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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毛泽东弥合中美关系的努力
毛泽东对杜鲁门政策的第一个反应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因脑溢血去世。罗斯福的去世在全世界引起巨大震动。毛泽东与朱德立即向罗斯福家属和美国新任总统社鲁门发去唁电：“举世均深痛此种损失。”①《解放日报》14日发表社论指出，罗斯福的去世，对于整个美国人民，对于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无疑都是一个很大的损失。社论肯定，罗斯福执政以来，中美两大民族的友好团结有了长足的进展，美国成为我国反法西斯的战友。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肯定，罗斯福执政以来，美英中三大国团结在反对日本侵略的事业上。
毛泽东高度评价罗斯福，是因为罗斯福支持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同的抗日战争，为争取世界和平而奋斗。但是，毛泽东也看到罗斯福政策的另一面，就是坚持反苏反共。罗斯福对于中共所不同者，在于希望能用“和平统一”的形式，把中共纳入蒋介石的政权体系中去。他反对支持蒋介石用武力压倒中共的主张，这个主张对中共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正是基于此，毛泽东希望罗斯福能从积极的立场出发处理中美关系。
3月初，毛泽东在与谢伟思谈话时指出：美国对涉及中国的问题依然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它仍然不完全理解共产党人；虽然近来在中国显示出来的美国政策依旧是暧昧不明，但是他不能相信它是固定不可改变的。美国会终于认识到，只支持中央政府，并不是进行这场战争、加快中国民主进程或保证远东战后安定的最佳途径。毛泽东接着指出，我们不明白，为什么美国的政策在有了良好开端之后又会摇摆呢？②..
毛泽东分析，罗斯福这时在中国问题上，虽然对蒋介石政权采耽一边倒的政策，但态度还“暧昧不明”，对于中共表示了一些良好态度，因而即使他还“只支持中央政府”，但美国的政策还有争取的余地，还没有到绝对不可改变的程度。伊·卡恩写道：“3月13日，毛泽东邀谢伟恩作了一次长谈。
①《解放日报》1945年4月13日。②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321页。这位主席表示，美国政策的一贯举旗不定、出尔反尔，使他感到迷惑不解。他仍然希望面对面地同罗斯福讨论所有这一切。毛泽东不曾料到，当时是罗斯福在世的最后一个月了。”①..
罗斯福去世后，杜鲁门担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最初几个星期的忙乱过去之后，立即明确了对蒋介石政策彻底实行一边倒的态度。杜鲁门对赫尔利作了明确指示：“我们的政策就是支持蒋介石”。他指出：中国共产主义问题和其他地方的政治问题有很大区别。蒋介石所面临的不是一个分散在全国人民中的富于斗争性的政治上的少数派，而是面临着一个控制了一部分土地和大约四分之一人口的敌对政府。因此，必须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支持蒋介石。②但是，鉴于美国国内情况，为了击败共产党人，把日本从中国大陆驱逐出去，并用实力迫使俄国从东北撤退，采取将无限制的物资和大量的美国军队投入到中国去，“美国人民是永远不会赞成这样一种计划的”。因此，杜鲁门决定，首先用物质力量维持已处于摇摇欲坠的蒋介石政权，等日本被彻底打败后，再根据形势决定美国对华的行动方针。
根据杜鲁门政策的决定，赫尔利在重庆旗帜鲜明地支持国民党，竭力阻止帮助共产党。当时，美国在华的外交人员和陆军军官中同情中共的人，在赫尔利的请求下，都己由罗斯福调走，赫尔利唯一担心的是战略情报局的人员。5月，他在给战略情报局在华的昆廷·罗斯福少校和威利斯·伯德少校的电报中命令，美国特工人员只能支持蒋介石政权，他决不容忍任何与这一命令相抵触的言行。
6月5日，美国联邦调查局以间谍罪罪名逮捕了谢伟思等六名同情中国抗战及和平民主事业的美国人士，这是杜鲁门政府对蒋介石反动政权公开实行彻底的“一边倒”政策的一个信号。美国右翼势力一时甚嚣尘上。斯克里斯普——霍华德报系的首席共产主义问题专家沃尔特曼6月8日断言，谢伟思等人亲共产党人的间谍活动，使美国政策转向“亲蒋反毛”。右派的叫嚣反映杜鲁门反共政策的动向。
重庆的国民党报纸对谢伟思六人的被捕拍手称快。在延安，毛泽东和周恩来却无比愤怒。他们对杜鲁门政府的作法大为不满。
毛泽东回忆起4月13日他和谢伟思所作的最后一次长谈。在这次谈话中，他诚挚地向谢伟思表示中共对美国的友好合作态度。他指出，共产党对美国的政策，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寻求友好的美国支持，在中国实现民主和对日作战中进行合作。但是不管美国的行动如何，无论他们是否得到那怕一门炮或一粒子弹，共产党人将用对他们来说任何可能的方式，继续寻求和实行合作。他们能做的任何一件事——诸如提供情报、气象报告和营救航空兵——共产党人都把它当作一种义务和责任，因为它有助于盟军作战和更快打败日本。假如美军登上或进入共产党地域，他们将会看到一支彻底组织起来、渴求对敌人战斗的军队和人民。共产党人将继续寻求美国的友谊和了解，因为中国在战后时期需要它。自然，美国是合与共产党人进行合作，只能由美国来决定。但是共产党人认为这只会对美国有好处——尽可能快地赢得战争，帮助中国的团结和民主事业，在解决土地问题上通过工业化，促进中国健康的经济发展，和赢得压倒多数的中国人民、农民和知识分子的永恒友谊。
①伊·卡恩：《毛泽东的胜利与美国外交官的悲剧》，群众出版社，1990年，第146页。②《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三联书店，1974年版，第75页。①此时，毛泽东较乐观地认为，有可能争取美国政府采取对中共明智的政策，从而使战后中国的发展走上健康的轨道。现在，杜鲁门政府以共产党问谍罪逮捕谢伟思等六人，直截了当地挑明了美国对中共的政策，美国与中共方面的合作可能似乎己变得微乎其微了。而美国单方面地支持蒋介石，便意味着蒋介石必然奉行消灭共产党的内战方针。因此，必须现实地看待美国政府的政策，强化其对反共政策的斗争。
毛泽东对美国政府逮捕谢伟思等六人的反共事件，作出了强烈的反应。6月11日，他在中共“七大”闭幕会上，强烈谴责“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指出这个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他肯定，“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②他对于杜鲁门政府的作为，给予了个点名而猛烈的抨击。
6月17日，中共中央为对付美国和蒋介石政权企图发动内战的方针，给在重庆的王若飞发出指示：目前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扶蒋反共，这是确定的。要使美国改变现行错误政策，必须是中国人民及民主党派一致起来进行批评和斗争。我们的态度是坚决反对内战，但又不怕内战，以此压蒋之气焰，坚定同盟者之信心。①
6月2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时评：《从六人被捕案看美国对华政策的两条路线》，对美国政府制造的谢伟思等六人的共产党间谍罪事件表明公开态度。这篇评论措辞尖锐、态度强硬。美国有关研究者几乎一致认为，时评出自毛泽东的手笔。虽然这种看法并无直接根据，但是这样重大的时评，不经毛泽东过目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无论如何它传达了毛泽东和中共的声音。
时评尖锐地指出，逮捕谢伟思等人的案件，和美国对华政策有密切关系，它表明美国反动势力——绥靖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赫尔利之流“坚决主张采取支持中国反动势力的方针”，他们助长了中国的内战危机，妨碍了对日抗战的共同事业。时评正告美国的反动分子，如果他们一定要和中国的独夫民贼面目完全一致，要在中国人民身上喝取鲜血，如果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不趁早缩手，敢于向中国人民头上动一个指头，那他们就将从中国获得其应有的教训。这篇评论反映了毛泽东和中共强硬的态度和对美国反共政策的高度警惕及原则立场。中共虽然一贯追求和美国的友好合作，但是它对美国的任何反共政策利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决不会退让半步；中共虽然相对弱小，但它绝不会为貌似庞然大物的美国帝国主义炫耀实力的政策所吓倒。
时评显示了毛泽东和中共高超的斗争策略，这就是必须始终实行有区别的政策。评论明确地把“富有民主传统的美国广大人民，美国朝野具有远见的民主人士”和“美国的反动势力——绥靖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赫尔利之流”区别开来，把斗争矛头指向美国政府中少数决定政策的反动分子。
美国的研究者们把谢伟思事件称之为“美中关系的分水岭”，把时评的调子说成是“尖刻的、几乎是咄咄逼人”的。这个说法虽然有相当的道理，但他们对毛泽东的耐心还缺乏足够的理解，即使是在那种情况下，毛泽东还是愿意作最后的努力。他愿意通过实行有区别的政策和适当斗争的政策，即
①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327页。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2版，第1102、1103页。①《南方局党史资料》（一）第285页。
使是只有微小的希望，也要争取美国改弦更张，奉行明智的对华政策。
7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纪念抗战八周年》的社论，明确指出这些区别是：“第一个，美英政府与美英广大人民的区别，其政府对华政策包含着很错误的部分，这部分政策的实质是帝国主义性的，但其最大的人民是不负这个责任的。第二个，美英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与其他广人工作人员的区别，前者包含有帝国主义成分，后者很多是同情中国人民的。第三个，今天的政策与可能改变的明天的政策之间的区别。例如最近半年的美国对华政策，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但假如有一天它改变了这个政策，我们并不要反对到底。”毛泽东和中共采取这种实事求是有区别的政策，保证了对美方针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在中美关系中保持了主动地位。
从区别政策出发，毛泽东和中共的斗争的矛头不是指向杜鲁门为代表的整个美国政府，而是集中于揭露赫尔利等反动分子。7月1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的评论，指出“赫尔利式的危险的对华政策”如果继续不变，将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以千钩重负和无穷祸害。他要求美国人民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不要被赫尔利之流重新拖人不义战争之中。
