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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革命
由于“以民为本”政治伦理思想的积淀，出于对马克思设定的社会主义的执着追求，毛泽东建构了社会主义的理想模式。但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家，他决不会满足于形成一个理论的自我。只有使这个理论的自我得以对象化，即按照自己的理想直接改造社会，他才能安静和满足。因此，他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将他的社会理想付诸实践。
一“文化大革命”的由来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三喜三惧引起了对“修正主义”的警觉，提出了“反修防修”的问题。
毛泽东按照政治思维的特征，针对苏共二十大“三和”“两全”的路线和国内出现的情况，提出了修正主义的概念。在毛泽东那里，修正主义有着特定的内涵。内涵之一，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针对1956 年苏共的路线，他多次说：“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否定马克思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60 年代以后，又多次讲到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党内的代理人。内涵之二，就是指资本主义。他在1957年3 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他在1964 年与一个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说：“什么是修正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政治、经济、文化”。“修正主义分子”，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修正主义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内涵之三，就是指“和平演变”的代表人物。他把党员干部中出现的腐败现象、官僚主义、以权谋私、贪污浪费等问题看成是修正主义的表现。把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抵制资本主义，防止修正主义，作为“防腐拒变”、反对“和平演变”的战略任务提到全党面前。
毛泽东根据这种思维逻辑，提出了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他在1962年2 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根据河北省保定地区结合社会主义教育开展“四清”和湖南“四清”中狠抓阶级斗争的经验指出：我国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可能，一种不可能，在农村实行社会主义教育，就可以“挖修正主义根子”。这次工作会议决定在农村开展“四清”运动，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目的就是为了反修防修。在这里，毛泽东虽然还没有确定的对象，强调的是一种“可能”。但已表明，他由国际上的反修，转入了国内的防修。
毛泽东的这种思维走向并非毫无原因。
第一，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经济的调整过程中，出现了所谓“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这对于以伦理政治为标准，追求纯社会主义理想模式的毛泽东来说，不能不引起他的忧虑。
1962 年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曾说过：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二月的西楼会议上，发现财政预算尚有50 亿赤字，认识到实际困难比七千人大会时的估计要严重，所以刘少奇又说：看来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现在处在一种类似的非常时期。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人一致强调对困难要有足够的估计，工作的基点放在“争取快、准备慢”上，对此，毛泽东批评他们对形势的估计是“一片黑暗”，不合实际，形成一般“黑暗风”，是对“三面红旗”的否定。
在经济严重困难的情况下，1961 年3 月，安徽省要对群众要求包产到户的意见，加以变通，试行“定产到田，责任到人”的包工包产责任制，到秋末，全省推广，承包责任制占全省85.4％，10 月，毛泽东否定了这种作法。1962 年5 月24 日，邓子恢在贯彻中央《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过程中，向中央写了《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的报告，提出了除了小队核算制30 年不变的立法外，还要稳定和扩大一点社员小自由，即自留地、自留山、饲养家禽家畜等，集市贸易不能关死，着重建立生产责任制。五六月间，党内对包产到户问题进行争论，次年元月下旬，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华东区的汇报，他们认为安徽“责任田”是包产到户，是单干，这是一种方向性错误。邓子恢争辩，责任田没有改变所有制性质，是中国人民在集体经济中的伟大创造，只要经过试行改进，很可能成为经济管理的好办法。邓小平支持邓子恢的意见，引用安徽人民的话说，不管黑黄猫，能逮住老鼠的就是好猫。对于这一切，毛泽东认为是刮单干风。8 月9 日，他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说，1960 年以来，不讲一片光明了，只讲一片黑暗，或者大部分黑暗。思想混乱，在困难面前被吓倒，放弃社会主义道路，向后倒退、单干。这引起了毛泽东关于国内出“修正主义”的警觉。后来毛泽东在同外宾的谈话中把这些观点与修正主义路线联系起来。1964 年2 月9 日，毛泽东在北京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谈话时说：农村工作部里面就有一个邓子恢，他是中央委员，还是副总理，却主张单干，实际上不要社会主义农业。这股单干风，在前年上半年刮得很厉害，有一阵子可猖狂啦。1964 年2 月，金日成到中国访问，毛泽东同他进行了深层的谈话。他说：天下大事分则必合，合则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1962 年上半年我们党内也有主张“三自一包”的。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目的是要解散社会主义的农村集体经济，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三和一少”是他们的国际纲领，“三自一包”是国内纲领。这些人中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他们在上半年到处宣传。除此之外。每个部都有，每个省都有，支部书记里头更多。所以说，“天下太平”没有这么回事。毛泽东还说：如果中国变成修正主义，天就黑暗了，你们怎么办，要作思想准备，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反对中国的修正主义。