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随着国内政局的变化，王明把自己曾经最得意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桂冠戴到毛泽东头上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一面与共产党和谈，一面准备发动内战。面对复杂多变的局势，中共中央全力进行两手准备。
王明看到中央委员人人东奔西走，个个身挑重担，也不甘寂寞。他向中央提出要求，希望能做点具体工作。
中央考虑到王明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又有一定的政策水平，安排他负责法律方面的事务。对王明来说，这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可他还是愉快地接受了这一安排。
1947年1月，周恩来代表中央召集工作会议，要求王明负责起草一个全国性的宪法草案，供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之用，限于5月1日前完成。
这年3月，国民党“西北王”胡宗南，率23万大军向陕北解放区发起猖狂进攻，而陕北战场上的人民解放军，全部兵力只有3万人。
中共中央审时度势，主动放弃延安，转战陕北。
王明率法律研究委员会东渡黄河，迁到山西临县。
离开延安时，王明向毛泽东、刘少奇辞行，并口头请示宪法草案的起草原则。
4月底，法律研究委员会正式开始工作。由于战争环境的影响，初稿直到8月才完成，10月完成第二稿。这期间，王明几次前往河西中央驻地请示工作。由于解放战争激烈地进行，中央无暇讨论，加之宪法草案要待全国胜利后才使用，这项工作只好暂停。
1947年12月8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分析当时的形势。毛泽东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军事、土地改革、整党、经济、统一战线等方面的基本政策，提出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任务。在阐述各项政策时，毛泽东批评了王明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所推行的“左”的和右的错误。
王明认为毛泽东的报告，“恰恰回答了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完全正确”。
在26日发言时，他主要讲了统一战线、学习毛泽东思想、起草宪法草案几个问题。
他说，总结党的历史，指出历史上的错误，他都同意。打击与消灭不同，不但过去苏维埃时期没有弄清楚，以后也有许多人没有弄清楚，他自己就是这样。他认为打击包括准备消灭在内，但不是现在就消灭。
在谈到思想方法时，王明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就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毛主席提出的区别临时起作用的因素与永久性起作用的因素，就是重要的方法论。区别全部与局部，轻视全部的一般敌人，重视局部的具体敌人；战略上以少胜多，战役上以多胜少，就是从这个原则而来。党内要提倡学习毛泽东的方法论。
谈到宪法草案时，他说，因为用的时间没有看清楚，以为三五个月就要用，故带有临时性、政策性、宣传性。各同志的意见兼容并收，以供中央采择，故内容和形式都有毛病。
李维汉回忆说：“讨论报告时，王明和我在一个小组，他讲了不少的话，根本不接触报告中的批评。”
随着解放战争向前推进，中央机关陆续向河北境内转移，王明一行转移到河北阜平县城南庄，后又移驻建屏县。
1948年5月初，王明旧病复发，中央安排他接受治疗，孟庆树负责护理。
在治疗过程中，中央医院又出现了一次技术事故。
王明经常便秘，有时吃泻药，有时灌肠，灌肠的药品经常更换。黄树则医生给王明看病后，开了药物肥皂。当时医院用的药物肥皂是日本生产的，名称叫药物石碱，瓶子上也是这样写的，黄树则开的处方上写的就是药物石碱。
受条件限制，医院的管理不大规范。有些药品应分门别类，分类摆放，可医院把所有药品统统放在一个药架上，排放的位置也不合理。司药看见处方上一个“石”字，就把石炭酸拿出来当成药物石碱，配成溶液，发了出去。
黄树则上门看望王明时，孟庆树正准备给王明灌肠，并把灌肠管插到了肛门里边。
孟庆树见黄树则进来，若有所思地问了一句，“原来药物石碱就是石炭酸呀？”
黄树则一听，连说不是。
孟庆树一脸茫然，赶紧把灌肠管抽出来，用盐水冲洗。
尽管有惊无险，王明还是很有意见。
孟庆树写了个报告，把情况向上反映。
周恩来十分重视，在孟庆树的报告上做了批示：将药取错，就像理发员用刀子给别人理发，不是剃了头发，而是剃掉了眉毛，必须严肃处理。
卫生部门认为这是很不应该的事情，给司药一个处分。
黄树则说明情况并作了检讨。他说，如果当时把药物石碱写成药物肥皂，这件事就可能不会发生，因为司药对药物石碱不太熟悉。
情况向王明解释清楚了，黄树则还是照常给他看病。1957年，黄树则随毛泽东访问苏联，已是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的黄树则，还代表毛泽东看望了在苏联养病的王明。
事件过去了几十年，王明记忆犹新。他把这次医疗事故与毛泽东扯在一起，说是毛泽东采取措施，加速他的死亡。
在《中共五十年》一书中，王明写道：1948年6月25日，朱豪中央医院的主治医生黄树则开的处方是：用来苏尔代替药用石碱给我灌肠，用来苏尔灌肠可以引起死亡。只是由于我妻子的警惕性，才得以避免了这一次的不幸后果。这个情况，医院院长周泽昭和其他医生都很清楚。
由于这一事件，中央卫生处于7月7日发了一个通报，通报确认：“药剂师在配药时犯了错误。”
很明显，这种说法的目的在于掩盖加速我死亡的新的企图。这种企图是根据上面的指示而见之于行动的。
国内政局变化很快，在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之际，中共中央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王明出席了这次会议，并有极为精彩的表演。
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报告，提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迅速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方针；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到城市，而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分析了全国胜利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了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的基本政策；特别提醒全党要防止骄傲自满，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王明在会上两次发言。
3月7日，王明第一次发言。他首先表示完全同意毛泽东的报告，认为这是中国革命在新的历史关头的新任务。随后，他对毛泽东大加颂扬，说取得今天的胜利，是毛泽东将中国的特点和马列主义结合起来了。毛的学说不仅是政治的、军事的，而且是经济学说的科学。现在不仅一般人愿跟毛泽东走，连国民党的人也愿跟毛泽东走，这是因为他领导的正确。
