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王稼祥两次历险，带回共产国际有关毛泽东的绝密指示
1938年8月，又一架军用运输机从莫斯科飞往中国，上面也坐着一位重要人物。此人从莫斯科带回共产国际的重要指示。
他，便是王稼祥。
王稼祥是在1936年底前往莫斯科的。他拖着病体，好不容易跨雪山，过草地，到达陕北。由于病情越来越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派红军总卫生部部长贺诚陪同他去莫斯科治病。
当时，王稼祥穿过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来到上海。在上海，潘汉年通过宋庆龄的关系，说是一位植物学教授要去比利时考察，弄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护照。这位“植物学教授”，便是王稼祥。
1937年6月下旬，王稼祥在贺诚的陪同下，终于来到了莫斯科。在苏联，王稼祥得到了精心的治疗，身体日渐复原。
当王明决定回国时，他接替王明，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稼祥的这一任命，是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决定的。
当时年已56岁的季米特洛夫，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富有声望的活动家。他早年就加入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工党（后改为共产党），积极从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933年9月，他在莱比锡法庭上严厉驳斥了法西斯对共产党的诬蔑，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了“国会纵火案”是法西斯精心策划的阴谋。“莱比锡审判”，成了国际共运史上的壮举，季米特洛夫也因此获得各国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尊敬。1935年在共产国际七大上，他当选为执委会总书记，并实施了有效的领导。中共作为一个大的支部，一直得到这位总书记的重视。他是多么希望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能团结一心，共同对敌啊!但在同王明共事的日子里，他已觉察到王明与中国国内领导人关系紧张。因此，在王明即将回国前，他专门找王明和将要接替王明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的王稼祥谈了一次话。
据王稼祥后来回忆：
季米特洛夫曾对王明说：“你回国去要与中国同志关系弄好，你与国内的同志不熟悉，就是他们要推你当总书记，你也不要担任。”
任弼时（接替王稼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也回忆说，季米特洛夫曾对他说过，在王明回国前，他曾嘱咐过王明说：“虽然你在（共产）国际工作了多年，而且是执委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去并不代表（共产）国际，而且你长期脱离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国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
共产国际负责人的这种临别赠言绝不是无的放矢的官样文章，而是出于对王明厚望的肺腑之言。但王明没有听进去。
季米特洛夫接到王明状告毛泽东的电报，意识到王明回国后不仅没有听他的劝告，反而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关系越来越僵，已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正处于极为严峻的时刻；全民抗战局面刚刚形成，要使抗战取得胜利，全党、尤其是党的最高领导层的团结和统一是至关重要的。季米特洛夫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认为有警醒王明的必要。
1938年6月，王稼祥将卸任回国，季米特洛夫召见了他和继任的任弼时，嘱咐王稼祥向中共中央转达他的意见：“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德、毛泽东领导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共产）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前中共中央领导机构要在毛泽东同志为首的领导下解决。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有紧密团结的空气。”
情真意切，语重心长!
