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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寻踪——文艺继承观
既然做人与为文不可分割，要写出有气势的作品，除了具有良好的创作情态以外，关键是平时要有所积累，即历代文论家律津乐道的“养气”。（孟子本来是讲人格境界的“吾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说法，被后来文人引入“文气”说，恰恰也是基于做人与为文之间的这种根本联系。）所谓养气，就是对自我品格、才质、性情、见识的自觉修炼。
关于修炼的途径，《讲堂录》记下了相当重要的两条：“才有从学问一方得者，有从阅历一方得者。”这两条，毛泽东不仅在青年时代奉行不渝，也是他终生奉行不渝的自我提高和创造的人生途径。
第一条途径，就是在传统的经典文化中汲取养分，追踪古文之道中豪拔的风格气势。
《讲堂录》明确提出：“学不胜古人，不足以为学”。“谈理要新，学文要古”。还引用曾国藩的话说：“读古书以训诂为本”。又说：“明代人才辈出，而学问远不如古。”凡此入古嗜学之论，在青年毛泽东的书信中，也是不绝如缕。
有人说，青年毛泽东走上了一条“没有科举考试的科举道路”，不是没有道理的。他饱读诗书，对于国学传统尤为偏好。在1915年9月6日给肖子升的信中，反复陈述，“吾人之所最急者，国学常识也”，“尚其要者，国学是也”，“国学则亦广矣，其义甚深，四部（即经、史、子、集——引注）之篇，上下半万载之纪述，穷年竭智莫殚”。1916年2月19日给肖的信中又说：“经之类十三种，史之类十六种，予之类二十二种，集之类二十六种，合七十有七种，据现在眼光观之，以为中国应读之书止乎此。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
青年毛泽东心目中的“国学”精髓是什么呢，他说：“国学者，道统与
①文也。”研讨国学，就是要领悟经、史、子、集各种典籍中一以贯之的思想实质——“道统”；再就是要发扬光大写作传统中的文彩风格。显然，这既体现了传统的文以载道的儒家文化精神，又不弃浪漫主义的洒脱气质和一些讲求形式的文学流派对义法的追求。
一意追求进步，着力于思想解放的青年毛泽东，在反抗传统的陈规旧范的时候，为什么如此津津乐道经、史、于、集这样一些经典文化，接受古典传统文风呢？这与他的求学心理（“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著不还”）和五四以前的文坛倾向千古典形式的时流有关。由此，我们在他身上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组合：当他在政治上比改良派还激进时，在思想素村和文风的选择上却多少有些“守旧”。用美国有名的毛泽东传记作家R·特里尔的话①来说，“他用古文与革命的钳形废掉了梁启超”。（值得寻味的是，毛泽东的同时代人并且后来成为革命家的周恩来、陈毅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都曾追随新文学形式的时潮，写过新诗乃至白话小说，而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没有用过除杂文以外的新文学样式。）当然，对于青年毛泽东来说，学于古，断非泥于古。相当程度上是为了从学问入手，打下基本功，以养才气。
①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①R·特里尔：《毛泽东传》第30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版。
至于学问如何转化为才气，未见到青年毛泽东有什么议论。但在古代群籍中汲取有用的创作素村和诗文义法，则是《讲堂录》一个明确的看法：“经史百家，天文理数，章程典故，草木虫鱼，何一而非文之村。剪裁运用，起优开合，变化错综，何一而非文之法。”材就是素材内容，法就是结构形式。入古博学，就是要在这两个方面有所继承和积累。毛泽东还进而谈到，好作家好作品的标准之一，就是村与法的统一。从散文创作的历史现象来看，“明季之失在决不足，今人之失在材不足”。
