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苏军总参谋部的送款人在博古的“运作”下，成了“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
1933年酷夏的庐山，游人望而却步，那里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戒备森严。
在前四次“围剿”中败在毛泽东手上的蒋介石，此刻身居清凉的庐山，心里却有一股怒火。他怎么也料不到自己统领了几百万正规军，拥有雄厚的财力、物力、精良的武器；毛泽东统领的红军不过10万之众，装备极差，四次“围剿”却接连惨败，损兵折将。他咽不下这口气。
这次蒋介石坐镇庐山，尽遣精干军官训练，讲解对付毛泽东的战略战术，介绍“剿匪”的新法。蒋介石借鉴曾国藩“借洋兵助剿”的经验，特别请来了德国军界堪称德高望重的高级军事顾问赛克特。
一切准备就绪后，蒋介石自任总司令，调集百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而以50万军队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苏区进攻。
这时中央苏区红军兵力只有八万多人，敌众我寡，怎么办？
毛泽东的兵权已被罢免，1933年1月来到瑞金的博古掌握了实权。但这位满腹经纶、谙读马列经书的年轻首领却不懂军事。正当他好不为难之际，一位高个子、蓝眼金发的洋人，辗转反侧，几经磨难，终于来到了红都瑞金。
他，就是后来在中国革命史上鼎鼎有名的李德。
李德，本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9月出生于德国慕尼黑附近的伊斯曼尼格镇，1919年刚满19岁的李德参加了德国共产党，在慕尼黑进行过街垒战。1926年9月，他因从事进步活动被捕，1928年越狱后逃往苏联，1929年春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不久，就被分到苏军总参谋部工作。为了营救在中国被捕的共产国际秘密工作人员牛兰夫妇，受苏军总参谋部派遣，李德奉命来华送款以作营救经费，他与博古在上海相识了。
奥托·布劳恩比博古大七岁，他们在上海相处的日子里，共同探讨中国革命问题，分析苏区武装斗争形势，有着理论与实战经验的李德，在对军事比较陌生的博古面前，自然拥有话语的主动权，不多久就赢得了博古的信任。
1933年，博古去中央苏区，他动身前就提出让李德一起去。作为一个曾多次从危险中脱身的国际革命者，他并不害怕前方可能出现的艰险，所以当尤特金代表远东局征求他意见的时候，他提出自己是苏军总参谋部的人，不是共产国际的人，必须请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一个相应的指示。
但手续办得并不顺利，电报发了几封，一直没有回音，直到博古临离开上海前，才收到共产国际正式且含混的答复：奥托·布劳恩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产国际这份电报表明：一是作为顾问的奥托·布劳恩“没有指示权力”，仅仅具有建议权；二是作为顾问的奥托·布劳恩并不受托于共产国际，只受托于中共中央。
但无论怎么样，李德的到来，还是使博古颇为欢喜，至于身份问题，他自然有办法解决。因为蒋介石也请来了德国顾问，正几路进犯苏区。不懂军事的博古指望李德帮助他打赢这场战争。
因此，在李德进入苏区的欢迎会上，博古就充分展示了他的“演说”才能：
“同志们！我们在这里召开一个特别会议，热烈欢迎我们盼望已久的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同志。”“为了保密和顾问同志的安全，会后对他的称呼一律用中文‘李德’，不得泄露他的身份和原名。”“李德同志是位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军事家，又是位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国际主义战士，他来到中国，体现了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和红军以及中国革命的深切关怀和巨大支援，也体现了这位老革命家和军事家国际主义精神和献身世界革命的崇高感情。”
博古给予了他“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这把尚方宝剑。从此，奥托·布劳恩以李德这个名字，进入了中国革命史册。
作为中共临时中央负总责的人，博古进一步说明，李德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身份列席中央及军委会议，参与党和红军各项方针决策的研究和制定，特别是对军事战略、战役和战术，负有指导和监督的重任。
显然，年轻的博古需要旁边有个钟馗，以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权威——尤其是对他一窍不通的军事工作的权威。李德就扮演了这样的钟馗。
