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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打破反动新闻蒙蔽下的世界舆论
美国舆论界限中的中共和红军1935年10月，中央红军胜利结束长征到达陕北。但是，由于蒋介石的严密封锁和反动宣传，广大地区的中国民众不可能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实情况。世界各国人民、包括美国人民，更加不能了解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苏维埃运动的真相。多年来，在江西红色根据地中只有一个外国人，他就是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军事顾问奥托·布劳恩（李德）。其他外国人在重重封锁下，根本不能进入苏区。
打破蒋介石的封锁，把中共和工农红军的真实情况公布给全同人民和全世界人民，这是毛泽东反复探求如何解决的问题。特别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立即面临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及促成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建立的任务，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更是十分必要。
从大革命失败到1936年期间，美国人民对于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苏维埃运动的真相几乎一无所知。蒋介石向全国和全世界宣布毛泽东和红军是一些“无法无天”的“赤匪”，并悬赏25万元换取毛泽东的人头。美国人民耳朵里灌满了的，只是从蒋介石反动宣传中转载来的一些污蔑、不实之辞。
这一时期，在中国的美国人，多达一万三千多人。他们对中国写了不少文章，发表了不少著作，但是几乎没有人对中共和红军有客观公正的报道，甚至很少涉及这方面的问题。他们中大多数或者与蒋介石站在同一个立场，或者更关心他们在华的冒险事业，中共和红军的问题，在他们是不屑一顾的。
美国报刊也很少刊登中国内部斗争的消息。1930年7月，美国出版的《太平洋事务》杂志，在“太平洋来讯”栏内，提到中国共产党的活动，这是自1927年以来的首次，完全采用蒋介石的口吻，把共产党和“土匪活动”相提并论。在之后的报道中，美国人民得到的消息是：“中国西部和南部地区的土匪活动”频繁；“共产党匪帮”的“普遍破坏和洗劫”；“持续不断的土匪及共产党骚动”等等①，重复的不过是蒋介石的反动宣传。《太平洋事
①〔美〕肯尼恩·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年版，第18页。
务》上关于中共和红军的歪曲报道，给美国人民造成一种假象：中共和红军在给中国各地制造麻烦，他们的力量已受到政府的致命打击；南京政府只是偶尔才关心一下这些“赤匪”。
虽然美国一些有识之上对蒋介石的反动宣传也不无怀疑，但官方对他们却实行压制。1929年春到达北平的美国青年外交人员柯乐布，在北平与汉口和中国各界人士广泛接触之后，1932年3月出版了一本长达123页、题名为《中国的共产主义》的报告。这位美国驻汉口的副领事，对中共的了解仍然是十分模糊和间接的，许多是错误的。他报告周恩来己于1931年6月23日被蒋介石下令处决。他提醒美国国务院，中国共产党人数虽然很少，但却是一支不可等闲视之的力量。他的报告所附的一张地图说明，共产党人已经控制了中国六分之一的领土。
柯乐布的报告受到其他美国外交官员的蔑视。北平公使馆一位高级官员看后说：“我们不想再要这种报告了。”②尽管如此，柯乐布还是继续收集、分析和报告他所能了解到的中共的一切情况。他是第一个向美国报告毛泽东的情况的人。1934年4月，他向华盛顿报告了毛泽东在三月前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大会上发表的政策声明③。但是，国务院以一贯轻蔑的态度对待他关于中共的报告。华盛顿一位主管远东事务的官员，把毛泽东的声明草草看了一眼后评论说：这是研究苏联宣传的人所关心的，但远东司并不感兴趣。①..美国政府对蒋介石的无条件支持，主宰了美国远东问题专家们的头脑。他们相信中共己成为溃散和流窜在穷乡僻壤的“土匪”，并坚决相信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说法。在北京担任《领袖》杂志编辑的美国人克拉克不值一提地认为，中国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所提供的“仅仅是一块极为贫脊而多石的土壤”。远东专家们认为，共产主义在“冷漠无情的中国土壤”里生根是极不可能的事情。②因此，在中国供职的美国外交官，不愿意花费太多的精力，去研究这个表面看来似乎并不很重要的运动。
