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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传统哲学的继承与转换
殷海光先生在考察中国近代文化变迁时曾认为，任何一个文化与另外任何一个文化接触时，它不可能站在文化基线的零点上。无论如何，它不可能不站在它与另一文化接触以前自己既有的文化积累上。这既有的文化累积，也就是它与另一文化接触时的文化基线。并认为这一文化基线，基本地决定着它对某一文化和它接触时所产生的反应结果。我们认为，这一反应结果从根本上取决于外来文化满足现实需要的程度。但殷海光先生提出的“文化基线”概念也有其非常合理的一面。外来文化受到中国人的吸收或排斥，的确与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系，整个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就是如此。毛泽东批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写作两论，特别注重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与矛盾问题，除了深深扎根于深厚的革命实践的之壤之外，的确与他原来固有的传
③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322 页。④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326～327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312、313 页。统文化素养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中国哲学中，有两个非常突出的传统，一是关于知行关系的讨论，二是具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就知行关系而言，早在《尚书》中即有“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说法，先秦孔墨诸家也都各自阐发过自己的知行观。迨至宋明以来，知行关系得到更为充分深入的探讨，涉及了知行的先后、轻重、难易、分合等问题。朱熹主知先行后说，以为论先后，知为先，但论轻重，则行为重；王阳明则辟知行先后之论，以“心即是理”倡“知行合一”：“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①这是宋明理学有代表性的两种观点，其共同特点都是内省致知，即使倡导格物求理的朱熹也不例外。明末清初，经世致用思潮崛起，他们力辟言心言性之空谈。王船山对宋明理学作了一番根本改造，他批判朱熹“先知以废行”、王阳明“销行以归知”的错误，认为“知非先，行非后，行有余力而求知”，主张“先行后知”，“知行相资”，“行可以兼知，而知不可兼行”②的唯物主义认识论观点。特别是颜元紧紧抓庄“格物致知”这一命题，企图赋予新解，训“格物”之“格”为“‘手格猛兽’之‘格’，‘手格杀之’之‘格’，乃犯手捶打之义”③。因此他认为“致知”并不在于读书、讲问、思辨，而在于“亲手下一番”，例如“如此菔蔬，虽上智老圃，不知为可食之物也，虽从形色料为可食之物，亦不知味之如何辛也。必著取而纳之口，乃知如此味辛。故曰：手格其物而后知至。”①可见，颜元特别强调“习行”、“亲知”与感性经验的重要性，强调“格物”（变革事物）在认识中的地位与作用。迄至近代，魏源、谭嗣同、孙中山等人都继续知行关系的讨论，但在这一点上，都未超过颜元的“习行”哲学。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即参加了杨昌济等人组织的哲学研究小组。那时杨先生特别推崇朱熹、王阳明、王船山等人的学说。在知行关系上，对这些人的思想取折衷态度，主张知行并重。向学生说：“（吾）生平得力有二，一在力行，一在深思”，“博学、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废..而力行尤要”
②。而在知行先后问题上，杨昌济则归本于朱熹：“心中先发一种思想，然后实现之于行动”，认为“学之不讲，则力行只是盲行，行之愈力，则危险愈大”③。他也提出过“即知即行，知行合一”，但细析起来，仍是知先行后。通过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在那时即已对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关系有所了解，而且其观点与老师一致，信奉朱熹的知先行后说。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他认为知为信之先，信为行之先，“知也，信也，行也，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④。这是他那时提倡研究哲学以立志、醉心于“大本大源”探讨的思想基础。但是另一方面，杨昌济也极力提倡颜元的“习行”哲学，认为“程朱陆王颜李皆有可取”，特别强调“求证于今”、“求证于事物”⑤。① 《传习录·答顾东桥书》。② 《尚书引义·说命中》。③ 《习斋余记》卷六。① 《四书正误》卷一。② 《杨昌济文集》第24、365 页。③ 《杨昌济文集》第67、365。④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28 页。⑤ 《达化斋日记》第51 页、90 页。曾就学于杨门的舒新城回忆说：杨先生“极重实践”，认为自己后来取得的成就是他注重实践的“潜移默化之功”⑥。毛泽东乃杨门高足，杨昌济提倡的实践、关怀国事民瘼、注重国情研究，在那时就已为毛泽东所特别注意，并身体力行，以后便逐渐成为他卓尔不群的思想风格。