当时的工作程序是：前方来的电报，都要先送到李德的住处，查明电报所述地点的确切方位并完成翻译后，绘成简图由李德批阅。批阅完毕提出相应的处理意见，再译成中文送交给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根据来电的重要程度，一般问题自己处理，重大问题提交军委或政治局讨论。
奥托·布劳恩逐渐熟悉了李德这个名字，也逐渐习惯了自己的地位和角色，真的做起太上皇来了。
运气还是照顾了这位“洋顾问”的……
正当蒋介石夺得黎川，准备集中力量分进合击苏区之时。1933年11月20日，第一面中华共和国国旗——“联共反蒋抗日”的旗帜，在福州南校场上由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军长兼总指挥蔡廷锴亲自升起。蒋介石后院起火，焦虑不安，不得不把“围剿”红军的主力调回讨伐蒋光鼐、蔡廷锴在福州的反叛。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这无疑是打破蒋介石第五次“围剿”的绝妙时机。
毛泽东主张：“红军主力无疑地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
彭德怀也有同样的建议。
但博古把王明那一套当“圣旨”，声称蔡廷锴、蒋光鼐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将领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要“最严格的、无情的揭露福建派口号与政纲的反动性，及其领袖的动摇、妥协、投降、出卖……”
结果，坐失良机。蒋介石在消灭了异己十九路军后，便得以集中兵力再度向中央苏区“围剿”。
冲破蒋介石“围剿”的极好机会就这样白白丧失了。
1934年2月，蒋介石清除后患以后，重新调集四路大军，一边筑碉堡，一边紧缩包围圈向中央苏区开进。
博古当时负主要责任，但对军事一窍不通，他把军事指挥大权交给李德。
这位“洋顾问”尽管有过实战经验，进过军校，打仗布阵也有一套，但他毕竟缺乏对中国国情、军情、民情的了解，又听不得不同意见。他成天围着客堂里的大地图转，一边不停地抽着烟，一边用铅笔勾勾画画，用尺子量着距离，按照这些并不准确的地图指挥。
1934年4月，国民党集中优势兵力进攻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
敌强我弱，敌众我寡，按照毛泽东的战术就应放弃广昌，乃至放弃瑞金，诱敌深入而歼之。
博古、李德早就对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不满，尤其是街垒战、阵地战又是李德的拿手好戏，自然不会采用毛泽东的那套方案。1934年4月21日，中央军委、总政下达了死守广昌的命令。博古、李德亲临前线指挥坚守广昌。
毛泽东被远远甩在后方，无权过问军事。
从4月10日清晨，国民党重炮轰击广昌，尽管红军战士勇猛顽强，博古、李德亲临前线督战，但血肉之躯毕竟敌不过飞机大炮。到28日广昌失守，历时17天，红军伤亡5500多人，国民党军队借助碉堡、飞机、大炮，伤亡减少，只死600多人，伤1800多人。红军的有生力量就在这样的浴血战斗中被消耗。
广昌惨败，红军上下怨声载道，毛泽东闻之也大为震怒。但是，指挥大权仍然操纵在博古、李德手上，他只能耐心地等待……
◆2.曾深受王明教条主义影响的王稼祥、张闻天从挫折和教训中，思想天平逐渐倾向毛泽东
广昌败北之后，红军节节败退，失去中央苏区已成定局。中共中央决定：在江西另设中共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央办事处和中央革命根据地军区。红军主力西征，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决策一切。
10月10日，红军主力开始撤退，漫长的队伍趁着夜色的掩护缓缓走过于都浮桥。整个西征队伍除正规军以外，还有石印机、兵工厂的机器和造币厂的机器，大量的纸张、大米、电话线等等，压在5000名挑夫肩上。
如此臃肿的队伍大大减慢了转移的速度，限制了红军自身的灵活性。
10月18日傍晚加入中央纵队，和张闻天、王稼祥走在一起的毛泽东对此十分担忧。
1934年11月的湘江，秋风萧瑟，乌云沉沉，这时西征的红军，驮着全部“家当”，在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突破了前三道封锁线。博古、李德暗自庆幸，他们想不到前面一个十分危险的陷阱在等待着他们……
蒋介石综合各方面的情报，已摸清了红军西征的意图和路线，抢在沉重、迟缓的西征军前面，筑起第四道封锁线，布置了一个三角形口袋。
博古、李德全然不觉，11月下旬带着坛坛罐罐的红军队伍临近湘江。事先早已埋伏的蒋军倾巢而出，突然袭击，对红军实行狂轰滥炸，红军损失惨重。
主力红军从出发时的86000多人，锐减到不足4万。
红军在湘江又遇到了惨败，这在红军队伍中激起了愤怒。当时，主要负责人博古，面对用鲜血染红的湘江，心中也充满了内疚、苦闷、自责……
此时，无权过问军事的毛泽东在湘江之战后，对自己参与培育创建的红军就这样被敌人一口口吃掉，倍感心痛。他关注着战争的发展，要求讨论湘江惨败的原因。这些天来，他一直紧皱着眉头，思考着红军的前途与未来。
路在哪里?