当王稼祥回国的时候，从莫斯科带来共产国际极为重要的指示——中共应该以毛泽东为领袖！王稼祥还随身带着一只皮箱，里面装着三十万美元现钞——共产国际支援中国革命的一笔经费。
飞机降落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之后，不能再飞往兰州。一支八路军车队前来接他以及他带回的一批军用物资。车队取道兰州赴延安。
车队离开兰州之后，在茫茫黄土地上前进。途中，突遭土匪拦劫。为首的土匪，络腮黑胡，双目射出凶光。车上那30万美金现钞，顿时处于最危险的境地。
王稼祥在土匪头子手枪的逼迫下，先是打开几只大木箱。打开一看，箱里尽是一些俄文书籍和杂志，土匪们毫无兴趣。他们的目光，集中在一只小皮箱上。王稼祥镇定自若地打开那只小皮箱，取出自己的衣物及一些国民党银行印行的纸币，送给土匪们，又摘下手表，送给土匪头子。他说明自己是八路军，没有钱财。土匪见他和车队的人都一色灰布八路军军装，就叫他们转过身去。过了好久，背后没有动静。王稼祥回头一看，土匪早已不见踪影。
幸亏王稼祥机智，在迪化把三十万元美金转移到大木箱里，上面铺了书籍，躲过了飞来横祸。
自从受土匪惊扰之后，车队加快车速，日夜兼程，不敢在路上逗留。司机极度疲惫。车近延安时，王稼祥乘坐的那辆卡车的司机打起瞌睡来，车子一下子翻进沟里。众人大吃一惊，赶紧停车，跳进山沟，把王稼祥从车内拉出。王稼祥居然安然无恙，从地上拾起眼镜，眼镜也没有摔碎！原来，那辆卡车翻下去时，正好有一棵大树挡了一下……
王稼祥经过两番“历险记”，终于安抵延安。
他带回的季米特洛夫对中国共产党的绝密指示，将对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遏制王明的野心起着重要的作用。
◆2.六中全会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王明在党内的影响力逐渐缩小
1938年9月14日，王稼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听了传达后，为共产国际明朗的态度所鼓舞，会议决定，立即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并由王稼祥打电报通知王明，请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回延安参加会议。
王明接到延安来电后，又摆出他坐镇共产国际时的威风，立即回电中共中央，声称请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和中央委员到武汉或西安去，在那里召开六届六中全会，以此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同时，他还要求王稼祥到武汉去，向他单独透露共产国际讨论问题的经过和传达文件内容，以及在莫斯科谈话的情形。以便从王稼祥那里了解共产国际的内部情况，在六中全会上抛出秘密武器，先发制人。
发号施令惯了的王明，这次又失算了。
王稼祥接到王明的电报后，立即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说：“他王明是涂了胭脂抹了粉送上门去的（讽刺王明讨好国民党），我住在清凉山，靠留守兵团吃饭，哪里也不去。”因为这不仅仅是会议地点之争。
毛泽东要王稼祥复电：“请按时来延安参加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重要指示。你应该服从中央的决定，否则一切后果由你自己负责。”
中央以如此强硬严肃的口气催促，王明哪敢不来。
9月15日，王明和周恩来、徐特立等回到延安。如果说在这以前，王明和毛泽东是各吹各的调，互不相干的话，那么这一次开始了真正的正面交锋和较量。
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王明在会议上作长篇报告。回国10个月，主要和国民党上层打交道，对抗日战争的局面也开始有所了解，对国共两党的抗战方针作了一番研究。因此他在报告中也主张动员广大民众参加抗战，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在国共合作中应保持中共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这些不能不说是王明的进步，但是，他继续强调“保卫大武汉”的意义，坚持他的错误观点。
“保卫大武汉”，是徐州失守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于1938年6月制定的以保卫武汉三镇为中心，以豫西、豫东、皖北、皖南及湘赣两省为广阔外围的大战役。王明也非常热衷这口号，反复鼓吹这一口号的积极意义，中共中央早就对他单纯强调保卫大武汉的方针提出批评，但王明在发言中继续坚持他的这一主张。同时他在报告中宣扬军队的“统一”，把抗战已取得的成绩，归结于有统一的统帅，统一的作战计划，统一的行动等等。不难看出。这只是他“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右倾理论的翻版，由此可见，王明认识和改正错误之困难，非一般人能比。
9月29日，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举行，按照三天前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的程序，开幕式由张闻天主持，随后由王稼祥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
王稼祥在传达中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领导的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要有亲密的团结的空气。
在我临走时他特别嘱咐，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全党的一致与领导者间的团结，只有党的团结，才能赢得人民信任。
要告诉全党，你们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争吵了。