当然。象柯乐布那样的美国人也不是绝无仅有。美国人士中，也有力图弄清真象，对中共和红军作真实了解的人，1931年，担任美国国家研究所助理所长的杨钦，对国民党围剿江西苏区时获得的一些中共文件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共产党人是始终不渝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一心要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他批评美国政府发布所谓“残匪已大部被歼”的新闻报道，是欺骗美国公众。在中国大革命时期，曾在汉口担任《人民论坛》编辑的美国人威廉·普罗梅也含蓄地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土匪，他们的领袖是土地革命者，目前中国苏维埃的发展“仍然是某种不清楚、不确定的东西”，“看起来具有一种意识形态”。③《纽约时报》驻中国记者哈利特·阿本德在《中国能够生存吗？》（1936年纽约）的文章中，对蒋介石把红军的反抗说成是对“掠夺”的爱好深表怀疑。他认为，红军队伍以高昂的士气和强大的生命力，抵挡了一支装备上占压倒优势的军队的大举进攻，这与红军是“土匪”组成的结论，显然是矛盾的。
②〔美〕伊·卡恩：《中国通》，新华出版社1980年版，第59页。
③柯乐布所指可能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1934年1月24日。①〔美〕伊卡恩：《中国通》第59页。
②〔美〕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24页。
③〔美〕肯尼思·休梅克：《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第29页。
在上海由美国人约翰·本杰明·鲍威尔主编的《密勒氏评论报》（英文），偶尔也对红军的行踪作一些较客观的报道。1934年10月20日，《密勒氏评论报》写道：
“两年前，一支数千人的红军队伍开入四川，随后不久，红军就对田颂尧将军统率的川军转入进攻，先后占领了通江、南江、巴中三城，在四川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虽然田颂尧将军也收复了几座丢失的县城，但最后仍然被红军击溃，损失步枪一万支。一年不到的时间，红军兵力扩大为十倍。1933年9月，红军对杨森将军发起进攻。红军还攻击了刘文辉将军所部，占领了遂宁、中坝。省军的战败有力地鼓舞了红军的士气，使红军获得了许多装备，大大扩充了军队。遂宁兵工厂被用来武装红军。现在红军又开始进攻，力图夺占万县和重庆。”
《密勒氏评论报》的这些报道，非常可怜地向美国人民透露了一些红军的情况。而著名的《纽约时报》1934年10月，整整一个月的新闻报道中，没有一则中国新闻，没有一次提到蒋介石，也没有一处说到红军。11月9日《纽约时报》在第六版上，用了四行字歪曲报道了红军的长征。说有四万共产党军队撤离了被封锁数月的江西和福建，此时正在西行途中，他们沿着粤汉铁路两边的湖南边界行进，在一百英里长，十二英里宽的地区大肆抢劫。三个星期后，《纽约时报》要读者放心，说什么国民党已在江西打败了共产党。看来，歪曲的报道及宣传的目的，是要使全世界认为中国红军已微不足道，无碍大局，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已经奄奄一息。
至于毛泽东，他的名字对于世界人民和美国人民此时更是鲜为人知。1935年以前，除了蒋介石的污蔑宣传以外，外部世界不了解他的生平，也不了解他的奋斗精神。