按“三人团”既定的军事计划，红军要继续向湘西进发，与贺龙、萧克领导的红二、六军团会合。
毛泽东凭借多年与蒋介石打交道的经验，根据从报纸上零星得到的消息，敏锐地判断蒋介石必会在红军通往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路上布下重重屏障。事实确是这样，蒋介石调兵遣将，布置了新的口袋。
毛泽东感到四周仿佛有一张无形的大网，捆缚着部队的手足。如果野战军的处境真若蒋介石所设想的那样，那么，中国共产党将会沦为民族的罪人，中国革命将会不复存在，十多年的英勇奋斗、流血牺牲所开创的事业，将毁于一旦。
带着病体之躯的毛泽东忧心忡忡，躺在担架上，把自己的想法向王稼祥和张闻天和盘托出，得到了他们的认可。
王稼祥、张闻天本是王明、博古路线的追随者和拥护者，四人又是莫斯科留学时的同学。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夺得中共领导权之后，把他们作为推行自己那一套的亲信，王、张被安排到了重要地位上，相当一段时间内，由于他们不了解中国实际，对共产国际的指示、王明“左”的一套的确不遗余力推行过，对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曾有过不理解，对毛泽东的指挥才能表示不信任。但随着与毛泽东更多的接触、了解，尤其是毛泽东、王明两套不同作战方法导致相异结果的检验，他们与王明、博古的隙缝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深，逐渐地站到了毛泽东一边。
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早在宁都会议时就已为毛泽东辩护，令博古一时震惊。这时，在第五次“围剿”中受伤，正躺在担架上，与同在担架队中的毛泽东得以朝夕相处，抵足长谈。
毛泽东痛心疾首地说：“不从实际出发和敌人死打硬拼，这方面的教训，我们太多啦，去年10月，咱们开始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在敌人的碉堡群里，苦苦挣扎了一年，牺牲了多少同志，流了几多血，最后连个地盘都保不住，来个大搬家，弄得现在这步田地！”
王稼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真是乱弹琴，都是李德在那里瞎指挥。老毛，我看咱们应该开个会，把李德轰下台。”
毛泽东智慧的双眼闪着兴奋的光芒，他为王稼祥思想转变、终于认清了“左”的那一套的实质而感到高兴。
毛泽东用深沉的目光审视着王稼祥，充分肯定了他的建议，问道：“老王，洛甫近况如何?我们要开个好会，更多争取一些同志的转变。如果党中央多数同志思想不转变，会无法开哟。”
戴着深度近视眼镜，个子瘦高的张闻天（洛甫）在广昌失利以后，也一直在思考着这些问题。
张闻天有着丰富的书本知识，精通马列，会德日英几国文字，学识渊博，办事干练，颇得第三国际的赏识。但他缺乏实际的革命经验，缺乏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在极其艰难复杂的斗争旋涡里，他自觉不自觉地参与执行了王明路线，成为错误路线的核心人物之一，这条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灾难，是他万万不曾料到的事。他心中早已充满苦闷、愧疚……
1934年4月以后，就红军在广昌战役的失利，张闻天和博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两人的矛盾愈来愈深，以至无法愈合。1934年8月，当已受博古排挤的张闻天在瑞金云山古寺与同受冷落的毛泽东隔墙而居时，与毛泽东在樟树下开始了第一次倾心长谈，加深了对毛泽东的理解，并向毛泽东倾诉了自己的苦闷和对李德的不满，与毛泽东在思想感情上一步步接近起来。
湘江之战红军遭受重创后，张闻天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命运在担忧。
湘江的深秋，寒气逼人。深夜，实在难以成眠的张闻天披着一件旧大衣，心事重重地来到了毛泽东住的阁楼上。
张闻天眼中满含疑虑，对毛泽东说：“渡湘江，损失很大，现在进退两难，困难重重啊!部队该怎么办?”
毛泽东冷峻地说：“现在湘、桂、蒋诸敌已集中一二十万大军，准备一举消灭我们，形势对我们大为不利。显然，会合湘西二、六军团的这条路已走不通了，我们应该放弃原来的这个计划，改道贵州。贵州敌人兵力单薄，防守不严，我们可以趁此休整一下，再作计议。”
张闻天边听边点头：“昨天稼祥详细地向我陈述过你的这个意见，我们都认为你的意见很成熟，应该这么办。”
王明阵营中的骨干张闻天、王稼祥就这样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从“左”的营垒中分化出来，站在了毛泽东一边，这无疑是对博古、李德及其他们那一套极左路线的沉重打击。
王明1931年攫取的中央领导权将面临新的挑战。
◆3.一直受到冷落的毛泽东的意见终于获得中央政治局的正式确认
由于毛泽东的多次建议，张闻天、王稼祥的从中协助，1934年12月12日，红军在攻占通道县城的翌日，中共中央负责人临时紧急会议，具体解决目前争议很大，又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转移方向、作战方案等问题。
当时身兼党内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军内红军总政委、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主持了会议。
作为中国共产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既具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要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但他又是一个相当务实、崇尚真理的人。他从心底里佩服毛泽东，承认毛泽东有在前方指挥红军作战的丰富经验，因此，他很注重听取毛泽东的建议。通道会议就是在他的争取下召开的。
会上，李德仍坚持早在瑞金时就定下的路线，与贺龙、荣肖克会师，这无异于自投蒋介石的罗网。
毛泽东打破了自宁都会议以来的沉默，两年多以来头一次参加军事决策。他坚决反对李德的意见，再三陈述按既定方针办的危险性，大胆提出了改变红军前进的路线，放弃“三人团”原定的与贺、肖部队会师的计划，改向贵州进军。他还强调说：“国民党布置的那个口袋，反正我是不去钻的，我相信大多数人也不会去钻的，谁要自投罗网，听便。”
张闻天、朱德、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纷纷赞同毛泽东的意见。