共产国际指示是最高权威，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剥夺了王明说三道四的资本。向来把共产国际视为后盾、处处以共产国际正确路线代表自居的王明，听了王稼祥的传达，心里凉透了。
这意味着季米特洛夫已经不像他回国时那样器重他了。不仅如此，在中共高层宣布，这意味着他王明不代表共产国际，等于宣告他王明不能充任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想到这里，王明有些不寒而栗，他也弄不清在哪个环节上得罪了共产国际。
王稼祥传达完共产国际的指示后，会议没有对王明进行点名批判。王明还觉轻松，但这种轻松并不长。毛泽东提醒与会者，不要上了“张国焘一类人”的当。不言而喻，“张国焘一类人”之所指是人人皆知的。
毛泽东已经习惯这种斗争策略，后来反对林彪时，他与一些高级干部打招呼，也是说：要警惕陈伯达一类骗子。结果林彪憋不住了，自己跳了出来。
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用三天时间在会上作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他说：“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建设新中国，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在同时，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这样。”
毛泽东肯定地说：“没有问题，统一战线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如果认为它是绝对的，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但是绝不能抹杀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无论在思想上也好，在政治上也好，在组织上也好，各党必须有相对独立性，即是说相对自由权。如果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自由权，那就也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同时也是每个友党党员，应该明白的。”
毛泽东的这些话，当然不能理解为纯粹是针对王明个人的。在当时，党内相当一部分同志尤其是高级干部中存在只讲联合统一，忽视独立性的倾向。但王明是这种倾向的主要代表。也可以说，有些人正是受王明影响才产生或滋长这种倾向的。因此，毛泽东的报告也包含了对王明右倾错误的批判，因为王明在回国后不久的1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就发明了“五统一”，即建立真正的统一指挥、统一武装、统一补给、统一组织、统一待遇。王明嫌“五统一”还不够，次年1月又在“五统一”上加了“统一编制”、“统一政治工作”和“统一作战计划”，变成了“八统一”。总之，王明认为“统一”的越多越好。
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还专门论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全党要掀起学习竞赛，都要认真地学习马列主义。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他是和各国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就是要学习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
他接着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止，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在延安真是入木三分。今天读起来，仍能感受到毛泽东当时讲这番话时，气势磅礴的形态和铿锵有力的语调。
在会议结束前一天，毛泽东又特别强调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他说：“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毛泽东明确指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这是因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至今不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敌后，只有根据国民党已经许可的东西（例如《抗战建国纲领》），独立自主地去做，无法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或者估计国民党可能许可的，先斩后奏。例如设置行政专员，派兵去山东之类，先经过则通不过。”“我们提倡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么，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总之，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绝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该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这个结论既明了，又准确。而结论的得出正是以彻底否定王明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为前提条件的。虽然没有点王明的名，但在中央委员范围内，不直接点名效果也许会更好些。同时也是给王明一个认错改过的机会，而采取的一种策略。
