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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944年：毛泽东与美国官方记者和人员初步接触
中外记者参观团访问延安
1939年以来，国民党对西北边区的新闻封锁达到了新的顶峰。它不顾外同新闻记者和舆论的强烈抗议，再度把边区用厚重的黑幕围起来，连一丝光线都不准漏过。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为重新打破封锁而斗争，他们热烈欢迎美国和欧洲记者到边区访问。这场打破新闻封锁的斗争，再次以中共的辉煌胜利载入史册。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再次拓展了他和美国人士的交往，推进了中美友谊的发展，和美国官方记者和人员建立了初步的接触。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英等国，为最后战胜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特别是为了最后打败日本，需要充分利用中国的军事力量和物质力量。他们不得不重视中共、八路军和敌后根据地的强大力量。但是，他们很少能得到中共的真实情况。据外国记者俱乐部主席回忆说，个别穿越国民党封锁线的外国旅游者，“被视为从火星上来的人”；他们被驻重庆的外国记者包围，问这问那，往往弄得精疲力尽。美国和英国官方出于自己的利益和需要，1944年3月，向中共提出要求，拟派美国、英国、加拿大、奥地利等国记者，到延安及黄河以东抗日根据地了解八路军力量，及敌后根据地的情况，并考察陕甘宁边区及敌后根据地实施各种政策的情况。这一要求引起毛泽东和中共高度重视，情况表明，中共与美、英官方建立直接接触关系的可能性已经到来，这有利于促进中国抗战的胜利。3月9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打电报给中共中央常驻重庆代表董必武，请其转告外国记者团，电文说“我受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及中共中央委托，特致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①同时，周恩来井请董老通知当时驻渝的《新华日报》记者龚澎，及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交通科长龙飞虎，护送记者团赴延。
赴延记者团的成行受到国民党刁难，他们怕外国记者看到事实，揭穿他们对中共、八路军和边区的种种造谣诬篾。但是，这一要求不仅出自美、英记者，而且得到各国外交使节的支持，具有官方的性质，这就使国民党不敢公然拒绝。在英美记者们的一再追逼下，国民党只得表示同意。
这次赴延安的主要是英美记者。他们是美联社、美国《基督教箴言报》的记者史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纽约日报》、《同盟劳工新闻》和《悉尼先驱晨报》的记者爱泼斯坦，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伦敦《泰晤士报》和合众国际社的记者福尔曼，美国《巴尔的摩太阳报》和《多伦多明星日报》的记者莫里斯·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和《中国通讯》的夏南汗神甫，以及苏联塔斯社记者普金科。记者团于1944年5月17日离开重庆到达西安，国民党在那里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洗脑工作。他们满耳灌入的是红军如何种植鸦片，如何打击、反对国民党并与国民党分庭抗礼，又如何避免与日本作战，以及使用秘密警察和集中营等暴虐的极权主义手段统治人民等等。他们竭力使这些外国记者相信，他们将要去的地方是一个阴森恐怖的地狱。
其实，国民党的洗脑工作做得越彻底，就越暴露出他们的虚弱无能。而回答他们的事实，将给他们以响亮的耳光。外国记者一踏上延安的土地，他们立即感到过去蒙受了国民党的谎言和欺骗。记者们首先在南泥湾看到了生机勃勃，一派动人的大生产景象。然后他们又在延安交际处的“足食园”商店，看到了摆满货架、琳琅满目的牛奶糖、梨脯、饼干、核桃酥、鸡蛋糕、月饼、葡萄酒、梨子酒等商品，简直不胜惊讶。到哪里去找国民党所说的民不潦生、饿殍遍野？早餐时，英美记者见到的是一面盆的牛奶和稀粥，一盘盘的鸡蛋、面包、慢头、酥油（土制奶油）和小菜。如此丰盛，使他们兴致勃勃，狼吞虎咽。国民党的种种捏造，不揭自穿。原来英美记者在重庆时，早餐也只是稀饭馒头，对牛奶已经“久违”了，偶尔有时能买到一个鸡蛋就心满意足了。
①《中外人士访延纪实》，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页。
1944年，已到了抗日战争的关键年头。蒋介石积极准备抗战胜利之后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力量，把中国推向更加专制和黑暗。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抗战胜利和中国的光明前途，强烈要求建设民主政治和联合政府。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借美国记者和中外记者访问延安之机，重申中共的一贯主张，鲜明地阐述中共的观点，以便争取国际舆论和友好力量的支持，同时唤起民众，共同制止国民党的阴谋。
6月12日下午5时，毛泽东在中央大礼堂后面的会客厅接见中外记者。
毛泽东出现在记者们眼前。在记者们眼中，他身材颀长，并不奇伟。一套毛呢制服，显见已是陈旧的了。领扣是照旧没有扣的，一如他照相画像那样露着衬衣，眼睛盯着介绍人，好象在注意听取对方的姓名。他依然一口湖南口音，态度儒雅，词令安排恰当而有条理。从头到尾是理论的说明，却不是煽动性演说。①..他热烈祝贺世界反法西斯第二战场的开辟，同时着重申明中共对国共合作的一贯态度和建设民主政治的要求。
毛泽东说：“关于中国国内的情况，诸位先生是十分关心的，我在这里必须讲几句。关于国共关系，中国共产党对此问题的态度，早已见于中共中央屡次文告及报纸，今乘诸位先生来延之便，特再申述如下：拥护蒋委员长，坚持国共与全国人民的合作，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设独立民主的中国而奋斗，中国共产党此种政策始终不变，抗战前期是如此，抗战中期是如此，今天还是如此。因为这是全中国人民所希望的。”①..