关于对古籍中的素材的运用，《讲堂录》还精细的作了如下辩别：“掌故之用有三种，一用于词章，如神仙之类；二用于义理之文，如井田、学校、帝王之类；三用于科学、则物理事实是也”。这事实上涉及到作诗为文的三种不同的题村风格：重情感想象，重史实故事，重义理论辩。当然，这种划分只是相对的，在实际创作中也不必如此机械分割。“诗则须包三者而有之。虚渺、故事、实理，随其时地而著之可矣”。毛泽东后来的诗词创作中，得心应手地运用了大量的传统的神话、典故、史实、义理，目前正式发表的50首诗词中，运用典故达80余处（重复出现的不计）。诸如吴刚砍桂、嫦娥奔月、共工触山、帝子洒泪、蚍蜉撼树、鲲鹏展翅、霸王自刎、魏武挥鞭、子陵垂钓、黄鹤楼合、桃源种田、巫山神女、大鸟昆鸡等等。这些五彩缤纷的典故，犹如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任诗人调遣，在作品中起到了画龙点晴突出题意的作用。应该说，这与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孜孜于入古博学之风不能没有关系。
青年毛泽东追踪前人，师法名家，也不是没有标准，没有选择。他喜欢富有生气的作家和笔势挺立的神气作品，喜欢清峻、奇妙，通而奥的行文风格。他在1915年9月9日给肖子升的信中明确反对当时文坛对“通”和“奥”的误解，说时人以为“通”就是“长”，“奥”就是“异”，“其实所谓长者，堆积冗复而已”，“所谓异者，结而聱闷涩而已”。冗复、闷涩显然妨碍主体性情的通畅表达，影响作品的力度气势。他推崇黎锦熙的观点，认为，“国文者，具清切之艺，能述通常之言事，曲曲写之，能尽其妙，一也；得文章之意味，观古今之群藉，各审其美而靡所闽，二也。”“靡所阂”，便是没有阻塞隔止之处。显然，他追求的是众采百家而又融汇贯通，铸成明快通畅而又曲折奇妙的文章意韵。
半文半白，不重修怖的梁氏“新文体”，虽气势引人，但毕竟不是正宗古文，在当时还被贬称为“野狐笔”。青年毛泽东师法此体，主要是吻合他自由洒脱的个性气质和明快地表达他的社会识见的愿望。入湖南第一师院后，国文教员袁仲谦是前清举人，最重古文传统，很欣赏毛泽东的才气，并力劝他多习古文。毛泽东本来也写得一手好古文，十分自然地接受了袁的影响。作为听课和阅读笔记，《讲堂录》中说“学文要古”，很可能就是来自袁的影响。由此，毛泽东对传统文法的认识逐步深入。他有选择地下功夫熟读了以“事出于沉思、义归平鞠藻”为标准，选录出来的先秦到南朝梁代的诗文辞赋汇集《昭明文选》，并傍及许多恣肆纵横、气势汪洋的诸子散文和传记作品，如《孟于》、《庄子》、《左传》、《史记》及唐宋八大家的一些作品。
比较起来，他明显偏爱，并投合其文学观点和才性风格的诗人、作家，是屈原、孔融和韩愈。三人风格的共同特点，是奇气翰畅。在作文义法上，他则注重学习桐城派古文。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着意张扬个性和想象的诗人。他的作品在悠长久远，汗漫绵漠的时空背景上，赫然创造了一个上天入冥、神游八极、瑰丽伟岸的人格形象，这个形象具有经天纬地之才，能扶楚国于危亡之中。这个形象太符合青年毛泽东的人格理想了。屈原的《天问》对宇宙真理、历史起源、大地本源、善恶终极的追求，对潜心研讨自然、社会、人类、宇宙的“大本大源”的青年毛泽东来说，也是具有无法抗拒的吸引力。他对屈原作品的喜爱之深，可从《讲堂录》的装订上看得出来。全册42页，前面十几页都是手抄的《离骚》和《九歌》全文，笔法一丝不苟。在《离骚》正文的上面，又写有各节的提要。
1915年秋，毛泽东以“二十八画主”名义发出“征友启事”，原文引《诗经》语：“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伯之呼”。得罗章龙应征之信后，又在复信中引《庄子》语“空谷足音，跫然色喜”。二人在表里湖山、风物开廓的定王台见面，畅谈了两三个小时，关于政治、经济以至宇宙人生等等。据罗章龙回忆，谈得最多的是治学方法、新旧文学的评价。他们主张以曲韵代诗韵，以新的文学艺术代替高文典册的宫廷文学。“在旧文学著作中，我们对于《离骚》颇感兴趣，曾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归后，罗章龙还写诗以纪交谈之事，题为《定王合晤二十八划生》：“白日东城路，嫏嬛而且清，风尘交北海，空谷见庄生。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风流共欣赏，同证此时情”。①