7月29日，毛泽东给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福斯特发去贺电，热烈祝贺美国共产党对白劳德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胜利。白劳德站在美国政府反动政策的立场上，他要求中国共产党接受美国的调停，把中共纳入美国规定的轨道中。他美化美国政府的政策，竟然说：“美国官方政策，不管它有怎样暂时动摇的表现，却正在促进中国的统一和民主。”毛泽东强调白劳德修正主义路线，就是投降主义的路线，实行阶级投降，葬送美国无产阶级的利益。美国反动资本集团从白劳德投降主义中尝到了甜头，他们现在也正在力图扩大其影响于中国，赞助中国国民党内反动集团反民族反人民的错误政策，使中国面临着严重的内战危机，危害中美两大国人民的利益。毛泽东肯定美共反白劳德投降主义的胜利，将有利于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制度的斗争。他通过给福斯特的电报，再次向美国当局表明了中共坚决斗争的立场和决心。8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美国共产党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训》，坚定地表明了中共决不会在美国高压政策下屈服的态度。这就是毛泽东对杜鲁门政策的第一个反映。
赫尔利陪同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抗日战争临近胜利，杜兽门政府的反共扶蒋政策既定。美国政府的决策者们认为，只有国民党的力量才能保证建立一个统一的非共产党的中国。为了支持蒋介石，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保证蒋介石在未来的内战中占据优势。首先必须保证在中国的200万日军和100万伪军，向蒋介石军队交出武器和阵地；同时必须千方百计遏制中共，使中共处于不利地位。
7月下旬，美军驻华司令官魏德曼向延安建议，让美军观察组附属共产党部队，以检核他们的行为。叶剑英断然拒绝了这个居心叵测的无理要求。接着魏德曼与宋子文达成协议：美军将帮助蒋介石军队占领华北的重要港口和城市，美国海军陆战队和其他部队将扼守战略要地，直到蒋介石的正规部队能够加以控制为止。“当魏德曼问委员长，他希望空运多少部队时，蒋介石冷冷地回答说，大约三百万人。这个数字是蒋介石在纸面上全部部队的四分之三。”①..
魏德曼要求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批准他，把一切可能的后勤支援提供给国民党重新占领地盘的努力。他请求蒋介石务必要占领华北和满州的关键性据点，以阻止共产党军队的行动。魏德曼和他的参谋人员拟定了一项计划，争取日本一旦投降和“租借法案”条款失效时，仍有源源不断的军援流入中国。8月10日，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魏德曼：必须全面援助国民党部队，以努力取得所有被解放的地区和装备；拒绝共产党参加接受日军的投降并防止他们占领日军撤出的地区；大力帮助蒋介石把军队向北运送到蒋和中共军队发生冲突的地区。魏德曼按照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指示，制定了一项接受日军投降的计划。在150天内，美国海空军将把国民党部队运往战略地区。与此同时，在这一年冬天，美国舰只把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由南方沿海运送到美军驻守的中国北方港口。以上全部海空运输费用由美国纳税人负担，其数字保密，可能高达几亿美元。
8月15日，杜鲁门发布第一号通令，这道命令指定蒋介石是中国战区唯一享有受降权力的人。这样，美国政府便明目张胆地干涉中国内政，把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胜利果实钦定给了蒋介石，把经过八年浴血抗战的中共及其军队排斥在享受胜利果实之外。蒋介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从峨眉山上下来抢夺胜利果实了。
美国政府的这种片面的“扶蒋反共”政策，并没有吓倒毛泽东。就在杜鲁门发出第一号通令的前两天，8月13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眉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演，这个讲演是一个对美国反动政策的应战书，它有力地回答了美国政府向中共和中国人民发起的挑战。毛泽东极清醒而透辟地分析了美国政府对华方针的反动实质，以高昂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心预示了中国人民必然战胜美蒋反动派的胜利前途。他关于如何认识美国政策的论述概括起来就是：
第一，抗战胜利之后，中国人民面临的斗争，将表现为美国帝国主义支持蒋介石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及我们反对他们篡夺抗战果实的斗争。他指出，八年抗战，我们在敌后，蒋介石在山上，现在蒋介石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果实了。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毛泽东嘲笑而轻蔑地指出，蒋介石勾结美国帝国主义，要想抢夺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胜利果实，是根本办不到的。我们过去对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作了公开的批评和揭露，这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揭穿它。
第二，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反共反华立场不能抱什么幻想。他指出，在许多善良的人们中间，特别是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中间，还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蒋介石，存在着对国民党和美国的幻想，以为他们是不会独享胜利果实的，是不会打内战的。毛泽东大声疾呼，要求这部分群众迅速清醒。他告诫说：蒋介石依靠美国帝国主义的帮助，把美国帝国主义作靠山，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这个方针是老早就定了的。美国帝国主义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要把中国变成美国的附庸，它的这个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一切对美蒋反动派的幻想，不仅是不切实际的，而且是有害的。从来的反动派绝不会让人民自动获得权利，我们必须依靠自己组织的力量，战胜中外一切反动派。
①格兰姆贝克：《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642页。
第三，对于美国帝国主义不仅不应存在任何幻想，而且还要看透它的虚弱本质。毛泽东以辩证法大师的无畏精神和若干历史经验为据指出，美国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对于美国帝国主义要有清醒的头脑，这里包括不相信帝国主义的“好话”和不害怕帝国主义的“恐吓”。帝国主义者的恐吓，无非是要从精神上解除我们的武装，帝国主义者就会吓人的老一套，殖民地有许多人就是怕吓。他们也以为殖民地的人都怕吓，但是他们不知道中国有这么一些人是不吃那一套的，这些人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共产党人看穿了他们外强中干的反动本质，就敢于信心十足地和他们斗争下去。
第四，不仅美帝国主义不可怕，美国手中的原子弹也不可怕。毛泽东针对美国政府把原于弹吹得神乎其神，一些同志和群众心中也存在恐惧心理的情况，对美国的宣传一针见血地予以揭露。他说：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很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美国和蒋介石的宣传机关，是想要拿两颗原子弹把红军的政治影响扫掉。但是扫不掉，没有那么容易。原子弹能不能解决战争？不能。原子弹不能使日本投降。只有原子弹而没有人民的斗争，原子弹是空的。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毛泽东批评革命队伍中那些把原子弹看得很了不起的人，指出他们的看法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英国有个勋爵叫做蒙巴顿，他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毛泽东批评这些同志，归根到底是受了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用唯武器论的观点和单纯军事观点看问题。
毛泽东的讲演，集中反映了他对帝国主义的一贯立场，极大地鼓舞了党内外同志对与美国帝国主义及蒋介石斗争的信心。他是一个面对帝国主义的强暴敢于硬碰硬的人，是一个敢于戳穿一切反动的庞然大物并与之斗争的人，是一个不怕反动派恐吓、威胁而威武不屈的人。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当美国帝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上升到它的辉煌顶点时，敢于直面其本质并嘲笑其虚弱的人。他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对美国的原子弹能对世界历史进程发生多大影响，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作出最清醒的判断和敢于渺视它的人。历史证明，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政策敢不敢于斗争，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核威慑、核讹诈是否敢于斗争，这是能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稍有模糊或后退，便必然导致投降，历史的教训已经证明了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当延安沉着地迎接新的考验时，于8月15日夜传来了抗战彻底胜利的消息。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使整个延安顿时沸腾起来，古城延安沉浸在狂欢之中。诗人肖三在狂欢中抽身回到窑洞，用诗歌记下群众狂欢的场面：“人似潮水流向街头/旗帜招展在星空。/人们舞火炬，扭秧歌，喊口号。/人们只是叫，只是跳，只是笑。/../延安今夜谁还会睡觉？/宝塔山，清凉山都笑了。/快乐的歌声唱遍了通霄。/朴素的鼓点也不显得单调了，/今天全中国的每个角落都歌唱了，都笑了。/全世界的山河木石都歌唱了，都笑了。”①
的确，延安和全国人民都在欢笑，这是用二千万中国人民的生命和鲜血
①肖三：《延安狂欢夜》，《解放日报》1945年8月15日。换来的悲壮的笑，是正义之声气贯山河的笑，是对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派的大声嘲笑。当人民沉浸在欢笑、兴奋之中时，毛泽东思绪万千。他想得很深、很远、很沉。他的心里也充满了欢畅，但更感到担子沉重。他看到，美国伸出了帝国主义的手正在把新的黑色幕布罩在中国人民头上；蒋介石正在磨刀霍霍，又要屠杀中国人民了。在人民欢庆和平的笑声后面，隆隆的炮声犹如远方的闷雷正在滚滚而来。毛泽东顶天立地地站起来，历史的千钩重担再次落在他和他的党的身上。他感受到了重大的历史责任，又具有无比的信心。