作为主席团委员，王明在六中全会上并没有沉默。他在会上作了《共产党员参政员在国民参政会中的工作报告》，10月20日，又作了《日前抗战形势与如何坚持持久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长篇发言。一方面，他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提出全党要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周围；另一方面他仍老调重弹，坚持“一切为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友党、友军采取大公无私、仁至义尽、言行如一、表里一致，互相帮助，互相尊重，互相友爱，共同工作，共同发展，同生死，共患难，祸福与共，相依为命工作方法和方式。”
我们知道，王明号称不上语文大师，却有较强的驾驭文字的能力，即使如此，一下子要脑子提供这么多对“友”尽忠的词，恐怕也得搜肠刮肚，绞尽脑汁。看来他对“友”不可谓不忠。
关于学习理论，王明在肯定了毛泽东政治报告中有关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部分外，为了显示比毛泽东高明，他提出马列主义理论中国化必须注意：
1.首先必须学习马列主义——不仅政治理论，而且军事理论；只有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然后才能运用和民族化，因此，必须加紧学习马、恩、列、斯的学说。
2.不能庸俗化和牵强附会。
3.不能以孔子的折中和烦琐的哲学代替唯物辩证法。
4.不能用中国旧文化学说来曲解马列主义，而要以马列主义来了解和开发中国文化。
5.不能在“民族化”的误解之下来忽视国际经验的研究和运用。
11月5日，毛泽东在会上作结论，郑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他说，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他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认为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
毛泽东对十二月会议以来同王明在政治上的分歧，着重用说理的方式进行了总结，对王明本人也是温和的态度。他说：“王明在会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他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前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
会议期间，武汉已于10月下旬失守，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以战略相持为特点的新阶段。会上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巩固华北，发展华中，迅速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打开一个新局面。
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南方局和中原局。南方局负责西南国统区党的工作，周恩来为书记；中原局管辖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刘少奇为书记；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项英为书记；充实北方局，杨尚昆为书记。
六中全会历时一个多月，直到11月6日才结束。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基本克服了党内的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对统一全党的步伐，推动各项工作的迅速开展起了关键作用。从此，王明在党内的影响逐渐缩小。
◆3.王明提出女子大学要培养新贤妻、新良母、新孝女的模范
长江局撤销后，中央决定留王明在延安工作，他仍是书记处书记，兼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和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从这时直到整风运动中期，王明十分活跃，延安的妇女运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我党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妇女工作，培养妇女干部是从这时开始的。
1939年3月3日，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发出《关于目前妇女运动的方针和任务的指示信》，对妇女工作的基本任务、特点和工作意见作了详细的指示，为党指导妇女运动的开展提供了依据。
为了加强对妇女干部的培养，提高妇女干部的素质，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在延安创办中国女子大学。王明被任命为校长，受命后王明满腔热情地投入了女大的各项筹备工作。
女子大学的校址选在中央机关和八路军总部驻地之间，校舍由当地民主政府动员几百民工修建。他们依山凿洞，加紧施工。不到两个月，一百多孔新窑洞一排排出现在山坡上。每孔窑洞大小不等，可容纳8到10人。
站在对面山坡上，或从延河边上远远望去，这些窑洞层层叠叠，整整齐齐，紧紧相连，犹如一座五六层高的楼房，拔地而起，高接云端。夜幕降临，窑洞里点上油灯，灯光透过窗孔，与夜空的点点繁星交相闪烁，仿佛使人置身于不夜的都市，生机盎然。
除了这些窑洞，女大还修建了三个教室，一个礼堂。延河岸边的广阔沙滩，略加平整，成了体育场。周围垒起一道一人多高的土墙，便成了可爱的校园。
尽管中央极力支持，可边区政府能拨给女大的经费仍少得可怜。毛泽东、王明、董必武将担任国民参政员所得薪水捐献出来，林伯渠捐献了一批煤油灯，博古捐献了大礼堂的幕布，八路军代表邓小平捐赠了一批战马，新四军代表张鼎丞送来了一些战利品。叶剑英、李克农发动募捐，女大创办时遇到的物资困难大为减轻。
