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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历史沉思——毛泽东与古典小说“修辞艺术”与“史贵于文”
毛泽东少年时代最喜欢并留下深刻印象的读物，是描写英雄好汉的古典小说；他生前要的最后一本书，是宋代的笔记小说《容斋随笔》，时间是1976年8月26日；他在世时的最后一场文化批判运动，是由他的谈话引起的大规模的“评《水浒》”。自然没有必要在这偶然的时间联系上寻出什么特殊的意味，但对古典小说的喜好和对其意义的不断“发现”，毕竟伴随了他的整整一生。
要说古典小说在毛泽东心目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有两件事或可体会。在井冈山那段根本不是欣赏小说的艰苦斗争的岁月里，他特意到土豪家里寻找《三国演义》。几年后，他还给人们遗憾他讲起农民告诉他“没有了！没
①有了！昨天共产了”的情形。（土地革命时期，一些教条主义者曾嘲讽毛泽东的军事路线是“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术”。）1938年10月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开玩笑地对贺龙和徐海东两位赫赫有名的将领说：中国三部小说，《三国演义》、《水俯传》、《红楼梦》，谁不看完这三部小说，谁就不算中国人。”①
中国古典小说，文言成熟于唐代，白话成熟于明代。“小说”这一称谓，被正史大家说成是源自先秦的“杂家”者流。一个“杂”字，便轻飘飘地把它排除在经史子集的文化殿堂门外，被世人目为消愁解闷的“闲书”。正统的文人士大夫自然不屑以为，只有那些落魄不得志的才子们才去营构。小说的“翻身”，是“五四”新文学运动才开始的。
这与古典小说的内容和形式有关。它既为杂家之言，自然较少去“宗经”、“载道”、“征圣”，去言修治齐平者们的“雅洁”情志，而是用“摆龙门阵”的方式去讲述些野史趣闻和怪异之事。于是在流插之间，渐渐成为大众百姓的文化娱乐形式，更多地反映他们的生存状态，情感愿望和价值取向。故著名的古典小说，除《红楼梦》以外，大多是源自民间的创造，与上层的雅文化分流，对正统者来说自然有些碍眼。就其美学形式而言，传统文艺样式，多属于表意和表现型，唯小说重写实，重描绘，这也是祖通文墨的人喜欢阅读，不识一字的人喜欢听讲的重要原因。由此而造就特殊的艺术效果：塑造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真实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本来风貌。
毛泽东终生喜欢古典小说，推崇它的地位，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位农家出身的革命领袖的文化性格。作为政治家，他同古典小说的联系，大体有这样两个方面：
1.通俗文学式的领导风格
作为政治和思想领袖，毛泽东天然地成为革命的宣传家，鼓动家。他在古典小说方面的深厚素养，使他非常喜欢并驾轻就熟地用一些典型的形象和故事，把自己的思想、意志、策略，通俗地传播给他的战友、部下和人民，具有生动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①1938年5月3日对“抗大”三期二大队所作题为《我们对三民主义的态度》的讲话。①《毛泽东提倡读三部中国小说》，《山西日报》1984年1月9日。
古田会议后，为了阐述宣传鼓动重于指派命令，毛泽东给大家讲了《三国演义》中老将黄忠大败夏侯渊的故事：“黄忠本来年迈、体衰，很难取胜夏侯渊。可是诸葛亮使用了‘激将法’，把黄忠的勇气鼓动起来了。于是黄忠表示：如不斩夏侯渊于马下，提头来见。结果，黄忠果然杀了夏侯渊。”①1938年4月底，在对“抗大”第三期二大队毕业学员的讲话中，毛泽东用《西游记》里的人物来阐述他提倡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他说：庙僧一心一意去西大取经，遭受九九八十一难，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坚定不移的。孙猴子很灵活很机动。猪八戒有许多缺点，但有一个优点，就是吃苦。你们别小看那匹小白龙马，它不图名，不为利，埋头苦干，把唐僧一直驮到西天，把经取回来。这是一种朴②素踏实的作风，是值得我们取法的。他还同一些干部谈到，《西游记》里的人们去西天取经，有坚强的信仰。虽然途中闹了点不团结，但是经过互相帮助，团结起来，终于克服了艰难险阻，战胜了妖魔鬼怪，到西天取了经，成了佛。一位领导同志听后的体会是：主要讲的是不要怕有不同意见，不要怕争论，只要朝着一个目标，团结一致，坚持奋斗，总会成功。③