1918年春写给罗章龙的七言古风《送纵宇一郎东行》和在1915年夏写的那首悼念同学的五言古风，是青年毛泽东仅存的两首经心创作的完整诗作。很有意思的是，这两首诗相互对映，正好反映了青年毛泽东的文学主张和创作风格的两个方面。如果说悼念之作是切实尚用，那么，送行之作则是张扬意气，驰骋想象，体现出博大的情怀、形象和时空气势，表现出对以屈原为代表的人杰地灵的湘楚浪漫主义文化精神的继承和仰慕：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诰歌，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艟朦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荣怀，要将宇宙看秭米。
论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坛何足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官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流灌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诗中以屈、贾、大鹏喻友人和自己，鄙视昙花一现的碌碌诸公，俯视沧海横流与纷坛世事，有着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牢固信念，见出青年毛泽东斯
①罗章龙：《椿园载记》第2—3页。诗中“嫏嬛”指传说中的神仙洞府，藏书甚丰。“北海”指唐代李邕，长沙定王台图书馆藏有李北海写的岳麓山碑文。“策喜”一句指贾谊的《治安策》。
人当大任，建功立业和舍我其谁的勃勃雄心。此时的毛泽东，还是个“惟我”论者，写此诗时正在研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其批语中便有“我以外无可尊”，“我以外无可畏”，“我以外无可服从”等等。总之是“宇宙惟我”，时间和空间都因我而有意义，而有成毁之变化。因此“要将宇宙看秭米”。反过来说，人格精神的张扬，浩然之气的培养，是成继大任的基础，是改造宇宙的前提，于是又有“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之悟。值得注意的是，诗中那自信豪拔的人格精神，还因对云开衡岳，天马凤凰，洞庭湘水这些湘楚的山川“奇气”的赞美而获得格外的衬托。对故乡风物的热爱，就是对故乡特有的文化精神传统的热爱。在1920年9月的一篇文章中，他说：自有中国就有湖南。春秋时，“荆楚崛兴，几欲和中原大国挚长较短。……声光赫灈得发展一部分之特性，较之奴隶于专制黑暗的总组织者，胜得多多”。近代以来，中国维新，也是“湖南最早”。文章最后呼吁人们发扬“湖①南人生气勃勃”的精神传统，“在潇湘片上开辟一个新天地。”
孔融是汉末文坛建安七子之一，思想上大反儒家学说，可说是位“奇人”。其散文以气运词，反映建安文坛斩文化。他的《论盛孝章书》、《荐弥衡表》都是文学史上的名篇。曹丕说他“体气高妙”，刘勰说他“气盛为笔”，张博说他“诗文豪气直上”。可见其为人为文，都属于毛泽东喜欢的生气、神气。梁启超早年喜欢晚汉魏晋之文，与孔融就有瓜葛。毛泽东在一师读书期间，也有意摹仿过孔融的文风。国文教员袁仲谦在他的作文批语中，就曾称赞他“深得孔融笔意”。我们把孔融的《论盛孝章书》与毛泽东1919年10月母亲去世时写的《祭母文》两相对照，不难看出它们的共同特点：情真意切，气顺言畅，顿挫有致。
孔融文：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曹操）为始满，融又过二。海内知识，零落殆尽，惟会稽盛孝章尚存。其人困于孙氏，妻孥湮没，单子独立，孤危愁苦。……今孝章实为丈夫之雄也，天下谈士，依以扬声；而身不免于幽执，命不期于旦夕。……公诚能驰一介之使，加尺咫之书，则孝章可救，友道可弘矣。……
