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水逶迤，巴山起伏；洞庭波涌，长岛人歌。
◆1.举国之悼与冷落红场
1976年9月9日下午，在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人们都在倾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几小时以前就预告了的“重要广播”。三时整，哀乐响起，中央台播音员用沉痛低缓的声音宣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告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书：我党我军我国各族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人民的伟大导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同志，在患病后经过多方精心治疗，终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在北京逝世。顿时，辽阔的国土上，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从城市到乡村、从万里边疆到南海诸岛，行人肃立，车辆停驶，飘扬在中国上空的千万面五星红旗垂首静默。全国沉浸在悲痛之中。
为了表达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对毛泽东主席的无限崇敬和深切哀悼，同一天，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布公告，决定9月11日至9月17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吊唁。全国各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等基层单位人员，可在本单位吊唁。9月18日北京时间下午3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的追悼会；9月9日至9月18日，全国各地和我驻外使领馆及其他驻外机构，一律下半旗致哀，同时停止一切娱乐活动；9月18日下午3时整，一切在机关、部队、厂矿企业、商店、人民公社、学校、街道的人员以及在外行进中的人员，除不能中断工作者外，均应就地肃立，静默致哀3分钟；有汽笛的单位和地方，如火车、轮船、军舰、工厂等，应鸣3分钟致哀。
史无前例的举国哀悼，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高规格的丧礼。
在北京，30万人秩序井然地从这位伟人的灵柩旁走过，向他的遗体告别。9月18日下午，百万人聚集天安门广场，参加追悼大会。
全国9亿人民，以无比沉痛的心情，向他志哀。
国际上，30多个国家和政党举行了追悼大会，用本国、本民族的传统方式，寄托对这位伟人的哀思。123个国家的政府给中国政府或领导人发来唁电，怀念这位世界历史巨人对人类进步和世界和平建立的丰功伟绩。
在联合国总部，9月9日全天下半旗致哀，来自五大洲的12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团和外国朋友前往中国代表团驻地哀悼。
即使他的对手，也不能不承认他在历史上具有任何人不可替代的地位。
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姆在唁电中说：半个多世纪来他的献身的领导，使他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热爱和全世界的尊敬。他为增进国际了解和世界和平所作的孜孜不倦的努力将永远为人民所记忆。在联合国，中国在他的领导下，同其他国家一起需要建立一个对于大家都更美好的世界。在执行这项任务方面，世界现在失去了毛泽东的伟大智慧和经验。
美国总统福特发表声明说：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位巨人，他是一位以他的行动深刻地影响到他的国家的发展的领导人，他对历史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中国国界。在任何时代成为历史伟人的人是很少的。毛泽东是其中的一位。他的领导是几十年来改造中国的决定性因素，他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的确是我们时代的一位杰出人物。
英国前首相希斯在声明说：在创建自己的国家方面，只有很少数几个人超过像毛泽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所起的那样大的作用。作为一位实践家和哲学家，他在统一中国的革命中，既提供了实践的领导，又提供了思想上的支柱。这些，绝不是一些华丽辞藻的堆砌，也不是活着的人对逝世者人生评价的慷慨奉献，毛泽东以其人格的力量和创造的业绩，获得这些殊荣，是当之无愧的。
一个人的逝世，在世界各国引起如此普遍关注，在世界现代史上恐怕是少有的。生前轰轰烈烈，死后震撼世界，毛泽东的结局是完美的。直到今天，韶山毛泽东故居仍是人来人往；大小城市遍布四处的书摊上摆满了有关毛泽东的书籍。“毛泽东热”又在神州大地汹涌、奔腾。
在毛泽东告别人世的前两年半，即1974年3月27日，另一位在中共历史上曾经显赫一时的人物王明也去世了。
曾几何时，他是毛泽东的上司，在中共上层的政治较量中比毛泽东得意得多。
几天后，他被苏联政府安葬在莫斯科近郊的新圣母公墓。
40年前，他凭着共产国际的青睐，一举掌握了中共领导权。在他实际执掌中共实权的短短四年里，几乎使中国革命在轰轰烈烈中失败。他也曾想拥有成功的事业、伟大的人生，却失去了一切，包括生他养他的祖国。
也许他觉得愧对在他“左”倾错误指挥下不该死去的战士，或许他认为祖国和人民有负于他，他至死也不愿回头，只好在异国他乡找了块栖身之地。但他那块用俄文书写的墓碑，并没有能引起俄国人的兴趣。在新圣母公墓静静的墓场里，尽管和果戈理、赫鲁晓夫等俄国名人躺在一起，但在这位离弃了自己祖国的“国际主义”战士面前，谁也不愿驻足长留。
历史注定了他将与冷清和寂寞为伴。
是历史安排了结局，还是自己选择的结局?
无论怎样，结论是公正的！
◆2.《世界英雄豪杰传》给毛泽东以很大的启发，他取名“子任”，决心以天下为己任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韶山冲里一个普通农家诞生。他和千百人拥有同一个诞生日。但他后来在历史上的作用，当时谁也没有料到。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诞生在韶山冲上屋场韶山，地处湘潭、宁乡、湘乡三县交界（这与我们书中另一位主人公的出生地有相似之处），距县城45公里。这里山峦起伏，连绵不断，山峰中尤以气势雄伟、挺拔俊秀的韶峰著名。
据传，远古时期，虞舜曾来过这里，舜帝还在此狩猎、耕作。他对这里优美的环境赞不绝口，便让随行的乐队奏起韶乐，引得凤凰来仪、百鸟和鸣。孔夫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足见韶乐的艺术魅力远远胜过美味佳肴。
毛泽东的祖辈都是勤劳质朴的农民。
祖父毛翼臣（1846—1904年），名思谱，字寅宾，一生清贫。
父亲毛顺生（1870—1920年），名贻昌，号良弼，读过几年私塾，17岁时即当家理事。他勤俭持家，精明能干，在兼营粮食和生猪贩运的过程中，逐渐有了积蓄，除还清父辈的债务外，还将余款押进田产，使一家过上了相当于富农水平的生活。毛顺生凭着自己发家的本领，对儿辈要求相当严格苛刻，他为毛泽东设计了一条经商的道路，希望他能成为毛家发家致富的后继者。