王明甚至把曾经最得意的“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桂冠，戴到毛泽东的头上，说毛泽东有丰富的历史知识、科学知识，并且与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才成为中国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大家应该向他学习。
王明在党内处境孤立，这次发言未得到肯定和欢迎。
刘少奇在王明发言时插话：“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有两种意义，“你提出的毛主席的旗帜是掩护”。其他中央委员也在会上的发言中，批评王明的错误。
此时的王明，往日的威风荡然无存。听了大家的批评，只能忍气吞声。当天晚上，他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交谈。
3月10日，王明在会上第二次发言。他开门见山，将大家的批评归纳为三点：一是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教条主义了解；二是自我批评不够；三是落后。他认为这些批评是正确的。
王明就这三个问题作了说明，并作了一些检查。
他说，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分析得很对，指出自己的错误都是对的。他过去不知道自己有右倾投降主义，有严重的无组织无政府主义现象，特别是武汉时期发表文章、声明等，即是严重的闹独立性，给红军、人民、党的事业造成了很大损失，当然痛心。他还说，延安整风就是针对他自己，这是为了党为了人民，七大之后党确实走向了胜利，自己因身体原因，恐难赶上，尽力为之，希望党和同志继续帮助。
关于犯错误的原因，他说了三条：一是发号施令，教条主义，不懂方法论；二是党的锻炼很差，工作经验也差；三是自高自大，既骄又躁，盛气凌人。
王明在检查过程中，插话提问者不断，有的提出问题，有的提出批评。他对有些问题进行了检讨，对有的问题进行了反驳或解释。
关于是否反对毛泽东，反对《新民主主义论》，他说：“我未反过新民主主义，只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提出三个阶段，毛提出两个阶段，毛批了，大阶段还可分小阶段，过去确实不了解新民主主义的伟大作用。
关于要求毛泽东作修改这一著作的声明，不能那样孤立大资产阶级顽固分子的问题，他说：我这样做为的是与国民党搞的更好些，以便更好地抗日。”
他接着说，“我当时态度不好，对毛发过脾气……我过去不认识毛，不了解毛的思想，落后，我在莫斯科不了解苏区的情况，但在莫斯科却未反过毛，只是不知道他如此伟大……六中全会后多少对毛泽东思想有所了解”。
有人提到他是否有领袖欲，想当总书记的问题，他说：“我心里没有想过当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提出不许我当总书记……过去以为自己有功：反立三路线一功，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一功，其实，这不是自己的，是把党的功劳放在自己身上。”
关于为什么不检查自己的错误，他说：“过去我想，我的错误是在上海写小册子等，至于苏区的损失，我还认为不是自己的直接责任，而是博古，但后来又同他们的意见有分歧……讲到责任，觉得别人比我负得更多，因为常想是别人搞的，或者我不在那里。另外，多年心中有牢骚、不满，怕负责任，怕引起误会说我搞宗派，拉拉扯扯……怕人家不理，承认了，更不理我了……”
这是王明在党的大会上，第一次公开敞开自己的心扉。
王明最后说：“我向同志们声明，今后一定抛开个人，不想责任，而好好想自己的缺点……我愿做个驴子，慢慢走，跟毛走，看将来能赶上吗？”
◆2.毛泽东充分肯定王明参与制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认为它是“建立新民主主义新型家庭关系的法制准绳”
1949年10月1日，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划时代的日子。北京30万军民兴高采烈地聚集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这一天，毛泽东主持中央人民政府第一次会议，决定中央人民政府各部、委人选。
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发出通知，任命王明为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法制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委员。
政治法律委员会负责领导法制委员会、公安部、司法部等政法部门，是全国政法工作的核心机构。主任由德高望重的国务院副总理董必武兼任，副主任除王明外，还有彭真、张奚若、彭泽民三人。孟庆树为法制委员会委员，兼任资料室主任。
法制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就是为中央人民政府起草各种法律与法规。新中国百废待兴，不仅经济建设面临很多困难，建立法律体系的任务也很繁重，需要制订的法律很多。
建国初期，不少地方流行着旧的婚姻制度，包办买卖婚姻制度盛行，一夫多妻制，干涉婚姻自由，虐待妇女的案件时有发生。
婚姻制度是家庭制度的基础，是整个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旧的婚姻制度，不仅是家庭痛苦的一种根源，把人口占半数的大多数妇女投入被奴役的深渊，而且阻碍了社会向前发展。王明和法制委员会首先抓了婚姻法的立法工作。
还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王明就在山西临县开始着手准备婚姻法草案的制定。他搞法律工作，可说是半路出家，搞婚姻法更是陌生。但王明分管过一段时期的妇女工作，马列书读得不少，又富有钻研精神，在他积极参与下，制定婚姻法进展很快。
王明办什么事情先找理论依据。为了制定好婚姻法，他与法制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一起学习马、恩、列、斯关于妇女和婚姻、家庭、社会发展问题的学说，学习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中的论述，要求工作人员必须很快熟悉这方面的理论论著。
在夺取全国政权前，中共建立过多块根据地，对婚姻问题向来重视，制定了一些法规和条例。战争年代的一系列婚姻法规，虽然带有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却是王明起草婚姻法的基础。他还研究了中共所有的妇女工作专题报告，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调解书、案例、统计材料，查阅了婚姻问题的书、报、杂志，并进行婚姻问题的实地调查。
王明与法制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将有关婚姻制度的某些史料，国民党民法婚姻章的有关条款，加以批判地借鉴。他们还学习和参考了苏联、朝鲜、东欧等国的经验，如果资料没有中文本的，就将外文翻译过来。王明还亲自翻译了俄文版的《苏联婚姻家庭和监护法典》。
王明工作投入，常常起早贪黑，不分日夜，很快归纳出婚姻法的总体精神和基本原则。他不断向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请示汇报，给中央领导留下了新的印象，认为王明在向好的方向发展，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
王明还广泛向民主党派、司法机关、少数民族、群众团体征求意见，反复斟酌，前后修改了41稿。据参加起草的李光灿回忆说：“关于离婚等问题，搞得还是很不错的，搞出来后，有些共产党国家，还来取经。”