毛泽东的第一个传记是1935年12月13日发表在苏联《真理报》上，由署名A·哈马丹撰写的。他在《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一文中，叙述了毛泽东从中共“一大”到领导红军长征胜利的经历。这个传记，只是根据间接收集得来的材料撰写的。作者企图勾画出“中国人民传奇式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形象”，但由于缺乏对毛泽东的真正了解和对事实的占有，作者使用的许多材料并不确实，过多的形容词，夸张的说法，一些凭想象的杜撰，反而损害了毛泽东本来的形象。严格说，这篇不够传记水平的简单传记，根本不能真正达到介绍红军领袖的作用。
A哈马丹撰写《司令员未德》①也是如此，虽然作者满腔热情地歌颂这位红军的司令员，但是他对朱德的事迹毕竟了解得太少了，因而不得不借助于民间传说。诸如：“他来自遥远偏僻的山区。身躯高过任何大树。他伸出双手，就能喷出团团烈火，烧死任何敌手，他的敌人就是人民的敌人。他眼观四方，能看到百里之外。任何东西都逃不出他锐利的眼睛。他的军队不计其数，全体人民都跟着他走。连外国人也怕送命，纷纷逃出中国。论力量、论勇敢和智慧，无人可与他较量，可他为人朴实，性格和善。他睡在山岭、旷野，全体人民都为他警戒。他一觉醒来，又率领人民前进、再前进。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住他。他走遍中国大地，给一切穷人、无家可归者、善良的
①苏联《真理报》1935年12月6日．见《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二辑，四川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26—531页。人们带来解放。福建、江西、湖北、湖南的人民热爱他，到处都有人热爱他。他来自人民，人民给了他朴素而响亮的名字——朱德。”“朱德现在正向中国西北开辟战场。多年前他离开四川，现在他又回到四川。”“朱德正站在离军阀的堡垒成都（四川省会）不远的山岗上，用望远镜瞭望省会的城墙。正如民间传说那样，‘眼观四方，能看到百里之外’。”哈马丹对朱德的这些描写，使用了过分夸张的文学语言，缺乏客观事实的严肃叙述，无助于塑造朱德的真实形象，西方世界借此把这些传记说成是莫斯科的“宣传”。
由于蒋介石的封锁，共产国际对中共和红军的了解也是抽象和肤浅的。1935年11月14日，曼努意斯基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总结》中，提到朱、毛和红军时说：“红军主力在朱德及毛泽东指挥之下的长途西征，从江西到四川三千余公里，为避免蒋介石飞机的轰炸起见，多半在夜间和山中行军，没有渡河的工具，没有必需的军需和车辆，渡过了许多深阔的河流，爬过了人迹不到的高山，这种传奇一般的西征，证明中国红军具有中国任何军阀军队所不能击破的高度觉悟性，超人的坚韧性与战斗精神。”①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对中共和红军的伟大长征的了解，还缺乏对大量事实的把握。
看来，要冲破蒋介石罩在中共和红军周围的厚重铁幕，让外部世界了解中国的伟大的革命运动的种种真相，戳穿蒋介石的种种污蔑和反动的宣传，就必须让外部世界亲眼看到根据地和红军的生活、战斗的真实场面，让事实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宣布真相。1935年10月，毛泽东在他著名的诗词《念奴娇·昆仑》中，心情澎湃地写道：“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在他的心中没有忘记美国。
在美国人士中也有对中共和红军持客观立场的人毛泽东和中共了解到，在外部世界中，诸如在美国较有影响的人士中，仍然有对中共和红军抱着客观态度的人士。
1928年，以《法兰克福日报》特约记者身份来到中国的美国科罗拉多矿区工人的女儿史沫特莱小姐，在上海同共产党人相识。她目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对人民大众的残酷剥削，决心为帮助穷人的解放而奋斗牺牲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服务。她曾经把红军的高级指挥员周赤萍安置在自己的住处养伤，听他讲述激动人心的有关共产党人英雄主义的故事，从周那里得到共产党人提供的第一手材料。据说她曾到过苏区，直接了解过红军。当时在上海和她有来往的苏共谍报人员理查德·佐尔格回忆说，这位女性常常随随便便，毫不惋惜地放弃舒适的住宅，而去中国泥泞不堪的小路上艰苦跋涉。有时她突然消失，几个月不在上海露面，到什么地方去走走转转，甚至同红军士兵一起行军，去冒各种危险。回到上海时，皮肤晒得黝黑，但却有许多感受。一双明亮的眸子光彩熠熠。①..