“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现在又认真倾听了毛泽东对敌情的分析和大多数同志意见，表示支持毛泽东的意见。
周恩来支持毛泽东，使博古感到难以理解和惊讶。在他看来，自党中央1933年迁入中央苏区后，毛泽东就已经失去了权力，留俄学生博古、张闻天、王稼祥等人都在党内、军内占有重要的位置。他认为周恩来应该也是毛泽东的一个“劲敌”，怎么会一下子就站到一块儿去了呢?但李德也知道，这肯定和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湘江战役的惨败等有关，对周恩来的转向，李德十分恼火。
但事实无法改变，李德的建议遭到否决。“三人团”已出现了分歧，李德显得日渐孤立。
毛泽东第一次战胜了李德，他的战略主张为大家所接受，他的威信也在迅速上升。
1934年12月18日，在贵州黎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否决了博古、李德提出的红军六军团沿旧路转入湘西实行会合二、六军团的计划，接受了毛泽东转兵贵州至遵义开辟川黔边根据地的主张。
这时，毛泽东在政治局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李德身患疟疾缺席会议，毛泽东的建议除博古表示不同意见外，得到其他政治局成员的一致赞同。尤其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政治局同意通过一个书面决议，表达中共中央战略意图的转变，这样，毛泽东的意见得到政治局的正式认可。
这一切表明，在宁都会议后被剥夺实权、长期受王明宗派排挤、备受冷落的毛泽东已重新崛起，重新回到了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层。
◆4.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从此进入中共领导的核心
毛泽东是土生土长的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他虽然出席过党的一大，是党的创始人之一，但自从开了那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之后，他就悄然离开黄浦江，回到了他熟悉的农村，秘密组织农民武装进行暴动，长年累月奔走在苦难的山野，在那星火燎原、群雄四起的战乱年代，他为了一个执著的追求——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东奔西忙，南征北战，在那莽莽苍苍的五百里井冈山当了两年零四个月的“山大王”。他用自己高超的对敌斗争艺术和坚定的共产党人信念，在那军阀混战、四面“围剿”艰难的条件下，开辟出一片红色根据地。
他的所作所为，开始并不为共产国际所赏识。特别是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米夫把国际的亲信王明、博古扶上台后，毛泽东先是受到指责，后来又接连遭受打击，被剥去了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权，仅仅当一个挂名的“政府首脑”。
王明凭着共产国际的支持，“左”倾词句的诱惑，曾经迷惑了相当一批人，在他与毛泽东的第一个斗争回合中，确是占尽天时、地利，而毛泽东孤掌难鸣，只得忍辱负重。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大多数干部觉醒了，王明骨干王稼祥、张闻天的“倒戈”、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支持，使毛泽东在通道会议、黎平政治局会议初步得到了党和红军的支持，为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最终确立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就在毛泽东正和他的战友们艰难跋涉在崎岖坎坷的山路上，忍饥挨饿，与蒋介石国民党上百万追兵周旋之时，王明正和他的娇妻孟庆树在环境幽雅的莫斯科郊外的一栋花园似的别墅里散步。自1931年11月王明为逃避白色恐怖和艰难的生活，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以来，优越的生活环境，使他养尊处优，身体日渐发胖。这几年，他通过长波电台和自己在国内培植的亲信，利用共产国际的名义频繁发命令指示，遥控中国革命，让毛泽东吃了不少苦头。
现在他可发愁了，架通“莫斯科——上海——瑞金”的桥梁中断了。
原来1934年8月，刚上任两个月的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盛忠亮被捕叛变，中共秘密电台台长武子明被出卖，落入中统特务之手，中共中央上海局的电台遭到破坏，从此，中共中央上海局与瑞金失去了无线联系，这样，在瑞金掌握实权的博古就失去了与共产国际、王明的联系。本来王明一直通过无线电报“遥控”瑞金、遥控中央，现在被迫中断了。
对此事，李德、博古感到很懊恼。李德后来在回忆录中披露：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这个问题（指与粤军陈济棠进行秘密谈判——引者）的无线电往来，是一年半中最后的一次，中央委员会上海局连同电台都被国民党秘密警察查获了。这样，我们同共产国际代表团以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联系完全中断了。由此而来的中央同外界的联系完全隔绝，对以后事态的发展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李德、博古的遗憾是可以理解的，以前，他们凭着共产国际（实际上是王明）这张王牌可以控制毛泽东，压制中共党内持不同意见者。现在，这张王牌丢了。
从此，中国共产党在“同外界完全隔绝”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处理党内事务。
历史为毛泽东的崛起提供了相当好的机会，等待已久的毛泽东岂能让它溜走。
1935年1月7日凌晨，换上新的指挥员的红军攻克遵义，这是红军长征以来头一次打下的比较大的城市。
进攻遵义时，毛泽东的心情和过去已有些不一样。长征初期，他经常向李德、博古、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陈述自己的意见，有时争得面红耳赤。在通道会议上，周恩来采纳了他的意见，改变进军方向，提高了他在党内、军内的影响。张闻天、王稼祥这两个实权人物也都不同程度地站到了他这一边，好像很自然地形成了另外一个新的“三人团”。一些指战员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也或多或少赞同毛、张、王的一些意见。黎平政治局会议又公开支持毛泽东的主张，这大大地扩大了毛泽东的影响。