毛泽东深刻地总结历史经验，他肯定抗战胜利必须依赖于国共的团结和全国人民的团结，而要实现真正的团结，就必须给予人民群众以民主的权利，不仅现在团结抗战需要民主，“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建设一个新国家。所谓民主，就是人民作主，人民享受国家各种权利，做国家的主人。而人民应当包括广大工农、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以及一切拥护新国家的人们。我们要实现政治的民主，就是人民要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自由，实现军事的民主，就是要在军官与士兵之间、军队与人民之间，各部分军队之间建立民主关系；经济民主，就是经济制度不要妨害广大人民的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发展，而是促进其发展。文化民主，例如教育、学术思想、报纸与艺术等，也只有民主才能促成其发展。党务民主，在政党的内部关系上与各党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该是一种民主的关系，在国际关系上，各国都应该是民主的国家，并发生民主的相互关系。我们希望外国及外国朋友以民主的态度对待我们，我们也应该以民主态度对待外国及外国朋友。毛泽东强调，我们必须以民主建国，才能真正建设一个人民拥护、前途光明、独立富强的新国家。共产党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
①赵超构：《延安一月》，重庆南宁新民报社，1944年11月。①《毛泽东谈中共的希望与工作》，《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彻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才能战胜敌人。将来才能建设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和国际关系。
毛泽东关于民主抗战和民主建国的根本主张，符合民心，符合中国实际，符合社会进步；反映中国共产党为着全体人民而奋斗的坚定信念。使美英记者振聋发聩，耳目一新。他们强烈地感到，被蒋介石诬蔑为“专制”、”分裂”的中共党人，才是中国民主势力的真正代表，才是和世界民主势力站在一条战线上的。
爱泼斯坦会见了一位伟大的历史性人物12日毛泽东的会见，使英美记者兴奋不已。他们酝酿单独采访毛泽东，这个愿望得到中共中央允许。
一天，毛泽东决定个别接见美联社记者斯坦因。适逢那天组织记者团集体参观，国民党方面记者团的领队邓友德发现斯坦因不在，大发脾气质问中共接待人员。接待人员回答：斯坦因去不去只好听他自便，我们解放区有新闻采访自由，你们团有你们的纪律，你是队长，可以执行你的职权，请你亲自去请斯坦因来上车就是了。邓友德自知去请斯坦因，必然碰一鼻子灰，悻悻地只好作罢。斯坦因摆脱了国民党对外国记者的控制，单独见到毛泽东，使其他英美记者受到了鼓舞。所有英美记者都纷纷要求单独见毛泽东、周恩来和朱总司令，他们的要求都得到了满足。毛泽东和美国这批官方记者会见，再次证实了斯诺、卡尔逊的报告的真实性。他们会见的不是一个尚未执掌政权的共产党的领袖，而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巨人。美国记者们急不可待地在自己的通讯稿和著作中，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传达他们对毛泽东的良好印象。
爱泼斯坦在《毛泽东印象》①一书中，肯定了他在延安会见的是一位世界历史性的伟大人物。他写道：我说，毛泽东是我们这世纪的伟大人物之一，我并不觉得这话说错了。凡是见过他的人，包括政治立场上完全反对他的人在内，都有同样的印象。毛泽东的性格内混杂着深沉的严肃性和俚俗的幽默，以及忍耐和决断，思想和行动，自信和谦逊。他和读者相处是独特的。他从不给你一次半小时或一小时的访问，他要就干脆不见你，要就抽出半天功夫。他答复问题非常详尽，并刺激你和他辩论，然后再加解释，直至他确实知道你不但明白他的论点，而且明白他引以为立论根据的实事和见解为止。
他的主要特征是深思熟虑。他的声音、风度是沉静的。而有一个事实比一大堆言辞更有力。在1924—1927年，当中共其他的人正在辩论抽象的理论和作出错误的决定，而且这些错误使国民党把他们的运动浸在血泊里的时候，毛花了很多功夫，很有耐性地调查华中农村情况，并且在农民的直接痛苦之上组织农民。
他自己是农家子弟，他永远不忘记中国人民之中有80％是住在城市以外的人，今天他在农民和土兵身上所花的时间，依然比花在较高级的人身上的时间多。在他的柔和然而尖刻的讥讽之中，有很大部分是对付“我们的书蠹，”他们知道罗马、希腊、德国、法国和俄国的历史、社会问题以及文化，但对五里以外发生着的事情一无所知，也不知道怎么办。