毛泽东的母亲文素勤（1876—1919年），娘家住湘乡四都唐家坨（后改称棠佳阁，今属湘潭市韶山区大坪乡）。她没有念过书，到毛家时才13岁，18岁正式结婚。文氏性情温柔，心地善良，这些优良的品质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灵里撒下了种子，对他们后来的成长产生了深刻影响。
望子成龙是中国家庭的定格模式，毛顺生也不例外。他期望毛泽东按他早已安排好的人生之路走下去，而毛泽东却要按自己认定的路干下去，这样父子俩一开始就播下了矛盾的种子，他们的紧张关系直到毛顺生逝世也未见缓和。有些书上把毛顺生描绘成暴君式的人物，以此推论毛泽东后来的革命精神是由于小时候反抗父亲开始，有些牵强附会。毛顺生早年从军，十几岁当家，且没有文化，深受“养不教，父之过”的影响，因此，当时他的严厉是可以理解的。有一次，他与别人因柴山打官司，对方引经据典，转败为胜，而他有理说不出来，眼睁睁看着柴山给了别人。他决心送儿子上学，期望儿子能够有出息，为毛家争气。
这时毛泽东已经8岁。
毛泽东在韶山南岸私塾开始了他的读书生活。从接触书本起，毛泽东的独特品性就显现出来了。读古书讲究朗朗上口，人家放声高读，他却从不出声；先生要求填红蒙字，他却要自己放手写。他记忆力独特，过目不忘。
从1902年到1906年夏，毛泽东先后在韶山附近的四所私塾求学，书给了他一个崭新的天地，他嗜书如命，夏天闷热，他把头伸到蚊帐外面看书；冬天天气冷，就干脆躺在床上看。
1906年秋，毛泽东因偷看禁书，被开除失学。已有了一定自学基础的毛泽东，白天在田间劳作，晚上得帮父亲记账。暗淡的豆油灯常伴他自学到深夜。整个韶山冲里几乎能借到的书，他都想方设法借阅过，包括和尚念的经书，甚至连那些列入不能看的禁书，如《精忠传》《水浒传》《隋唐》《三国》和《西游记》等，他也读了，并在他的思想深处产生强烈的影响。
毛泽东停学在家的两年时间里，读了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盛世危言》。如果说以前读的杂记小说，还只是拨动了他心灵中反抗意识的那根弦的话，那么《盛世危言》中对当时中国国情的透彻分析和饱满爱国主义激情，进一步激发了他“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强烈的求知欲望驱使他再次进了学堂，到1910年夏，他又读了《汉书》《通鉴纲目》等，也读了许多时论和新书。
六年的私塾生活，他七进七出，共换了七所私塾，拜了七个老师。老师严格要求和自己的刻苦攻读，为他深厚的古文功底打下了基础。读书懂得了许多原来不懂的东西，也使他对更多的问题迷惑不解。少年毛泽东决心要到山外的世界去寻找答案。
1910年秋，在族人、先生和外祖亲戚的劝说下，父亲终于改变了让他去县城米店当学徒的主意，使他走向了近代学校的大门。
临行前，他留给父亲的一首诗是：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16岁的毛泽东自己挑着简单的行李，翻山越岭，到离家50里的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去读书。这个山冲里来的土包子遇到了洋学堂学生的戏弄，他强忍着，并以自己执著的追求获得了准考资格。他在试题《言志》的答作中，畅抒了自己求学救国的志愿，校长李元甫批阅后，大加赞赏，高兴地说：“我们学堂里取了一名建国材。”
东山学校是当时的新式小学，既教经书，也教自然科学、英语、音乐等。西方新学教得比较多，教学方法也比较先进。毛泽东在这里接触到了很多韶山冲里没有接触到的东西，尤其是读了梁启超（1873—1929年）主编的《新民丛报》，从内容到文体都使他感到新鲜，眼界大为开阔。在此期间，他还借阅了《世界英雄豪杰传》，从中认识了拿破仑、叶卡捷琳娜女皇、彼得大帝、慧灵顿、格莱斯顿、卢梭、孟德斯鸠和林肯等近代外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对书中的这些人物钦佩不已，他觉得中国也要有这类人物，讲求救国强兵之道，表示要作长期的准备。他还接触到了自然科学和西学的一些新学科，学了一些外国的历史、地理知识。他第一次听说美国这个国家。当听到老师讲“华盛顿经八年苦战，始获胜利，遂建国家”时，他说：“中国也要有这样的人物。”救国救民、改革社会的思想已印在他的脑海里。他决心以天下为己任，故取名“子任”。
◆3.诗词楹联是王明的拿手好戏，他出众的才华赢得乡邻的公认
1904年5月23日，安徽省六安县六区金家寨镇下码头附近诞生了一个后来在中共党史上颇有名气的人物，他就是王明。这时，毛泽东已经12岁了。
鄂豫皖边重镇金家寨金家寨位于鄂豫皖边区的大别山腹地，是六安县的一个小市镇。和韶山冲以及许许多多的乡村一样，金家寨也有迷人传说。相传金家寨街区兴建于康朝末年，古名“金钗镇”。镇名的由来说法不一，有人说宋代杨门女将杨乃红等追击叛军“黄花天子”至此，遗落金钗而得名；也有人说，明末清初，义军曾据寨抗清，且多为金氏家族，故称“金家寨”。传说归传说，到明末清初时，“金钗镇”被通称为“金家镇”已是事实。由此可见，王明的家乡也称得上历史悠久。
金家寨与韶山相似，周围山高岭叠，史河北向南从镇西而过。它处在河南、安徽两省交界处，又是六安、商城、固始三县界碑之所在，金家寨的人以身处“鸡鸣听两省，狗咬闻三县”而自豪。这一独特的地理环境，使金家寨成了周围货物的集散地。
王明祖籍安徽泾县云岭村，他的五辈祖爷为逃避战乱而离乡衍生息。
王明的祖父陈享锡，号毓亭，是一私塾先生。擅长书法，精于裱糊，在山寨也算得上一位才子，没有田产，以教书为生，生活清苦。
父亲陈嘉渭，字炳森，号聘之，生于1877年，小时读过三年私塾，与毛泽东之父毛顺生相比，他算是知书达理了，因家境艰难，后到离家25里的胡家店子当学徒，学满三年后，回到金家寨帮助父亲开香铺，干起了小店员的营生。
王明母亲喻幼华，号淑连（1880—1930年），家住离金家寨五六公里的张家畈村。她个子很小，恐怕正是这难以改变的遗传基因，使得王明也个子矮小，但她善良、能干、贤惠、有正义感，这些品质与毛泽东的母亲文氏有相似之处。不识字的她结婚后，在陈家祠堂办了一所女子学校，并自任校长，学校专招那些无门读书的女子。当时，在闭塞的山区，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这种有远见的举动是难能可贵的。
母亲的影响在王明的人生旅程中起的作用是重大的。王明对母亲极为敬重，这一点与毛泽东也颇为相似。
王明，原名陈绍禹，字露清，乳名禹子。1931年到共产国际后取王明为笔名。他长得又小又瘦，这点，恰好与毛泽东形成鲜明对照。小时候的毛泽东长得比一般人快，身材的发育总是走在同龄人的前面。他后来伟岸的身躯，从小时候就有了基础。
1909年，5岁的王明就由曾当过私塾先生的父亲启蒙，父亲规定他每天学会五个字。而在同一时期，毛泽东的父亲则一心一意要毛泽东学做生意，并几次把他从学校拉回。这说明毛、陈两家的教育方法是有区别的。王明走的是父亲精心为他设计的路，而毛泽东是违背父亲的志愿，走自己选择的路。尽管他们都是求学，但动机是有差异的。
王明7岁时，在父亲严格要求下，已学完了《三字经》《百家姓》。他聪明好学，使父亲望子成龙的心理更加坚定。陈聘之决心克服家庭困难，咬紧牙关送儿子上私塾接受正规教育。在外祖父办的私塾里，王明很快发挥了读书的天分。他能说会道，能文能诗，8岁就可以写对联赚钱。
由于先生的严格要求，加上王明对古书的特别爱好，凭着惊人的记忆力，四书五经被他背得滚瓜烂熟，七八年的私塾生活，使他满腹经纶，打下了深厚的古文基础。相对毛泽东在私塾时对各种杂书小说入痴入迷而言，王明的私塾生活则要发愤得多，平静得多。因此，他没有毛泽东那样被赶出校门的经历。
