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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帝国主义侵略下的湖南
西方帝国主义对湖南的侵略毛泽东与美国的关系，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
毛泽东的家乡——湖南，在近代是一个具有反帝斗争传统的省份，又是一个得风气之先，思潮最为活跃和开放的省份。年轻的、有前途的、敏感的学生们集中在长沙这个受到帝国主义巨大冲击的省城里，他们对于迫临的社会危机表示出强烈的关心。毛泽东作为这些在省城经常把自己置于政治旋涡中的青年学生中的一员，也受到了西方思潮的影响，具有很强的开放意识，对于西方，包括美国在内的各种新知识具有浓烈的兴趣和探索精神。同时，他也强烈地体认了民族斗争的传统和湖南人民反帝斗争的传统，因而民族意识深入了他的骨髓。正是这种种因素，促成他很早便成为一个具有鲜明态度
①毛泽东《〈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湘江评论》创刊号，1919年7月14日。
和坚定立场的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战士。他反对帝国主义，自然也包括在那个时代作为西方侵略者闯进中国的美国帝国主义。美国与西方其他列强一样。在中国耀武扬威，推行炮舰政策，瓜分中国领土、财富和权力，对中国大肆实行政治和经济侵略。但是，美国比其它西方列强更突出的是，特别注重文化侵略和意识形态的同化，注重培植在华的亲美势力，在策略上，更喜欢玩弄骗术，或者打着和平的幌子，或者高唱“尊重主权”的调子，以骗取饱受侵略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对他们的信任以至产生幻想..。
毛泽东和美国的早期关系，是半殖民地社会中，一个谋求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革命者反对外来压迫者的关系。他对美国在中国这个和平国家以主人的姿态而高视阔步、颐指气使的作为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他的这种立场，最初便是由美国的侵略行径和它在湖南的所作所为直接促成的。
在毛泽东出生前很久，中美就已经发生了关系。1784年2月，从遥远的美国纽约港，一条载重360吨的木制帆船“中国皇后”号起航，满载着棉花、人参、毛皮和其它货物，乘风破浪穿过大西洋，绕过好望角，驶入中国广州。这艘木帆船，揭开了中美关系的序幕。
1784年开始的中美关系，最初还是一种平等的贸易关系。到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的签定，中美关系便发生了严重的倾斜。美国追随英国对中国实行侵略，迫使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并加紧对中国实行政治、文化渗透。这样，美国扮演了把中国拖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刽子手的角色之一。
毛泽东出生后的第二年，美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限制华工条约》，以十年为期，绝对禁止华工赴美，掀起排华浪潮。就在这一年，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美国驻华代办田夏礼狂妄地宣称：“惟有使用武力，才能使这个国家（指中国）和世界（指列强国家）融洽相处。只要清王朝不致受到威胁，中国的战败倒是一个有益的经验”。①这是赤裸裸地助长日本侵略的嚣张气焰的有力佐证。
1899年，即毛泽东六岁那一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以对中国更大的野心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他要求中国政府在承认各国“势力范围”的前提下，将中国市场向全世界开放，凡是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享有的权利，美国也要享有，实行所谓“利益均沾”原则。同时，在政治上，他要求各国在北京采取一致行动，赞助为巩固满清帝国政府及维持中国完整所急需的行政改革。就是说，各帝国主义国家要通力合作，共同维护它们的走狗清政府在中国的反动统治。“门户开放”政策的提出，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美国由一个追随英国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对中国奉行独立侵略政策的野心勃勃的帝国主义国家。
进入二十世纪头一年，美国便与西方七国组成八国联军，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的指挥下，以“保护”各国在华使馆和侨民为由，从天津向北京迸犯。八国联军用大炮轰开古老的北京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对中国人民犯下滔天罪行。1901年，在慈禧“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政策指使下，清政府全权代表奕劻、李鸿章与美英等11个帝国主义国家签订了史称“辛丑条约”的卖国奇耻条约。中国向各国赔款4.5亿两白银，分39年付清，本息共9.82亿两。美国在对中国的这场野蛮战争中，获得3293万两白银赔款，合24440778.81美元，并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道，取得北京到山①丁楠：《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293页。海关的驻兵权。