在预测中国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毛一直永远是正确的。在1935年，他预言了未来的中日战争和过程和战略发展，而他的关于游击技术的著作，曾经激发了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卡尔逊和英国的温格特将军等人的兴趣。
斯坦因向美国人民展示了一个与中国人民有血肉联系的伟人，斯坦因也毫不置疑地相信毛泽东是今日世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在《毛泽东会见记》中①，更详细地记下了他对毛泽东的各方面的印象。他写道：在中国西北的一个小城——延安，几个涂刷着白粉的窑洞的一间古朴“住宅”中，住着一个人，他，我相信，是今日世界上最伟大、最受爱戴的政治领袖之一。
①参见爱泼斯坦：《毛泽东印象》，以沛等译，南通新华书店出版社，1949年5月。
100万党员，以一种我所从未见过的无比热情，以及对于任何中国人来说都少有纪律，遵从着毛先生的理论教导与实际政策。这主要是自动做的，因为党员们每天都看到毛泽东如何寻求并利用他们的意见，以制定政策。
其余在共产党管理下绝大多数人民也随从着他，因为他们明白，他自己和他的党的基本原则，是从一切爱国人民的群众观点出发，来计划并实行一切政策，这是他在同非党人民的日益增进着的民主合作中，所发展了的制定的实质。
毛泽东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和党的创立者，过去是一个教师，现在仍然还是，这就是他实行领导的情形。这就是所以能够从刻板的事务中解脱出来，所以常有时间同各方面的领导者们，同人民，同纯朴的农民以及同任何向他寻意见或关切的人们的谈话的原因。
但是，当我在几次与他长谈的时候，他所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群众的小学生，如果我们要争取到胜利与和平，群众的意见与经验一定要作为我们政策的基础。因为人民能教给我们许许多多事情。我们的任务就是听从他们，学习并了解他们的经验、愿望、批评，确定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总和，再变为政策交还给他们。”
斯坦因详细描述了他和毛泽东谈话时的情形，他以细腻的笔触写道：毛泽东给我一段充分的提问题时间。我从来未遇见过我的访问对象像他这样耐心。
我们的会面从下午3点到夜里3点。我们在郊外他的四个窑洞“房间”的接待室里谈话。这是一个小的高度拱形的窑洞，四壁被粉过，布置简单，往外可看到一个农民的老果树园。毛泽东坐在一把旧椅子上，接连不断地吸着香烟，吸吮着烟气的时候，象中国某些地方的农民所特有的一样，发出一种奇异的响声。我坐在一张钉有强力弹簧的沙发上，我的笔记本放在一张摇动的小桌上，象美国训练的《自由日报》的助编一样，将他所说的话全部记下。毛泽东不时地在窑洞内来回走动，有时高而巨大的身躯站在我的面前一会，他的眼睛有几分钟地盯视着我，以一种安静的态度，缓慢地有条不紊地谈着。
在一棵老苹果树下略进餐食以后，我们在室内续谈。有两支蜡烛放在我们中间，毛泽东巨大的影子被映到窑洞拱形的顶上。他看到我在摇摆的桌子上写字不方便，跑到果园里，捡了一块平的石块回来，将桌子的一条腿垫平。
我们不时地喝着葡萄酒，在我们谈话期间，一盒盒的土造香烟都给吸完了。
一人夜晚，我几次提议告别（虽然我是急于要问他许多问题的），但他都不听。他将给我更多的访问次数。他说，为什么不在今夜继续下去，尽可能多谈一些呢？直到早上3点钟，我最后决定要走。我已神色困倦，四肢发痛，眼睛发红，而他却是清醒活泼，吐谈不乱，一如昨日下午一样。
①《新华日报》，1945年9月4日。
毛泽东不躲闪我的任何一个问题。他的信念是忠诚的，就感动了我。他辩论的逻辑，强烈地对照着我在边区5个月来天天见到的，社会的与政治的生活。
我访问的记录，又重新给他，以便弄清里面有无弄错的地方。有一个星期没有还给我，忽然有一天我碰到毛泽东了，他解释迟迟未还来的理由，“我得将我对你所谈的全部内容和朱德、周恩来同志商讨一下，征求他们同意。”我的笔记本原样被还回来了。
以上是斯坦因笔下的毛泽东。他向美国人民所展示的中共领袖，是一个与人民有血肉联系的、尊重人民权利和智慧的、谦虚的、朴实的普通人。他充沛的精力、忘我的工作，为中国人民日益操劳等，令人感动。他忠实地为人民工作。他常常要求所有的党员们在他们一切决议与行动里持有他说的“群众观点”。他是人民的学生，又是人民的老师，他的脚稳稳地站在中国的大地上，从人民中吸取智慧和营养，他以民主的作风与中共其他领袖结成磐石般的关系，带领着人民前进。斯坦因认为，有必要把毛泽东这种真实的形象详尽地介绍给美国人民。