8到十四五岁时，王明对诗已能挥洒自如。1919年，金家寨的名流李少山先生拟作一联上联是：山海关虎啸龙吟，漫道风云难际会。上联出来后，却对不出下联。往来征对者十余人，都不满意。他为这成为绝对的得意之作既沾沾自喜，又扼腕叹息。不曾想，15岁的王明一语惊人：子午谷鸟飞兔走，顺知日月易蹉跎。对仗之工整、学知之广博、意义之明了，使李少山拍手叫绝，连声叫好，他深感后生可畏，并设宴款待王明，以礼物送，以示谢勉。
由此可见，少年王明才华出众是公认的。
毛泽东和王明在私塾上先后起步，在私塾待的时间也差不多，使他们都有相当的功底。但有一点不可忽视，即毛泽东是以畅抒自己情感的《言志》，泼墨挥洒议论文征服了校长和老师；王明则是通过诗作和楹联赢得先生和众乡亲的交口称赞。可以这样认为，毛泽东读书注重消化，吸收文字中的实质内容，为己所用；王明却比较注意形式，着意在刻板的诗律章词上下力气。读书方式的差异，在他们日后走过的生活历程中，留下了两行距离越来越远的脚印。
1919年夏，聪明灵秀、小有才名的王明得到了当地富户晁三的接济。他认为王明家境虽寒，但品学出类拔萃，很有培养前途，于是认王明为干儿子，愿意出资让他上学。这对王明和他的一家都不是小恩小惠，因为连维持生计都困难的陈家，要花一大笔钱送王明上学，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在晁三的资助下，王明来到当时属于河南省固始县远东南区的志诚小学学习。
志诚小学是一所有300多名师生的公立学校。校长李少樵是位开明人士，他聘请了当地一些比较知名和思想进步的人士执教，使这所学校朝气蓬勃，远近有名。
王明进入志诚小学后，由学识渊博、思想激进的詹谷堂担任国文教师。詹老师是具有爱国热情的青年教师，对黑暗的社会制度深感不满，向往光明和进步。在詹老师指点下，王明的文字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并学会了写通俗、流畅的白话文。这对王明日后的写作，起了很大作用。更重要的是，在詹老师思想的潜移默化下，正处于幻想年龄的王明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神奇的向往。他决心走出去开辟新的生活。
◆4.一个善读无字之书，一个整天闭门苦读，求学治学上的差距影响了他们的人生之路
1911年春的一天，在开往长沙的一艘小货轮上，一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站在甲板上，此时，他两眼凝视远方，心情就像江中的浪花一样翻滚不息。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离开韶山出远门，也是他从此一发不可收，开创出震古烁今事业的第一步。
顺江而北上，江面越来越宽阔，水流趋于平静。年轻人环视着波光粼粼的水面和两岸的山丘，国字型的脸庞露出了坚定和自信。
他遵照湘乡东山学校校长李元甫和教师谭咏春、贺岚光嘱咐，来省会长沙求学，此时他18岁。这一年，他才第一次看到中国地图与世界地图，看到了一个未了解的博大世界。
货轮到了长沙，他带着自己的行李匆匆下船，他操着浓重的湘潭话打听湘乡驻省中学堂，由于有老师的推荐，他顺利地被这所颇有名气的学校录取了。
从偏僻的韶山冲来到省会长沙，毛泽东感到一切都很新鲜。他第一次看到了同盟会会员宋教仁、于右任主编的进步报刊——《民立报》。深受《民立报》犀利文风和爱国激情的感染，第一次发表了自己的政见。他主张推翻清王朝，组织民国新政府，请孙中山回国当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由此可见，当年的毛泽东向往改良主义，想向资本主义找出路，走西方富国强兵的路子。他既崇拜革命的孙中山，又不愿放弃保皇的康、梁。但反对封建帝制，拥护民主共和，在“政见”里已有了明确表露。
武昌起义的枪声，用硝烟给中国历史留下了永恒的一页。湖南是第一个响应的省份。10月22日，建立了“中华革命军湖南军政府”。
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毛泽东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投笔从戎，自告奋勇地参加了湖南新军，被编入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左队，成为一名列兵。
1912年春，当兵仅半年的毛泽东退出了兵营，继续走求学之路。但到底学什么，他犹豫不决，在报考学校时举棋不定，难下决心，在择业上又遇到了难题。
在报纸上众多招生广告中毛泽东流连忘返。他先是报了警察学校；随后被一个肥皂制造学校招生广告的优越条件所吸引，想成为一名肥皂制造专家；接着他的朋友劝他投考政法学堂，该校的广告也写得娓娓动听，毛泽东为自己将来能成为一名法官而兴奋不已；不久他又为商业中学和高等商业学校广告而动心，这个在韶山冲坚决不肯从商的青年，一年的都市生活使他想成为一名商业家。遗憾的是，这所学校大多数课程用英语讲授，对一个除了字母什么都不知道的人来说，困难实在太大了。毛泽东在商业学校待了一个多月就退学了。
不久，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湖南全省高等中专学校录取。在这所学校里，毛泽东进步很快，他的文学爱好得到发挥。但习惯了思维上的自由，不满意规矩生活的毛泽东，很快就厌倦了学校的刻板生活。在当时，年轻的毛泽东作出令同辈人难以理解的抉择——从省立第一中学退学，到省图书馆去自学。在图书馆的半年，是他认为极有价值的半年。晚上，他和许多士兵一起，住在湘乡会馆；白天整天待在图书馆，猛看猛记。在这里，他第一次认识到世界之大、自己责任之重。
相比之下，王明的求学之路就要顺利得多。毛泽东敢于同自己挑战，大胆进行了多项选择，自己认为不满意的，即予放弃，决不强迫自己的意志。而生活在皖西山区的穷才子王明，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不可能有毛泽东在长沙那样可供选择的机会。他和毛泽东对求学有着不同的理解。毛泽东更多地注重实际收获，为学到更多的东西，他宁愿离开束缚他的学校也义无反顾；而王明在报考“三农”时，连学校开哪些课程都没弄清楚。当然可能他抱有农业救国的愿望。
1920年秋，16岁的王明考入安徽省第三甲种农业学校，简称“三农”。
“三农”创立于1919年3月，是由朱蕴山等安徽教育界进步人士开办的一所新型中等专业学校。学校设在六安县城，学费较低，这对家境贫困的王明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事。
在五四运动影响下，由于广大教职工的努力，“三农”很快办成安徽省著名的学校。在进步思潮影响下，王明的爱国热情进一步焕发。一方面，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入侵；另一方面，他抱定“倘真农业能救国，我愿为农又为圃”的决心。因此，他在学习上专心攻读，成绩优异，尤其是国文课成绩更为突出，深得任课教师的褒奖。
在“三农”，王明对自己基础不太好的功课舍得花气力。理科、农科的课程，这些他以前几乎没有接触过，学起来很吃力，但他不轻易放过。尤其是外语，由于发音的自然条件不好，他坚持反复学、反复练，多记多背，进步很快，取得不错的成绩。在这方面，王明比毛泽东略胜一筹。毛泽东把学习的重点放在社会科学、哲学、历史、国文课上，成绩出类拔萃，但他对理科不感兴趣，图画课可以以半个圆加一条线释为“半坐见海日”应付老师，画出一个椭圆，就代替一个鸡蛋。王明后来俄语学得快、进步快，除天赋外，主要还是靠勤奋。他掌握这些工具，对后来的事业起了主要作用。
1924年夏，王明从“三农”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入国立武昌商科大学。他东借西凑仍不够上学的经费，最后还是靠慈母积攒了大半生的七块大洋送他上路。从此，王明进入了一个新天地。
