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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宜将剩勇追穷寇——把反对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的斗争进行到底
戳穿司徒雷登支持蒋介石进行和谈的阴谋内战全面爆发后仅一年，1947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便由防御转入了反攻。从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共歼敌正规军97个半旅，共俘敌46万3千人，毙伤了31万2千人，争取起义5千人，合计消火敌正规军78万人；歼敌非正规军114个团、54个营、一个日本大队，共俘敌21万4千人，毙伤11万4千人，争取起义5个团、2个营共1万2千人，合计消灭敌非正规军34万人。以上两项合计，共歼敌军426个刚、俘敌67万7千人，毙伤敌人42万6千人，争取起义1万7千人，合计消灭敌军112万人。①..
毛泽东指出，战争进程的发展，证明蒋介石政府“是一个外强中干的政府”，②之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的预料要快些。人民解放军的伟大胜利，标志着人民革命战争己发展到一个转折时期。“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为了适应新形势的要求，1947年9月，中共中央将战争初期提出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口号改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日号。10月，毛泽东在他亲自拟定的《中同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等八项基本政策，提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要求：对于一切战争罪犯，必须缉拿归案，那怕追寻他们至天涯海角。在中国人民革命节节胜利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又祭起“和谈”的法宝，企图为蒋介石争取喘息之机。马歇尔使华期间，1946年7月，根据马歇尔的提议，杜鲁门任命所谓“享有对全体中闰人民都友好的美国自由派人士的名声”的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为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是出生在中国的美国人，长期在中国生活和工作，在中国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他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战期间坐过日本人的监牢，平素口称爱美同也爱中同，因而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很有一些影响。司徒雷登自我感觉良好，曾说“中国人知道，我爱他们的国家，关心他们的国计民生。在不受任何限制的情况下，对实行广泛的合作与和平解决他们的内部冲突这一点，我所采取的开明态度和所抱的信念，他们也是了解的。我由此也就取得了他们的极大信任。”①..
司徒雷登在协助马歇尔担任国共谈判调解人期间，竭力袒护国民党，为国民党发动内战争取时间。他对中共的动向极为关切，对于毛泽东的言行注意搜集。194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集会议，毛泽东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司徒雷登在搜集到此报告以后，详加研究，并空邮送呈美国国务院。1948年1月9日，他在致马歇尔国务卿的报告中，对毛泽东的报告发表了如下评论：
“（一）胜利信心的语调，认为共产党在中国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已经获得，虽然毛氏小心地指出还需要更大的牺牲。（二）继续与讥讽地攻击美国是世界的大敌人，是对中国连续不断的内战负责者。毛氏无尽地重复申述此点，说反动的美国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大敌人。虽然近数月来，都看到了日渐增多的对美攻击，但这是头一次该党最高领袖之一，公开参加这种叫嚣。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九四六年七月至一九四七年六月战绩战报》，见《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概况》，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227页。①《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北京出版社，1982年，第205页。
就大使馆所能断定的来说，毛氏的详尽分析共产党战术与战略是对共产党军队确定如何作战的一个非常率直的解释。共产党毫不迟疑他说明他们的战略，也许是表示共产党对国民党军事思想与情报之鄙视，应该承认这种战略到现在为止并不是没有成功的。
该宣言非常注意说明应不顾一切遵行土地改革纲领之必要，以满足农民的希望而不顾对那些占有土地者的代价如何。这与大使馆近数月来所收到的关于土地纲领之进展的零散报告是一致的。
有意义的是，他们呼吁中农的支持，毛氏说他相信中农将愿意为共同幸福而作某些个人牺牲。不过，对于任何反对土改者不予宽容的威胁，无宁是说明了共产党人不拟专赖良心以求合作。与中农调和的姿态也只能认为是一种宣传策略，可以随意改变的。