福尔曼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善于集中大家智慧的人哈里森·福尔曼也生动地记下他和毛泽东的谈话。在福尔曼眼里，毛泽东朴实得和普通的老百姓并无两样。毛泽东和他的妻子蓝平都穿得极朴素，她穿着一身简朴宽博的衣装，在细腰上束上一条带子。他则穿着粗糙的土布的衣服，下面穿着膨开的马裤。会客室是一个有着简单砖地、白墙壁，有着笨重粗糙家俱的窑洞。在暗夜的窑洞里，唯一照明的火光，是一支安在翻转杆子上的蜡烛。招待客人的是淡茶、土制糖果和香烟。毛泽东不断吸着在福尔曼看来是可怕的延安香烟，另一方面小孩子则在大人们谈话的全部时间中进进出出。他们会立下来，注视客人几分钟，随后抢了一块糖，飞跑出去。毛对他们不加注意。
福尔曼认为，毛泽东在中国人当中是身材高大的，肩膀广阔、体格结实。约有五十左右年纪，看起来却不到四十岁。他的整部面颜，有着异常高的额角，上面披散着一团黑发，一双特有表情的眼睛显得炯炯有神，他很易微笑，温柔他讲着话，而在他的热诚中，简直带些稚气。他的一种使人不愉快的习气，是在用他的皱缩的口唇吸烟，一口口吐出烟气中间、有着把烟吸进去的闹声。
毛泽东对福尔曼的谈话，使他感到毛泽东是一个极端清醒、脚踏实地的现实主义者。毛泽东详细地向他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政策。他告诉福尔曼：共产党人现在并不要求达到苏联的社会与政治的共产主义。我们更愿意认为我们现在所做的，有些象林肯当年在美国内战中所为之作战的事：那就是解放黑奴。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好几亿的奴隶，为封建社会所桎梏着。我们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依赖小块土地生活的农民，大部分的土地是属于穷奢极侈的大地主的。由于近百分之八十的佃农，须以他们生产品的百分之五十至八十偿付地租，等于实际奴隶所偿付的。
毛泽东极富感情地举出陕北农民吴满有为例子，告诉福尔曼说：吴满有必须为他所租种的土地付出这样一笔酷租，结果，他从他种出来赡养家庭的食粮中，便没有什么可暂存下来的。在今天，中国有好几亿象吴满有一样的被压迫的人——好多这样的人，他们的妻子们饿死，他们不得不出卖他们的子女，或溺死他们，而他们自己也变为乞丐或土匪。由于这样的穷困，我们的农民很易患疾，甚至在今天的边区，婴孩死亡率仍高达百分之五十。
毛泽东向福尔曼指出，中国共产党从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出发，在经济方面，一方面要设法解放这几亿人民与用土地改革来改进农民生活，另一方面又不采取苏联那样趋于极端——没收地主的土地，重新分配于人民。“我们承认，我们确然在过去那样做过，但在1939年9月22日，和国民党政府缔结协定后，我们放弃了这种政策，代以修改的政策——一个劝告地主减租到合理的数字，而同时向他们保证这些减低了的地租一定由佃户正常地交给他们。”
中共在现阶段既不要求、也不计划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因而在经济上鼓励竞争与私人企业。并且在互利的协议之下，准许并且欢迎在中共控制区域中的工商业的外国投资。凡是中共能够做的，我们要尽量做，一些中共还不能做的事，则欢迎外国人及外国资本流进来，去做那些事。中国是落后的国家，因此对于外国资本十分需要。
讲到政府，毛泽东指出，中共信仰和实行民主政治，在政府组织中采用“三三制”，限制任何一党专政的可能性，象今天国民党实行的那种情形。在这方面，我们也和俄国的苏维埃制度大不相同，那就是在那里面，我们的民主政府形式，包括地主、商人、资本家、小市民，以及工农。在今天的苏联，却是没有地主，没有商人、没有小市民的。
福尔曼根据自己的观察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善于集中大家智慧的人，他的思想是大家的意见的综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在延安，毛恰巧并不是一个难于接近的预言家，不是一切智慧与指导的源泉、他的话也不是毫无问题的法律。当然，毛的观点与建议在形成政策上，有着极大的影响，但它只拿来作为讨论的一个基础，而由该党各领袖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来作最后通过，这些领袖自然不是些橡皮图章。因此毛所宣传的演说，是首先小心地思考出来，再由他的党中同志整理过，最后的形式，因此是党委会的混和表现，而并非纯粹是毛最后的观点。
福尔曼指出，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是极平易近人的领袖。在任何一夜，你可以见到头发蓬松，身着衬衫的毛泽东。这个共产党保护下九千万人民的领袖，同一个延安大学伶俐的学生跳快步舞。那时，一个推小车车夫可以与朱德夫人同舞。朱德自己，五十万抗日军队的总司令，看起来象一个管牧场的老爷子，也抽出时间与一个年轻愉快的、只有他一半长和三分之一年龄的小姑娘跳舞。有伤痕的林彪、聂荣臻、叶剑英及一打以上其他将军——他们每个人都使日本沮丧的军队丧失整个战区——可以见到回转得象跳跳蹦蹦的大学生一样。①..