在重庆方面，内战的准备正如毛泽东预料那样发展。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以蒋介石政权为基础统一中国，规定苏联不得援助中国共产党和中共领导的军队。这使蒋介石和赫尔利都认为，他们利用条约束缚共产党人的手脚，使其屈服的大好时机又到了。赫尔利幻想：“如果苏联指示中共屈服，并接受国民党的条件，中共就会照办；如果中共不接受蒋的条件，只要我们支持蒋并给予援助，那就能轻而易举地用军事手段击败共产党人。”①美国总统杜鲁门也认为，蒋介石要立即发动内战，还具有极大的困难。当前最急迫的是他需要准备内战的时间。杜鲁门写道：“事实上，蒋介石甚至连占领华南都有极大的困难。要拿到华北，他就必须和共产党人达成协议。如果他不同共产党人及俄国人达成协议，他就休想进入东北。”“事情是很清楚地摆在我们面前，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将会被共产党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就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直到我们能将国民党的军队空运到华南，并将海军调去保卫海港为止。”①基于种种考虑，美国政府认为，在中国需要有一个缓冲的时间。
这样，赫尔利便以“盟国”调停者的身分，再次向中共提出“和谈”的建议。蒋介石也认为，“和谈”是一箭双雕的好计策。他可以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如果毛泽东不来，便可以把破坏和平的罪名加在毛泽东和中共身上；如果毛泽东同意来谈，便可以向他施加压力，诱骗、逼迫中共交出解放区和军队；而且还可以利用和谈拖住毛泽东，以便加紧向华北和东北运送军队，为内战作好准备。在赫尔利和蒋介石的策划下，8月14日、22日和23日，蒋介石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他们认定，无论毛泽东来与不来，都对他们极为有利，对中共极为不利。
但是，赫尔利和蒋介石都打错了算盘。毛泽东对于争取国内和平、避免内战。抱着真诚努力的愿望，但对局势又有极其清醒的头脑和充分的估计。
8月13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给各战略区的电报中，对中共的对美国政策作出了原则的指示：国共谈判将以国际国内新动向为基础考虑其恢复，延安对美国与国民党的批评暂时将取缓和态度。但各地对蒋介石绝不应存任何幻想，必须在人民中揭破其欺骗。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危险，应有必要的精神准备。但目前阶段主要注意力应集中于解决敌伪，勇敢、坚决、彻底地夺取最大的胜利，不可分散注意力。他指示，对美国被困人员仍应救护，对美军登陆仍应准备作双方有利的配合，对美国人民及政府中的民主分子必须表示好意。②..
①《美国对大陆中国政策的演变》：《世界历史译从》1979年2月。①《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版，第70—71页。8月23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的情况是，和平、民主、团结（过去是抗战、团结、进步）。和平是能取得的：美苏英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为摊子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蒋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他所以可能采取暂时的和平，是由于上述诸条件。①..
26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决定毛泽东到重庆去和国民党谈判。毛泽东在会上说：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自然，去谈判就必须作出一定的让步。由于有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预四个条件，这次去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党内通知中，向全党通告了毛泽东将赴重庆谈判的决定和我们谈判的方针。毛泽东决定去重庆谈判，立即轰动了国内外。8月27日，赫尔利和张治中到延安迎接毛泽东。赫尔利离渝赴延时发表声明说：“余现赴延安，曾获蒋主席同意与充分赞许，以及应中国共产党主席毛泽东之邀请，余将陪同毛氏及其随员来渝。并在渝与蒋主席以及国民政府作直接商谈。余现赴延安，至感愉快，吾人曾不断作一年以上之努力，以协助国民政府消除内争之可能性。在此一争论上冲突之因素至夥，但吾人始终能获得双方之尊重与信赖，此实为吾人感觉愉快之来源。”②他满怀信心，希望在国共最高级的谈判中再次扮演一个引人注目的调解人的角色。
28日，赫尔利陪同毛泽东一行飞往重庆。国共之间开始了新的一次谈判。在重庆机场上，毛泽东同赫尔利一同照了相，并由赫尔利陪同将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送至曾家岩张治中公馆小慈之后，回八路军驻渝办事处休息。关于毛泽东下榻的地方，毛泽东一下飞机，重庆警备区司令周至柔便对毛泽东说：已经为你准备了接待美国人的招待所，地方好，设备全。毛泽东笑笑说：“我是中国人，不是美国人，不住美国人的招待所。”张治中便将他在上清寺桂园的官邪让给毛泽东居住。那里离红岩八路军办事处很近，毛泽东以桂园作为会客、工作、休息之所，晚上回红岩睡觉。
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除了和蒋介石会谈及频繁会见各方面的要人、朋友等外，还和赫尔利等美国有关人士进行了各种形式的会见。8月28日，毛泽东到达重庆后，当晚蒋介石在山洞林园为毛泽东举行欢迎宴会，宴会上毛泽东会见了出席作陪的赫尔利和魏德曼。30日，毛泽东、周恩来往访美国大使赫尔利。9月2日，赫尔利、魏德曼往访毛泽东，不遇。4日中午，赫尔利在美国大使馆宴请毛泽东，美国国会访华代表团团长史奈德等在座。8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在桂园举行茶话会，招待在渝各国援华救济团体人士，其中有美国联合援华会艾德敷、公谊救济会、美国红十字会等。席间，毛泽东致辞，感谢各方人士八年来对边区及解放区的诸多援助，并希望能继续这种帮助。美联合援华会艾德敷等人致答辞，表示过去救济多为战时救济，今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在建设方面仍将继续予以帮助，12日，毛泽东收到美国纽约华侨领袖李国钦的电报，电报对国共谈判表示关切，热望中国实现和平团结，建设真正的民主国家。13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红岩嘴住地接见了在美国驻华十四航空队总部服役的霍华德·海曼、爱德华·贝尔、杰克·埃德尔曼等美国三名士兵，并设宴招待了他们。17日，蒋介石在林园
①《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8月23日，转引自《周恩来传》第591页。②《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第42页。官邸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和赫尔利。宴后，毛泽东和蒋介石、赫尔利三人就军事问题进行了会谈。19日，毛泽东设宴招待燕京大学教务长司徒雷登。22日，美国大使赫尔利返美述职，毛泽东亲到机场送行话别，赫尔利向毛泽东建议，既然实质的问题谈不通，最好再从民主政治的原则商谈。30日，美军海军陆战队第一在塘沽登陆，并率领和掩护国民党军队侵占冀东解放区的秦皇岛、北戴河、留守营、海镇、得海镇等地，进驻北平、天津、唐山、开平、静海等地区，为国民党固守内战战略据点，运输兵员、物资。10月9日，毛泽东回答了英国记者甘贝尔所提12个问题，指出，中共将以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为目标，“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们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和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①在整个重庆谈判期间，在与蒋、美会谈中，毛泽东始终坚持中共一贯的原则，作了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的让步，在关系人民根本利益问题上则寸步不让。毛泽东和中共的立场，使赫尔利和魏德曼感到十分恼火。在争论中共军队杀死一名美国军官以及扣押几名作为间谍的美军军官问题时，魏德曼的横蛮和盛气凌人，使毛泽东怒不可遏。魏德曼不接受毛泽东的任何解释，他狂妄地警告毛泽东，中共军队不得再袭击美方工作人员。①赫尔利和魏德曼希望看到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重庆谈判中，在所谓强大压力下被迫就范的情形，根本没有出现。他们也根本不理解毛泽东的原则的坚定性和捍卫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不可动摇的信心和意志。他们按照帝国主义的逻辑荒谬地断言，延安一定与莫斯科签订了秘密协定，莫斯科一定私下里向中共允诺了什么，不然中共是不可能强硬起来的。“魏德曼告诫马歇尔说，欧洲的‘共产党胜利’几乎已经完全实现，俄国人现在一定在企图通过延安把中国纳入他们的轨道。”而赫尔利则认为，“发生在亚洲的斗争实际上是‘帝国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自由经营与垄断企业’之间的一场会战。法英帝国主义分子象苏联帝国主义分子一样，希望通过怂恿内战来破坏亲美民族主义。”②他们一方面把支持蒋介石国民党发动内战的罪名推在别人头上，另一方面对毛泽东和中共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和不信邪、不怕威胁恐吓的斗争精神而气急败坏。赫尔利报告美国国务院：“他和魏德曼必须返回华盛顿，向别人大声疾呼地陈述这种危险，为他们努力拯救中国的壮举赢得支持。”③
很显然，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重庆谈判中，再次挫败了赫尔利的帝国主义政策，坚定不移地坚持了独立自主的立场。马歇尔认为，赫尔利的失败，并不是他个人的失败。“这种失败根深蒂固地存在中国的现实和美国政策的矛盾性质之中。”④这个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许涤新回忆说：谈判进行三周之后，当蒋介石陷入被动的时候，赫尔利拉下“居中调停”的面具，指责中共提出“具体问题太多”，把谈判进展不前的责任，完全推给中共。赫尔利要
①《对英记者甘贝尔十二项问题之答复》：《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10册。①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69页。②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70页。③许涤新：《谈笑凯歌旋》，《历史研究》，1979年第11期。④《马歇尔使华》第7页。求毛泽东派几个人到国民党政府里去作官，当几个部长、省主席，把中共的武装交出来。他还放出要“回国”’的空气，给中共施加压力，给蒋介石撑腰。对于赫尔利的恫吓，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回答：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来办！①..