1944年10月25日在延安中央党校做报告，谈到审干问题时，毛泽东说：张飞在古城相会时，怀疑关云长，是有很高度的原则性。关羽形式上是投降了曹操，封了寿亭侯，帮曹操杀了颜良、文丑，你又回来竟究是干什么来了？我们一定要有严肃性、原则性。当然过人是要不得的，所以去年抢救运动，十几天，我们马上就停下来了。
1953年6月3日，在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的讲话中，为了向人们说明必须重视青年干部的培养和提拔，毛泽东说：《三国演义》中曹操率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共青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这行吗？
1963年9月28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谈到国际形势时说：我总相信《红楼梦》的作者借小说人物的口说的一句话，“大有大的难处。”这句话把刘姥姥吓得冷了半截。现在美苏西国确实很困难，他们到处碰钉子。不要忘记这一点。也是《红楼梦》写的，冷子兴讲贾府衰败下来了，贾雨村不信，说我到荣国府街上看过，还不错。冷子兴便说，亏你还是进士出身，原来不通。古人有言，“百足之虫，死而未僵”，死了，但是没有倒。
这样的例子很多。伴随着毛泽东在各个时期的政治活动、政治思考。古典小说名著，从场面到对话，从情节到结构，从人物到主题，毛泽东似乎都烂熟于胸，沉淀在他的意识深处，外化为信手拈来便浑然天成的语言素村。他深深懂得这些老少成宜、雅俗共赏的小说事例在思想宣传上的渗透效果。就毛泽东本人而言，其传统的文史知识背景，形象的思维方式，鲜明生动的语言表达习惯，使他同古典小说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赋予他特殊的领导风格。一个曾沉浮于现代中国政坛的人物在海外撰文说：毛泽东是一位中国小说和
①戏剧上的人物。这种简单而武断的理解自无须去辩驳，倒是施拉姆教授由此
①赖传珠，《古田会议前后》，《星火燎原》选编之一第16页。②牛克伦：《熔炉》。③薄一波：《回忆片断》，《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①左舜生：《近三十年见闻杂记》，引自施拉姆《毛泽东》第219页，红旗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得出的体会值得重视，他说：毛泽东懂得群众支持的重要以及动员群众的方法，他”带有强烈通俗文学特点的领导风格使他和农民有比较密切的关系”，②“增加了他对大部分人民的吸引力”。
这种吸引力，是毛泽东文化性格特征及其魅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来自在文化背景以及由这种背景延伸出来的看待事物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上，同群众和一般干部的深层沟通。加入革命队伍的绝大多数人，并不懂得高深的学问，不可能深研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时势政治的感知也是直观的朴素的。他们的文化性格大多由具体的生活经验、下层的农民的民俗传统积淀而成。把这样一支队伍升华为高度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队伍，使他们一方面确确实实地感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的政策、理论是代表他们利益的，一方面又要从理性的高度认识到这些政策、理论的马克思主义真理性，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而作为农民出身的革命领袖，作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家，作为把马克思主义通俗化、大众化的宣传家，毛泽东在这方面确实有罕见的才能。量体裁衣，看菜吃饭，到什么山唱什么歌，等等，是他反复谈到的工作方法，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的基本的途径。