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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共产主义运动的战略目标
毛泽东为了“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提出不仅在国内要消灭私有制，建立和巩固公有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大力发展生产力，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而且，要在国际上，加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支持亚非拉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为此，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一对“秘密报告”的喜与惧
正当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时候，国际上掀起了一股反共浪潮。这股反共浪潮，既是帝国主义的本质所决定，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蜕变使然。
1956 年2 月14 日至25 日，苏共二十大在莫斯科召开。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指出，世界情况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有可能通过议会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据此，要把和平共处作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总路线。要通过和平的经济竞赛来战胜资本主义。24 日晚，赫鲁晓夫作了一个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在报告中全盘否定斯大林，用煽动性的、蛊惑人心的语言对斯大林进行人身攻击，咒骂斯大林是凶手、“刑事犯”、“强盗”、“赌棍”、“伊凡雷帝式的暴君”、“俄国历史上最大的独裁者”、“混蛋”、“白痴”等等。由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东欧出现了一股翻案风。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股反共浪潮。这些风浪，震撼了全世界，尤其是各国共产党。它不仅涉及到斯大林一个人的问题，而且涉及到斯大林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一大段历史，关系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
对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毛泽东表现了“喜”“惧”参半的复杂心态。他在1956 年3 月成都会议上指出：“1956 年，斯大林受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不赞成，他们不挂像，我们挂像。”
批判斯大林，毛泽东喜在何处？
一喜破除了对斯大林的迷信。在毛泽东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过程中，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犯过不少右的和“左”的错误，对毛泽东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问题提出了许多的责难，认为毛泽东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是右倾的。他极力扶植王明等教条主义者在中国的活动。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取得胜利的。假洋鬼子‘不许革命’，从大革命时期到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斯大林派来的鲍罗廷、李德、王明..，李德、王明就剥夺了毛泽东的发言权。”的确，在斯大林看来，中国共产党同东欧共产党相比较，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毛泽东信奉独立自主的路线和政策，对斯大林及其领导的苏共保持一定距离，不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可以任意摆布和随意插手的“儿子党”。斯大林和苏共支持的王明等教条主义者，虽然在中国共产党内有一定的职务，但没有实际的作用。相反，他们常常因犯教条主义错误而受到批判和斗争。中国共产党始终在组织上保持自己在斗争中形成的领导核心。正是因为这一点，国际上许多学者称毛泽东为“非斯大林主义者”。从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赫鲁晓夫确实有勇气，他揭了盖子，搬掉了多年来压在人们头上的大石头，使那些迷信的人清楚了一些，也可以促使我们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分析，不要那样迷信。
二喜去掉了压力。中国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并没有因对中国民主革命中所犯的“左”右倾错误而自责，仍然企图把他的意图强加给中国。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新中国刚刚成立，他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对于互助同盟条约、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还有两块‘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个国家的人住在那里”。后来，我们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我们讲，苏联不讲，还说我们搞‘自由主义’。给我们一个照会，怕我们向右转。”如此等等。在这些问题上为了顾全社会主义的利益，毛泽东采取的态度是，“一条是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一条是你一定要坚持，我接受。”这种压力，对毛泽东来说，是很大的。因此，有斯大林在，毛泽东尽管有自己的思想，但也不得不考虑斯大林的影响。他编《毛泽东选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修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没有提到斯大林的地方加上“斯大林”的大名，诸如此类小事足见毛泽东在当时的处境与心态。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对问题的考虑也更谨慎，力求科学、准确。一旦毛泽东想到头上的“盖子”已经“揭掉”，身上的“压力”已经去掉，他已成为一个自由人的时候，革命家的胸怀，诗人的豪情，哲学家的思维，统统自由地表露出来了。1956 年提出要超过苏联，1957 年底提出15 年赶上和超过英国，1958 年号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搞大跃进等等，几乎都或多或少与毛泽东在赫鲁晓夫大批斯大林之后的“喜”有关。