这时，抗日军政大学办到第四期，成立了八个大队，其中第八大队就是女生队。中央决定将抗大八大队和中央党校的妇训班并入女子大学，并抽调30多名强有力的专职干部到女大工作。
女子大学下设教务、政治、秘书、总务四个处，四个处长依次为张琴秋、孟庆树、郭霁云、吴朝祥。她们有的在大革命时期入党，有的留学苏联，有的参加了长征，有的是长期在白区工作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延安，她们都是声望很高的妇女界精英。
1939年7月20日下午，女子大学开学典礼在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在延安的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从前方回来的八路军、新四军代表参加了女大开学典礼。
毛泽东在开学庆典大会上说：全国妇女起来之日，就是中国革命胜利之时。女大的成立，不仅要培养大批有理论武装的妇女干部，而且要培养大批做实际工作的妇女运动干部，准备到前线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动员和组织全国妇女，参加抗战。
王明在会上作主题报告，他说，为什么要创办女大?第一个原因是为了适应抗战建国大时代的需要，第二个原因是根据妇女运动的特点，第三个原因是使中国妇女运动起一个历史的转变，第四个原因是为了特别提高妇女的地位。女大培养出来的人才，应当具备两个特点：一方面，她们是不依赖男子，有独立人格，独立生活，独立工作，独立斗争能力的革命女性；另一方面，她们是新时代的新贤妻新良母新孝女的模范。凡是女性，差不多都要经过女儿、妻子、母亲这三阶段。所以，新时代的妇女，应当在社会事业社会生活中是先进革命的战士，在个人生活家庭中，是高尚模范的人物。
王明最后说：女大的成功是有保证的！特别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直接地、经常地领导和帮助女大，再加以各方面的爱护和培育，女大这个刚出生的小女孩，一定会成长为一个庄严伟大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女儿！
女大开办时有近500学生，分为8个班，3个层次，6个普通班，包括培养妇运工作干部；1个高级研究班，主要培养具有较高理论修养的女干部；1个特别班，主要是培养有妇女运动经验的工农妇女干部。
女大学生来自全国21个省及海外华侨青年，年龄最大41岁，最小的14岁，大多数在18—22岁之间，女大对她们的影响是巨大的。
中央对女大非常关心，生活上尽可能地给予照顾。女大的窑洞都粉了白灰，光线好；学生睡木板床，吃井水；学校设置淋浴澡堂，还规定放生理假制度。这些在今天看来过于简单的规定，在当时确是很大的照顾了。
为了办好女大，王明也确实花了一番心血，从请教师到课程设置，从制定校训到写校歌，他都身体力行。为保证办学质量，王明在延安各机关聘请有理论专长或实践经验的同志到女大兼课，毛泽东、周恩来、邓颖超、博古和王明自己都到女大讲过党课。此外，他比较注重理论学习。当然，这与他教条主义的思想观念是分不开的。
女大从开办到1941年8月与陕北公学、泽东学校合并，成立延安大学为止，毕业12个班，培养了1000多名妇女干部。她们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王明在任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和女子大学校长期间，对妇女问题进行了一些研究，发表一些文章，作过一些讲演，对促进妇女运动，提高全党对妇女的认识，以及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都起了积极推动的作用。这说明王明的确是个颇具才气的人物，尽管他在办学过程中也有一些错误；甚至严重错误，但他办女大，功大于过，还是应该肯定的。
◆4.王明成为延安的理论权威，“王明万岁”的呼声时有所闻
在人才济济的中共党内，缺乏实际斗争经验、更不能指挥千军万马在战场上与对手周旋的王明能走上如此高位，在党内甚至还有相当的市场，足以证明他不是无能之辈，在某些方面确有他的独到之处。
应该说，王明还是有才的，在小时候他赋诗作词的才能就得到显现；到苏联学习后，他用功刻苦，记忆力超人，对马列经典可算是背得滚瓜烂熟，在职演讲和作报告时，引用马列经典，口若悬河；演讲更是王明的强项，他能言善辩，富有激情，知识丰富，很具煽动性，在共产国际大会上，他作报告经常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回延安后，他借着共产国际的光环，加上他极具感染的演讲，曾经也让一些人信服。
此时，王明身为女子大学的校长，演讲的才能也能得到充分发挥。据说，在当时，只要听说王明要在女大作报告，其他院校的知识青年成群结队地跑来旁听。尽管往返几十里路程，他们乐此不疲。当听完报告返回校园时，天就要快亮了。
据当时听过王明演讲的人说：王明的讲演很有个性。他精神饱满，神采飞扬，善于引经据典，旁征博引，一讲就是三四个小时。年轻人为王明的外在架式和理论功底所陶醉，当他作完报告时，甚至有人当场高呼“王明万岁”。
延安的庆典多、纪念活动多。王明不仅在女大作报告，延安各团体、各学校、各机关也请他作报告。王明的身影到处可见，王明的声音到处可闻。
王明上身常穿一件皮夹克，脚穿高筒皮靴。他作报告时，身后总跟着两名警卫员，端着一大沓精装书。警卫员将书摆放在讲台上后，王明就在一大堆书面前开始演讲，一会儿翻开这本书讲一段，一会儿翻开那本书讲一段。言必称马列，行文如流水。
长期在苏联学习和工作，熟读马列经典著作和共产国际决议，这是王明的资本。缺乏中国革命实践斗争的经验和对中国社会特点的把握，这是王明的致命弱点。在全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整体不高的环境下，王明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居，确实俘虏了不少干部和青年。