大量引用古典小说的情节、形象，使他和群众之间体现出文化占有上的平等和文化理解上的共识，使讲的人和听的人都成为一个“我们”，融为一个整体。通俗文学的情节、形象及其语言气氛，对理性逻辑、对严肃宏大的政策课题，有一种特殊的“修饰”效应。“修饰”无疑是一门政治领导艺术。它能把一个或许是“敏感”乃至“剑拔弩张”的问题坦坦然然、轻轻松松地表述出来；它能把一个或许是不易使人们接受的思想、主张、观点，变得让人们容易接受；它能把一个或许在目前说不太透彻或不宜说透彻的问题让人们心领神会地去感知、理解；它能把一个或许因为讲得太多反而容易忽视的一般道理，凝固成人们永远忘不掉的形象和故事！它能把一个或许头绪繁多的复杂问题的精髓提纲挈领地抽剥出来。
毛泽东不仅深谙“修辞”的作用，而且具有独特的和突出的驾驭这门政治艺术的修养才能，并经常有意识地强调和发挥这个问题。他告诫党的干部：怎样锻炼、团结、提高一批新干部，这是一种艺术。作战是艺术，写文章是①艺术，画画是艺术，而团结教育干部也是艺术。在这个意义上，把毛泽东称为以艺术为表达方式的政治家，或以政治为表达方式的艺术家，或许是不过分的。他的素村是实践、政策以及既成的古典文艺作品等等，他的作品是一个共和国，以及几代共产党人，人民群众，其作品的主题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当毛泽东把古典小说作为其“创作”（即宣传教育）的工具、素材的时候，他不是把小说作为既定的文学客体来引用和发挥，他的目的是用以说明他在实践中提出和需要解决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诸如武松打虎之于斗争精神，周瑜挂帅之于干部政策，西天取经之于目标一致，贾府衰败之于美苏困境，刘备取川之于团结地方干部等等。当他如数家珍地谈起这些人物和情节时，他同古典小说的联系是自由的。他不想评小说，也不是从政治角度谈小说，而是借小说喻政治，取其一点，不及其余，把艺术实例从它们所处的作品结构中剥裂出来，从而更方便地以他特有的灵气、敏感和记忆，把小说读活，用活；读出新真理，用出新效果。
②施拉姆著：《毛泽东》第219页。①1942年4月13日在中央学习组上的报告。
这样，同一个小说形象在毛泽东不同场合、不同角度的运用中，常常引伸出不同的含义。孙悟空就是如此。1938年5月，在谈到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包围和反包围的斗争时，他说：我之包围好似如来佛的手掌，它将化为一座横亘宇宙的五行山，把新式孙悟空——法西斯侵略者压倒在底下，形成无处①逃跑的天罗地网。这丝毫不是笑话，而是战争的必然。1942年在谈到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及其积极价值时，毛泽东说：一身臃肿，头重脚轻，不利于作战。对付敌人庞大机构的法子，就是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的法子。铁扇公主虽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把她战②败了。1949年3月，在谈到允许国民党的谈判要求时，又提醒人们：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迸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③策。1953年9月，谈到一些人的阶级本性变不了，伪装也没用，又说：孙悟空72变，有一个困难，就是尾巴不好变。他变成一座庙，把尾巴变作旗杆，④结果被二郎神看出来了。1957年4月5日，谈到党的领导要允许有不同意见，要开明，不要压制，又说：孙悟空到龙王处借一件兵器，兵器那么多，借一件有什么不可以，到后来又不给不行，压也压不服。总之生怕出妖怪，⑤不要怕世界上出妖怪。孙悟空那72变的神通，也真是适应了毛泽东那不拘一格的联想方式。每一个比喻，都抓住和突出了孙悟空的一个特征，一段情节，道来妙趣横生。