三喜解放了思想。斯大林继承了列宁的事业，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形成了一定的模式，这些经验和模式，是根据苏联的国情和建设的实践抽象出来的。其中，有些是成功的，也有不少即使是在当时的苏联，也失之偏颇。但是，一方面苏联自身以“老大哥”自居，要把他们的经验强加给中国；另一方面，我们国内，不少人不顾国情，照搬苏联，搞教条主义。在重工业、计划工作、银行工作、统计工作方面，因为我们不懂，完全没有经验，只好照搬。毛泽东讽刺地说，当时苏联有篇文章说不能吃鸡蛋，不能吃鸡汤。害得我三年不能吃鸡蛋，不能吃鸡汤。不管文章正确不正确，中国人都听了，都奉行。可见，把苏联经验教条化到什么程度。现在批判斯大林，毛泽东也为之一喜，对斯大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错误进行了批判，在批判的过程中，提出了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的构想。他认为，斯大林片面地发展重工业，忽视轻工业和农业，以及由此而削弱工农联盟是错误的。斯大林把权力过分集中到中央，束缚了地方与企业发展经济的积极性，企业实行“一长制”不符合列宁的管理思想，影响了工人积极性的发挥。斯大林在经济上过早地结束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应该允许存在多种经济成份。资本主义经济在现阶段对社会主义的发展是有益的。斯大林在政治上肃反扩大化，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打击了本来应该、也可以争取的中间力量。苏联实行的一党制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的完善和发展，应该保留民主党派，以对执政党实行监督。斯大林在文化上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是错误的，应该实行“双百方针”。斯大林在理论上，也犯有许多形而上学的错误。他否定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存在着矛盾，后来他虽然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矛盾，但又没有把它作为一个全面性的问题提到全党面前，从而否定了推动社会主义前进的动力。
应当承认，毛泽东对斯大林的批判已经触及到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等深层次的改革问题，正是这种批判，开创了社会主义改革、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新起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正是50 年代后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的继续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深化。
但是，毛泽东更深切地体会到，马克思主义是十月革命的炮声送来中国的。中国共产党曾经属于列宁创建、斯大林长期领导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国开始社会主义建设又是在苏联的帮助下进行的，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赫鲁晓夫如此全盘否定斯大林，必定在国际国内产生巨大的反响，不仅危及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危及共产主义运动的命运。因此，毛泽东在“喜”的同时，更感到“惧”。
一惧全盘否定斯大林，违反了历史事实，在这背后，隐藏了赫鲁晓夫的祸心。毛泽东认为，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斯大林在列宁在世的时候，曾经为反对沙皇制度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斗争；在参加了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领导以后，曾经为准备1917 年革命进行了斗争；在十月革命以后，曾经为保卫无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进行了斗争。列宁逝世以后，斯大林领导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同国内外一切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保卫并且巩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他为苏联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功勋的同时，也的确犯了一些错误。但其功大于过，要三七开。因此，1956 年4 月5 日，《人民日报》编辑部发表了题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长篇文章，阐明了毛泽东对斯大林问题的基本观点。4 月6 日，苏联米高扬访华，毛泽东在当晚接见他时指出，斯大林“功大于过”，“要有全面估价”。毛泽东还批评了赫鲁晓夫的错误。
历史经验表明，否定历史，就是为了否定现实。毛泽东认为，领袖人物作为个人，在历史上是微不足道的。但作为杰出人物总是同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活动及其形成的历史共命运。否定一个杰出的领袖人物，必将联系到他所领导的党、人民以及他们创造的历史。毛泽东琢磨着：“苏联过去把斯大林
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①。斯大林活着，赫鲁晓夫称他是父亲，父亲有犯错误的时候，斯大林没有，斯大林是“天才”，“无比英明”，“永远正确”；斯大林死了，赫鲁晓夫骂他是“凶手”、“强盗”、“混蛋”、“白痴”和“罪犯”②毛泽东敏锐地洞察到，这里隐藏着赫鲁晓夫借否定斯大林之名，来否定现实，搞修正主义的祸心！这是毛泽东不能不警惕的大问题。
