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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尚用——文艺价值观
1911年春，毛泽东第一次来到省会长沙。他相继报考和就读了几所学校，时间很短，似乎都不称心。其间还投笔从戎半年。接着又在湖南省立图书馆自修了半年，他“象闯进菜园子的牛一样”“啃”了不少中外典籍。1913年考入省立第四师范，一年后并入第一师范，直到1918年毕业。
这是青年毛泽东学习史上相当重要的一段时期。他平生深厚的文史基础和对传统文化的浓厚兴趣，就是在这段时期奠定的。
就文艺观的形成过程来讲，从幸存下来的他自题为《讲堂录》的听课和阅读笔记以及一些通信中，我们可以大致看出其日益明显的“切实”和“尚用”的主张，以及他据此主张对传统文艺的汲取、选择和点评。《讲堂录》所记，当然不完全是青年毛泽东自觉探索所得出的观点，不少是反映了国文教师在古典文学方面给他的影响，但这种影响毕竟是逐步形成其文艺观点的重要前提。再说，所记也确实渗透了许多思考和心得。
在青年毛泽东看来，衡量文艺创作及其作品高下的一个重要标准，便是
①一个“切”字，“无论诗文，切者斯美”。即接近和吻合对象的真实特征。美，延伸于真，真是艺术美的重要前提。青年毛泽东认为，他一意崇尚的唐宋古文便是这样：“古文之道，简切明白”。
文艺创作，怎样才能做到这种“切”呢？
首先，作者要了解社会现实，获得直接的经验和感受：“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毛泽东推崇明末清初的大文豪顾炎武，认为他的特点便是“足迹半天下”，对社会上各种“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
其次，对所获得的素村要精心研究，提高见识，力求其真。顾炎武便是对那些“事关民生国事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那怕是民间甚传之事，俗话演成之理，也“必经几多研究”，求其“合理而真”。
②第三，在作品具体的行文上，要力戒空言，须“言必载物”。诗文创作的关键，不在词句多寡，而在内容是否丰厚质实，“吾人立言，当不贵文而③贵质，彩必遗弃，惟取其神”。词句上能做到以一当十更好，“词少而意多，字少而理多，斯为妙文矣”。
顺便说一下，关于上述三点主张，近30年以后，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根据鲁迅《答北斗杂志社问》所揭示的小说创作思路，几乎是原样重申了一遍。他说：“‘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讲的是‘留心各样的事情’，不是一样半样的事情。讲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速写，决不将速写材料拉成小说’”。“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
所谓“切”者，落在一个“实”字。千古流传的作家作品，都是如此。“著述存者，以其实也。……韩（愈）柳（宗元）杜（甫）之诗是也”。文
①《讲堂录》，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同此。②1915年9月27日致肖子升信。③1915年9月27日致肖子升信。
艺作品所“切”之“实”，从题材内容来看，主要指情、理、事三个方面，即真实的主体情感，真实的逻辑道理，真实的社会时事。青年毛泽东当然还没有自觉的论述这样系统的观点，但在零散的笔记和通信中，对这三个方面都有所涉及。
1）切情：“诗以情胜”，“有感而后有情，有情而后著之于诗，始美且雅”。2）切理：“文以理胜”，“合理而真，始克（能够）流传不朽，颠扑不破”。那些“下笔千言”不着边际的作品并不一定好，只有写出“有当于①宇宙事理之真”的作品寸是佳作，这样的作者才称为“有才”。3）切事：“选文当重直观主义，以切时令为贵”。所谓“直观主义”，我的理解是鉴赏者批评家的当代意识，即毛泽东谈到读史书所说的：“读史必重近世以其与我有关也”。“时令”即社会时事。
切实，言而有物，还是毛泽东品评古代作品的重要视角，反映出他务实的文化性格。《讲堂录》记有这样的观点：“农事不理则不知稼穑之艰难，休其蚕织则不知衣服之所自”。接着，便以《诗经》中反映下层老百姓生活的篇章，从一些儒家经典中摄取例证，说明实实在在的国计民生从来都是为诗为文和言政的根本主题：“《豳风》陈王业之本，《七月》八章只曲详衣食二字。《孟子》七篇言王政之要，莫先于田里树畜”。
