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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节 革命转变的战略和策略准备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它面临着两个革命阶段的交叉与衔接。列宁曾经指出:“我们大家都认为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截然不同的东西,我们大家都无条件地坚决主张必须把这两种革命极严格地区分开”,但是,在革命转变过程中,“过去的和将来的成分交织在一起,前后两条道路互相交错”①。由革命转变引起的政权性质的转变、社会基本矛盾的转变和社会性质的转变,交错于革命转变的过程中。在革命转变过程中,必须使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分逐步减弱,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分逐步增多,并占居整个社会的领导地位,才标志着革命转变任务的基本完成。毛泽东集中全党的智慧,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制订了一整套完成革命转变任务的战略和策略,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转变理论,又为实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一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移到另一个阶级手里,是革命的首要的和基本的标志。列宁强调:“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②摧毁国民党政权,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是实现革命转变的重要保证和根本标志。

  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夺取政权和建设政权对于实现革命转变任务的重要性。1949 年3 月,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就提出了“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③的设想,1949 年4 月21 日,毛泽东与朱德一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

  ① 《列宁选集》第1 卷,第576 页。② 《列宁选集》第3 卷,第19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436 页。的命令”。4 月23 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政权最后覆亡,实现了毛泽东3 月5 日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提出的“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的设想。

  1949 年6 月15 日至19 日,新政协筹备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选出了新政协筹备会议的领导机构——以毛泽东为主任的常务委员会,负责领导召开新政协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准备工作。

  在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时候,即1949 年6 月30 日,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总结中国近百年来革命的历史经验,阐明了“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①的历史必然性,回答了人民共和国的前途等问题。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这主要地是指人民的军队、人民的警察和人民的法庭,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作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②

  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毛泽东还提出了“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之上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③的政策。

  1949 年9 月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④政治协商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⑤。“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⑥“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⑦会议还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在北平,同时恢复北平原来的称谓,改称北京。

  9 月30 日,会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选出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10 月1 日,毛泽东在北京天安门城楼正式宣告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革命转变过程开始的最根本、最关键的标志。正如1953 年12 月毛泽东在修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时指出的:“标志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

  ①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471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476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473 页。④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5 页。⑤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第388 页。⑥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第389 页。⑦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第390 页。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基本结束和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开始。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②..

  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诞生,同时也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最根本、最重要的保证。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便命令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全国进军,彻底消灭国民党在大陆上的残余势力,摧毁一切残存的国民党地方政权。人民解放军所到之处,国民党反动政权被摧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级人民政权便建立起来。至1951 年10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拉萨时止,除台湾省及一些沿海岛屿和香港、澳门外,全国其他地方均获得解放。

  二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一方面指挥人民解放军乘胜前进,向西南和中南进军,消灭国民党的残余军事力量,同时依靠人民群众,开展民主建政工作,建立地方各级人民政权,从政治上保证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另一方面又部署经济建设工作,确立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基础,从经济方面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创造条件。

  早在1949 年3 月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毛泽东就提出,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全党工作的重心应放在生产建设上。并且明确指出:“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

  ①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一方面组织恢复和发展生产,另一方面没收官僚资本归人民政府所有,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经济侵略势力,建立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体系。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建立,使人民政府控制了国家经济的命脉,操纵了关系国计民生的事业,牢牢掌握了对国民经济的领导权,为组织和发展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并有计划地开展经济建设和逐步地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了经济条件。建国初期,毛泽东还正确地领导了打击投机资本,稳定市场物价的斗争。建国初期,一些投机资本家趁国家财政经济困难之机,凭借他们在市场上占有的经济力量,扰乱金融,囤积物质,哄抬物价,严重影响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威胁人民政权的巩固和发展。中央人民政府及时部署了打击投机资本、控制市场、稳定物价的斗争,与投机资本家展开“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并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毛泽东称这次斗争胜利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打击投机资本的斗争取得胜利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又颁布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统一全国财政收支,使国家收入的主要部分统归国库,集中地使用于国家的主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 册,第404 页。② 《学习<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阅读文件选编》第433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428 页。要开支。第二,统一全国贸易和物资调动,使国家掌握的重要物资,如粮食、棉布、工业器材等从分散状态集中起来变为有效的力量,以便有计划地调节国内供求,控制市场和组织对外贸易,对投机资本作有效的斗争。第三,统一全国现金管理,减少市场上货币流通的数量,采用转帐支票和银行汇拨,以便有计划地调节现金流通。中央人民政府雷厉风行地对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和统一管理,初步实现了国家财政收支的平衡,制止了通货膨胀,从根本上稳住了物价,使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