重要的是，这一声明与一年前陆定一的新年文告相比较，是更进一地离开毛氏1945年4月向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的特点即口头上的协调与温和。大使馆觉得毛氏与全世界其他共产党领袖所提出的论点和谩骂有着显著共同之处。大使馆也觉得，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跟从着列宁在其四月论文中所提出的理论路线的（除了目前情况所需要的一些例外，更甚于过去任何时期）。目前一切证明指出共产党愿意并企图去采取与利用任何可能的手段以达到最后目的，即完全的权力。甚至于暖昧不明的字汇也不能模糊这样的事，这就是毛氏所说，而且也不能掩盖他认为这将实现的信心。”
①司徒雷登的上述评论，对毛泽东代表中国人民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发动内战所表示的强硬态度感到惊慌，把它诬蔑为“叫嚣”、“谩骂”，尽管他使用了这些非常敌视的字眼，但是他又不得不承认，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中国人民，对蒋介石的进攻无比蔑视，他们有决心、有信心从蒋介石手中夺取政权。这些不能不使他为美国在中国的失败而深深地忧虑。
一年多的中国内战，使这个“中国通”的司徒雷登看到蒋介石的军队“素无斗志，贪污腐化，臃肿无能”，在战争中不堪一击，依靠武力根本不能战胜中共，因而，他乃主张与中共进行和谈，达成“纯粹地域性的、只是暂时的休战”，②来为国民党争取喘息之机。
1947年1月16日，蒋介石通过司徒雷登通知中共南京发言人王炳南，声称将派张治中来延安谈判和平。这是司徒雷登和蒋介石导演的又一次欺骗中国人民的“和谈”。
中共中央负责人为此指出：如果去年一月马歇尔与蒋介石代表张群亲手签字的停战协定，可以被蒋介石撕毁干净，而马歇尔则主张片面援蒋，发动内战，则现在又由一个美国人介绍一个姓张的来开所谓“和谈”，试问有何办法证明不是欺骗？
21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尖锐揭露司徒雷登导演假“和谈”的欺骗性质。社论指出，以蒋介石这样一个毫无信义，而且以背信弃义为当然荣誉的人，再加上一个同样毫无信义的美国“调人”来导演，现在居然又嚷起“和平”来了。这岂不是活见鬼？
①《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850—851页。②《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322页。
毛泽东也指出，蒋介石的“和谈”，就是要“现地停战”下来，让他得到休整时间，巩固统治区，补充军队，“改组政府”。取得美国政府五万万或更多的借款和军火援助，有了再来大举进攻的力量，那时蒋介石还必定要更加无法无天。“殷鉴不远”，就在去年。①我们一定不要上蒋介石和司徒雷登的当。
司徒雷登对假“和谈”有特殊爱好。1948年7月16日，司徒雷登往访蒋介石，与蒋谈到“与共产党成立协议以谋取和平”的问题，蒋介石予以推脱。司徒雷登谋求的“和平”，其目的不是要在中国成立一个民主联合政府，而是想要造成中国的分裂状态和地方割据状态。就是要在“一个松他的联合的基础上来安排停战，并在划分领土时尽可能留出一片广大的中国地区，保存着一个或者几个没有共产党参加的政府。”如果中同回到地方割据状态，美国的经济援助应该用以加强地方政府，“使中国人民的反共的基本特质能够继续坚持，并相应地削弱对于共产党的同情。”美国政府不同意司徒雷登的上述建议，认为按这种办法去做，可能造成如同东欧联合政府那样，最终为共产党所吞并。8月12日，美国政府指示驻华使馆称：“一、美国政府不可做出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表示，以支持、鼓励和接受有共产党参加的中国联合政府；二、美国政府无意再度担任中国的调解人。”①..
1948年11月26日，南京政府改组，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吴铁城任行政院副院长并代理外交部长。12月28日，司徒雷登往访吴铁城。吴铁城向司徒雷登表示，政府在军事上己允办法，准备考虑“光荣的和平”。他试探请求美、苏、英、法四国出面调停是否可行。12月25日，以李宗仁、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又向苏联发出“和平解决”的要求。美国政府也颇希望国民党在“在光荣的条件上获得和平”。美国政府和司徒雷登的一轮新的“和平”攻势，又在喧嚣的锣鼓声中开始了。
对于蒋介石政府，司徒雷登和美国政府策划的这一轮新的“和平”阴谋，毛泽东坚决予以戳破。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从几个方面揭穿了美国和蒋介石卖国政府策划的这一“和平”阴谋。
首先，毛泽东指出，从反动派的本质看，他们绝对不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还是美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他们都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向人民投降。美蒋在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一败涂地的情况下，单纯的军事斗争已不能挽救其失败的命运，转而重视政治斗争的方法。他们利用“和平”的阴谋，正是他们进行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另一种形式，就是司徒雷登所说那样，力图在中国建立非共产党的政府，以便使他们在中国继续立脚下去。毛泽东向全国人民揭露：“美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单纯地支持国民党的反革命战争转变为两种方式的斗争：第一种组织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和所谓地方势力在长江以南和边远省份继续抵抗人民解放军；第二种，在革命阵营内组织反对派，极力使革命就此止步；如果再要
①《毛泽东新闻工作义选》第262页。①《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908页。前进，则应带上温和的色彩，务必不要太多地侵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利益。”①..
