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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独创体系的诞生
毛泽东的军事理论，根源于10 年内战的深厚的实践土壤，是党内在军事路线上激烈争论的理论总结，乃发愤之作。同时，这一独具特色的军事体系又是更为广阔的抗日救亡的现实民族战争的理论表现，也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应用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战争环境而获得的丰硕成果。
一血战史的理论总结
毛泽东似乎并不喜欢枪杆子，并不喜欢战争。在他的煌煌军事大著中，他都以浪漫的激情声称：“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①，“从此以后，人类将亿万斯年看不见战争。”
②这多少透露出他早年对“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的大同境域的向往。但历史的逻辑规定了他，同时也是他的自觉选择：不要战争必须进行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③。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中，他悟出了枪杆子和军队的重要性，于是他起义、上山，开始游击战争与创建根据地，开始了刀光剑影的战争生涯。这当然是一条艰难的充满着血与火的道路。它面临着许多特殊的、书本上找不到答案的棘手问题，而军事斗争则显得尤为突出。“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得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锗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④..残酷的军事斗争，特别是幼小红军与强大敌军的拼搏，使得军事上的战略战术的正确与否，具有生死攸关的立杆见影的实践后果，如兵力的分散与集中的问题，在战斗中，“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⑤正是这种严酷的战争环境，迫使毛泽
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86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74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475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47 页。④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63 页。⑤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67 页。东等人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它们并不是根据某种理论原则推导出来的，而是由血与火的实践逻辑所规定的。“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相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扩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①这就是所谓的游击战术：“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等。这种游击战术也迅速扩散到其他根据地。如“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鄂西）；“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就跑”、闽北），有效地指导了红军初期的军事斗争。
勿庸说，这是相当朴素的东西，它是适应红军初期小部队作战的形式，但其中却蕴含着丰富的战争经验与智慧，毛泽东尔后的军事理论正是从中萌芽与生长出来的。1930 年，红军经过3 年的游击战争，己发展到10 万人，创建了10 余个根据地。6 月，红军主力开始整编，创建了正规军团，统一和健全了编制，在组织上实现了从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同时也迎来了蒋介石大规模的“围剿”。毛泽东亲自指挥了中央根据地的三次反“围剿”战役，“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时是军事原则的新发展阶段，内容大大丰富起来，形式也有了许多改变，主要地是超越了从前的朴素性。”
②这就是说，毛泽东反“围剿”时期的军事思想虽然脱去了朴素的外衣，但也还未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它只是在形式上有了改变，在内容上丰富起来。因此“基本的原则，仍然是那个十六字诀”③。因为当时的运动战只不过是扩大了的游击战，敌我力量还十分悬殊，传统的作战原则仍然有效；同时，紧迫的战争环境也容不得毛泽东去作军事理论上的思考。正是这种理论上的不足，毛泽东成了“国际派”讥笑和攻击的一个因素：“红军中狭义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①当然，更主要的是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战术根本上就是与王明“左”倾进攻路线相对立的。进攻路线从“目前中国革命形势转到了一个新局面，中国统治阶级在全部崩溃”的局势估计出发，认为“当前红军作战的环境和任务，不仅在政治上有了一个新的转变，同时在敌我力量对比上，在地理条件上..有了与过去不相同的条件，因此红军一切的建设必须根据当前和将来作战的环境和任务转变过来，建筑在大规模的作战基础上”②，要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红军要巩固战斗力，要有正规的特科技能，进行“堡垒战、白勺战、街市战”③。因此，在进攻路线的领导者们看来，“目前红军中表现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游击主义的传统”，它是“目前红军须要适应于大规模作战中（的）最大障碍”④。从此，“反‘游击主义，的空
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03～104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204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204 页。① 《红军问题决议案》，1931 年11 月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② 1931 年11 月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红军问题决议案》。③ 1931 年11 只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红军问题决议案》。④ 1931 年11 月中共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红军问题决议案》。气，统治了整整的三个年头。”⑤毛泽东因此被排除在军事领导之外，去作经济工作了。进攻路线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中开始实行军事冒险主义，最后变成军事逃跑主义，其导致红军的惨败就无需赘言了。