1903年，美国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强迫中国内地通商口岸向美国完全开放。与此同时，美国加紧向中国进行政治、文化渗透，实行精神侵略的新战略。1908年，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通知清政府，美国国会核准将中国庚子赔款给美国的款数减至13655492.69美元，将此数与原应赔给美国之数的差额10785286.12美元“退还”中国，用以帮助中国发展教育。美国此举打着“笃念邦交，义行独倡”的旗号，宣称这是对华“友谊”之举，实则是因其独霸中国的需要，以文化侵略辅佐炮舰侵略。美同伊利诺斯大学校长詹姆士在给美国总统老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便毫不掩饰地说出了文化侵略的目的：“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已经做到把中国学生的潮流引向这个国家来，并能使这个潮流继续扩大，那么，我们现在一定能够使用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这就是说，使用那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方式。”①詹姆士宣称：“为了扩张精神上的影响，而花一些钱，即使从物质意义上说，也能够比用别的办法收获更多。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是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的。”②这样，美国的文化侵略伴随着它的炮舰政策向中国一齐进攻，到处办起了教会、学校、医院等，它们用所谓“基督教文化事业”加紧推行“殖民地化文明”，制造奴化的知识分子，为它们在中国的统治培植代理人和代言人。
湖南人民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湖南是一个具有反帝传统的省份。早在1840年林则徐禁烟时，湖南营兵一千名，便由福祥、游击沈占鳖、守备洪达科率领赴粤助战。1842年，湖南邵阳人魏源便编撰《海国图志》，“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西方列强对中国的这个中部省份唾涎已久。但是，整个十九世纪，湖南人民英勇而成功地进行了斗争，阻遏了任何外国人进入该省。1892年，湖南长沙发生了周汉刊刻图画，编唱歌谣反对帝国主义“洋教”的事件，周汉的歌谣传遍两湖，影响极大。然而，美国却是最先在湖南取得权益的国家。1898年，美国合兴公司攫取了粤汉铁路的投资修筑权，即包括湖南铁路的修筑权在内。嗣后，美国和英国、法国、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联盟向湖南渗进，都遭到湖南人民的英勇反抗。1900年衡州的民众捣毁了大约30多个基督教小教堂，杀死了两个德国传教土和一个意大利主教。1901年传教士们卷土重来，在省城长沙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教会。到1902年，湖南又爆发了反传教活动的斗争。看来，光靠传教士的力量永远也突破不了湖南的城墙。于是侵略者们决定炫耀武威，英国人派了一艘炮舰到长沙协助清政府镇压了这场斗争。在炮舰的支持下，基督教以对湖南的全胜而告终。至1907年，湖南全省已有123个基督教传教士以及116个华人助手，在87个不同据点进行活动。
1904年，湖南省城长沙继岳州开为商埠（1899年）之后，被迫向日本和西方列强开放。之后美国在湖南的侵略势力急剧扩展。美国在岳州、长沙所设的恒信洋行，专门经营锑矿、萍乡焦煤及湘西、湘南的桐油，并替奸商承办夏批美国商品，成为美国对湖南经济侵略的最大据点。此外，如美商美孚石油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南星洋行、旭升洋行等，也在长沙、湘潭等地设有经理处和分销处，大量榨取湖南人民的膏脂。1904年，日本商号的近一百个代表团访问了这个城市，以探究在那里建立工厂、开发矿藏的可能。美国和西方各国还把脚迹伸向湖南苗、瑶少数民族聚居的边远山区，在那里寻找开矿的权利。长沙不仅成为美国和西方列强的一个重要商品销售市场，而且成为一个重要的投资地。
①转引自李长久、施鲁佳主编：《中美关系二百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66—67页。②转引自李长久、施鲁佳主编：《中美关系二百年》，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66—67页。