我们可以把毛泽东同古典小说的这种联系方式，称之为“小说无定本的比喻”方式（这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这些天才的革命导师的著述中也是屡屡可见的情形）其实，这本来就是文学艺术形象实现其价值的重要方式，是其必然具有的社会效用之一，只是一般文学理论不注意这个问题，把它排斥在“文学”范围之外罢了。如果不把“文学”仅仅理解为“作品”，而看成一种社会活动和过程，那么就应该承认读者、接受者和运用者以各自的角度介入文学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读者对作品的发挥和运用，同作者的创作行为，没有什么两样，都需要引进主体的实践背景和价值导向，都是对社会生活的“反映”和“创造”。如果没有读者的多样性的介入，文学活动并不算最终完成，既成的文学作品也就不可能“活”起来。从这个角度讲，毛泽东根据现实的各种需要来理解、发挥和运用同一部作品，同一个形象，或许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小说“读者”和“批评家”，但却是对小说的内容和功能，颇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接受者和理解者。他的文学活动总是同他的社会实践发生明显的关联。这就合乎逻辑地引出毛洋东与古典小说的第二个联系——
2.把小说当历史读
中国古典小说的创作和批评，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就是“史贵于文”。
从题材选择看，以正史为线索，概括野史杂记和民间传闻，以补史所未尽的讲史平话、历朝演义和笔记小说，是古典小说的基本传统。《三国演义》是其代表。“小说，正史之余”，成为品评古典小说的一个基本概念。从作
①《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441页。838—839页，1326页。②《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441页。838—839页，1326页。③《毛泽东选集》袖珍合订本，第441页。838—839页，1326页。④《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11页。⑤1957年4月5日在杭州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品结构看，除《红楼梦》外，所有的古典小说名著都给重要人物和情节编排出何代何地准确的来历，力求让人情其实。历史演义小说不必说，象《西游记》这样的纯神魔小说，也要搭上实有其人的唐代三藏法师的生世。所有章回小说的开场诗和结场诗，以及《聊斋志异》中的“异史氏曰”，也明显是脱胎于《史记》中的“太史公曰”，属于“以事明理”的史传思路。从小说批评看，评点家们也往往以历史真实和史寸史笔为重要标准，动辄以“班马史法”、“一字褒贬”之类相许。金圣叹为抬高《水浒》价值，便一再拿《史记》作对照。蔡东藩写历朝演义，更是提出“无一事无来历”的创作原则，①认为在这一原则下创作的作品，“功殆不在良史下”。从读者角度看，也大多把小说当通俗的历史来读来听，信而不疑。这就使小说事实上担负了向下层大众普及历史知识和化民成俗的使命。
“史贵于文”的传统，“毛泽东的小说观念无疑有一定影响。可以说，史家兴趣，是他选读古典小说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史家眼光，是他品评古典小说的一个基本角度；史家见识，使他对古典小说的内含和意义常有独特发掘和见解。
这样，在方法上，毛泽东很自然地把古典小说还原到产生它的历史背景上来理解，把它当作形象的历史来读。通过它来知兴亡，鉴得失，明事理，把握历史现象及其规律。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不学点帝王将相，不看古典小说，怎么知道封建主义是什么呢？当作历史材料来学，是有益的。②阅读是理解和批评的前提，小说观念又反过来影响阅读的倾向。毛泽东把小说当历史读的方法，还体现在他对作品的题材选择的倾向上面。除了《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这些名著外，他较为偏爱的便是大量的纪实性很强的历史演义和笔记小说。1937年1月31日专门给李克农一封电信：“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1944年7月28日，在给谢觉哉的信中，特地指点他到范文澜处寻找《明季南北略》及其他明代杂史之类的作品，并说：“《客斋随笔》换一函送上，其他笔记性小说我处还有”。1947年9月12日在给儿子毛岸英的信中又说：“你要看历史小说，明清两朝人写的笔记小说”。范文澜40年代送给他的一部《笔记小说大观》，他一直保存，后来带到了北京。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又特别提到，去年有人给他一套小人书，是说《东周列国志》故事的，从此看小人书就“上瘾”了，一看就看了几百本。由此引起，他又看了一遍《东周列国志》，还劝领导同志们去找一本叫《城濮之战》的小人书仔细看看。新中国成立后，他批注过的笔记小说就有沈廷松的《明人百家小说》、冯梦龙的《智囊》等。