毛泽东强调说，要向全国人民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教育，要反对新的资产阶级和新出来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进行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这号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很厉害，神通广大，他们能够从广州弄到自行车用飞机运到河北高价出卖，这个人还是一个县的农村工作部长。1965 年8 月11 日，毛泽东在谈到援助越南问题时说：修正主义是一种瘟疫。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的是陈云，而且对我们讲，不仅要包产到户，还要分田到户。邓子恢到处乱窜，刮单干风。陈云还守纪律，但是很厉害。对此，毛泽东深有感慨他说：领导人，领导集团很重要，1962 年刮歪风如果我和几个常委顶不住，点了头，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会变颜色。许多事情都是这样，领导人一变，就都变了。
毛泽东的批评，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陈云在给毛泽东的一封自我批评的信中说：在1962 年7 月初，我曾经向你提出，同时也向中央常委中几位同志谈过，用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产量。这个意见是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它关系到农业方向，集体经济与小个体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现在用加强集体经济的办法，3年就恢复了农业，如果用分田的办法，可以想象是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后患不堪设想。思想根源，在于没有把人与物的关系搞准，没有人的因素第一这种思想，这是右倾错误。
第二，王稼祥关于对外方针的建议，加深了毛泽东国内出“修正主义”的观念，60 年代的中国，处在一个大小矛盾尖锐和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在这种形势下，对外联络部部长王稼祥于1962 年上半年，几次谈了他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和调整对外方针的意见。2 月27 日，他征得中联部党委的同意，联名给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写了一封建议信。他认为，在世界战争问题上，“不要说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必然导致发生世界战争”，不要笼统地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不可避免”，不要简单地说“打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帝国主义”，不要过分地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以便“冲谈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因为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在和平共处问题上，他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的观点是错误的。主张对外采取缓和的方针，不要采取加剧紧张的方针；在国际斗争中要小心谨慎，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在对外援助问题上，要实事实是，量力而行，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援的支票。要适当收缩。对此，毛泽东两次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谈到这个问题。1963 年5月22 日，在武汉会谈中说，我们党内有些人主张“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这就是修正主义的路线。1964 年2 月9 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谈时再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党。这实质上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他们联络部里就有少数这样的人，另一个是统战部，它是与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每个部都找得出这样的人，这一股风，在前年上半年刮得厉害，在国外来说，被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吓倒了，在国内由于天灾人祸，经济受到损失，于是修正主义就露头了。有一阵子可猖狂啦。针对“三和一少”，我们的方针就是“三斗一多”，这就是对帝国主义要斗，对修正主义要斗，对各国反动派要斗，要多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的和马列主义的政党和马列主义别派。“三和一少”是赫鲁晓夫的口号，“三斗一多”是我们的口号。后来，毛泽东在接见外宾时，多次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王稼祥是联络部长，也被拉到右边去了，他本来害病，没管事，那年春季，他突然积极起来了，他主张“三和一少”，这是他们的国际纲领。可见，毛泽东把“三和一少”视为国际共运中赫鲁晓夫二十大“三和”、“两全”修正主义路线在中国的直接反映。
第三，国内阶级斗争的情况和干部的状况，促使毛泽东做出了国内出“修正主义”的判断。继1963 年2 月中央工作会议之后，毛泽东收集了各地有关农村“四清”阶级斗争情况的20 个报告材料。其中浙江省7 个、湖南省4个、河南3 个、河北3 个、东北局1 个、湖北1 个，山西1 个。根据这些材料，毛泽东列出了阶级斗争的9 种表现：（1）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总是企图复辟，伺机反攻倒算，进行阶级报复，打击贫农、下中农；（2）被推翻的地主富农分子，千方百计地腐蚀干部，篡夺领导权，有些社队的领导权，实际上落在他们手里，其他机关的有些环节，也有他们的代理人；（3）有些地方，地主、富农分子进行恢复封建的宗族统治的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发展反革命组织；（4）地主、富农分子和反革命分子，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欺骗群众进行罪恶活动；（5）反动分子和各种破坏分子的活动，例如，破坏公共财产，盗窃情报，甚至杀人放火，多处发现；（6）在商业上，投机倒把的活动很严重，..；（7）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现象也发现；（8）在社会上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横财；