  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毕竟刚成立,中国人民和中央人民政府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在农村,约有3.1 亿人口的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尚未进行,地主阶级还没有推翻,封建土地剥削制度的枷锁还沉重地套在农民身上,严重地束缚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阻碍着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进行。在城市,遭到严重破坏的工业生产还没有恢复,没收官僚资本后转为国营厂矿企业的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也还没有进行,旧的官僚机构和残余的反革命势力还影响着工人在企业中当家做主地位的确立和生产积极性的发挥。瘫痪多年的交通运输还没有修复,货流不畅,城乡交通困难的问题还困扰着国家的经济生活。尤其是平稳物价后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形成的虚假购买力骤然消失,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固有的弊端和弱点彻底暴露出来,对新的环境一时无法适应,在生产经营上遇到了很大困难。一大批工厂商店因商品滞销,经营亏损、资金短缺、周转不灵而倒闭。工商业的不景气,扩大了失业人群,仅上海市,1950 年春即新增失业工人10 多万人,全国失业工人达117 万。由于家长失业,学生缀学,上海中小学的80%因学生来源不足而被迫关门停课。革命胜利后经济改组带来的困难和阵痛,导致了国内阶级关系的紧张,资产阶级误认为共产党要提前实现社会主义而惶恐不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或由于失业、失学,或由于负担过重而对人民政府有怨言。人民政府面临的形势仍是异常严峻的。

  为了全面分析建国以来,特别是平稳物价、统一财经以来的政治经济形势。总结前一段的工作,明确今后的任务,统一认识,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中共中央于1950 年6 月6 日至9 日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毛泽东的报告,实事求是地、全面和科学地分析了建国以来的政治经济形势,明确了党和政府所面临的基本任务,以及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应做好的工作,并详细地阐述了在这些工作中应该遵循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建国后几个月来,虽然我们在经济战线上已经取得了一批胜利,例如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通货停止膨胀和物价趋向稳定等等,表现了财政经济情况的开始好转,但还不是根本的好转。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为开始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是全党和全国人民今后三年内的中心任务。毛泽东指出:“要获得财政经济情况的根本好转,需要三个条件,即:(一)土地改革的完成;(二)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整;(三)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要争取这三个条件,需要相当的时间,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或者还要多一点。”毛泽东强调:“全党和全国人民均应为创造这三个条件而努力奋斗。”①

  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18 页。毛泽东指出,为了实现上述三个条件,必须做好下列八项工作:

  (一)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为了达到尽快解放农村生产力的目的,对待富农的政策应有所改变,即由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以利于早日恢复农村生产,又利于孤立地主,保护中农和保护小土地出租者。

  (二)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三)在保障有足够力量用于解放台湾、西藏,巩固国防和镇压反革命的条件之下,对人民解放军和国家行政机关进行整编和精简,以节省军事行政费用,加强经济建设事业。

  (四)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争取一切爱国的知识分子为人民服务。

  (五)认真做好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

  (六)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学习问题;开好各界人民代表大会,让人民代表有充分的发言权。

  (七)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

  (八)坚决执行中央关于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的指示,关于加强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指示,关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指示,关于全党整风的指示,搞好1950 年的整风工作,克服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改善党与人民的关系,提高干部和一般党员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

  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批评了在某些干部中存在的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提前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批评了粗暴对待知识分子和在少数民族工作中不顾客观条件急于进行改革的“左”的情绪,为全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毛泽东的报告,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纲领性文件。

