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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我们认为，必须把它置于客观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弄清它的来龙去脉，然后进行具体的分析。
一阶级斗争理论的基本观点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矛盾，苏联赫鲁晓夫演变的经验教训，国内社会生活实践中阶级斗争的种种表现，引起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严重关注，并形成了一系列理论观点。
第一，毛泽东从辩证法的高度强调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指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目然界、人类社会和人民的忠想中，郡是普遍存在的。”他把对立统一规律运用于社会主义社会，认为社会上的事情是对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也是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这些观点，是毛泽东分析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问题的理论基础。当然，用矛盾辩证法观察社会主义社会，不是毛泽东的发明。列宁就曾经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对抗将要消失，矛盾还会存在。这一社会主义辩证法的哲学论断，指的是什么？斯大林没有全面地加以研究。在苏联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他认为这种矛盾己不是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只是先进与落后的矛盾与斗争。因此，当我党在八大把落后的生产力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时，理论界就出现了阶级斗争熄灭论。毛泽东起初也没有意识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还会出现阶级斗争。是苏联、东欧出现的问题，以及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中国的右派问题，引起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警觉，指出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决不能对此掉以轻心。
第二；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等意识形态领域。他指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革命时期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主要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因此，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对这种情况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在他看来，在社会主义社会，由于剥削阶级和敌对分子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或正在消灭，经济领域的阶级斗争虽然还有，但主要阵地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因为社会意识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意识形态的发展与社会存在的发展变化不完全同步。人们的意识由于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影响，不愿或不能把握社会发展规律，社会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的发展。社会意识的这一特点，不仅使得旧的社会意识在社会存在发生变化了的时候能够暂时继续存在，而且阻碍新的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同时社会意识的主体是具有不同社会地位和阶级立场的人，而代表反动势力的人总是尽力维护旧的意识形态，以保护他们自己的统治地位或恢复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正因为这一特点，国际资产阶级敌对势力也逐步采取“和平演变”的形式向社会主义进攻，意识形态领域就成了和平演变的战场。
第三，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长期的。他认为，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阶级斗争的问题，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有些人所讲的“统治术”，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斗争有着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原因。他在研究列宁的思想论证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时，曾经指出以下四个原因是这种阶级斗争存在的根据。（1）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他们被夺去的“天堂”；（2）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本主义分子；（3）在工人阶级队伍中，在国家机关职员中，由于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朽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新的资产阶级分子；（4）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正是基于这一分析，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胜谁负的问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才能逐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贯穿着整个历史时期。
第四，毛泽东认为，表现在意识形态领域里阶级斗争的实质是政权问题。他进一步指出，阶级斗争必然要发展到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即以政权为中心展开的斗争。如果以为社会主义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仅仅是不同思想的争论，不同世界观的交锋，不会危及政权问题，那是极其天真幼稚的想法。对于无产阶级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来说，过去的任务是夺取政权，现在的使命是巩固政权。正因为这样，毛泽东特别强调要重视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特殊重要性。他告诫人们：如果不抓阶级斗争，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的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
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
第五，他告诫全党，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党内来，要警惕党内出修正主义，特别是中央出修正主义，这是最危险的。党领导着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但党本身作为一个政治组织也是一个社会，阶级斗争必然会反映到这个特殊的“社会”内部；党组织内部不可能纯而又纯，许多党员存在着组织上入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的问题，拖着小资产阶级的尾巴，甚至沾染了资产阶级思想。因此，毛泽东一方面高度肯定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党，光荣的党，正确的党，另一方面明确指出党内存在阶级斗争的反映，存在着现代修正主义的危险。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领导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时候，总是把眼睛盯在党内，盯在党的领导干部上，担心他们变修正主义，危害社会主义，他尤其担心中央出修正主义。