中国的辩证思维传统也历史悠久。古代最早的经典之一《易经》即已用阴阳八卦形式推测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发展规律，后来的《易传》提出“刚柔相推而生变化”，“一阴一阳之谓道”，“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这些命题以比较抽象的形式揭示了对立面的相互作用产生事物运动变化的普遍性与规律性，连轻视中国哲学传统的黑格尔也给予很高评价，认为：“中国人也曾注意到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论原则的书）是这类思维的基础。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是有绝对权威的。”①《老子》一书则进一步深化了对矛盾同一性的认识，提出了现实生活中一系列相反又相成的矛盾对立项，诸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声音相和，前后相随”等等。至于《孙子兵法》一书更是以辩证的运思方式把握复杂的军事活动，对战争中对立面的相互依存、相互转化作了许多精彩的分析。这种辩证思维传统对以后中国哲学的发展与中国人民的思维方式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虽然统治阶级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把阴阳矛盾对立项固定化，使形而上学的思想占统治地位，但辩证法思想从未中断过，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特别是到了近代，主“变”思潮兴起，古老的辩证思想又成为论证社会与政治改革的思想武器。
这种辩证思维的悠久传统与近代的主“变”哲学，也深深地影响了毛泽东。从毛泽东的早期文槁中，我们可以看到“动”、“变”“斗”几乎是他无条件地推崇的几个概念；史书中描画的战乱画面令他喜读，“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②在《<伦理学原理>批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传统的辩证思维对他的熏陶，他在批注中列举了诸如阴阳、上下、大小、高卑、彼此、人己、好恶、正反、洁污、美丑、明暗、胜负等对立概念，并认为“无差别即不能构成历史生活。进化者，差别陈迭之状况也。”
上述这一切说明，毛泽东在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之前，在写作两论之前，已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哲学的素养。这里的问题是，两论与传统的知行学说和辩证法思想有什么关系呢？大多数研究者都认为两论批判地继承了传统哲学，但这种批判继承的含义与途径又是什么？为了具体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引用林毓生所介绍的博兰霓知识论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博兰霓区分人的意识为明显的“集中意识”和无法表面明说的、在与具体事例接触后经由潜移默化而得到的“支援意识”，人的创造活动是这两种意识相互激荡的过程。“思想中的意图与关怀用博兰霓（MichaeIPolanyi）的话来说是‘集中意识’（focaiawareness），我们意识中有一个集中点”；另外，“在我们思想的时候，往往受了我们在潜移默化中所受教育的影响，用博兰霓的名词来讲，是受了‘支援意识’（subsidiaryawareness）的影响很大。一个人在思想的时候，虽然他在想他的意识中要想的东西；实际上，后面的根据是
⑥ 舒新城：《我和教育》。①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 卷，第120 页。② 《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86 页。他过去在成长过程当中，一些经过潜移默化所得到的东西。”①两论与传统哲学的关系，也可以说类似于这种“集中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
虽然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提出辩证法唯物论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要使它在中国深入发展下去，必须清算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虽然毛泽东的《实践论》后来加了一个副标题“论知与行的关系”，《对立统一法则》后来改为《矛盾论》，但这一切都是后来的事情，换言之，明确地提出并着手批判继承传统遗产至迟也是1938 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表讲话以后的事。两论的主题或“集中意识”并不在这里，如前所述，两论的主旨是从哲学上透彻地批判“左”倾教条主义。但这并不否定两论与传统哲学的继承关系。恰恰相反，两论的形成，传统哲学起着非常重要的“支援意识”的作用，这至少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得到说明：
