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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形势下的战略转轨
毛泽东曾指出：“中国共产党光荣的伟大的任务”，就是“完成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并准备在一切必要条件具备的时候把它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上去”①。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的基本歼灭和国民党政权的濒临崩溃，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完成，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将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去的任务。也就是说，历史发展进入新时期，向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战略转轨的任务。
一战略转轨时机的成熟
1937 年5 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针对一些同志提出的“革命前途问题”时，就阐述了关于中国革命的“两篇文章”的观点。毛泽东指出：“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②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两篇文章的观点，不仅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内容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内容，而且还包括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内容。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形成了关于中国革命两步走的理论和关于革命转变的理论。
毛泽东的革命转变理论有几个基本点：一是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是否完成；二是政治条件，既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觉悟程度组织程度是否提高，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权是否实现；三是经济条件，即社会主义经济成分是否增长。只有具备上述条件，才谈得上从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人民解放战争发展到1949 年初，上述条件基本上具备。也就是说，战略转轨的时机已经成熟。
首先，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基本上完成，这是革命转变的总前提。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任务主要是推翻作为美帝国主义走狗和作为封建地主阶级及官僚资产阶级代表的蒋介石集团的反动统治。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后，“敌人的战略上的战线已经全部瓦解。东北的敌人已经完全消灭，华北的敌人即将完全消灭，华东和中原的敌人只剩下少数。国民党的主力在长江以北被消灭的结果，大大地便利了人民解放军今后渡江南进解放全中国的作战。”①也就是说，作为蒋介石集团主要支柱，或者说是蒋介石集团赖以维持其统治的国民党军队已被摧毁，蒋介石集团面临着覆灭。而人民解放军正以压倒的绝对优势展开战略追击，中国共产党即将夺取全国政权。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
①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651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373～1374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373～1374 页。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②
民主革命即将完成，便将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面前。在革命面临转变之际，蒋介石又重新玩弄和谈的阴谋，而一些资产阶级的右翼代表人物企图走反对社会主义前途的“中间路线”。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发表了州夸革命进行到底》一文，明确指出，决不能使革命半途而废，而一定要将革命进行到底。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并由此造成统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条件，造成由人剥削人的社会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如果使革命半途而废，那就是违背人民的意志，接受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反动派的意志，使国民党赢得养好创伤的机会，然后在一个早上猛扑过来，将革命扼死，将中国引向黑暗的世界。毛泽东强调指出：“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这样明白地这样尖锐地摆着的问题。两条路究竟选择哪一条路呢？中国每一个民主党派，每一个人民团体，都必须考虑这个问题，都必须选择自己要走的路，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没有什么“中间路线”可走！历史的发展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要求毛泽东尽快作出革命转变的决策，以保证中国革命的车轮滚滚向前。
其次，无产阶级通过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已经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为顺利实现革命转变创造了条件。
领导权的问题一直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虽然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领导权的问题，但由于陈独秀坚持“二次革命论”的立场，放弃领导权，导致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坚持领导权的斗争的开始。
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伊始，就紧紧地依靠工人阶级、贫雇农，团结中农和城市中小资产阶级，并实现了对工人阶级、贫雇农和中农、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领导权。人民解放战争是在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包括工人阶级、贫雇农、中农、城市小资产阶级与以国民党蒋介石为代表的帝国主义殖民势力、封建地主阶级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两种力量之间进行的。当然，在这两种力量之间还交织着一种所谓的中间势力。以民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中间势力，既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政治，又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的社会主义前途，试图在国共两党之间谋求第三条道路。
人民解放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就提出了和人民群众亲密合作，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人的方针，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1947 年2 月，毛泽东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一文中明确指出：这个统一战线“包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其他爱国分子、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在内”，“全党同志必须为这个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而奋斗”①。1947年10 月，毛泽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明确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
②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372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213 页。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②同年12 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又反复强调了这个思想，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③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政治主张以及对于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的团结合作的真诚态度，与国民党蒋介石形成鲜明的对比。
国民党蒋介石在疯狂反共的同时，也对坚持民主进步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进行迫害、殴打、监视，甚至逮捕、杀害民主党派的著名领导人和积极活动分子，镇压学生爱国运动。1947 年10 月，国民党政府宣布中间阶级和中间势力的代表中国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11 月，民盟被迫解散。
在国共两党的不同态度面前，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深切地感受到：“中共并未拒人于千里之外，我们应当依靠中共与中共取得联系。”1948 年1 月，民主同盟在香港召开一届三中全会，宣布恢复民盟总部，否认南京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的决定。会议重新确立了民盟的政治路线，批判了中间路线，决心联合共产党，彻底推翻蒋介石的统治。从此，民盟走上了与中国共产党全面合作的光明大道。与此同时，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也在香港召开了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有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主革命同盟及其他国民党爱国人士的代表。会议强调，脱离和推翻蒋介石的卖国独裁政府，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和平，并坚持同共产党合作，赞同共产党的民主联合政府主张和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本原则。
1948 年4 月30 日，中共中央发出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巩固和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团结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 月5 日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相继发表声明、宣言和通电，热烈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1948 年8 月以后，应中共中央的邀请，全国各民主党派、和民主阶层的代表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1949 年1 月，到达解放区的55 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发表了《我们对于时局的意见》，明确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共策进行，以期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早日实现。”①
至此，中国无产阶级通过其政党中国共产党已经实现了对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在内的全国绝大多数人民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占居了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确立，一方面表明全国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所代表的中国的光明前途，拥护中国共产党将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阶段去；另一方面还表明，全国人民真诚地希望中国共产党将革命进行到底，将革命推进到社会主义阶段，率领全国人民奔向中国的光明前程。因此，中国
②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237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257 页。① 《民主革命时期的民主党派》第718～719 页。
