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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文艺与革命
文艺革命的关系，是《讲话》的出发点，是毛泽东考察文艺问题的一个重要视角。这里涉及的是文艺的功利问题，涉及到文艺的革命宣传作用，文艺的政治性与党性原则以及党的文艺政策等问题。
一文武两支军
毛泽东极为重视文艺的革命作用，这是他作为革命家所必然具有的眼界。《讲话》开明宗义地指出：“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话，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①这就点出了当时文艺的功能就在于服务革命战争。毛泽东认为，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中，有各种战线，其中也可以说就是文武两个战线，即文化战线与军事战线。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仅仅有这支军队是不够的，还需要一支文化的军队。这就是说，要文武两支军队相互配合，才能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
细索一下，毛泽东关于文艺的革命功能作用与文武两支军队的思想，由来已久。早在192S 年10 月至1926 年5 月，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时，他就全力以赴整顿和改造国民党的宣传工作，使之革命化，使之面向工农大众。而宣传工作最有效的是采取文艺形式。他在《宣传工作决议案》中认为，与其用论文，毋宁用小说及有韵的歌谣或问答体的短文，或用
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53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47 页。革命故事和传说，代替乡村的神话与传说，去动员农民。在江西苏区时期，尽管物质条件极端困难，战斗频繁，工农民主政府还专门设立了艺术局抓文艺工作，并且成立了“八一剧团”、“工农剧社”等文艺团体，演出歌舞、话剧、戏曲等节目。在毛泽东等人的倡导下，革命歌谣的发展特别突出，起到了促进革命的宣传作用。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我们在苏区的时候，首先重视的就是发展江西的兴国民歌，在扩大红军的‘扩红’运动中，民歌起了很大的作用哪。”①
尽管江西苏区有一些文艺工作者及文艺活动，但10 年内战时期的革命文艺的主力军却不在“山顶上”，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大城市中。到了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红军长征北上，到达陕北，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逐渐陆续来到革命根据地。如当时的著名左翼作家丁玲于1936 年11 月来到保安，毛泽东欣喜之至，写《临江仙》赠丁玲：“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纵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②这里体现出来的不是毛泽东与丁玲的老乡之谊，而是表现出毛泽东对文艺革命作用的高度重视。1922年8 月24 日孙中山先生在《与报界的谈话》中说：“常言谓：一枝笔胜于三千毛瑟枪。”毛泽东词中所引正是孙中山的意思。丁玲到来之后，当时陕北的一些文艺工作者倡议成立一个文艺组织，毛泽东提议把这个组织叫做“中国文艺协会”，意在根据地组成一支文艺大军。毛泽东在成立大会上作即兴讲演，说，中国苏维埃成立已很久，已做了许多伟大惊人的事业，但在文艺创作方面，我们干得很少，今天这个中国文艺协会的成立，是近10 年来苏维埃运动的创举。“现在我们不但要武的，我们也要文的了，我们要文武双全。”
③当时内战尚未停止，抗日亟需动员，怎样才能停止内战呢？毛泽东认为我们要文武两方面出击。他在这篇讲演中提出的“文武双全”与后来《讲话》中说的“文武两个战线”、文武两支军队，即朱（德）总司令的军队和鲁（迅）总司令的军队，是一脉相承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本来就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毛泽东曾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认为中国革命的文化军队从“五四”以来就开始形成，并帮助了中国革命。但是，自大革命失败后，文武两支军队却没有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认为，内战时期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即军事“围剿”与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的深入，即农村革命的深入与文化革命的深入。在《讲话》中，毛泽东又指出：“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个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但在实际工作中却没有互相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当时的反动派把这两支兄弟军队从中隔断了的缘故。”①这种隔断就造成了不合理的状态，革命中心在农村革命根据地，革命文艺运动的中心却在半殖民地的最大城市——上海。于是这两支军队就只能遥相呼应，各自作战。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文艺工作者从大城市来到了延安和备抗日根据地，在农村根据地逐渐形成
① 转引自于伶：《噙泪忆教诲，深深怀念周总理》，《人民戏剧》1978 年第1 期。② 《新观察》1980 年7 月号。③ 《红色中华》1936 年11 月30 日。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47～848 页。了一支文艺军队，与武装的革命军队一起，成为革命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讲话》针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问题，认为现在的关键在于要使这两支军队很好地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②..