美、英记者历时五个月对边区的全面采访，以及对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访问，使他们对同民党宣传的虚假性厌恶透顶。不等离开延安，他们便感到自己应当做点什么。福尔曼当众表示，他要把所见到的一切，毫无顾忌地告诉全世界。回到重庆后，福尔曼在给罗斯福总统特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的一封信中，大大抱怨蒋介石的检查制度使他“有腿不能走路，有口不能说话”，因而要求与赫尔利同机回国。1944—1945年之交，这位急不可耐的美国记者，回国后在美国出版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一书。他告诉美国人民，
①以上见哈里森·福尔曼：《北行漫记》，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101—102页。197—200页。共产党人已经“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这本书满足美国人民了解中共和边区真实情况的愿望。一位美国评论家指出，它象埃德加·斯诺当年的主要著作《西行漫记》一样，打破了长达几年的“装甲封锁”。它被誉为一本权威性的纪实文献。《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一书向美国人民宣告，国民党历时五年的军事和新闻封锁，并未削弱八路军的影响。爱泼斯坦出版的《红色中国的挑战》，同样受到美国人民热列欢迎。纳撒尼尔·佩弗称这本书是“迄今为止有关世界上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的一个最全面的报道。”①福尔曼和爱泼斯坦都肯定地指出，他们见到了某种难以置信的东西，一个新的更好的中国。
毛泽东欣慰地看到，由于来延美、英记者对中共、八路军和抗日根据地的真相的深入了解，使他们积极建议美、英政府当局和中共结成盟友，共同消灭日寇。他向全党通报中外记者团在边区参观访问的情况说：英美苏记者到边区已一个多月，他们感到兴奋。但蒋在事前沿途布置反共宣传，蒋又派一批人同来监视他们，进行破坏中共工作，但未达到目的。这些人现已离边区，他们出去后可能进行破坏宣传（指蒋派来监视中外记者的特务——引者），但英美苏三国主要记者尚留边区，他们愿意多看一看，并将赴晋西北参观，他们对英美苏的新闻报道有利于我们。6月10日，美国《星期六晚报》刊登斯诺题为《六千万被忘掉的同盟者》的文章，7月1日《纽约时报》刊登《中共领导下的军队是强大的》一文，一致肯定中国各个抗日敌后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最后消灭日寇中具有战略意义。“对于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毛泽东决心以顽强的努力，争取盟国以公正的态度对待中共和军队。
美军观察团对毛泽东和延安的印象1944年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进入了官方接触的实质性阶段。毛泽东为美国官方人士所了解，而且使他能妥善处理与美国政府关系的有关政策。
1944年，在外国记者团访问延安的同时，重庆的美国驻外人员及史迪威总部一致认为，派一些了解情况的观察家到延安的共产党总部去是有益的。既可以搜集情报，还可以在共产党认可的情况下，组织一个地区性气象情报网，以帮助和拯救美国空军人员，史迪威坚持有必要向延安派一个观察组到那里去工作。但是，美国外交使团和史迪威的建议遭到蒋介石的拒绝。1944年6月，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访华，在华莱士与蒋介石的会谈中，讨论了派观察员去延安的问题，蒋介石再次拒绝美国的要求。蒋宣称，不能允许任何美国观察人员到那里去，除非中共按照他的条件讲和。6月23日，经华莱士与蒋介石再次交涉，蒋介石勉强同意派美国观察员到延安去。
毛泽东热情地欢迎美军观察团的到来，他认为这是中共与美国直接关系向前发展的重要步骤。7月19日，他在党内的时局近况通报中通告全党：罗斯福三次致电蒋要求派美国军事代表团来延安，均被蒋拒绝。此次华莱士来华，率美方在渝有关人员全体见蒋，正式提出罗斯福第四次要求，蒋始被迫答应。美军事人员十八人不久可到延安。7月22日，美军观察小组正式组织完毕。首批成员有七名军官和一名士兵，再加上担任美国驻华使馆的二等秘书谢伟思，谢伟思还同时担任史迪威的文职顾问，使团团长由包瑞德上校担任，使团归史迪威将军总部直接领导。费正清后来称该团到延安是“美国同中共领导之间正式接触的开始”①
①肯尼恩·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143页。
中共和毛泽东以诚恳、热烈而又友好的态度热情地欢迎美军观察组的到来。毛泽东肯定，外国记者团和美军观察组的到来，使国民党妄想“永远一掌遮天，已经困难了。”观察团的到来，将有利于美国政府与中共双方“亲密合作以战胜日寇。”②
8月15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欢迎美军观察组的战友们》的热情洋溢的社论。社论的原标题是“欢迎美军观察组”，毛泽东在改稿时亲自加上了“的战友们”四个字，强调在抗击日寇，消灭法西斯这个共同目标上，中共和八路军与美国军队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毛泽东深信，美军观察组如果站在公正客观的立场，便一定会如实地承认，中共和八路军是真正的抗日力量。正是这支抗日力量，七年以来，近五十万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七千余万被解放了的人民，在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奋勇作战。很久以来，事实上敌后战场成了中国抗敌的最重要的战场。在这里，几乎一切中国的大城市均被八路军、新四军所围困；在这里，大部分的敌后海岸线均被我们控制了。而这种情形，一向是不为盟国朋友们所明了的。在过去，美国与盟国政府、盟国人民方面，他们所了解的中国抗战情形，完全与上述相反，他们所得的印象是：中国抗战的主力军是国民党，国民党在抗战中所做的工作是最多的，大多数敌伪军由国民党所抗击，将来反攻日寇自然也是主要地靠国民党。