这部《婚姻法》出炉，可谓过五关，斩六将。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22次会议专门审议，之后毛泽东两次主持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委员，政务院总理、副总理以及全国政协常委联席会议决议定稿，最后提交中央人民政府通过。
毛泽东肯定了婚姻法起草工作取得的成绩，对这部《婚姻法》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是“摧毁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有力武器，也是建立新民主主义新型家庭关系的法制准绳”。
1950年4月13日，中央人民政府举行第七次会议，王明作婚姻法起草经过和起草理由的说明报告。据李光灿回忆：“婚姻法报告由他口述，我笔记。17个钟头他一口气下来。他的口述能力很强，17个钟头的口述形成23000字的报告。”
这个说明报告，共分六个部分：起草经过；婚姻法的意义；婚姻法的原则规定；结婚和家庭问题的具体规定；离婚及其有关问题的具体规定；婚姻法的施行。
在报告中，王明没有揽功于己，认为这是群策群力的结果。他说在研究和草拟婚姻法过程中，经常得到毛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经常得到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的指示和帮助，经常与全国妇联和司法机关通力合作，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经过政治风雨磨砺的王明，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了。
从1950年5月1日起，这部《婚姻法》开始付诸实施，直到1980年才重新修订。新修订的婚姻法继承了原婚姻法的基本准则和主要条款，许多观点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仍然在起主导作用。
李光灿对王明的这段工作，有过如下评述：“六届六中全会后，实际上王明工作不多了。毛主席给他个任务，成立中央法制委员会，让他当主任。……在法制思想上，王明和董老很接近。董老是科班出身的，日本法科大学毕业，这方面比较专，王明也较专……周总理、董老的法制思想是正确的，王明的法制思想也是正确的。”
这期间，王明经常参加或主持一些会议，阐述自己的法制思想。1950年2月6日，他主持全国监狱法律座谈会，提出了“军事管理，民主生活，劳动教育，改过自新”的十六字方针，基本上指明了监狱工作的方向。
王明在第一届全国司法会议上作报告，阐明了司法工作的重要性，法律的本质、人民司法制度、刑民法政策。后来他又对代表提出的意见进行解答，着重谈了镇压与宽大相结合，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成分问题，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以及婚姻法执行等方面的问题。
作为全国法制委员会主任，王明在公与私、法与情、是与非的激烈碰撞中，是非分明，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合格答卷。
王明的四叔陈云溪，参加过红军游击队，主力部队转移后，与大哥陈聘之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国共第二次合作，王明在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国民参政员。陈云溪跑到武汉，希望王明给他谋取个一官半职。王明对这个一心想升官发财的叔叔并无好感，狠狠地批评他一顿，也没给他安排差事。
陈云溪败兴回到金家寨，四处活动，当上了国民党保安团团长，做了许多伤天害理之事。1948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解放了金家寨，陈云溪率部上山流窜，负隅顽抗，成为政治土匪。
解放军打过长江后，白崇禧派人收拢残部，妄图以大别山为据点，伺机反扑。陈云溪的保安团跟着匪首汪宪、袁成英，杀害地方干部，组织武装暴乱，颠覆基层政权。在鄂豫皖三省剿匪指挥部的严厉打击下，猖獗一时的陈云溪逃到金寨白水河的帽顶山，昼伏夜出，继续为非作歹。金寨县县长刘伟找到陈聘之，请其劝降陈云溪。陈聘之受人民政府之托，给陈云溪写信，宣传党的政策。走投无路的陈云溪慑于人民政权的威力，听从了大哥的劝告，终于率部投降。
人民解放军不费一枪一弹，收缴了陈云溪的保安团。陈云溪因此受到宽大处理，开始平民生活。不久，陈云溪当保安团长时的警卫员因乱搞女人被人民政府逮捕，揭发陈云溪缴械投降时，私藏两支手枪未交，陈云溪因此被捕入狱。
陈云溪是王明的亲叔，又是陈聘之动员投降的，金寨县没有马上处理，上报皖北行署。皖北行署也没有立即批复此案，而是呈报给华东军政委员会。华东军政委员会又将此案呈报材料送京交与王明阅批。王明看后，提笔批复四个大字：依法处理。
1950年10月后，全国掀起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金寨县人民法院于1951年根据陈云溪的犯罪事实和王明的批复，判处陈云溪死刑，执行枪决。
陈云溪一案，震动金寨全县。老百姓议论纷纷，称颂王明大义灭亲，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3.鉴于王明对错误的敷衍态度，七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和《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
全会的主题是讨论财政经济工作，制订党在这个时期的战略与策略。但七届三中全会在完成这一主要议题的同时，还专门就王明的问题做了讨论，并在会议的最后一天，通过了《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
七届三中全会专门就王明问题作出决定，是与七届二中全会以后王明对待自己错误的态度有直接关联的。
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批评王明不肯作自我批评，怕负责任，有功归己，有过归人。在闭幕会上，毛泽东口头要求王明对历史错误写一声明书，提交政治局审阅。王明当时答应了，几个月过后，一直不见回音。
这年10月23日，刘少奇代表政治局同王明谈话，批评王明不尊重二中全会决议，催促他从速写好声明书，交政治局审阅。
10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在决议事项第九项中写道：“中央政治局听了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后，认为刘少奇同志对王明同志谈话时所采取的立场是正确的，王明同志必须遵守二中全会决定，并按照二中全会上同志们对王明同志所作批评的方向及王明同志在会议上所作愿意写声明书的口头表示，从速写好声明书，交政治局审阅。”
11月1日，中央办公厅发出由主任杨尚昆署名的通知，将这一决定通知王明。
王明接到通知，见中央要求他写声明书一事抓得很紧，于11月6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您在二中全会作结论时，要求我对于您所指出的我在内战时期和抗日时期所犯的错误再写一声明书，现遵示声明如下：