（9）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同地主、富农勾结在一起，为非作歹..。毛泽东把这种种情况同党与干部反修防修联系起来，提出了党和国家会变颜色的警告。他在浙江省7 个材料上批示说：“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在这里，毛泽东为人们描绘了一种令人警觉，担忧、可怕的危险景象。正是这种警告使全党首先是党中央，几乎无例外地接受了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决定。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深挖修正主义的根子，清除产生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防患于未然。
毛泽东不仅看到农村阶级斗争的情况，同时也关注着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问题。因此，提出“反修也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文学、艺术、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时，提到了“利用小说反党”的文化艺术问题。随后，他在巡视各省时，对文艺也给予了很大的注意。1962 年12 月21 日，毛泽东在同华东的省市委书记谈话中，提出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问题。他说：对资本主义要有一些专问研究，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现在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了，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当时人们怀着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了“现代修正主义”的真诚忧虑和高举马列主义旗帜的责任感，投入了批判鬼戏《李慧娘》及其“有鬼无害”评论的斗争。在文化艺术界的批判运动逐步开展的过程中，毛泽东对文艺界作了多次的批评。1963 年9 月27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过去的戏总是那一套，帝王将相，小姐丫环，保镖的是黄霸天，搞这一套不行”。“推陈出新，出什么？要出社会主义，要提倡搞旧形式。旧形式也要搞新内容”。11 月，他又说：“一个时期《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如果不改变，就改为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12 月12 日，毛泽东作了第一个重要的文艺指示。他写道：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接着，1964 年6 月27 日，毛泽东又在中宣部文艺处一份《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上作了第二个指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与此同时，毛泽东还认为哲学界杨献珍的“合二为一”论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论。孙治方的有关价值规律、利润、奖金和企业自主权等经济学观点是“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理论。
毛泽东60 年代在文学艺术界、哲学界、经济学界和历史学界等意识形态领域中展开的一系列批判，都是从“防修斗争”的政治高度出发的。
为了在中国有效地避免出“修正主义”，毛泽东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审察了阶级斗争情况，引起了警觉。但是，作为政治家的毛泽东，没有仅仅停留在对这些情况的审察上，他鉴于赫鲁晓夫的教训，特别注意党内有没有支持这种种“资产阶级影响”的政治代表人物，注意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1965 年1 月13 日，他曾同有的领导同志说：“去年10 月，
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他为这番话没有引起地方上反应感到担忧。1965 年10 月10 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向各大区第一书记正式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这是很可能出的，也是最危险的。”正是这一指导思想，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生。
毛泽东对刘少奇曾有1953 年“巩固新民主主义新秩序”的批评，也有1955 年砍合作社的埋怨。但没有动摇对他作为接班人的信任。毛泽东把刘少奇作为修正主义代表人物并与他分手，则始于1962 年，公开暴露于1964 年。1962 年，党内有些人提出了“包产到户”的主张。刘少奇支持这种意见。说过工业上退够，农业也要退够，包括包产到户等话。毛泽东对此明确表示不满。他认为包产到户就是单干，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因而支持它就是右倾。
但那时，毛泽东对中央出修正主义的担心，主要放在中央农村工作部。毛泽东与刘少奇正面冲突，还是在1964 年的一次常委会上。毛泽东说：“四清”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而刘少奇却说，“四清”是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好。对此，毛泽东很不满意地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后来，在1965 年1 月一个小型会议上，他正式批评刘少奇关于“四清”运动的性质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党内外矛盾交叉、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等提法，还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邓小平负责的中央书记处。一个是李富春负责的国家计委。接着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23 条”，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于这个提法，刘少奇表示不同意。从此，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就是中国的赫鲁晓夫，中央出了修正主义。1970 年12月18 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斯诺问及“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时，毛泽东回答说：“那就早啰。1965 年1月，23 条发表。23 条中间第一条就是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反对。”在毛泽东看来，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原则问题，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他与刘少奇分道扬镳了。于是，“炮打司令部”一声炮响，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了这场“文化大革命”，一场祸及全国的10 年灾难发生了！