看来，总结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清除“左”的错误的军事思想，重新确定新的中共中央领导班子的条件已经成熟了。
想到这些，毛泽东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来到遵义，在民众欢迎和强烈的要求下，在遵义老城府衙门前操着一口浓重的湘潭口音发表了一通演说，这还是他西征以来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中发表演说。
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也都赞同毛泽东的意见。主张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认真讨论一下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问题。
1934年1月15日，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举行。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朱德，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陈云，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中共中央总负责、长征开始时“三人团”成员之一秦邦宪（即博古），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共20人出席了会议。
会议由中央总负责博古主持。
在静静的会场里，博古从一只黑牛皮挎包里取出那份事先准备好的报告提纲，用他那浓重的江苏口音向大家说：
“根据黎平会议的决定，我们在这里召集政治局扩大会议。进军湘南以来，大家意见很多，一路争论，各持己见。统一起来争论的中心有二：一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认识；二为对突围西征以来的军事指挥的看法。今天，趁此机会，利用几天时间，大家好好讨论，认真总结过去，以利下步行动。下面，我先代表中央作一个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
博古自我感觉不错，他以中共中央负责人的身份，就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第一阶段工作进行总结。
这位20多岁的中央领导人口才极佳，能言善辩，讲起话来有条有理，条分缕析，清清楚楚，一讲就是一个多钟头。他没有对以前的错误作认真反省，在谈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时，不去检查“三人团”的错误，却过多强调国民党军事力量的强大，强调了全国革命力量的薄弱。
接着周恩来作了军事报告。作为军委负责人，他实事求是地指出这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在军事上确有很多问题，并主动地承担了自己的责任。
周恩来的报告着重从主观方面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原因，与博古的报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引起了博古、李德的不满。
但博古仍在试图控制着会议的既定程序。
张闻天的讲话打乱了他的阵脚。思路清晰、擅长表达的张闻天从发言一开始就震动了会议。
他明确表示不同意博古的报告，批评了“三人团”在指挥红军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错误的战略战术原则。这些错误表现为堡垒对堡垒，兵力分散；在军事上不知利用十九路军事变打击蒋介石；在战略转移与突围行动上犯了逃跑主义错误；在部队不利的情况下，仍坚持去湘西会合二、六军团，是机械的战略方针作祟的结果……
张闻天一席话，使会场群情激愤。积压多时的对于博古、李德错误领导的怒火终于迸发了。李德板着面孔，硬着头皮听着张闻天当面对他的批判。博古表面还不时地在记着笔记，内心则深感震惊，想不到张闻天居然在会上批评起他来，作为高级领导人，过去很多时间他们常在一起共事，后来，虽然有一些隙缝，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会这样反对他的意见，批评如此尖锐……
对王明路线的清算，对博古、李德错误的批判，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原来的设想一步步展开了。会议没按博古的程序发展，却按毛泽东的想法在进行。
张闻天的话刚完，向来喜欢“后发制人”的毛泽东一反常态，要求发言。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博古同志的报告里，对第五次‘围剿’的失败，总结出的那些原因，我认为不能成立，因而，这个总结报告不是实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错误辩护。”毛泽东对“三人团”军事上错误形象地概括为三个主义。即第一阶段进攻中的冒险主义——指的是打赣州夺取中心城市；第二阶段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指的是广昌之战、阵地战、堡垒对堡垒；第三阶段则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指仓促突围、实行逃跑。毛泽东接着说：“为什么敌人的一、二、三、四次进攻都被我们打败呢?唯独第五次反‘围剿’我们不能取胜?当然有一些客观原因，但主观上的原因博古同志则分析得少一些，我想趁此机会把五次战争的一些基本情况向诸君作一介绍。”
“第一次反‘围剿’时，敌军是10万，而红军只有4万，是5∶2；第二次反‘围剿’时，敌军20万，红军4万，是5∶1；第三次反‘围剿’时，敌军30万，红军3万，是10∶1；第四次反‘围剿’时，敌军50万，红军5万，仍是10∶1；第五次反‘围剿’时，敌军50万，红军5万余，不包括地方武装，仍是10∶1，而我们为什么失败得这么惨，连个地盘都保不住，来个大搬家，逃之夭夭。这难道是我们在军事战略方面，没有一点儿过错?”