共产党领导地位在全国人民中的确立，本身就提出了战略转轨的要求，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要求。第三，社会主义经济成分逐步成长，为实现革命转变提供了内在驱动力。早在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认识到经济问题对于中国革命的极端重要性，要求每一个党员都要重视经济问题，努力解决经济上的困难。1934 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专门阐述了“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指出：“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①“我们的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②可见，毛泽东此时便认识到了国营经济占领导地位，是民主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因此，毛泽东在根据地经济建设中，着眼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在农业方面，鼓励组织劳动互助社和耕田队，以调剂农村中的劳动力；鼓励组织犁牛合作社，以解决耕牛缺乏的问题；对于某些重要农产品作出相当的生产计划，动员农民为着这样的计划而努力。在工业方面，有计划地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某些工业，尽管在散漫的手工业基础上，全部的精密计划当然不可能，但是关于某些主要的事业，首先是国家经营和合作社经营的事业，应当有精密的生产计划。在对外贸易方面，有计划地组织人民进行对外贸易，并且由国家直接经营若干项必要的商品流通。当时根据地的经济，“是由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和私人事业这三方面组成的”。毛泽东从实际出发，“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国家经营的经济事业，在目前，只限于可能的和必要的一部分。”毛泽东强调：要“尽可能地发展国营经济和大规模地发展合作社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国营经济配合起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将成为经济方面的巨大力量，将对私人经济逐渐占优势并取得领导的地位。”①
由于毛泽东既注意处理好根据地经济建设中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私人经济的关系，又强调了发展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因此，在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的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中，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都有了较大的发展。在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有了更大规模的发展，1947 年12 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②解放区贯彻实施这三大经济纲领，进一步改变了解放区的经济结构，出现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系。这个经济体系的构成，包括国营经济，这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由个体逐步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农业经济；独立小工商业者的经济和中小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特别
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30～131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30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33～134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253 页。是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③的原则，为解放区的农业、工业、商业、财贸各项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在农业方面，农业生产有了显著的提高。特别是东北地区恢复的耕地面积，1947 年为80 万响，1948 年为78 万垧，1949 年为50 万垧。东北地区的粮食产量，1947 年为600 万吨，1949 年为1400 万吨，两年之中增加了一倍多。在工商业方面，各解放区都创办了一些公营企业；许多城市解放后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而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私营工业、私营商业也有较大发展。公私工商业的发展，使解放区的工商业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在财政金融方面，1948 年以前，由于各解放区还没有连成一片，备解放区的货币、财政是分散管理。1948 年12 月，召开了各解放区联合财政会议，决定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货币——人民币，逐步收兑原有的各种地方性货币。人民币的统一，是人民革命胜利的标志。
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实施了正确的经济政策，解放区工农业生产蓬勃发展，财政收支平衡，物价稳定。解放区的经济建设，促进了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不断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不断增多，这就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或者说使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成为可能。
总之，至1949 年初，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势力即将被消灭，大部国土已经解放，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都站到中国共产党方面，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时，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和经济建设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历史的发展将革命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要求提到了毛泽东的面前，要求毛泽东实行革命的战略转轨，并提出战略转轨的任务，以顺利地实现革命的转变。
二战略转轨的任务
1949 年1 月底，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中国革命已处于历史的转折关头。毛泽东审时度势，顺应革命发展的要求，在1949 年3 月5 日至13 日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适时地提出了建立全国政权和实现革命转变的任务。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指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己成熟。”①并着重指出：我们要建立的全国性的民主联合政府，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②。这个人民民主专政的政府的任务，是“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③为了顺利实现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方针，即提出了战略转轨的任务，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政策准备。
③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256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435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436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437 页。首先，要彻底消灭蒋介石的残余力量。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还剩下100 多万军队，这100 多万军队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毛泽东指出：“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天津方式，即用战斗解决敌人；北平方式，即用和平方式解决敌人；绥远方式，即有意保存一部分处境比较孤立的敌人，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以后，再进行改编。毛泽东指出：尽管用后两种方式解决敌人的可能性增加了，但“人民解放军的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任何松懈战斗意志的思想和轻敌的思想，都是错误的。”④
其次，要实现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向城市的转移。毛泽东指出：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心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当然必须城乡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用极大的努力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城市工作中，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与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以便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官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同时，要立即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作为我们的中心任务，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第三，要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没收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中国官僚资产阶级手中的资本归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所有，使人民共和国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使国营经济成为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
第四，要对私人资本主义采取正确的政策，要尽可能地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对私人资本主义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要进行限制。毛泽东指出：“限制和反限制，将是新民主主义国家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①
第五，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90％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毛泽东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单有国营经济而没有合作社经济，我们就不可能领导劳动人民的个体经济逐步地走向集体化，就不可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巩固无产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领导权。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也就要犯绝大的错误。”②
第六，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两种基本的矛盾：国内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两个矛盾，必须强化而不是削弱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
第七，革命胜利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泽东强调，全党务必克服骄做自满、以功臣自居的情绪，警惕资产阶级用糖衣裹着的炮
④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424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432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4 卷，第1432～1433 页。弹的攻击，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毛泽东还提议，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将党的领导者的名字用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
第八，革命胜利后，要采取正确的外交政策。毛泽东指出：我们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对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我们决不给他们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我们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任何外国外交机关和外交人员的合法地位，不承认国民党时代的一切卖国条约的继续存在，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开办的宣传机关，立即统制对外贸易，改革制度。我们要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提出了战略转轨的任务，解决了我党取得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以后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理论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转变理论，使全党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和政策上做好了迎接革命转变的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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