二惧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及其历史经验，出现反马列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相联系，在“二十大”的报告中，已经提出了通过赢得议会多数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以及有可能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而且可以合作的新理论。这个理论在国际共运中有陶里亚蒂、多列士等不少支持者，大有市场。这种理论矛头直指十月革命道路。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认定武装夺取政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列宁主义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根本分歧。因此，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列宁主义的道路。在斯大林的革命生涯中，主要经历就是在列宁领导下走十月革命道路。列宁逝世后，捍卫十月革命的道路。全盘否定斯大林，就必定会影响列宁和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因此，毛泽东在1956 年11 月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夺取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①毛泽东这一“惧”，并不是杞人忧天，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判别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根本标准，不在于是否承认社会主义这个名字，不在于是否揭露资本主义的罪恶，而在于承不承认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具体到当时的现实，就是承不承认十月革命的道路。这是牵涉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根本问题。时下人们谈论共产主义运动的骤变，其实质也就在这里。
三惧国际反共势力趁机兴风作浪。赫鲁晓夫的报告被视为秘密，但不久后就被西方报刊予以刊登，在世界范围内掀引起了轩然大波。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提供了他们求之不得的反苏反共的炮弹，在全世界掀起了一次大规模的反苏、反共的浪潮。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都趁机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攻，向各国共产党进攻，使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同时，在各社会主义国家内，一些被批倒的机会主义者，也趁机纷纷翻案。就在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后的几天内，即2 月19 日，原共产国际“波兰委员会”成员苏、波、意、保、芬5 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发表声明，指出1938 年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当时关于敌对分子已经渗人波共领导队伍的指责而解散波共的决议是错误的，肯定了波共的光荣革命历史。2 月21 日，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机关报《自由人民报》发表文章，恢复贝拉·库恩的名誉。3 月27 日，匈牙利又为前第一书记拉斯洛·拉伊克恢复
① 1958 年3 月成都会议上的讲话。② 引自《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第51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321～322 页。名誉。4 月6 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宣布1951 年被捕的哥穆尔卡获释。4 月14日，保加利亚共产党宣布科斯托夫案件纯系捏造。4 月22 日，苏联为李可夫、奥辛斯基和斯捷克洛夫恢复名誉。6 月1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免去莫洛托夫的外交部长职务。6 月30 日，苏共中央发表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同日，《共产党人》杂志发表列宁的政治遗嘱，称斯大林不是列宁的理想传人。随即，在东欧就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在我国，也出现了少数人闹事、要在中国搞大民主的情况。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有三喜三惧，但在毛泽东灵魂深处“惧”大于“喜”，惧更具有根本的原则性。正是在这些根本原则性的问题上，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展开了严肃的斗争。
二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较量
毛泽东对苏共二十大提出的路线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虽然持有强烈的批评意见，但是他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这么多人，这么多党，这么多国家，要有一个统一的阵营，阵营要有一个领导中心，领导中心要有一个统一的正确的纲领路线，来协调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致的行动。毛泽东的这个观念，既是时代的产物，也是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斗争的需要。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批评，只在内部进行，在公开场合，仍然强调友好合作，同志式的团结，支持帮助苏联处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1957 年毛泽东亲自参加了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40 周年大会，出席了64 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在会上，他提出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问题，提出了东风压倒西风的著名论断，阐述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兄弟党加强团结的辩证法。因此，赫鲁晓夫在对待斯大林问题上的态度有所好转，还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公开检讨了苏共过去处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方面的错误。中苏关系有所缓和。