其一，两论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是毛泽东政治军事思想的哲学升华，而在毛泽东政治军事活动及其思想形成过程中，传统哲学中的优秀文化遗产对他的潜移默化而形成的“支援意识”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参加革命之后，并没有学过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并没有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他接受了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学说，接受了列宁的建党思想与俄式革命道路。但由于中国国情的极其特殊，仅靠这些理论是不能具体地找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之路的。正如他后来在《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中所回忆的，他后来进了共产党，只知道是搞革命。革什么？如何革？当然，革帝国主义、革旧社会的命。帝国主义是什么东西？不甚了了。如何革，更不懂。可以说，他这时的“集中意识”是寻找如何革命的现实道路的具体答案。他也回忆到以前信过孔夫子，受过十几年的教育，对于革命用不着。这些封建的意识形态当然是不能用于革命的，但阶级斗争理论要具体应用于中国的特殊国情，也是不容易的，尤其不能生搬硬套。在处理这些现实问题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哲学中那种注重“实践”、“实习”的思想对他潜移默化而形成的“支援意识”的重大作用。他在接受阶级斗争学说后，只得着手“老老实实地来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①了；对于农村各阶级、各阶层的关系，“我花了十几年的功夫，才搞清楚”②。正是在这种注重实践、注重现实的基础上，毛泽东找到了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独特的革命道路。但随之而来的武装斗争和游击战争也不是马克思主义书本里能够找到的。在这里，传统兵家的辩证思想又成为毛泽东处理现实军事活动的重要的思想资源。中国辩证法思想最深刻地体现在兵家思想中。李泽厚曾很有见地地指出，要真正地了解中国古代辩证法，要了解为什么中国古代辩证观念具有自己的特定形态，应该迫溯到先秦兵家。兵家把原始的神秘的阴阳观念多样化、世俗化了，既摆脱了巫术宗教的神秘衣装，又不成为对自然、人事的纯客观记录，而形成一种在主客体“谁吃掉谁”的迅速变化着的行动中简化了的思维方式。它具有把握整体而具体实用，能动活动而冷静理知的根本特征，这是中国辩证思维的独特灵魂①。毛泽东青年时
① 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50 页。① 《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第22 页。② 《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1964 年8 月18 日。①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82～83 页。代，诸子百家，无所不窥，谙熟《孙子兵法》，史书中的战史战例，小说中的战争场面，深受兵家传统的熏陶。这对于他后来从事军事斗争，是一种丰厚的思想资源或“支援意识”，它在实际中的运用或许是不可明言的，甚至是不自觉的，但的确是毛泽东对付现实环境的重要思想依据。1965 年毛泽东在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说，他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都讲过打仗，但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汪澍白先生对此评论说：“我领会这段话的意思，并不是说打仗毋需研读兵法，而是说，只有平时学的功夫深，达到了‘得意忘言’的境界，到作战时，对敌我形势又‘了如指掌’，才能运用自如，不着一丝刀斧痕。”②这可说是点到关键上了，所谓“得意忘言”的境界，类似于那不可明言或并不自觉的“支援意识”；所谓“不着一丝刀斧痕”，正表明毛泽东军事辩证法与传统兵家辩证思维的暗合无隔，但到总结经验，写作军事著作时，古书又都被一一请了出来。至于毛泽东与传统兵家智慧的具体关系，前章多所论列，此处毋需赘述。总之，传统知行学说与辩证法思想中的优秀遗产，正是通过毛泽东具体的政治军事活动及其思想而被吸纳到两论之中的。这是在探讨两论与传统哲学的继承关系时应当充分注意的一个问题。
其二，传统哲学也是毛泽东写作两论时的重要思想资源。从整体上看，两论所体现出来的那种实践性格，诸如强调认识要指导实践，以实践为目的，要求注意抓关键，在现实时空中通过主观努力转化矛盾的主次方面，以及对矛盾特殊性的精细分析等等，的确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的问题不在于说明世界，而在于改变世界的根本观点。但毛泽东之所以注重了这一点，之所以在现实的政治军事斗争中具体实现了这一点，之所以在他的政治军事思想中体现了这一点，确乎与传统哲学中轻抽象的概念思辨、重现实实用的所谓“实用理性”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从两论的一些具体论述上来说，我们也可以看出传统哲学对于毛泽东理解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意义。