王明等一批留苏学生出身的中央领导人，控制着当时的理论阵地，即使像毛泽东已经有了相当理论成就的领袖，也不能不避而远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延安的理论宣传和教育工作，引经据典，蔚然成风。1944年，整风运动临近尾声之际，康生公开地说，如果不搞整风运动，毛泽东几乎不敢来中央党校作报告。
毛泽东是最早认识教条主义错误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就有针对性地提出马列主义要中国化。他深知，要把人们从教条主义束缚下解放出来，还得靠马列主义。他要求全党迅速掀起一股学习热潮，并说，要建设一个大党，一个独立的有战斗力的党，就要有大批的有学问的干部做骨干，就非学习不可。他号召全党同志研究学问，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
毛泽东把全党的理论学习作为一件大事来抓，中央特设了干部教育部，张闻天为部长，李维汉为副部长。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带头成立学习小组，在延安参加学习的干部就有四千人之多。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形势和肩负的责任比过去更艰巨，更复杂，毛泽东更加深刻地感到理论的重要性，更加发奋读书，写书。在组织李维汉、杨松、吴亮平、陈伯达共同编写《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本书时，毛泽东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分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两者间的根本区别在于无产阶级是否掌握了领导权。他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由于受结构和篇幅限制，有些观点没有更为深刻地分析和论述。
“新民主主义”这面大旗举起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再写一本书，对中国社会特点和中国革命规律进一步深刻阐述。
延安窑洞的油灯，常常彻夜闪烁，通宵达旦。毛泽东高速旋转的大脑，在飞越了一座又一座理论山峰之后，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照亮中国革命前进的航程。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纲领，把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新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家，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新民主主义论》出来后，并没有引起党内的高度重视。负责宣传教育工作的张闻天，也只把这篇著作列入临时的策略教育与时事教育文件。王明更是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认为文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辩护，反对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道路，是同列宁主义相矛盾的，建议毛泽东修改。
毛泽东这部著作，后被人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次飞跃。连一向攻击共产党没有自己理论的国民党文人叶青也不得不表示，自从读到《新民主主义论》，“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
王明不同意列宁主义在中国具体条件下的灵活运用，认为毛泽东是用“新民主主义”对抗列宁主义，他用这样的眼光建议毛泽东修改，毛泽东自然不会接受。
不久，毛泽东公开地说：有些人把马列主义当成死教条，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无兴趣，只把兴趣放在空洞的理论研究上，言必称希腊，老子天下第一，专门吓唬那些不懂理论的工农干部和青年学生。
毛泽东所指，一目了然。
王明不承认自己是教条主义者，但他明白“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矛头是指向自己的。1940年3月，王明把自己1931年所写的《两条路线》，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在延安再版。
这本书初版时，对当时的中国革命提出了许多意见，被后人称为教条主义的纲领。1932年，王明在莫斯科再版过一次。
王明在三版序言中说：“反李立三和反罗章龙路线斗争距今将近十年了。本书已经成为历史文件，本无再版价值。因为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国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
王明在序言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任何人的思想，历史的事实，都是向前发展的，都是整个发展过程中的一定片断，而当事过境迁之后，再去审查已经过去时期的事实和理论，当然比当时当地当事人容易明白得多。但是，每个忠诚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者，不能离开一定的时间和空间的条件来看待和处理问题，不能把昨日之是，一概看作今日之非；或把今日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昨日之是。同时也不能把此地之是，一概看作异地之非；或把异地之非，一概断定不能作为此地之是。一切决定于时间和空间，一切决定于当时当地所处之各种具体条件和具体环境。”
毛泽东认为王明再版这本小册子，是一种挑战行动。应该怎样看待党的历史，这个问题摆在了他的面前。
