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启蒙
任何民族的文艺传统，事实上都由经典文艺（或称雅的上层的文艺）和民间文艺（或称俗的下层的文艺）共同构成。经典文艺由文人士大夫们创造，井通过准确的理性符号形式记载下来；民间文艺大多为乡野市井的即兴之作，并且通过粗糙的口耳相传的形式得以流传。二者在内容与形式上虽然互相影响、渗透，但其创作思维方式和文化价值取向并不完全相同。例如，民间创作特别体现出直观的悟性，较多追求纯娱乐的感官享受；限于生存的需求，又强调实用性的满足。作为农家子弟，毛泽东一开始便接受着民间文艺传统的薰染。
满八岁那年，他跟随母亲到外婆家去拜年，正碰上耍狮子——这是农民在喜庆节日里一种传统的群体文化娱乐形式。欢乐的艺术氛围，感染了少年毛泽东，他脱口而出，赞了四句。“狮子眼鼓鼓，擦菜子煮豆腐，酒放热气①烧，肉放烂些煮”。几句家常的原始的口头文学，道出了一个乡村少儿在年节时的欢快心态，也反映出浅近的价值取向和实用的生活情趣。
1902年至1909年，毛泽东先后在韶山六处私塾上学。其间因与父亲发生冲突辍学两年，在家务衣。他当时所读的书，是经典文化民间化了的儒家的“四书”“五经”之类。这类作为文化知识启蒙的课本，无疑反映了下层大众对上层正统文化价值取向的认同。毛泽东的发蒙之作，自然是《三字经》，此后还点读了《许经》、《论语》、《孟子》、《史记》、《汉书》，以及王世贞根据朱熹《通鉴纲目》编写的《纲鉴类篡》和顾炎武的《日知录》等，还读了《春秋》、《左传》。毛泽东后来曾反复谈到他青少年时期如何接受了孔夫子的影响。1964年8月18日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便追忆起这段私塾生活，感慨道：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那时候很相信孔夫子。
他那时相信孔夫子，只是因为儒家学说在传统文化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是文化启蒙的必然选择。但这毕竟不是青年毛泽东所受影响的全部内容。从其个性而言，甚至也不是主要的影响。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他直言不讳的表白，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①
他当时最喜欢读的，是《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西游记》以及象《水浒传》这类被上层的经典文化排斥在正统之外的“禁书”、“邪书”，由于老师们也“憎恨”这些作品，他只好偷偷地读。其中许多故事他说当时几乎都可以背出来，而且反复和同学们讨论，“比村里的老人们知道得还要多些”。这些作品虽然都由文人最终加工完成，并在某些方面倾注了他们的价值观念，但其中大部分故事雏形，都来自老百姓的创造，早就在民间流传。更多地反映了底层人们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和艺术形象的塑造方式。所以，村里的老人们“也喜欢这些故事，而且经常和我们互相讲诉”。毛泽东还说，“我认为这些书对我的影响大概很大”。
在少年毛泽东身上，出现明显逆反的文化和文艺选择，自然有其普遍性的生理年龄方面的原因。就象神话传说是人类儿童期特有的文化精神现象一样，最富想象和幻想的少年时代，大都偏爱有曲折故事，形象生动的演义小
①汪澍白：《毛泽东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第81页。①本节以下引毛泽东语，未注明出处者，同此。
说和魔幻小说，特别是以理性刻板的形式向他们灌输繁琐的礼仪之道，给他们带来沉重的心理负担的情况下，更容易萌生逆反的文化接受心理。故毛泽东对斯诺说，“这些书是在易受感染的年龄里读的”。
年龄因素对少年毛泽东的文艺选择的影响还不是主要的。更主要的是其生活环境铸造的情感价值取向的驱使。因为象《水浒传》、《隋唐演义》乃至《西游记》这样的作品，毕竟反映了下层与上层的对立，展示了英雄好汉们形形色色的传奇经历和令人神往的个性、意志和品格。“少不看《水浒》”，这句流传甚广的俗谚，正是对《水浒》的基本内容和个性导向的通俗而恰当的表达。这对受到韶山冲那片封闭上地的束缚，受到逐步发迹而又有些专制的父亲的严格管束，以及耳闻目染半封建社会种种不平等现象的少年毛泽东来说，这些作品的内容无疑有着极大吸引力。所以他对斯诺谈到，“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他敬佩和向往这些英雄好汉的义气，侠行、胆识、才干，多少是以艺术欣赏的方式，不自觉地在实行自我角色的转换和情感价值的认同。后来他还谈到过在与父亲发生冲突时，他把父亲比做《水浒》中的贪官，而自己无疑是梁山上那群“替天行道”的好汉了。