努力架设中美人民友谊的桥梁毛泽东在谈判期间，不仅与美国官方人士进行会谈，而且注意利用一切机会，和普通美国人士进行接触，以增进中美人民的了解、信任和友谊，他努力架设与美国人民直接交流的桥梁。
9月16日，毛泽东在红岩村13号，会见了美国士兵霍华德·海曼、爱德华·贝尔、杰克·埃德曼，这是一次体现中美人民之间深厚友谊的会见。
霍华德·海曼等三位美国士兵，从1944年到1945年在美国驻华第14航空队总部工作。他们先后到过上海、昆明，对于蒋介石政权的腐败亲眼所见、深有感触。对于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只是从他们结交的中国朋友那里有所耳闻。他们了解到，北方还有一个中国，也在打法西斯。他们向往亲见延安的窑洞；亲听著名的长征、毛泽东和他的传奇。他们深信共产党代表着未来，代表着新中国，中共渴望为改善国家状况而奋斗。他们确信，中国掌握在这样的人手中，一定会成为一个十分美好的国家和一个十分美好的生活之地。
抗战胜利前夕，三位美国士兵奉命调重庆工作，他们很想到重庆的“小解放区”红岩村13号和曾家岩50号看看。通过他们认识的中共地下党朋友的介绍，他们访问了曾家岩，受到了南方局做外事工作的龚澎同志的热情接待，进行了友好的谈话。三位美国朋友为能够看到“北方的”那“另一个中国”的缩影，能够见到它的一些人，并同他们交谈而感到特别兴奋。
此时，毛泽东正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三位美国士兵从每周一次前往延安为美军设在那里的小气象站运送供应品的空军机组人员那里听说，毛泽东吸烟吸得很多，甚至听说他在延安还自己种烟草。他们便从自己的配给中拿出六、七包装成一盒的美国香烟，再次访问曾家岩，并在香烟盒里放上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祝毛先生好！”“祝国共会谈圆满成功！”“希望中国人民有一个和平繁荣的前途！”等祝词，送给毛泽东。在曾家岩，他们受到了周恩来的亲切会见。几天后，龚澎同志转告三位美国士兵：毛主席很愿意会见他们，约定9月16日请他们在红岩村13号吃晚饭。
9月16日，三位美国士兵假借过犹太人的信仰节，请假外出。为了安全起见，先搭上美军交通车到达市郊白市驿，然后步行五十余华里，于下午三点过抵达曾家岩。等候他们的中共同志，立即用汽车将他们送到红岩村13号八路军驻渝办事处。
毛泽东正等候着三位美国士兵的到来。他身着白色衬衫，外罩灰色中山服，笑容满面健步地来到三位客人面前，同他们一一握手问好。毛泽东见客人汗流满面，立即把手中的扇子递给他们。看见他们胸前挂着照相机，便诙谐地说：“你们是不是要照相？利用太阳未下山以前，赶快拍照！”三位美国士兵喜出望外，立即和毛泽东及办事处的钱之光、乔冠华、龚澎、舒先彩等同志来到院子中一丛香蕉树前，摄下了一个个珍贵的镜头。
照相之后，毛泽东在办事处底楼会客室，同三位美国士兵进行了亲切交谈，由龚澎作翻译。毛泽东对三位美国士兵表现出莫大兴趣，专心致志地倾
①许涤新；《谈笑凯歌旋》、《历史研究》，1979年第11期。听他们所说的一切。
他问到客人们在美国的生活情况，问到了他们的家属情况以及对战后生活的愿望。毛泽东通过龚澎的翻译，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世界和平的重要性和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他十分乐观地谈起几位美国年轻朋友的前途，所有青年的前途。他相信，青年在改造世界方面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接着，毛泽东坦率而诚挚地向他们阐明了中共在当前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
继回答美国客人提出的问题之后，毛泽东向三位美国朋友询问了美国国内的许多情况，关于美国的许多根深入的情况。三位年青的美国朋友有的竟答不上来。他们为毛泽东对美国了解的深入细致而感动，他们把一些旧日的剪报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认真地不时翻阅，并说，世界正在变化，而且发展很快。
毛泽东回忆起他和许多美国朋友的友谊，高度赞扬了许多为中国人民熟知的美国朋友。他对斯诺、爱泼斯坦、史沫特莱等美国进步作家表示问候，祝贺他们取得的成就。毛泽东特别赞扬史沫特莱坚定不移的高贵品质，指出：“具有这种品质很重要，很宝贵，我们就是以此战胜敌人的。”
在谈话中，霍德华·海曼发现，毛泽东是一位热情、恬静、关心人的人，他很容易地立即使你不感到拘束。他与他自己手下人员的相互关系也深深地印入了海曼的脑海里。毛同工作人员、领导人、厨师、招待员的相互关系是一种友爱和热情的关系。美国客人没有发现丝毫自负、讲究礼仪、神气十足或其它任何做作行为的迹象。
接着，毛泽东和周恩来请三位美国朋友共进晚餐。席间，毛泽东、周恩来多次举杯祝中美两国人民友谊发展，请他们把自己所经历的一切告诉美国人民。毛泽东指出，美、中两国人民有许多共同之处，在美中两国人民之间一定会建立起真正的友谊。
三位美国朋友将他门积存的115美元赠送给毛泽东，表达美国人民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坚持抗战的支援。毛泽东，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深表感谢。毛泽东回赠了他们一套（12幅）版画，作为留念。三位美国朋友在与毛泽东告别时，他们问：“我们对中国应如何帮助？”毛泽东简洁地回答：“你们将自己在中国所见到的、听到的一切，回去告诉美国人民。”
毛泽东和三位美国士兵的亲切会见，再次沟通了中美两国人民，极大地加强了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他的热情、质朴、智慧、坚毅、乐观和奋斗精神，给美国朋友留下了深刻和难忘的印象。30多年后，当霍华德·海曼、爱德华·贝尔两位美国朋友，率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退役军人及家属代表团，来到红岩革命纪念馆参观时，他们看见了30多年前他们与毛泽东主席及办事处部分同志的合影照片高挂在墙上，这个情景使他们激动得热泪盈眶。毛泽东、周恩来没有忘记几位朴实的美国士兵，他们始终珍惜中美人民的友谊。望着照片，由毛泽东缔造的这一段中美友好的珍贵历史，清晰地再现在他们面前。他们仿佛又看见毛泽东快步向他们走来，微笑着说：“欢迎您们！”①
毛泽东与普通美国士兵建立的这种朴实无华的友谊，直接沟通了中美两国人民，促进了相互交流和信任。当然，这并不是他第一次和美国士兵建立这样亲密的友谊。7月间时，他在延安还和另一名美国士兵威廉·泰勒有过亲密的友谊。这个故事谈起来还具有一点传奇性。1945年7月，美国士兵泰勒经八路军的救援，奇迹般地到达了延安。泰勒原是美国珍珠港海军基地的士兵。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16天，他成了日军的俘虏，被日军辗转送到上海关押。1945年5月，日军将1000名俘虏运到北方、泰勒在津浦线上跳火车逃走。以后他在华北敌占区到处流浪，多次遭到日军和伪军的追捕。后来，他侥幸遇到八路军的部队，受到了最友好的接待，和八路军同甘共苦，从山东经河北，到达河南，最后来到太行山区。同年7月，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得到八路军的通报，派飞机将他接到了延安。
①以上材料见：定■《毛主席会见三位美国士兵》，〔美〕霍华德·海曼《一等兵海曼会见毛主席》，〔美〕爱德华·贝尔《一张表现友谊的照片》。三篇文章均见《重庆谈判记实》，重庆出版社，1983年。
威廉·泰勒在延安受到了毛泽东和朱总司令等的热情欢迎。毛泽东对这位具传奇经历的美国士兵表示了深切的慰问和难忘的友谊。在毛泽东的窑洞里，举行了欢迎宴会，毛泽东和他干了杯。毛泽东说，他是战争中唯一从华北逃出的美国战俘，真是难得！并赠送了他美丽的中国挂毯。泰勒对毛泽东的友谊感动至深。由于美国五角大楼急于要从他那里了解美国战俘的情况，他只在延安逗留了几天，便于7月下旬启程回国。毛泽东、朱德等去机场为他送行，并一起合影留念。
45年后，这位战后成为一位实业家、又连任北拉斯维加市市长八年的当年美国士兵，现在己步人老年的老人，满怀对毛泽东的友情来到中国，他感情激动地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面对当时他和毛泽东的合影，难忘的往事又历历浮现在他的眼前。当然，对于当时正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这己是后话了。但毛泽东与普通美国朋友的感人友谊，从此可见一斑。
在重庆，毛泽东还会见了美国朋友韩丁和坦纳鲍姆。毛泽东与韩丁和格里·坦纳鲍姆的谈话，是在周恩来和担任翻译的助手龚澎的陪同下进行的。
毛泽东虽然把主要精力集中在和蒋介石的谈判上，但他始终不忘利用一切机会加深中美两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在繁忙中，他抽空在八路军办事处会见了美国战时新闻处的两位年轻记者。
会见是在一个小房间里进行的。毛泽东态度友好，精神严肃而安详。他有十足的信心，但又丝毫不想给人以任何了不起的感觉。他是那样的安详自任、从容目若、全神贯注地思考着问题，同时又专心致志地倾听别人的意见。他对美国各式各样的问题都抱有浓厚的兴趣，这使两位在重庆美国战时新闻处工作的美国青年，感到惊奇和由衷的敬佩。
韩丁写道：一方面，他心里想着许多问题，因为当时他是在重庆，规划战后中国前途。那时，避免内战的可能性甚微，这无疑是他思考的主要问题，同时也是大家在考虑的主要问题。另一方面，他对我们所谈的情况很感兴趣，并善于听取。毛一贯设法通过同抱有各种见解的各式各样的美国人直接接触，来尽可能多地了解美国的情况，他同我们的会见便是这种坚持不懈的努力的一部分。因此，他的很大一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身上。①