其次，毛泽东指出，只有彻底消灭反动派，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和平。他以历史事实说明，从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以来，到1945年重庆谈判和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共和中国人民无不抱着善良的愿望，希望国民党能建立国内和平，但是它们一次又一次地撕毁和平协议，把战争强加给人民。现在，当他们在军事上面临无可挽回的失败的时候，“忽然竭力装作无害而且可怜的样子”，大谈什么“光荣的和平”，粉饰他们“从来是追求和平的”。美同的官方人士现在不但热心于中国的“和平”，而且一再表示，从1945年12月莫斯科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以来，美国就遵守着“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毛泽东指出，只要从历史事实中便可以知道，蒋介石反动派和美国政府玩弄“和平”，只不过形势对他们非常不利，他们不过是一条冻僵了的蛇，如果我们接受它，一旦它苏醒过来，便会对人民狠狠地咬上一口，而置人民于死地。因此，对于恶人不应有丝毫的怜悯，“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反动派，驱逐了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才能有民主，才能有和平。”②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把蒋介石及美国在华势力彻底消灭。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提出了所谓“和平”的五个条件。1月4日，毛泽东发表《评战犯求和》的评论，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身分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提出的所谓“和平”乃是虚伪的，是蒋介石这一伙杀人凶犯及其美国主子所迫切需要的东西。“和平”可以，“和平”而有害四人家族和买办地主阶级国家的“独立完整”，那就万万不可以。“和平”而有害于“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中美空中运输协定”、“中美双边协定等项条约”，有害于美同在华驻扎海陆空军，建立军事基地，开发矿产和独占贸易等项特权，有害于将中同作为美国殖民地的地位，那就一概不可以。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先决条件。
司徒雷登对毛泽东的声明简直气急败坏。他感到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极其苛刻，几乎等于让人无条件投降。”①尽管如此，他认为暂时达到和平毕竟对国民党统治有利。因而他应国民党政府的请求，要求美、英、法、苏四国出面斡旋。“我请求四国政府单个行动或采取共同的步骤从中斡旋，以求把敌对双方撮合到一块。有关国家政府也都及时作了回答，但都婉言拒绝了。”②司徒雷登的使命宣告失败。毛泽东针对此事发表评论说：“蒋介石于一月八日派张群到汉口去要求白崇德的支持，同日向美英法苏四国政府要求干涉中国的内战。但是这些步骤全都失败了。”③..
毛泽东第一次点名揭露司徒雷登在贩卖“和平”阴谋中所起的恶劣作用。2月15日，他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写道：其实，和平攻势这个法宝出产于美国工厂，还在大半年以前就由美国人送给了国民党，司徒雷登本人曾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374页。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376页。①《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208、209页。②《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208、209页。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409页。经泄露了这个秘密。他在蒋介石发出所谓元旦文告以后，曾告中央社记者，该记者因发表了这段“不得发表”的话而丢了饭碗。毛泽东对于司徒雷登一手玩弄“和个”，一手欺骗中国人民的伎俩，甚为鄙视，称他是搬起“和平攻势”的石头，最后却打在自己的脚上了。
司徒雷登在离华的最后时刻试图见到毛泽东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出于无奈被迫宣告“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22日，毛泽东在他改写的新华社发表的《蒋介打“引退”真相》的消息中，揭露蒋介石的“引退”只是美国政府换马的把戏，司徒雷登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宗仁是美国政府久已内定的必要时机代替蒋介石的工具，正是因为这样，美国人才支持他当了伪副总统。美国政府在去年十二月以来曾用各种方式再三催促蒋介石退到幕后去。据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合众社上海电称：杜鲁门曾于去年十二月直接致函蒋介石，问他‘是否已考虑他辞职或继续执政的问题’。”李宗仁上台后，在美国支持下，以“和谈”为烟幕，欺骗人民，同时通过傅泾波、司徒雷登向美国乞求军火，兜售划江而治的计划，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南进。但他的企图很快破产。4月20日午夜，中国人民解放军千帆更张、万船竞发，胜利地渡过了长江，23日占领南京。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节节胜利，迫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迁到广州。l月26日，司徒雷登和其他国家驻南京使团的大使接到国民党外交部的正式照会，宣布中华民国政府将迁往广州，要求各外交使团随行。司徒雷登和北大西洋条约国家的大使就此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1月19日的会议上，他们一致同意向各自的政府建议，如果国民政府迁往广州，每一位大使可选派下属高级官员和其他属员随同前往，大使本身原地不动，以便继续保持接触。美国国务院也有此决定，杜鲁门经过反复考虑，同意了国务院和司徒雷登在南京原地不动的决定。司徒雷登在谈到他留在南京的目的时说：“我非常想多留一段时间，以便观察共产党人的意图，同时也给他们机会来讨论他们与美国的关系。如果他们不愿意同我商谈，那就什分清楚地表明，共产党人不愿意同任何美国官员这样商谈，我们也就能够根据情况来制定我们的政策。我还希望所有的外交官继续同我们一起行动，所以我要北大西洋集团的使节在下一个礼拜再举行一次会议。他们完全同意我的意见，于是就向各个使节派出国的首都，也包括华盛顿发了函件。”