这种“切实”的文艺观点，在毛泽东后来的文艺欣赏和评论中，得以充分体现。仅就他对历代散文家和散文作品的评价和阅读来看，他推崇那些实切事理的作家和作品。
战国末期，楚人李斯投奔秦国，拜为客卿。秦国宗室大臣上言秦王（即后来的秦始皇），说一切入秦做事的外国人都心存不轨，向着他们本国的利益，要求把他们赶走。秦王接受了这个建议，下令逐客。于是李斯作《谏逐客书》，首先历叙秦穆公以来，都是以客卿致富强而成霸业，足见用人唯寸，不必限于本土。然后列举种种器物玩好，虽不产于秦，而秦用之，以其与异国人材相比。揆之以事理，说之以利害，指明下令逐客无异于“以资敌国，损民以益仇”。这篇散文，排比铺张，有战国纵横家辞说余风；而文辞修整，音节流畅，又与汉初散文和汉赋相近。承上启下，为散文史上的名篇。说服力、感染力极强。终于打动秦王，收回了逐客令。毛泽东高度评价这篇作品，说它“有很大的说服力”，并接着发挥说，那时的各国内部关系很复杂，国①家的统一程度很低。还论及李斯是拥护秦始皇的，思想上属于荀子一派，主张法后王。②
贾谊是汉初才华横溢的辞赋家和识见深远的政论家。他的政论散文的代表作是《治安策》和《过秦论》。前者评论朝政，针贬时弊，切中诸侯坐大的要害，建议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削弱诸王势力，巩固中央政权。后者检讨秦朝覆亡的原因，揭示一夫作难，天下云集响应，曾横扫六国的秦朝基业毁于一旦的关键，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该文气势磅薄，议论深切，旨在引为鉴戒，借古喻今。毛泽东读到有关贾谊的史传特意写信给田家英：“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鹏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
①1917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①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②1964年8月30日的一次谈话。
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①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这封信足以见出毛泽东对贾谊作品的重视和熟悉，包括贾谊写作的行迹。他推崇贾文的原因，依然是“切中当时事理”。
毛泽东读史，还习惯于以他特有的史家见识和政治家的胸怀，关注历代政论家的政策和政论。《旧唐书》“朱敬则传”说朱敬则“早以辞学知名”，并记录了他分析秦朝灭亡的原因是“不知变”，即秦国统一六国以后，依然是用严刑、施薄利、重兵战，而不“易之以宽泰，润之以淳和”。毛泽东读此用贾谊《过秦论》中“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来表达自己的体会，并称朱敬则是政治家、历史家。毛泽东读《新唐书》“姚崇传”，称姚为“大政治家、唯物论者”，认为他上书唐玄字所陈“十事”，是“古今少见”的“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在对《新唐书》的批注中，毛泽东还推崇唐初大臣马周作常何家臣时代其上书所论20余事，是“贾生《治安策》后第一奇文”，并由此联想：“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总之，青年毛泽东的“切实”观点，虽主要是就创作技法而言，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后来形成历史唯物主义文艺美学思想的一个原始起点。
切实，往往伴随着尚用。一是指创作与对象的关系，一是指作品与读者及其社会需求的关系。对象的真实性与效用的功利性，在文艺社会学的范畴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一些主要从事政治活动的人们的文艺看法中，二者更是相生相伴，互为促进。
青年毛泽东从未选择过职业的文学家、批评家的理想。但他在寻找思想武器，探索救国之道的时候，却常常把眼光投向文艺领域。他站在牢固的经世致用的基点上（这也是对他有很大影响的湘学士风的一大特征），就不能不把文艺看作手段，看作改造社会的众多良方之一，其他还有哲学、心理学，教育以及其办“工读新村”的想法。他强调作品内容的“切实”，事实上是发挥文艺的社会效用的一个逻辑前提。