1．关于内战时期错误问题，我于1945年4月20日已经写了一封信给六届七中全会，表示完全接受七中全会1945年4月20日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主席四五次反复问我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有什么意见？并说，如果我认为还有哪些不合事实的话，中央可以修改决议。前几次，我均答复已经没有什么意见了，最后一次我觉得主席既然这样反复地询问，不妨遵照主席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指示，将我想到的有些意见向党的领袖陈述一次，现在我再向中央正式声明一次：我完全接受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于决议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再不向任何人发表任何问题的不同意见。
2．关于抗战初期错误问题，中央作出结论，我是一个党员，一切接受和服从。11月27日，王明又写信给毛泽东说：“我请求你最近几天来我处谈谈，并抽出较久点的时间，我迫切地期待着，如何，请示复。”
王明热盼着，可毛泽东没有来王明处交谈。他的观点早就明朗，也没有时间和王明交谈，百废待举，许多国家大事要思考处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对王明“即使不满”也“绝对服从”的态度，是不满意的。
正因如此，1950年6月的七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全文如下：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
关于王明同志在内战时期和抗战时期所犯的政治路线的错误，1949年3月党中央在第七届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曾决定王明同志应写一声明书，提交政治局审阅。当时王明亦曾在全会上口头表示接受这一决定。但是事实上，王明同志对于这一决定的执行，一直采取拖延的态度，中间虽经政治局的催促，并于1949年10月23日派刘少奇同志代表政治局与王明同志谈话，指出王明同志不尊重二中全会决定，拖延不写声明书，是不对的，并催他从速写好声明书。
同年12月20日，政治局听了刘少奇同志同王明同志谈话情形报告之后，又曾将政治局的决定通知王明同志，指出：“王明同志必须遵守二中全会决定，并按照二中全会上同志们对王明同志所作批评的方向及王明同志在会议上所作的愿意写声明书的口头表示，从速写好声明书交政治局审阅。”1949年11月6日王明同志写信给主席说，他对于内战时期所犯的错误问题，已于1945年4月20日写了一封信给六届七中全会，表示完全接受七中全会1945年4月20日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虽然他在后来又向主席表示不同意这个决议，但他除表示接受这个决议外，拒绝再有所声明。他对于抗日时期的错误问题除准备接受中央的结论外，亦拒绝声明他自己的任何意见。
三中全会认为，王明同志至此时为止，对于他过去所犯的错误是拒绝反省的，对党中央所采取的态度是不诚恳的，对不遵守二中全会决定向政治局写声明书的行为是无纪律的行为。
因此，三中全会决定，王明同志仍应执行二中全会的决定，对于他在内战时期及抗日战争所写的各种文章、小册子和其他文件中所犯的原则错误，作一次深刻的反省，借以证明他自己是深刻地认识了并承认了自己所犯的错误，而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有所改正。此次声明写好后，应即提交中央政治局审阅，并在必要时，由政治局提交以后中央全会讨论。这一决定通过的当天，王明写信给杨尚昆并转毛泽东说：经过医师轮流注射几天葡萄糖后，心脏衰弱情况已有好转，惟肠炎腹泻未好，每日只吃少许流食，故仍不能起来工作，因而不仅三中全会未能参加，恐政协全国委员会头几天的会议，也很少可能参加，非常着急。除继续请假几天外，特将情况报告，请释念。
王明收到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后，心情是沉重而又复杂的。8月17日，他致信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
三中全会《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于7月底收到。由于从天津视察回来，又病了一月左右；刚起床，又适逢司法会议开会在即，催着要我赶写报告和突击几个司法法规草案初稿，因而从8月初又病到现在。昨今两日腹泻较轻，特将有关写声明书问题请示：
1．三中全会决定要我把内战时期及抗日时期所写的各种文章、小册子及其他文件，均作出检讨来写声明书，这需要相当久的时间。因为我身体带病（由于心脏和肠胃交互影响），加之还有法委会一批司法法规及公司法草案等，照政务院决定，应于秋季完稿；同时，要研究这么多文章、小册子和其他文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请示究竟要我在好多时间以内写成声明书？以便我好来计划支配时间。（但害病时间，请假外，如目前，照医生意见，至少还需要半个月时间左右，才能开始工作，因肠肿未消。）
2.1937年12月散会时，主席叫王首道同志把各同志笔记本都收下，不准带出去。我的笔记本也被收下去了，要请人查出来还我，以便研究。其他如武汉时期的新华日报、延安的新中华报，由于疏散时送到瓦窑堡都遗失了，如中央存有，均请允许借我一用。从王明这封信来看，他当时还没有公开对抗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关于王明同志的决定》，他准备按照《决定》中的某些规定，把自己所写的文章、小册子及有关文件看一遍，然后写一份材料，但强调“这需要相当久的时间”。
鉴于王明的态度，第二天，毛泽东在王明的来信上明确批示：
王明的声明书应于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开会以前写好，并送交政治局。
王明的笔记本及武汉时期的报纸，请尚昆查清是否尚有保存。
以上两点，由尚昆口头通知王明。
杨尚昆让孟庆树代转毛泽东的批示，通知王明。
王明在信中强调“这需要相当久的时间”，毛泽东在批示中明确强调应在“11月上旬七届四中全会开会以前写好”。这期间，王明的病情又有所反复，于是他在9月上旬提出“请求到苏联医治”。
按理，王明只有写完声明书后才能去苏联，但中央考虑到王明确实有病，而且当时苏联医疗设备和技术水平比国内好，还是同意了王明的请求。这样，王明一直到最后，也没有再向党中央写出任何声明。
◆4.许多代表说：是经毛主席一再指示，才“忍痛投他一票”。中共八大上，长期在苏联养病的王明仍当选为中央委员
工作上的劳累，思想上的压力，王明的病情越来越重。
9月上旬，王明向中央提出去苏联治病的要求。
9月12日，刘少奇代毛泽东起草了致斯大林的电报，经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诸同志传阅后，由师哲译好，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发出。电报全文如下：中共中央委员王明同志患胃肠心脏诸病，经长期医治，效果甚少，中共中央同意他的请求到苏联医治。是否可行，望复。
9月19日午后，毛泽东收到斯大林9月18日的复电：你关于王明同志赴苏医病的电报，已获悉。王明同志随时都可以来莫斯科，为王明的医疗和休息将会准备好一切必要的条件。毛泽东阅后转给了刘少奇。
杨尚昆将中央意见和同苏联交涉的结果通知王明，让其着手准备。
10月23日，王明向刘少奇和毛泽东写了一封亲笔信：得中央办公厅通知，一切准备好了，我可于日内起行。如主席和少奇同志对我有须当面吩咐之事，请于今明两日内通知我，以便前往聆示。否则，即不去辞行了，因你们忙得夜以继日，我不愿去耽搁你们宝贵的时间，专此敬礼，并祝健康。
1950年10月25日，王明、孟庆树和两个孩子以及保健医生、保姆一行六人，乘火车赴苏联治病。