如上所说，军事斗争具有立杆见影的生死效果，实践使红军将领认识到了军事指挥的正确与错误之所在。在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重新获得了军事指挥权。我们常说遵义会议在关键时候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这后就其最直接的意义而言，就是“四渡赤水”之战。当时最迫切的问题就是如何摆脱强敌的围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毛泽东愈是在最险恶的环境中，愈是显示出其坚定的意志与军事指挥才能，他重新运雨其原本行之有效的战略战术。“‘四渡赤水，战役，是一场非常高超的运动战，红军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挥与部署，时南时北，忽东忽西，又进又退，迂回穿插于数十万敌军之间，生龙活虎，处处主动，而敌人则被弄得扑朔迷离，晕头转向，处处挨打，疲干奔命”①。这种地道的中国式战法，自然使洋人李德不能理解：“行军越来越成为一场退却，有时竟变成了道地的逃窜”，“红军在一条弯弯曲曲的路线上行进”，“队伍时而并行，时而前进和后退，时而迂回和佯攻，有时甚至是在兜圈子。”②然而事实证明，正是这种战法，使红军在“关键时候”脱离了危险。
“国际派”的进攻路线在铁的事实面前已彻底瓦解了，但尔后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却受到张国焘的挑战。张一方面也攻击毛泽东的“游击主义”：毛“鄙薄当时军事典籍所载的一切，认为都是陈腔滥调，他要不受拘束地发挥他的游击天才”，“一般说来，我们当时都是一些游击专家，多少与毛泽东有相同的气质，不过他在这方面发挥得最明显，连我们都有点觉得他太离谱了”③；另一方面他说毛泽东害怕蒋介石的飞机大炮，把毛的北进主张说成是逃跑主义，但事实又证明，真正实行右倾机会主义与逃跑主义的是张国焘自己。
毛泽东的军事理论正是在这枪林弹雨的血战史中孕育出来的。在马背上毛泽东还来不及系统思考理论问题，只能一边战斗，一边以充满浪漫激情的诗词描绘那一幕幕的战争场面。待到红军到达陕北，统一战线在望，环境相对稳定下来，这时倒不是用闲情逸致的心情去吟唱那铁马金戈，血战的实践形式变成了思想形态，诗意情怀化为深沉的理论思考。
这种理论思考当然首先是针对过去党内军事上的两条路线斗争而发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①对这场争论，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已作出了结论，会议所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批判了“左”倾军事路线，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其在政治上的意义自不容低估。但应看到，这场争论虽然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得到了解决，但并没有在思想上征服对方，会议上的激烈争论，充分表明了这点。同时《总结决议》也只是张闻夭根据毛泽东在会上的发言而起草
⑤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205 页。① 伍修权：《遵义会议的光辉不容玷污》，《红旗》，1981 年第21 期。② 李德：《中国纪事》。③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 册，第1156、1129 页。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题解。的，并非毛泽东亲自所作。而且《总结决议》也只是战略战术的经验陈述，并未上升为理论形态。从理论的层次上来说，它并未真正解决这场争论。因此真正从理论的高度来总结这场争论，就成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的重要主题。所以毛泽东说：“历史告诉我们，正确的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不是自然地平安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而是从斗争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方面，它要同‘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它又要同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不同这些危害革命和革命战争的有害的倾向作斗争，并且彻底地克服它们，正确路线的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我在这本小册子中时常提到错误方面的意见，就是为了这个目的。”②..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是对红军血战历史的总结。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处处以过去的战争经验为立论依据，进行军事理论的创造。它是一部优秀的内战史，又是一部辉煌的军事论著，是一部土地革命战争历史与军事理论高度统一的著作。过去的血战历史以物化形态（战争）表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军事理论，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则从理论的高度再现了过去的战争历史。因此，从根本上说来，正是在红军残酷的战争实践的基础上，毛泽东创立了他那独特的军事理论。
二现实的迫切需要
毛泽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写于1936 年12 月，《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与《论持久战》作于1938 年5 月。他这时热衷于军事理论的研究，最终是出于现实的需要，这个现实就是抗日救亡。
1935 年12 月，中国共产党实现政治主题的转变之后，主要集中于倡导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开始注意和研究抗日战争的战略和战术问题。1936 年7 月，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时，就已对抗日战争发展的基本趋势作了大概的描绘。当斯诺问到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是什么时，毛泽东说：“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除了调动有训练的军队进行运动战之外，还要在农民中组织很多的游击队..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①。这可以看作是红军战略战术在民族战争条件下的运用。因此，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不久后写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虽然是对过去战争经验的理论总结，但同时也是现实的迫切需要。新的战争危机表明，敌强我弱依然是未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特点，如果不能树立正确的战争指导思想，就可能重新发生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的错误。虽然战争条件起了变化，但系统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对红军进行科学的适应中国特点的军事理论的教育，使之在新的战争中有一个科学的指导思想，就成为一项严重而迫切的任务。这一点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已非常明显：“在新的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阶段上，我们将引导