毛泽东初入湖南一师时，社会上曾出现了一股复辟逆流，这股逆流也流向了文坛。一些充满士大夫气的文人诗客泛起拟古，辛亥革命后开始兴盛的鸳鸯蝴蝶小说则躲进花前月下呻吟低唱，甚至连不久前鼓吹诗词是“唤起国民之精神之绝妙武器”的一些文学革新论者也停足或转向。在这种背景下，①青年毛泽东也曾一度产生“诗赋无用的想法。这或许是当时的消极的文坛给他带来的对文艺的消极看法，也或许反应他的探索开始趋于多样，更偏于政治改良的社会救济之道。但这毕竟是短时期的念头。
社会的改造，首先是人的改造。给青年毛泽东影响很大并且很直接的杨昌济，在其《教育学讲义》中曾提出，“救济之道，固有种种，而养成人之美观，使之发达，高尚其周围，确为一有效之方法”。“养成人之美观”是人的改造的一个重要内容，具体方法是通过文艺、工艺等审美活动，提高人们的道德情操，培养其高尚境界和创造能力。这一设想，明显地把内心精神生活的完善和完美，做为人格发展的必要条件。认为肉体之我的生存发达，只是精神之我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在生存需要之外，人们还有理性、道德、
①《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9页。①1915年8月5日致湘生信。
审美等精神生活的需要。对精神生活的需要和追求层次愈高，实现的程度愈大，人生的价值与人格的境界也就愈加完美。
青年毛泽东不折不扣地接受了这个观点，并且自觉地在传统的讲求修养道德、履仁践义和善于乐、游于艺的儒家人格理想中吸取养分，极为重视发展精神能力，追求精神生活。他在《讲堂录》中说：“乐利者，人所共也，唯圣人不喜躯壳之乐利（即位俗和肉体之乐利——引者注），而喜精神之乐利”。这里的“精神之乐利”，就是一种真善美的人格境界。同时，青年毛泽东还特地记下了孔子关于“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段言志的话。《讲堂录》中还记录有杨雄、班固及韩愈的辞赋散文中渲染精神陶治和审美娱乐的句子，诸如：“朝驰骛乎书林兮，夕翱翔乎艺苑”，“发秘府，览书林，遥集乎文雅之回，翱翔乎礼乐之场”，“真婆娑乎艺术之场，休息乎篇籍之回”等等。追求真善美一体化的人格境界，同玩物适情的文化娱乐和游艺、艺术活动，似乎是不可分割的。
在1915年9月6日给肖子升的信中，青年毛泽东把上述观点阐述得更为明确。他说：“体操、图画、音乐、手工者，技能的而美术（即审美、美学之意——引者注）的也。君子假之，得以为学养生之道焉”。接着，他又举中外历史上一些名人为例，说明他们是如何在这些娱乐和游艺活动中得益养生的，如东晋时代的陶侃运往习劳，英国的克伦威尔驱猎山林，美国的华盛顿后园而木。在青年毛泽东看来，“为学养生”是富有审美性的各种工艺和艺术活动不可忽视的效用。“为学，使是在这些活动的愉悦感知中，提高“有条理、有秩序”的智慧和思维水平，迸而以“姱吾心缮吾性”，并且“德即寓乎其中”。“养生”，便是在精神享受和体力锻炼中“以复其神，使不瘁也”。
杨昌济的审美教育观点，与蔡元培相似。毛泽东在阐发了上述观点以后，又进一步依据蔡元培在1912年提出的教育方针中的有关说法，提出，“游戏、手工、图画、音乐，美感教育也，美感教育为现在世界达到实体世界之津果。故诸科在学校为不可阙”。这里说的“实体世界”，便是那种超越世俗局限的境界。
我们知道，蔡元培的美学思想深受康德影响，他认为，美具有超脱性普遍性的特征。“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者”，通过美感教育，可使主体超脱现象世界的琐碎、烦恼和杂念，进入实体世界获得光明、纯洁和永恒的精神，“人既能脱离现象世界相对之感情，而为浑然之美感，则既所谓与造物为友，而已接触于实体世界①之观念矣”。杨昌济在湖南一师授课大力宣传蔡元培的观点，其《教育学讲义》提出通过自然美与艺术美的欣赏，可“使吾人得离多忧多惧的现实之世界，而游于理想之世界”，与蔡氏之说如出一辙。
这些说法被青年毛泽东全盘接受，一个重要原因是“实体世界”、“理想世界”与他当时苦苦寻求的“大本大源”的世界实为同义。毛泽东充满感情地把其“大本大源”的世界想象成“圣域”，在这个世界里，人人都很高尚并充满智慧，“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相当美丽动人。而“跻于圣域”的途径，就是经过长期的“求真”、①“求善”、“求美”的自我修炼，其中就包括文艺和工艺活动。
①蔡元培：《对于新教育之意见》，《蔡元培全集》第2卷第134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
