昌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说：孙行者无法无天，大家为什么不学？猴子反教条主义，戴了金箍咒，就剩了一半了。猪八戒一辈子都是自由的，有点修正主义，动不动就想退党，不过那个党不是一个大党，是第二国际，应该退党。唐僧是怕恩斯坦。
对这样的“党”，孙悟空当然有理由无所顾忌地甩掉金箍咒，“无法无天”地寻那“快活”的事做去。
3.《水浒传》：革命的“教科书”
毛泽东对《水浒传》这部反映农民起义的古典小说的关注，贯串了他的一生。少年时代他爱读爱讲的故事是“水浒”；长征途中打下一座县城，《水浒》是他急于要找到的一部书，以至警卫员给他抱来一尊“水壶”；晚年关于《水浒》的谈话所引起的“风波”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说他身上有一种“《水浒》情结”，当不为过。
毛泽东喜欢《水浒》和对《水浒》意义的评价、引申，是多方面的。1937年在《矛盾论》里对三打祝家庄故事的分析，是从思想方怯角度来看待这部作品的意义。1942年10月，延安平剧院成立不久，毛泽东就曾指示该院根据他的论述创作剧本。1944年7月初，正式成立了《三打祝家庄》创作小组，并从毛泽东那里借来了一百二十回本的《水浒》，构思中又得到齐燕铭的帮助。毛泽东在听取创作汇报时，再次指示：该剧要写好这样三条：第一，要写好梁山主力军；第二，要写好梁山地下军；第三，要写好祝家庄的群众力量。该剧公演后，毛泽东在贺信中称它“很有教育意义”。
1959年12月，为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提醒全党必须重视、发现、认识和解决现实中许多问题时，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又谈到了《三打祝家庄》，他说：问题就是矛盾，要发现、认识、解决，从前讲过 《水浒传》里的“三打祝家庄”，还编了戏。这个戏现在又不唱了，我倒很喜欢。原来就有《探庄》这出戏，把它发展一下，就变成了一打、二打、三打祝家庄。解决第一个矛盾，即道路问题，于是石秀探庄；解决第二个矛盾，分化三庄联盟，孤立祝家庄；解决第三个矛盾，即祝家庄的内部问题，这才有孙立的“投降”，里应外合。头两次失败了，第三次胜利了。这是很好的戏，应该演唱。在毛泽东的进一步发挥中， 《三打》之于解决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又有了新的方法论方面的启发作用。
《水浒》最主要的启发作用，还是在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政策、道路和前途，以及英雄品质的培养诸方面。
梁山英雄令人喜爱之处，是他们一个个敢于斗争，也善于斗争。毛泽东使用过下面三个著名的例子。
谈到中国革命斗争中的战略退却原则时，毛泽东又说：“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气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 ‘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
武松打虎是人们十分熟悉的《水浒传》里的精彩段落。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借这个故事来回答一些人对人民民主专政提出的“你们太刺激了”的问题。在毛泽东看来，“专政”手段确实是“刺激”人的，但它是用来“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不是讲对付任何别的人。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接着，便写道：“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本来，在人们对武松打虎的一般体会中，主要是赞叹武松不畏强敌的勇气和阻力。毛泽东的引用，则更多地发挥这个故事的另一个方面的意义，即人民民主专政之与敌对阶级，就像武松之与老虎的关系一样，是你死我活的，在这样的冲突关系中，老虎要吃人，这是它的本性决定的，这种本性不会因为武松的退让、怯懦或仁慈，而有所改变，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武松凭力打死老虎，就像人民政权对敌对阶级实行不留情的专政一样，无所谓是不是“刺激”对方。
《水浒传》写了不少胆大敢为的英雄好汉，石秀就是其中的一个。其绰号为“拼命三郎”，其实有两个方面的意思，一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豪杰义气，这在他出场时帮助杨雄的行为中即可知道；一是拼着性命做事的勇敢果断，这一点，在第六十二回“劫法场石秀跳楼”中描写得更为淋漓尽致。石秀只身进入北京，打探卢俊义被捕后的情况，不料正遇梁中书下令当天在十字路口斩杀卢俊义，书中接着写道：“石秀在楼窗外看时，十字路口，周回围住法场，十数对刀棒刽子，前排后拥，把卢俊义绑押到楼前跪下。……人丛里一声叫到： ‘午时三刻到了！，”说话就要开刀问斩。这时石秀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要救卢俊义的性命，“就那一声和里，掣着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从楼上跳将下去，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杀死七八十人。石秀终因寡不敌众，复同卢俊义一起被捕。
毛泽东1957年3月在济南和南京有两次讲话，都紧扣一个主题：革命胜利后，党员干部仍要保持过去战争时代的优良作风。毛泽东列举了一些革命热情和革命意志消退的现象，如争名夺利，讲吃讲穿等等。于是引了石秀的例子，说：“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革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一种拼命精神。”意在用石秀把个人性命置之度外的献身精神、“革命精神”，来对照现实中革命意志消退的人，让人警策。