这种阅读旨趣，自然不特别注重小说的虚构境界和对历史生活的改造，而习惯于用历史生活来理解小说内容。故毛泽东读《东周列国志》时，特意①对照《左传》的记载，认为它写得“完全正确”。《智囊》卷十三《捷智部·灵变》描写“书圣”王羲之小时候的一段故事。说他很受大将军王敦喜爱，常与他同床共眠。一日王敦先起，钱风进屋，王敦屏去左右，两人商量逆节谋反之事，都忘了还有个小孩在床上睡觉。此时王羲之已醒，知道若被他们发现他听到了这一机密，必无活理。于是把唾沫抹在脸上和被褥上，假装熟睡。二人议事至半，才想起王羲之还未起床，便大惊曰：“不得不除之”。乃撩开床帐，见王吐唾纵横，才相信他确实熟睡，王的性命也由此保全。毛读至此，批注道：“此事有误，待查”。
①蔡东藩：《清史演义·序》。②1967年10月12日同外宾的谈话。①1961年3月23日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把生活原型同小说的夸张描绘混而为一，不能说是高明的文学批评家和忠实的审美欣赏者的态度和方法，但却是识见深邃的政治家必然经常使用的方法。正是这种阅读方法，往往诱发毛泽东对一些作品作出极富个性的，不同于纯小说批评家思路的体会和观点。这样，毛泽东同古典小说的联系，就是从阅读者自身的需要出发，在作品中寻求启示，以既定的思想水平和历史观点来评价作品所描绘的内容，来印证或阐发他的认识。
譬如，他认为读《三国演义》，既要看它对战争，对外交的描写，还要看它对组织的描写。北方人——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组织了①一个班子南下，到了四川，同“地方干部”一起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根据地。又说：《三国演义》里有三个国家，每个国家都有知识分子，有高级的，也有普通的。那些穿八卦衣的，或象诸葛亮那样拿鹅毛扇的就是知识分子。《水②浒传》里若没有公孙胜、吴用、萧让这些人物，梁山的事业就不行。这样的阅读理解，体现了毛泽东旨趣所在，也吻合作品的描写。
毛泽东的这一评点思路，在读笔记小说所做的批注中，体现得很充分。《明人百家小说》“田居乙记”中有两段关于为仕之道的叙述。一则说魏公子牟远行，穰侯来送他并请教致仕之道。他说：“君知夫，官不与势期，而势自至乎；势不与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与贵期，而贵自至乎；贵不与骄期，而骄自至乎；骄不与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与死期，而死自至乎。”一则说孙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对他说，人有三利必有三患，即爵高人妒，官大生恶，禄厚人怨。意在劝他激流勇退。孙叔敖则回答说：“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于患乎？”对此两段，毛泽东分别批注：“有理”，“很难做到”。
明代的冯梦龙，以编篡《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简称“三言”）而闻名于世。他在致力于通俗文学的创作、改编、整理的同时，还纂集了几部颇有价值的笔记小说，《智囊》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部。该书编集明代以往的经史子传、野史丛谈、演义传说中的有关智慧的故事近两千则，部类分别，按以评语。上自经国大略，下至市井小智，傍及妇女儿童的高见卓识，无不在他的搜罗选取之中。读来妙趣横生，引人入胜，且寓意丰富，发人深思。毛泽东很喜欢这本书，在上面的批注较其他文学作品都多，涉及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方面，这里仅举三例。