第六，毛泽东曾经多次论述，在领导社会主义社会阶段斗争的时候，必须正确地区分与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不要混淆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之间的界限。他说：“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当前少数人同事就反映了这种状况。”①他还多次说过，只有正确区分处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才能使社会上出现的坏事转化为好事。
第七，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要求人民民主专政相应地具有两种不同的职能：一是专政的职能，用以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二是民主的职能，用以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任务之一，就是逐步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使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但是，民主和专政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只要当国家还是国家的时候，民主总是与专政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总是有阶级性的。
以上说明，毛泽东十分重视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的全部论述中，所占比重最大，最为突出。
我们应当承认，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阶级斗争的理论，有一定的客观依据。因为虽然我国在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作为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已经被消灭，但是，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不过，我们也应实事求是地指出，在毛泽东有关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着重大的失误，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这种失误，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对于列宁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误解。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的确曾多次强调阶级斗争问题，在讲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时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新阶级对更强大的敌人，对资产阶级进行最奋勇和最无情的战争，资产阶级的反抗，因为自己被推翻（哪怕是在一个国家内）而凶猛十倍。”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357 页。① 《列宁选集》第4 卷，第181 页。列宁的这些讲话，有它特定的历史背景。这就是，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不久，无产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还很不巩固，不仅国内的资产阶级、地主在国际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进行疯狂的战争和破坏，而且投机活动非常猖狂。面对着资产阶级及富农、投机商贩的猖狂破坏，列宁表示了极大的愤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毛泽东把列宁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论述，误解为普遍规律，以此来估价和分析我国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斗争的形势，这就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本原则。
第二，脱离我国阶级斗争的实际，混淆了党内不同意见与阶级斗争的性质。我国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虽然在一定范围内还存在着阶级斗争，但是，毛泽东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过于严重，把在一定范围内的个别事件看成是普遍的、全国性质的，因此，导致了阶段斗争扩大化。1957 年，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正如邓小平同志所分析的：“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确实有一股势力，一股思潮是反社会主义的，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反击这股势力是必要的。”①但是，毛泽东却把右派的进攻看成是“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黑云压城城欲摧”、“惊涛骇浪”、“十级台风”，如此等等。于是就决定发动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的、简单、粗暴、过火的反右派斗争，导致了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
与此同时，毛泽东把党内不同意见的分歧，看成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混淆了党内不同意见的认识问题与阶级斗争的界限。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面临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复杂而艰巨的任务，采取什么方针政策去完成这个任务，在党内存在不同意见的分歧，这完全是正常的，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应有之义。但是，毛泽东却把它称为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加以上纲上线，进行严厉的批判和无情的斗争，从而造成党内斗争扩大化，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
第三，以经验主义的态度用民主革命时期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形式来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特殊形态的阶级斗争。在民主革命中，面对武装到牙齿的反革命势力，毛泽东充分运用群众运动的阶级斗争形式，展开了血与火的战斗，创造了极其宝贵的经验。但是，社会主义特殊形态的阶级斗争，与过去历史上的斗争有很大的不同，其斗争的对象和范围变了，地位和作用变了，规模和形式变了。它已不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不是支配和影响其他一切矛盾的主要矛盾，不能袭用过去一套搞群众运动、政治运动的方法来处理阶级斗争问题，而应当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在国家法律的范围内，按照法律的程序来进行。
二主要矛盾的演变
对于主要矛盾的含义及其功能，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曾作过原则性的规定。他指出：“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①..