  七届三中全会后,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好转的各项工作全面铺开。

  首先是调整工商业。

  调整工商业,包括三项内容,即调整公私工商业关系;调整劳资关系;调整产销关系。调整公私工商业关系的要求是确立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同时在国营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之间进行合理分工,国家从经营范围、原料供应、产品销售、价格政策等方面给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以应有的照顾和扶持,适当减轻私营工商业的负担,使其在国营经济领导下有所发展。调整劳资关系的要求是,既保护工人的民主权利和合法利益,又防止工人的过高要求;劳资间的纠纷,按有利于生产的原则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解决。调整产销关系的要求是,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之下,通过各行业内部及行业之间的协调,克服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生产和经营中的盲目性,实行有计划的生产,达到产销平衡。工商业的调整,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实现了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轨道向新民主主义的新轨道的转变,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得到了扶持和发展,不适应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需要的行业被淘汰,进一步加强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为进一步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

  其次是彻底改革土地制度。

  根据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1950 年6 月28 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讨论和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并于6 月30 日颁布实施。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或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借此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1950 年冬,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全面铺开。中央人民政府在总结老区土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对新区的土改作了新的规定:将消灭富农经济的政策改为保护富农经济;将没收地主全部财产的政策改为仅仅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其他财产不予没收;规定小土地出租者的土地在不超过当地每人平均土地量的200%者均保留不动;规定在土改中必须注意团结和保护中农;规定在土改中,要注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织广泛的反对封建主义的统一战线;规定对使用机器或有其他进步设备的农场、牧场,由原经营者继续经营,不得分散;规定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地分批分期进行,不误农时;要求贯彻群众路线,注意发动和依靠群众,防止“和平土改”的偏向。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预期的胜利,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

  再次是国家机构的整编和精简。

  1950 年3 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讨论统一全国财政经济管理的决定时,就颁发了《关于统一全国各级人民政府、党派群众团体员额暂行编制(草案)》和《全国各级人民政府1950 年度暂行供给标准(草案)》。七届三中全会后,政务院根据《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及《省、市、县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和提高工作效率,精简节约的原则,对中央人民政府、大行政区人民政府、省(市)人民政府、专员公署,县人民政府等的编制和供给标准作了统一的规定。在精简整编过程中,各级领导机关还注意把精简整编与改进干部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注意加强财经部门和基层,注意对文化程度较低的干部的培养和提高,撤销重复设立的机构,尽量减少机构层次。在国家行政机关简精,整编的同时,也对人民解放军进行了整编。国家行政机关和人民解放军的精简整编,减轻了中央人民政府的财政压力,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创造了条件。

  第四是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

  建国初期,国民党残留在大陆的各种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主要有:网罗各种反革命力量,组织各种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武装,妄图与人民政府对抗到底;组织暴乱,袭击和进攻我县、区、乡人民政府,杀害政府工作人员和人民群众;袭击、暗杀革命干部,制造白色恐怖;破坏交通,烧毁民房,抢劫仓库、粮站,扰乱社会秩序;造谣惑众,制造混乱,离间人民群众与人民政府的关系。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不仅严重地威胁着人民民主专政的巩固和发展,而且为恢复国民经济,争取财政的根本好转带来巨大威胁。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必须坚决地肃清一切危害人民的土匪、特务、恶霸及其他反革命分子”的任务后,党和政府大张旗鼓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活动,毛泽东为镇压反革命规定了正确的方针和策略。毛泽东指出,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

  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不可偏废。”①1950 年12 月,毛泽东在一份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策略问题的电报中提出:“对镇压反革命分子,请注意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使社会各界没有话说。”②1951 年2 月18 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中,又进一步规定了镇压反革命分子的策略问题。毛泽东指出:“1.判处死刑一般须经过群众,并使民主人士与闻。2.严密控制,不要乱,不要错。3.注意‘中层,,谨慎地清理旧人员及新知识分子中暗藏的反革命分子。4.注意‘内层’,谨慎地清理侵入党内的反革命分子,十分加强保密工作。5.还要向干部做教育,并给干部撑腰。”