②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86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444～445 页。中国革命走向完成，也将给予东方和世界的革命以深刻的影响。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十五年的革命和战争，已经锻炼出来这样一条政治的和军事的路线了。今后战争的新阶段，我们相信，将使这样的路线，根据新的环境，更加发展、充实和丰富起来。”①因此，《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体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这不仅在于它标志着毛泽东军事理论的成熟，而且在于它上承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下启抗日战争的军事指导战略。《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以致解放战争时期的“十大军事原则”，不过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军事思想在新的战争条件下的运用、丰富和发展罢了。
如果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更主要的还是总结过去的战争经验与军事争论，那么，毛泽东写于抗日战争前期的军事著作则是直接回答现实的迫切问题。
毛泽东在1938 年指出，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两个过程可以划分为四个战略时期，其间存在着三个战略转变②：第一是国内游击战争向国内正规战争（运动战）之间的转变，这一转变使红军从小股游击部队发展为正规部队，从完全的游击战争转变为带有游击性的运动战。虽然在这一转变中同时也导致了军事冒险主义，但就其战略转变的性质而言，是一大进步，使红军成功地打破了蒋介石大规模的三次“围剿”；第二次转变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以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三次则是抗日游击战争向抗日正规战争的转变。其中第二个转变是把党所领导的军队从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这“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困难的。”①它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必要转变，但同时却引起了一场严重的争论，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就是为了批判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而写的。
就国民党方面来说。以蒋介石为首的统治集团一开始就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并把抗日的胜利寄希望于国际的干涉，根本就不愿意发动广大农民进行游击战争，也因此否认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性。就共产党方面来说，毛泽东提出了全面抗战路线，并开始酝酿、讨论红军的作战方针和战略转变问题。1937 年9 月21 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好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毛泽东作出这一决策，不仅仅是从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原则出发，而主要是根据于抗日战争中的敌、友、我三方面的具体情况。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它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小国，却是一个军事强国；友军是以前的敌人，即国民党军队，对共产党仍抱有仇恨心理；八路军数量少武器差，即使集中起来打运动战，不但不能对日军构成威胁，反而有被包围与歼灭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发挥自己的特长，深入敌后，一面打游击，一面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根据地，就会造成日军后顾之忧，对之构成严重威胁，在战略上配合正面战场，并逐渐发展为最后战胜日寇的决定性力量。因此，八路军的这一战略转变，表面
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85～186 页。② 见《毛译东选集》第2 卷，第550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51 页。上是一个退步，实际是一个进步，它“关系于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关系于中国共产党的前途非常之大。”②但毛泽东的这一决策，并未获得广泛的理解。在1937 年8 月的洛川会议上，对游击战与运动战的主次关系就有不同的认识，也未充分交换意见。会后基本上按毛泽东的战略方针执行。9 月25 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指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坚决执行这一方针，并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文。是年底，王明回国，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对党的政策提出了批评。他不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在政治上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而且在军事上，也从这一口号出发，提出“受蒋统一指挥”，指斥了刘少奇的《抗日游击战争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文，反对八路军新四军在统一的抗日任务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的伟大作用，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国民党军队的“正规战”，要求党把主要精力放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城市的合法运动上。对于王明的这些意见，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辨别和解释，继续强调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重要性。由于王明挂着共产国际的招牌，他的观点使许多与会者产生盲目的信赖，连忙检查过去的工作，承认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连彭德怀也有点茫然：“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回去传达就只好是，毛主席是怎么讲的，王明又是怎么讲的，让它在实践中去证明吧。”①