① 《邓小平文选》1975—1982 年，第258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322 页。根据这一原则，党的八大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八大的决议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②这一判断，尽管在表述上有些毛病，如“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会使人误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超越了生产力的水平。但它反映了党的集体智慧，就总体来说，还是正确的。
八大的决议是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但是，他为什么对主要矛盾的观点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呢？对此，理论界有诸多批评，说这是毛泽东“提出了继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还有“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原因。这些批评是值得研究的。在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提出还存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并没有什么错。我们认为，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的变化，有着主客观的原因，有一个认识的过程。
首先，毛泽东开始在思想上、理论上对社会主义比较理想化，没有预料到还会有尖锐的斗争。因此，当国际、国内的情况发生变化时，对原来的观点发生怀疑。后来他在1958 年3 月19 日自己总结说：“1955 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尔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1956 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种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1956 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①这个讲话，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态以及由此引起观点变化的原因。
其次，毛泽东对主要矛盾的含义，有他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八大讲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那是讲生产问题，不是讲人与人的关系问题，意思是让我们发展生产，充实我们的物质基础，不是讲人与人的关系问题，人与人的生产关系问题已经解决，但没有完全解决。”因此，当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向他提出，“八大对于矛盾的分析和方针任务的规定不对”时，毛泽东表示，“确有问题，但八大的路线，方针是大家一致决定的。”
②“这句话有语病，当时本想改，但已印发出去了，没有害处，没有发生坏的作用，就不必去改它，将来在适当时机讲一下。”③这些说明，毛泽东在使用这句话时，不仅有保留意见，而且有他自己的理解。正因为如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包括像《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样的著作，他都没有使用“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这个概念，以避免因为“主要矛盾”这个概念“引起新的混乱”，“惹起麻烦”，“闹得天翻地覆”④。正因为这样，毛泽东修改补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增加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
②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第810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25～226 页。② 曾涌泉1980 年10 月在讨论《历史决议》稿时的发言。③ 参见毛泽东1958 年3 月，关于主要矛盾问题的讲话。④ 参见毛泽东1958 年8 月关于主要矛盾问题的讲话。甚至是很激烈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的话。这样，就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的提法。
随后，即7 月，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提出：“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1956 年在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①并且指出：“和城市一样，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②在这里，毛泽东虽然出于策略，没有提“主要矛盾”的问题，但事实上阐明了阶级斗争是国内主要矛盾的思想。
1957 年9 月20 日到10 月9 日，在中共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正式地把国内主要矛盾的问题提了出来。与会许多同志提出，毛泽东的提法与八大不同，希望中央负责同志解释。会上随即对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0 月7 日，毛泽东对改变八大论断的原因作了具体的说明，对在策略上如何处理这种改变，提出了意见，他说：三年半以来，给资产阶级以严重打击，对个体经济也给了打击，因此反映到八大决议上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基本解决不等于完全解决。政治问题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基本上解决了。但经济上和政治上没有完全解决。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中的右派，一部分富裕中农，站在人民中反对人民，那时不是完全看得那么清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看到，当时他们服服贴贴，所以说基本解决了，今天强调这个矛盾，是因为他们要造反，到今年青岛会议时就看清楚了，提出了城市和农村还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这次右派分子疯狂进攻，就应该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是主要的。但策略上还是按青岛文件上那样讲好，只讲两条道路斗争，不马上公开重提两个阶级斗争是主要矛盾，到会的人晓得主要次要就行了，很长时间不讲了，如果现在加上去，闹得天翻地覆，这不好，可能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冲淡了。免得引起许多麻烦。这样，便先在党的内部改变了对主要矛盾的看法。