王明走时匆忙，连在北京工作的弟弟都未告之。
20多年后，王明把自己申请去苏联治病，说成是毛泽东的突然安排，是企图假借美国人之手，把他炸死在赴苏的铁路线上。
他说：“1950年10月25日上午11点钟，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来到我家通知说：‘早上九点钟刘少奇把我叫去对我说，今天凌晨毛主席同他谈了王明要在今天下午乘开往满洲里车站的火车去苏联，他吩咐我尽快去办理一切手续。’‘现在我把护照交给你……我已通知铁道部在当晚六时照例发往满洲里的列车上为你挂一节公车。’”
王明问杨尚昆：“据说，我们的志愿军为了抗美援朝今天午夜通过鸭绿江大桥入朝参战，麦克阿瑟已经下令美国空军在中国志愿军赴朝时，集中轰炸从山海关到满洲里的整条铁路线，以破坏从北京到满洲里和从苏联到满洲里的供给，这消息是真的吗？”
杨尚昆回答：“是真的。”
王明再问杨尚昆：“如果我们明天早上到达满洲里，正赶上集中轰炸，难道不是这样吗？”
“今天走不走，你自己决定。”杨尚昆明确回答，“如果你决定不去，就请告诉我，我好通知铁道部。”
王明悟出了“道理”：“我和孟庆树，当然马上明白了为什么毛泽东突然决定让我们起程的原因了。……我们商量应该怎么办。尽管有风险，我们还是决定走；否则，走不走得成就难说了。……在五个政法机关为我们饯行的招待会上，一些同志劝我不要拿生命去冒险。但是我们于六点半坐火车启程了。”
事实上，由东北边防军改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四个军，已于10月19日傍晚开始过江，进入朝鲜境内，根本谈不上“正好赶上集中轰炸”。后来的事实也证明，王明一行乘火车平安到达莫斯科，路上并未遇上任何风险。
王明希望为党继续工作，可难敌恶病折磨。医生劝其手术治疗，他心有余悸，坚决不从。党和政府对王明政治上严格要求，生活上却周到安排。
1953年12月，王明病情稍有好转，便回到国内。王明回国没几天，就致信毛泽东说：9日晨抵京，一路尚好，请释念。听说主席身体健康，至为欣慰。三年未见，很想有机会见到毛主席和江青同志，如主席什么时候能抽出时间见我，请便中示知，以便遵示前往。此时，王明的病情并未完全康复，中央对此十分关心。卫生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同志不要探访，以免他疲劳发病。不久，董必武亲自到医院看望王明，转达了中央书记处各同志的意见，要他安心治病，继续休养。
这时的中国政坛，平静的局面已被打破。高岗、饶漱石结成“死亡联盟”，明争暗斗，将当时几乎所有的政治领袖卷入其中。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中国共产党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前，中央将这个决议送给王明征求意见，他表示完全同意。
王明是个“工作狂”，精神稍好，就参加了法制委员会的工作。
1954年4月8日，他肝胆炎和肠炎急性发作，不得不再次住进医院，从此再也没有重新工作。
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政务院改称国务院，撤销了一些部委，法制委员会也被撤销，王明在政府中再没担任任何职务。
9月下旬，杨尚昆看望王明，转达了刘少奇的意见：法制委员会机关取消了，关于工作问题，等病好一些的时候，中央再决定。
12月14日，王明致信刘少奇并转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像我现在这样的情况，当然不能承担任何比较紧张吃力和经常系统性的工作，但有时身体比较好一些的时候，若不多少参加一点工作，感到自己完全成了不能劳动的废人，精神上是异常痛苦的。……因此，我要求中央考虑分配给我某些轻轻的工作试试看。”
就在王明再想出来工作的时候，他的老毛病又犯了。
1955年初，王明又速发肝胆、肠胃、心脏诸病，医生建议做胆囊切除手术。王明、孟庆树心有余悸，竭力反对。由于病根难除，经常发作，王明的身体每况愈下，体重从60公斤下降到40公斤。
1955年3月21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原东北抗联师政委、中共吉林省委副书记富振声见王明不参加会议，又一直不检讨自己的错误，便给毛泽东和大会主席团写信，大会主席团将此信转给了王明。
4月1日，王明躺在病床上艰难地给主席团写了一封回信：富振声同志的信收到了。我因病不能出席这次全国党代表会议，只能在床上听读一部分文件，未能听到许多同志的发言，因而未能得到很多的教益，对我确是莫大的损失。虽然这次中央又允许我请病假，但我经常因自己不能为党更多地工作和参加会议而痛苦万分！同时也为五年计划取得的每一个成绩而欢呼——在去年接到五年计划初稿时，我虽有病仍在秘书同志帮助下，读了两遍并提了一点修改意见，为我党完全战胜高饶联盟而喜悦——去年讨论高饶问题时，我曾带病参加党组小组会议，表明过自己的态度；因此，我自觉并未因病而和党疏远，更未因病而不重视党的代表会议。但是所以使富同志有此感觉，可能如富同志所说由于他不了解我的情况。而我现在的体力不可能给富同志写详细的说明。因此，我请求主席和主席团同志指示：我有无必要把我的有关病历和现在身体情况的材料给富同志看看？或者请主席和少奇同志为我向富同志解释一下，因为我这十几年来的工作和身体情况，都曾经常向你们二位作过报告，想你们都是了解的。
关于我在七大前根据六届七中全会决议所作的很长的检讨错误的声明书（中央曾印发七大代表）；二中全会上我也曾作过检讨性的发言；请考虑是否可向富同志说明，以免他误会我从来未向党交代。至于七届三中全会要我把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十几年来我所写的每一篇文章和每一个文件都重新检讨和作出自我批评来，因为这非我的身体所能，曾经中央允许暂且不作并送我去苏联治病。可惜我的身体越来越坏，正如富同志所说的这是一笔既重且多的债，至今尚未还！我自己比任何同志都更不满这一点，而这也是经常使我痛苦不安的。
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中共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10月2日，王明让孟庆树代笔给刘少奇写信，请他代转中央并毛泽东，信中说：今天下午孟庆树同志告诉我关于中央通知七届六中全会明日召开的消息，……我听了这个消息非常难过，现在我要她用我的名义再给中央写这封信，除再次向中央请假外，并提出下列意见，请中央考虑。
七大以来的十年间，我只有约一半时间曾带病工作，另外一半时间则因病不能工作，从去年4月，我的肝胆病急性发作，……尤其是今年1月以来，肝胆炎连续不断的发作，使身体健康情况更加恶化，心脏也极度衰弱，右手已10个月不能动……
由于病的关系，我不能出席中央的几次会议和全党代表会议，也不能参加党的工作，这就是说，我的身体情况使我不能对党尽一个中央委员的起码责任，因而我认为：我继续担任中央委员的职务是不适宜的，因此，我请求中央解除我的中央委员职务，等我的病好到可以工作时，再由组织另行分配工作。
王明在国内治疗一段时间，病情未见根本好转，再次向中央提出赴苏治病的要求，经中央同意后，办理了出国手续。在刘少奇和几位苏联同志的帮助下，他从北京医院的病床上，被人用担架直接抬上了苏联飞机。
1956年1月30日，王明全家乘飞机去莫斯科。飞机飞至3000米高空时，王明心脏突然衰弱，急需抢救。虽然北京医院随行医生与护士带了六包注射器，可没有带针头。危急时刻，孟庆树拿出自备针头，立即安上给王明注射强心剂，王明这才化险为夷，平安到达莫斯科。
王明是作为中央委员去莫斯科治病的，他长期在苏联学习和工作，与各方面有交往，苏联政府给予了精心的治疗和周到的照顾，王明的病情很快好转，身体逐渐康复。
1956年9月，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筹备期间，邓小平代表中央于8月上旬致电王明，希望他在身体许可的条件下回国参加会议。