①司徒雷登相信他在中国的个人关系具有特殊的价值。他认为，以前燕京大学校长的身分，可以影响许多已经在共产党中处于重要位置的他的学生。“他作为许多年轻的共产党领导人的老师，将会使他们制定有利于西方的政策。”②3月10日，他给新任国务卿艾奇逊发去一份长篇急电，建议美国政府授权他“不以美国官方代表的资格，而是以个人的资格”和中共领导人进行接触。司徒雷登试图以他的特殊身分向中共领导说教，要他们相信美国过去一直是中国的朋友，他要警告那些中共领导人，如果他们不能给中国带来真正的自由和现代民主，而把苏联的专制政体的模式移置中国，美国就会“感到有义务去援助任何有组织的核心抵抗力量”，并“利用我们可能利用的一
①《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231页。②〔美〕爱德温·W·马丁著：《抉择与分歧》，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第30页。
切手段，把真正的自由交还给中国人民。”司徒雷登以一副帝国主义者的口吻，盛气凌人地还想给中共领导人一次当面教训。4月6日，艾奇逊回电授权他与中共领导人会谈，但要求他不要把话说绝，不要走漏风声，以免引起国会反对派反对。
毛泽东亲自掌握中共外交政策，他提出“另起炉灶”、“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的方针，不急于同帝国主义国家建交。他指出，不急于解决帝国主义承认的问题，旧中国长期为帝国主义控制，应该清除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势力和影响以后，再与帝国主义建交，这样对防止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捣乱有好处。周恩来也指出，必须“先把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清除一下，否则就会留下它们活动的余地。”①对于美国，毛泽东则着重强调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就是中共与美国的关系可能进一步恶化，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1949年1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强调，要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进行武装干涉的可能性，计算在作战计划内，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他指出，美国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处在变化之中，在人民解放军接近全国胜利的时候，他们甚至会不惜用承认人民共和国的方法，以求得合法地位，实施“内部破坏”政策，这一点我们也不能不引起注意。
根据上述精神，l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尤其是美国帝国主义政府，是帮助国民党反动政府反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因此，我们不能承认这些国家现在派在中国的代表为正式的外交人员。凡属被国民党政府承认的任何国家的大使馆，公使馆，领事馆及其所属的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在人民共和国和这些国家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前，我们一概不予承认，只把他们当作外国侨民看待，但保护他们的一切合法利益和人身安全。
3月5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卜的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中共的外交政策：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同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海关制度。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毛泽东指出，不但现在不应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但是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只要一天它们不改变敌视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同以合法的地位。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制定的外交政策，使司徒雷登大为恼火。他把毛泽东的外交路线看作是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拒绝。但是，他负有“特殊使命”，因而只能以无可亲何的心情等待事态发展。“既然共产党坚决不承认与国民党有着过于密切同盟关系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也就以一个普通美国公民的身分听从于事实上的地方当局代表所作的安排与指点。”①他十分急于与共产党领导人接触，以探听中共的真实意图。
司徒雷登对中共外交路线的理解是片面的。毛泽东制定的外交路线，是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并不含有丝毫的排外性质，它是为着与各国建立正常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第85页。①《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241页。的外交关系而积极工作的。基于此，5月初，周恩来在中南海召集了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外事会议，考虑到美同大使司徒雷登还留在上海，决定派黄华到南京去从事外交工作。
5月6日，司徒雷登派他的秘书傅径波求见中共南京军管会外侨事务处主任黄华（即王汝梅）。黄与傅泾波有同学关系，同为燕京大学的毕业生。7日，黄华接见了傅泾波。傅首先代表司徒雷登申辩说：他一年来逐渐了解了过去对国民党认识的错误，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司徒雷登在国外被任命为大使，对外交不内行，对国务院不熟悉，加之马歇尔被国民党包围，乃铸成1946年马歇尔调停失败，被调回国的错误，故不能过分责怪司徒雷登。这次国民党撤退前，何应钦希望他去广州，而他决定留在南京不走，是希望同中共接触，这点已获艾奇逊国务卿同意。黄华对美国援蒋打内战的政策进行了严厉的谴责，指出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政策造成了中国人民的重大损失，创痛极深。美国现在尚未放下屠刀，怎能期望中国人民恢复好感。空言无补实际，需要美国首先多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才能逐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①..