这两位美国年轻记者本来准备了一大堆有关解放区、抗日战争、新民主主义和中国未来等问题要问毛泽东，毛泽东却把问题倒了个个儿，反过来问了他们许多问题，问的都是美国情况。他心上记挂着美国，从他提出的一连串探讨性问题中，客人们明显看出，他读过有关美国的大量材料并对美国问
①韩丁：《详细地询问，专心致志地听》，《重庆谈判纪实》第488页。题进行过很多探讨。有时候，两位年轻的美国记者觉得，向他们提出的问题，他已经从别人那里得到答案，但是他希望听听不同的观点，或者验证一下以前得到的答案的逻辑性和内容。
格里有过一段当工人和组织工会的经历，韩丁以前从事过农业，搞过农业工会。毛泽东便问他们两人有关美国工人和农人的生活、他们的组织和斗争情况、他们同政府和大企业的关系，以及他们对这两者的态度等问题。毛泽东问韩丁和格里·坦纳鲍姆：“农业局和农场主联合会有什么区别？”“美国的大多数工人为什么没有组织起来？”“杜鲁门会对农民和工会采取什么政策？”他很关心罗斯福死后刚刚升任总统的杜鲁门的情况。由于同蒋介石打交道也就是同杜鲁门打交道，因此毛想了解杜鲁门及其思想。毛泽东的提问，表明他在许多问题上非常了解美国社会的情况。尽管两位年轻的美国记者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不是很清楚，毛泽东仍听得很专心。他轻松自如，平易近人，专心致志，使美国记者一点也不感到紧张和拘束。当毛泽东离开他们时，这两位美国记者留下了一个深刻难忘的印象：毛泽东是一位专心致志听别人谈话的人。
在毛泽东即将返回延安的时候，韩丁和格里再次得到毛泽东的邀请，他们在八路军办事处和毛泽东、周恩来再次见面。美国政府虽然站在扶蒋反共的一面，但毛泽东始终记得，美国还有另一个方面，美国人民是支持正义和民主事业的。
毛泽东和韩丁的会见，使他对中国人民的正义事业有了深刻的了解并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他后来到了解放区，1948年春天，他以观察员的身分来到山西长治张庄参加了农民的土改。在那里，他学习了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受到了它的巨大影响。讲话纠正了土改中的偏差。同所有土改工作人员一样，“我有同样的感觉，好似毛从我们背上搬走了一块大石头。一下子我们能够直立起来了，远望整个地平线，追溯我们走过的曲折道路，接着的是我们现在必须大踏步走的笔直的康庄大道。”①他根据毛泽东关于搞调查研究要做小学生的要求，竭力把自己变成一个中国农民。他在那里搜集了二十多斤重的山西农村土改的文字材料，徒步翻过太行山，东下华北平原。历尽千难万险，将这些材料带到美国，但被美国官方扣压，又打了好几年的官司，这些材料才回到了他的手中。
1948年10月，韩丁在晋冀鲁豫边区办的北方大学担任英语教师，在那里他第一次读到了毛泽东的英文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本书使他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有了深刻的理解。接着，毛泽东大摆空城计，使傅作义奔袭石家庄的郑挺锋、刘春芳、鄂友三、杜长城等部二万余人不战而撤。这使他亲自体会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高超。韩丁深有感触他说：这是一种令人深受感动的体会，凡是经历过的人都无法忘怀。
毛泽东以他高尚的人格和卓越思想影响了正直而追求真理的美国朋友，他们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给予了巨大的支持和深切地理解。
重庆谈判的42天过去了，10月11日，毛泽东飞返延安。在重庆机场，他对中外记者发表的简短谈话强调：对中国的问题是可以乐观的。困难是有的，不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10月17日，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对重庆谈判问题作了报告。报告中，他谈到自己参加重庆谈判的感想时，提到了他对重庆的美国人的看法。他说，我这次在重庆，就深深地感到广大的人民热烈地支持我们，他们不满意国民党政府，把希望寄托在我们方面。我又看到许多外国人，其中也有美国人，对我们很同情。①当然，他也很清楚，还有一部分美国人，如赫尔利、魏德曼则持反共态度。赫尔利虽然已经辞职，但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并没何变化，摆在中共面前的困难还会很多，在半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的局势还会是动荡不定的。他要求全体同志作好斗争的准备，增强信心，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①《重庆谈判纪实》第488页。
马歇尔的调停和毛泽东弥合中共与美国关系的最后努力抗战胜利后，毛泽东预料中共将和美国发生更多的关系，必须采取慎重而主动的政策。10月29日，中共中央鉴于今后半年内将有六万美军海军陆战队及六、七千陆空人员留置华北的情况，作出了对待华北美军活动的指示。
指示指出，我们对美军的方针是：在其尊重我方权益的条件下，欢迎其与我合作。但当美军行动有损我之权益时，则必须在反对于涉中国内政的理由下加以拒绝，或经交涉加以制止。在一般外交场合下，应向美军人员解释我方在互相尊重的精神下，一贯与美方友好合作的方针，说明我军在各解放区的战绩，及国民党军队向我军及解放区进攻的事实，与解放区民主政府的各种政策。
中央的指示深刻地表明，毛泽东已清楚地看到，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在未来形势发展中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中共愿意美国成为中国和平的助力，而不希望美国成为中国走向光明的阻力。
从美国政府的对华态度看，当赫尔利于1945年11月27日，以他在中国的失败和呕气中辞去驻华大使职务时，杜鲁门任命了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派往中国。此时蒋介石虽然与共产党在举行和平谈判，但其主要打算还是用军事手段来消灭人民革命力量。蒋介石在美国政府的援助下，调遣军队大举进攻人民军队。在广大的国土上，有八十万军队，向各解放区进攻。仅平汉、道清一线，国民党军队就集结了二十几万兵力，在胡宗南、孙连仲指挥之下，配合敌伪，汹汹北上，连续夺去汤阴、获嘉、辉县、磁县等重要的解放区县城。傅作义部十万人进攻张垣；李延年、陈大庆部数万之众大举进犯山东解放区；李品仙部进犯两淮；阎锡山、胡宗南部，进攻太行及正大沿线解放区。豫西、鄂东八路军、新四军和东江抗日纵队，都被大举围攻，内战的危险迫在眉睫。
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要马歇尔使华继续完成赫尔利未竟的任务，就是停止中国的内战，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中国。而这个统一的中国，则是要使一切政党、军队统一于国民党政府，统一于蒋介石的领导。
在马歇尔离美赴华前夕，12月15日白宫发表了社鲁门总统关于美国对华政府的声明。声明指出：美国及其他联合国家承认，目前中华民国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是为达到统一中国目标之恰当机构。声明声称，美国深知目前中国国民政府是“一党政府”，相信如果这个政府的基础加以扩大，容纳国内其他政治党派，即将推进中国的和平、团结和民主的改革。美国政府主张由中国国内各主要政治党派的代表举行国民会议，从而商定办法，使他们在中国国民政府内得享公平有效的代表权。声明表示，美国将不干涉中国内政，完成中国政治团结所必要采取的详细步骤，应由中国人自行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2版，第1158页。决定。①杜鲁门的上述声明，并没有改变美国政府既定的扶持蒋介石政府的一贯立场，但杜鲁门的声明表明美国己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不援助蒋介石用武力统一中国，而支持中国和平统一。从表面文字上看，杜鲁门提出的和平谈判的一些要求，与中共也具有相似之处。因而杜鲁门的声明存在着中共与国民党开展谈判的有利因素。
12月17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关于杜鲁门对华政策声明的谈话》，表示欢迎杜鲁门的声明。支持美国对华政策中关于国民党、共产党及其它意见不同的武装部队问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国民党政府为各党派获公平而有效的代表权的广泛的代议制政府，借以实现中国之民主与统一等建议。中共中央发言人指出，停止军事行动是和平谈判的前提，为了实现杜鲁门总统的建议，希望在华的美国官员具有与这个建议相称的“公正”。
19日，中共中央对党内发出《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动和我党对策的指示》，要求全党认识扶助蒋介石是美国的一贯政策，我们不应抱有幻想；但美国已决定不直接参加中国内战，愿意中国实现和平统一，这种政策变动有利于中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斗争。中共中央把杜鲁门的声明看作美国赞助中国国内和平的表示，毛泽东决定响应杜鲁门的声明，并以此作为改善中共与美国政府关系的又一次努力。为此，中共再次要求，对于在华美军及美方人员应采取友善态度，避免冲突，以免反动派作为挑拨的借口。