9月8日，王明从莫斯科致电刘少奇并转中央和毛泽东：我个人及医疗、护理方面作了更多的努力，但至今身体状况仍不许我有回国参加八大学习的可能，不得不以深沉的愧疚向中央和八大主席团来电请假。
红军时期就开始给中央领导人治病的傅连暲医生，致信中共中央说：最近，克里姆林宫老医生斯洛巴尼克来我国，我曾向他询问王明同志健康状况。据他讲，王明同志几个月来，体重增加13公斤，每日能走很多的路，行动几如常人，如以现在的活动来估算，他可担任工作。自此可以证明，王明同志来电所述与他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完全不相符的，他是有意躲避不来出席这次大会的。为了说明他的思想，我有责任把这一情况反映给中央，供中央参考。
尽管王明因病没有参加党的八大，对自己的错误也没有深刻反省检讨，党中央还是从团结的大局出发，把王明列入八大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希望代表能够选他。
一些代表对王明既不回国出席大会又不承认错误，表示强烈不满。
王观澜在给中央的信中说：王明七大没有很好反省，七大以后11年的漫长时间，应该有积极反省自己错误的表示，可是一直到今天，没有令人满意的表示，这是很遗憾的。
傅连暲也在信中表示：从我党的历史上看，王明同志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给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任何人回忆起来，深感惨痛，特别严重的是至今尚无承认错误之意。
经过中央一再动员和说服，许多代表放弃了不选王明的意见。有的明确表示，是经毛主席一再指示，才“忍痛投他一票”的。王明仍当选为中央委员，可在97名当选者中，得票最少，按得票多少公布的中央委员名单，王明列在最后一名。
虽然王明的病情已经好转，可以回国工作了，但王明没有回国。党中央为照顾他，也没有催他回国。
党和政府虽然政治上对王明严格要求，生活上却周到考虑。王明去苏联养病，每月工资照领，他要药品、要物、要人，政府都给予安排。派往苏联为王明服务的西医、中医、护士、警卫、保姆，不满意的随时更换。
王明工资是行政五级，孟庆树是行政八级，秘书代领后换成卢布，寄往苏联。“文化大革命”期间，王明在国内的秘书因“里通外国”被撤职，才没有再给王明夫妇寄工资和物品。
◆5.站在苏共立场的中共中央委员
王明身居国外，两眼却注视着国内的情况。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之后，开始了全面建设的十年，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王明还写了不少诗歌，表情达意。看到成就，他热情赞扬，抒发自己的兴奋之情；发现挫折，他十分不满，甚至提出尖锐批评。应该来说，这时王明的文章还是有理性、讲根据的。但是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的恶化，王明很快倒向以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一边，利用一切机会攻击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
中苏争论由来已久。
1953年3月5号，斯大林逝世。作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给予过无私的援助。虽然在解放战争后期，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估计不足，但新中国成立后，他领导的苏联是在国际上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也许正因为这一点，斯大林后来以老大哥自居，对中国共产党指手画脚，影响是不好的。
赫鲁晓夫有一段回忆证实了这一点，他说：斯大林突然喜欢起菠萝罐头来了。他立刻指示马林科夫说：给中国人发个电报，说我希望他们拿出一块地方来，让我们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
一两天后，我们收到中国人的回电，毛泽东说：“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假如你们对菠萝罐头有兴趣，可以给我们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
恰如我所预料的那样，斯大林伤害了毛泽东。当然斯大林也伤害了中国人民，毛泽东捍卫的是新中国的尊严。
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斯大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
斯大林逝世半年后，赫鲁晓夫成了苏联最高统治者。他在1956年2月的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反对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强烈震动。中国共产党人认为“秘密报告”对斯大林的一些提法是不妥当的。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在此期间，毛泽东和赫鲁晓夫进行过会晤。有一次，毛泽东对他说：“我在报纸上看见你们国防部长朱可夫说，要是哪个社会主义国家遭到帝国主义国家进攻，你们将迅速出击，我认为这个做法是错误的。”
赫鲁晓夫解释说：“朱可夫不是代表他个人说这番话的，他代表中央委员会表达了集体的决定。”
毛泽东回答说：“我想，假如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你们不必干预。我们自己会打他们。你们的任务是保存自己，让我们自己照顾自己。”
1958年夏，赫鲁晓夫率苏联代表团访问中国。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一次会晤说到原子弹问题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毛泽东：“对我们来说，有我国自己的原子弹是特别重要的，而现在我们没有原子弹。”
赫鲁晓夫说：“你们要原子弹干嘛？苏联有，它就可以保护中国，我们签订的苏中友好互助条约上不就有这样的规定吗？”
毛泽东：“谢谢，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大国，我们应当有自己的原子武器来保护自己。要是贵国不愿意给我们原子弹，是否能在技术上帮助我们创制原子武器？”
赫鲁晓夫：“制造原子弹多昂贵。另外，生产原子弹会把中国生产的大部分电力消耗掉。”
毛泽东：“那好吧，我们能用自己的能力来对付美国纸老虎的。”
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提出异议，赫鲁晓夫固执己见，这次会谈给两党关系的破裂埋下了伏笔。
1959年，赫鲁晓夫访问美国结束后回到中国，这是他最后一次中国之行。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赫鲁晓夫要求说：“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水艇在你们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泊，等等?”
毛泽东回答说：“最后再说一遍，不行!而且我不再想听到有人提起这件事。”
赫鲁晓夫说：“大西洋公约组织国家在互相合作和供应方面并没有什么麻烦，可是我们这里——竟连这种简单的事情都达不成协议!”