5月13日，黄华以私人身分前往司徒住处，会见司徒雷登。司徒雷登表示，愿同新中国建立新关系，希望中国政府能广泛地吸取民主人士参加。并说，美国已经停止援助蒋介石，不愿意参加中国内战。他己建议将上海经济合作分署所存粮食、棉花等援助蒋介石的物资，待上海解放后即移交我方以支援上海恢复生产。黄华表示，粮食、棉花等我不接受（因为我们将从国民党手中接收），美国既然表示不干涉中国内政，就应将美国驻在青岛等地的海军舰只和陆战队撤走，以免发生冲突，司徒答应转告有关方面。
6月6日，黄华约司徒雷登和傅径波到外事处第二次会晤。司徒雷登对美国的侵略性外交政策进行多方辩护，井对中国内政问题指手划脚。黄华指出，美国政府应明确断绝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及停止援助蒋介石，用以表明美国放弃已经失败的干涉政策。现在美国仍支持反动政府进行反人民的战争，建立外交关系问题无从谈起。
6月8日，傅泾波告诉黄华，司徒认为美国现在（对新中国的关系）很难作正式表示，需司徒雷登返美后努力。但他需要知道中共更高级方面的意见，回去讲话才有力量。他希望在返美前能到北平会见周恩来一次，井声称他想去北平的意图是得到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魏伯的指示的。会见后，黄华把司徒雷登的要求向中央作了汇报，中共中央同意司徒雷登来北平一访，但考虑通过非官方联系较好，乃通过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于6月16日给司徒雷登一封英文邀请信。信中说，陆志韦会见周恩来先生，周感谢司徒雷登的问候，并说司徒雷登如要求来北平，可望获得当局同意。司徒雷登希望黄华去电北平，问明陆志韦来信是否可靠。6月28日，黄华告诉司徒雷登：己获北平来电，同意他的燕大一行。他希望与当局晤面也有可能。司徒雷登听此消息，极为高兴。他在日记中写道：
6月24日，星期四。
周雨康（译音）从北平返回。..得知黄华是因为我而被派到这里来的——汇报了我去北平的要求——毛表示我可以作为许多中共党员的老朋友受到欢迎——没有瞒着美国人的东西，等等。黄华显然汇报了我去北平的请求。
①外交邓外交史编辑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第266月28日，星期二。
傅拜访了黄华，被告知收到陆志韦（燕京大学校长）的一封措词强烈的信，同意我去北平访问。他说毛、周衷心欢迎我去，但明显重申这一消息是他下午时带来的另一封电报——黄华来了，带着那封电报，呆了大约一个小时。①..
从司徒雷登的日记中，反映出司徒雷登是从两条线和中共领导人联系的。一条是通过黄华，另一条是通过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陈铭枢。6月10日，陈铭枢前往北平时曾在南京会见司徙雷登。陈铭枢将上北京参加政协筹备会，司徒请他探问是否有与中共最高领导会晤的可能。6月24日下午5时，司徒雷登向华盛顿报告说：
“我已间接地得到了陈铭枢的消息，他已同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过话，他认为谈话结果完全令人满意。他报告说，他很快会经南京回上海，希望我能推迟原定的返美时间。虽然进一步的分析尚待我直接从陈铭枢那里得到消息才能作出，但我认为，他能如此迅速地见到这两位中共最高领导人，并得到他们的同意提前返回南方，这本身己很有意义。”②..