这些印象，直到现在还是统治着美国和盟国其他国家朝野大多数人的思想的。所以出现了这种完全违反事实的现象的原因，主要的在于国民党统治人士的欺骗政策与封锁政策。他们欺骗外国人，说国民党如何的努力在打日本人；实际自从一九三八年十月以来整整五年半时间，他们所取的政策，基本上不过是坐山观虎斗的政策，直到现在，除湖南与缅甸外，大多数战区仍然还是如此。他们欺骗外国人，说共产党不但“不打日本人”，而且总是“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实际上抗击敌伪军六分之五的，正是这个所谓“不打日本人”而又“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的共产党；至于那个天天高叫“民族至上”的国民党，它总共不过抗击了六分之一的敌人而已。毛泽东讥讽道：共产党既然一“不打日本人”，二又“破坏抗战”，三又“危害国家”，那国民党早就应该号召外国人、中国人大批地前往共产党区域去视察，好去证实一下国民党先生们所说的并非撒谎。但是决不，反而封锁得铁桶似的。五年多的时间，国民党一不许共产党发表战报，二不许边区报纸对外销行，三不许中外记者参观，四不许边区内外人民自由来往。总之，只许国民党丑诋、恶骂、造谣、诬蔑，欺骗世界，决不许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的真象稍许透露于世。只要看此次记者团访问边区，是经过怎样的艰苦奋斗才达到成行的目的的，就知道国民党统治人士一面尽情丑诋，一面却不许人来看，是什么一种挖空心思而又自相矛盾的想法了。
毛泽东在《社论》中指出：“但是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的。现在，果然慢慢地亮起来了，中外记者团与美军观察组，均先后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来到延安了。这是关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反抗日冠、解放中国的问题，这是关系同盟各国战胜共同敌人建立永久和平的问题。国民党人说‘国共争论问题是中国的私事’，
①伊·卡恩：《中国通》第146页。②《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321页。这不过是国民党人在抗日战争中所犯罪过的一块遮羞布。这块脏布之应该扔到茅坑里去，现在已是中国人外国人的公论了。”①毛泽东坚定地相信关于国民党的抗战不力，腐败无能这一方面，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与中国舆论，已经成了定论了。关于共产党的真象究竟如何这一方面，大多数的外国人与大后方的中国人，还是不明白的，这是因为国民党的反动宣传与封锁政策为时太久的缘故。但是，情况已经在开始改变。大半年以来的外国舆论中，已经可以看见这种改变是在开始。这次记者团与观察组来延，将为这一改变开一新阶段。
观察团在延安受到热烈欢迎，中共不仅在生活上给他们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且还向他们提供缴获来的、相当新的日本报纸和日本俘虏。这些俘虏是他们了解日本情报很有用的对象。此外还给他们提供中文教员、制服，以及休息娱乐条件。美军观察团到延安之前，头脑里也象记者们一样塞满了国民党的各种反动宣传，尽管他们也见到过美国记者所写各种关于边区完美无缺的报道，他们还是提醒自己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要被感情支配而不由自主。
但是，有趣的是，观察组的全体美军军官对延安的印象是“极讨人喜欢的”。①全体成员都有相同的感觉。他们看到，在这里不存在铺张粉饰和礼节俗套，言辞和行动都是如此。中共和人民以及观察组的关系，都是坦诚、直率和友好的。谈到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时，都普遍用尊敬的口吻。但这些人都是平易近人的，群众对他们完全没有奴颜卑膝之态。他们自由地参加各种小组。在边区，没有乞丐，也没有令人绝望的贫困迹象，衣着都很简朴，在生活和接待方面，没有炫耀虚饰的现象。妇女穿着简朴人方，举止平等友好，也受到平等友好的接待。大批的男女青年在这里学习，他们普遍有一种成熟感和严肃感。他们来自前线和农村，时刻准备着回到农村或前线去，继续干他们的工作。这里每个人都有工作干，不种田的人，就干如纺线之类的活计。到处都强调民主和老百姓的鱼水关系。人们对文化工作极其严肃认真，倾向于一种使命感，音乐、舞蹈和戏剧都大量吸收了当地民间喜闻乐见的形式。这里的人们有惊人的政治觉悟，无论人们向谁——理发员，或者农民，或者管理房间的服务员——提出问题，他都能很好他说明共产党坚持抗战的纲领。这里没有紧张和压抑感，不必担心有人借交朋友来探讯什么，没有人费神去锁自己的房门，记者可以任意走动，发稿不受新闻检查。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给人以极好的个人印象，同毛泽东欠佳的照片上所能够想象的相比，毛显得更热情和更具有吸引力。所有这些，使美军观察组的全体人员都具有相同的感觉：他们来到了一个不同的国家，碰到了不相同的人。不容否认，精神气质和气氛都有很大变化。
谢伟恩认为，在延安，他看到的是一次具有政治和经济纲领的、组织得很好的运动，它正在能干的领导人的领导下成功地完成着。①人们得到的对中同共产党总的印象是，他们是由精力充沛的、成熟的和讲求实效的人们组成的一个统一的集体，这些人忘我地献身于崇高的原则，并且有杰出的才干和坚毅的素质。他们给大多数或一切在过去七年里会见过他们的美国人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们的风度，习惯于推理思考和直截了当的处理问题，看来更
①《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319页。①〔美〕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181页。
①约瑟夫·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184页。象美国人，而不象东方人。②..