1958 年5 月，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代表中央作报告宣布说：“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再一次表明，在整个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社会建成以前，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这样，通过代表大会的形式，正式修改了八大决议的有关主要矛盾的论断。
三阶级斗争的误区
毛泽东在《矛盾论》一文中，从世界观的高度，赋予了“主要矛盾”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461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458 页。哲学含义。毛泽东不仅仅是一个哲学家，更重要的是一个政治家。因此，当他在考察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所表现出来的主要矛盾的时候，他的功力，不在于简单地说明世界，而在于“改造世界”了。这里的主要矛盾，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哲学概念，而是他解剖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社会现象，寻找内在的发展规律，制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具。但是，当他运用这一“工具”去解剖社会现实时，却偏离了社会主义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因此，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政治生活的主题”为基调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刚刚落音，就出现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错误。随即，把阶级斗争的触角伸到了党内不同意见的同志，错误地开展了1959 年庐山会议的斗争，以至后来针对党内对克服经济困难提出的不同意见，导演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悲剧。
对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不少同志提出了种种责难，设定了许多“如果”叹息，“如果”没有1957 年的反右派，“如果”没有庐山会议的反右倾，“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但是历史的发展有它自己的逻辑，我们的责任不是去设定历史，而是在于揭示历史发展的逻辑。从毛泽东判断国内“主要矛盾”的演变过程以及为解决“主要矛盾”所采取的阶级斗争形式，我们不难发现其中的究竟。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波兰、匈牙利事件和国内的反右派运动，为毛泽东判断“主要矛盾”，“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客观依据。
党的八大刚刚闭幕，国际上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这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三和”路线引起国际上反共逆流所结出的苦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这一严重事件，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觉。他认为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反革命没有肃清。他内联外挂，看到了波匈事件在国内引起的反响。他说，党内外有人为波匈事件叫好，引来了“蚂蚁出洞”。根据这种情况，一方面，他批评了人们包括有些党的高级干部在内，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动摇和右倾情绪；另一方面，他把知识分子看成是资产阶级基本消灭之后的资产阶级代表力量，改变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重新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为此，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与波匈事件是相联系的。
随后，资产阶级右派问题为阶级斗争的扩大化理论提供了“实践基础”，致使毛泽东对国内形势的分析急转直下。1957 年春，我党为了吸取波匈事件的教训，在密切注视阶级斗争动向的同时，注意加强党自身的建设，强调防止干部特殊化，健全社会主义的民主，加强人民群众对领导人的监督。为此，毛泽东在二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宣传工作会议上鼓励党外人士对党和政府的错误展开批评，以利帮助我党进行整风运动。在这一过程中，一些资产阶级右派人物乘机向党发起了进攻，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有的说共产党已是“进退失措”，有的说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有的否定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公开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从根本上“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如此等等，这些言论与国际上的反共逆流遥相呼应，造成人们思想上的极大混乱。对此，毛泽东以无产阶级的坚定性和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性及时指出：资产阶级右派“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我们必须反击右派的进攻，这是一场大战，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危险。无论是毛泽东的这个估计，还是后来所实行的反击，都是必要的。现在有些
同志对此采取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态度，不是别有用心，就是书生气味。当然，在反击过程中，出现了扩大化的错误，并对这种错误进行了理论概括，而这种概括又为尔后的阶级斗争提供了理论依据。直至毛泽东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制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就偏离了党的八大路线。
客观条件还必须通过主观因素才能起作用。对客观条件，有的熟视无睹，有的轻描淡写，有些却一拍即合。国际、国内阶级斗争的客观形势为什么在毛泽东思虑里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这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虔诚信笃有关，是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深层内因。