1938 年2 月至3 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又召开政治局会议，王明仍未改变立场，在军事问题上，他仍指望通过外援组建几十个有新式武器装备的师团，仍然反对八路军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发言中着重讲了军事问题，强调坚持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为此必须创造许多抗日区域，形成敌我之间的包围与反包围，并从游击战争中创造出大兵团，过去红军就是从许多小队伍扩大起来的②。会后王明继续回武汉主持长江局的工作，仍然把重点放在大城市和同国民党的谈判上，无视中央关于发展游击战争的指示。所以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说，关于从运动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曾经在中央和一部分军事干部之间发生过严重争论”①。为了回答这一问题，1938 年5 月毛泽东写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胜日寇的战略高度来进行论述，并阐述了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为何具有战略的意义，具体说明了抗日游击战争中的战略战术、建立根据地以及向运动战发展等重大军事理论问题。“其结果，在抗日时期内，在一九三七年只有四万余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时就发展成为一百多万人的大军，并创建了许多革命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起了伟大的作用..而到一九四六年（蒋介石）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时，由八路军新四军编成的人民解放军就有力量对付蒋介石的进攻了。”②《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也因此成为毛泽东军事理论体系中的光辉篇章。如果说《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主要是回答当时党内的争论，正确
②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51 页。① 《彭德怀自述》第266 页。② 1938 年2 月28 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①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551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404 页，《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题解。解决党所领导的军队的战略方针问题，那么同时期的另一论著《论持久战》则主要是从全国范围内论述有关抗日战争的重大问题。
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与日本侵略者进行的一场空前规模的决死战争，人们普遍关心这场战争的发展趋势与结局。对此，当时有三种看法。第一是亡国论，这一论调实际上在抗战爆发以前就存在。就国民党当局来说也患有严重的恐日病，蒋介石曾于1934 年散布过“三天亡国论”。他说：对日本“如果不待时而动，贸然作战，那只是败亡而已！不仅十天之内，三天之内他就可以把我们中国所有沿江沿海的地方都占领起来。”③抗战以后，这种亡国论调为亲日派承袭。汪精卫被日军的猛烈炮火所吓倒，积极散布失败主义谬论，策划促使蒋介石对日投降，提出“大战必亡”论，公开发表《最后关头》的广播讲话，散布“抵抗就是牺牲”，“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亡国论。在他的影响下，一些国民党高级将领和文官，以周佛海为首，形成了一个“低调俱乐部”，酝酿“和平运动”①，这种亡国论严重影响了抗日士气，导致降日逆流，影响极坏。第二是速胜论，早在1937 年“八·一三”事变时，国民党中有些人就说“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变化，苏联一定出兵，战争就可解决。”台儿庄胜利后，有些人主张徐州战役是“准决战”，“是敌人的最后挣扎”②。这种速胜论也影响到共产党内，认为国民党一抗战，与共产党一起配合，日本不值一打。这种观点导致轻敌思想和错误的军事战略，同样不利于抗日；第三是持久论。这一观点也为当时许多人所主张，其中蒋介石也是一个代表。他以前鼓吹亡国论，主要为他的“安内攘外”政策作辩护。抗战以后又想依靠外援迅速解决战争，但他还是比较清楚地看到这是一场持久战，1937 年8 月18 日，蒋介石发表《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获胜的要道》一文，指出对付日军速决的办法之一，“就是持久战、消耗战”，“因为倭寇所恃的，是他强横的兵力，我们就要以逸待劳，以拙制巧，以坚毅持久的抗战，来消灭他的力量..他不能实现速战速决的企图，就是我们的胜利。”③但蒋介石并未解决为什么是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的问题。因此在实际作战中却实行与持久战方针相反的单纯政府抗战和阵地保守防御，导致国民党军队与日作战接连失败。上海、太原、南京、武汉相继失守后，蒋一面声称抗战，一面则暗中谋和，大大违背了他的“持久抗战的决心”。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正是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而写的，痛驳了亡国论，唤醒速胜论的梦想，阐明了为什么是持久战，根据10 个月的抗战经验，准确地揭示了抗日战争发展的规律——从防御到相持到反攻三个阶段，并具体论述了如何进行这场持久战的方法，规定了抗日战争三个阶段的相应的战略战术。《论持久战》的逻辑内容就是抗日战争的历史过程，二者达到了高度统一。它因此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中的瑰宝，也是军事理论史上的空前绝唱。
三独创体系的方法论
③秦孝仪主编：《蒋总统集》第1 集，第795 页，（台）中华学术院1974 年版。
① 参见《汪精卫集团投敌》，第199～200 页。②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441～442 页。③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 册，第1073 页。不可否认，毛泽东在总结战争经验、写作他的军事著作时，的确参考了一些军事理论书籍，阅读了一些马列著作。但也应当看到，他并没有多少时间在卷帙浩繁的马列著作中去寻找他们的军事理论，尤其是在紧迫的战争环境中，更是如此。至少毛泽东自己就说过：“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①到了陕北，毛泽东总结战争经验，写作他的军事著作时，他的最基本的论点就是反对把各种军事理论套用于中国革命战争。江西时期和遵义会议上，毛泽东被指斥为“你懂什么马列主义！”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回敬道：“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情况具体分析。”②这就是毛泽东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而不需要更多的马克思等人的军事理论去论证他的各种观点。
因此，从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出发，注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经验、特殊，并把这种特殊和经验尽量提高到一般与理论的高度来论述，这就是毛泽东创立军事理论的方法论原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第一章辟头就指出“如何研究战争”，提出了研究战争的方法论问题。这种方法论的主旨就在于突出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性。战争或革命战争虽然比较其他的活动有它的特殊情形和特殊性质，但在其自身领域内仍然是抽象的和一般的东西，它总是寓于特殊的战争或革命战争中。因此毛泽东思考的焦点是在中国的特殊环境内和特定的阶段内所进行的革命战争，如果不了解它的特殊性，“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①。一般的战争、苏联十月革命的战争乃至中国20 年代的北伐战争的经验如果套用到中国后来的红军战争或抗日民族战争，必然是削足适履，要打败仗。因此，“我们固然应该尊重过去流血的经验，但是还应该尊重自己流血的经验”；“我们固然应该特别尊重苏联的战争经验..但是我们还应该尊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因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军又有许多特殊的情况”；“我们只应该采用北伐战争中那些在现时情况下还能适用的东西，我们应该按照现时的情况规定我们自己的东西”②。