二“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5 年11 月10 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随即开展了在文学艺术领域里的批判运动。为“文化大革命”拉开了序幕。
1959 年4 月5 日，毛泽东在上海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针对“大跃进”中许多同志不敢讲真话的情况，提出学习海瑞问题。他说：尽管海瑞攻击皇帝很厉害，但对皇帝还是忠心耿耿的。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根据毛泽东的讲话和胡乔木的建议，写了“海瑞骂皇帝”一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此后，各地出现了一批宣传海瑞的戏。在1959 年下半年的一次政协会上，北京京剧团团长马连良要求吴晗为他们写一出海瑞戏。据此，吴晗1960 年底写了《海瑞》一戏，后接受别人意见改名为《海瑞罢官》，1961 年1 月发表于《北京文艺》，并由北京剧团上演。该剧叙述了明朝大臣海瑞终于将宰相徐阶的第三个儿子因强占民田、强奸民女罪而处死，并通令给绅退田的故事，宣扬了
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此剧上演后，毛泽东很高兴，在家里接见了演海瑞的演员马连良。
但是，从1962 年开始，党内对于采取什么措施克服经济困难时，出现了“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在这种情况下，江青多次向毛泽东提出：《海瑞罢官》有问题，要批判，并找中宣部、文化部4 位正副部长，提出要批判此剧，但均遭拒绝。1963 年前后，报刊上出现了一批赞扬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论文章。1964 年，康生向毛泽东说：《海瑞罢官》与庐山会议有关，同彭德怀问题有关。这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1964 年下半年，江青在北京找李希凡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李希凡没有接受。于是，1965年2 月，江青到上海与张春桥密商，由姚文元写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文章把剧中“退田”、“平冤狱”的内容同1961 年至1962 年的现实政治联系起来，说1961 年正是我国经济困难的时候，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反映，是一株毒草。
文章写作是在秘密情况下进行的，除毛泽东外，中央常委无一人知道。后来江青在1967 年4 月12 日披露说：“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①毛泽东在1967年2 月3 日接见阿尔巴尼亚卡特·巴庐库时也谈到：“1965 年11 月对吴晗发表批判文章，在北京写不出，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这个摊子开始是江青他们搞的，当然事先也告诉过我。文章写好后交给我看。她还说，只许我看，不能给周恩来和康生看，不然刘、邓这些人也要看。”
由于人们不知文章的来由和底细，虽然全国地方各大报纸都先后转载，但中央书记处持慎重态度，北京各大报刊仍未转载。当时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对点名批判没有经过中宣部批准感到震惊。认为“上海这种做法，还要不要党的纪律？”随后，决定先向《文汇报》了解情况。由于张春桥严令向北京也向中央封锁消息，《文汇报》不予透底。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市委决定请示在外地的彭真。彭真答复，暂不转载，待他回京再说。
11 月20 日，毛泽东要上海立即将姚文元的文章印成小册子发行。24 日，上海新华书店急电全国征订。北京新华书店请示市委，得到的答复是一本也不订。
对此，当时在上海的毛泽东极为不满。他在1967 年5 月接见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时说：“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刊登了，但就是北京、湖南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11 月下旬，彭真回京。在听取《红旗》杂志的汇报后，他指示，中央报刊是否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还要考虑一下再说。他在北京市委书记处讨论转载的问题时说，吴晗的性质不同于敌我矛盾，对姚文元文章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北京市委书记处研究认为，不同意姚文元的文章在政治上的批判，如必须转载这篇文章，则要加上编者按以表明自己的态度。11 月29 日，《北
①江青：《为人民立新功》（1967 年4 月12 日）。
京日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根据彭真的指示写了编者按，强调“有不同意见应该展开讨论，实事求是地弄清是非”。11 月30 日，《人民日报》在第5版“学术讨论”专栏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以表示不同的态度。并加编者按说：“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反批评的自由，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要采取说理的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
毛泽东则以鲜明的态度支持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12 月21 日在杭州同陈伯达、艾思奇、关锋谈话时说：“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样，要害由“退田”变为“罢官”，使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带上了更为严重的政治色彩。以此为信号，从1958 年以来包括庐山会议、七千人大会、西楼会议和“四清”运动中的意见分歧等问题中，毛泽东想到了斗争的严重性和尖锐性，从而增加了对中宣部的不满，坚定了他对中央出“修正主义”的耽心和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看法。