值得一提的是，在青年毛泽东的世界观实现马克思主义转变的关键时期，在注重审美娱乐，“养成人之美观”的问题上，他和蔡元培还曾有一个联系。1920年10月，湖南教育会举办“学术演讲会”，邀请蔡元培、章太炎等人到长沙演讲。长沙《大公报》特邀毛泽东等作了记录，供该报自行迅速刊布。蔡元培演讲十余次，由毛泽东记录的有两篇，分别题为《对于学生的希望》和《美术的价值》。在前一篇中，蔡元培指出，“吾人急应提倡美育，使人生美化，使人的性灵寄记于美，而将忧患忘却。于学校中可实现者，如音乐、图画、旅行、游戏、演剧等，均可去做，以之代替不好的消遣”。后一篇在《大公报》发表时，毛泽东曾如了“记者按”，说“蔡先生的话，有好些听不清楚，此所记，只其大略”。蔡在这篇讲话中，具体阐述了美术（既今之文艺）的五项价值。1）复杂而统一，“大凡美术，复杂做其内容，统一成其形式。复杂的价值，所以使吾人的生活繁富；统一的价值，所以使吾人的生活不致凌乱，而有一最终归宿之区”。2）改造自然，即“吾人所不认为美者，在美术上可以用吾人的理想去改造它”。3）感情的具体表现，即“耽于美术，无论是创作它或者是赏玩它，都是可以勾引出来真正的感情的”。4）提起研究科学的兴味。5）代替宗教。②
畅想通过文艺和工艺在内的审美教育，使君子或小人一个个跻入圣域，毕竟太遥远，太浪漫，文艺的功能也显得抽象了一些。人的改造既然是为了达到社会的改造，文艺的功能作用除了薰染主体的精神情操之外，便是培养和激发主体的才智作为。并被主体用来当作推进自己的社会实践的工具和手段。在1915年6月25日给湘生的信中，青年毛泽东在审视古今有为于国家的才干人物，如王安石、康有为、梁启超时，十分自然地得出这一结论：他们都是“先业词章，后治各科”，结果成为一代人杰，可见“文学是百学之源”。接下来又说：“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言救济”。一旦把文学置于培养人杰，救济危难的位置上来考虑，青年毛泽东便真诚地感到自己“前言诗赋无用，实失言也”。接着又不无羡慕地对朋友说：“读君诗，调高意厚，非我所能”。随信还抄录上自己此前不久写的一首长达40行的古风诗。
怎样才能写出有用的诗赋文章呢？当青年毛泽东把问题引向这个思路时，传统文艺思想的种种表述不能不给他启迪。诸如“君子作歌，维以告哀”，“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以及司马迁的“发愤”说、韩愈的“不平则鸣”说等等。诸说的一个中心意思，便是要有感有为而作。作者所“感”所“为”，或个人遭际，或时事艰辛，或正道不扬；作者的创作目的，是由此及彼，以泄愤情，以警世人，以济苍生，以扶大道。毛泽东直接师承这一传统，主张“吾人立言”，要“辅之以政事、时务”，“每为一书，必有益处”。①要象明末清初大文豪顾炎武那样，虽穷穷老矣，“然忧天悯人之志未尝少哀，②事关民生国民（命）者必究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总之，入世、忧愤、
①1919年8月23日致黎锦熙信。②引文见高平叔：《蔡元培与毛泽东》，《群言》，1986年第3期。①1915年10月27日致肖子升信。②《讲堂录》，以下未注明出处的文字均引自此笔记。
悲患，是写出有用之作的一个前提。就作者个人的人生遭际而言，毛泽东还直承“诗穷而后工”的传统观念，明确意识到“文章之作，常发于羁旅草野。”因为遭际困顿之人，所感沉郁厚重，所思指点时弊，所写入木三分。相反，那些“王公贵人，气得志满，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因为他们性气漂浮，无所忧虑，无所进取，自然难有入世补世之作。因此，毛泽东很欣赏这样的结论：“欢愉之词准好，哀怨之词易工”。
有为而作的文艺观点，进一步为青年毛泽东选择和品评古代作家作品提供了一个简切明了的标准，这就是有用还是无用。他很看不起那些故作潇洒的名士风度，认为“名士如画饼，可玩不可餐”。他特别不满意那些卖弄高深或趋附时势却言中无物的文风学风，即明清以来的八股文风和繁琐的考据癖好。八股文风是伴随着以经义取士的制度兴起的。八股文风以对偶为基本要求把写作形式固定下来，要求每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发端的两句或三、四句叫“破题”，讲明文题，四、五句引伸题义，叫“承题”，然后提夫子（如孔子、曾子、孟子）如何而发此言，叫“原起”，篇未扣上圣人所言，敷衍几句，名为自己见解，对国家之事，其实是罔始罔终，全然是空空洞洞的形式主义。八股文因是学子致仕的敲门砖，故又称时文。毛泽东认为，“明清之学无用者，趋于时文也”，又说：“乾嘉之代，士人趋于考据，一字一文，一衣一履，动累数万言而不休。”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把那些象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和甲乙丙丁言之无物的文风称为“新八股”、“党八股”、“洋八股”，显然是有所本的。