“不能！”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
赫鲁晓夫又以交换的语气回答说：“假如你愿意，你们的潜艇可以使用摩尔曼斯克（苏联港口基地——作者注）作基地。”
毛泽东不假思索地说：“不要！我们不想在摩尔曼斯克干什么，也不希望你们在我们这干什么。英国人和别的外国人已经在我们的国土上呆了很多年，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
赫鲁晓夫回国后不久，苏联方面突然撤走了正在中国帮助建设的技术专家，带走了工厂的图纸，单方面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多项协议，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给中国造成极大的损失。也极大地损害了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关系。
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后，苏共领导、苏联报刊和苏共影响下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的领导大量地发表决议、声明、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共也公开发表文章，答复和批评受苏共影响而指责中国的几个党。中苏争论进一步公开化。此间，中共派邓小平率团去莫斯科与苏共举行两党会谈，但没有取得成果。
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续发表九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指责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这场空前规模的大论战，导致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分裂。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上台，中共抱着改善关系的愿望，派代表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但勃列日涅夫集团对中国奉行比赫鲁晓夫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政策，并向中苏边境增兵。
1966年3月，中共决定不派代表出席苏共二十三大，从此两党关系中断。
综观中苏两党两国的矛盾冲突，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分歧，两党对于国际关系，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路线和策略，对于对方的国际和国内政策，有尖锐的意见对立。另一方面是苏联党的领导仍然以“老子党”自居，要求中国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企图控制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服从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需要，苏联领导人提出损害中国主权的要求，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严词拒绝，是正义的；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行径，予以坚决抵制，是无可非议的。理所当然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护。
然而，住在莫斯科的王明，啃着苏联人的面包（国内是从1966年下半年起才没给王明夫妇寄工资和物品），站在苏共领导人的立场上，大肆攻击中共党的对外方针，恶毒攻击毛泽东。
1960年，王明就无端漫骂毛泽东，“把造谣当发现，把造假当发明。把盗窃当圣手，把耍赖当本领。把阴谋当法宝，把拉蛮当后盾。”
1962年11月，他为了“斥毛泽东利用加勒比海危机疯狂的反苏挑战”而写了题为《反苏迷——核战狂》的七律，说毛泽东“满囊毒箭射苏联”，是“马列叛徒假党员”。
在王明看来，不管苏联做什么事，也不能问其做得对不对，其他国家的党都要真诚地表示拥护，必须和他同唱一个调子，给予坚决支持，否则就是“反苏狂”。
◆6.王明抓住毛泽东的失误大做文章，他立下誓言，不斗倒毛泽东，绝不回故乡
大量事实说明，从60年代起，王明就根据苏联当时的政治需要，为了发泄对毛泽东的不满，把自己立场完全转到苏联一边。从此，他与毛泽东誓不两立，完全站到中国共产党的对面去了。
1966年5月，一场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造成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异常迅猛地发动起来。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红卫兵蜂拥而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这股狂潮的冲击下，中国社会陷入空前混乱状态。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反修防修。
王明寄居苏联，又是早已定性的“死老虎”，自然成为攻击的目标。北京和其他地方出现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标语：“打倒苏修代理人、反革命黑帮、大叛徒王明！”王明经常被媒体作为批评和攻击的对象，几十万字的《王明反革命言论集》，编印成册，广为流传。王明远在国外，只受到舆论批评，受冲击的程度远不如在国内的“走资派”。不过，他在国内的亲属，无一例外地受到牵连，有的惨遭迫害，甚至折磨至死。
陈聘之去世后，孟公府2号剩下三位老人。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周恩来总理派人将王明继母黄莲舫送回原籍。金寨县接收黄莲舫后，每月给她13元生活费，并拨给她一间房屋居住。1970年，黄莲舫病逝，县民政局拨款130元，安葬了这位老人。当时，“反动家属”有的被撵到乡下，无人过问；有的被打被抓，关进监狱。黄莲舫这样的结局，实属幸运。
相比之下，王明的岳父岳母就惨淡得多。黄莲舫离开北京不久，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将孟公府2号看管起来，派人将王明的手稿和藏书搬走，王明的岳父岳母搬出。1968年，王明岳母病逝，岳父孤身一人，生活艰辛，含冤死去。
王明的弟弟陈绍炜，在天津惨遭酷刑，险些丧命。王明的妹妹陈映民，这位红军女战士，当年浴血沙场，何等坚强。可她后来谈起“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未曾开口，泪流满面。她丈夫在四川遭受惨无人道的批斗，当场气绝身亡。
红卫兵同样没有放过王明死去了的父亲，这位曾为党做过有益工作的“亡魂”，也没能躲避过这场浩劫。“文化大革命”开始，有文章称王明出生“地主家庭”，红卫兵不由分说，冲进八宝山革命公墓。他们见到陈聘之的墓碑，很为气愤。在一片“砸烂王明狗父亲”的怒吼声中，这些“革命小将”毫无顾忌，将墓碑砸成三截……
此时的王明，已进入人生暮年。
政治上的分歧，历史恩怨的纠葛，亲朋好友的遭遇，国内生活的失常，令其躁动不安。他用独特的视角评判“文化大革命”，掀起了人生的又一次写作“高峰”。
王明久居国外，对国内政治运动只能是一知半解。他根据有限的材料，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虽然发现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缺点和错误，但得出的结论往往似是而非，有些甚至令人啼笑皆非。
1969年3月，他写出《毛泽东进行的不是“文化大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给“文化大革命”定性为“武装反革命”。
1970年4月，为纪念列宁诞生100周年，他在苏联出版了《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一书，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反列宁主义的。
197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50周年，他写了《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两篇文章。
1974年初，中共十大召开后不久，他又写出《“孤僧”的命运和毛的十大》，把毛泽东说成是“一个带着破伞云游世界的孤僧”。
1974年3月23日，王明强撑病体，将晚年撰写的几篇文章修改扩充，编辑成册。该书主要围绕“文化大革命”展开，贯穿了中国共产党50年的历史，其间不少个人之见。全书四篇12章29节，近20万字，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徒行径》。
……
“文化大革命”的失误，客观上为王明攻击毛泽东创造了条件。这时的王明身体状况已不是很好，但即使躺在病榻上，但仍然心绪不宁，没有停止“战斗”，他立言，不斗倒毛泽东，决不还故乡。在上述这些文章中，王明极尽恶毒攻击之能事，几乎到了丧失理智的地步，充满了奇谈怪论。
在共产国际和延安时期，王明曾积极评价毛泽东，宣传毛泽东，表示要跟着毛主席的路线走。
这时，王明无所顾忌，对毛泽东破口大骂，造谣中伤，大肆诽谤，恣意攻击，仿佛要把心中多年的积怨喷涌而出。他说毛泽东是“极端个人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叛徒”“敌人”“当代的秦始皇”“新暴君、新军阀”
……
对毛泽东思想的评论，王明有以下几个主要观点：
“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是错误的，这样提出问题，本身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主义现在只能是，将来也永远是国际主义的学说。”