姚文元的文章在北京各报转载后，如何进行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彭真、陆定一为首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认为，《海瑞罢官》不是尖锐的政治问题，而是一般的社会思潮，力求把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控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1966 年1 月2 日，彭真召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有关负责人会议，强调“放”，并说：“政治问题两个月以后再说，先搞学术。”陆定一在会上也说，先搞学术问题，政治问题以后再说。并在其他场合称：姚文元的文章，要是没有最后有关政治批判的部分就好了。在这种氛围下，北京各报发表了一批有关“道德继承论”、“清官”、“让步政策”等学术性文章，而对有关“要害”等政策性批判的文章不予发表。彭真在1966 年2月3 日的“五人小组”会议上说，经查明，吴晗同彭德怀没有关系，因此不要提庐山会议，为了“收”，不要谈《海瑞罢官》的政治问题，学术批判不过头，要慎重。尔后，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等人根据彭真的指示，起草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这个提纲先后经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毛泽东同意后，于2 月12 日批发全国。《提纲》强调“要坚持卖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规定“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有关机构批准”。并要求“反对自以为是，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要在适当的时机，对“左派”进行整风。
《提纲》发出后，上海市委宣传部杨永直3 月初到中宣部询问《提纲》的情况，向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提出了一些问题。许立群带着这些问题向彭真汇报，请示怎样答复。当许立群说及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提的是谁时，彭真说：“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人，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当说及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影片，包括因为有大腿的《女跳水队员》行不行时，彭真反讥说：“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泳过没有？”当说及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时，彭真说：“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彭真、陆定一的讲话，北京各报的学术批判，《二月提纲》的规定，中宣部扣发政治批判稿件的作法，如此等等，与毛泽东的从政治“要害”上批判的观点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引起了他的极大不满。2 月8 日，毛泽东在听取《提纲》汇报时就表示：左派整风3 年以后再说，并问：吴晗是不是反党
反社会主义？3 月初，毛泽东在修改《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时，在“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后面加了一段批语，他说：“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所以，这是一场艰巨、复杂、长期的斗争，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几百年的努力，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道路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只抓过一些个别的问题，没有全盘的系统的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也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
1966 年3 月28 日，毛泽东得知彭真对杨永真询问的答复后，非常生气。他两次找康生谈话，又找康生、江青、张春桥等谈话，批评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批评彭真和陆定一。他说：《提纲》是不分是非的，中宣部、彭真、北京市委包庇坏人，要是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并说：“扣压左派的稿件，包庇右派的大学阀，中宣部是阎玉殿，要打倒阎王殿，解放小鬼。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做坏事，就要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中央出现修正义，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解放后我们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全包下来，当时是对的，但革命越深入他们越反抗；我们面临着文化大革命，中央机关还有保皇党..必须进行这场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从根本上扭转了《海瑞罢官》的学术批判，4 月9日至12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北京开会。会议决定：第一，起草一个撤销并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通知，（即5.16 通知）；第二，成立“文比大革命”文件起草小组。随后，毛泽东于4 月14 日到4 月底，先后7 次修改“通知”，强调指出：批判了彭真等人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称他们是专靠武断和以势压人，窃取党的名义的大党阀，他们“对于一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书、讲义、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派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的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成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边，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4 月22 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再次强调说：“我们面临严重的文化革命任务；吴晗问题的严重性，就在于朝中有人，中央有人，各省市有，军队也有，斗争涉及面是很广的”。所有这些，不仅为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作了系统的理论准备，实际上也拉开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三“文化大革命”实现的途径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成为千百万群众参加的长达10年的内乱？这不是有组织、有领导的行政命令，也不是臂佩袖章，手执棍棒的乌合之群的打砸抢，更不是心地虔诚，口念语录的芸芸众生的宗教崇拜，而是理论掌握了群众，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作用于社会历史进程的结果。