1933年史沫特莱在纽约出版了《中国人民的命运：今日中国概述》；1934年她在纽约出版了另一本她在苏联养伤期间完成的报道中国红军的著作《中国红军在前进》。这两本在美国出版的书，第一次向美国人民提供了一种代替国民党宣传的东西。奋发向上、富于理想、英勇善战的红军是她笔下的英雄；腐败无能、烧杀抢掠的蒋介石军队才是土匪。这两本书尽管被美国的权
①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7册，第355页。①〔苏〕■·M·科罗利科夫：《绝密行动》，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版，第86—87页。
威人土称之为“十足的宣传”、“故事”，但是它的真实性却使蒋介石大为恼火。史沫特莱遭到中国官方新闻界的猛列攻击，并受到国民党的严密监视和经常的打扰。
这一时期还有另一个活跃在中国的美国新闻记者特别值得一提，那就是1936年以后闻名于世界的埃德加·斯诺。1933年他出版的《远东前线》一书，以对国民党政权的深刻观察和间接收集得来的材料，客观地评价了蒋介石政权和中共领导的苏维埃运动。
作为一个美国记者，他是一个敢于直率指出蒋介石政权反动本质的人。他写道：“南京政权已经堕落到比以前那些督军政府好不了多少的地位。”“无论北方和南方的农村，都由有势力的高利贷者和地主（包括许多官员）控制着；他们也通过鸦片买卖赚钱，这种买卖在半官方的经营之下扩大到极大的规模。资本、企业和土地越来越集中到官员、军阀和银行家手里；敲诈、贿赂、贪污和裙带之风盛行。剥削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和小贩来养活地方军阀和军队；工人处在饥饿线上。”
斯诺指出，在这种情况下，1927年起在农村中兴起的共产主义运动是很容易理解的。在南方各省农民武装部队赶走或杀死国民党官僚和豪绅，建立了苏维埃政府，这些地区共有农村人口五千万至七千万人，现在已经完全布尔什维克化了。它的热心而干练的领导人主要是五位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战士：毛泽东、贺龙、叶挺、朱德和彭德怀。
斯诺公正地指出，红军决不是“赤匪”，而是穷苦人的救星。他们“连根拔掉剥削制度。地主、高利贷者和地方军阀被清除。废债务、撕地契，把土地分给了农民和士兵。寺庙、祠堂地产、公共的设施和资源归政府管理。废重工、禁鸦片，废除娼妓和娶妾的制度，对所有的农民、工人和士兵给以公民权。”斯诺客观地看到，共产党取得成功的真正基础，在于它的主张从根本上合乎人数众多的无地农民和贫民的愿望。红军士兵都是农民，他们的政治领导人也多是农民出身。他们每到一地，总能赢得农民的支持。①
斯诺关于中共和红军的报道和评价，虽然根据的只是一些零碎事实和间接材料，他也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还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国的苏维埃运动。但是他对中国人民友好的态度，以及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使他能够客观公正地报道他在中国见到的种种事实。这一时期，斯诺还在上海广泛接触了中国进步作家，1933年，他出版了《活的中国》一书，收集了鲁迅、柔石、茅盾、巴金、沈从文、肖乾、郁达夫、张天翼、郭沫若、沙汀等作家的短篇，这是向英语国家介绍中国新文学的最早选集之一。斯诺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对中国进步势力的支持，使他成为有幸访问苏区的第一个美国人。
毛泽东和中共相信，凡是正义的事业就能打动人心。只要有客观态度的人，哪怕意识形态不同，他们也会尊重事实。毛泽东和中共决定，大胆地吸引外国记者到苏区来，让他们亲自看看事实，让他们向世界宣布真相，会比我们自己去说更加有力。这便是打破蒋介石的铁幕封锁，走向外部世界的道路。
这样，在打通走向外部世界的道路的斗争中，毛泽东与美国、首先是与对中国抱着友好态度的美国进步记者发生了直接的联系。
①以上参见《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5—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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