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年忧患
越是执著于瑰丽的理想，对现实也就越发地表示忧患；越是执著于激昂的挑战，在暮年也就越发地体会着悲壮。巨人毛泽东的晚年，笼罩着意味深长的急迫而又充满悲剧的气氛。他对这种气氛的体验，富有个性地表现在他内心世界的情感反映和表达方式上。
在一本明代陈第撰写的《屈宋古音义》上面，毛泽东特地用红蓝两色铅笔圈划了《离骚》中的下列句子：“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攀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代其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忽驰骛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岁月不居，草木零落；生年不与，美人迟暮：任重道远，现实多艰。这虽然是几千年前一位伟大而孤独的诗人对自己命运的感叹，但却不能不唤起毛泽东的共鸣。
其实，毛泽东从来不是单纯的乐观主义者。1958年，当他浮想联翩地欣赏着朝他的理想迈进的“大跃进”和公社化运动的时候，便分明表示：“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每一个人都是忧患与生俱①来。”在毛泽东晚年，这种与生俱来的忧患则染上了特定的含义。从宏观上讲，他担心“党变修”、“国变色”。他一生矢志而执著地追求、信仰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他感到目前国际上100多个共产党，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不多，而中国党内懂得马克思主义的也不多，如果有200个干部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就好了。不唯如此，他甚至感到党内已着着实实滋生出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亲手建造和无数先烈用生命换来的红色江山面临毁于一旦的危险。还有什么事情能象这个问题引发毛泽东的无比忧患呢？
于是，他果断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在73岁高龄开始他人生的最后一博。
他此时的心境，尤如在1966年6月的一首七律诗中所说的，一方面是“青松怒向苍天发”的豪气张扬，一方面是“凭栏静听潇潇雨”的深切沉思。其实，这时的毛泽东已经少了些挑战——战而胜之的高度自信。当他晚年在领袖与群众的关系上陷入了理论理性和实践心态的严重分裂时，他多少感受到现实进程同他的气质、抱负之间的强烈反差，他的内心深处开始被孤独感侵蚀。1966年7月，当亿万群众咏诵着他过去的名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开始造反的时候，他却在给江青的信中感叹：“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伟人的谦逊、舍我其谁的自负气慨和四顾少知音也少对手的悲哀浑然一体了。相隔近十年，在重复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则往往是幼稚可笑之后，他叉加了三个字——“包括我”。他的心境变了。“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凤”，叶剑英元帅50年代写下的这一微妙的诗句，在这个时候似乎颇具启发含义。①
“文革”逐步展开的实践证明，历史并没有按照人们的主观意志来塑造自己。历史的发展至1958年以来最大一次地逾出了毛泽东为其设计的时空轨道。
①《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107—108页。①据范硕在《叶剑英在1976》一书中讲：叶帅晚年，几位同志为编辑他的诗集，曾当面请教“刘亭长”指谁，叶帅不加思索地吐出“毛主席”三个字。
进入多事之秋的70年代，特别是林彪事件的出现，对毛泽东晚年心境的打击之沉重是完全可以想见的。当然，作为在无数斗争风浪中成长起来的巨人和炉人纯青的政治家，毛泽东对这类背叛、篡权乃至谋害之事，看得多了，更何况，早在1966年7月给江青的那封自我解剖的信中，就不无隐忧地表达了对那位“朋友”的看法；在1970年庐山会议以后，也采取了一些应付措施，诸如批陈整风、“扔石头”、“掺沙子”以及南巡游说等等。但是，他长期信赖的“朋友”，竟以这样的惊心动魄的方式为自己的一生划上句号，确实使毛泽东感到震惊。当他在决定是不是打下那架三叉戟坐机的一刹那间，说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句古老而微妙的谚语时，透露出多么复杂和丰富的内心世界啊！他的自信，他对“文化大革命”这件一生倾注心血的两件大事之一的命运的把握，是不是由此而受到了挑战呢？“文革”前夕在一首诗中表达的“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的期望不仅没有成为现实，反倒滋生出更为险怪，更为隐蔽的阴谋家、野心家。在朝着理想迈进的途中，真是无奇不有。