毛泽东文：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育我兄弟，艰辛备历；推折作磨，因此遭际。……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则慈详，感动庶汇。……次则儿辈，育之成行；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
毛泽东少年期的塾师、族兄毛宇居保存了该文的抄件，并在文后写道：“此文脱尽凡俗，语句沉着、笔力矫健，皆是至性流露”。所评当是。
青年毛泽东学习古文，一个最重要的对象是韩愈散文。以韩愈为代表的唐代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把散文从六朝以来骈四骊六的形式主义
①《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
和为文造情的淫靡之风中解放出来。韩的文学生张及其散文创作对后代影响最大的有三点。一是语言流利生动，明白畅达，即“文从宁顺”。虽学三代两汉之文，但师其意不师其辞，“唯陈言务去”。二是言中有物，即“因事陈词、“其事信，其理切”。三是把作家主体之“气”视为创作之根本，即①“取于心而注于手”，“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皆宜”。特别是这最后一点，使他的作品一反六朝的轻柔晦涩，散发出曲折浑厚、雄奇奔放的气势。②故前人说他的作品“如长江秋清、千里一道，冲飚激浪，瀚流不滞”。曾国藩在《求阙斋日记》中也把韩愈散文的精妙归之于“行气”。
青年毛泽东学韩，一则是因为他是古文的经典作家，再就是韩文的气势投合他的口味。他特意从旧书店买回一套20多册的《韩昌黎全集》，还将袁仲谦批注过的韩愈文集的善本借来校正其中的讹错。其《讲堂录》后面部分便主要是读韩文的笔已。涉及其诗文的篇作，便有《浑州溪堂诗并序》、《猫相乳》、《元和圣德诗并序》、《改葬服仪》、《谏臣论》、《复志赋》、《感二鸟赋》、《闲己赋》、《答李翱书》、《与于襄阳书》等十余种。毛泽东后来读《新唐书》“李汉传”在言及李汉“少事韩愈，通古学，属韩文，辞雄蔚，为人刚略，类愈，愈爱重以子妻之”一段旁，特意批注说，“韩愈文集，为李汉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随县，因以流传，厥功伟哉”。足见他对韩愈文集的编辑情况的熟悉，把韩愈文集得以传世视为了不起的事情。在读到《新唐书》“姚崇传”叙姚崇向唐玄宗上书论佛教一段：“梁武帝身为寺奴，齐胡太后以六宫入道，皆亡国珍家。近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婴夷戮，为天下笑。”毛泽东又批注说：“韩愈佛骨表祖此”。如果不是对韩愈散文读得精熟，就不会有如此即兴而委贴的联想。1965年8月10日，毛泽东还指示工作人员替他找《韩昌黎全集》。关于他青年时代反复研读韩文，细心揣摩，颇得其要言妙道的情况，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还特别回忆说：“我不得不改变我的文风，去钻研韩愈的文章，学会了古文的用字。所以，多亏袁大胡子（即袁仲谦），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事实上，他当时写给黎锦熙、萧子升的信，大都气势沛然，情感炽烈，义理跌宕。也可以说很得韩愈笔意。
我们还可从1915年8月毛泽东写给萧子升的信所抄录的自己的一段日记中，窥知他的古文造诣及其审美风格。
客告予日：若知失匏瓜乎？阳动土暖，茁乙布蔓，缠牵成蔓，干能自伸。荀无人理，则纵横荆棘之颠，口播蓐草之内，时序洊至，间吐疏苞，若明若灭。人将指曰：是亦蓐草之类而已。然而秋深叶萎，牧竖过往其间，剔草疏棒，则累累之物，大者如瓮，乃是蔓之爪也。反而观之，牡丹之在园中，绿萼朱葩，交生怒发，矞皇光晶，争妍斗艳。昧者将曰：是其实之盛大不可限也，而孰知秋至凉归，花则枯矣，实不可得。吾子观于二物，奚取焉？