把文艺看作是一支革命军队，看作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必然否认文艺的非功利观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讲话》特别强调文艺的革命功利性质；这种功利主义不是只看到局部的眼前利益的狭隘的超阶级的功利主义，“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我们是以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最广大群众的目煎利益和将来利益的统一为出发点的，所以我们是以最广和最远为目标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当时的抗日主题，规定了文艺的革命方向和战斗作用，“现在需要战斗的作品，现在的生活也全部是战斗。”②毛泽东正是从革命需要出发，把文艺看作是一支革命的军队，规定了文艺运动的革命功利方向。
二文艺与政治
从文武两支军队的观点出发，自然就引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有些人早在抗战初期来延安时就说政治家与文学家不能相互了解，要求各走各的路；座谈会上，又有人说“红莲、白藕、绿叶，儒、释、道是一家，政治、军事、文艺也是一家，但谁都不能领导谁。”
③针对这些说法，毛泽东的观点异常明确，即文艺服从于政治。文艺服从于政治，毛泽东是从“党的文艺工作和党的整个工作的关系”，
从“党的文艺工作和非党的文艺工作的关系问题——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④..来说的，实际上就是从文艺与革命的关系上来规定的。革命就是剧烈的政治运动，文艺与革命的关系，也就规定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里考虑的仍然是文艺的功利方向和性质。
首先，毛泽东认为，从党的文艺工作与党的整个革命工作的关系来看，决定了文艺服从于政治。一方面，毛泽东强调了文艺对于政治的伟大影响，对于革命事业不可代替的作用，“如果连最广义最普通的文学艺术也没有，那革命运动就不能进行，就不能胜利。”①；但另一方面，毛泽东突出指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只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只是整个革命机器的“齿轮与螺丝钉”，“因此，党的文艺工作，在党的整个革命工作中的位置，是确定好了的，摆好了的；是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②因此，文艺服从于政治，就是文艺服从于党的整个革命工作。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斗争。其次，从党的文艺工作与非党的文艺工作关系
②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48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64 页。② 《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55 页。③ 转引自王燎荧主编：《毛泽东文艺思想基础》第92 页。④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65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66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66 页。来看，党的统一战线政治策略决定了文艺的统一战线策略，这里仍然是文艺服从政治。毛泽东提出了文艺界统一战线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抗日的文艺统一战线，抗日是当时的第一个根本政治问题，在抗日这个前提下，可以而且应当团结党外一切同情分子、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和赞成抗日的地主资产阶级文艺家。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显然没有机械搬用列宁在《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中提出的文学党性原则。第二个层次是民主政治问题上的文艺统一战线，这个层次比抗日的层次范围要小些，因为在民主问题上有些人不赞成。第三个层次则是文艺创作方法与风格的特殊层次，“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又有一部人不赞成，这个团结的范围会更小些。”③毛泽东这三个层次的排法，把文艺自身的特殊性问题放在最后，而把抗日与民主这种政治上的团结与联合放在前面，意即文艺必须从属政治。事实上，人们也不可能用一种艺术方法和艺术风格去统一一切。因此，文艺上的宗派主义在抗日救亡与民主政治面前便显得毫无意义。当时延安就存在着这种忽略政治团结而斤斤计较文艺创作上的各种纠纷，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关于文艺创作问题的争论则早已存在，当时鲁迅就指出：“我以为文艺家在抗日问题上的联合是无条件的，只要他不是汉奸，愿意或赞成抗日，则不论叫哥哥妹妹，之乎也者，或鸳鸯蝴蝶派都无妨。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互相批判。”①毛泽东文艺服从政治的提法正是他的统一战线理论在文艺问题上的具体运用。1944 年他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思想。
从文艺服从政治的观点出发，自然又导出文艺批评中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说法。当时延安的一些作家中，有人反对从政治上来看文艺作品，说这是“想把所有的作家纳入他的政治面具的模子里，有意无意地让艺术价值化为海洋的沉淀物”。还有的人认为“一个批评家对于一个创作者，如果不看他的生活和技巧，而单单强调‘政治’是不妥当的。我们晓得过去左翼美术的成绩太差，就正是轻视技巧的结果。”②毛泽东针对这些观点，提出了文艺批评的标准问题。他也注意到文艺批评的复杂性，需要许多专门的研究。他论述的是文艺批评的基本标准问题，这就是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从政治标准来看，一切利于团结抗日，鼓励群众同心同德，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一切不利于团结抗日，使群众离心离德、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而好坏则是以功利效果为准的。从艺术标准来看，一切艺术性较高的，是好的，或较好的；艺术性较低的，则是坏的，或较坏的。毛泽东认为，政治并不等于艺术，他要求政治与艺术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观点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③很显然，毛泽东在这里之所以注重提出作品的艺术性，并不仅仅是从文艺作品的审美特性的要求出发的，而主要是注重作品艺术性的革命功利效果和感召力量。因此，文艺服从政治与革命，使他主张：政治标准是第一位的，艺术标准是第二位的。既然政治标准第一，那么，政治上根本反动的东西，可能有某种艺术性。也不可取，“内容愈反动