毛泽东和美军观察组的成员，在各种情况下频繁接触，双方广泛了解和交换意见。谢伟思回忆说，他在延安的四个多月当中，多次见到毛泽东，一星期内肯定有两三次：在各种正式的和不受拘束的场合，总共也许见过50次，其中有私下谈话，集体的讨论，一起吃饭，看戏和参加其他文娱活动，听他发表公开讲话，甚至还在炎热夏日一个傍晚，在挤满了人群的果园场地上举行的星期六舞会上见过他。
几十年后，谢伟思在回忆他对毛泽东的亲切印象时，恍如昨日。他记忆犹新地写道：按中国人的身材来说，毛是高大的。他动作有点缓慢，有一严肃而庄重的气派，然而并不是摆架子。他彬彬有礼，待人诚恳，神情间也许有一种腼腆含蓄，使人们感到，他是在打量你。当然，当人们跟他更熟悉一些时候，情况就不同了。他会兴致勃勃、谈笑风生。他谈话机智俏皮，爱用中国古典譬喻，条理分明而又令人吃惊。对于一些问题似乎在进行逻辑推理之前就能脱口而出，作出恰当而明晰的结论。谈话也会离开正题，涉及一些预料不到和头绪繁多的方面。几乎没有他不感兴趣的题目，几乎对所有的事情，他都由于博览群书而无所不晓。他通常似乎都在带头谈话，有时你会感到被采访的都是你自己。然而，这一点是做得很巧妙的。他并不垄断谈话，不“强加于人”，你不会感到受压抑，事实上，在讨论会上，他通常是很仔细的，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参加讨论和发表自己的看法。然后，毛往往总结一下这次会议的主旨。他的总结总是极其公正、全面和简洁的。
毛的时间和思考主要用在政策方面，制定最能赢得日军战线后方游击区农民支持的政策；在必将来临的反对蒋介石一党专政的夺权斗争中，如何运用农民的支持所产生的力量的政策；可能说服美国在中国这场内战中采取不偏不倚或中立态度的政策。这些问题，包括这些问题的各个方面及其后果，都是毛喜欢谈论的。如同海伦·斯诺的看法一样，谢伟恩也认为，毛泽东注意政策的大的方面，他愿意把具体细节、日常工作和一般政务留给别人处理，象周恩来或朱德那样能干的同事是不乏其人的。在第一次会议散会，毛可以和谢伟思私下交谈时，他微带笑容他说，他估计我希望同他谈一次，而他也希望同我谈一谈。然后，他接着说，他认为，如果我们先有机会彼此熟悉一下，如果美国人能对共产党人的情况有些了解，那么我们的谈话就会对彼此更加有益。这样，整整过了一个月，谢伟思才被请去同他单独进行了一次真正的交谈，一直谈了8个钟头，中间只在晚餐时停了一下。后来又谈过几次，但时间都没有长得那么吃力，因为基础已经打好了。那次谈话给谢伟思留下的深刻印象之一是，毛所特有的那种坚强镇定和从容不迫，并不是故意做出的姿态。他绝对相信他的事业和共产党最终必将取得胜利。这种信心与那时延安窑洞里的环境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而美国人花了好长时间才适应了那种情况，又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才最后得出结论，毛的信心是正确的。
白修德说，毛泽东的人格支配着整个延安美国观察组在延安期间，美国另一名著名记者白修德于1944年底来到延安。他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共领导人，他把毛泽东放在中央领袖集团的整体中来认识。这使他自然得出一个结论，中共在这样的领袖群体领导下，是不可战胜的。他写道：
②约瑟大·w·埃谢里克：《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第202页。中共党的领袖们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团体，单从外表看去不可能了解他们。他们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他们的团结意识。他们都共同作过20来年的斗争，对付国民党，后来又对付日本人，他们的家庭成员被严刑拷打了，被暗杀了，以致失踪了。他们一直受到警察的一切检查和压迫。弱者已经倒下了，动摇的已经投降了，那些留下的就都是一个个韧如皮革，坚如钢铁。他们互相信任，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没有一点宗派主义的裂缝。这些领袖都有着中坚人物的性格。在他们肩上，没有压着使重庆官员们烦恼的勾心斗角和例行公事的担子。和他们谈话，可以坐下来不慌不忙而且愉快地漫谈。他们不受那些纸上文章的无谓纠缠。他们一切都从远大处着眼，而由所信赖的干部去执行他们的决定。虽然这些领袖都被认为中坚人物，他们依然骄傲于他们的民主，他们并且为他们自己立下了一种模范的规则来配合他们的职位。例如，在大生产运动中，每一个中共领导人都参加生产劳动。毛泽东管理着一块烟田。在战前，他抽着便宜的中国香烟，可是现在，为了使他自己能有烟抽，他辛苦地耕耘着他的烟田。结果他所生产的烟叶够党的总部的所有消耗。