帝国主义各国在湖南的势力日益扩张，成为湖南人民日益担忧的事情。美国和西方传教士、商人、教师、外交人员、海关人员纷纷进入湖南。到1908年，在长沙的日本人已达1395人，美国人和欧洲人大体上也有这样的数目。他们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便从一个普通的人升入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的等级，变成了中国人民的人上人，西方列强对湖南的冲击速度和规模之大，是湖南人民奋起反对帝国主义的直接原因。长沙的民众对帝国主义的耀武扬威极为反感，因而反帝风波随时都在酝酿和发生，以致在长沙的英国领事w·梅立克·休特勒惊呼：“没有女皇陛下的一艘炮舰，法律和秩序是维持不了的。”休特勒要求要有一艘军舰留驻长沙。1909年，英国炮舰8次“访问”长沙，长长的、阴森森的大炮简直指长沙城。英国领事把每次“访问”都看做是“强行决定未解决的案件的有价值的杠杆。”①这种无耻的炮舰政策，激起了湖南人民更高的反帝情绪。湖南的爱国人士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在湖南的侵略行径。1905年，湖南巡抚端方开放常德和湘潭两商埠的计划遭到学生抵制。同年，又爆发抗议美国歧视中国人民的移民法律的斗争，以及从美国合兴公司收回粤汉铁路筑路权的斗争和抵制美货的斗争。长沙召开了四千多人参加的抵制美货的大会。在抗议和抵制美货的斗争中，产生了一个杰出人物——湖南教育会会长禹之谟。在他的策动和领导下，湖南工业学堂的教职员与学生，首先进行了抵制美货的宣传活动，接着中路师范、府中学堂的学生也举行集会、演说、宣传，造成了长沙抵制美货的浩大声势。1906年禹之谟英勇牺牲于清政府手中。禹之谟的事迹和人格给毛泽东以深刻的影响，他崇敬禹之谟，为禹的反帝献身精神深深感动，并常常到禹的墓地凭吊。1909年至1911年，湖南又发动了收回路权的运动。1910年，长沙由抢米风潮引动民众大规模的反帝斗争。
美国在湖南除竭力扩大经济侵略外，特别突出的是文化侵略，力图通过文化渗透，在湖南培植它的代理人和代言人。早在1890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便赤裸裸地说：“不论在哪一个社会，受高等教育的人们，都是有势力的人们。他们控制社会的情感和意见。作为传教士来说，如果我们彻底地训练好一个人，使他在他的一生中，能发生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之巨大影响，就会胜过训练半打以上的人们，他们的教育使他们不可能在社会有崇高的地位。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支燃着的烛，别的人就要跟着他的光走。这就中国来说，比其他异端的国家更真实。”①在湖南，美国人就是循着这条路子走的。
从1906年起，美国便在长沙大肆营造教堂、海关建筑、领事馆、住宅和商店。1902年美国雅礼会决定派人到中国活动，规定他们的任务是“把美国文化‘精华’传播给中国人民。”1903年，雅礼会代表洛仓斯德士敦到中国，湖南十个基督教会集会，邀请雅礼会来长沙。1906年，雅礼会在长沙西牌楼创办雅礼医院，1908年复设护士学校，其经营者为美国人胡美。
①转见：〔美〕周锡瑞著《改良与革命》，中华书局，1982年，第148页。
①《在华新传教士一八九○年大会记录》第457页。1914年12月，美国雅礼会在长沙创办湘雅医学专门学校。1923年，毛泽东对美国在湖南的势力作了如下概括，他指出，外商在湖南的势力：以英商营业较大，日商次之，美国又次之。三国在长沙均设有领事。而在文化方面，美国的势力特别大。“美国传教事业尤为猛进，以青年会为中坚，兼及教育事业及慈善事业。美国人在湘因商业上无势力，专从事宗教、教育及医院筹赈等慈善事业用力。一班留美学生从而和之，造成一股浓厚的亲美空气。”①..从毛泽东的记载可以看到，美国在湖南的文化渗透，的确收到了显著的效果。
美国虽然在湖南造成了一批亲美知识分子，但是也造成了它的对立面——一批对帝国主义保持高度警惕的先进知识分子。长沙不仅是湖南教育的中心，而且也是讨论和批评政治的中心。二十世纪的长沙学生界对于迫临的社会危机，率先表现出强烈的关心。他们所受的教育，使得他们特别的敏感，他们的一颗跳动的中国心，使他们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深感不安，他们是中国社会最早惊醒的一代。早在1892年周汉编写的歌谣揭贴中，对美国的凶横就有描写：“美国鬼子惹不得，助运鸦片害中国。”1903年杨笃生在他所写《新湖南》的小册子中，展示了对帝国主义的最早分析。对毛泽东有极深影响的陈天华，在《警世钟》这本小册子中，就已经表示了对帝国主义的高度警惕，他向国人大声疾呼：“嗳呀！嗳呀！来了！来了！甚么来了！洋人来了！洋人来了！不好了，不好了！大家都不好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贵的贱的，富的贫的，做官的，读书的，做买卖的，做手艺的，各项人等，从今以后，都是那洋人畜圈里的牛羊，锅子里的鱼肉，由他们要杀就杀，要煮就煮，不能走动半分。唉！这是我们大家的死日到了！”
湖南先进的知识分子们，一方面对帝国主义保持警惕和觉悟，另一方面，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中国的落后又迫使他们只有向西方学习，去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们向西方学习真理的认真程度和他们对西方的警惕程度不相上下。毛泽东便是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他身上，体现出这种文化氛围造成的鲜明特征。1910年，毛泽东到达长沙时，对于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和湖南的侵略，已经有亲身感受和一定的知识。他在这个具有浓烈反帝空气的长沙城，受到了反帝思潮的熏陶，也受到西方文化的巨大冲击。他虽然接受了西方文化中的若干观点和思潮的影响，但是在政治上他却是鲜明地对西方持批判态度。这就构成了他早期对美国的认识和态度的基本出发点。
①毛泽东：《省宪之下的湖南》，《前锋》第1卷第1期，1923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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