③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67 页。①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第75 页。② 转引自玉燎荧主编，《毛泽东文艺思想基础》第132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69 页。的作品而又愈带艺术性，就愈能毒害人民，就愈应该排斥。”①显然，在文艺与革命和政治的关系上，毛泽东的天平倾向于后者。
关于毛泽东对文艺与革命和政治关系的论述，是人们一直争论的问题。我们应该看到，毛泽东是从革命需要出发来规定文艺的政治功能与革命的功利方向的。在这方面，他继承并发展了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的思想。列宁曾在1905 年提出：“文学应当成为党的文学”，“打倒无党性的文学家！打倒超人的文学家！文学事业应当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②。从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社会学观点来看，文艺作为一独特的意识形态，它决定于并反作用于社会的经济基础，而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社会分裂为各个阶级的时代，超阶级的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从而超阶级的文学艺术，为艺术的艺术，一般是不存在的。因此，文艺无论如何是不能脱离政治的。《讲话》完全是运用这些观点来观察文艺现象的。至于毛泽东更进一步提出文艺服从于政治，提出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是第一位的，仍有其时代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在当时激烈的民族战争与阶级斗争（当时正是国民党发动几次反共高潮时期）的双重困境中，革命与政治毕竟是压倒一切的主题。使文艺服从于政治与革命的需要，发挥文艺的政治与革命的功能作用，正是时代主题所迫切要求的。在当时的延安文艺界所存在的问题中，有着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倾向。其中既有公式化、简单化的教条主义，“重政治、轻艺术”，以政治压倒一切，但更严重的是非政治化的文艺教条主义，“为艺术而艺术”，以艺术否定政治的不切实际的空谈。所以毛泽东认为：“现在更成问题的，我以为还是在政治方面。有些同志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所以发生了各种糊涂观念。”①所以，文艺服从政治的提法，既是时代主题所规定的，也是对症下药的重量药剂。忽视这一历史背景，轻率否定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以至于要使文艺完全脱离政治，又是不切实际的空谈。
但是，问题也有另一面。当毛泽东从革命与政治的功利方面规定文艺运动的方向，从而提出文艺服从于政治的时候，在理论上也有疏漏之处，对建国以后文艺运动的发展，也有不良影响。由于文艺服从政治只是那个时代主题的规定，但毛泽东在论述时却把它提升到了一般的规律的高度，这就容易导致人们对《讲话》的“误读”，毛泽东也把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具体化为“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②，但“一定革命时期”并不是一个具有明确内涵的概念，既可理解为一个大的历史阶段，也可解释为一个短时期，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由于它与“文艺服从政治”的一般提法紧密相联，后来在执行过程中要求文艺作品配合当时当地的某项具体政策和某项具体政治任务，甚至提出“写中心，画中心，唱中心”的口号。此外，毛泽东在遵循列宁的文学党性原则，提出文艺服从政治的口号时，也明显忽略了列宁的另一段话：“无可争论，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论，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③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
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69 页。② 《列宁选集》第1 卷，第647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70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3 卷，第866 页。③ 《列宁选集》第1 卷，第648 页。有位翻译家觉得列宁这篇著作对讨论文艺问题有重大意义，特译出全文以供研讨。但《解放日报》在摘刊时却删掉了这段文字，《讲话》引用了列宁“齿轮与螺丝钉”的比喻，但“两个无可争论”这段尊重文艺特点的名言却在原版本或修改时始终未曾进入《讲话》的文本。这固然有其历史原因，但恐怕与毛泽东对于文艺公式化简单化可能给文艺事业带来的危害估计不足有关。后来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解决这个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代时期，邓小平《在第四届文代会上的祝辞》中，重新摘引了列宁关于两个“无可争论”的名言，并不再提“文艺服从政治”，而是确定“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话又重新说过来，《讲话》关于“文艺服从政治”的说法，是从文艺与革命的关系上，从文艺的功利层次上规定文艺运动方向的，而不是在讨论文艺的特殊问题。《讲话》所确定的文艺运动的更根本的方向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从基本精神来讲，新时期的文艺方针仍是《讲话》的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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