据周世钊先生日记所载，毛泽东晚年写过这样一首诗：“豫章西里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高卧不须窥石境，秋风怒在侍臣颜。”据说，他在吟诵这首诗时，还戏改了一首杜甫的名篇：“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有人问周世钊先生：“侍臣”指的是谁？周说，主席后来把这两个字改了，改成“叛徒”，又把社诗中的“明①妃”改作“林彪”。一方面是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和眷恋，一方面是对“侍臣”般的“朋友”的蔑视和愤慨，这恰好从一个侧面透露出“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的两种情感基调：对江山、对理想、对人民的执著的关注，这就是爱；对现实，对他一生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的“文化大革命”的忧虑。他深切了解到这一事业后继乏人，并凭着他极为敏锐、强健的政治直觉，感受到在一片“文化大革命万岁”的口号声中，有一股深沉有力的潜流在回动。
在他生命的最后一段岁月里，他似乎体会到个人意志和政治斗争所能达到的界限。1972年接见尼克松时，后者说他读了毛的诗词和讲话后，知道毛是一个思想评刻的哲学家，并认为毛的作品“感动了全国，改变了世界”。毛泽东绝不是敷衍地回答：“没有改变世界，只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诗人想象和哲学沉思所能达到的那种境界，那个终极目标，离现实毕竟太远了。
1974年前后，社会上曾流传一首诗，说是毛泽东写给周恩来的：“父母忠贞为国酬，何曾怕断头。如今天下红遍，江山靠谁守？业未竟，身躯倦，鬓已秋；你我忍将夙愿付东流？”忧患残深之外，又添暮年苍凉之情。该词已经证实并非出自毛泽东的手笔，但当时人们信而不疑，广为传抄（笔者当时在农村插队，也抄得此词），多少反映出广大人民群众对毛泽东晚年心境颇趋一致的体会和揣度，反映出广大人民群众同毛泽东一样对祖国的命运表示忧虑和深切关注。或许，正是出于这种“艺术的真实性”，在延安同毛泽东有频繁交往的著名作家舒群，在《毛泽东的故事》这本纪实性很强的小说集中的最后一篇《十二月二十六日》里，引了这首词，以细腻刻划毛泽东度过他最后一个生日时的心境。
①引自计小为：《评舒群的〈毛泽东的故事〉》，《文艺理论与批评》1990年第3期。
毛泽东强烈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生命界限。进入70年代以后，他多次谈起自己要去见马克思见上帝了。“我今年82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上①帝请我喝烧酒。”虽机趣如昔，但一代伟人从未有过的悲凉毕竟溢于言表。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借厘信的《枯树赋》来表达自己这方面的心境。他让工作人员找出这首赋念给他听，他静静地听着。接着，他猛然间声音微弱地苦吟起来：“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至如白鹿贞松，青牛文样，根柢盘魄，山崖表里，桂何享而销亡？桐何为而半死？……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神志的极度清醒，脑细胞的极度活跃，与躯体的衰老形成了极大的矛盾，造成悲凉情感。庾信的《枯树赋》抒发的是英雄暮年的凄凉情感，反映的是一种在自然规律面前无可奈何的失落心态。
是的，他疲倦了。从1963年3月到1971年冬，毛泽东对他的全部诗稿重新看过数次，对有些诗词作过多次修改。每次修改都是由吴旭君作记录，等毛泽东反复推敲将字句确定后，毛泽东再亲自改到手稿上。1973年冬，他叫吴旭君把卷宗里的全部诗词用毛笔都抄写一遍。抄完第一遍，毛泽东核对，对其中有的诗词又再作修改。核对《贺新郎·读史》一词时，他的手稿是“为问何时猜得？”吴旭君特意问：是“为”还是“如”？毛泽东说：是“如”不是“为”。吴请毛泽东在于稿上改一改，毛泽东说：“不要改了，随它去。”词的下阙有一句”盗跖庄跻流誉后”，毛泽东叫吴旭君在盗字上加引号，即“盗”。吴旭君又请毛泽东在他的手稿上也改一下，毛泽东又说：“不要麻①烦了，就这样。”一个伟大的诗人，十年推敲不肯“随它去”，不厌其烦。现在却“随它去”、“不要麻烦了”！他太疲倦了！握笔，对他来说已是力不从心之事了。
但是，毛泽东的心里并没有停止歌唱。诗人的心不甘。