22日，马歇尔抵达重庆后，23日，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在马歇尔的住处拜访了他，欢迎马歇尔到中国，并对他出使任务表示重视和赞许。周恩来向马歇尔表示了中共和平的诚意，及中共与美国合作的良好愿望。只要美国能够履行自己的诺言，中共愿意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共希望一个实现了和平与民主的中国，不仅可以与美国建立友好的关系，而已可以成为美苏之间的桥梁，缓和它们在亚洲的冲突，从而有助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合作。
毛泽东对马歇尔使华斡旋国共谈判高度重视，采取积极行动，予以支持。国民党、共产党和马歇尔代表的美国三方，在停战问题上，经过讨论，通过了中共提出的无条件立即停战并禁止一切军事调动的原则，及马歇尔提出的三方一致协议的原则。在关于停战令一般条款的讨论中，国共双方各自作了某种让步，三方一致同意，国民党军为接收主权开人东北可不受停战令中关于禁止一切军事调动的条款的约束。国民党方面，放弃了对赤峰和多伦的要求，这两处仍由先期到达的中共部队占领。l月10日，国、共双方共同发布了停战令，毛泽东亲自签署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通告》。通告既表明了毛泽东和中共对实现国内和平的诚意，也是毛泽东和中共对马歇尔代表美国政府所做斡旋工作的有力支持。
为了监督国共双方履行停战令，决定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关于军调部活动情况的每日报告，经国、共、美三委员一致同意，以电报送交蒋介石、毛泽东和马歇尔。毛泽东指派叶剑英为中共方面的执行部委员。
同日，在国、共、美三人小组第五次会议上，根据张治中的提议，国、共、美三方提出建立三人军事小组的紧急建议，以着手讨论整编中国军队的问题。l月14日，类似内容的备忘录由三人小组诸委员签字，递交蒋介石和
①《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629页。毛泽东。1月23日，周恩来去信告知马歇尔，毛泽东主席赞成建立三人军事小组，以讨论整编中国军队问题，并赞成马歇尔作为顾问参加该小组。①..马歇尔关心的是如何把共产党军队整编为统一的国军，但是，他对中国的情况和国共两党的情况一无所知。
整军会议开会前夕，马歇尔以顾问的身分起草了一个关于中国军队整编的方案，瞒着周恩来，先送给蒋介石看。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是国家最高统帅，统率海陆空三军；全国陆军编为60个师，其中20个师由中共领导；中国海军接受来自中共领导的部队官兵，其比率最少占总兵力的30％；中国空军接受来自中共领导的部队官兵，其比率不少于总实力的30％。马歇尔的这个方案，在陆、海、空军中，中共军队与国军均为1与3之比，而且海空军是当时中共没有的，中共也从未提出过此种要求。马歇尔以为蒋介石成为了三军统帅，其他事情便好办了，足见他对中国情况的无知。
这个整军草案送蒋介石看后，蒋勃然大怒、破口大骂。但碍于他要借重美国，不得不派人请马歇尔来，耐着性子，请求修改。马歇尔接受了蒋的意见，修正后的方案，中共与国民党陆军的比例是1比5，海空两项全删去。整军谈判进行了11天，双方针锋相对，舌敝唇焦，精疲力尽。
2月25日，国、共、美三方终于达成协议签署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即“整军方案”。根据这个方案，全国军队整编划分为分编和统编两个阶段。在实行全部统编之前尚须经过试点。统编方案规定，国共两党军队将按照双方协议的5：l的比例配置，即国民党军队为50个师，共产党军队为10个师。两党军队地位平等，统编结束以前，中共军队仍属中共领导。据此，马歇尔建议，中共的10个师编制在统编前的训练，可由美国军官从共军中挑选人员进行此种指导。马歇尔承认，对此中共采取了诚恳合作的态度。“周将军欢迎此项建议，其后并告诉我，毛泽东主席热情接受我所建议的分两阶段统编，以及为共军官兵建立过渡训练学校的计划。”①..
整军方案签订后，为了视察各地对停战协定的执行情况和解决整编工作中的问题，马歇尔、周恩来、张治中于2月25日由重庆飞往北平，先后到张家日、集宁、济南、徐州、新乡、太平、归绥、延安、汉口等处视察停战情况。
—2月9日，毛泽东向美联社记者发表了自重庆谈判以来第一次公开谈话，他充分肯定美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和马歇尔调停的成果。他指出：政协会议的成功，标志着“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成，其间马歇尔特使促成中国停止内战，推进团结、和平与民主，其功殊不可没。”他对于马歇尔调停第一阶段的成果，给予了积极的肯定。
3月4日，马歇尔一行到达延安视察，受到毛泽东和中共组织的盛大而热情的欢迎。在延安东门外的机场上，搭起了欢迎马张周三将军的红布牌楼，上面插着中美国旗，色彩鲜明地飘扬在黄土高原上，上万群众迎接马张周三将军的到来。当马歇尔的银色四引擎专机降落在延安河边的机场上时，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彭德怀、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等中共领导人上前欢
①《马歇尔使华》第57页。①《马歇尔使华》第65页。迎，并随同马张周三将军检阅了延安卫戍司令部的仪仗队。
马张周三将军下榻后，应毛泽东邀请，在朱德将军官邸举行茶话会，之后马歇尔去看望了美军驻延观察组。稍事休息后，马歇尔往访毛泽东主席和朱德将军。毛泽东向马歇尔表示，他希望停战令适用于满州，军调小组应派往该地。①毛泽东又向马歇尔保证，中共将用一切力量加速各地恢复常态。晚上，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共中央招待室举行宴会欢迎马张周三将军。宴会上，毛泽东发表了欢迎马张周三将军来延视察的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
首先对马张周三将军及各位先生各位同志到来，表示欢迎。人家知道，马歇尔将军，张治中将军，周恩来同志做了许多有益于中国人民的事业。一句话，就是帮助中国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中国人民感谢各位的努力，中共也感谢各位的努力，并准备一切努力来做这些事。中美合作万岁，国共合作万岁，全国人民合作万岁！祝杜鲁门总统健康，蒋主席健康，祝马歇尔将军张治中将军及各位朋友健康。②
毛泽东真诚地希望，马歇尔代表美国的调停，能够取得成效，内战能够制止，国共之间能够在政治军事诸方面达成公平合理的协议，促进和平、民主、光明的新中国早日到来，也促进中美之间的友好和合作关系得以实现。马歇尔在致答辞中对毛泽东的讲话深感满意，表示美国和他在国共双方一定保持中立地位。
讲话之后，晚会节目开始。奏中美国歌，演唱了欢迎马歇尔将军歌和欢迎张治中将军歌。三月的延安天气还很冷，马歇尔穿着棉大衣斜躺在靠椅上，腿上盖着一床毛毯，饶有兴趣地观看演出。
第二大早晨，欢送马张周三将军离延时，毛泽东和马歇尔及记者们分别合了影。记者问毛泽东：“毛主席准备什么时候到南京上？”毛泽东说：“蒋主席什么时候要我去，我就去。”马歇尔临上飞机前，毛泽东对他说：“再说一句，一切协议，一定保证彻底实行。”毛泽东代表中共向盟国代表再次表示了停止内战，争取和平的诚意。他对于能与马歇尔直接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感到高兴。马歇尔也感到延安之行收获很大，他深感中共和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又是诚恳而讲信义的。
3月11日，马歇尔奉召返美述职。4月18日，马歇尔经短期回国再次返华时，局势已经全面恶化，特别是东北的局势更加恶化。蒋介石企图在马歇尔离华期间，造成新的内战局面，国民党军队先后侵占人民军队从敌人手中解放的鞍山、辽阳、法库、抚顺、营口等城市。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参政会上作了长篇政治报告，撕毁了东北停战协定。
中共在四、五月间，一直通过谈判实现停战，周恩来三次口头表示愿意接受民盟和马歇尔关于长春中立的折衷方案。但蒋介石武力解决东北的方针既定，非要打下长春才能考虑停战。
4月29日，周恩来通知马歇尔，已将民盟的建议和蒋介石的态度通报了延安。
5月1日，毛泽东给林彪一封电报，指出：东北战争，中外瞩目。蒋介石己拒绝马歇尔、民盟和我党三方同意之停战方案，坚决要打到长春。毛泽东要求林彪，坚持以斗争求和平的原则，为了有力地打击蒋介石的气焰，必
①《马歇尔使华》第71页。②转见周尔复：《随马歇尔、张治中、周恩来三将军巡视华北》，长江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18页。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决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竭，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使其以六个月时间调集的兵力、武器、弹药，受到最大消耗，来不及补充，而我则因取得长（春）、哈（尔滨），兵力资财可以源源补充，那时，便可以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①毛泽东这时对马歇尔还抱着一定的信任，希望他在调解国共冲突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中共中央决定，在解放区，在平等互利和不损害主权的情况下，我们应采取和美国、英法各国实行通商及经济合作的方针。