应曰：牡丹先盛而后衰，匏瓜先衰而后盛，一者无终、一者有卒，有卒是取匏瓜乎？
客曰：虽然，吾观于子，一枝粗伸，即欲献于人也；一善未达，即
①以上引文见韩愈：《答刘正夫书》、《答李诩书》、《上襄阳于阳公书》。②皇甫湘：《谕业》。
欲号于众也，招朋引类，耸衭轩眉，无静谵之容，有浮嚣之气，姝姝自悦，曾不知恥，虽强其外，实干于中，名利不毁，耆欲日深：道听途说，搅神丧日，而自以为欣。日学牡丹之所为，将无实之可望。猥用自诡曰：吾惟匏瓜之是取之，岂不诬哉？予无以答，逻巡而退，涊然汗出，戚然气粗。
这无疑是一篇充满想象和哲理的散文。比托恰当，文采斐然。文中以匏瓜和牡丹比托粗野有实和妍艳无果这样两种人格境界，形象生动，跃然纸上。又设立客与我的问答，让对方提出问题，层层推进，从而真诚地解剖自己身上存在的那种“耸衭轩眉”的“浮嚣之气”，义理力透纸背。最后“我”“涊然汗出，戚然气粗”，自然地暗示了“我”的真实选择。这一文风，明显透露出庄子、孟子、韩愈、苏轼之类擅长雄辩而重气势的散文大家的风格痕迹。
桐城派古文是清中叶最著名的一个散文流派。主要作家有方苞、刘大槐、姚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因此得名。该派继承归有光的“唐宋派”古文传统。方苞提出“义法”的主张。“义”就是“言有物”，“法”就是“言有序”，一个是主题思想，一个是形式技巧，包括结构，素材和语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是桐城派立论和选文的基础。方苞编了一部《古文约选》，在序中提出他推崇的风格标范，“古文气体，所贵澄清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光精，则《左传》、《史记》之瑰丽浓郁是也。”到了姚鼐，进一步把义理、考据、文章合而为一，既反对质木无文的学究文章，又反对拖泥带水的虚浮文章。他编选了一部《古文辞类纂》，在序中提出，“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姚鼐的创作虽偏于阴柔，但他却向往阳刚的风格：“文之雄伟而劲直者，必贵于温深而徐婉。”①他还认为文章风格主要是作者的才性和气质的表现：“有气以充之，则观其②文也”。桐城派有一支流名阳湖派，以恽敬为代表，其古文理论同桐城派大同小异，可视为桐城派的补充。挥敬的主张和创作，是向往一种既醇粹博雅又有恣肆浑厚气势的文风。乾嘉时代，由于考据家的排斥和骈文家的对抗，桐城派古文的影响减弱。但近代以来，由于梅曾亮、曾国藩的提倡，桐城古文又扩大影响，形成中兴局面，被视为唐宋古文之后的“正宗”，和学子追踪古文道统的典范。
在“一师”时期，桐城派古文是毛泽东学习的一个重点。《讲堂录》里便记有阅读方苞《与翁止园书》和姚鼐《范蠡论》的体会。后一篇文章叙述范蠡之子杀人，系于楚，蠡在营救其子的过程中，由于所托非人，结果失败。于是姚鼐议论道：“旦暮之交，君子弗与。故必内行备而后可友天下之士；友天下之士，而后为之谋则忠信而不私，当其事则利害而不渝，故君子重修身而贵择交。”《讲堂录》把该文当作史论散文在结构上的典范，说：“作史论当认定一字一句为主，如《范蠡论》重修身而贵择交句。”《讲堂录》还记有关于恽敬的介绍及其文集《大云山房集》，并评论说：“桐城、阳湖，各有所胜。言其要道，可以一言蔽之：桐城发而阳湖朴”。“发”和”朴”可分别理解为明亮简切和自然浑厚。青年毛浮东强调散文佳作在于“材”与“法”的统一，明显是出自桐城的“义法”之说。《讲堂录》又云：“作文
①姚鼐：《海愚诗钞序》。②姚鼐：《答翁学上书》。
有法，……病在气单”，也多少透露出姚鼐之论。①“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青年毛泽东推崇曾国藩更是人所周知的事情。他服膺于曾，不光是因为曾国藩的功业和一整套修身养性之道，也在于后者的学识文章。曾国藩继承和发挥了姚鼎的古文理论，进一步提出通过语调、语气的调整，和声律、节奏的变幻，来直接泄露“我”的性情，以此加强作品的“文气”。《讲堂录》便直接引用曾国藩的修养“八本”，其中便有“作诗文以声调为本”。毛泽东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的信，专谈治学问题。强调“通识”，强调“国学”，而又以曾国藩所纂的《经史百家杂钞》为楷模，认为该书“尽抡四部精要”，又说，在国学的“道”与“文”两个方面，姚鼎的《古文辞类纂》偏于文彩，而曾氏之书“则二者兼之，所以可贵也”。
