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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论文·索志
“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是由孟子提出并被历代诗歌评论家奉为皋圭的批评方法。其原话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①世也”，“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意思是，研读一部诗作，不能不了解作者的背景及其为人；体会作品意蕴，不能停留在表层的辞句文采，要把握作者的本来意图。
毛泽东继承和发挥了这一批评传统。
批评方法是在诗学观念的基础上形成的。无论是知人论世还是以意逆志，事实上都是从“诗言志”这一最根本的诗学传统中引伸出来的。毛泽东也从根本上接受了这一观念。1945年9月在重庆谈判时，诗人徐迟向他请教怎样作诗，并清他题词。旁边有人说，待应当为人民服务。毛没有做声，随即驰毫聚墨，写下“诗言志”相赠。50年代应《诗刊》社之请，也题了这三个字。扩而言之，这是毛泽东对文学创作同作者的主观世界之间的联系的一个基本认识。他曾这样谈到：司马迁的《史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都不是因为稿费、版税才写的。《红楼梦》、《水浒》也不是因为稿费、版
①税才写的。这些人是因为有一肚子火才写的，还有《诗经》等等。在大多数情况下，毛泽东都是把诗歌作为创作者意志的表达方式，认为诗品出于人品。他虽然也细心体味作品的“诗味”，但他心目中的诗味，主要的还是“人味”。下面这两个例子可充分说明毛泽东的诗学观与批评方法的高度统一。
梅白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谈到，1959年7月14日，毛泽东在庐山住处同王任重、刘建勋和他三人谈话时，念起明代杨继盛（号椒山）两句诗：“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接着一路发挥：这是椒山先生的名句，我从年轻时候就喜欢这两句，并照此去做。这几十年的体会是：前一句难就难在“遇事”这两个字上，即有时能虚怀，有时并不怎么虚怀。第二句难在“察”字上面。察，不是一般的察言观色，而是虚心体察，这样才能从群言中吸取智慧力量。诗言志，椒山先生有此志，乃有此诗，这一点并无惊天动地之处，但从平易见精深。这样的诗，才是中国格律诗中的精品。唐人诗曰：“邑有流亡愧俸钱”，这寥寥七字，写出古代清官的胸怀，也写出了中国古②代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写诗，就要写出自己的胸怀和情操。与此相反，西晋的大文人郭象，颇有才理，听其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他常闲居以文论自娱，自谓信奉老、庄。后攀附权贵，势熏内外，一改其淡泊素论。他虽著文丰富，但曾以其名势掠人之作。毛泽东据此鄙薄其人品，说：“郭象无行。”③《诗经》，是中国诗史上第一座高峰。传为孔子编辑，历代注家不绝如缕。毛泽东对此曾有评说，司马迁对《诗经》评价很高，说是三百篇皆古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大部分是风诗，是老百姓的民歌。老百姓也是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心里没有气，他写诗？“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尸位素餐”就是从这
①《孟子》“万章下”、“万章上”。①1958年10月5日在天津的一次谈话。②董志英编：《屯泽东铁事》第248页，昆仑出版社1989年3月版。③读《晋书·郭象传》批语。
里来的。这是怨天，反对统治者的诗。孔夫子也相当民主，男女恋爱的诗他也收。朱熹注为淫奔之诗。其实有的是，有的不是，是借男女写君臣。五代①十国时蜀国的韦庄，有一首少年之作，叫《秦妇吟》，是怀念君玉的。毛泽东这段评论，值得注意的有两点。第一，孔子评诗三百，说“一言以蔽之，思无邪”。认为这些诗作“怨而不怒”，温柔敦厚，既有美刺之效，又合圣教礼仪。这大概是孔子编辑并推崇《诗经》的初衷和标准。司马迁则不作如是观。他认为《诗经》作者的创作是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住事、思来者，作诗明志，抒愤言情，以通其道。毛泽东明显赞同司马迁的说法，用“心里没有气，他写诗？”来发挥司马的“发愤”说。这就把“诗言志”的含义引向怨天泄愤，把“恩无邪”的怨而不怒引向“反对统治者”。第二，《诗经》中却有不少男女欢爱之作，毛泽东试图不以文害辞、以辞害志，力求从大量比兴形象中切入其实质内容：借男女写君臣。至于《诗经》中的男女之作以及韦庄的《秦妇吟》是不是有这方面的特殊指意，在批评史上是有争议的。但象朱熹那样视为淫奔之诗，则明显是基于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学家立场，断难说是客观评价。从《诗经》以后的诗歌创作来看，也确实存在着一个借男女写君臣的比喻模式。