这一群单纯而又忠厚的人，看起来他们一点也不会对重庆和世界安全有什么了不起的威胁。可是，当你考察一下他们的思想，听听他们的谈话，你会发现一种倔强而难以克服的现实主义。第一桩使你觉察到事情就是他们对中国的知识，他们彻底地了解自己的国家，并且了解农村。他们可以说是社会关系的工程师，并且完全懂得农民的疾苦是些什么，也懂得这些疾苦怎样能转化为行动。他们以农民为他们基本的力量；他们的理论能使最无知的农民都会懂得，而且都会引为他们自己的主意。他们这些人实在是够顽强的。当1941年实行封锁时，重庆方面以为这下子他们可要完蛋了。然而他们却依然存在。但是，他们实际上比重庆的领袖们无论在体质和思想上都要坚强得多。他们个个都这样彻底地坚信他们的道路是完全正确的。而他们觉得很难说重庆方面的官员和军队有什么胆量和能力。
毛泽东的经历，他所领导的战役，为他赢得了崇高的威望。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他跋山涉水，南征北战，饱经忧患。毛泽东的人格支配着整个延安。毛是一个身材奇伟的湖南人，一张圆脸，没有一丝皱纹，奇特的爽朗，比起蒋介石的那副道貌岸然的样，他的脸活泼得多而且堆着更多的笑容。他身材结实健壮，头发往后梳去，上嘴唇上的茬茬依稀可辨，下巴上有一个黑痣，容貌并不英俊。他说话的声音低沉柔和。他不尚空谈，说的都是实际情况。他象一位诲人不倦的圣人，走动时，慢腾腾地拖着脚步，身子轻轻变动，步态稳重。他总是用一种对话式的语气问问题，说双关的谐语，做种种的手势来抓住听众。毛泽东在党内受着最高的爱戴和尊敬。他对于党有不可置辩的支配力，比起蒋介石对他左右的支配力来，是更加密切，也更难以形容的。这一部分是由于一种真诚的爱戴，一部分由于他的无可比拟的知识上的杰出。他的知识渊博，谈吐象一位兴之所至博览群书的自学者。他能象一位马克思主义者那样精确地论述西欧的土地占有情况和封建主义，以及在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把土地归还给农民的意义。又能对美国的历史任意谈论。因此，毛多少象一个传教士似的，党把他看做一个圣者。没有人反对毛泽东的意见，他的思想具有神学般的威力。他曾经当过图书馆的管理员，博览群书；但是他的个人意志，以及坚持使意志得以贯彻的那种决心，也许是除了列宁以外，在20世纪最使人难以对付的个人意志。
由于他的领导，中共从一个贫乏的地下状态变成了这次战争和国际事务
中的一支强大力量。他的领导是理论化的，但是理论一经他解释和运用就成了有用的东西，而且在实地工作里得到了成就。在延安，政策与行政之间的区分远比重庆来得显著。政治局制定重要的决策，支配着整个经济政策，对中央政府的态度，以及对外政策等等；然后由与其配合的党的组织和军队毫无问题地去加以执行。延安首先是一个思想工厂，这在历史上也许是前所未有的。延安又是一个巨型的实验室，在这所实验室里，所有热情澎湃的学生献出了他们的思想精华。就在这些山区的无数窑洞里，党把这些精华溶化成了全国性政策，把这些智慧铸成实际组织的能力，然后又把这些人员和他们脑袋里的成熟思想，一古脑地重新送回到各个地区。①
白修德把他对毛泽东的印象，和对蒋介石的印象进行了对比描写。他写道：这次正式谈话大约进行了一小时，接着，我们进行了非正式的交谈，他依然侃侃而谈。最使我不能忘怀的是他那种沉着的神态。蒋介石受到诘问而无以对付，往往轻轻地晃动双膝，他的紧张心情流露于形表。而毛泽东却镇定自若。蒋介石在谈到中共时，常常不免咬牙切齿。而毛在谈到蒋介石时，却表现了少有的宽容态度，他侃侃而谈，他说他不会进攻蒋介石政府，但如果遭到国民党的进攻，就要抵抗。毛说，蒋介石诽谤共产党是“灰色俄国的走狗，是共产共妻之徒”。过去四年里，蒋介石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我们党都一一对付过来了。只要蒋仍然挂着抗日的招牌，我们就决不提出推翻他的政府的口号。
白修德在延安看到一种钢铁般的力量的实际存在，以及智慧、远见、民主、坚定信念的实际存在。这两种力量有机地汇合在一起，将创造一个中国的明天。
从1936年到1944年，毛泽东在打破国民党舆论封锁中，与美国各界友好人士建立起来的友谊和了解，以及进而发展起来的与美国官方人士的接触，产生了两方面的实际效果：首先是建立和促进了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改变了国民党反动宣传在美国人民中造成的歪曲的中共和其军队的形象，扩大了中共和其军队在美国人民中的影响，赢得了他们的同情和支持。这生动地证明了中共的正义事业是得道多助的。其次是这种由民间到官方的接触，也使美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了中共和它的事业，不得不考虑和中共及其军队的关系。所有这些接触，对于中共与美国双方发生双边关系，都是有益和必要的。如果美国与中共的关系能继续沿着这个方面发展，其后果也将是积极的。不过历史的发展不是以假设为前提的，尽管中共和毛泽东曾作了巨大的努力，但美国方面却未能起而呼应。相反，却把对华政策始终和蒋介石政权死死拴在一起，这就导致了中美关系不可避免的曲折。
①以上参见：白修德、贾安娜合著《中国的惊雷》和白修德的回忆录《探索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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