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真正闹翻，是从赫鲁晓夫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以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开始的。1958 年4 月，苏联致函中国，提出在中国建立用于潜艇舰队海上通讯联络的长波电台，全部费用由苏方负担，所有权归苏联。曾遭受半殖民地屈辱的中国人民，对于苏联的要求意味着什么是非常敏感的，所以苏联这一要求理所当然遭到了毛泽东的拒绝。他不无感触地说：“英国人、日本人，还有别的许多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呆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我们再也不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7 月，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答复中国希望苏联提供核潜艇的要求时，又提出了要搞中苏共同舰队的意见。毛泽东当场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他生气地说：“打起仗来，苏联军队可以过来，中国的军队也可以到苏联去，我们是同盟国。可是搞共同舰队，就是要控制，要租借权。提出所有权各半，是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半个指头也不行。”并要尤金把他的话如实地向赫鲁晓夫汇报。赫鲁晓夫收到尤金的信后，急忙于7 月31 日来到中国，与毛泽东会谈。毛泽东毫不客气地对赫鲁晓夫说：“我先后跟你们谈了三次，我得出一个结论，你们不信任中国，搞舰队要搞‘合作社’，这是政治问题，这叫政治条件..”赫鲁晓夫在毛泽东这儿碰了一鼻子灰，一直讳莫如深。这是中苏关系由联合的顶点到闹翻的开始。后来毛泽东回顾历史时说，事实上同苏联闹翻是1958 年，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但是，尽管有这种尖锐的争论，包括1959 年6 月20 日赫鲁晓夫单方面撕毁中双方在1957 年10 月15 日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协定，毛泽东并没有把矛盾暴露在世界面前，还想努力维护社会主义国家与共产党内部的团结。直到1960 年6 月以后，中苏论战才走向公开化。
1960 年6 月20 至25 日，罗马尼亚工人党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经商定，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利用这个机会一般地交换一下意见。6 月23 日下午，苏联代表团交给中共代表团一份《苏共致中共通知书》，中文译本长达84 页。《通知书》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是“教条主义”，说中共“拒绝和平共处”，“希望战争”，“制造紧张局势”，是“左倾冒险主义”，进行“托洛茨基式的分裂活动”。24 日，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发动了有准备、预先策划好的大多数党向中共党进行围攻的事件。中共代表团根据“坚持团结，坚持原则，留有余地，后发制人”的方针，发表了声明，对赫鲁晓夫进行了原则的斗争。当他在26日的会议上作总结发言攻击中共的时候，中共代表团团长彭真针锋相对，作了尖锐而激烈的即席发言，揭穿了他的阴谋，打击了他们老子党威风。此后，中苏关系迅速恶化。3 月，苏联从中国撤走最后一批学生、专家、学者。中国采取对等行动，中国高教专家安全归国，但在苏联各原子能研究中心工作的中国核专家，归国时乘坐苏联的飞机，因飞机爆炸全部遇难。1961 年10月17 日，苏共召开二十二大，会上把中苏争论公开暴露于世。其后有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在自己的党代表会上，直接攻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从1963 年9 月6 日到1964 年7 月14 日，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连续发表了九篇评论文章。直至赫鲁晓夫下台，论战才告一段落。
三毛泽东的反修理论
有人说，毛泽东反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肯定斯大林，是为了肯定自己；有的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的争论，是毛泽东想在斯大林之后，争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更有人说，毛泽东评论苏联共产党的是非，不仅行不通，而且是错误的。这些说法是值得研究的。
我们认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旗帜下，以消灭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由各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组成的各国共产党，需要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来制定自己的路线、方针，但是，这些路线、方针，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体现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其核心，就是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以此为据，来协调各国共产党对敌斗争、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和策略原则，维护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评判各国共产党所实行的路线、方针的是非曲直。这就要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一个统一的指导思想，统一的阵营，统一的领导中心，统一的路线纲领。
因此，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进行斗争，不是为了争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肯定斯大林，也不是为了肯定自己。他担心的是由否定斯大林而引起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危机，维护的是与斯大林相联系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普遍原则和列宁主义的旗帜，肯定的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以及刚刚建立起来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
由此出发，毛泽东提出了反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理论，制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在这里，我们可以从毛泽东的反修理论和总路线中追踪他的基本思路。