5月下旬，四平、长春失守。在这前后，马歇尔开始背离他的所谓公正的立场，公开袒护蒋介石。马歇尔向中共提出，他赞成蒋介石提出的在军调部或执行小组里，美国军官必须具有决定权、执行权和解释权的建议。他要求中共接受这个建议，这就意味着国、美两方将一致压迫中共就范。马歇尔的这个立场，明显暴露了以掌握谈判上的主动权，来配合蒋介石在军事上对中共进攻的意图，这是中共不能接受的。即使如此，毛泽东仍对美国的政策尽量争取。他要求，对于马歇尔的公开批评，尽量谨慎。他同时决定，中共响应马歇尔5月20日的声明，在舆论上暂时取缓和的态度。他在给新华社、解放日报代理社长兼总编辑余光生的信中指示：“从二十三日起，磨擦消息暂时停止广播，惟报上仍可登载一部分。对马歇尔的声明如何写评论，请送我一阅为盼。”②毛泽东和中共对美国的立场采取了极大耐心和克制的态度，要求进一步改善和美国人员的关系，无论美国人如何偏袒国方，我除据理力争外，只要美国未恢复赫尔利政策，策动全国内战，我们就要尽量争取美国人。
与此同时，毛泽东注意到，马歇尔一边在调停，美国却一边在加紧援助蒋介石扩大内战。6月1日，他在修改新华社一则关于“美国大量运送蒋军到东北扩大内战”的消息中指出：当马歇尔氏好象在努力呼吁东北与中国和平的时候，现住越南的国民党五十三军三个师，又将于日内由美舰运往东北扩大现己十分扩大的内战。此处第五军亦有将由美舰运往东北之说。按马歇尔氏对于使用美舰运输国民党军握有权力，以前曾约定只为国民党运送五个军去东北，后违约增运两个军；四月间又曾约许美舰在运过第九十三军以后不再为国民党运兵。但在中国内战首领蒋介石好象遵守指令一样地拒绝东北和平与全国和平之后，美国方面就又继续使用自己的海军运输工具及大量军械军火，积极帮助国民党扩大内战，而其结果使中国内战空前地扩大了。此种美蒋双方密切合作屠杀中国人民的形势，深堪注意。①他深切而敏锐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6月6日，蒋介石宣布从第二天起东北休战15天，马歇尔出面斡旋国共谈判进入第二阶段。中共中央估计，在东北问题上，国、美双方的立场己趋于一致，但蒋介石想要发动全面内战，美国尚不愿直接支持，因而可以利用其矛盾，积极争取美国。
周恩来多次向马歇尔指出，中共是希望马歇尔完成其使华使命的，而国民党一开始就不愿使其成功。美国对于中国出现的内战应负责任，对于内战美国应当加以制止，而且能够加以制止。但是，美国却在援蒋方面采取积极
①《毛泽东军事论文选》第276页。②《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33页。①《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354页。措施，这就促成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野心。
在6月休战谈判期间，美国政府加紧了援助蒋介石的步伐。6月14日，美蒋签订了5170万美元信贷协定，并从五、六月间起，将在中国、印度及太平洋17个岛屿上的价值9亿美元的剩余物资转移给国民党。6月13日，美国国会开始讨论军事援华法案。同月，美国国会授权在中国成立海军顾问团，并赠送国民党海军271艘军舰。陆军方面，6月成立了美国军事顾问团，并为国民党空军提供了939架飞机。美国积极援助蒋介石的步骤，进一步把中国推到了内战边缘，严重地干涉了中国内政。6月16日，延安权威人士发表谈话，严厉谴责美国政府鼓励中国内战的法案，指出美国对好战的中国国民党独裁政府的巨大军事援助，乃是中国今日内战发生扩大并难于制止的唯一根本条件。6月23日，毛泽东发表《反对美国军事援蒋法案的声明》，严厉谴责美国助长蒋介石内战的反华政策。声明指出：
“美国国务院于本月十四日提付国会审议的继续对华军事援助法案，对中国的和平安定与独立民主有极为不利的影响，因此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此项法案。中共此种意见，并为中国广大民主人土所支持，在抗日战争中，美国对于中国实施军事援助，并派遣美军在中国领土上协同作战，其目的是击败中美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但就是在那时，由于美国错误地仅仅援助国民党军阀，这种援助也并未有效地加强中国的抵抗，相反地是被国民党军阀用以加强其对于积极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解放区的进攻与封锁。在日本投降以后，美国没有停止反而极大地加强了对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各种军事援助，并在此实际目的下派遣庞大的军队驻在中国的领土与领海之上，这种行动已经证明是中国大规模内战爆发与继续扩大的根本原因。仅仅在美国政府宣布履行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公报关于中国问题的约束，与中国国民党宣布停止内战，并宣布履行中国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国家民主化的决议的前提之下，中国共产党才曾经不反对美国对于中国的某种军事援助。但是这些前提都已被严重破坏，因此美国实行所谓军事援助，实际上只是武装干涉中国内政，只是以强力支持国民党独裁政府继续陷中国于内战、分裂、混乱、恐怖和贫困，只是使中国不能实现整军复员和履行其对于联合国的义务，只是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独立与领土主权完整，只是破坏中美两大民族的光荣友谊与中美贸易的发展前途。中国人民今天所急需的并不是美国的枪炮及美军留驻中国领土，相反，中国人民痛感美国运来中国的军火已经大多，美国在中国的军队已经驻得太久，它们已经构成中国的和平和安定与中国人民的生存和自由之严重巨大威胁。在此种现实情况之下，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继续出售、交换、租借、赠送或让渡等方式将军火交给中国的国民党独裁政府，坚决反对美国派遣军事使团来华，并坚决要求美国立即停止与收回对华的一切所谓军事援助，和立即撤回在华的美国军队。”①
毛泽东的声明，是对美国政府抗战以来的对华政策的第一次公开的正式评论。毛泽东指出，美国对华政策的片面性和扶蒋压共的一贯性，使美国在抗日战争中的援华政策变成了国民党封锁和进攻解放区的依恃。这种政策的继续，发展成为今天的扶蒋反共政策。美国以强力支持国民党独裁政府，是继续陷中国于内战、分裂、混乱、恐怖和贫困的根本原因。他尖锐批评美国
①《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45—1947），第422—423页。
的政策不是在援助中国，而是在于涉中国内政，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独立与领土完整，破坏中美人民的友谊和关系。声明强烈抗议和揭露了美国援华政策的虚伪性、危害性，它标志着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进入了对抗阶段。
毛泽东从来看问题都是从事实出发的。美国政府无数扶蒋反共的事实，使毛泽东对马歇尔的调停不再抱任何希望。他认定马歇尔代表美国政府所进行的第二次国共谈判调停，只是美国为国民党掩护内战作准备和拖延时间的工具。马歇尔的所谓公正，只是美国政府反共反华政策的一种掩护。6月26日，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破坏政协决议，挑起全面内战。在华东、华北对人民军队进行大举进攻。毛泽东再次公开谴责美国政府当局支持和纵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反动政策。同比他在给美国海员工会三千华侨工友的复电中，号召他们要求美国当局立即停止对国民党独裁政府的任何援助，撤退驻华美国海陆空军，并撤消己向美国国会提出的继续军事援华法案，使中同和平民主得到早日实现。同时，毛泽东向党内发出指示，必须依靠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败美蒋进攻。30日，他指示新华社、解放日报，从现在起，凡各地蒋军向我进攻的消息，均请发表，并广播，对于蒋介石口头说停战，实际在作战，应发表新闻予以揭穿。
7月1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了评阿泽逊的声明，强烈谴责美同的援华政策。指出美国的援华仅仅支持着中国国民党内法西斯派的军阀集团，援助他们公开拒绝政治协商会议，公开要求废弃整军方案，坚持以汽油来浇泼中国的火灾，以枪炮和军事顾问来制造中国的和平，以无条件拥护蒋介石独裁内战来实现中国的团结民主，以强迫中国人民在战争恐怖和饥饿中大量死亡来寻求中国的友谊。因此，美国政府的援华“仅仅是反华或侵华而已。”
美国的研究者认为中共中央发言人的这一篇声明，表明毛泽东己彻底识透了马歇尔调处的欺骗性质。美国学者认为：“七月一日，毛泽东命令开展一场反美运动，毛这样做是由于他己认识到，马歇尔从一开始就明白他自己的使命，无论发生什么事，美国都不会抛弃国民党政府；即使内战的责任在于蒋介石，美国也会继续支持国民党。”①说毛泽东发动了一场反美运动，未免言过其实，说毛泽东对马歇尔代表美国政府进行的调停的真诚性，已个抱任何希望比较符合事实。调处还可以进行，究竟有什么积极成效，毛泽东已不抱幻想。
从1946年6月底到1947年1月，马歇尔虽然继续对国、共双方进行“调处”。但表面是谈判，实际是大打，就是在拖延中大打。马歇尔的调处己成为对国民党军事进攻进行掩护的烟幕。
9月29日，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蒂尔谈话，对以马歇尔为代表的美国政府的调解活动的目的和实质，发表了公开的评论。毛泽东指出，美国政府的所谓调解，现在看来只是它扶蒋反共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策略手段，归根到底是服务于它的殖民政策的。他对斯蒂尔说，我很怀疑美国政府的政策是所谓调解。根据美国大量援助蒋介石使得他能够举行空前大规模内战的事实看来，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借所谓调解作掩护，以便从各方面加强蒋介石，并经过蒋介石的屠杀政策，压迫中国民主力量，使中国在实际上变为美