毛泽东望着阴沉着脸的李德，指名道姓地说：“华夫（李德）同志只知道纸上谈兵，不考虑战士要走路，要吃饭，还要睡觉；也不问走的什么路，只知道在总部草拟的略图上画圈圈，限定时间赶去打仗，这样哪能打胜仗?这完全是瞎指挥。”
毛泽东的发言，态度诚恳，幽默风趣，论据充分，鞭辟入里，剖析了问题的实质，把博古、李德推上了被告席。
建议召开遵义会议、身患重病坐着担架来开会的王稼祥听了毛泽东的讲话，很为激动，他直截了当地讲了三条意见：
第一，完全赞同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
第二，红军应该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
第三，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
毛、张、王连放三炮，使博古、李德自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已经动摇的地位，彻底动摇了。
面对会场上大家的议论和指责，博古心情很不顺畅，回想自己少年得志，24岁就坐上了中共第一把交椅，好不威风得意，四中全会后领导青年团工作时，还受到少共国际的表扬。宋朝宰相说过：“半部《论语》治天下!”我读了那么多马列主义的书，还不能领导一个党!在中共负了几年的责，想不到今天败在毛、张、王面前。难道他们就比我高明?难道我秦邦宪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不对?难道四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真的错了？
但历史不以王明、博古的意志为转移。
在随后几天的会议中，朱德、陈云、刘伯承、刘少奇、彭德怀、聂荣臻、李富春等纷纷谴责“左”的军事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7日会议最后一天中，遵义会议的组织者、中共党内、军内的最高领导人周恩来的明确表态，宣判了王明路线的“死刑”。
周恩来是党的优秀领导人，大革命失败后，率先在南昌领导起义打响反对国民党第一枪的他，一直是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从1928年中共六届一中全会起，先后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组织部长、中共中央军委书记、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党内、军内具有很高的威望。1931年后，在与王明、博古共事中，他对毛泽东经历了一个不理解，甚至误解到理解、熟悉、共同合作的过程。在通道会议、黎平会议上，他已经支持毛泽东。此时，他在遵义会议的关键时刻，更“全力推举由毛泽东来领导红军的今后行动”，从而彻底地站在了毛泽东一边。
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在他的革命生涯处于关键的时刻，周恩来决定与毛泽东合作，这是一个了不起的选择。然而这又是一个痛苦的选择，它需要足够的勇气和胆识。因为支持了毛泽东，就意味着对“三人团”的否定，包括否定他自己。
但正是这个选择，对中国长期的革命斗争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从这时开始，也奠定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数十年长期合作共事的革命生涯。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支持，使局面完全明朗化，一个新的时期将要来临了。
1935年1月17日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出四项决定：
1.选举毛泽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从此毛泽东从一个挂名的政府首脑正式进入了中共领导核心。
2.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各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会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后来在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交界的一个村子里，新进入常委的毛泽东被授予兵权，重新回到了他熟悉的岗位。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宣告了王明在中共党内达四年之久的统治从此结束了。
1935年2月5日，自王明赴苏后，掌握中共实权达三年多时间的博古终于交出了中共中央总负责的职位。
在摆脱了共产国际的掣肘、摆脱了王明的瞎指挥，中国共产党人真正能独立自主选择自己的领导人时，经过比较、鉴别、慎重思考，已经成熟了的中国共产党人终于作出了自己的正确选择。
从此，备受王明打击，在中国土生土长的领袖毛泽东终于获得了全党的认可，他在革命实践中的真知灼见终于为中共中央接受，并由一个局部领导人和—块根据地首脑人物，一跃而成为中共党内的领导核心之一。
王明在国内安插的骨干，推行王明路线的得力人选，有的倒向毛泽东一边；有的处于苦苦的思索和反省；有的已靠边站，退出了政治舞台的中心。对于这一切，远在莫斯科的王明还蒙在鼓里。但这毕竟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即使他在国内又能怎样呢?失败的命运仍然是不能改变的。
◆5.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赴苏汇报，争取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认同
遵义会议的召开，初步奠定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不过，这个权位还需得到顶头上司共产国际的认可。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共产党要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大政方针的改变和重要领导人的更换，必须得到共产国际的首肯。这样，才能巩固斗争得来的成果，进一步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
当时，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无线电台已被破坏，中共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的渠道中断了。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被选派前往莫斯科担当向共产国际汇报的重任。
陈云是中共党内有着丰富经历的领导人。他于1905年出生于江苏青浦（今属上海），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过中共青浦县委书记、淞浦特委组织部部长，中共江苏省委沪宁巡视员、江苏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中共上海闸北、法南区委书记和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书记等职。1931年5月担任保卫中共中央机关安全的中央特科书记；9月任临时中央领导成员。1932年担任临时中央常委、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3年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并任白区工作部部长。随后参加长征，在担负全军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任中央代表，后任军委纵队政委。1935年1月在贵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同年6月奉命从四川省天全县灵关殿秘密离开长征队伍，经成都、重庆，只身到达上海，从事恢复共产党的秘密工作。
得到了宋庆龄的帮助，陈云终于得以搭乘一艘苏联货船去海参崴，历经辗转，1935年8月下旬，抵达莫斯科。
在此以前，王明和共产国际为了解中共的状况，迅速接上与国内中共中央的联系，也多次派人到国内寻找中共中央。
陈云一行到达苏联后，找到了共产国际总书记负责处理中国问题的季米特洛夫和共产国际七大新选的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成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向他们递上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说明了中共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领导机构的变动情况，介绍了中央红军长征至四川一段的作战和损失情况。这时共产国际和中共代表团才知道中国革命已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共产国际真正感到了原来对中国革命情况的估计错误，他们肯定了遵义会议的决议，对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表示赞赏。
王明对陈云带来的消息感到震惊和不安，没想到和国内失去通讯联系不到一年，党和红军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自己钦定的几个领导人，当年“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骨干，有的已背离了自己，有的已靠边站；而自己一向瞧不起的“山大王”毛泽东地位却直线上升。他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却暗暗埋怨博古没有替他看管好临行前交给他的这一摊子，辜负了他的一片苦心。好在毛泽东对他还算留了一些面子，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遵义会议决议仍然肯定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王明上台以来“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博古仍留任中共中央常委，这多少减缓了王明心中的怨气。心想现在木已成舟，也难有回天之力，不如就做个顺水人情吧!