司徒雷登向国务院报告此行的目的。他认为，北平一行与毛、周晤谈，他有机会直接向毛和周表明美国的观点，表明美国对共产党进行世界革命的担心，并把有助于“判断中共倾向的最权威的消息”带给华盛顿；另外还会加强中共内部比较开明的反苏派势力，并“表明美国富于想象和冒险的坦率态度，这一态度有助于改变中国的政治倾向，或许会对中美关系的未来产生有利的影响。”③此行也会有消极后果，可能在国内引起批评，使国务院为难；美国的盟国可能感到美国率先破坏了对付中共的统一战线而引起非议；此行会提高毛泽东和中共在国内和国际的威望等等。但总的来说，此行还是有意义的。他强调说毛、周、黄都“非常希望”他能成行，并等待答复。他希望国务院尽快作出指示。与此同时，司徒雷登积极准备成行，他通知在北平的朋友们说，他有可能上北平。但美国国务院此时却以“国内可能产生不利反应”为由，于7月1日指示司徒雷登不能去北平。司徒雷登遂于7月2日告知黄华。
黄华回忆说：“7月2日，傅径彼来访说，艾奇逊来电称，司徒雷登须于7月25日以前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并决定司徒宙登现在不去北平，以免引起各方评论。他回闷短暂停留后返回中国，届时可去北平。我即告他，北平系根据司徒雷登之清而同意他去访问燕京大学的，去与不去由司徒雷登自己决定。傅泾波问司徙雷登返美后如何保持联络，我告以现在考虑不到联络的需要。”①..
7月6日，司徒雷登向艾奇逊报告，他将在7月12至13日会见由北平返回上海的陈铭枢，并从他那里得到毛、周的消息。在同他会晤后，立即返回华盛顿。
7月9日，陈铭枢会见了司徒雷登，并将他们的几次谈话整理成备忘录，交与司徒雷登。备忘录共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中国革命的分阶段简
①《司徙雷登日记》第42—43页。②中同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5期，第25页。③《美国外交文件集》1949年第8卷，第766—767页。①黄华：《南京解放初期我同司徒雷登的几次接触》，《新中国外交风云》第31页。史；第二是人民新世界在中国出现。这一点共分四个方面叙述。陈铭枢向司徒雷登介绍了他对毛泽东及中共领袖的观感，对人民解放军、支前民工和共产党的干部与群众关系的深刻印象。
他向司徒雷登介绍对毛泽东的印象时说：“我这次在北平看到，上至毛泽东，下至他们所有的人，都取消了正式拜访和类似的空洞形式。如果你因一件重要的事情需要见到某人，那么他们将会给你安排一次会见，或者不等你提出会见要求，就可能亲自来看你，那里绝对没有寒喧。谈话仅限于讨论或解决实际问题。在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不表现出最普通人的一面，毛先生尤其如此。当一看见毛先生的和蔼态度时，你立即会无意识地觉得‘这真是一位人民领袖’。可以说，如果你脱离人民，你就见不到毛泽东。毛泽东就是人民。同样，如果你脱离人民，你也见不到中共，中共就是人民。至于他们的学习精神，他们对于批评和自我批评制度——他们专门用这一制度来促进政治革新，并把它作为一种建设的动力。”①
陈铭枢针对司徒雷登对中共“一边倒”的方针和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及在新政协筹备会上的讲话所作的错误理解进行了说明。陈铭枢要求司徒雷登注意到，中共原则立场的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中共坚决反对一切外来干涉中国内政的帝国主义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尤如毛泽东指出那样：“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②另一方面，中共愿意与任何国家在平等的、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建立外交关系和友好合作关系。“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对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或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问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①
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这两段讲话，全面地解释中共外交政策的基本点，这些基本点当然完全适合美国，而且主要是针对美国讲的。毛泽东并不拒绝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他要求这种外交关系必须坚决改变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的外交关系的旧格局，建立崭新的平等的外交关系的新格局，这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奋斗所要达到的根本目标之一，美国能够做到这一点，就能够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美国的研究者们后来针对毛泽东的态度指出，实际上“毛和周委婉地暗示，他们可以接受美国的建议，接受包括美国准备改正错误，给中国以平等对待的表示。他们不会乞求，而是等待长期以来压迫中国的西方甘冒风险地迈出第一步。”②但是，司徒雷登从帝国主义者的立场出发，不能理解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而是愚蠢地认为中共一定会“乞求”。为此陈铭枢在备忘录中告诉他：要理解毛泽东先生和他的党对中国未来所担负的这种使命，我们就必须从根本上彻底理解前述两项主张的对立统一。我作这些阐释，