生理的进而也是政治实践的生命越是接近极限，似乎反过来更激发他的意志力量；儒家为扶大道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似乎以一种新的形式在他的身上复现。因为他对自己的理想从未发生过丝毫动摇，因为他从来没有也不愿懈怠自己肩负的神圣使命。英雄的暮年，只有鲜红的颜色和激烈的风暴才使他变得年轻。于是，他反复要求人们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提倡“反潮流”精神，还有，“八亿人民，不斗行吗？”……。1974年10月，诗人袁水拍在给江青的信中谈及对毛泽东“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波仍从容”诗句的理解，说不知是“松”从容，还是“云”从容。毛泽东在答复中毫不犹豫地说：“是云从容。我喜欢乱云。”他总是焦渴地期待着激烈的场面。1973年，早年新民学会会员李振翩夫妇从美国来大陆，拜见毛泽东。出于医生的职业习惯，李希望毛泽东减少读书量。毛说自己已经不看书了，但他不相信自己的视力真的已经不行，随即让工作人员从旁边拿一本草书帖过来，准备念下去。开了过头，他终究没有读下去。李先是请他戴眼镜看，他说不，李又把话岔开，但毛依然专注于这本草书帖。终于，他看出这是明代书画家董其昌学怀素的几笔草书。这看起来是小事，却深深地反映出毛泽东的性格——绝不服输，相信自己的意志力；永远挑战，包括向自然的生理规律挑战！
于是，悲凉沉雄的南宋词伴随他度过最后的岁月，特别是南宋一批慷慨
①1975年4月18日会见金日成的谈话。①海鲁德等编著：《生活中的毛泽东》第316—317页。华龄出版社1989年版。
悲歌的爱国词人的作品集，如辛弃疾的《稼轩长短句》，张孝祥的《于湖集》，张元斡的《归来集》，洪皓的《鄱阳集》，及以陆游、陈亮的作品，他都指名要过和读过。据1975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同志记叙，他时常神情严肃，拍桌击节地高声吟诵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岳飞的《满江红·怒发①冲冠》、张元斡的《贺新郎·送胡邦制赴新州》。这类作品中“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危楼还望，叹此意，古今几人曾会？”“底事昆仑倾砥柱，丸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孤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易老悲难诉。”等等。反复表达的，都是英雄们那种“把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济世壮志。
昔日那金戈铁马、叱咤风云的战斗岁月已不能再现。无人会，悲难诉，既是英雄超越现实群体心态的孤独，也是面对不可企及的“无意”（历史理想？）所发出困惑难问的悲怅。这些爱国词人词作固然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和主题：山河分离——河山统一。但对毛泽东咀嚼南宋词味所产生的共鸣心态，也不必过于坐实地解释为毛泽东晚年眼看台湾尚未回归，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祖国未能统一的悲患。70年代的中国政局，许多事情是违逆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初衷的。眼看来日不多，“天意”难违，业未竟，鬓已秋。特别是这类作品中描绘的那种“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岁硅旗拥万夫”激动人心的，他也确曾亲历过的场面，更唤起这位历史巨人比眼看祖国最终没有完全统一深层广阔得多的忧患。我们不难体会，1976年春节，观看电影《难忘的战斗》，看到共和国诞生之前那遥远的波澜壮阔的斗争，看到解放军入城时受到人民群众的无比热烈的欢迎时，他为什么会泪如泉涌，泣不成声。散开来讲，充满诗情的历史巨人，是无法填平那理想与现实，主观与客观、过去与未来的鸿沟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毛泽东晚年偏好南宋的悲雄之词，折射出他内心世界陷入一种永恒的无法解脱的遗憾。①
“冲决网罗，即是未尝冲决网罗。循环无端，道通为一”。真正雄居在历史基点上的伟大革命家，是既不能超越现实，又不能放弃未来的革命家。而只有这样的革命家，才是既属于过去，又启示未来。
①杨建业：《在毛主席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获》。①谭嗣同：《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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