因此，注重战争的特殊性，就是注重战争的时间、地域和性质，“从时间的条件说..各个历史阶段有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从战争的性质看，革命战争与反革命战争，各有其不同的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从地域的条件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特别是大国家大民族均有其特点，因而战争规律也各有其特点”，凡此种种都规定了“不能呆板地移用”，“应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③，反对搬用书本或套用一般的战争公式来规范或抹煞战争的特殊性。
对于一个具体的战争而言，如何找出其特殊性从而发现战略上的指导规律呢？首先是要照顾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全局与局部当然是相对的，但对于某一确定的战争、战区、战役来说，全局与局部是固定的。战争的全局是由
① 毛泽东：《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1965 年12 月。②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87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71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72～173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73 页。局部构成的，这里的特殊性就在于从全局出发找出那对全局起决定性作用的局部的东西，有的“连战皆捷”却因“一个败仗”而全盘皆输，有的“连战皆败”却因“一个胜仗”而转败为胜。在这里，“连战皆败”或“连战皆胜”都是无关宏旨的局部东西，而“一个胜仗”或“一个败仗”则是关涉全局的紧要东西。因此，“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①其次，这种对具有决定意义的特殊东西的把握，以及据此而确定的战略指导规律，仍然“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规定，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去规定”②。这就需要知己知彼，“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③这都是不能从书本上学到的，它勿宁说是一种如何行动的逻辑，只能从特殊的环境和战争经验中去获得。“战争的学问拿在讲堂上，或在书本中，很多人尽管讲得一样头头是道，打起仗来却有胜负之分”④，关键就在于能否从特殊的环境中找出自己的行动逻辑。
毛泽东指挥过许多震惊中外的大战役并获得胜利，究其根源，就是运用了上述方法。他在考察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时，更是从理论高度赋予这种方法以一般的意义，并运用这种方法，深刻揭示了中国国内革命战争与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规律，确立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
按照毛泽东的方法，要揭示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注重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就具有极端的“重要性”⑤。他认为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主要有四个：第一，中国是一个经过了大革命时期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大国；第二，敌人的强大；第三，红军的弱小；第四，共产党的领导与土地革命。第一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可能；第二和第三个特点形成敌强我弱的尖锐对比，这就规定了中国革命战争不可能很快取得胜利，弄得不好，还可能失败。这就“使红军的作战不能不和一般的战争以及苏联内战、北伐战争都有许多的不同”① “红军的战略战术，是在这种尖锐的对比上发生的。”②这些特点的彼此映对，(，) 成为“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规律，许多规律都是从这个根本的规律发生出来的..谁要是睁眼看不见这些根本性质的规律，谁就不能指导中国的革命战争，谁就不能使红军打胜仗。”③由此，毛泽东总结和规定了红军作战的独特的战略战术。
抗日战争比国内战争具有更多的复杂的参考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新四军应采取什么战略？整个民族战争的发展趋势如何，应采取什么作战方针？毛泽东仍然认为要从其特点出发。就八路军和新四军而言，如上所述④，他从敌、友、我三方面的特点出发，规定了八路军和新四军队运动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开展敌后武装斗争，创立根据地，并确立了与之相适应的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76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76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78 页。④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78 页。⑤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86 页。①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89 页。②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90 页。③ 《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191 页。④ 见本节第二个问题。战略战术。就整个抗日民族战争而言，毛泽东分析了敌我双方相互映对而又各自相互矛盾的特点，这些特点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⑤毛泽东正是根据这些特点，充分地论证了中国既不能亡国，也不能速胜，而是一场持久战，天才地预示了这场战争的发展以及应采取的战略战术。其分析之细入毫芒，其论证之令人心折，已是众所周知的事了。
总之，毛泽东的军事理论不是书本和马列词句所能规范的，他只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借来了“望远镜”和“显微镜”（毛泽东语），这就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注重特点。在那令人扑朔迷离的战争环境中，他运用这一方法纵横游刃，解难析义，故能独辟溪径，戛戛独造，自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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