南朝未齐时代的谢灵运，因创作大量山水诗，并拓展其意境而在文学史上有特殊地位，被视为山水诗传统的开山之祖。古来论者，也较集中在这点上进行评价。毛泽东爱读谢诗，也注重谢灵运其人。在《南史》列传九中，他仔细圈点了有关谢灵运及其家族的记载。作为氏族子弟，谢灵运自幼袭封康乐公，政治上“自谓才能宜参权要”，但终未被宋室委以军国要职，于是“常怀愤怨”、纵情山水。后被告谋反，“遂有逆志”，被杀。正是基于对待人生平处境及志向的了解，毛泽东在其《登池上楼》这首山水诗的经典之作里，看出了谢灵运潜在的，难以摆脱的矛盾。写下独具见识的批注：“通篇矛盾。‘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见矛盾所在。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中。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接着，又引用《宋书·谢灵运传》中记载的谢灵运在临川内史任上被逮捕时写下的四句诗：“韩亡子房奋，奏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说这是“造反的檄文”。虽寥寥百字，但对谢灵运的创作心理的刻划却入木三分。
谢灵运的山水诗，并非纯粹客观临写之作，而是寄情山水，借山水抒怀抱。毛泽东读谢诗，也非偶尔才循辞索志。其《岁暮》是情景交融的一首名作（如“明月照积雪，朔风劲且哀”），毛泽东读此诗时，每句都划了圈，有的还加了三个圈。另一首《斋中读书》往直吐露胸怀，毛泽东也是逐句圈划。在“既笑沮溺苦，又晒子云阁。执戟亦以疲，耕嫁岂云乐。万事难并欢，达生幸可托”诸句末，都划了三个圈，关注其辞句背后的底蕴。
如果说毛泽东知人论世，挖掘谢灵运诗歌的内在矛盾，采用的是客观分析的态度，那么，他对初唐四杰之首王勃的评价，则明显倾注了自己的思想感情！尽管二者都是郁郁不得志而发为诗文。毛泽东谙熟王勃的人生遭际，说他“作过英（沛）王李贤的幕僚，官‘修撰’，被高字李治勒令驱逐，因为他为英王的斗鸡写了一篇檄某王斗鸡的文章。在虢州，因犯法，被判死，遇赦得免。”他推崇王勃的才华和文风，称其“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
①1964年8月18日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
①他读《新唐书·王勃传》，在“勃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时人谓勃为腹稿’”诸句下，用红铅笔划下着重线，表明对其构思过程和创作才华的注意。毛泽东更同情王勃的命运，并把其命运同为文气质联系起来，说“这个人一生倒霉，到处受惩，在虢州几乎死掉一条命。所以他的为文，光昌流丽之外，还有牢骚满腹一方。”②毛泽东喜爱的《秋日登膝王阁饯别序》，便集中体现了王勃为文风格，即光昌流丽与牢骚满腹的揉合：“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怀帝阍而不见，奉宣室以何年？嗟乎！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怀才不遇，遭际危艰的苦闷，跃然纸上。毛泽东把为人与为文、天生的气质素养和现实的社会经历统一起来评价，实为知人知诗之谈。
毛泽东的评论还没有结束。他从王勃的早夭及其出众的才华和出色的文学成就进一步引发开去，联想起文学史上同类作家的命运：“以一个28岁的人，写了16卷诗文作品，与玉逸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30几岁，王逸死时24岁。
③还有李贺死时27，夏完淳死时17，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这一由此及彼的发挥，事实上牵出了王勃的命运及其创作在文学史上的普遍意义，毛泽东诗文批评的价值取向也展露无遗。
罗隐是晚唐很有才气，因写《谗书》触犯权贵，一生不得志的诗人。毛洋东藏书中有两本罗隐的集子：《罗昭谏集》和《甲乙集》。据统计，毛亲手在上面圈划过的诗作便有91首。其中《嘲钟陵妓云英》云：“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毛泽东十分同情作者自比妓女的遭际，在旁批注：“十上下中第”，即罗隐十次考进士十次落考。于是，他对罗隐的名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有着深深的理解。在读《南史》卷七梁本记时，对梁武帝这位创于己、亡于己的悲剧性皇帝，毛泽东便用罗隐这两句来作为批注。更使毛泽东同情的是，罗隐不仅仅是一个有才气的诗人，他以英雄自喻的抱负也非一般的书生之论。毛泽东从《通鉴纪事本末》第220卷中读到罗隐在一次战争中向镇海、镇东节度使钱缪献策一事，便十分赏识地①批注：“昭谏亦有军谋”。
关于杜甫、白居易这两庸代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毛泽东论及不多。我们知道，这与他们作品的风格不甚投和毛泽东的欣赏趣味有关。但这并不等于他不注重杜、白诗歌中的积极精神。毛泽东说过“杜甫是站在小地主阶级②立场上的人”，同时又认为他的诗是“政治诗”。前一个评价，或许是基于杜甫自称“致君尧舞上，再使风俗淳”的为人理想。但正是由于这种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使他在“穷年忧黎元”的思想指导下，写出《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北征》等作品系列，构成了当时社会从君③王到百姓的政治历史。杜诗中，毛泽东尤爱《北征》。有其情，方有其诗。杜甫、白居易这类杰出的现实上义诗人有一个共同点：描绘真实的社会世相，关心民生疾苦。从而在一些方面同下层人民有感情上的共鸣。毛泽东在读白居易的《琵琶行》时，就曾别具一格地批注，“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这个评价表明，毛泽东在进入作者的内心世界来体会作品的主题倾向的同时，还以作者是否以平等的心情描绘作品中的弱者形象来决定自己对作家作品的看法！这就是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而采取不同的态度”。