在《讲堂录》中，毛泽东还直接运用上述观点对明代文学家杨填、王世贞和唐顺之、郑晓海进行了比较。认为“（唐）荆川、（郑）端简所讲求皆有用之学，而能见之于事实者。杨、王不足并也”。其中，王世贞曾是文坛盟主，是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倡导复古模拟的“后七子”的首领。其作品古词古调，连篇累牍。而唐顺之则是同时代与后七子针锋相对的唐宋派古文的代表人物。他主张诗文创作，畅发胸臆，“开口见喉咙”。其《信陵君救赵论》被选入《古文观止》，选家称其“诛信陵之心，暴信陵之罪，一层深一层，一节深一节，愈驳愈醒，愈转愈刻。词严义正，直使千载扬诩之案，一笔抹杀”。这种实切时事，发人深思的翻案文风，恰恰也是毛泽东欣赏的。所以，尽管王世贞的名气及其文坛地位远胜于唐顺之，但毛泽东仍然认为他不能与唐并举。此外，青年毛泽东还推崇唐顺之“文武全才、弓马擅长”的人生本色。
毛泽东在建国后读文学作品的一个批注，可用来说明他上述诗文评价思路的延续。沈廷松编著的《明人百家小说》“田居乙记”中有这样一则叙述：“枚皋文章疾敏，长卿制作淹通，皆尽一时之誉。而长卿首尾温丽，枚皋时有累句。杨子云曰：军旅之际，戎马之间，飞书驰檄，用枚皋；庙廊之下，朝庭之中，高文典册，用相如。”枚皋和司马相如（字长卿）都是西汉著名的辞赋家。毛泽东读此的评语却是：“其实二者都无用”。这表明他对汉赋的形式主义文风的不满。
保存下来的青年毛泽东的诗歌创作不多。但从这些为数不多的作品，也不难发现他在某种程度上实践了他的切情、切事、切理和有感而发、有为而作、有益于世的价值主张。1915年夏天，一个姓易的同学病亡，他写的一首古风体的悼念诗，大概是最有代表性的了。
全诗为：
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
愁杀芳年友，悲叹有余哀。
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
感物念所欢，踯躅南城隈。
城隈草萋萋，涔泪侵双题；
采采余孤景，日落衡云西。
方期沆游，零落匪所思；
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
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
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
关山蹇骥足，飞飚拂灵帐，
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
列嶂青且蒨，愿言试长剑；
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
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
子期毫早亡，牙琴从此绝。
情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
后来有千日，谁来共平生？
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
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在挽联中，毛泽东还特别表明，“君去尚非时”，因为“胡虏多反复，千里度龙山。秽腥待湔”。我们知道，1915年5月，袁世凯承认了日本吞噬中国领土的“二十一条”，引起举国公愤。毛泽东和一师师生还编印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及袁氏卖国的罪行录《明恥篇》等小册子。毛泽东在封面上还愤然写下了“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的誓言，很明显，他把这些政治时事主题深深地融入他的挽诗、挽联之中，深切地反映出强烈的感世忧国和反帝爱国的思想倾向。全诗风格沉雄顿挫，结构上，感情与景致，悼同学之亡与感时事之忧，也搭造得很融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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