毛泽东抱着一个改变中国“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的夙愿，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设定了一个理想模式，即要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彻底消灭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强有力的计划经济，完全掌握国民经济的命脉，胜操国计民生的大业；实行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按劳分配制度，绝对不容重新出现两极分化，主张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高尚情操，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价值取向。作为一个奋斗目标，这个理想模式，反映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强烈要求和愿望。但是，也应该肯定，它里面包含了某些不切实际的空想成分。因此，当毛泽东的这个理想模式付诸实践时，或因有人不理解，而实施不力；或因有人不同意，而遇到抵制和反对；或因客观条件不成熟，实施遇到种种困难而搁浅。
毛泽东自投身革命以来，一直执着地追求实现社会主义的崇高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意志坚定，百折不挠，信之以笃，坚不可摧。当他在实践过程中遇到困难、阻力的时候，往往不是检查自己理想模式与现实情况的差距，而是把它看成来自资本主义势力对社会主义的反抗和破坏，谁如果怀疑他的理想模式，谁就是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凭借手中的权力和威信，不允许谁对社会主义说三道四。在他看来，一个共产党员如果对社会主义发生了怀疑、动摇，成了阻挡社会主义前进步伐的障碍，那么不管他过去功劳多大、地位多高、资格多老，不管他是昔日亲密战友，还是曾经信任过他的下级，一概视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视为社会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都在他那“无产阶级的”大无畏精神的批判、打倒之列。因此，自1957 年以后，他把寻找社会主义阻力的视线从党外移到党内时，阶级斗争扩大化也就从党外扩大到党内，从一般扩大化到严重扩大化。从1957 年的反右派，到庐山会议反击右倾机会主义，从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问题，到“文化大革命”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都可以从这里找到深刻的根源。
阶级斗争扩大化，也深深地打着毛泽东尚动主变、崇尚斗争的文化心理的烙印。中国近代社会外掠内扰，政治舞台风云变幻，人民生活动荡不安，战祸连年，内乱迭起。动乱的时代酿成了尚动主变、与世抗争、寻求国富民强的民族心态。这种民族心态，作用于毛泽东的精神心理，形成了他的动、变、斗的精神性格，这种性格对他后来的革命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青年毛泽东，由于对现实不满，强烈要求变革，在思想上充满了主动求变的辩证法思想。他把“动”看成是天地身心的本性，是英雄豪杰的人格之源。他认为，“天地盖惟有动而已”，因此，对“统一”，“安定”，“稳定”等世界现象表示怀疑。认为“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动是规律，静是现象，动来自对立，静来自统一，一致、和蔼是暂时的，差别、冲突是永恒的，是世界万事万物构成的本质所在，是其变化过程的基本动力。而人类社会历史过程的治乱迭乘也有着实际的价值。他说：“治乱迭乘，平和与
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吾人揽（览）史时，恒赞叹战国之时，刘项相争之时，汉武与匈奴竞争之时，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①正是这样，他把矛盾双方的对立、冲突、斗争看成是宇宙的普遍规律。他把无抵抗则无动力，无障碍则无幸福作为“至真之理，至彻之言”，对斗争生活，充满了战斗的激情；“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怀揣着这种尚动主变的文化心理，尽管后来他成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但矛盾双方对立的斗争，由此导致事物的运动、变化和发展，始终是他思维过程的一个兴奋点。正如斯诺所说的，毛是一位活动家，是原动力，是创始者，是交替使用奇袭、紧张和松弛而取得战略成功的大师，他不相信会有长时间的稳定，而且变化的步伐、速度从不满足。在毛泽东的思维里，和谐、安定、稳重等主静观念，没有应有的位置，而斗争、不平衡、跃进、运动、变化等主动概念则有驰骋的领地。因此，他总是主张用激进的方式，打碎旧世界，突破旧平衡，以致不惜造成破坏和混乱。他的格言是，“破字当头，立在其中”，“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总是试图以跃进的方法，迅速建设一个美好的新世界。为此，他总是不满现状，对前进的速度不满，对落后面貌的改观不满，对党内的观潮派、稳妥派不满。他的内心里永远激荡着骚动不安的情绪，需要在大风大浪的剧烈运动中，在你争我夺的斗争中获得一种满足和快感。这种文化心理个性，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溶贯在他的全部理论和实践活动之中。表现在他的认识论上，认为“社会实践的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过程是无穷的”，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民在实践中对于真理性的认识也永远没有完结。表现在他的辩证法上，反复强调“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事物的发展总是波浪式的前进，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表现在他的历史观上，认为历史就是“一些阶级消灭了，一些阶级胜利了”的过程，是新生战胜腐朽，进步战胜落后，被统治阶级战胜统治阶级，革命战胜反革命的文明史。表现在社会主义发展规律上，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本身就是一场斗争，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斗则进，不斗则退，不斗则修，不斗则垮”，“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在毛泽东的思维里，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不纯粹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精神意志力量，即主观能动性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不能不是毛泽东阶级斗争扩大化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
①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85～1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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