《实践论》在批判教条主义者、强调知识来源于实践与感性经验时说：“你要有知识，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这与颜习斋强调必“亲手下一番”、“箸取而纳之口”，才能识别蔬菜的味道，只有通过“诊脉、制药、针灸、摩砭”的实践，才能“疗疾救世”，两者不但命意相同，而且措辞也相仿佛；30 年代苏联的哲学教科书并没有区分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只说明了认识来源于经验。《实践论》独特地提出“一个人的知识，不外直接经验的和间接经验的两部分。”强调“在我为间接经验者，在人则仍为直接经验。因此，就知识的总体来说，无论何种知识都是不能离开直接经验的，”①这样对知识来源的理解，可以溯源于墨子，墨子肯定知识的来源是“闻知”（间接经验）与“亲知”（直接经验），并且特别重视“亲知”。为通俗地解释这种认识来源的观点，《实践论》原稿中说：“中国商人有一句话：‘要赚畜牲钱，要跟畜牲眠’，这句话对于商人赚钱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在说明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时，《实践论》解释说，《三国演义》上所谓“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人在脑子中运用概念以作判断和推理的功夫。这也说明传统兵家智慧对于毛泽东理解
② 汪澍白：《试论毛泽东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的继承关系》，载《求索》1982 年第6 期。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288 页。认识深化过程的意义。至于传统辩证思维方式，尤其是兵家的辩证运思方式，对于毛泽东理解对立统一规律，则显得更为突出。如《矛盾论》在说矛盾的普遍性时，也未忘记战争中的攻守、进退、胜败等矛盾现象；在说明研究矛盾特殊性、尤其是了解矛盾各方面情形的意义时，毛泽东引《孙子兵法》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名言、《水浒传》中三打祝家庄的故事加以阐明，并说：“《水讲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①《矛盾论》对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这一“辩证法的精髓”在原槁中的理解和论述，可以说是地道的中国式的：“因矛盾之各个特殊，大宇长宙，无一同者，变化无穷，其存也暂，所以是相对的。苏东坡说：‘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照现在的意思来说，可以说他说的是矛盾的特殊性，相对性；‘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说的是矛盾的普遍性，绝对性。这一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的道理，是矛盾学说的精髓，懂得了他，就可以一通百通，古人所谓闻道，以今观之，就是闻矛盾这个道。”所有这些，并不仅仅是一个表达形式的通俗化、民族化和中国特色的问题，而且更是一个理解的思想基础、知识背景与内容吸收的问题。
“支援意识”在理论与知识的创造性过程中，乃至对现实事件的处理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它愈是丰厚，就愈具有创造性。两论与传统哲学的继承关系，由此可以得到说明。但是，“支援意识”毕竟不是“集中意识”，它并不等于创造性的结果。传统哲学在两论的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受到两方面的矫正，一是现实的政治军事实践活动，二是外来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由于这两方面的影响，两论不仅继承而且转化了传统哲学，这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
其一，把传统的伦理道德意义上的知行观转化为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与认识论。传统哲学关于知行关系的讨论，虽然也涉及到了一柴认识论问题，但主要局限在伦理道德与修身养性的范围。“知”主要是对道德规范的认识，“行”主要是道德规范的践履。孔子强调“智”，即是要求道德的自觉；倡导“行”，也是“行之以志”①、“行义以达其道”②。后来宋明理学关于知行问题的讨论，便是沿着这一轨道进行。正是因为局限于伦理道德来讨论知行观，所以就发生先后、难易、轻重的争论。到了近代，孙中山把科学实验与政治行为列入“行”的范围，应该说是对“行”的概念的一个突破，但他也仍然没有从社会历史实践的角度来界说；在知行关系上他主张的仍是“知难行易”、“知行分任”说。《实践论》从根本上突破了这些界限。毛泽东一方面置身于严酷的现实的阶级斗争与政治军事活动之中，使他能够从中抽象和总结出科学的实践概念；另一方面，他主要是接受了30 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观点，从而对“行”、对实践概念作了科学规定，从人的社会性、人的历史发展去考察实践与认识问题，把阶级斗争、生产斗争与科学实验作为实践概念的基本内容。同时，他总结了中国革命胜利、失败的反复经验，批判教条主义者理论脱离实践的错误，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辩证地论述了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践、知与行的具体历史的统一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应该说，这不仅是对传统知行理论的一个根本转