《水浒传》里，正是由这样一些敢打善打的英雄们组成和领导的起义队伍，在统一指挥下能攻善守，采取了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不断打击地主武装和官兵，扩大自己的势力，连续获得了三打祝家庄，踏平曾头市，两赢童贯，三败高俅等一连串辉煌胜利。
更多的时候，毛泽东是根据工作实践的需要，不时地谈起《水浒传》描写的一些工作方式，梁山泊推行的政策，以启迪人们。
在革命战略的设计上，毛泽东始终主张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分别建立一块一块的红色根据地，逐步连成一大块，形成对城市的包围之势。这样，他在井冈山时期读《水浒》这样的作品，也不能说是读着玩儿的了。后来，他还专门从这个角度谈到过这部小说的重要特点。“《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它描写是北宋未年的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当时农民聚义，群雄割据，占据了好多山头，如清风山、桃花山、二龙山等，最后汇集到梁山泊，建立了一支武装，抵抗官军。这支队伍，来自各个山头，但是统帅得好。”革命高潮到来之前，总有一个分散的准备过程，革命力量的壮大，总是从一地一股的星星之火燎原起来的。从革命的整体力量的领导者的角度来看，就必须认识山头，承认山头，照顾山头，最后克服山头，主义。《水浒》似乎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毛泽东在晚年的一次谈话中，总结“革命就是割猪肉”，总一刀一刀的、一块一块的割时，又提起《水浒》的故事。
1938年在一次关于保卫工作的讲话中，毛泽东说，《水浒传》梁山上有军队有政府，也有保卫侦察这些特务工作。一百零八位高级将领中就有做特务工作的。梁山的对面，朱贵开了一个酒店，专门打听消息，然后报告上面。如果有大土豪路过，就派李逵去搞了回来。
1942年11月12日，他在西北局高干会上逐条讲解斯大林关于布尔什维克化的12条，第七条主要谈讲求革命性和灵活性的结合。毛泽东由此谈到统一战线，谈到要善于采取合法的和秘密的斗争策略。他说：“《水浒传》上的祝家庄，两次都打不进去，第三次打进去了，因为搞了木马计。有一批人假装合作打宋江，祝家庄便欢迎得很，相信他们，这是合法的。但这批人暗中准备非法斗争，等到宋江打到了面前，内部就起来暴动。革命没有内部变化是不行的。单单采取合法斗争这一形式也不行。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一打、二打，打不进去，《水浒传》的作者写得非常好，写得完全符合事实。我们对敌人如此，敌人对我们也是如此。”
1945年4月24日，在党的七大会议上，谈到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时，毛泽东又说：“梁山泊也做城市工作，神行太保戴宗就是做城市工作的。祝家庄没有城市工作就打不下来。”在谈到军队要尽可能扩大同党外人士合作时说：“我们有饭大家吃，有敌人大家打，发饱是没有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还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七搞八搞便成了‘正果’。《水浒》里梁山泊就实行了这个政策。他们的内部政治工作相当好，但也有毛病。他们里面有大地主大土豪没有整风，那个卢俊义是逼上去的，是命令主义强迫人家上梁山。因为他不是自愿的，后来还是反革命了。”
《水浒传》写到英雄“排座次”以后，曾有一段“单道梁山泊的好处”，概括了他们的行为模式。即：“千里面朝夕相见，一寸心死生可同。相貌语言，甫北东西虽各别；心情肝胆，忠成信义并无差。”“都一般儿哥弟称呼，不分贵贱”；“皆一样的酒筵欢乐。无问亲疏”。“论秤分金银，换套穿衣服”。至于义军所到之处，“开仓，将粮米赈济满城百姓”，“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纳库公用。其余些小，就便分了”这样的描写，在小说中更是随处可见。这些，无疑真实地融铸了农民阶级在自己的革命中产生的最高要求和理想，这就是平等，政治、经济乃至人格身份上的平等。这是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所可能具有的最革命的思想。我们在考虑封建社会的农民革命的时候，常常会遇到这种思想，虽然它从没有真正实现过，但又的确曾鼓舞过一代又一代的农民起义。其平等的社会理想反映在经济愿望和行为模式上，便是反反复复的“均贫富”、“劫富济贫”。《水浒传》上的描写很多，最典型的，便是晁盖、吴用等七星小聚义，智取生辰纲了。
在民主革命时期，“劫宫济贫”的《水浒》平等模式，无疑是号召和动员人们，特别是贫苦农民参加革命的有效口号。毛泽东带队上井冈山上立下脚跟，提出的一个基本口号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民主革命成功以后，还能不能用这样的模式呢？
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大部分地区刮“共产凤”，在经济生活中，搞“一平二调”，“抽肥补瘦”。为搞重点项目.无偿调拨基层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农村经济核算上，盲目由公社一级统一核算，抹平了不同生产队的收入差异；更明显的是搞公并食堂，名副其实的吃”大锅饭”，等等。这些措施，严重侵犯了劳动人民的切身利益，损害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从1958年底开始，毛泽东就觉察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刮“共产凤”的弊端，并着手纠正。他纠正的思路，除了让干部们读好有关政治经济学的书，搞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等问题外，便是借《水浒传》里“智取生辰纲”等拦路打劫的故事，来说明应该纠正“共产凤”的道理。