毛泽东与王明的求学之路有显著区别，治学方法也迥然相异。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长沙城南妙高峰下的省立第一师范，从1914年到1918年，阅历丰富、年刚20的毛泽东度过了一生极其重要的时期。后来他深情地回忆说：在那一段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里开始形成，并且获得了初步的社会经验。
在这里，一师全新的教育方针、良师熏陶、同学间的互助互勉、追求向上的精神对毛泽东的成长提供了重要条件，但毛泽东独特的治学方法更是他完成飞跃的重要因素。
在求知上，广采博学是毛泽东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为此，他虚心向老师请教。他是杨昌济、徐特立等老师宿舍的常客。1916年暑假，为了探寻自己心目中的偶像杨昌济先生学问博大精深的底细，以求得进一步指教，他冒着烈日酷暑，步行120华里，来到板仓杨家。请教之余，还以极大兴趣浏览了杨先生的藏书，联系到杨先生的高尚品德和中西贯通学识，毛泽东又有了一种感受，“是的，是书培养了先生”，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在和杨昌济先生的交谈中，他得知柳午亭（柳直荀烈士之父）先生从日本留学归国，他不顾长途跋涉的辛苦，又徒步40里，特意去向这位热心体育运动的长者请教。他后来写的《体育之研究》多少得益于这些走访。
当时，长沙城里有学问的人，或从外地来讲学的名流学者，毛泽东总是千方百计打听，想方设法去拜访、听讲。
向书本学习，是毛泽东获得知识的重要途径。进入一师后不久，毛泽东也曾有退学的念头，但书本的魅力使他最终没有离校。在学校，他把“贵有恒，何必三更眠五更起；最无益，莫过一日曝十日寒”作为座右铭。从早到晚，读书不休，晚上熄灯后，他还常到茶炉房、走廊里有灯光的地方去看书，近乎荒唐的是，他居然捧着书本到车水马龙的南门口去看，在这繁闹的地方，他如入无人之境，口中念念有词。这种闹中求静的学习方法，不仅使他增长了知识，并且养成了专注成思的习惯。
坚持独立思考，不动笔墨不看书是他读书的秘诀。在一师学习期间，他准备了很多笔记本，从读书笔记、课堂笔记、阅报摘抄本到随感录、日记本等等，应有尽有。从现在尚存的《讲堂录》可以看出，毛泽东的功底正是一字一句逐步积累、不断丰富的结果。凡他看过的书，其间杠杠、圈圈、点点各种记号数不胜数，且批语众多，内容繁杂。若不好学多思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向社会大课堂吸取营养，善读无字之书，是毛泽东的独异之处。1917年暑假，他和萧子升分文未带，只带上简便的行李和笔墨，从长沙出发，先后到达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县。一个多月，步行上千里，游历了五个县的山山水水，走访了广大农村、城镇、寺院、劝学所和学校，接触了各种各样的社会人物，厚着脸皮给人送字联，尝尽了风餐露宿的滋味。皮肤被太阳烤成了黝黑色，脚上的水泡变成了老茧，他乐意。此后，他又多次到农村游历。既丰富了生活，又磨炼了意志，也增长了见识。
毛泽东游学之举，或许不被人理解。而这正是他的可贵之处。他读书不生吞活剥，力求接近社会现实，这不是简单的读书方法问题，而是思想方法问题，然而，当时却被大多数人所忽视。
千里之外的王明大概就属于不理解之列。这时的他虽愿为农又为圃，但却从不愿走出校园，假期本是学生走向社会的好时机，但王明却把它看成是改换学习地点而已，他把厚厚的书本带回家，整天闭门苦读，至多也不过是在学习之余，为轻松一下，到外面去钓钓鱼罢了。
毛泽东的游学和王明的垂钓，是他们各自假期生活的一部分，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前者是主动的自讨苦吃，后者是被动的自寻乐趣；前者是为了体验人生，了解社会，后者却仅仅是为了劳逸结合。把他们当时的这两种态度和他们以后各自对中国革命的态度相提并论，未免有些牵强附会，但处在人生观形成时期对社会生活所取的态度，不能说对世界观的形成全没有影响。有趣的是，他们后来的观点和政治事业，正是这时态度的延续，乃至一种更大范围的扩展。
◆5.在校园反校长风波的不同态度，折射出不同的境界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就读和王明在安徽“三农”读书时，两校分别发生了反对校长的运动。在运动中，两人分别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
1915年上学期快结束时，湖南省议会颁布一项新规定，即从下学期开始，学生每人每月将交纳10元学杂费。消息传到一师，立即引起学生的反对，尤其是那些家境贫寒和因种种原因得不到家庭接济的学生，他们报考一师，很大程度上就是看中这里收费低、食宿便宜。现在要加收学费等于让他们在学校多待半年，这对生活本来就艰苦的他们，无异于雪上加霜。不久学生们得知这项新规定是根据他们张干校长的提议制定的，于是把满腔怨恨对准这个只顾讨好当局，而不体贴学生的校长。
张干（1884—1967年），别号次伦，湖南新化人，毕业于湖南优级师范。到一师时，先担任数学教师，他精明能干、言辞练达，很有社会活动能力，善于结交上司，不到30岁就当上了一师校长，称得上年轻有为，前程似锦。然而，这一次却栽在了他的学生手上。
因原四师是春季开学，而一师是秋季开学，从第四师转来一师的学生早就为两校合并后要多读半年书，而窝了一肚子火，正没处发泄，因此，在有人提出要赶走校长时，校园里就像在干柴堆上点了一把火，立即冲腾起来。在第九班学生的发动下，全校开始了罢课，并到处散发传单，揭露张干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一类事实，企图通过舆论搞垮校长。
家境相当于富农的毛泽东，生活上算不上很宽裕，但比一般的农家子弟还是要好些。因此，纯粹为10元钱去反对校长，不是他的初衷。驱张运动一开始，作为二年级学生的他，与校长作对的后果是难想象的。但毛泽东没有在个人利益上多想，而是积极参与了这一运动。
一天，毛泽东得到一张揭露张干品德如何不好的《驱张宣言》，对同学周世钊说，我们反对张就要揭发他对上阿谀奉承，对下专横跋扈，办学无方，贻误青年的事实，因此，他主张重写一个宣言。这说明了他比别的同学站得高，看得远。
下午，毛泽东跑到学校后山上的君子亭，一份笔锋犀利、措词激烈的宣言很快写成。经与人商量后，立即在印刷局连夜印刷上千份。第二天，这份宣言就在学生中传开了。果然。这份宣言具有更大的煽动性．全校上下就像炸开了的油锅。
此事引起了省教育当局的重视，派了一位督学到一师召开全校大会，要求学生复课，劝他们不要再“胡闹”。但学生的态度坚决，纷纷表示，“张干一日不出校，我们一日不复课”。这位督学只好答复说，下学期张干不来了。
学生的举动，使张干怒不可遏，他想借机整治闹事学生。他从告密者口中得知，那份使他下不了台的宣言出自毛泽东之手，更是恼羞成怒。他知道毛泽东是个才华出众的学生，作为校长，他也为有这样的学生骄傲，但这群乳臭未干的学生太不给他面子了，所以，他坚持挂牌开除毛泽东在内的17名学生。张干这一举动，引起了一些具有正义感教师的反对，经杨昌济、王秀范等教师仗义执言，据理力争，迫使张干收回成命，毛泽东等虽免遭开除，但却记了一次大过。张干也不得不离开了一师。
事隔30多年后，险被张干开除的毛泽东成了中国领袖。他道出了当时参加驱张运动的原委。他说：“原来我不高兴他，再估计他一定要向上爬的。他要往上爬是有本钱的。如果他下决心向上爬，一定爬得上去。”但事实证明，张干没有向上爬，吃了几十年的粉笔灰。因此，毛泽东称赞他有操守，难能可贵。从反张到赞张，世道沧桑，几十年过去了，毛泽东已不是当年的小青年，张干也不再是年轻有为的张校长。
毛泽东继续反思道：现在看来，当时赶走张干没有多大必要。他甚至不无自责地说：“每个师范生交十元学杂费的事，也不能归罪于他，至于多读半年书，有什么不好呢?”