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313 页。① 《论语·颜渊》。② 《论语·季氏》。换，而且是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创造性贡献。
其二，脱去古代辩证法的朴素衣装，把它提扬到现代唯物辩证法的高度。《矛盾论》指出：“辩证法的宇宙观，不论在中国，在欧洲，在古代社会就产生了。但是古代辩证法带着自发的朴素的性质，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还不可能有完备的理论。”①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朴素性质，特别表现在它的具体经验性。古代思想家们看到了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现象，但他们在思考、描述时始终保持着矛盾对立项的具体性，而未上升到抽象的形式。《易经》用吉凶、乾坤、泰否、谦豫、损益等等表示矛盾的对立统一；《易传》企图从天地、男女、君臣等概括出“一阴一阳之谓道”，仍是直观的思维形式；《孙子兵法》中所列举的诸多对立项更是如此；《老子》这样高度抽象的哲学，尽管把矛盾的普遍性提扬为“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搏之不得”的“道”，也仍然保留着具体经验的特征。中国辩证法的这一直观朴素的性质一直到近代谭嗣同的《仁学》中仍余韵犹存。毛泽东在战争实践与军事著作中所娴熟运用的也是传统兵家的那种具体经验性的辩证思维方式。《矛盾论》尽管充满着大量的政治军事与现实生活的例子，但毕竟把这一切提升到对立统一的根本规律的高度进行阐述，脱去了传统辩证法的直观朴素的经验性质。这一转换应该说得力于毛泽东对现代唯物辩证法的钻研。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脱胎于黑格尔的纯粹抽象形式的逻辑概念辩证法，保留了它的抽象形式，又赋予它以现实的内容。《矛盾论》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这些特点，而不同于古代朴素辩证法。
其三，从现实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出发，批判了古代哲学中传统观念。两论的根基在于现实的政治军事实践，只有这才是毛泽东的“集中意识”。无论是古代哲学遗产，抑或是30 年代的哲学教科书，只有在其内容符合现实需要时才被吸纳到两论之中，与现实需要无关甚至相反的观念，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忽视或批判。就两论对中国古代哲学遗产而言，这点显得很突出。《实践论》可以说是对“知先行后”说的根本否定，而且在行文中也明确批判“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见解。《矛盾论》也指出：“在中国，则有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曾经长期地为腐朽了的封建统治阶级所拥护。”①很多研究者认为《矛盾论》最富有中国特色。但如果深入地考察，毛泽东除了真正继承传统兵家辩证法之外，他的《矛盾论》所表达出来的思想世界与许多传统辩证观念是完全相左的。传统的阴阳二元对立的矛盾观念，把“天道”、“地道”、“人道”统一起来，强调对立中的和谐，变易中的不易，在现实中的要求是建立一整套社会规范与秩序：“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②；与儒家不同的老子学说，虽然从“金玉满堂，莫之能守”的现实中看到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的矛盾转化现象，但它仍然非常执着地肯定矛盾的一方，如“守雌”，“贵柔”等等，以防矛盾的激化与转化。因此，传统的矛盾观念，特别是在儒家那里，它的实质是要求矛盾双方的和谐、互补、不变和统一。《矛盾论》的现实基础与此完全不同，它是政治军事上的激烈斗争的世界，是矛盾双方相互斗争着的，是一方侵犯、吃掉另一方的世界。因此《矛盾论》强调矛盾双方的转
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303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301 页。② 《易·系辞上》。化，矛盾斗争的绝对性，这就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性质相去甚远了。
总起来看，两论既继承又从根本上转化了传统哲学。而这一切，包括两论与30 年代的辩证唯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关系，都是以现实的政治军事斗争为基础的。两论是以现实实践为深厚土壤，以传统哲学与辩证唯物主义为思想来源而形成的哲学篇章。而从根本上来说，两论以哲学形式表达出来的内容，正是毛泽东的政治军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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