  ③1951 年5 月,毛泽东又提出,镇压反革命必须实行党的群众路线:“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吸收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参加,统一计划,统一行动,严格地审查捕人和杀人的名单,注意各个时期的斗争策略,广泛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召开各种代表会,干部会,座谈会,群众会,在会上举行苦主控诉,展览罪证,利用电影、幻灯、戏曲、报纸、小册子和传单作宣传,做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坚决地反对草率从事的偏向。”④由于毛泽东采取了正确的镇压反革命的策略,及时纠正了镇反工作中出现的“左”右倾错误,至1952 年底,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全国共消灭国民党特务、土匪200 万人以上,镇压了大量的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和反动会道门头子,基本上肃清了残存的各种反革命分子。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胜利,造成了我国历史上空前团结的政治局面,不仅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保证了各项社会改革的顺利进行,而且镇反运动本身是对社会生产力的一次大解放。通过镇反运动,广大人民群众扬眉吐气,心情舒畅,生产积极性充分焕发出来,这不仅有利于国民经济恢复工作的顺利进行和争取财政的根本好转,同时也为有计划地开展经济建设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条件。第五,大力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

  在农业方面,中央人民政府制订了一系列保护农业和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开展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生产技术改进工作,使农业生产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1949 年,粮食产量为11318 万吨,至1952 年则增加到16392 万吨;棉花1949 年为44.4 万吨,1952 年则增加到130.4 万吨。在工业方面,中央人民政府在国营工矿企业广泛开展了民主改革和生产改革,使企业的面貌焕然一新,使企业从所有制到经营等方面均成为名副其实的崭新的社会主义企业,企业的生产状况和经营获得了根本好转。这对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争取国家财政的根本好转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六,大力发展国内外贸易。

  建国初期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不仅表现在工农业生产的衰落,而且也表现在国内外贸易的萎缩和停滞。恢复和发展国内外贸易,是实现国家财政根本好转的一项重要工作。在国内贸易方面,党和政府采取建立和发展国营社会主义商业体系,大力发展城乡合作社商业,并充分发挥私营商业的作用等措施,沟通城乡物资交流,活跃城乡经济。在对外贸易方面,1949 年12

  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0 页。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 册,第729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35 页。④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39 页。月22 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就提出:“准备对苏贸易条约时应从筹统全局的观点出发,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其范围和数量要有一个大概的计算。”①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我国先后同苏联、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朝鲜、锡兰、缅甸、印度、巴基斯坦,以及英国、法国、瑞士、联邦德国、芬兰、荷兰、智利、日本等国建立或发生了外贸关系,1952年的进出口额从1950 年的41.6 亿元上升到64.6 亿元,并且基本上实现了进出口贸易的平衡。

  由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也由于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至1952年底,中国人民克服了建国初期的严重困难,战胜了国内外敌人的封锁和破坏,胜利地实现了毛泽东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而斗争的伟大任务,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条件。

  三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

  建国初期,在一部分干部中滋生了一种由于革命胜利而来的“左”的情绪,他们主张乘胜消灭资产阶级,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在1950 年3 月召开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有人就提出:“今天斗争对象,主要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要求划分国营和私营的经营范围,“我们不允许”。“国营经济要无限制的发展”,“越发展,就越要排挤私营,例如火柴工业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国营生产很多,对私营不必扶持,甚至禁止”。对资本家提出不要与民(即民族资产阶级)争利的问题,说我们就是要“与民争利”,我们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大资本家要停工,我们就让他停工,我们有钱,就接收过来”。有人说,革命胜利了,民主党派“任务已尽”,认为“民主党派是包袱”,“可有可无”。对知识分子也发生了过“左”的作法,不让教授上课,不让旧艺人演戏,企图用粗暴的方法进行文化教育部门的改革。在少数民族工作中,也发生了不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不顾客观条件急于改革的偏向,等等。这些“左”的思想和行为,造成统一战线中各阶级和各阶层的紧张关系。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更是惶惶不可终日。建国初期,民族资产阶级由于原料来源和产品销路等方面的问题,在生产和经营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尤其是在人民政府稳定物价的工作中他们的急刹车,引起社会经济一时发生“后仰”现象,货币流速大为降低,商品销售量大为减少,一大批工厂由于商品滞销,资金周转不灵而关门停业。在困难面前,民族资产阶级把造成困难的原因归结为人民政府的税收、公债。有的甚至认为共产党迟早要共产,不如早共产,因而要求献厂、献店、解散职工、消极经营,有的还逃至香港。这时,“失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还有一批小手工业者也不满意我们。在大部分农村,由于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又要收公粮,农民也有意见。”①..