1959年3月5日，在郑州中央工作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说：人民公社正在发展，需要支持，要借钱给人民公社办事，不要拦路抢劫，不要用李鬼的办法。你们看《水浒传》上那个李鬼，他叫“剪拂”，讲得好听，剪拂者，就是拦路打劫，明朝人的说法，因为小说是明朝人写的，绿林豪杰叫剪拂。现在绿林豪杰可多啦，都是戏台上不扣衣襟的那种豪杰。你们是不是在内？《打渔杀家》里头的卷毛虎倪荣，混江龙李俊，他们的衣服就是这样的。那时的豪杰打劫，是对付超经济剥削.对付封建地主阶级的。他们的口号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七星聚义，劫取生辰纲，他们有充足理由。给蔡太师祝寿的财礼，就是不义之财，聚义劫取，完全可以，很合情理。大碗吃酒，大块吃肉，酒肉哪里来？我们也搞过，叫打土豪，那叫消费物资，我们罚款，你得拿来……过去打上豪，我们对付的是地主，那是完全正确的，跟宋江一样。现在我们是对付谁呢？我们是对待农民，能许可打幼吗？唯一的办法是等价交换，要出钱购买。
这年夏天，在庐山会议7月23日的长篇讲话中，毛泽东又提出这个问题：宋江设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拿起就走。宋江、晁盖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可以。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财是义财，分不清界限。
在毛泽东看来，时代不同，对象不同，“财”的来源不同，因而“拿起就走”的“打劫”、“剪拂”，就有“义”与“不义”的区分。在封建社会，“对付超经济剥削”得来的不义之财，如梁中书为蔡太师祝寿的财礼，拦路打劫，取之无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把红军时期“打土豪、分田地”，也称为这个意义上的行动。在新社会，情况根本不同。对人民劳动得来的财富，绝不能学梁山好汉那样“拿起就走”。应该说，这个比喻是生动的，这个观点在50年代末期平均主义原则支配经济生活的情况下，是难能可贵的。
毛泽东很懂得农民的心态。1959年2月2日，在郑州召开的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上，他分析1958年刮“共产风”的社会心理基础时，说：“我们国家的贫农总想打中农的主意，历来一有机会就搞平均主义。我们这些人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不大了解。杀了土豪，农民就剥衣服……这主要是因为穷得很。”他估计：“过十年、二十年会变的，他们不穷了。”就眼下来看，他认为：“不剥夺富裕中农，归根到底对劳动人民有利。”
以宋江为首的梁山英雄的起义，最后还是失败了。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去总结他们为什么失败。从1952年到1960年，曾有人三次在报刊上提出宋江是农民革命的叛徒，接受招安是背叛革命，从而引起讨论。但最后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认为他属于起义英雄，受招安反映了农民起义的历史局限、阶级局限以及为国效力的民族意识。到 1964年以后，这方面的文章大多对宋江形象持否定态度，评其为阶级异己分子。《文史哲》1965年第3期上的《对宋江形象分析一点质疑》最有代表性。该文认为：一、宋江是地主阶级出身的刀笔小吏；二、宋江是一个念念不忘招安的投降主义者：三、宋江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不少文章还受到史学界关于太平天国将领事秀成问题讨论的影响，将评价李秀成的基调移用于宋江身上，在评论中突出了阶级分析和立场问题，认为宋江比李秀成更为可恶。
1965年7月，《光明日报》总编室将上述情况以《古典文学界对《水浒传）及宋江形象讨论的若干情况》为题，编入“情况简编”。毛泽东阅读了这份综述材料，并在题目前连画了四个圈，表明他对这些评论是相当重视的，也表明他晚年对《水浒传》的评价同60年代以来古典文学界的讨论也有一定的联系。
更重要的是，对宋江的这种评价，同毛泽东60年代以后所优虑的事情，是那样的吻台。在他看来：革命的真正目的在于取消压迫，改变产生压迫和官僚主义的社会结构，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这一切，不仅没有达到，反而在社会主义土壤上滋生了许多欺压老百姓的大大小小的官僚。毛泽东还注意到，历代革命的悲剧，就在于原来的革命者逐渐消退了革命的感情和意志，最后都在根本上背弃了真正的革命目标。因此，有必要大力提倡“继续革命”。这样，让人们注意到《水浒传》后半部的描写，便是十分必要的了。
这种忧虑，到70年代毛泽东深感来日不多的时候，越来越急迫、深重。
在1973年12月21日接见部队领导的谈话中，他劝人们读古典小说，提出：“《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后来接受了招安。”据晚年一直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回忆，1974年她在武汉读《水浒》时，毛泽东也曾对她说过宋江是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意思都是一样的。
于是，1975年8月14日发表那篇关于《水浒》的著名谈话，便是水到渠成之事了：
《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们都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休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这、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
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
江青、姚文元之流利用毛泽东的谈话搞阴谋活动，自然另当别论。许多人已有著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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