六届六中全会前，中共中央曾考虑在准备召开的七大上讨论党的历史，共产国际没有同意。王稼祥在六中全会上传达国际的意见时说：国际认为，中共七大要着重于实际问题，主要着重于抗战中的许多实际问题。关于总结十年经验，国际认为要十分慎重。以后，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党的高级干部难以集中，七大一直未能如期召开，有关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一直拖了下来。
王明的小册子出版后，毛泽东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六大以来的重要历史文件。他读到了许多过去在中央苏区没有看到过的材料，更深刻地感受到教条主义的危害。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谈到党的历史上右倾和“左”倾错误。
毛泽东说，在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在苏维埃时期，最初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后期，又是打倒一切。“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遵义会议提到这个时期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
王明、博古、朱德、康生、张闻天、陈云相继发言，多数人不同意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的说法。不但王明、博古难以接受，其他人对此在认识上也有分歧。
求同存异，毛泽东只好暂时妥协。
这期间，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力度也进一步加大，对毛泽东的宣传更加频繁和集中，称毛泽东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战斗的英勇战士，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学者，杰出的演说家，军事战略家和天才组织者。”
张闻天逐渐意识到自己应当让位了。据他回忆，到了1939年春，他就把政治局会议地点，主动移到毛泽东住处，自己只形式上当负责人，一切重大问题均由毛泽东决定。进入1940年，张闻天更明确承认毛泽东应当是党的领袖，几次提出让位的要求，并在工作中把各项权力统统交给毛泽东，自己实际上分管宣传教育工作。
以共产国际领导人自居的王明，这时也感到了危机。他见共产国际如此评价毛泽东，也开始见风使舵。
◆5.王明一反常态吹捧毛泽东
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和王明已经开始正面交锋，虽然彼此没有指名道姓，但都心照不宣。第一回合以毛泽东取胜，王明败北而告一段落。
如果说王明在回国时，甚至在担任中央长江局书记期间，他以共产国际执委、中共当然的顶头上司自居，盛气凌人，发号施令的话，那么，10个月后的今天，他不得不冷静下来，认真权衡一下了。
在共产国际期间，他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去共产国际之前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在中国问题上他最有发言权。尽管他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使红军不得不远离根据地而长征，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这些他可以一推了之。但是，他坐镇莫斯科，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对中国共产党颐指气使。遵义会议后，他的指挥逐渐失灵，中国革命又重新兴旺起来。
刚回延安时，他凭着满肚子的经典，确实使一些干部为之佩服。但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慢慢转向毛泽东了。他感到了一种危机，一种从未有过的危机。他要保存自己，必须寻找对策。如果再和毛泽东抗衡，不仅自不量力，而且无异于自甘堕落，共产国际已明确指示他不要争了，他再争不是与共产国际过不去吗?这条路万万走不得，因为这些年来，他的成功和升迁完全是靠着共产国际的背景。再则毛泽东能站到现在这个位置，是全党在实际斗争中逐步认可的，不是他自封的，也不是某个人指派的，因此他的根基稳固。而他王明入党以后，在国外的时间远比在国内的时间多，在国内同志处在最艰苦的时候，他却远走异国他乡，去过养尊处优的生活，这又怎么能使国内的同志信服呢?
想到这里，王明内心也体验到一点点羞愧和无地自容。他扪心自问，觉得和毛泽东抗衡也没有必要，尤其是在目前处于劣势的情况下，越争对他越不利，何不以退为进，暂处守势或者采取另一种策略。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共产国际不是已经明确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吗?作为共产国际的领导成员之一，就应该拥护国际的决定，并且要用实际行动来向全党昭示共产国际决议的正确性。因此，王明决心在宣传毛泽东上做文章，这样既可以使共产国际的领导者们看到，中共党内的斗争不是他王明挑起的，王明是拥护毛泽东的，如果毛泽东还要批判王明，那“分裂”党的责任就不应该由王明负，另一方面，目前毛泽东步步紧迫，原来受自己影响的党内一些高级干部也逐步觉醒，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和红军遭受的挫折都与他王明分不开，再死硬下去，就是众矢之的。因此，他计划打出宣传毛泽东这张牌，既可以缓和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也可以使全党看看我王明的高姿态——不与毛泽东计较，怎样抛弃个人恩怨，以革命事业为重。这样，不但可以转移视线，还能从某种程度上获得同情和谅解。一箭多雕，何乐而不为呢!