①《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上海分部主席陈铭枢将军备忘录》，《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第5期。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465页。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466页。②〔美〕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8月，第175页。
旨在帮助您正确判断，因为您在评论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的开幕式上的讲话时，己表现出不赞成和怀疑。①在陈铭枢的夫人罗海沙为陈铭枢所作的备忘录中，记载了毛泽东对中美关系的态度，毛泽东要求陈铭枢将这些意思转告司徒雷登。
陈铭枢转告说：毛泽东很关心中美关系，毛（泽东）仍然能准确地说出去年司徒雷登同陈的会晤日期。中共对司徒雷登寄予了希望，可以说是对未来的中美关系所寄予的希望。这里所说的“希望”，当然不是指美国会沿着苏联的道路前进，或者投入苏联的怀抱，而是希望美国从今以后不再在中国援助蒋介石的反动政府；希望美国能象罗斯福总统、史迪威将军和华莱士先生那样有事和制定政策。如果美国能象这样对待中国，中国自然也会同样友好地对待美国。
毛泽东私下告诉陈铭枢先生，请司徒雷登先生读读他6月20日的讲话，他将从中知道他（毛）的态度。当然，他指的是这篇讲话的最后一部分，他在其中表示希望说，中国愿意在独立和主权的基础上同所有的国家建立外交和商业关系。至于美国和美国帝国主义的称法是有区别的。美国是指美国政府的绝大部分，这部分对中国持友好态度。至于“美国帝国主义”，是指美国政府中那些制定敌视中国人民的政策的人。②
陈铭枢转告司徒雷登的毛泽东的意见，应当说是可靠的。毛泽东从来没有把中美关系看死。如同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处在变动中一样，中美关系也处在不断的变动之中。过去中美处在不平等的关系之中。中国人民革命改变了这种关系，中美必须建立一种崭新的平等的关系，这种新型的平等关系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毛泽东在中美关系问题上的基本态度是朝前看的、开放的和世界性的，同时是超越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历史已经过去，只有朝前看才有前途。抛开历史包袱对于中、美都是必要而有益的。只要美国政府本着朝前看的态度，改变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政策，中美之间良好的关系就能建立起来。可以说，毛泽东从来对中美关系都抱着积极的态度，他在任何时候都关心着中美人民友谊的发展，也关心着中美新型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他既有恢宏的气度，又有足够的耐心。但是，司徒雷登戴着有色眼镜，他看不到这一点，当陈从北平回来时，将载以谈话内容的书面报告交给司徒雷登。阅后，司徒雷登感到十分沮丧，因为报告中，“没有任何偏离他们目前政治路线以改善与美国关系的迹象。”①司徒雷登的看法在美国政府中很有代表性，美国政府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改变对中国新政权的态度。
由于美国的方针既定，美国政府不愿放弃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并错误地把中国归结为苏联的卫星国，这就注定美国在关键时刻不可能采取纠正错误的政策，中美关系由此走进死胡同。
8月2日，司徒雷登及秘书傅泾波等一行八人，乘美国运输机，按指定的航线由南京飞冲绳返美。就在司徙雷登离华的第三天（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关于中美关系的白皮书和艾奇逊国务卿给杜鲁门总统的信。正如毛泽东指出，司徒雷登成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毛泽东看破了司徒雷登在南京原来不是要与中共进行联系，为建立新的中美关系而努力，而是想要通过他的努力，保持美国在中国旧的基础和造成一种反共的新势力，他的意图不能实现，便只好悻悻地回国了。毛泽东不无嘲讽地写道：
①《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弟5期。②《党史研究资料》，1991年，弟5期。①《美国外交文件集》第8卷，1949年，第782—783页。
“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鲁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们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日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挟起皮包走路。”
①“司徒雷登走了，白皮书来了，很好，很好。这两件事都是值得庆祝的。”看得出，毛泽东在处理中美关系上，抱着极大的自信，对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他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496、14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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