马克思曾经说过：“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
能甲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就会变成物质力量。”①在马克思看来，理论虽属精神的范畴，但一旦与实践着的群众相结合，就会变成强大的社会威力，以感性物质力量的形式，冲出精神的范畴，进入实践的领域，作用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人们在使用这一观点的时候，更多地看到是革命理论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其实不然，马克思这个哲学理论，还包含了另一个层面，即错误的理论也可以对社会的发展起阻碍甚至破坏作用。在我党历史上，因为错误理论掌握群众，进而转化为物质力量，对革命事业造成巨大损失的教训也不少。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正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形式，掌握千百万群众，转化为物质力量，阻碍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
在党内具有崇高威望的毛泽东看来，彭真只是混到党内的渺小人物，“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指头就捅倒他。”即使是刘少奇，“5·16”通知之后，党内罢免，也并不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事实上，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少奇已处于被批判的地位。因此，就所谓个人权力纷争来说，“文化大革命”就可以到此为止。
但是，如前所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其目的不在于捅倒彭真，不在于从政治上搞掉刘少奇，而是要建立一个理想模式。因此，他不容许以党的领导的方式，把群众限制在原有的社会生活秩序之内。他要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直接诉诸于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通过“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治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首先是通过群众性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制造了“天下大乱”。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就是毛泽东在1966 年8 月5 日《炮打司令部》中所说的，这条路线，已经在全会上解决了，刘少奇等人已经承担了责任。但是，毛泽东却要在8 月18 日，在天安门举行百万人的庆祝大会，将党内矛盾公布于众，造成“天下大乱”的态势。在大会上，毛泽东异乎寻常地穿上了军装，直接走到队伍之中，掀起群众欢呼的狂热，并戴上了师大附中一位女“红卫兵”献的“红卫兵”袖章。这就意味着红卫兵正式走上了政治舞台。大会以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城乡。他们以战斗队的形式，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破“四旧”为口号到处冲杀，而《人民日报》、广播电台，根据毛泽东“天下大乱”的需要，大肆渲染；毛泽东一再接见。据统计，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先后8 次接见，人数达1100 万之众。毛泽东支持红卫兵，红卫兵誓死捍卫毛主席，两者结下了不解之缘。红卫兵以毛泽东的支持而所向披靡，而毛泽东以红卫兵的拥戴而走上了神坛。全国各级领导机构，陷入全面瘫痪。就亿万参加红卫兵的青少年来说，绝大多数是一些真诚革命的热血青年。他们响应毛泽东的号召，怀着“反修防修”的宏愿，进行“造反”战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红卫兵运动的狂热，就没有“文化大革命”。这是理论掌握广大青少年的结果。
应当承认，“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的红卫兵，并不是靠行政系统和行政命令组织起来的。红卫兵运动的兴起，实际上是一场思想崇拜运动的产物。毛泽东的激烈的“左”倾理论观点，急进的革命形象，成了青少年崇拜的偶像，保卫他和贯彻他的革命主张就成了红卫兵运动的动力。红卫兵是在一个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 卷，第8 页。接着一个的政治口号和战略部署下行动的，它的行动是有一定理性色彩的。例如，在“横扫四旧”，批判“文艺黑线”的行动中，他们奉行的并不是毁灭一切文化的主张，而是那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在“横扫”中，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毁灭文化，而恰恰相反，他们以为他们是在捍卫最高的“无产阶级文化”。因此，红卫兵绝不是一群乌合之众，而是组织起来的有着他们自己信念和思想的战斗队。当然，由于红卫兵的年幼，他们为一些政治野心家所利用和驱使，这只能增加红卫兵运动的复杂性，但不能改变红卫兵运动的思想意义，红卫兵运动使60 年代的青少年过早地卷人了政治斗争之中，在疾风暴雨中他们政治上早熟起来，这一批青少年是有思想、有政治头脑的。后来他们抛弃“文化大革命”的理论甚至早于一般干部，所以不是完全像有些影视中千篇一律地描绘的那种野蛮地吆喝着，抽打着的脸谱。这样的场面，在生活中确有，但不是本质。如果在理论上，在文学艺术上更多地反映出红卫兵幼稚的思想色彩，那么人们就会更深地理解错误理论是如何深深地掌握着这些青少年的灵魂和行动，了解错误理论掌握群众产生的摧毁力。
从红卫兵运动的另一个角度来看，“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在他们的实践中往往比理论本身更“革命”。理论是抽象的，实践是具体的。把理论变为运动则需要具体化，用什么样的形式来体现理论，则决定于红卫兵，决定于他们的创造性。红卫兵对一种理论的理解是各式各样的，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主要体现了红卫兵的创造。“文化大革命”中对领袖崇拜的形式，如早请示、晚汇报等并不是个人崇拜固有的形式，苏联人、法国人对领袖的崇拜就不是用这种形式，这种形式反映了中国相当多的群众的思想特点。开展破“四旧”、“大批判”，是“继续革命”理论本身所要求的，但用鞭于和拳头的“武器”去批判则是有些人的创造。由于红卫兵对“继续革命”理论的理解并不一定是系统全面的，往往通过一条语录，一句口号去理解，因此在红卫兵运动中，理论往往容易被庸俗化，甚至把“继续革命”理论的谬误推向更加荒唐的程度，“继续革命”的理论一旦转化为红卫兵的实践，带来的将是比它本身的错误更加严重的后果，成为物质性的惩罚。