是毛泽东几十年后肚量大了，还是当年太冲动?当年反张，他冲锋在前，义无反顾；而当张干成了人民的专政对象，正在为当年开除毛泽东而惶惶不安、夜不能寝时，他又成了张干的保护神，使张干安度晚年。
一师学生发动驱张后的第九年，即1924年，安徽“三农”学生也发起了驱赶校长刘先黎的斗争。这时，王明已是该校即将毕业的高年级学生了。
王明1920年入“三农”，在随后的几年里，学校经过了一系列运动的洗礼。1921年，安徽省政府在编制预算时，将前两年结存的教育经费，拨给“公益维持会”，作为省议会选举之用。这件事引起全省教育界人士的极大愤慨。6月2日，师生请愿代表当年报纸关于倪嗣冲镇压学生的报道在省议会门前遭军警屠杀，死伤50余人。
王明和“三农”师生一道参加了抗议当局制造“六·二”惨案的游行、罢课等活动。
这以后不久，“三农”学生又积极参加了抵制省议会贿选、驱逐县知事骆通运动和打倒胡子派运动。王明在这些斗争中，态度不激进，比较温和，也很少出头露面，他往往站在保守派和激进派的中间立场。但对待新任校长刘先黎，王明则一改中间派的立场，站到了学生对面，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
1924年初，安徽省教育厅下令撤换“三农”校长沈子修，任命思想顽固守旧的封建卫道士刘先黎担任校长。刘上任后，拉拢社会上的士绅官吏，压制学生中的进步势力，在学校刮起了一股复古守旧之风。刘的所作所为，早已引起了广大师生的不满。
一天晚上，刘先黎召开全校人员大会，他请来的军警早已布满了会场。刘在会上当众宣布逮捕进步学生，引起了师生的激愤，学生和军警发生冲突。这样一个凭借警棍和刺刀建立威信的校长，理所当然地激起了全校绝大部分师生的反对，学校掀起了反对刘先黎继任的斗争。但狡诈的刘先黎事先即利用小恩小惠分化瓦解学生，宣布王明等家境贫寒的学生可以免交伙食费和其他费用，以换取一部分人的支持。在百分之八十的学生反对刘继任的情况下，王明等少数人却站到支持、拥护刘的立场上，结果全校有近一半的学生被开除。
王明拥刘的态度，可以这样理解。一方面他家境不好，需要校方在经济上给予照顾；另一方面，他即将毕业，一旦被开除，四年的寒窗苦读连一纸文凭也没拿到，岂不前功尽弃：对一个崇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山区学生，他的考虑也不无道理。
不难看出，毛、王在驱赶校长运动中的态度是截然相反的。他们两人参加运动时的年龄仅差两岁，王明20，毛泽东22，都是风华正茂的青年时代。而且，湖南一师的驱张在五四运动前，而安徽“三农”的反刘在五四之后。毛泽东驱张是因为增加学生的经费而引起的，要达到的却不是经济目的，而是要与教育当局对抗，迫使其撤换校长，即使被开除也毫无畏惧。“三农”反刘，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但在王明眼里，却只有那点伙食和那张白纸黑字的证书，别的什么也不闻不问了。
在学校里，不能说学生一味反对校长就绝对好，也不能说支持拥护校长就绝对不好。即使一师的驱张运动，当年的毛泽东肯定是正确的，后来也觉得有些过分，没有必要。“三农”的刘先黎品质上比张干要恶劣得多，利用军警对付学生，实在腐败透顶，反对这样的人当校长，是顺乎潮流的。王明站在它的对面，完全从个人得失考虑，这只能说明他是政治上的近视眼。也许后来王明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不然，他怎么会对这段生活讳莫如深呢!
◆6.“青年时代一批朋友去法国勤工俭学，我没去，打定主意走自己的路”
1918年夏天，杨昌济应蔡元培的邀请，到北京大学任伦理学教授，举家迁往北京，住在豆腐池9号。杨昌济到京后，一直惦记着自己的得意门生，多次写信，劝毛泽东入北京大学学习，同时，把华法教育会正组织青年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的消息告诉了他。
毛泽东接到杨昌济先生的信后，立即组织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集中讨论会友向外发展的问题。大家认为，留法运动很有必要，应尽快进行，便先派蔡和森到北京联络各项事宜。
留法勤工俭学是曾在法国留学的吴玉章、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发起的，由华法教育会主办。华法教育会成立于1916年3月，会址在法国巴黎。该会的宗旨是：“发展中法两国之友谊，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知识经济的发展。”1917年，在北京设立总会，并在北京、保定、长辛店等地开办留法预备学校。当时一批有志青年积极报名参加这一活动，先后有1600多人赴法勤工俭学。他们中产生了一大批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重要领导人，如蔡和森、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向警予等。
毛泽东到北京后，全力从事赴法勤工俭学的组织工作，从制订计划、筹措经费，到帮助开办留法预备班。他尽心尽力，其组织才能和实干精神，为同学们交口称赞。当时，为了工作方便，他搬出了杨家，和蔡和森等人住在天安门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晚上八个人同睡在一个小炕上，挤得透不过气来，谁要想翻身，就得先把两旁的人叫醒。生活如此艰苦，他们没有一个有怨言，也无一人灰心丧气。
待会友们的事都安顿好后，毛泽东又为自己的生计发愁了。经杨昌济介绍，他很顺利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找了份差事，解决了生活的费用问题。这份薪水不高的工作，虽算不上美差，但对一个借钱来北京的人来说已是很不错了。更何况，毛泽东正是从这个岗位上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接触后来对他影响极大的几个引路人的。
1919年3月，毛泽东恋恋不舍地告别了生活了近七个月的北京和自己的恋人杨开慧，前往上海。但这位后来的巨人，此时却有些狼狈，他只有到天津的车票，要不是一位同学借给他10元钱，此行能否如愿就难说了。他买了一张到浦口的车票，上车后又不名一文了，仅有的一双鞋子也被小偷偷去。像神话书上描述的一样，毛泽东在窘况之际又遇到了“救命菩萨”，一位朋友不仅借钱给他买了双鞋，而且还借给了他足够买一张到上海的车票钱。毛泽东的此次上海之行，是为参加环球中国学会在静安路51号举行的欢送赴法青年活动，并到黄浦江码头为启程赴法的青年送行。
新民学会会员中有三分之一先后踏上了赴法的征程，这倾注了毛泽东大量的心血。这样一位青年领袖如果想赴法，大概是不会碰到什么麻烦的。当时，喝洋墨水也是一种时尚。但毛泽东没有去赶时髦，他决心留在中国。直到晚年，他与人谈起自己当时的决定时，仍有一种自豪感。他说：“我们青年时代一批朋友去法国勤工俭学，我没有去，打定主意走自己的路。”这种富有个性的选择，毛泽东是经过深思熟虑而作出的。当时他并不像晚年那样闭关自守，他思想是开明的，对出国留学的人是积极支持的。他说：“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些有用的学问，等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很明确，他一方面认为出国留学是很有必要的；另一方面，他认为出国的目的最终还是要改造我们的国家，多么有气魄！没有一点崇拜外洋，也没有半点妄自菲薄。
但是，他又觉得，“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
赴法的会友中有人劝他同往，他委婉地拒绝了。
“润之，你为什么不出国呢?”有些人不解地问他。
他说：“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道理，出洋两字，对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 万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纲要。”
在这里，青年毛泽东又一次显示出他不同凡响的抱负与见地，与同时代的优秀青年相比，他总是具有人所不及的眼光与谋略。
以后，他虽有过赴俄的思想，但终未实现。
不要忽视毛泽东这个“暂时”，它至少包含两层意义，即现在时机不成熟，不能去；但他并不反对去，恰恰相反，暂时不去，是为以后创造条件。他接着说：“第一，看译本较看原本快速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得较多知识；第二，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吾国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
实实在在，没有半点矫揉造作。