事有凑巧，这种转换和认同，就在毛泽东津律乐道《水浒》等小说故事的那段时间里，竟也在现实生活中接二连三地发生了。梁山的故事在他的家乡重演。有一年出现严重的饥荒，饥民们派了一个代表团到抚台衙门请求救济。昏庸的抚台却傲慢地回答答：“为什么你们没有吃的？城里有的是。我就从未饿过”。于是人们怒不可遏，组织游行示威，攻打巡抚衙门，砍断了作为官府标志的旗杆，赶走了抚台。后来来了一个新抚台，逮捕了暴动的领袖，其中许多人被杀头。不久，一个叫彭铁匠的哥老会首领，率领一帮穷哥儿们，在一座山上安营扎寨，扯旗造反了。结果自然也是被镇压，彭铁匠被斩首示众。这些事件在毛泽东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1936年还如数家珍似的同斯诺谈起。
现实世界与文学世界的同态对应，充实和验证了青年毛泽东偶然发现的一个事实：走投无路的农民——顽强生存的“暴民”——扯旗造反的英雄，竟是互为一体的形象。他发现了这种生活逻辑，并十分自然地以同情的心态去感觉并力求理解这些既是生活中的又是文学中的人们。他说当时许多学生只是同情“叛乱分子”，仅从旁观者的立场来看问题，甚至只是对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件感到兴趣而已。青年毛泽东则把他们同自己的生活环境联系起来思考，觉得这些“暴民”“是些象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他坚信，彭铁匠“是一个英雄”。感觉到了被压迫着同时又反抗着的农民形象，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青年毛泽东发现了“自我”，使他那“早有反抗意识的年轻头脑”获得了新的养份，促使他对自我的位置和价值的开始自觉的寻求。用他的话来说，这些故事“影响了我的一生”，“也就在这个时期，我开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觉悟”。
于是，青年毛泽东获得了新的灵感，获得了阅读和评价古典小说的新的角度，这就是以是否反映和符合下层的贫贱者、劳动者的愿望、利益乃至生活方式为价值评判：
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全部都颂扬武人，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
这大概是毛泽东最早的文艺批评活动了，虽然只是在内心世界里进行的。
如果说，在此之前他阅读古典小说，主要是获得历史知识和少年幻想的直观满足，以及对艺术形象的美感愉悦，那么，这段思索则反映出他的思维开始走向社会内容的评价，不满足于情感的审美体验，江要寻求真和善的价值所在。他的标准自然是十分浅近朴实，但却是一个根本的事实：他接触的都是长年辛劳的农民，而文学作品竟不以他们为主角；既然人的生存的首要条件是吃饭，种地的农民就应该是社会生存中最重要的角色，可在艺术美的天地里却没有他们的位置，而让那些不种田耕地的人充当主角，这实在太不公平了。进一步，他阅读古典小说的收获开始超越文学命题，升华为社会学的命题：统治者拥有并控制着土地，他们强迫农民为他们种地。原来，文学创作的不公平，源于社会身分的不均等。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关联，就这样自然地在毛泽东心目中系结在了一起，一种从社会关系的角度来要求和评判文艺创作的功利实用（不是贬意，因为我认为文艺不可能摆脱功利目的，对于政治家来说尤其如此）的文艺观点就这样萌生了，他常常对同伴们说：我们①长大了也要写书、写农民的书。1910年秋，16岁的毛泽东借助亲戚和同族长老，说服了一心要把他送到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以继业发家的父亲，同意他到离家50里的湘乡东山小学堂继续读书。这位即将摆脱父辈因循的传统生活的青年，临行前改写了日本西乡隆盛的一首诗留给了父亲，留给了一个封闭的世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他毕竟不是几年前随口说出煮豆腐、烧热酒一类顺口溜的天真少年了。他选择这首诗来表达自己的志向，多少反映出青年毛泽东不满足于“乡关”民俗文化的氛围，急干开拓新视野，进入新境界的心情。当然，第一步是“学”，包括进一步汲取传统的经典文化。目的是学而成名，学而立德、立功、立言。走出乡关，事实上就是要摆脱空间和心理上的那种被局限、被压抑的感觉，也反映出他对未来充满自信和想象的情怀及其洒脱性格。这首诗与他从事并专注革命事业后，于1923年写给杨开慧的那首《贺新郎》的词中，“挥手从兹去”、“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儿女语”所展示的胸境，颇有异曲同功之妙。
来到东山小学堂，尽管毛泽东已写得一手好古文，但当他第一次读到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时，便立即彼它的内容和文体吸引住了，并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政治思想启蒙与写作文风训练同步开始。