关于人事。卷3《上智部·通简》记叙：汉代的朱博本是武官，后来作了冀州刺史。在巡视部属时，数百个官吏和老百姓聚众拦道，说要告状。一个从事将情况告诉朱博，请他滞留该县处理。朱博心中明白他是要试探自己的本事。便让从事明文告知：想告县级官吏的人，各自到自己郡里去告，刺史不直接监察这一级官吏；想告郡守、邑宰一级官吏的人，等本刺史巡视回到治所再来告；其它那些属于打官司举盗贼的事情，则到各个官辖部门找从事处理。这些安排，使四、五百人顷刻散去，都没有想到朱博应变能力这样
①薄一波：《回忆片断》，《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②1945年4月24日在“七大”会议上的讲话。
强。后来朱博慢慢打听，果然是这位老从事教唆百姓聚众拦道，于是“博杀此吏”。毛泽东读这则故事的批注是，“此吏亦可不杀，教以改过，调改他职可也。”接下来，《智囊》又叙长陵大姓中有个叫尚方禁的，年青时盗人妻被砍伤面颊。官府的功曹受了贿赂，没革除尚方禁，反调他作守尉。朱博听到此事，找借口召见尚方禁，避开左右，故意问他脸上的伤疤怎样来的，尚方禁自知朱博已知实情，连忙叩头据实禀报。朱博笑着说：“我想为你洗耻辱，你能自己效力吗？”尚惊喜道：“万死不辞”。朱博让他有机会便记录别人言论，将他视为亲信耳目。这样，尚方禁经常破获盗贼等犯罪活动，很见成效，后升至县令。很久以后，朱博又召见那位功曹，一一列举尚方禁等人的事，痛加斥责，令他将自己受贿的事情全部写下来。功曹惶恐万状，详记所有为奸为贪为贼之事。朱博也要他改过自新，然后拔刀将他所写罪状裁成纸屑。这功曹后来战战兢兢，尽心尽责，办事没有差错，朱博也就重用他了。毛泽东读后批注：“使人改过自效”。
关于政制。卷8《明智部·经务》叙明代徐阶之享。明世宗时倭寇蹂躏东南沿海，巡抚告急，请朝庭出兵。兵部一官员说：等我们发兵去，倭寇已撤，这过失谁来负？于是兵部尚书使勉强派3000名瘦弱士兵前往。徐阶不同意，说对发兵这事，只应考虑该不该发，要是不该发，无论精兵、弱兵都不该发，以节省开支：要是应该发兵，就一定要发精兵，以求取胜，怎么能用虚应文章来掩人耳目？兵部尚书害怕了，就发精兵6000，派两位偏将军带领出征。结果在初获胜利后又遭伏击，军队溃败。当政加人把这事看成徐阶的过错，徐阶又上疏说：“按法律当责罚州县的守令。军队将校负责打仗，州县守令负责防守。如今将校打仗一旦失利就要判死刑，而守令却平安无事；要是城池陷落，将校又得判死刑，而守令只是降职。这怎么能起到奖惩的作用呢？能够支配百姓的是州县的长官，现今当兵的在全国百姓中只是百分之一，我们怎能把打仗和防守的责任都责求军队将校来完成呢？守令辛勤，军队粮饷就不会少；守令果断，探哨侦察敌情就不会有误；守令警惕，奸细就无处藏身！守令仁爱，乡兵就能配合军队作战。所以我认为重责守令就可以了。”毛泽东读至此，来一个古今对照，深有体会地批道：“莫如今之军区党委制。党、政、军、民统一于党委。”
关于军事。卷22《兵智部·制胜》讲了孙胰赛马的故事。冯梦龙接着又引唐太宗说自己“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乒之要，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的话，说这是“用孙子之术也”。毛泽东由此发挥：“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人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接下来在读了孙膑围魏救赵的故事后，又说：“攻魏救赵，因败魏军，千古高手。”在读了赵国将领赵奢领兵救韩攻秦，巧用敌探，先占争地，在阏与大败秦军的故事后，又批注道：“老□坚城之下，又不意赵救，此秦之所以败也。”
此外，卷14《捷智部·应足》叙明代张恺以监生身份任江陵县令时，急中生智，改方桌为炉架，缝绵布成马槽，以应大军之需。毛批注说“小知识分子有用”。卷19《语智部·辩才》叙孔子高足子贡的一次外交活动，三年之间，便导致存鲁、乱齐、破吴、强晋、霸越的势局演变。作者冯梦龙接着感慨：子贡所为，“直是纵横之祖，全不似圣贤门风”。毛泽东接着发挥：“什么圣贤门风，儒术伪耳。孟轲、韩非、叔孙通辈，都是纵横家。”很明显，毛泽东的这些批注，主要旨趣在挖掘、领悟、评价和发挥传统中政制、治术、经济、技术、外交、谋略、战争、组织、修身、人才各个方面的精义。通过历史演义和笔记小说这一阅读媒介，毛泽东走向了历史，沟通了古今，汲取了传统的经验智慧，丰富了他关于历史和现实的见识，这对他的实践来说，无疑是不可或缺的潜在的文化心理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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