世界上没有分身术。可以设想，按照毛泽东青年时代的思想轨迹，如果他当时出洋了，毫无疑问，他也会成为迅速接受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人，并成为早期的中共党员。那样的话，后来也不至于有人骂他为“山沟里”的“土包子”。
但毛泽东不是别人，他是毛泽东。就当时而言，他对中国的了解并不亚于他同时代的人，但他却仍觉得不够，他认为这块地盘太博大、太精深、太耐人寻味了，值得为它去花更大的力气。比起在法国废寝忘食、猛看猛译的蔡和森来说，系统了解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要晚些。但他在两年的时间内，在湖南干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从驱张运动到自治运动，现实斗争使他比一般人（包括留法的）更深切地感受到政治改良一课，可谓绝无希望，我们只有不顾一切，另造环境。这种体会不是读一二本书就会有的。当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后，立即认识到“阶级斗争”就是自己盼望已久的改造中国的新路子，是医治中国积贫积弱的最好良方。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毛泽东在法国的会友（包括蔡和森）是从外文书得出中国应走俄国人的路的结论，而毛泽东是凭自己对中国的研究和实践得出走俄国人道路的结论，殊途同归，但起点不同。
对毛泽东没有出国，当然不能片面的理解，以为毛泽东是神仙，他后来的成功，主要是因为他没有出国等等。事实上，毛泽东作出暂时不出国的选择，有其主观因素，也有很多客观原因，如大多数会员希望他殿后，而在当时出国的人当中，确有一批优秀人物，在后来中国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如果毛泽东出国勤工俭学，中共党史湖南小组部分就要改写了。
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7.留学苏俄是当年的时髦，王明软磨硬泡，幸运地成为中山大学第一学期学员
1924年夏，王明在“三农”毕业，这个原来愿为农为圃的优秀生，不知道是兴趣骤改，还是受其父亲做生意的影响，这时又热衷于商业了，考入国立武汉商科大学，简称“商大”。
10年前，毛泽东入了商校又退学。
对王明来说，考取容易，但要家里负担他上学却很困难，因为他家实在太穷了。王明上高中，陈家是喜忧参半。喜的是山沟里飞出金凤凰，金家寨又多了一个见世面的人，也可以光宗耀祖了。忧的是要那么多钱，到哪里去筹措，没钱，拿什么送子上学?陈家虽为此发愁，但全家认识还是统一的。别人想上学还考不上呢，我们既然考上了，勒紧腰带也要送。陈聘之对儿子说：“去年春初，桂四爷和汪四爷合资领了个行贴，叫旧地保张培村出面开行。谁都知道这是顶我家生意，叫你今年不能升学。他们越是捣乱，不叫升学，我们就一定升。为人要穷得有骨气，要有硬骨头！”掷地有声，铿锵有力。
那位曾当过女校长的母亲，也对儿子说：“禹子，你爸说得对，穷人要有硬骨头。你看芍药哪样不如牡丹，就是没有硬骨头，所以经不住霜打。”不愧是私塾先生的女儿，虽然没有文化，但说出来的话却带有诗情韵味、富有哲理。
在父母的鼓励下，王明决心到武昌上学。决心归决心，但没有钱，寸步难行，他不可能从金家寨飞到武昌。王明东挪西借，金家寨能借的人家都借了，还是不够，又跑到15里以外的朋友家借，仍然没有凑足，最后还是慷慨的母亲把积攒了大半生的七元大洋全部给了心爱的儿子作学费。
枕边摸索七元洋，慈母交儿泪两行。
知道此钱升学少，半生辛苦积私房。
情和爱的凝聚，血和泪的诉说。
七块大洋系真情，孩儿永难忘。
王明王明来到湖北省会武汉市，年仅20岁。毛泽东进湖南省长沙时，年仅18岁。不同的是，一个读大学，一个考中学。
从皖西山区来到大都市武汉，王明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奇。他怀着难以抑制的兴奋心情，抽空游览了市容和名胜，并怀着好奇的心情专门去火车站看火车，这是他第一次看到火车。喜欢写诗的他，又书七律一首，大发感慨：
工人开动火车头，地动天惊震九州。
南北东西成一体，农工商学尽同仇。
推翻军阀为民主，打倒帝强好自由。
我辈青年无量勇，献身革命变全球。
这是王明来武汉后的第三个月写的。他借题发挥，一抒情怀，字里行间表明了这位青年思想上的进步和在他身上雄姿英发的革命精神。这在某些方面就应该归功于“商大”的熏染。
王明就读的“商大”，创立于1920年，位于武昌三道街，是在原武昌商业专业学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在湖北省享有盛名，一批进步教师，如李汉俊、危浩生都在该校任教。在这些老师的影响和当时政治气氛的熏陶下，王明一方面刻苦学习，获得了学校的奖学金，上学有了经济来源，也减轻了家庭负担；另一方面，他积极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入校才一个月，他就在商大发起组织了豫皖青年学会，探求救国求学方法，并被推为学会教务处长，还担任了“安徽同学会”会刊《皖光》的编辑。可见他是一位在学生社交活动中颇为活跃的人物。
王明良好的表现，引起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的关注。他们派人给王明讲述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情况，还向他介绍马列书籍和中国国民党一大文件，王明深受启发。他写了一首《喜闻道》的诗，表达自己当时的心情：
塾窗十载又中学，舍我韶华逝水过。
聆教一朝开眼界，得书百读喜心窝。
儒知世事仁风少，佛识人生苦味多。
唯有马恩新意境，列宁实现首苏俄。
这里有对自己人生的反思，也有对未来前程的向往。谁能说这不是王明思想上的飞跃呢?
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一介儒生，到接受马列，从事社会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王明完成这个转变的速度是惊人的。虽然比起毛泽东来，他已经落后几年了，并且接受的方式也不一样，但他毕竟在20岁时就做到了这一点。
到1925年4月，王明以自己的处女作开始发表政治见解，比起毛泽东第一次发表政见，王明的观点要成熟得多。当然，两者所处的时代已大不一样。在这里，王明从一年前在“三农”站在思想顽固守旧的校长一边，转变到积极驱逐军阀的代言人（校长）的革新运动，且言词激烈、态度坚决。王明参加的活动和他这时写的文章，表明他已经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是年夏，他积极投身武汉声援“五卅”运动的活动，成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和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年他21岁。
1924年1月的中国国民党一大，标志着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实现。苏联为了声援中国革命，继帮助孙中山创办了黄埔军校之后，又于次年9月，在莫斯科成立了“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习惯上称“莫斯科中山大学”，简称“中山大学”。它是专为培养中国青年而设立的高等学府。
1925年10月7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国民政府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二十六次会议上，正式宣布中山大学成立，会上成立了选拔学生委员会。决定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武汉等地通过考试，选拔学生。但由于军阀割据，通过考试录取学生，实际上只在广州一地进行。广州以外的省份只能由组织上秘密选派，这项工作主要由中国共产党人来完成。
王明是中山大学第一期学员。他赴苏的经历是曲折的。他既不是在广州通过考试录取的，也不是由湖北党组织或上海党组织选派的，而是由于他去苏联的执著愿望和反复不懈的努力，被特别批准的。
中山大学招生的消息传出后，去苏联留学立即成为一种时尚，一些国民党要人也纷纷把自己的子女送往俄国。如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冯玉祥的儿子冯洪国、邵力子的儿子邵志刚、叶楚伦的儿子叶楠、于右任的女儿于秀芝、汪精卫的内侄陈春圃、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还有后来成为蒋介石“十三太保”中的康泽、贺衷寒、郑介民等，都纷纷进入中山大学学习。