①〔英〕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67页。
国的殖民地，②毛泽东尖锐地指出：马歇尔和蒋介石“经过政治协商和调处等项欺骗办法赢得时间之后，蒋介石卖国政府就调动二百万军队实行了全面的进攻。”③
毛泽东对马歇尔使华调解的目的和作用的评论，一针见血。马歇尔使华，表面看来出自公正的目的，实则是为美国政府总体战略服务的一个步骤。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方针既定，从这个方针出发需要考虑的，只是怎样扶蒋反共更为有利的问题。在抗战刚刚结束，蒋介石大量兵员还在西南内地，内战准备还很不充分的情况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全世界和全中国人民都反对非正义战争，蒋介石的内战舆论准备还很不充分的情况下，美国以调处为名掩护蒋介石进行内战准备，同时争取时间在军事和物资上武装蒋介石，这一手很狡猾，同时也很具有欺骗性。事实是，在马歇尔未进行调处之前，蒋介石用来打内战的兵力是一百万人，约占其总兵力的百分之四十五。马歇尔调处7个半月后（到1946年8月），蒋介石用于打内战的兵力增到差不多二百个师，约二百万人，约占蒋介石总兵力的百分之八十五。在马歇尔调处之前，蒋介石军队用美械装备的约39个师，现在却为57个师，而巨全部用于前线。此外还有由美机编成的空军，美舰编成的海军。蒋介石挑起的内战对于美国的“调处”和“援华”简直成为残酷的讽刺。
毛泽东深切感到，时至今日，如果不揭穿美国“调处”这一手，便会对美国政策产生有害的幻想，束缚我们的手脚。适时地指出美国调处的实质，在内战爆发的关键时刻，有利于深刻地教育党内同志和群众。
10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对党内外群众对马歇尔“调处”的实质的认识情况作了估计。他指出：“三个月以来，国民党区最广大阶层的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对于国民党和美国政府互相勾结，发动内战，压迫人民这一种情况的认识，很快地提高了。关于马歇尔调解是骗局，国民党是内战祸首这些真理，明白的人日益增多。广大群众在对美国和国民党失望之余，转而寄希望于我党的胜利。这是极有利的国内政治形势。”①与此同时，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指示，中共高级干部和党员要认真研究美共的经验，要求全党从白劳德修正主义的错误政策中吸取教训，深刻认识党的政策错误将导致的危险后果，正如薄一波对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指出那样：我们从白劳德修正主义中，认识到党的错误政策的危险性，如果个开展整风运动，我们就会上马歇尔停战骗局的当，从而放弃我们的民主制度而屈从于蒋介石的独裁统治。②
1947年1月30日，中共中央作出撤出执行部的决定。马歇尔的调处，以国共谈判失败而告终。失败的原因，一方面是国民党始终没有放弃武力消灭共产党的政策；另一方面是美国政府始终把维持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作为对华政策的基点。“马歇尔确信，只有取消共产党的军队，他的使命才有可能完成。”③这是马歇尔调处的核心目标，是调处无法成功的原因。正如美国作家格兰姆·贝克所指出：那不是别人，正是美国“使得中国内战不可能用谈
②《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202、1224页。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202、1224页。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209页。②杰克贝尔登：《中国震撼世界》，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80页。③〔英〕伦纳德·莫斯利：《马歇尔》，解放军出版社。
判的方式来结束。”④因此，尽管马歇尔开始有一副公正的面目，但为时不久，美国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便原形毕露，蒋介石的卖国外交政策也暴露无遗。马歇尔是美国政策的一位代表人物，因此不能推卸他个人对于这种政策所承担的责任。美国政府一方面援助蒋介石，一面又派他来充当国共两党的调解人。如果他不赞成使他置身于这种尴尬地位的政策，他本应该辞职引退，既然他没有这样做，那就难逃其责。
马歇尔的调处再一次教育了中国人民，对于反动派绝不能希望他们会把和平的橄榄枝双手交给人民。
毛泽东对马歇尔的“调处”抱着清醒的认识，他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世界和平的要求出发，诚恳地希望马歇尔的调处能达到一定程度的成功，有助于内战的制止和和平民主的到来。但是他清楚地看到，美国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和扶蒋反共的一贯性质，因此，并不把和平民主的主要希望寄托在“调处”之上。他肯定反动派用反革命的两手对付我们，我们便必须用革命的两手对付他们，必须准备革命的两手。就是在“调处”中，要争取达成一定的协议，也必须用斗争才能获得。接受“调处”一手所以必要，在于它有利于我们对和平作最后的争取，有利于揭露反动派，有利于教育群众，也有利于坚定我们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信心和决心。
正是基于此，1946年6月底，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定发动全面内战时，毛泽东便义无反顾高举起斗争的旗帜。他愤怒地指出：“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国指使下，破坏今年一月的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决心发动内战，企图消灭人民民主力量。他们的一切花言巧语都是骗人的，我们必须揭穿美蒋的一切阴谋。”①毛泽东指示全党：必须下最大决心，努力准备一切条件，粉碎蒋军进攻，以战争的胜利争取和平。和平是必须取得和能够取得的，但主要依赖自力而不应依赖外力，只有自力更生，自立自强，自己有办法，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国际与国内各方助我力量，方能发生作用，才是可靠的取得和平。②他提出的“四自”，成为中国共产党在与赫尔利、马歇尔两次“调停”中总结出的宝贵经验。毛泽东和中共在与赫尔利、马歇尔的谈判中，不仅锻炼和发展了自己的外交艺术和斗争策略，而且大大地深化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指导思想，这使毛泽东和中共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更加成熟起来。
1945年到1946年这一年多的时间，毛泽东在与美国的交往中，对美国政府的政策的认识发生了根本变化。诚如解放日报社论所说那样：“中国人民，对于美国政府，并不希望它帮助中国人民，只希望它执行罗斯福的政策，即是说，希望它执行一个中间的政策，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赞助中国实行一个从工农到蒋介石都有代表权的联合政府。”“一年之久，试验了两次，第一次是赫尔利魏德迈时期，第二次是马歇尔时期。经过了这两次实验，现在对于美国政府的违背罗斯福政策，及其象背弃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诸协定的精神那样，同样的背弃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公告，也是毫无怀疑的了。”①美国政府的信誉在毛泽东心目中降到了低点。毛泽东对美国欺骗一手
④《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第645页。①《毛洋东选集》第4卷，第二版，第1209页。②《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88页。①1946年9月12日解放日报社论：《蒋军必败》。深感愤怒。他在一次党内谈话中指出：前一段工作中，我们也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同蒋介石斗争多年，有丰富的经验，他的任何阴谋诡计都欺骗不了我们，们我们同美帝国主义打交道，这是第一次，没有经验，上当了。有了这次经验教训，我们以后再也不会上当吃亏了。
1947年1月7日，马歇尔发表离华声明，宣告他的调处失败。费正清认为，在此时美国的明智之举应当是：“当马歇尔的调停己开始宣告失败时，刻不容缓的是应及时提醒美国公众不要再支持蒋介石和他的国民党右派，他们当时正在自掘坟墓，并且打算把我们也拖进去。”①但是，美国政府不但没有这样做，而是在扶蒋反共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同时使毛泽东通过马歇尔的“调处”弥合中共与美国的关系的真诚努力，也因此而不能奏效。
由于美国的反动的对华政策，中共与美国政府开始了对抗的时代。毛泽东以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和凛然正气，迎接着这个斗争时代的到来。
①《赏正情对华回忆录》第3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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