六中全会以后，王明开始实施他“捧毛”方针。他在公开的报告、演讲和发表的文章中，大讲毛泽东是“中共领袖”，是“我们最敬爱的”同志、“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一些本不十分重要的工作，他也主动向毛泽东请示汇报，俨然一副学生恳请恩师指教的面孔。
1940年5月3日，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王明在会上作了题为《学习毛泽东》的报告，这是王明使尽浑身解数，对毛泽东吹捧得最起劲的一次。他说：“对于青干学生学习问题，我只贡献五个字：学习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既以毛泽东同志的光辉名字命名，那就要名副其实，就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生平事业和理论。”
怎样学习毛泽东呢?王明在演讲中概括了五个方面：
第一，“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始终是一贯地忠于革命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在青年时代就努力于革命事业。从党的一大以来，“毛泽东同志便是我们党的主要领导人，便是中国革命的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毛泽东同志则如鹤立鸡群一样英勇坚决地继续革命工作”。“领导党和红军经历了无数的痛苦，克服了各种困难在任何条件下，在任何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能始终如一地忠于革命事业。”
第二，“学习毛泽东勤于学习的精神”。毛泽东没有进过马列主义学校，但毛泽东同志却比我们党内任何同志都学得多，比我们党内的任何同志都学得好，真正地学习了马列主义，真正地善于把马列主义灵活地应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正由于毛泽东同志不断地工作，不断地学习，不断地从工作中学习马列主义，从马列主义学习中处理工作，所以他才能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所以他才不仅成为中国革命的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而且是伟大的理论家。
第三，“学习毛泽东同志勇于创造的精神”。“毛泽东同志在其理论和实践中有很多新的创造。便如在建设苏维埃政权的问题上，在建设中国工农红军的事业上，在创造革命的军事战略战术问题上，在建设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军事著作，不仅是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军事指南，而且是马列主义在军事问题上的新发展。”“《新民主主义论》不仅是中国现阶段国家问题的指南，而且是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关于建立国家问题的新贡献。”
第四，“学习毛泽东同志长于工作的精神”。毛泽东同志“能做最下层的群众工作，也能做最上级的领导指挥工作，在农民工作中，他是一个有名的农民工作大王，在军事工作中，他是伟大的战略家，在政权工作中，他是天才的政治家，在党的工作中，他是公认的领袖，不管什么工作，只要放在他手里，都能做好，只要你向他请教，他都能告诉你经验和方法。”
第五，“学习毛泽东善于团结的精神”。“毛泽东同志现在不仅是共产党中央和共产党团结的核心，不仅是八路军和新四军团结的中流砥柱，而且是全中国各阶级和人民大众众望所归的团结中心。”
王明最后归纳说：“我的总的意思，还不过是一点，就是泽东干部学校的学生以及全国的优秀青年，应该以毛泽东为模范，应该学习毛泽东。”
四天后，王明的这个演讲全文在《新中华报》上发表，在更大的范围内广为传播。
当时，如此起劲地歌颂，吹捧毛泽东，除王明之外，没有第二个。
9年以后，周恩来在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报告的第三部分号召青年“学习毛泽东”。
刘少奇也是在七大修改党章的报告上才称毛泽东为天才。
林彪称毛泽东为“天才”也比王明晚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学习毛泽东》的演讲或成文发表，无论王明主观上怎么样，但毕竟他公开表示承认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客观上在当时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尤其作为一个被人们普遍认为是理论权威的大人物，且又是毛泽东的政敌，能讲出颂扬毛泽东的话，要比一般人讲出同类话更让人信服，尽管王明讲话中对毛泽东的优良品质概括得不完全，但在当时公开地、理直气壮地喊出“学习毛泽东”的口号，无疑对稳定毛泽东在全党的领袖地位，教育全党团结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是有积极意义的。
当然，后来证明王明的演讲，只是他的一种手段，他在“学习毛泽东”的背后。极尽诬蔑攻击之能事；对毛泽东搞两面派。对王明来说，使用这一种手法不足为奇，也是积习难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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