由于第一期学生只获准招收300余人，而且蒋经国等这批要人子弟又是“保送”的，所以，分配给湖北省的名额就只有10名。王明虽然在“商大”很活跃，可是，湖北省选送的10人中并没有王明。
据由湖北党组织派往中山大学的伍修权回忆说：我们由汉口出发，共十一个人，由胡彦彬（又名胡伊然）带队，男生有贝云峰、熊效远、梁仲民、潘文育、濮世铎、高衡和我共八名。还有三名女生，他们是黄励、杜琳和宋伟。胡彦彬的爱人宋伟也回忆说：1925年，苏联政府为了纪念孙中山，创办了中山大学，招收中国学生进行培养。当时，各省都以国民党的名义选派了一些青年，送到苏联学习。我们湖北省分得10个名额。有我、胡彦彬、伍修权等人。我们湖北10人中没有王明。王明是武汉商业专科学校的学生，湖北选派的学生中没他，在上海上船时有他。具体他怎样来的不了解。虽然伍修权和宋伟在回忆中说的人数略有出入，但都一致肯定没有王明。
的确，王明没有被湖北党组织选中去苏联留学，这对渴望打开一片新天地的王明而言是无法接受的。争强好胜的王明也绝不会放过这次出国深造的绝好机会。于是，这个小个子青年独自一人开始了争取去苏留学的奔波。
湖北省没有名额，王明就跑到南昌，找到了他在“商大”时的入党介绍人许凌青（许鸿），希望许凌青能让他占江西的名额去苏留学。不巧得很，江西分配的名额也已满。王明只好又直接来到负责接送学生去俄国的上海，并找到已经来到上海的湖北省党部负责人，以及专门负责办理去苏留学的江苏省国民党党部秘书长姜长林。
湖北省的负责人见王明去意坚定，不辞奔波，便来找姜长林替王明通融。但姜长林坚持分配的名额不能突破，并向中共江浙区委做了通报，中共江浙区委也同意不能突破名额让王明去苏留学。
王明从5岁启蒙，经过私塾、小学、中专、大学的学习，虽然已经成为一名中共党员，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意识仍然深深植根于他的头脑之中。王明没有直接参加过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长期的学习生涯使他视读书为最高贵，以读书为最荣耀。虽然王明还只是刚刚正式跨入大学校门，但在中国的读书道路似乎已经走到了尽头，能够漂洋过海，去异国就读，而且是到飘扬着红旗的社会主义国家留学，这对王明的吸引力太大了。
可是，没有名额，不被批准，怎么办呢？
王明并没有气馁，“软磨硬泡皆为功”，吵闹不行就哭泣，强求不准就恳求。王明三番五次地来到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向姜长林反复陈述自己的愿望，恳求批准他去苏留学。
1986年5月19日，姜长林在病榻上曾生动地回忆了这段往事：1925年，苏联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创办了中山大学，招收中国学生。当时以国民党名义，分配给每省10个名额。我当时任江苏省国民党党部秘书长，侯绍裘任宣传部长，在房志路（现兴业路）办公。侯绍裘在苏州教书，每周来上海三天。招生的事情，由我俩承办。他不在上海时，就由我承办。陈绍禹是安徽人，可是在湖北读书。湖北去中山大学的名额是10名，可是来了11人。他们负责人对我说，如果能通融11人都去，如果不行，就不让陈绍禹去。我说，11人不行，不能让陈绍禹去。湖北负责人回去告诉陈绍禹，说人家不同意你去。于是，陈绍禹到省党部和我吵，甚至说：‘你们不要我去，我就报告巡捕房，大家都去不成。’我回答说：‘你报告去好啦，这样帝国主义对你会更严厉！’他说：‘这是为什么？’我说：‘我不去苏联，不害怕。你要去苏，帝国主义就会抓你。’他不吱声了。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我就把这事向中共江浙区委报告了。区委也说，不能让他去。陈绍禹三番五次来省党部，开始是吵闹，然后是哭泣，最后是恳切要求。我们又把这种情况，反映给中共江浙区委。区委和我商量说，如果别的省有空缺名额，是否可以考虑让他去。我们回去查查各省名额，正好有空缺，于是批准陈绍禹去苏学习。这样，湖北就去了11人，有陈绍禹、伍修权等。至于王明是否威胁要报告巡捕房，目前还没有其他的证明材料，但王明费尽周折终被批准的欣喜之情则是一定的。
1925年10月，踌躇满志的王明在赴苏前夕，赋诗一首，赠豫皖青年学会和湖北青年团体联合会的青年朋友：
我们是革命青年
（一）
我们是革命青年，我们要覆地翻天。
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共产党宣言。
学习列宁主义，学习革命的苏联。
（二）
我们是革命青年，我们要裕后光前。
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汉奸。
实行马列主义的光辉理想，创建富强幸福的中华乐园。
（三）
我们是革命青年，我们是党员团员。
接受党和团的任务，走上革命的各个战线。
我们要勇敢、勇敢、再勇敢！
我们要向前、向前、再向前！
此时的王明年仅21岁，确实是一位勇敢向前的革命青年。
热血青年也有友情。10月25日，王明在离开武昌去上海赴苏前夕，与同学詹禹生“倾谈竟日夜”，并写了一首双五律赠送，表达“滚滚长江水，依依战友情”。当他把诗交给詹禹生时，二人“相顾对视，旋复共勉，同歌不息”。
1925年11月2日，王明由武汉乘船去上海。临行前，同学朋友来到码头送行。大家依依不舍，相互勉励，握手告别。
上船后，心潮澎湃的王明写了一首五律，表达了自己不远万里赴苏取经的豪情：
鸣笛诸友别，船驶大江孤。
天地载歌舞，城乡泛有无。
一心赴圣境，万里取长途。
东亚病夫久，惟凭马列苏。
到上海后，王明等赴苏青年被安排到法租界平安大旅馆等待去苏联的轮船。11月下旬，王明与俞秀松、董亦湘、张闻天、乌兰夫、王稼祥、吴亮平、伍修权、孙冶方、沈泽民、张琴秋、李培之等60余人一道，先乘船来到海参崴，然后转乘火车，于1925年11月末，在大雪纷飞中来到了莫斯科。
◆8.毛泽东、王明引导家人先后参加革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革命家庭
正当王明秘密派人到莫斯科“状告”毛泽东，焦虑地等待共产国际回音之时，任弼时前往共产国际，实事求是地汇报了中国革命的情况，化解了毛泽东的危机。
这时身处武汉的王明并不清楚顶头上司已经承认毛泽东为中共领袖的意向，还在日夜盼望着共产国际指示。
唯一能给他慰藉的，是几年未见面的父亲和兄妹，从未见过面的岳父、岳母相逢在武汉，实现了全家的大团圆，让心情焦灼的王明享受了一点天伦之乐。直到1938年春，日军长驱直入，兵临武汉城，敌机不断轰炸武汉三镇，王明家人才先后撤离武汉分别去了新疆、延安。
为纪念这次难忘的团聚，王明题诗《久别重逢》抒发情怀：
（一）
一别家园十数春，哪知今日又逢亲。
见儿慈父不相识，请坐连忙问姓名。
（二）
几度锒铛当罪囚，为儿辛苦为儿愁。
发须斑白母何在？背父沾巾泪涌流。
武汉，也许是毛泽东、王明家庭生活的“福地”。
就在11年前（即1927）的同一时候，长期奔忙在外，时为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毛泽东也享受到了家庭的温暖。
1927年3月，毛泽东分别多年的爱妻杨开慧带着年幼的三个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和保姆陈玉英从长沙赶到武汉，和毛泽东团聚，解除了毛泽东的相思之苦。
这对于毛泽东来说，也是很难得的时光。在以后险恶的环境中，先后被毛泽东引导走上革命道路的一家人，就有多位亲人牺牲在敌人屠刀下。
还在1921年正月，毛泽东从长沙回到韶山过春节。正月初八晚上，他就把全家人喊到火炉边，围炉向火，一边品尝食品，闲话家常，一边教育全家人干革命。在毛泽东的耐心开导下，毛泽民和弟妹们懂得了“国乱民不安生”的道理，决心舍家为国，舍己为民。正月初十，毛泽东离开了韶山。毛泽覃、毛泽建也跟着走了。一个星期后，毛泽民和妻子王淑兰也带着孩子走出了韶山冲，投入革命的洪流之中。
“我觉得我为母亲所生之外，就是为了他。假设有一天母亲不在了，他被人捉住了，我要去跟着他同享一个命运。”1983年，在毛泽东妻子杨开慧牺牲50多年后，人们在她长沙板仓老家住所的墙缝里发现了这些笔记。而她也践行了自己的誓言，于1930年为革命、为丈夫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
1918年，杨昌济到北京大学任教，杨开慧随父亲来到北京。这时，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毛泽东也到了北京，被李大钊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在毛泽东帮助下，杨开慧阅读了大量进步刊物，开阔了眼界。后来，杨开慧回忆说：“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
1920年冬，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合。1922年初，杨开慧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她不但是毛泽东生活上的好伴侣，也是他革命事业上的好助手，跟随毛泽东辗转各地参加革命运动。大革命失败后，杨开慧带着孩子回到长沙板仓开展地下斗争，组织领导了多地的武装斗争，1930年10月不幸被捕，8岁的大儿子毛岸英也被一同抓进监狱。