这样，王明在会上也表示支持共产国际的意见，原则同意了遵义会议的决议。
身在国内的博古原来指望待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执委会联系上了以后，王明能给他有力的支持，“并纠正现时的政治路线”，现在，他的希望落空了。
陈云成功地完成了毛泽东交给的使命，向共产国际陈述了遵义会议前后的情况，争取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领导地位的认同，这对于毛泽东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胜利。
◆6.王明主持起草的《八一宣言》，开启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序幕
1931年9月18日深夜，一件关系中国命运、震动全国的大事突然发生：
原已根据不平等条约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突然进攻。随后四个多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
亡国灭种的惨祸迫在眉睫，怎么办?
刚刚通过六届四中全会登上中共政治舞台的王明，没有自己的主见，照搬共产国际的指示，不顾中国本身的危险，而提出保卫苏联的口号，对民族资产阶级中间派和国民党中的抗日派别也采取了错误的态度。“左”倾关门主义的阴影严重影响了中共统战的方针。
当时身在中央苏区的毛泽东根据详细调查材料，提出的一些切合时宜的统战政策，也为王明路线所不容，本人也备受误解和打击。
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日、德、意法西斯势力迅速崛起，国际局势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法西斯势力的威胁面前，社会各阶层力量迅速分化，重新组合，共产国际转变原来打击社会民主党和打击中间阶层的政策已势在必行。
王明最早得到共产国际开始政策转变的信号，为步调的合拍，也开始调整自己一贯“左”得出奇的态度。
1934年4月20日，王明与康生在给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批评了过去在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等问题上存在的“严重弱点”，如“对于缺点和错误的过分和夸大的批评”，“对于党内斗争的方法有时不策略”，“将两条路线的斗争变成无原则的空谈”等。
同年9月16日和11月14日，又给中央政治局两次写信，明确提出党应“利用一切可能反蒋的力量，即是军阀国民党内部的一切反蒋力量，我们都必须利用”的思想。主张团结一切力量，包括联合统治阶级内部的一切反蒋派别。还批评了临时中央在福建事变、和平共处察哈尔同盟军问题上所犯的关门主义错误，要求临时中央运用新的观点和新的办法来看待与国内各派的关系。
不过，王明在这一时期以及以后对六届四中全会以来一些“左”倾政策的批评虽然基本是正确的，但却不检讨自己在制定和实行这一系列“左”倾政策中应负的主要责任。
1935年6月，正当遵义会议结束，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为甩掉国民党的围追堵截，摆脱困境浴血奋战之时，身处苏联的王明正悠闲地在风景如画的苏联基斯罗沃德斯克疗养。
一天深夜，就在他吃过了夜宵，洗了个热水澡准备就寝之时，接到了驻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吴玉章的长途电话，告之国内正掀起抗日救亡新高潮，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代表团要从速制定统战新策略。王明中断了疗养，匆匆赶回莫斯科，根据顶头上司的意图，用四天时间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后来中共历史上有名的《八一宣言》。《八一宣言》经斯大林、共产国际批准，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表。
9月中旬，中共代表团写信并寄《八一宣言》给美国的中共党组织，指示他们要将《八一宣言》铅印3万到5万份，巧妙地寄回中国包括南京政府在内的各军队、各机关、各党派、报馆及社会团体等，还要寄给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军政要人，要将《八一宣言》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和爱国华侨及华侨团体中广为散发。
10月1日，《八一宣言》首先刊登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
《八一宣言》不再坚持苏维埃革命形式和苏维埃政权的中心作用和领导作用，提出了组织一个统一的代表抗日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各军队各民族的国防政府来领导抗日斗争，明确把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中心任务，进而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完善自己的统战政策和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指明了方向。
《八一宣言》提出：今当我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时，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再一次向全体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或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苏维埃政府和共产党特再一次郑重宣言：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动，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八一宣言》的主要贡献有三：
一、抓住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找准了对手；
二、提出了实现全民族（除蒋介石等少数卖国贼和汉奸外）的抗日大联合；
三、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当前和其他党派、团体、个人合作，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的政治主张。
这个《八一宣言》的发表在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历史上是功不可没的，影响也是好的。它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初步形成的标志，也是以王明为首的中共代表团突破“左”倾关门主义束缚和影响的标志。
后来，王明对此津津乐道，并在他那黑白颠倒的《中共五十年》中，借毛泽东之口来美化他自己。
在《中共五十年》中他写道：“王明同志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是一种伟大的发现。没有这个政策，我党和红军很难摆脱当时造成的那种困境，没有这个政策，中国人民就不能在全国范围之内开展抗日战争。”
《中共五十年》中还写道：“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问题，你写了很多文章、报告及其他文件。你在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方面的功劳，不仅在共产国际和兄弟党中，甚至国民党及其他党派中，都有人知道。”