  为了纠正干部中存在的“左”的思想和行为,调整和理顺统一战线内部各阶级、各阶层之间的关系,集中力量,一致对敌,为顺利地实现从新民主

  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 册,第197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2 页。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创造条件,毛泽东从建国初期的客观实际出发,全面分析了统一战线内部和外部的请种矛盾关系,分析了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手工业者、知识分子等阶级和阶层在新形势下的特点,1950 年4 月在全国统战会议工商组讨论会的一份发言记录稿上的批语中就指出:“今天的斗争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残余,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对于民族资产阶级是有斗争的,但必须团结它,是采用既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以达到团结它共同发展国民经济之目的。”②1950 年6 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又提出了“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

  毛泽东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是中国从古未有的伟大胜利。但是,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还面临着复杂的斗争。“我们的敌人是够大够多的。第一,帝国主义反对我们。第二,台湾、西藏的反动派反对我们。第三,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反对我们。第四,地主阶级反对我们。第五,帝国主义在我国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动势力,以及我们接收的国民党的文化教育机构中的反动势力,反对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敌人。我们要同这些敌人作斗争,在比过去广大得多的地区完成土地改革,这场斗争是很激烈的,是历史上没有过的。”①因此,“我们不要四面出击。四面出击,全国紧张,很不好。我们绝不可树敌太多,必须在一个方面有所让步,有所缓和,集中力量向另一方面进攻。”②毛泽东指出:我们当前的总方针,“就是肃清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推翻地主阶级,解放台湾、西藏,踉帝国主义斗争到底。”③为了孤立和打击当前的敌人,就要把人民中间不满意我们的人变成拥护我们的人。为此,“全党都要认真地、谨慎地做好统一战线工作。要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把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团结起来。”毛泽东强调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现在需要采取这个策略。”④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毛泽东提出:(一)要合理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20 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二)要实行减租减息、剿匪反霸、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拥护我们。(三)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四)对民族资产阶级,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和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了。(五)对知识分子,要通过办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以使用他们;同时让他们学习社会发展史和历史唯物论等课程,以教育和改造他们。(六)在少数民族地区,条件不成熟,不要进行改革;一个条件成熟了,其他条件不成熟,也不要进行重大改革;少数民族地区的改革必须由少数民族自己来解决。毛泽东指出,要向干部讲明这个道理,做好工作,使工人、农民、小手工业者都拥护我们,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人不反对我们。“这样一来,国民党残余、特务、土匪就孤立了,地主阶级就孤立了,台湾、西藏的反对派就孤立了,帝国主义在我国人民中间就孤立了。”①

  ②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 册,第292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1~22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4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2 页。④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3 页。

  毛泽东提出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中心问题是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纠正建国初期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尚未彻底完成时急于消灭资产阶级的“左”的错误,在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和统筹兼顾的原则下,团结资产阶级一道,共同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任务,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和实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创造条件。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思想,党和政府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采取谨慎稳妥的步骤,牢牢把握主攻方向,集中精力解决主要矛盾。对资本主义加以区别,先没收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立即消灭资本主义,以利于发展国民经济。建国初期,既发挥民族资本主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因素,帮助他们恢复生产和经营,又限制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甚至破坏因素。针对投机资本家四次刮起的涨价风,党和政府采取坚决的打击措施,统一全国的财政经济管理。1952 年,党和政府又针对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了一个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在运动中采取严肃与宽大相结合、改造与惩治相结合的方针,实行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争取和改造了大多数资本家,孤立和打击了少数反动资本家。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党和政府实行“首恶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政策,使镇反运动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在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中,党和政府把以往征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政策改变为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这样“更能孤立地主,保护中农”①,从而使土地改革运动得以顺利进行。

  历史已经证明,毛泽东提出的“不要四面出击”的策略,是一个成功的策略,在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至1952 年底止,由于毛泽东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已经巩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国际形势也正朝着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方向发展。在这种形势下,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任务便提上了历史的议事日程。毛泽东审时度势,根据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完成革命转变的总路线,从而使中国革命顺利地、成功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

  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24 页。①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 册,第27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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