在狱中，杨开慧受尽酷刑始终不屈服，敌人要她公开宣布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她斩钉截铁地回答，除非“海枯石烂”，不久英勇就义。
杨开慧牺牲后，毛岸英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并和两个弟弟毛岸青、毛岸龙一同被送到上海，由党所领导的大同幼稚园抚养。
不久，小弟毛岸龙去世（另一说法为失踪），党组织也因叛徒告密遭到破坏，两兄弟一度过着流浪的生活。后来毛岸英一直怕看《三毛流浪记》，他曾对妻子刘思齐说：“除了给资本家当干儿子以外，三毛遭遇过的，我都差不多遭遇过。”
1936年，两兄弟被送往莫斯科国际儿童院，在苏联参加学习。1946年回国后，毛岸英遵照父亲“补上中国劳动大学这一课”的要求，向农民学习种地，在多处搞土改，做过宣传工作，当过翻译、秘书，任过企业党总支副书记。毛岸英从不以领袖的儿子自居，时刻以“毛泽东的儿子”自省，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和普通劳动群众打成一片。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新婚不久的毛岸英请求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很多人劝阻毛泽东不要让毛岸英参军，毛泽东却回答道：“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毛岸英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并担任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和秘书。然而入朝参战才34天，11月25日，志愿军司令部突遭美军空袭，毛岸英以身殉国，年仅28岁。
据毛泽东的贴身警卫回忆，得知儿子牺牲，毛泽东点烟，火柴盒在面前，却在口袋里找，泪汪汪的，又不想让人看出来他在哭。整整一夜，坐在沙发上没有起身，只是一根接一根抽烟。
周恩来总理曾以报告的形式向毛泽东提出，应将毛岸英的遗体运回国内安葬，毛泽东却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就这样，父亲把儿子永远留在了他曾经战斗过的朝鲜三千里江山。
不仅挚爱的妻儿先后为革命事业献出了生命，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毛泽覃，妹妹毛泽建也先后牺牲。
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弟，在哥哥的教育和影响下毅然走上革命道路，先后担任苏区的国家银行行长、国民经济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受党中央派遣到新疆工作，先后出任财政厅长、民政厅长等职。1942年，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次年被秘密杀害。
小弟弟毛泽覃参加了南昌起义，在战争中很快成长为一名优秀指挥员。1934年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赣南坚持游击战争，任独立师师长，后在江西瑞金被敌人包围，为掩护战友撤离时不幸中弹牺牲。
毛泽建本是毛泽东堂妹，过继给毛泽东的父母做女儿，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湖南地区领导游击斗争，1928年被捕，英勇就义。
毛家最小的烈士是毛泽东的侄儿、毛泽覃之子毛楚雄。1946年8月10日，在随八路军谈判代表赴西安途中，毛楚雄被胡宗南扣押。22日深夜，被敌人活埋，就义时年仅19岁。
此外，为革命献出生命的毛家亲属还有毛泽覃之妻赵先桂、毛泽覃继娶贺怡、毛泽建丈夫陈芬，以及毛泽东表侄王德恒、毛泽东内弟杨开明、向钧、毛泽东内侄女杨展等。
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舞台上，相当长时间内王明一直扮演反派角色，成为毛泽东的政敌。但应该实事求是的是：在反对帝国主义，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等大的方面王明与毛泽东是一致的，而且王明的家庭也和毛泽东的家庭一样，在他的影响、带动下，先后投身到革命斗争的洪流中。
王明一家共有7口人：父母、一个姐姐、一个弟弟、两个妹妹。
父亲陈聘之，为人淳朴、主持公道，热心助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燃起革命烽火，陈聘之就卷入了革命洪流之中。1929年5月，陈聘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金寨地区立夏节起义，被任命为六安六区赤色互经会主任。1932年，他先后被调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霍山县任专用公司经理、霍山县运输公司经理。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他又回到家乡。1936年国民党反动派把宁夏作战被俘的上千名红四方面军西路军的红军战士运到安徽，押在立煌县监狱。中共安徽省委的何叶邦和中共湖北省委郑位三请陈聘之出头营救这些同志，陈聘之慷慨应允，不顾个人安危，四处奔走。他利用自己的老关系一次又一次请保长吃饭，借口被关押的红军战士有自己的亲戚，一个个往外保释，先后营救出30名红军战士。
王明的母亲喻幼华，个子不高，认字不多，但明白事理，能干泼辣。1924年，她冲破重重阻力，倡议其父创办女子学校。鄂豫皖苏区建立后，喻幼华又担任女子小学校长，参与其他妇女工作。她时常跋山涉水，动员妇女帮助苏区政府和红军，为革命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王明受母亲影响不小，很是敬重他的母亲，1930年母亲病逝，王明闻讯特地写了一首《闻母死》以示悼念：
离别五年兮，谁知别千古?
万苦不苦兮，青年丧母苦。
全心革命兮，略以慰我母，
梦中母来兮，知儿地址否?
王明的姐姐陈先民，20岁时即因病早逝。大妹妹陈觉民1929年参加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小妹妹陈映民又名王营，在她出生后仅七天，由于家境贫寒，父母忍痛将她送给别人作童养媳。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开辟后，陈映民随同丈夫吕绍文一起参加革命斗争。1930年加入共青团，1931转为中共党员，参加红军，在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政治部做妇女工作。1932年，陈映民担任了川陕省委妇女部副部长。1934年，踏上了二万五千里的艰苦征程，爱人牺牲，自己被俘。据她回忆：“西路军失败，我被俘押送回金家寨。我们这批人不多，就我一个女同志。当时汪惠生（陈觉民的丈夫——引者）是金寨的督学，通过他，我才被营救出来。”后来，陈映民辗转到了陕北，在中央党校文化班学习。
陈绍炜又名甘宁，是王明唯一的弟弟，也是兄妹中最小的一个。他生于1911年，在六安县读完初中，毕业后回到金家寨教书。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革命工作，先后在商城县一区一乡模范小学、七区列宁小学教书，任过六安县七区四乡苏维埃文化教员会宣传员。1938年去了延安，不久，陈绍炜在延安入陕北公学，参加了共产党。
王明的两个舅舅也先后参加了革命，大舅喻幼堂，中共党员，曾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六安六区十三乡苏维埃政府主席。二舅喻百方，共产党员，是六安六区游击队副队长。他们于1930年5、6月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英勇不屈壮烈牺牲。
而王明本人则参加革命最早，他1925年入党，在党的历史上尽管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多少也为革命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全家都被他先后引上了革命道路，也可算是他对党的一个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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