第一，毛泽东反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搞“老子党”、“儿子党”，主张党际平等。诚然，毛泽东提出过“以苏联为首的问题”。他说，我们这里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首。就我们阵营的内部事务说，互相调节，互助合作，召集会议，需要一个首。我们面前有相当强大的帝国主义阵营，它们是有一个首的。世界范围内的谁胜谁负的问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还有战争的危险。要防备出疯子。所以我们必须有那么一个国家，有那么一个党，它随时可以召集会议。为首同召集会议差不多是一件事。谁为首呢？苏联不为首哪一个为首？第一，现在承认以苏联为首有必要，承认以苏联共产党为会议召集人有必要；第二，这在现在没有害处了。
但是，以苏联为首并不是封建家长制的统治，不是“父子党”，必须承认兄弟党关系中的独立和平等地位。
毛泽东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封建集团，所有兄弟党，不论大党小党，新党老党，掌握政权的党或者没有掌握政权的党，都是独立自由、一律平等的。没有上级党和下级党，领导党和被领导党，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区别。兄弟党之间，没有太上皇。他们的关系应当是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同时又相互联合的，对有关的共同问题，兄弟党应当通过协商的途径达到一致的观点，协调在争取共同目标的斗争中的共同行动。他承认由于革命发展的不平衡，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这个或者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曾经走在运动的前列，但是这种前列地位，并不是长期的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转移。这种转移，不是由任何人和任何政党的主观愿望决定的，而是由历史形成的各种条件来决定的。如果条件变化了，另外的党就可能走在运动的前列。如果一个处于前列地位的党犯了错误，那就必然丧失前列的地位。因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根本不存在谁有权领导谁的问题。现在赫鲁晓夫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如果任意地听从他的摆布，就必定会给苏联的无产阶级事业和共产主义运动造成极大的危害。必须揭露、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这些表明，毛泽东能用平等的态度来处理党际之间的关系，这与赫鲁晓夫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
第二，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道路表现在国内问题上，是提出了“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谬论，这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观点。赫鲁晓夫指出，由于苏联阶级消灭了，阶级斗争熄灭了，因此，“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而产生的国家，在新的阶段与现阶段上已变为全民的国家。”与此相联系，赫鲁晓夫还宣布用“全民党”来代替“无产阶级政党”。他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在苏联的胜利，由于苏维埃社会的一致的加强，工人阶级的共产党已经变成苏联人民的先锋队，成了全体人民的党，成为全民政治组织”。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这些主张，是一个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取消无产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政党的修正主义纲领，从根本上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贯穿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胜谁负”的问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他不仅从理论上，而且用苏联报纸的资料论证了像苏联这样搞了40 多年的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观点。
第三，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表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和策略上，就是“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赫鲁晓夫提出，在拥有核武器的时代条件下，美帝国主义也在为保障世界和平而操心，与帝国主义可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不能用武力去试验资本主义的稳定性。要建立一个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三无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通过合法的议会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毛泽东指出，赫鲁晓夫的“三和”政策是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和“和平演变”的结果，是第二国际老牌修正主义的翻版。他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规律。无数历史已经证明，反动阶级从来不会自愿让出政权，他们总是首先使用暴力，镇压革命群众运动，发动内战，把武装斗争提到日程上来。无产阶级只有用暴力，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才能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同样，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也不可能改变。毛泽东在1957 年莫斯科会议上指出：除了用‘和平演变’改变它的策略之外，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共处。它们要发动战争，还可能把原子弹、氢弹到处摔。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他摔，我们也摔，打得一塌糊涂，打了之后，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我们再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家园。据此，他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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