①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批注。②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批注。③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批注。①该卷记述，钱镠与黄巢所属孙儒旧部作战时，在杭州修筑城垒，“谓僚佐曰，‘十步一楼，可以为固矣。’
掌会记罗隐曰：‘楼不若皆内向’。至是，人以隐言为验。”②何其芳：《毛泽东之歌》。
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批评方法，不仅有益于对作者及其作品作出客观评价，而且在作者及其作品的微观细节分析上也有突出优势。当然，要用之得当，更需周密的逻辑和精细的研究精神。在这方面，毛泽东同样有堪称典范的批评实践，留下了一些考证文字。
关于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和著名的《滕王阁序》的写作时间，毛泽东写道：《秋日……序》“是去交趾路上作的，地在淮南，或是寿州，或是江都。时在上元二年，勃年应有二十三、四了。他到南昌作《腾王阁诗序》说，‘等终军之弱冠’。弱冠据《曲礼》，是24岁。勃死于去交路上的海中，《旧唐书》说年28，《新唐书》说29，在淮南、南昌作序时，应是二十四五六，《王子安集》（子安为王勃的字——引往）百分之九十的诗文，都是在北方——绎州、长安、四川之梓州一带，河南之虢州。在南方作的只有少数几首，淮南、南昌、广州三地而已。广州较多，亦只数首。交路一首也无，可见他并未到达交趾（安南）就翻船死在海里了。”由此，毛泽东认为，“有人根据《唐摭言》、《太平广记》二书断定：在南昌作序
①“时年13岁、或14岁”，是不准确的。这段考证文字是毛泽东读作品时兴之所至写的批注，足见其惊人的记忆和平时博读的功底。一路叙述，对王勃的行年踪迹和创作历程作了基本概括。透露出一种近于职业的研究精神。
为了弄清贺知章《回乡偶书》中“儿童相见不相识”一句中“儿童”是否是贺的后代，贺知章在外居官，中年丧妻后有否再娶，以及当时官吏可否带家眷，毛泽东专门花工夫翻阅了《全唐诗话》、《唐书·文苑·贺知章传》等，特写一封信将自己的观点告诉对此尚有误解的同志。他说：贺知章“从长安辞归会稽（绍兴），年已八十六岁，可能妻已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了。‘儿童相见不相识’，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的孙儿女或曾孙儿女，或第四代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贺知章在长安做了数十年太子宾客等官，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他曾推荐李白于明皇，可见彼此惬洽。在长安几十年，不会没有眷属。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屏弃眷属。但一个九十多岁象齐白石这样高年的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他是诗人，又是书家（他的草书《孝经》，至今犹存）。他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不是一个请教徒式的人物。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
③参见邵华：《山不厌高，水不厌深》，《新华文摘》1984年第1期。①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批语。
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信未又说：复寻其他史书，“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①纯是臆测，毫无确据。”这篇文字，从贺知章的官职及其与君王的关系，从他的年龄，从他的性格气质，从作者所处时代的一般惯例，从有关史料的记载，层层分析、推论，实属有理有据。所论证虽是理解一处诗句的小事，但已尽见其批评态度之严谨、批评方法之严密矣。
在一本《唐诗别裁集》里，毛泽东在中唐诗人刘禹锡的名字上面用红笔划着一个大圈。对其《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一诗用红、黑两色笔迹作了圈划批注。该诗为：“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二年弃置身。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编者在注解中说，“沉舟二语，见人事不齐，造化亦无如之何悟得此旨，终身无不平之心矣。”毛泽东认为评者并未弄清这两句诗的思想实质，批注道：“此种解释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因为从全诗以及刘禹锡一贯的世界观和人生哲学（如“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一类自信自豪的气魄）来看，作者在这两句中所表达的，主要是一种世界总是向前发展的积极进取的思想观念。毛泽东还曾论及刘禹锡是发展了柳宗元
②的唯物主义思想的诗人。编者把“沉舟”二句理解为一种在命运面前无能为力，无所进取的消极人生观，很难说不是脱离作者的唯物主义思想和政治上的硬骨头精神的一种误解。