王明说，毛泽东思想的重要来源和组成部分是封建主义，“天子”思想是毛泽东自我中心说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来源。他甚至说毛泽东的诗词渗透着封建君主思想，如《沁园春·雪》《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等；一些诗词鼓吹神秘论和迷信，如《送瘟神》《蝶恋花·答李淑一》等。
人所共知，毛泽东诗词生动形象，精湛高超，出神入化，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有机结合的艺术典范。读过毛泽东诗词的人，除别有用心者外，恐怕没有人这样评价。当年在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将《沁园春·雪》抄送给友好人士，令其赞不绝口，视为珍品。倒是蒋介石组织一帮文人政客著文攻击，最后不了了之，草草收场。
王明在《论中国事件》中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经历着空前的悲剧，中国革命的成果遭到彻底毁灭的威胁，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面临彻底崩溃的危险。”“根据无可辩驳的事实，根据我几十年来同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作斗争的切身经验，我首先要说，把中国共产党弄到目前这样的绝壁的罪魁祸首是毛泽东，是毛泽东的思想和政策……这是毛泽东苦心经营几十年的思想和政策的必然结果。”
当年延安整风时，毛泽东一腔愤慨，说王明是教条宗派的罪魁祸首。如今，王明有了可乘之机，可谓以牙还牙。
王明还说：“今天，毛泽东思想以及他本人，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劳动者眼里，已成为灾难和谎言的象征，野蛮和残暴的象征，黑暗势力和反革命势力的象征。”
“文化大革命”时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极为紧张。王明竭力攻击毛泽东，一方面是配合苏联对外宣传的需要，一方面是为了恢复自己“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形象。他根本不承认自己曾经犯有错误，认为所谓的错误都是毛泽东强加在他头上的。认为“毛泽东不仅把自己错误和罪行摊到别人头上，而且还不断伪造‘罪行’，好像这些‘罪行’是党内他的那些政敌犯的。”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王明也完全否定“文化大革命”，表面上似乎是一致的，但本质和内涵截然不同。
王明说，毛泽东依靠受蒙骗的军队和受欺骗的红卫兵，在“文化革命”的旗帜下搞反共反人民的政变，确立自己的独裁统治，发动政变的是毛泽东本人及其集团，政变的工具是人民解放军。
一般来说，政变是由少数人秘密策划，依靠少数人的有限力量，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以实现政权或政府更迭。而反革命政变，在中国应该是指一部分人以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夺取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为目的。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领导发动的，又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公开发动起来的，当时作为全党全国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由此可见，王明的说法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王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看到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遭到迫害，而江青呼风唤雨，政治地位直线上升时，他下结论说：“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为了建立“江青王朝”。“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确实重用了江青，使她利用自己的威信和错误，干了许多坏事，毛泽东对此是有责任的。当发现江青的“女皇”野心之后，毛泽东采取断然措施，阻止了她的组阁阴谋，为党和人民粉碎江青集团，埋下了伏笔，只是王明没能看到这一天。
在王明写的这些文章中，“毛美亲近”“毛美合作”的字样，随处可见。
王明说，“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泽东已感到孤立，等待“美国救援之手”，“同帝国主义合作是毛泽东反革命政变的组成部分”，并以基辛格秘密访华和尼克松访华加以说明。
按照王明的逻辑，只要和苏联站在一起，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事实上，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正确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正是他的一大历史功绩。
对于毛泽东的这一英明之举，王明视为大逆不道，再一次证明“左”的思想，深深地根植于他的头脑之中。
就在美国总统尼克松即将访问北京的时候，中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九月事件”。被宣扬为对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跟得最紧、学得最好、用得最活的“英明副统帅”林彪，政变未遂，仓皇出逃，摔死在蒙古的大草原上。
国外媒体议论纷纷，认为林彪与毛泽东决裂，与毛美亲近有关。
王明根据一些零碎的材料，作出了“毛泽东迫害林彪”的结论。
王明回顾历史，说林彪在政治和军事上往往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不盲目服从毛泽东，但毛泽东又不能不依靠林彪。自从林彪接替彭德怀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后，毛泽东更加积极地利用林彪，大肆宣传自己的思想，而毛泽东控制的宣传机器，不分昼夜地叫嚷“林彪是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最忠诚的接班人”。
王明接着分析说，林彪反对“文化大革命”，主张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受到“四人帮”的坚决反对。毛泽东口头上抬举林彪，表面上同意让林彪做接班人，实际上是准备条件把权力让给江青。
王明还说，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动反革命未遂政变，制定《571工程纪要》政变计划，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都是伪造。
林彪与毛泽东决裂，是谁使用了阴谋手段？世人早已共知。
王明为林彪辩护，只能说明在反对毛泽东这一点上，俩人各有千秋，殊途同归罢了。
1974年3月27日，王明编写完近20万字的《中共五十年》后的第四天，病死于莫斯科，终年70岁。
据孟庆树说，王明曾准备从哲学角度写一本批判毛泽东的书，终未能遂愿。看来，王明是带着深深的遗恨离开这个世界的。
王明去世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仍在进行。对于他的死，国内悄无声息，仅《参考消息》上略有见闻。
苏联《远东问题》杂志在介绍王明生平时，重点赞扬了王明和苏联的友好。
文章大量引用王明称颂苏联共产党特别是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的话，说王明始终是苏联人民的真诚朋友，一贯主张中苏两国人民和两国间的密切合作，主张在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改善中苏两党之间的关系。称赞了王明反对毛泽东的功绩。
文章说，毛泽东是李立三路线形成和实施的积极参与者。王明关于统一战线的文章，对克服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所坚持的扩大内战的“左”倾宗派主义路线，有着极端重要意义。由于王明的威信，很长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对王明不得不表示尊重，他千方百计地同王明套近乎，企图把他拉到自己一边。当没有成功时，就采取各种手段打击王明，培植个人崇拜，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在30年代共同制定的总路线进行攻击，并把两者在制定和实施马列主义战略和策略方面的全部功劳据为己有。
当然，我们也不否认王明也曾为党做过有益工作，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某些方面有过贡献。但是，作为一个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代表，作为“左”倾错误的代表人物，不管王明怎么歪曲历史，不管苏联官方怎么为王明涂脂抹粉，也无法抹杀掉他的过失，作为反面教员，王明已永久地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也无论怎样诽谤和诬蔑，即使王明把他肚里那点货都倒出来，也无损于毛泽东的光辉。
历史的无情也正是历史的公正，人民的评说才是历史的评说！
让我们尊重历史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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