明眼人一看就清楚，这段毛泽东与他的谈话无疑是王明无中生有的捏造。他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制定的功劳完全归功于己，更是与历史事实不符。
但也应看到，在毛泽东正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艰难地进行长征，寻找自己的出路，无暇顾及也无法集中精力来讨论，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时候，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看到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忧心如焚，他们对继续实行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步步退让的蒋介石失去信心，迫切希望听到共产党人声音的时候，《八一宣言》的发表正适应了形势的需要，在国内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极大地推动了抗日斗争的发展。
王明作为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团长、《八一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是有功绩的。可以说，这是王明一生中屈指可数的闪光点之一。
毛泽东对《八一宣言》也历来是持肯定态度。
◆7.如何“联蒋”抗日，毛泽东与王明存在分歧
1935年10月，遵义会议崛起的毛泽东在战胜了张国焘对他的权位挑战之后，历经磨难，转战万里，终于率领红军到达了陕北。
刚刚站稳了脚跟，来不及休息的毛泽东就拖着瘦弱、多病的身躯和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领导人磋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解决当前所面临的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瓦窑堡一间简陋的房子里召开，重点讨论全国政治形势、军事战略、党的策略路线等问题。
中央政治局常委核心成员毛泽东作了报告。会议批判了关门主义思想，提出要“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分子蒋介石”。
显然，毛泽东这时仍把蒋介石作为统战对象之外的敌人加以反对。
直到1936年5月5日，党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中才用“逼蒋抗日”取代原来的“抗日反蒋”，“联蒋抗日”更是西安事变以后的事。
就在这时，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参照顶头上司共产国际的意见，却提出了对待蒋介石的新方针。1935年11月，王明在《新形势与新策略》一文中，就声明：虽然蒋介石干了那么多的卖国殃民的罪恶，但是“如果他（指蒋介石）真正停止与红军作战，并掉转枪口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不仅给他以向人民和国家赎罪的自新之路，而且准备与他及南京军队一起，在共同的一条战线上，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这是王明最早公开提出“联蒋抗日”的方针。
1936年7月，王明在另一篇文章中又提出：“我们共产党人应当把国民党与蒋介石不与日寇一样看待，因为中国人民的基本敌人是日寇。”“如果蒋介石今天能够同意与我们进行共同斗争，去反对外国仇敌对于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的侵犯，那么，为了反对共同的强大的敌人，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与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呢?”
显而易见，是“抗日反蒋”还是“联蒋抗日”，毛泽东与王明存在明显的分歧。
是不是说，王明眼光敏锐一些，比毛泽东高明一筹，早就看出了“联蒋抗日”的必要?
历史的答案是否定的。
回到本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可以发现:
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后，政治上的野心、经济的侵略，加剧了蒋日矛盾，帝国主义内部英日、美日矛盾也在加剧。国民党内部在分化，蒋介石不得不调整对日一贯妥协退让的政策。
1935年9月，蒋介石在日本《经济往来》杂志发表《如何改善中日关系》。警告“中国对日本的妥协让步，毕竟有一定限度”。
11月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发表对外关系演说，表示“和平到绝望时期”、“牺牲到最后关头”，他即“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
实际行动上，蒋介石对日本一些无理要求也作了一些强硬的表示。
1935年，日寇兵进华北，压迫河北省政府主席、二十九路军总指挥宋哲元宣布自治，蒋介石就亲自飞到太原说服阎锡山，并派参谋次长熊斌北上对宋哲元、韩复榘进行工作，同时调动部队在南京附近进行特别演习。向日本表示他不能接受华北“自治”的要求。
蒋介石立场的初步转变，是可喜的。在此情况下，王明提出“联蒋抗日”也无可厚非。
问题的中心是：向来自己没有多少主见、只知照搬照抄共产国际“圣旨”的王明，这次也未能例外。他提出“联蒋抗日”的主张，不是从中国的具体实情出发，而是为了适应苏联外交政策的需要。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他更加抬高蒋介石、国民党的地位，贬低共产党和红军的力量。最后干脆唯蒋介石马首是瞻，沦为右倾投降主义的代表。
相反，毛泽东察觉到蒋介石国民党虽有所转变，但抗日态度仍很不坚定。依然对共产党和红军加以反革命“围剿”，对抗日运动加以压制，对中共建立统一战线的呼吁，熟视无睹，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反复讨论，认定要抗日只有反蒋，这样打出了“抗日反蒋”的旗帜。不过，中共这时的“反蒋”只是针对蒋介石及其亲信这一小部分国民党最高当权人物，而不包含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反日反蒋都联合起来。这些已大大有别于“左”倾关门主义时的政策。
可以看到，王明“联蒋抗日”方针是照搬共产国际指示，适应苏联利益需要而提出来的；刚落脚陕北、信息不通、对外界情况不明的毛泽东及其战友们，根据本身的认识水平和收集到的信息，提出“抗日反蒋”的主张，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已不完全适应形势，但却反映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抛弃过去教条主义做法，独立自主地解决面临的问题。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1936年底，在与张学良、杨虎城着手建立“三位一体”的合作局面时，中共考虑到国民党内一部分人虽愿抗日但对反蒋心存犹豫的事实，逐步改变了对蒋介石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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