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批评，说到底，就是文学创作的主体批评。这个主体，就是作者的人格、志向、思想、情操、经历、命运等等。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批评家本身也是一个主体。批评活动不是纯客观的研究活动，而是两个主体的对话和交流。批评主体不仅在批评活动中发挥着作用，而且通过对创作者的态度，通过批评角度的选择，通过批评结论的确定和引伸，在不断地展示着自己的内心世界，不断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倾向，不断地披露自己的文学观念。
毛泽东在评论王勃时说：“由王勃在南昌时的年龄的争论，想及一大堆，实在是想把这一大堆吐出来”，毛泽东吐了什么呢？“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于的。”这些人为什么有如此令人敬佩的聪明智慧和创造才能呢？毛泽东的结论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这显然已经把他对古代遭受不平的诗人的同情，升华为对创作主体的理论认识、直接沟通于文艺传统中的一个很普遍的诗学观念：“不平则鸣”，“诗穷而后工”。而且，也超出了一般的文艺问题，扩展为对整个历史文化发展和创造规律的认识，并提出，“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
与此相应，基于作者的社会地位和命运决定其创作力的观点，毛泽东对作者的学历、学问在创作中的地位作用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他多次强调，古代的大作家大诗人大多不是进士出身，他排列了许多作家、诗人来印证他的这一观点，有一次还把杜甫算了进去。在读《新唐书·卢纶传》时，还从卢纶的命运的记载联想到他所属的唐代有名的诗歌流派“大历十才子”的共同出身，批注说，“十子只钱起为进士”。他时常津津乐道历史上一些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根本不识字的人的诗歌创作。他讲起，梁武帝时的陈庆之，一字不识，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还有梁朝大将军曹景宗，打了仗回来做诗：“出师儿女悲，归来前鼓竞；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斛律金《敕勒川》：“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弟535—536页。②《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第258页。
①这也是个一字不识的人。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但毛泽东确实相信，真学问一入太庙，便为牺牲；诗人作家一旦以精神贵族自居，便丧失艺术嗅觉，也没了诗的灵魂和本色。艺术的真正源泉，在底层的实践者。他感慨历史上不少有名的诗人都是进上出身，提出“能不能不是文人当文学家”的问题。②由此不难发现毛泽东一个牢而又牢的文学创作观念：真正有创造力和才智的人，总是处于逆境的人。文学作品既然是主体情志的对象化，也只有那些身处不平心里有火气的人，才能创作出具有艺术渗透力量的优秀之作。诗言志，没有理想，没有磨难，没有对不合理现实的真切感受，便没有真情大志的佳作。这一观念进一步渗透到他的欣赏情趣之中。于是，他情之所钟，特别瞩目寓意，或密加圈点和批注的，便是那些遭受环境压抑不得志的诗人诗作：屈原、贾谊、王粲、谢灵运、王勃、李自、李贺、罗隐……，展读这些老去千年的诗人诗作，毛泽东是倾听，是感叹，是对话，还是在倾诉那不平之呜，怨悱之声？
面对悠悠千古的不平之事，只能情深意长地“惜乎”，但作为当代中国的最高领袖和卓越导师，当他把眼光投向他自己的时代时，便十分自然地把这种情感立场化为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思想和行为，对受压的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保护和拯救的角色，并认为现实中的人们，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对这个“值得深深地想一想”的问题，并没有想通，甚或就没有想。于是，毛泽东不得不一再提倡和宣传他的主张：”青年人要胜过老年人，学问少的人
①可以打倒学问多的人”。50年代未，他曾批艾敦请中央工交各部门收集材料：“编印一本近三百年来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科学、技术发明家的通伦小传（小册子）。看一看是否能够证明大部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他坚信，“‘卞和献璞，两刚其足’，‘函关月落听鸡度’，出于鸡鸣狗盗之辈，自古已然，于今为烈。”②
①李锐：《庐山会议纪实》第169页。②1964年12月26日在人民大会堂同陈永贵、邢燕子的谈话。①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讲话。②1958年5月18日的一个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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