桐城派古文领文坛风骚一、二百年，也非偶然。它力图通过总结前人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在内容和形式上寻求一套固定的创作规范。无论其成败如何，做这项工作总也是需要的。“五四”新文学运动提出打倒“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响亮口号，固有其历史原因（反传统）和文学创作发展上的考虑（从古文向白话文的转变），但毕竟是犯了形式主义的毛病，认为好的就一切都好，坏的就一切都坏。对此，毛泽东一直是持谨慎态度的。即使是后来他实际上成为革命的新文艺的指导者，强调大众化的时候，也告诫革命的文艺工作者，“清代桐城派作文章讲义法，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就是讲技巧，①这也是要学的。因为没有良好的技巧，便不能表现丰富的内容”。建国后，《古文辞类纂》也是毛泽东喜欢读的书。从北京图书馆“借了还，还了借，②他不知看了多少遍”。在1959年10月23日外出前指名要带走的书中，也有这本书。
青年毛泽东深研国学传统中恣肆雄辩、酣畅挥洒一派得来的阳刚豪放气势。奠定了他一生基本的写作风格。同时，他又讲求行文技巧，注重“造势”，既有“桐城”的简切博雅，又有“文选”的华丽文采，蔚然而成一代散文大家。无论是用文言，还是白话，无论是精巧工对，还是散乱出之，他的文章都有一股逼人气势。在以理服人的基础上，挟带着一种以情动人的力量。读之光昌流丽，思之入情入境。我们不妨引两段文字来体会。
1919年8月，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中，他这样描绘中国和世界的形势：
及到近年，发生南北战争，和世界战争，可就更不同了，南北战争结果，官僚，武人，政客，是害我们，毒我们，朘削我们，越发得了铁证。世界战争的结果，各国的民众，为着生活痛苦问题，突然起了许多活动。俄罗斯打倒贵族，驱逐富人，劳农两界合立了委办政府，红旗军东驰西突，扫荡了多少敌人，协约国为之改容，全世界为之震动。匈牙利瞩起，布达佩斯又出现了崭新的劳农政府。德人奥人截（捷）克人和之，出死力以与其国内的敌党搏战。怒涛西迈，转而东行，英法意美既
①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①1938年4月28日在鲁艺做的《怎样做艺术家》的演讲。②忻中：《毛主席读书生活纪实》，《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4期。
演了多少的大罢工，印度朝鲜，又起了若干的大革命。异军特起，更有中华长城渤海之间，发生了“五四”运动。旌旗南向，过黄河而到长江，黄浦汉皋，屡演活剧洞庭闽水，更起高潮。天地为之昭苏，奸邪为之辟易。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杜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1935年12月5日，在给杨虎城将军的信中，他这样描绘红军北上抗日信心和愿同西北军联合抗日的主张：
抗日反蒋，势无偏废。建义旗于国中，申天讨于禹域。堰除强寇，四万万具有同心；诛戮神奸，千万年同兹快举。鄙人等卫国有心，剑履俱备，行程二万，所为何来；既达三秦，愿求同志。倘得阁下一军，联镖并进，则河山有幸，气势更雄，减少后顾之忧，增加初军之力。……重关百二，谁云秦塞无人；故国三千，惨矣燕云在望。亡国奴之境遇，人所不甘；阶下囚之前途。避之为上。冻霜遍地，勉致片言，风雨同舟，望闻明教。
这些，难道不既是充满斗争情怀的“政论”，又是含光吐华的“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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