梁启超是晚清文坛执牛耳的代表作家。他提倡“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对“新派诗”的产生和发展，对小说地位的提高，均起了促进作用。他在文学上的努力以散文最为著名，影响也最大。他自称“夙不喜桐城派古文”，也打破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的束缚，自求解放，“务①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纵笔所至不检束”。作为改良派的政治家，梁启超提倡半文半白的文词解放，目的是更鲜明更通达地表达自己敏感尖锐的社会改良观点，使文章发挥更直接的社会功能。这种效果事实上也是达到了的。其情感泼辣、笔锋犀利的文风气势，对于读者，“别具一种魔力”，因而风靡一时，“学者竟效之，号新文体”。
①高菊村等：《青年毛泽东》第12页，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
具有一定古文基础的青年毛泽东，也是被这种融新的政治思想和新的写作文风为一体的“魔力”吸引的一个。在他借阅过的《新民丛报》第四号《新民说》“论国家思想”处，他留下了这样的批注：“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前者，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后者，如中国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他在作文里着意师法梁的笔法。其《宋襄公论》、《言志》、《救国图存篇》便写得铿锵有力，深得梁氏笔意，一时为师生传观。国文教师还曾在其作文中写有这样的批语：“视此君身有仙骨，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千里。”可惜这些文章尚未发现。但从他离开东山小学堂到长沙一所中学就读时写的《商鞅徒木立信论》中可窥其一斑。该文一起笔便是破题三叹：“吾读史至商鞅徒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不开、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一下子便造出明快酣畅之势，令国文教员赞赏不已。在批语中称其“目光如炬，落墨大方”，“逆折而入，笔力挺拔”，特别是“义法亦骎骎入古”。同时，又从文章的感染力角度说，“恰似报笔”，“其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予社会文字”。这些评语，虽不免是老师对学生特有的鼓励颂勉之词，但多少反映出青年毛泽东的为文气质，即文风雄放而不虚浮，内容质实而不干涩，这种训练和追求，对他在“五四”时期写出一系列的报刊文字，无疑有明显的影响。
在东山小学堂读书时，有一首叫《黄海之战》的日本歌曲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以至到1936年同斯诺谈话时还记得里面的一些歌词：“麻雀歌唱，夜莺跳舞，春天的绿色田野多可爱；石榴花红，杨柳时绿，展现一幅新画图”。据说这首歌所描绘的是签订朴茨茅斯条约及日俄战争结束时日本的樱花节和全国欢腾的情景。歌词虽较少直露这种政治和军事胜利的背景，但它给人以充满自信和进取气象的美。毛泽东说自己当时就是从这首歌中“知道并感到日本的美”，但接着又补充一句：“并且从这首歌颂日本战胜俄国的歌曲里感觉到一点她的骄傲和强大”。作为一个为自己民族的解放和强大奋斗不懈的政治领袖，或许正是这后一方面的感受使毛泽东牢牢记住了这首歌词。而在当时，毛泽东说他的心理背景是“对国家的前途感到耽忧。我开始认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这时，毛泽东心目中拯救国难的“匹夫”，当然还不是后来他所推崇的一般民众，他把希望寄托在英雄豪杰、帝王圣贤的身上。他甚至认为，“皇帝和大多数官吏都是诚实、善良和聪明的人。他们仅仅需要康有为帮助他们进行变革罢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仙把自己的阅读范围伸进浩瀚的古今中外的传记作品。他说：“关于中国古代帝王尧、舜、秦皇、汉武的记载，使我向往，我读了许多有关他们的书”。他当时的同学，后来成为著名诗人
①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88页，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的萧三，曾惜给他一本《世界英杰传》，书中有华盛顿、林肯、卢梭、孟德斯鸠、拿破仑、彼得大帝、威灵顿等人的传记。他在整本书中打了许多圈点。他特别钦佩华盛顿，经过八年艰苦战斗，赢得了美国的独立。他读后的一个深深的感受是：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
古典小说与农民地位，梁氏文体与政治改良，英雄传记与伟人济世，这就是青年毛泽东在他的家乡最早受到的文艺和政治的双重启蒙。这种启蒙的效果，不仅构筑了毛泽东知识背景的第一轮基石，面且沉淀为他的文化性格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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