红卫兵的“冲杀”所造成的“天下大乱”毕竟是社会表层的现象，力量所及，不可能深入到工厂、农村，在这一过程中，同时也暴露了红卫兵许多弱点。“革命”的狂热开始冷却，无政府主义已经泛滥。因此，毛泽东对此失望之余，转而寄希望于工、农、兵起来造反。1966 年10 月5 日，毛泽东批发了在军队院校开展“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蔓延部队，进行“烧荒”；11 月16 日，毛泽东批准了张春桥违反中央指示，先斩后奏，支持“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的革命行动的处理意见。“文化大革命”的邪火开始在全国工矿和农村燃烧。
由工、农、兵在各个领域中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批判运动，深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毛泽东在1966 年12 月，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时说：“我们党内两条道路的斗争，基本问题是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究竟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资产阶级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很明显的。在我们共产党内部，我们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一部分人却认为中国是一个很穷困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水平发展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一段资本主义道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
在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时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民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民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来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①这些讲话，进一步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宏旨，就是执着于他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正是毛泽东这种执着的追求，又强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对群众的掌握。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大批判，大辩论，实际上是“继续革命”理论的大普及，几乎家家户户都卷入了辩论之中。比如，什么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什么叫走资派，什么叫资产阶级司令部，什么叫资本主义复辟，复辟的危险性在哪里，怎样估量阶级斗争的形势，什么叫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什么叫造反，17 年到底是黑线还是成绩是主要的等等，争论不休，在辩论中这些理论观点逐步深入到人民的思想中。
如果说，运动开始时各级党政机关的党员干部由于党的传统的组织纪律观念，对于红卫兵、工农兵的革命造反行动，采取自保观望态度的话，那么从1967 年1 月上海爆发“一月革命”，毛泽东借此号召全国全面夺权，触及干部的根本利益之后，广大干部再也不能不亲自投身“革命”了。他们从“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的“不理解”，逐步地接受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影响。在不断的灌输之中，部分地或全部地接受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观点。许多干部的自我批判和检查，否定17 年来的实践，转而信奉“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这种自我批判是真诚的，是“文化大革命”理论渗入和掌握这些干部思想的结果。
许多干部接受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往往不是从认识开始的，而是从感性开始的。毛泽东在我们党的干部队伍中有至高的威望，党的干部多年来对毛泽东个人十分崇敬和信赖，毛泽东是正确路线的化身，对他的指示的正确性人们不仅不应怀疑，实际上也下去怀疑，因为它是神圣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广大干部正是由于多年来养成的对毛泽东的这种信赖和遵从，不仅不去怀疑当前开展的这场运动，相反却怀疑自己的正确性。加之，“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似乎有充分的说服力，从而被这个理论所掌握。广大干部接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比起红卫兵来要晚得多，但干部接受“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有它自己的道路和特点，这也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
在“斗批改”中，“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总题目下，进一步渗透到各种业务和制度中去，形成了“文化大革命”理论的许多不同的分支理论。如文艺革命理论，教育革命理论，知识分子再教育理论，党内矛盾理论。其中，关于教育革命的思想是“文化大革命”理论中最富有想象力的部分，不仅在教育指导思想、教育体制、教学原则上，而且在教学方法上，招生、考试等方面都有大胆改革的主张，否定文科大学，轻视知识，从工农中选拔学生，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充满了偏见与偏激，有些甚至发展到荒唐的地步，导致的后果也最为严重。
“文化大革命”理论贯彻得愈深入，它的谬误暴露得愈充分，它愈益走向自己的反面。“九大”政治报告和党章，虽然使“文化大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合法了。但“九大”以后，不仅“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的口号
① 《红旗》杂志1967 年第1 期。实现不了，而且党的分裂、人民的分裂越来越严重，林彪事件从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由此开始，“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日益失去了对群众的掌握，“四五”运动的爆发，最终表达了群众对“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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